張栻的道統思想及其對儒家道統傳(chuan) 承的貢獻

作者：毛麗(li) 婭（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1期

摘    要：中國道統意識自古有之，仁義(yi) 之道構成了儒家道統思想的核心內(nei) 涵。張栻主張傳(chuan) 儒家聖人之道，認為(wei) “仁”為(wei) 四德之長，強調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張栻論及儒家道統之傳(chuan) ，推尊周敦頤、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間，張栻已經形成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北宋諸儒的道統思想；以儒家經典為(wei) 載體(ti) 、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講學授徒、立祠供祀倡揚儒家道統，重視義(yi) 理解經、開義(yi) 利之辯，強調傳(chuan) 道濟民、經世致用，對儒家道統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guan) 鍵詞：張栻； 道統思想； 仁說； 周敦頤； 二程；

關(guan) 於(yu) “道統”研究，新中國建立以來，馮(feng) 友蘭(lan) 、張立文、湯一介等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已有關(guan) 於(yu) “治統”與(yu) “道統”的討論【1】。改革開放以後，有關(guan) 道統、道統思想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學界肯定朱熹對儒家道統思想體(ti) 係建立的貢獻，但對張栻的道統思想卻著墨不多，其在道統史上的地位多為(wei) 朱熹遮蔽。近年來學界對張栻的相關(guan) 研究已有進展，在論及宋代道統論、朱熹道統論及相關(guan) 研究時兼及張栻。如美國漢學家田浩關(guan) 注到張栻在南宋道學史上的地位。【2】德國學者蘇費翔認為(wei) 12世紀開始用於(yu) 學術傳(chuan) 統的“道統”，李流謙在寫(xie) 給張栻的父親(qin) 張浚的一封信中使用了“道統”一詞，並考據這一用法在1164年（張浚逝世）之前，比朱熹用“道統”一詞的時間更早。【3】胡傑也通過對陳平甫與(yu) 張栻交流的研究，考證陳平甫與(yu) 張栻交流提出“道統”的時間比朱熹更早【4】。陳逢源在論及朱熹與(yu) 張栻融通“靜”“敬”，辨析“中和”“仁說”，完成學脈聯結【5】。目前從(cong) 儒家道統傳(chuan) 承的維度對張栻研究還不夠，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探討張栻的道統思想及其貢獻。

一、道統之道：主張傳(chuan) 儒家聖人之道

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中便有了道統意識。自從(cong) 唐代韓愈提出道統說以來，曆來論說道統者都從(cong) “道”與(yu) “統”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理解。從(cong) 儒家道統之道而言，“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範疇，孔子提倡仁，孟子提出仁義(yi) 之道，主張仁政，仁義(yi) 之道構成了儒家道統思想的核心內(nei) 涵。唐代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yu) 外之謂德。仁與(yu) 義(yi) 為(wei) 定名，道與(yu) 德為(wei) 虛位。”到宋代，仁說也是儒家道統的核心。張栻對儒家道統的重視，同樣體(ti) 現在對儒家道統思想核心內(nei) 涵的論說。在張栻的思想體(ti) 係中，仁說也是核心。他在《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說：“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也。”張栻所言“傳(chuan) 斯道”顯然是傳(chuan) 儒家聖人之道，“至於(yu) 孔子，述作大備，遂啟萬(wan) 世無窮之傳(chuan) 。其傳(chuan) 果何異？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wan) 物者也……善乎，孟子之得傳(chuan) 於(yu) 孔氏，而發人深切也！”【6】明確指出孔子開萬(wan) 世無窮之傳(chuan) ，孟子之得傳(chuan) 於(yu) 孔子。

張栻的仁說不僅(jin) 散見其眾(zhong) 多著述，而且，張栻專(zhuan) 門編著有《洙泗言仁》。根據《張宣公年譜》，該書(shu) 成書(shu) 於(yu) 乾道六年（1170）。乾道七年（1171），張栻作《洙泗言仁序》。乾道九年（1173），“朱公元晦作《仁說》，公連與(yu) 書(shu) 詰難釋疑。”同年，張栻“改定自撰《仁說》”，並“改易《言仁》諸說。”期間圍繞“仁”說，張栻與(yu) 朱熹之間、朱熹與(yu) 範伯崇、吳晦叔之間多有書(shu) 論往複，從(cong) 中也不難看到張栻仁說的變化。

（一）仁為(wei) 四德之長

張栻將仁與(yu) 義(yi) 、禮、智並論，認為(wei) “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yi) 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文集》卷一八《仁說》，《張栻集》，第1031頁）仁為(wei) 人性四德之一，而且，論及四德之間的關(guan) 係時，認為(wei) 仁是基礎，“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wei) 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yu) 情，則為(wei) 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嚐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wei) 體(ti) 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同上，第1031-1032頁）認為(wei) 為(wei) 仁的關(guan) 鍵是“克己”，“是以為(wei) 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yu) 性者無所蔽矣。”認為(wei) 仁、義(yi) 、禮、智四德是由仁來推動的，“夫靜而仁、義(yi) 、禮、智之體(ti) 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yi) 位置固不容相奪倫(lun) ，然而惟仁者為(wei) 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yi) 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wei) 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wei) 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wei) 要，而為(wei) 仁其可不以克己為(wei) 道乎！”（同上，第1032頁）闡述了“求仁”的重要和“克己”的關(guan) 鍵。張栻在孟子的“人心”基礎上引出克己求仁之方。

（二）以心性言仁

張栻重視“心”的地位與(yu) 作用。“是以孟子於(yu) 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同上，第1032頁）“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則異，而體(ti) 則同”（《南軒先生孟子說》卷七《盡心上》，《張栻集》，第585頁）。顯然，張栻已將主體(ti) 的“心”本體(ti) 化，“心”不僅(jin) 為(wei) 萬(wan) 事之宗，而且能統攝天理，也能主宰人性，認為(wei) “心與(yu) 理一”“心統萬(wan) 理”。張栻不同意業(ye) 師胡宏“性無善惡”的說法，主張“性無不善”。張栻的《仁說》得到了朱熹的肯定，“《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朱熹同時對張栻的《仁說》提出了一些疑義(yi) ，認為(wei) 張栻“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認為(wei) “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wei) 心耶？”7朱熹並不認同張栻的心與(yu) 仁一、類聚言仁的觀點，這也正是張栻仁觀與(yu) 朱熹仁觀有所不同之處。不過，朱熹在此基礎上也論及以愛推仁的必要性。

朱熹《答呂伯恭》說：“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朱子全書(shu) 》，第1440頁）看得出朱熹對《洙泗言仁》的出版並不滿意。朱熹《答呂伯恭別紙》雲(yun)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yu) 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yu) 鄙意亦尚有未安處。”（《文集》卷三五《答呂伯恭別紙》，《朱子全書(shu) 》，第1526頁）又《答呂伯恭》雲(yun) ：“欽夫近得書(shu) ，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複之意改定矣。”（《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朱子全書(shu) 》，第1446頁）由此可知，張栻吸收了與(yu) 朱熹往來書(shu) 論的意見，對《洙泗言仁》進行了一些修改，朱熹對修改後的本子在肯定其勝過前本的同時，也流露出他對《洙泗言仁》仍有不合其意之處。這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表明張栻對朱熹的觀點有吸納也有保留，張栻的仁觀以心性言仁，其仁觀呈現出自己的特點。張栻把仁與(yu) 性相聯係，他說：“人之性，仁、義(yi) 、禮、智四德具焉。”“性之中隻有是四者，萬(wan) 善皆管乎是焉。”（《文集》卷一八《仁說》，《張栻集》，第1031頁）張栻以性言仁，認為(wei) 仁、義(yi) 、禮、智四德是人性本有，是性之體(ti) 。而且強調“兼能而貫通”，將以愛言仁、以公言仁、知覺言仁統一了起來，以人心融會(hui) 朱熹、胡宏的仁說，體(ti) 現出湖湘學派性本體(ti) 論的特色。

（三）知仁而求仁

張栻認為(wei) 首先要知仁，他在《答朱元晦書(shu) 秘書(shu) 》中說：“《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幹涉，如未嚐下博學篤誌、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象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yu) 同誌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文集》卷二一《答朱元晦書(shu) 秘書(shu) 》，《張栻集》，第1087-1088頁）這也正是張栻編著《洙泗言仁》的原因，認為(wei) 天地之心存乎人即是“仁”，而且強調不僅(jin) 要“言仁”，而且要“求仁”（《文集》卷一四《洙泗言仁序》，《張栻集》，第971頁）。認為(wei) 學者貴在盡心“求仁”、實踐仁。“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qin) 切於(yu) 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yu) 是心也，治其亂(luan) ，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ti) 可得而存矣。”（《文集》卷九《桂陽軍(jun) 學記》，《張栻集》，第889頁）如此培養(yang) 傳(chuan) 道濟民、經世致用之人才。呂祖謙評價(jia) 張栻說：“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複求聖賢之語言。”【8】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評論張栻“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9】。而要“求仁”、實踐仁，張栻認為(wei) 最難莫過於(yu) “克己”，指出躬行仁義(yi) 道德的重要性。在張栻看來，人之善在於(yu) 仁義(yi) 禮智的存有、生發。張栻進一步解釋說：“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仁義(yi) 者，性之所有，而萬(wan) 善之宗也。”（《南軒先生孟子說》卷六《告子上》，《張栻集》，第537頁）正因為(wei) 立人之道在於(yu) 仁義(yi) ，為(wei) 此，張栻畢生教育實踐都致力於(yu) 傳(chuan) 儒家仁義(yi) 之道。

張栻的仁觀前後有變化，早期主要受胡宏的影響，編著《洙泗言仁》並作《洙泗言仁序》後，受朱熹的影響較大，不過，張栻的仁觀也體(ti) 現其思想自成一派（湖湘學派）的特色，即使乾道九年（1173）改易過的《洙泗言仁》，在朱熹看來，“然於(yu) 鄙意亦尚有未安處”，朱熹自己也說與(yu) 張栻仁說論辯最後僅(jin) “一二處未合”。可見張栻與(yu) 朱熹對彼此仁說的重視，同時也可見張栻對朱熹的觀點也有不認同之處，這也是張栻對自己學術觀點的堅持。此外，張栻的仁觀也是在與(yu) 朱熹等學者往複的論辯中發展的。

二、道統之傳(chuan) ：推尊周敦頤、二程

從(cong) 儒家道統傳(chuan) 承上言，張栻與(yu) 朱熹同續儒家正統。紹興(xing) 三十一年（1161）張栻在衡山拜二程的再傳(chuan) 弟子、著名理學家胡宏為(wei) 師，問河南程氏學。朱熹說：“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cong) 而問焉。欽夫告餘(yu) 以所聞，餘(yu) 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文集》卷七五《中和舊說序》，《朱子全書(shu) 》，第3634頁）張栻的仁觀直接受其業(ye) 師胡宏的影響。胡宏認為(wei) ，言與(yu) 道不可分離，主張知聖人言、悟聖人道，評論張栻著《希顏錄》“有誌於(yu) 道”。胡宏在《與(yu) 張敬夫書(shu) 》中認同“仁豈易言哉！須會(hui) 於(yu) 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見焉，可也。”【10】黃宗羲《宋元學案》也認為(wei) “南軒之學得之五峰”（《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附錄》）。

唐代韓愈明確提出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傳(chuan) 承譜係。張栻推尊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而周、二程上承孟子，這一譜係也是朱熹建構的統緒。朱熹《伊洛淵源錄》定周敦頤為(wei) 宋代道學開山，認為(wei) 儒家道統是以周敦頤、二程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繼周、程為(wei) 儒家正統。《伊洛淵源錄》成稿於(yu) 乾道九年（1173）（約從(cong) 七月起開始編纂，至十一月已成稿）。淳熙六年（1179）四月，朱熹《知南康牒》說：“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chuan) 道統，為(wei) 世先覺。”【11】蘇費翔《宋人道統論》認為(wei) 這是朱熹首次提出“道統”一詞。【12】

不過，早在乾道元年（1165）八月，張栻《跋希顏錄》中已言及道學之傳(chuan) ，“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文集》卷三三《跋希顏錄》，《張栻集》，第1277頁）。雖然這裏沒用“道統”一詞，但在張栻看來，孟子之後至宋朝由周敦頤接續、二程進一步闡發孟子微言大義(yi) 是清楚的。

張栻在《答陳平甫》中引陳平甫語：“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ju) 十四聖人概為(wei) 作傳(chuan) ，係以道統之傳(chuan) ，而以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liang) 漢以下及國朝程門諸賢凡有見於(yu) 道、有功於(yu) 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其人，附置傳(chuan) 末，著成一書(shu) 。”陳平甫建議張栻為(wei) 十四位聖人作傳(chuan) ，“係以道統之傳(chuan) ”，並將宋朝周敦頤、二程、張載等諸先生附其後。“洙泗門人至兩(liang) 漢以下至宋朝程門諸賢”均列出，附置傳(chuan) 末。張栻回複說：“某晚學，懼不克堪也。若曰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文集》卷三〇《答陳平甫》，《張栻集》，第1228頁）從(cong) 張栻對陳平甫請其著書(shu) 的建議答複來看，張栻雖然自謙，但看得出他對陳平甫的建議是認同的。據日本學者高畑常信《張南軒年譜》，張栻《答陳平甫》是其40歲（乾道八年，1172年）時的書(shu) 信【13】。又據胡傑考證，該書(shu) 信作於(yu) 公元1172-1173年間【14】。如此看來，張栻與(yu) 陳平甫的交流至遲在該書(shu) 信中已涉及接續、傳(chuan) 承儒家道統的問題。朱熹編纂《伊洛淵源錄》的想法也得到了呂祖謙的支持。朱熹在《答呂伯恭》中說：“欲作《淵源錄》一書(shu) ，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朱子全書(shu) 》，第1438頁）就此而論，宋代道學脈絡的建構，可以說是當時理學家的共同關(guan) 切，反映了理學家們(men) 振興(xing) 儒學的責任與(yu) 擔當，朱熹是其集大成者。張栻《答陳平甫》還表明以張栻為(wei) 代表的湖湘學學者較早表現出構建傳(chuan) 承聖人之道的道統意識，從(cong) 張栻對“道統之傳(chuan) ”的思考來看，其貢獻主要體(ti) 現在：

一是推尊周敦頤，確立其開宋代道學之傳(chuan) 的地位。張栻師從(cong) 胡宏，其道統譜係是在湘學學統的基礎上構建的，其學統與(yu) 道統是一致的。淳熙五年（1178），張栻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15】，開篇就指出周敦頤實出於(yu) 舂陵的地域背景，不過，張栻將宋代治統與(yu) 周敦頤接續道統聯係起來，顯然又突破了地域限製，表明濂溪又不僅(jin) 僅(jin) 是湖湘學派的，“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hui) ，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钜儒，磊落相望。於(yu) 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yu) 舂陵焉。”接著張栻從(cong) 儒家學脈淵源上明確指出周敦頤接續孔孟學統，在宋朝道學史上具有開端的作用，“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複明於(yu) 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認為(wei) 孔孟聖人之道複明於(yu) 千年之後，實始於(yu) 周敦頤，由二程兄弟闡發微言大義(yi) 。肯定周敦頤上承孟子，開創宋代道學之傳(chuan) 的作用，“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張栻集》，第906-907頁）張栻《周子太極圖解序》肯定周敦頤在宋代道學史上的發端地位，《太極圖解後序》具體(ti) 論及二程先生受周子《太極圖》的影響。《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也強調二程先生唱明道學，承傳(chuan) 孟氏千載不傳(chuan) 之道時，肯定周先生的發端作用，“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文集》卷一〇《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張栻集》，第912頁）。張栻《南康軍(jun) 新立濂溪祠記》強調孔孟之後，聖學不明，而千載後有周先生崛起，“獨得微旨於(yu) 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孔孟之意於(yu) 以複明。”（《文集》卷一〇《南康軍(jun) 新立濂溪祠記》，《張栻集》，第916頁）。

二是推崇二程，強調其在宋代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盡管在張栻構建的宋代“道”的傳(chuan) 承脈絡中，周敦頤發其端，但在闡發孔、孟微言大義(yi) 方麵，二程具有重要地位。張栻認為(wei) ，凡儒士以孔、孟為(wei) 宗，孟子繼承孔子學說，提出仁義(yi) 之道，發展出完整的心性論。張栻推崇孟子，反複言及“孟子沒，聖學失傳(chuan) ”，宋興(xing) 百年後有大儒二程兄弟出於(yu) 河南，“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ti) ，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為(wei) 大學始終之要領。”（《文集》卷一二《敬齋記》，《張栻集》，第937頁）他在《洙泗言仁序》同樣強調孔、孟聖人之道“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chuan) ，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文集》卷一四《洙泗言仁序》，《張栻集》，第970頁）。張栻在《答陳平甫》中感歎，“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chuan) 於(yu) 千有餘(yu) 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yu) 世，然識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文集》卷二六《答陳平甫》，《張栻集》，第1157頁）。認為(wei) 二程先生之言是闡發孔孟之道，“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yu) 是道學之傳(chuan) ，複明於(yu) 千載之下”（《文集》卷一四《論語說序》，《張栻集》，第969頁）。這裏從(cong) 儒家道統傳(chuan) 承的角度，強調二程在道統史上的重要地位，“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yu) 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yu) 聖，治不可以不本於(yu) 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張栻集》，第907頁）。

三是張栻與(yu) 朱熹相互論辯、互有生發，共同推動了宋代學術的發展和儒家道統的重建。張栻與(yu) 朱熹皆為(wei) 二程四傳(chuan) 弟子，二人是同時代著名理學家。張栻對朱熹以兄相稱，其思想互有生發，互有影響。張栻對朱熹的影響可從(cong) 朱熹《與(yu) 曹晉叔書(shu) 》可知：“熹此月（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文集》卷二四《與(yu) 曹晉叔書(shu) 》，《朱子全書(shu) 》，第1089頁）朱熹在答張栻《詩送元晦尊兄》亦說：“昔我抱冰炭，從(cong) 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渺難名論。”又在《祭張敬夫殿撰文》中述及他與(yu) 張栻之間的學術交流：“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cong) 公，而觀於(yu) 大業(ye) 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yu) 是相與(yu) 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文集》卷八七《祭張敬夫殿撰文》，《朱子全書(shu) 》，第4074頁）彼此為(wei) 誌同道合，通過辯學，促進了彼此學術的發展，正如宋人杜杲所說：“南軒先生張氏，文公（朱熹）所敬，二公相與(yu) 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yu) 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漢之沛。”【16】

可以說，在乾道年間，張栻已經形成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北宋諸儒的道統思想。張栻十分推尊周敦頤、二程，強調周敦頤的道學開山地位、周敦頤為(wei) 二程學術來源，從(cong) 而對宋代道學脈絡建構有推動作用，並將治統、學統、道統給合起來，從(cong) 而將周敦頤納入以二程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承譜係。周敦頤、二程作為(wei) 孔孟道統的承傳(chuan) 者，張栻與(yu) 朱熹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隻是各學派又往往把本學派先師看作周、程道統的繼承人，以示其正宗。如朱熹的弟子推崇朱熹，以朱熹為(wei) 當世傳(chuan) 人，而彭龜年則將其業(ye) 師張栻看作周、程道統的正傳(chuan) ，以強化張栻的道統地位。【17】

三、傳(chuan) 道之方：經典、書(shu) 院、祠堂

張栻重視儒家經典及其義(yi) 理闡釋，並較早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傳(chuan) 道、立祠供祀倡揚道統。

（一）著書(shu) 立說傳(chuan) 道

由於(yu) “微言著於(yu) 簡編，理義(yi) 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文集》卷九《桂陽軍(jun) 學記》，《張栻集》，第888頁）“求之之方，載於(yu) 孔孟之書(shu) ”（《文集》卷九《袁州學記》，《張栻集》，第883頁）。為(wei) 此，張栻十分重視對儒家經典及其義(yi) 理闡釋。

誠然，朱熹的道統論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實際上，張栻對《易》、“四書(shu) ”也很重視，儒家經典是其重要思想資源。張栻《希顏錄》就是《論語》《易》《中庸》《孟子》中所載顏淵言行的輯錄。《跋希顏錄》述及《希顏錄》的成書(shu) 過程：“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yu) 濂溪、橫渠與(yu) 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wei) 一卷。”（《文集》卷三三《跋希顏錄》，《張栻集》，第1277頁）張栻考《易》與(yu) 《大學》之義(yi) ，作《艮齋銘》，認為(wei) “《易》與(yu) 《大學》，其義(yi) 一也。”（《文集》卷三六《艮齋銘》，《張栻集》，第1308頁）他尊崇《論語》，讚頌《孟子》，著有《論語說》《孟子說》《中庸解》等。

張栻在與(yu) 朱熹的往複書(shu) 信中對《中庸》《大學》均有討論，“《中庸》《大學》中三義(yi) ，複辱詳示，今皆無疑”（《文集》卷二三《答朱元晦》，《張栻集》，第1115頁）。他對《大學》“格物”之說進行闡發，認為(wei)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文集》卷二六《答江文叔》，《張栻集》，第1161頁）。張栻更重視“格物”的環節，與(yu) 其老師胡宏有所不同，他在《答直夫》中認為(wei) ，大學之道，首要的是格物致知，“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wei) 先。”（《文集》卷二七《答直夫書(shu) 》，《張栻集》，第1177頁）強調格物致知的重要，“至於(yu) 物格知至，而仁義(yi) 禮知之彝得於(yu) 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lun) 皆以不亂(luan) ，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文集》卷九《邵州複舊學記》，《張栻集》，第885頁）。而且認為(wei) 致知力行是互為(wei) 生發的，“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文集》卷一五《送鍾尉序》，《張栻集》，第994-995頁）。

張栻在《論語說序》中認為(wei)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shu) ，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文集》卷一四《論語說序》，《張栻集》，第969頁）張栻《孟子說》七卷，乾道四年（1168）開始編，乾道九年（1173）完成。張栻主張從(cong) 孔孟之書(shu) 學習(xi) 日用倫(lun) 常，他說：“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強調從(cong) 孔孟之書(shu) 中學習(xi) 仁、義(yi) 、禮、智四德。主張致知力行要體(ti) 現在“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yu) 讀書(shu) 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wei) 力行也，豈但見於(yu) 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yu) 事而後為(wei) 行乎？”（《文集》卷二六，《張栻集》，第1167頁）

張栻通過著書(shu) 立說，傳(chuan) 儒家聖人之道。一是強調義(yi) 理解經。雖然張栻英年早逝，但著述宏富，重視對儒家經典義(yi) 理的闡發。而且由於(yu) 他強調“為(wei) 己之學”的求學目標和“切己體(ti) 察”的求學方法，因此，張栻在解經時所闡發的義(yi) 理就往往與(yu) 自己的內(nei) 在心性有關(guan) 。張栻在嶽麓書(shu) 院、城南書(shu) 院講《孟子》，在《講義(yi) 發題》中特別強調以孔子的為(wei) 己之學解說《孟子》。他說：“為(wei) 人者無適而非利；為(wei) 己者無適而非義(yi) 。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為(wei) 人也；曰義(yi) ，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wei) 己也。”（《張栻集》，第311-312頁）張栻主張先察識後涵養(yang) 的道德修養(yang) 方法，他在解《孟子》時，對先察識後涵養(yang) 的道德修養(yang) 方法進行了具體(ti) 闡述。張栻強調已發工夫，主張察知本體(ti) 已發後所表現的端緒，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充存養(yang) 。

二是開義(yi) 利之辯。張栻認為(wei) “學莫先於(yu) 義(yi) 利之辯。義(yi) 者，本心之當為(wei) ，非有為(wei) 而為(wei) 也。”（《宋史》卷四二九《張栻傳(chuan) 》）張栻在《孟子講義(yi) 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wei) 莫先於(yu) 義(yi) 利之辯。”（《文集》卷一四《張栻集》，第971頁）張栻主教嶽麓書(shu) 院，開公私義(yi) 利之辯，“示學者以公私義(yi) 利之辯”。朱熹《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也載：“潭州故有嶽麓書(shu) 院……公（劉珙）一新之，養(yang) 士數十人……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栻敬夫時往遊焉。與(yu) 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yu) 公私義(yi) 利之間，聞者風動。”（《文集》九七《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朱子全書(shu) 》，第4492頁）

張栻通過闡發《論語》《孟子》的有關(guan) 命題，將義(yi) 利之辯置於(yu) 理欲、公私之辯中去考察。張栻認為(wei) “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南軒先生論語解》卷二《裏仁》，《張栻集》，第130頁），將“義(yi) ”解為(wei) “天下之公理”，“利”則為(wei) 一己之“私”，義(yi) 與(yu) 利成為(wei) 君子與(yu) 小人的分別。又說：“夫善者，天理之公。”“至於(yu) 利，則一己之私而已”（《南軒先生孟子說》卷七《盡心上》，《張栻集》，第603頁），強調為(wei) 學應該從(cong) 明辨義(yi) 利入手，努力修養(yang) ，以至“私欲盡而天理純，舜之所以聖者，蓋可得而幾矣”（同上，第604頁）。他還用“無所為(wei) 而然”和“有所為(wei) 而然”來進一步詮釋義(yi) 利之分。張栻還將“義(yi) 利之辯”與(yu) 為(wei) 己、為(wei) 人、為(wei) 國聯係起來解《孟子》。認為(wei) “義(yi) 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為(wei) 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luan) 釁而啟禍源”（《文集》卷一四[附錄]《孟子講義(yi) 序》，《張栻集》，第974頁）。張栻特別重視理學與(yu) 經世的結合，他指出：“義(yi) 利之辯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南軒先生孟子說》卷首《講義(yi) 發題》，《張栻集》，第312頁）在討論義(yi) 理之學時，同時亦將其視為(wei) 經世之學。張栻的義(yi) 利觀，上承二程，卻又不乏自己的見解，朱熹高度肯定張栻用“無所為(wei) 而然”來釋“義(yi) ”，張栻的義(yi) 利觀也為(wei) 南宋真德秀承襲。

（二）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講學授徒傳(chuan) 道

乾道元年（1165），劉珙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次年成，請張栻作記並主教其中，是年張栻三十四歲。從(cong) 此，張栻來往於(yu) 城南、嶽麓二書(shu) 院講學授徒、傳(chuan) 道授業(ye) 。在“乾淳之盛”時期的諸位理學家中，張栻最早利用書(shu) 院作為(wei) 研究、傳(chuan) 播理學的基地。張栻主教嶽麓書(shu) 院前後八年，確立了傳(chuan) 道濟民的人才培養(yang) 目標，“得時行道，事業(ye) 滿天下”（《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張栻集》，第901頁），“傳(chuan) 斯道”與(yu) “濟斯民”相輔相成。

張栻主教嶽麓書(shu) 院期間，書(shu) 院祭祀先賢也是倡揚道統的重要途徑。嶽麓書(shu) 院剛建時即辟有專(zhuan) 祀孔子的禮殿，南宋初張栻主教書(shu) 院時仍然如此。除延續嶽麓書(shu) 院的講學、藏書(shu) 和供祀外，張栻還開展學術交流與(yu) 研究，使教學與(yu) 學術相得益彰。

張栻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傳(chuan) 播理學，培養(yang) 了一批經世致用之才，如吳獵、彭龜年、遊九言、遊九功、陳琦、張忠恕等。朱熹說：“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誌趣確實者。”（《文集》卷二四《與(yu) 曹晉叔書(shu) 》，《朱子全書(shu) 》，第1089頁）黃宗羲評價(jia) 說：“湖南一派，在當時為(wei) 最盛。”（《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第1611頁）嶽麓書(shu) 院在促進南宋學術、教育發展、儒家道統傳(chuan) 承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立祠供祀濂溪、二程，倡揚儒家道統

張栻作為(wei) 湘學學統、儒家道統的建構者，他為(wei) 周敦頤建祠作記，無疑表明了他的學統觀念和道統意識。由於(yu) 湖湘學者對周敦頤的大力推崇，從(cong) 南宋紹興(xing) 二十九年（1159）在周敦頤故裏道州建濂溪祠開始，以後又在他宦遊的地方建有多處濂溪祠。張栻是湖湘地區創建濂溪祠以承傳(chuan) 學統、道統的重要人物。從(cong) 南軒先生文集中可見，張栻為(wei) 祭祀周、二程三先生建祠作記不少，如淳熙二年（1175）張栻在靜江府學明倫(lun) 堂旁建“三先生祠”並作記，祭祀周敦頤、程顥、程頤三位理學宗師，同年作《韶州濂溪先生祠堂記》；淳熙五年（1178）張栻知袁州，又建三先生祠，請朱熹作記；同年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成，張栻為(wei) 之作記；淳熙六年（1179）朱熹守南康時創建濂溪祠，請張栻作記。

不難看出，當時推崇周、二程三先生，為(wei) 之建專(zhuan) 祠或合祀三先生的祠堂已是普遍現象，其目的張栻說得很清楚，是使學者可以朝夕瞻仰、傳(chuan) 承學術傳(chuan) 統。如乾道九年（1173），南劍州尤溪縣學“傳(chuan) 心之閣”（朱熹命名），“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於(yu) 其中，使學者得共朝夕瞻仰焉。”張栻為(wei) 之撰寫(xie) 銘文，強調宋代道學由周子發其端，二程闡揚光大，並說：“揭名傳(chuan) 心，詔爾後人。谘爾後人，來拜於(yu) 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chuan) 。”（《文集》卷三六《張栻集》，第1314頁）道出了建祠供祀三先生的目的，延續學統、承傳(chuan) 道統。淳熙二年（1175），張栻在靜江學宮明倫(lun) 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dong) 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yan) 。”（《文集》卷一〇《三先生祠記》，《張栻集》，第918頁）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合祀二程先生像，“二程先生之像列於(yu) 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張栻集》，第907頁）。張栻淳熙六年（1179）為(wei) 之作記，強調了周敦頤的奠基作用。可見，這些在其出生地、宦遊地、講學地以及在地方州學、府學、縣學及紀念地或在各地書(shu) 院建立的專(zhuan) 門祭祀理學家的祠堂，實際上也成為(wei) 了傳(chuan) 播理學、承傳(chuan) 道統的重要場所。

四、結語

從(cong) 儒家道統發展史上審視張栻的道統思想及其貢獻，有助於(yu) 更全麵理解南宋時期理學家群體(ti) 重構儒家道統的努力，在肯定朱熹建構道統思想體(ti) 係的貢獻時，也看到同時代其他理學家的努力。張栻對儒家道統仁義(yi) 之道的闡釋，他與(yu) 朱熹等人之間的學術交流與(yu) 往複書(shu) 論對彼此學術的影響，推動了南宋學術的發展和宋代道學脈絡的建立。朱熹在祭張敬夫時說：“嗟惟我之與(yu) 兄，脗誌同而心契，或麵講而未窮，又書(shu) 傳(chuan) 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wei) 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yu) 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yi) ，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文集》卷八七《祭張敬夫殿撰文》，《朱子全書(shu) 》，第4075-4076頁）張栻與(yu) 朱熹之間圍繞本體(ti) 論、心性論、道德修養(yang) 論所進行的一係列辯學，雖然觀點不一，但通過會(hui) 講、書(shu) 傳(chuan) 交流，相互生發、相互影響，促進了南宋學術的發展，促成了宋代理學史上的“乾淳之盛”。

仁說是張栻道統思想的核心。張栻傳(chuan) 儒家聖人之道，“仁”為(wei) 人性四德之長，強調知仁義(yi) 禮智以明人倫(lun) 、知仁而求仁。張栻溝通了仁與(yu) 性之間的關(guan) 係，以心性言仁、以心統性情。張栻論及道學之傳(chuan) ，不僅(jin) 強調二程在傳(chuan) 孔孟之道中的中心地位，而且推尊周敦頤開宋代道學之傳(chuan) ，強調周敦頤推本太極，為(wei) 二程的思想來源。張栻著書(shu) 立說傳(chuan) 道，以儒家經典為(wei) 載體(ti) 、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講學授徒傳(chuan) 道、立祠供祀周敦頤、二程三先生，倡揚儒家道統，重視義(yi) 理解經，開義(yi) 利之辯，強調傳(chuan) 道濟民、經世致用，對儒家道統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注釋
 
1 馮友蘭：《關於孔子討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哲學研究》1963年第6期；張立文：《論“治統”與“道統”的關係——評馮友蘭的“君師分開”論》，《江漢學報》1964年第4期；湯一介、莊卬、金春峰：《論“治統”與“道統”》，《北京大學學報》1964年第2期。
 
2 [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6頁。
 
3 [德]蘇費翔、[美]田浩：《文化權力與政治文化——宋金元時期的〈中庸〉與道統問題》，中華書局，2018年，第86-87頁。
 
4 胡傑：《陳平甫與張栻交流提出“道統”時間考》，蔡方鹿主編：《道統思想與中國哲學》，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9-471頁。
 
5 陳逢源：《朱熹與張栻之義理辨析與學脈建構——中和·仁說·道統》，《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6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張栻集》，中華書局，2015年，第900頁。
 
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二《答欽夫〈仁說〉》，《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18頁。
 
8《黃氏日抄》卷四十《讀本朝諸儒理學書·東萊先生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9《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附錄》，中華書局，1982年，第1635頁。
 
10胡宏：《與張敬夫》，《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30頁。
 
11《文集》卷九九《知南康牒》，《朱子全書》，第4582頁。
 
12關於朱熹首次用“道統”一詞的時間學界說法不一，如陳榮捷先生認為淳熙十六年（1179）《中庸章句序》定稿，將道統連詞，首次采用“道統”（陳榮捷：《西方對朱熹的研究》，《中國哲學》第五輯，三聯書店，1981年，第208頁）；餘英時先生論述朱熹最早用“道統”一詞的例子是公元1181年《書濂溪光風霽月亭》中提到道統，不過認為此處用“道統”二字的意義尚不明確（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第14頁）；蘇費翔提出朱熹《南康牒》運用“道統”一詞比餘先生所提出的1181年的例子早兩年（蘇費翔：《宋人道統論——以朱熹為中心》，《廈門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13[日]高畑常信：《張南軒年譜》，鄧洪波輯校：《張栻年譜》，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30頁。
 
14胡傑：《陳平甫與張栻交流提出“道統”時間考》，蔡方鹿主編：《道統思想與中國哲學》，第459-471頁。
 
15胡宗楙：《張宣公年譜》，鄧洪波輯校：《張栻年譜》，第87頁。
 
16《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南軒先生文集》卷七附，叢書集成初編本。
 
17如彭龜年詩雲：“世無鄒孟氏，聖道危如絲。……偉然周與程，振手而一麾。源流雖未遠，淆濁亦已隨。公如一陽複，寒烈已可知。斯文續以傳，歲晚非公誰？傷哉後來者，此世亡此師。”（《止堂集》卷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