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陽明精舍的現代“山長”

成都日報 2005-7-1　

　學者蔣慶在貴州王陽明５００年前悟道的地方創辦了“陽明精舍”，連同他參與倡導的“兒童讀經運動”，蔣慶成為全國範圍內“國學熱”中的代表人物。

采訪手記

采訪蔣慶讓我頗費周折，他有時在深圳，有時在貴州他山上的書院。在等待了一個月以後，我得到了采訪的機會。蔣慶２００１年從大學提前退休，在貴州建起了“陽明精舍”，開始了一種傳統儒者的生活。２００４年，由他編寫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引起全國廣泛討論。同年，他邀請盛洪、陳明等著名學者來到古龍場銀盤山上的陽明精舍，舉行了一場題為“儒家的當代命運”的會講。幾位學者就當代儒學的近１００個論題進行了閉門大討論。

提起陽明書院的來曆，蔣慶說，他曾因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到貴州的陽明洞（也即王陽明曾經講學論道的“龍崗書院”）小住。夜晚，風清月朗，他披衣獨步，體會“苔深文柏老，祠靜野階涼”的意境，立誌弘揚儒學。幾年後，他在陽明悟道的龍場鎮購荒地數畝，修小屋數間，取名“陽明精舍”。

蔣慶這個名字和時下風起雲湧的“國學熱”密不可分。有人把以蔣慶為代表的一些主張複興中國傳統的人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在采訪中蔣慶欣然接受了這一概念，他說：“我就屬於文化保守主義。”也有批評者說他搞的是“文化蒙昧主義”，著名學者李澤厚評價這一文化現象時說：“以前是啟蒙，現在是蒙啟。”但顯然，任何評價都不能影響蔣慶對傳統文化的熱情。蔣慶說，統計結果表明，中國大陸有４００萬兒童在讀經。他認為目前的“國學熱”是傳統複興的象征，也是傳統複興的第一步。

也許蔣慶還不算是走得最遠的。在陽明精舍舉行的討論中，就有學者提出今後中國的官員應該考“四書五經”，還有學者提出全麵恢複繁體字。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眼中，解決“禮崩樂壞”的方案事實上“古已有之”，那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仁義道德。

關於出現“國學熱”的原因，蔣先生的回答充滿自信。而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我感覺並不充分。很多人在應就此問題發言時卻缺席了，而這些人常常是慣於發言也敢於發言的。在批評的一方，除了李澤厚謹慎的言論外，“火力”最猛烈的應該是著名學者袁偉時在《評＜甲申文化宣言＞》一文中的言論。但是遺憾的是，我沒有看見文化保守主義者就此有全麵的反駁。為此，我將繼續向各界學者請教。但是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國學的熱潮的確存在，並且需要引導。

個人簡曆

蔣慶，１９５３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江蘇徐州人。１９８２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係，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２００１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任山長。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等，翻譯有《基督的人生觀》、《自由與傳統》、《當代政治神學文選》、《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兒童讀經２００４年的文化事件

作為“兒童讀經運動”的大陸首倡者，蔣慶為世人所關注。他的名字和時下的“國學熱”緊密相連。有人把以蔣慶為代表的一些主張複興中國傳統的人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在采訪中蔣慶欣然接受了這一概念，他說：“我就屬於文化保守主義。”

本報記者（以下簡稱“記”）：去年由蔣先生倡議的“兒童讀經運動”發展到現在，在你看來處於什麽狀態？

蔣慶（以下簡稱“蔣”）：實際上“兒童讀經運動”也不是我發起的。現在很多媒體不太了解這個情況。最早發起這個運動的是王財貴先生。他是牟宗三先生的學生。牟宗三大家都知道，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最早是王先生在台灣發起的這個運動，後來才影響到大陸。現在這個活動已經慢慢發展成全華人地區的活動。包括大陸、台港澳地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都在開展這個活動。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運動吧。

而我主要做的工作啊，還是選編了一套（兒童讀經的）教材。當然，你說我發動也好，說推動也好，那得看是從什麽意義上講。

記：應該說大陸的發起和推廣，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蔣：是的，我一直在做推廣。從學術上闡述讀經的道理，在民間支持開展讀經的活動，我都在做。隻是說最先不是我發起的。

記：那麽大陸這邊的讀經活動開展得怎麽樣呢？

蔣：一直在同步發展。這個勢頭，越來越大。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今年九月要在北京搞一個兒童誦讀經典的大會，由中華文化學院等很多單位來承辦的，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活動。

去年“兒童讀經運動”在全國引起了大討論，學術界、民間都參與了這場討論。如果說，在２００４年之前，“兒童讀經運動”還是一個在民間慢慢推廣的活動，但是通過去年的全國性大討論，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民間的活動，而上升到一個文化的高度了。很多學術界的朋友，包括中國很有影響力的那些學術界朋友，也開始關注和討論這個文化現象。甚至那些基本價值認同和我們很不一樣的朋友，他們不僅關心，而且認同我們的做法。所以我認為去年是一個分水嶺。之前讀經活動也搞了六七年了，但是它始終是民間的活動，但是到２００４年它已經是一個文化事件了。

　　也因為如此，不少媒體把２００４年稱為“中國文化年”。在２００４年發生了四大事件。第一個就是“兒童讀經”，第二個是在我的陽明精舍舉行的學者會講，第三個是“甲申文化宣言”，第四個是《原道》雜誌成立十周年。這幾個標誌性的事件都和傳統文化有關。

國學熱確認我們的文化身份

２００４年對於“兒童讀經”的意義不同一般，因為之前民間的推廣還是比較不自覺的，或者說還沒有一個學理上的高度。

記：就是說，還是處於自發，而不是自覺的狀態。

蔣：對，你說得很好。但是到去年，它成為自覺了。自覺的標誌事件，我覺得就是我編寫的那本讀經教材引起的討論。可以說中國學術界的各個流派都參加了討論。民間學術中的三大流派，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新左派，一個是文化保守主義，這三大學術思潮的代表人物都參與了討論，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那麽這樣“兒童讀經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民間活動，而達到了文化上的自覺了。說明它成了中國文化發展進程中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記：討論的結果是什麽？蔣先生的看法呢？

蔣：雖然也有批評的聲音，但是讚同的聲音是主流，是主導性的。剛才我講的三大學術流派，文化保守主義不用說啦，我就屬於文化保守主義。教材是我編的，沒什麽說的，文化保守主義這邊的朋友全都是讚同支持的。不存在這個支持不支持的問題，他們自己都在做推廣的工作。自由主義這邊對讀經也是支持的。比如說秋風、劉海波等。雖然他們內部有些差別，但是大的態度上基本上是支持讀經的。以甘陽為代表的朋友也是支持讀經的。反對讀經的極少。我認為那些人對傳統文化缺乏了解。

出現這樣的文化現象，倒回去５０年是不可思議的。放在“五四”時期也是不可思議的。說實話，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記：剛才蔣先生講的幾個文化事件說明了這幾年的確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國學熱”。你怎麽看這幾年出現的“國學熱”呢？

蔣：我認為所謂“國學熱”是中國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徹底否定自身傳統，走到極端之後的反彈。走不下去啦，出現問題啦。這一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哪派，大部分都是反傳統文化的。走到現在走不下去，出了問題了。出了什麽問題呢？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個文化的自我，就沒有文化的身份。我們現在來看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或者人群，他們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的人。我們看西方人，他們的文化身份是基督教。阿拉伯人的文化身份是伊斯蘭教。印度人的文化身份是印度教。那麽我們中國人呢，很明顯，在曆史上我們的文化身份是儒家文化。也就是說我們在曆史上是有文化身份的，是有文化自我的。或者說這個民族是有文化精神的，有民族精神的。但是這一百年來，我們自己把自己的文化打倒了。而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要體現在我們的文化中，它不能是抽象的。沒有民族的文化，根本談不上民族精神。你想想，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可能寄托在基督教上去呀，也不可能體現在印度教上。我們的民族精神在五千年的曆史上是通過儒家文化或者說儒教來體現的。經過這一百年的打倒，出現了民族精神的空虛和虛無，文化身份就喪失了。中國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知道自己是誰了。這是一種自我分裂。說簡單點，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你如何和其他民族其他國家打交道？這不可能嘛。

記：你覺得為什麽會在今天興起“國學熱”呢？

蔣：說到“國學熱”，國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理部分。這是因為剛才我講的原因，很多中國人，很多知識分子，慢慢感到這一百年來我們斬斷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後果十分嚴重。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這些經濟成果解決不了我們的文化認同問題，解決不了我們的精神問題。如果繼續這樣下去，５０年１００年後我們還是精神分裂的人。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才有了當下的“國學熱”。大家開始回歸傳統，回歸儒家文化。說通俗一點，這是要尋找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之根。國學之所以成為“熱”，就是說大多數中國人對尋根產生了興趣，而不僅僅是學術界。即使那些對傳統文化持保留態度的人，現在也開始承認儒家文化具有資源價值。

不僅是民間，我們的政府也開始注重傳統文化的價值。你看現在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講演就可以感受到。像溫總理在哈佛大學的演講裏就稱中國的傳統人物為“先賢”，這是一個很新鮮的提法。要知道我們通常是稱孔孟為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如今的這種“先賢”的說法。這裏已經有一種儒家的價值觀體現了。

再有像“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以德治國”、“和平崛起”等等的提法，全是我們傳統文化價值的體現。這些概念在西方文化詞匯中是找不到的。

記：我覺得“國學熱”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可是國學在“熱”之後需要成果來證明它的合理性。

蔣：是啊，是啊。一座文化大廈推倒很容易，要重建非常困難。文化複興啊，是任重道遠的事情。我不認為現在是形勢一片大好。如今隻是剛剛開始。所以我曾經說“兒童讀經”隻是中國文化複興的第一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應這個時代劇烈的變化，我們文化保守主義者要提出自己的理論，要有自己的學說，這些事情我的朋友們都在做啦，大家都在努力。

記：我曾經讀到你的部分文章。與宋明理學相比，蔣先生似乎更推重公羊學，這是為什麽？

蔣：可能你有所誤解。我覺得宋明理學和公羊學這兩種傳統都值得弘揚，“內聖外王”，“內聖”與“外王”都重要。為什麽都重要呢？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崩潰，與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樣。我們現在麵對的是全方位的整體的崩潰，可以稱為“整體塌方”。古代時傳統文化出問題不是全方位的。比如說宋代，宋明理學的產生是回應佛教的挑戰，而佛教的衝擊隻影響到個人生命價值，對禮法、對社會政治製度的影響很小，這些還是儒家的天下，所以也就不存在回應的問題。而現代傳統文化的崩潰是整體性的了，生命信仰崩潰了，禮法製度崩潰了，我們遇到的問題比前輩們遇到的問題多得多，所以我們提出要整體性的複興。心性儒學要複興，政治儒學也要複興，實際上我是兩者都強調的。也可能是我這幾年關於政治儒學的文章寫得多一些的原因，你可能誤解了我對心性儒學的觀點。當然，也是因為政治儒學這一百年來講的人少，自康有為以來幾乎沒人講。而心性儒學沒什麽好講的，你要安頓身心，就照著先賢們的道理去做就可以了。心性儒學不是拿來做學問的。

陽明精舍傳統文化的載體

記：我沒機會去陽明精舍，你能說說你建陽明精舍的想法嗎？

蔣：也沒什麽好說的，陽明精舍就是一個弘揚儒學的地方。我想要恢複中國傳統的書院製度。從１９０５年廢除傳統書院，建洋學堂到現在剛好一百年。書院的廢除，意味著中國傳統教育製度的崩潰。要知道，洋學堂是西方的，它是傳播知識的地方。而中國古代的書院不是傳播知識的地方，它是傳授“道”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它是傳授“價值”的地方。它講的“學”也是“聖人之學”，是價值而不是知識。那麽這一百年來，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力圖恢複傳統書院，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成功。我現在建書院的地方，是王陽明先生５００年前悟道的地方，具有重大的文化象征意義。我們現在講儒家文化怎麽講？我們遠的可以講孔子，再遠我們可以講到伏羲。但是往近了說，我們接著誰？就是接著陽明先生講。陽明先生以後，中國沒有出現一個大儒。什麽叫大儒？就是改變曆史文化以及學術方向的儒者。我選擇這裏，目的就是要恢複古代的書院製度，講授儒家價值。

記：你覺得書院這種形式很重要嗎？

蔣：從物質資源上看，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廟宇，道教有道觀，而儒家呢？一點資源也沒有了。所以複興儒家文化，我要做的就兩個，“兒童讀經”是第一步，恢複古代書院製度是第二步。“兒童讀經”是基礎教育，書院製度是高層次的教育。現在關於恢複書院製度的話題，全國上下也展開了討論。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有一個載體，書院製度就起這個作用。中國文化的這一套價值，很難放到現代的大學裏。因為大學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它是知識性的教育，不可能傳授價值。在中國古代，也有“官學”，“官學”就是傳授實用知識為官之術的，而書院是“官學”之外的，民間性的。書院是探討學問，保存文化，傳授價值的地方。

記：說到書院，成都有一家龍江書院，院長是馮學成先生。他向你問好。

蔣：我知道龍江書院，謝謝馮先生。也代我向馮先生問好。

蔣慶：陽明精舍的現代“山長”

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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