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之凋敝——經濟平等與(yu) 孫中山之民生學說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選自作者所著《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四日甲寅

      　耶穌2017年7月26日

人類最初構成血緣之團體(ti) ，其後，分散之個(ge) 體(ti) 因居住於(yu) 共同地域而組織起來，即依靠政治力量的有效管理而構成一地緣團體(ti) 。蓋血緣團體(ti) 為(wei) 君主製度之根源，而地緣團體(ti) 則為(wei) 民主製度之基礎，二者皆因時而製宜，本無優(you) 劣之別，至於(yu) 施惠於(yu) 百姓，則一也。否則，不明時變，夏裘而冬葛，則遺禍生民，致無噍類，其患有不可甚言者矣。

人類因族類之繁衍，於(yu) 是有母子、兄弟、甥舅、父子、叔（伯）侄等關(guan) 係，及其世係遞遷，又有祖、曾、高之親(qin) ，以至於(yu) 族人所共出之始祖，以及代表始祖及曆代先祖之宗子或族長。其後化家為(wei) 國，一族之長遂為(wei) 一國之長。

是以君主製之要義(yi) 在於(yu) ，君主與(yu) 臣民本為(wei) 出於(yu) 共同祖先之血緣整體(ti) ，家為(wei) 最小之血緣組織，國則為(wei) 最大之血緣組織。

張橫渠《西銘》謂“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實一語道盡君主製之實質。家與(yu) 國既同為(wei) 血緣組織，是以君臣之政治關(guan) 係亦與(yu) 家庭內(nei) 之血緣關(guan) 係相似，或親(qin) 親(qin) ，或尊尊，莫非血緣組織內(nei) 中應有之義(yi) 焉。

父子、兄弟既為(wei) 一體(ti) ，則國與(yu) 君為(wei) 一體(ti) ，君與(yu) 民亦為(wei) 一體(ti) ，故橫渠又言：“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上下之間，既有尊卑之等，又有親(qin) 親(qin) 之情，此君主政治之精神也。

自人類走出氏族時代，血緣乃降為(wei) 一經驗的事實，而不複為(wei) 普遍原則，至多局限於(yu) 以夫妻關(guan) 係為(wei) 中心的個(ge) 體(ti) 家庭而已，至於(yu) 公共之政治生活，則建立起一種新的原則，即地緣原則。

依此地緣原則，居住在共同地域的個(ge) 體(ti) 得以組織起來，然而，個(ge) 體(ti) 之間亦不複相親(qin) ，彼此分離、隔閡，乃至對立、衝(chong) 突。因此，必須有一種外在於(yu) 個(ge) 體(ti) 、且超然其上的普遍力量，即政治國家，來調節個(ge) 體(ti) 之間的關(guan) 係，以便把個(ge) 體(ti) 之間的對立、衝(chong) 突限製在一定範圍內(nei) 。

此種地域性國家不論采取民主製，還是君主製，本質上都不同於(yu) 氏族時代的國家，亦不同於(yu) 中國古代那種建立於(yu) 宗族之上的國家。

可以說，國家及其各級政府，都是外在於(yu) 人民的異己力量，它不再表現為(wei) 氏族時代君民之間的魚水關(guan) 係，簡直就是作為(wei) 人民的對立麵而出現。尤其是近代民主國家，完全是各種利益博弈的結果，是政治契約的產(chan) 物，就此言之，它不等同於(yu) 人民，但又代表了人民的意誌，而且必須代表人民的意誌。

此種依靠財產(chan) 與(yu) 地域的差別而組織起來的社會(hui) 與(yu) 國家，必然存在著利益的多元化，這注定了其政治組織形式一定是共和，即各種不同利益推舉(ju) 其代理人來共同掌控國家權力的運作。[1]

西方政治學說將現代國家權力的產(chan) 生描述成法人之間的契約關(guan) 係，可見政治權力並非自然賦予；若氏族國家中君王之權力，真神授也，故古之君王得為(wei) “天子”，蓋以此焉。換言之，古代君王完全基於(yu) 血緣關(guan) 係中的正統性進行統治，而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隻能是各種利益集團及其代理人之間的明爭(zheng) 暗鬥，猶市場中諸法人之間的利益博弈而已。

由於(yu) 國家與(yu) 人民之間這種疏離，民主國家必然導致政治權力的異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一語，不過是對民主國家的描述而已。然而，對於(yu) 典型的君主國家而言，譬如中國，這種異化完全不可能。

蓋因民主政治下，權力源於(yu) 人民，故能背叛人民，此為(wei) 異化。若君主政治下，權力來自於(yu) 天，君主逆天而行，天乃變易其命而移於(yu) 異姓。是以君主政治下之人民，不過其子嗣耳。俗語謂“虎毒不食子”，蓋以父無背子之理也，至其忍而待其親(qin) ，則非人類也。君之撫民，猶父之慈子，是以君之背子，實無此理。儒家好言天道，而鮮言人民，蓋以此焉。

因此，不論是家庭，還是氏族或宗族，其中隻有子女或族人的不受教，至於(yu) 一家之長的父親(qin) 、一族之長的宗子，與(yu) 家、族乃天然之一體(ti) 關(guan) 係，其位雖高，然德澤自能下流，而不致成為(wei) 家人或族人的對立麵。法王路易十四宣稱“朕即國家”，現代思想極醜(chou) 詆之，不過出於(yu) 意識形態之偏見而已。《公羊傳(chuan) 》許齊襄複九世之仇，其中有曰：

國何以可？國君一體(ti) 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wei) 一體(ti) ？國君以國為(wei) 體(ti) ，諸侯世，故國君為(wei) 一體(ti) 也。

蓋宗族為(wei) 一血緣團體(ti) ，全體(ti) 族人皆出自共同之始祖，本一體(ti) 之親(qin) 也。其後，族人戴始祖之正體(ti) 為(wei) 君，君與(yu) 宗族為(wei) 一體(ti) 也。再後，化家為(wei) 國，君乃與(yu) 國為(wei) 一體(ti) 也。

“朕即國家”之語，與(yu) “國君一體(ti) ”之義(yi) 同，皆以君民之間血脈相通，故能共患難也。因此，君王不可能不代表自己的人民，更不可能背叛自己的人民，且能竭其心力，嗬護自己的人民，訓導自己的人民，使人民“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固然，君王亦有失道之處，皆不過出於(yu) 父母對子女的偏心，或因溺愛而受蔽而已，如此，君王“無偏無黨(dang) ”，乃能“王道蕩蕩”、“王道平平”。[2]

然而，對於(yu) 民主國家而言，人民並不直接行使權力，而是將權力“讓渡”給自己的代表，通過民意來支配權力的行使。可以說，代議製本身意味著國家與(yu) 人民的疏離，亦即在製度上容許了異化的可能性。因此，在代議製國家中，人民固難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至於(yu) 其代表，更是難以表達人民的意願，人民與(yu) 代表之間始終有著不可彌縫的距離。並且，諸多代表之間的博弈，本身就是對民意的偏離，諸意誌“合力”的結果並不一定構成人民的普遍意誌，反而意味著對各個(ge) 部分意誌的偏離。

可以說，不論是左派主張的直接民主，還是右派主張的間接民主，始終無法克服這種製度上的內(nei) 在矛盾。至於(yu) 君主國家則無此弊，全體(ti) 家人或族人，乃至國人，本是出於(yu) 共同始祖之後代，隨著成年或出仕，乃次第參與(yu) 家、族與(yu) 國的諸多事務之中，猶若一家之中，父兄之行政，皆為(wei) 妻子謀，絕無異化之理也。[3]

前社會(hui) 主義(yi) 諸國大多從(cong) 古老的血緣社會(hui) 過渡而來，利益的分化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可謂“萬(wan) 眾(zhong) 一心”，因此，黨(dang) 和政府較容易代表全體(ti) 人民的利益，能夠齊心協力從(cong) 事革命與(yu) 建設。這種狀況使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家產(chan) 生了嚴(yan) 重的誤解，以為(wei) 自身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機製，使民意得到充分表達。

其實，東(dong) 方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那種上下之間的魚水關(guan) 係，既不同於(yu) 左派的直接民主，也不同於(yu) 右派的間接民主，而是基於(yu) 馬克思主義(yi) 致力批判的封建關(guan) 係，即血緣關(guan) 係。因此，當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完成對“萬(wan) 眾(zhong) 一心”之古老基礎的批判之後，亦即摧毀了自身基於(yu) 血緣的那種共同性，隨著現代國家建構的完成，卻不幸充當了自己的掘墓人。

我們(men) 看到，脫胎於(yu) 封建社會(hui) 的社會(hui) 主義(yi) 諸國，無不視“反封建”為(wei) 自己最根本的任務，卻從(cong) 來沒有想到吸取這些封建關(guan) 係背後的合理因素。正因如此，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每一次反封建運動，都不過在撬動自己的基石，最後，隨著反封建任務的完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卻發現自己已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麵。

此時，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似乎存在著這樣一種幻覺，以為(wei) 自己象過去一樣，依然代表全體(ti) 人民的利益；然而，社會(hui) 中諸多利益的不斷分化，使這種全民國家根本成為(wei) 不可能，甚至愈益隻是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東(dong) 方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雖然完成了由封建國家向現代國家的過渡，但是，政府與(yu) 人民之間的疏離，較之西方的民主國家，甚至更為(wei) 明顯。

滿清王朝的覆滅，中國開始了封建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然而，自民國建立伊始，就出現了國家與(yu) 人民的分離。一般來說，共和國總是不斷重申其代表人民的立場，甚至載為(wei) 典令。[4]這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共和國天生就是代表人民的，與(yu) 僅(jin) 僅(jin) 維護一家一姓利益的君主國家不同。

其實，共和國這種不斷的表白，恰恰說明它從(cong) 一開始就不是與(yu) 人民站在一起的，而必須在實踐中不斷克服這種天生的異化，才能較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對此，南海說道：

今中國豈非已為(wei) 民國耶？其約法不雲(yun) 主權在國民全體(ti) 乎？吾今問四萬(wan) 萬(wan) 全體(ti) 國民，各人自問有主權否乎？有一人能達分毫之意誌否乎？何況權威乎？自數百議員、行政官，有權有威有意外，無一人能達分毫之意誌也。豈獨不能達意誌而已，諸將爭(zheng) 權，若無政府，槍炮亂(luan) 發，壁壘競爭(zheng) ，吾民托庇其下者，骨折肉飛，父母死亡，妻子流離，載道皆是也，則隻有被殺傷(shang) 、被蹂躪戮辱而已。市肆皆空，田宅不保，商賈停廢，農(nong) 工並輟，試問吾國民生命財產(chan) ，誰保護之？所謂天然權利，平和、安寧、幸福，誰保護之？則吾民隻有絕業(ye) 絕生，聽人專(zhuan) 製而已。然則設立民國政府惟一之目的大反矣，則吾四萬(wan) 萬(wan) 人之意如何？洪憲皇帝，我民意所不欲也，然長吏強迫議員簽名，布告中外，則以為(wei) 我全體(ti) 國民意所戴矣。故昔者君主，矯誣上天，以布告於(yu) 下。今者民國，矯誣民意，以布令於(yu) 上。頃煙土之案，以大吏法官而辱國，吾民意甚憤，而不能一言上達也。

共和以來，借外債(zhai) 幾十萬(wan) 萬(wan) ，鹽者中國之大利也，而令盡屬於(yu) 外人，而未嚐為(wei) 一國利民福之事，吾民之怒甚矣。試問吾四萬(wan) 萬(wan) 全體(ti) 國民，主權之意能達否乎？雜稅加征，公債(zhai) 強迫，增數萬(wan) 萬(wan) ，吾民朝不食，夕不食，悉索供億(yi) ，妻子衣褐不完，父母流離溝壑，無以供子職，吾民之怒極矣。試問吾四萬(wan) 萬(wan) 全體(ti) 國民主權之意能達否乎？共和以來，六年四亂(luan) ，商務大敗，銀行停止兌(dui) 現，紙幣因此低折，致吾民商務折閱，富者貧，貧者極，吾民之恨甚矣！試問四萬(wan) 萬(wan) 全體(ti) 國民主權之意能達否乎？川粵之間，群盜滿山，或劫或擄，良家不安，舟車不停，道路不行，鄉(xiang) 縣不能居，無地可遷，奔走流離，身家子女、財產(chan) 什器皆難免焉，吾民之苦極矣！試問四萬(wan) 萬(wan) 全體(ti) 國民主權之意能一達否乎？吾民數千年來，從(cong) 孔子之教，讀孔子之經，拜跪馨香，尊而敬之，而今之當途者，乃欲特廢孔教，禁讀孔經，禁拜孔聖，盡反吾民之心。吾民強者怒於(yu) 言，弱者怒於(yu) 色，吾民之憤甚矣！而試問四萬(wan) 萬(wan) 人全體(ti) 國民主權之意能達分毫否乎？惟諸督軍(jun) ，擁有強兵，乃敢發憤以進一言，然言雖已發，而終不得行也。或強行之，則稱兵而內(nei) 爭(zheng) ，徒毒我民而已，則仍謂之四萬(wan) 萬(wan) 人之民意不得達也。

或者吾四萬(wan) 萬(wan) 人其非民乎？或非人乎？乃不意號為(wei) 民國，而主權既無，生命、財產(chan) 、權利不保，且蓄意不得達也。向以為(wei) 君主國則專(zhuan) 製而無民權，民意不得達耳。今既號民主國，豈別有專(zhuan) 製，以奪吾民權，且令吾民意不得達耶？嗟呼！國民全體(ti) 乎，豈盡無知識者乎？豈皆無意誌者乎？國民無不欲發舒懷抱，宣達憤抑者也。吾民向者怒專(zhuan) 製，乃發憤以求共和，而乃反得六年四亂(luan) 之苦難，四萬(wan) 萬(wan) 人破財產(chan) 無算，斷頭流血無算，骨肉流離戕害無算，失去外蒙、西藏道裏物產(chan) 無算。所翹足企頸以望共和者，以吾民可保其權利，發達其意誌也。今少數專(zhuan) 製者，橫厲暴肆，壓製禁抑，遠過昔者一人專(zhuan) 製之時。試問四萬(wan) 萬(wan) 人全體(ti) 國民，甘受此橫厲暴肆壓抑之專(zhuan) 製乎？

夫吾國民之權威安在，吾國民之天然權利，和平、安寧、幸福安在？吾國民之生命財產(chan) 安在？若言應有則無之，若言應無則亦民國也，果宜有民意否乎？若言應無，是非民國也；若言宜有，則又無之。若言仍有，請指所在。願告四萬(wan) 萬(wan) 同胞，其有以語我來！[5]

我們(men) 從(cong) 上述南海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共和國的一切作為(wei) 很少考慮到民意，或者以代表的意見取代了民意。

事實上，共和國的領袖們(men) 隻是不斷在各種報刊和電文中重申其意誌，或者，將議員們(men) 通過媒體(ti) 表達出來的見解當做人民的意誌，至於(yu) 人民的實際生活情況，皆未能作深入的調查或了解。

對此，康有為(wei) 在《共和平議》中列舉(ju) 了大量的事實，指出當時共和國背離民意之種種表現：

首先，民國軍(jun) 費較之前清大增。此種狀況既是政治分裂的結果，又是現代國家的內(nei) 在要求，然而，對於(yu) 尚處於(yu) 農(nong) 業(ye) 經濟時代的中國百姓來說，其負擔之重不言可喻。[6]

其時，南北相爭(zheng) ，乃資外人以漁人之利，甚至爭(zheng) 相賣國以為(wei) 己助也，康氏乃痛詆民國之禍曰：“觀今北政府之賣國媚外可憤，然南政府之呼籲於(yu) 外亦同耳。然則吾國民欲救其禍，必先知由：共和之禍為(wei) 之，不去民國，不能救國也。”[7]

蓋南北相爭(zheng) ，其遠因當溯自民初袁、孫之爭(zheng) 總統大位也。今有自由派學者，乃虛言孫氏有位而不居，實昧於(yu) 史實，蓋彼時孫氏既無實力，又無大功，若非袁氏之力，滿洲未必能遜避讓國也。

其次，大借外債(zhai) ，亦遠過前清。民國養(yang) 兵多於(yu) 前清，而利權盡操於(yu) 外人之手，且民國以來，傳(chuan) 統經濟全麵崩潰，僅(jin) 剩借外債(zhai) 一途而已，“以外債(zhai) 言之，清朝軍(jun) 事外債(zhai) ，自同光以來，甘肅伊犁台灣諸役之戰費及賠款，僅(jin) 千餘(yu) 萬(wan) 。惟甲午庚子之敗，賠款為(wei) 巨，然合共亦不過六一三○四八八○磅”。民國雖無賠款，然所借債(zhai) 款遠逾前清，且視為(wei) 常事，比前清尚不如，“晚清以鐵路借債(zhai) ，舉(ju) 國人猶知嘩爭(zheng) ，用以亡清。乃革命後，則改其嘩爭(zheng) ，而以借債(zhai) 為(wei) 日用矣”。[8]對此，南海頗痛切地說道，“外人不費一兵，亦足以亡吾國，而吾國民即聾從(cong) 昧，尚高談民主共和，戴假麵具以自欺。其如政治之實，分寸得失，皆發現於(yu) 國民，不能稍有假借。何偽(wei) 蒙美法民主之名，而求埃及印度亡國之實，吾國民其忍之乎？”[9]蓋彼時政治精英與(yu) 知識精英之勾結，殆類於(yu) 今日矣，民生既已不堪，惟有高談民主共和，自慰自欺之餘(yu) ，期以果百姓之腹而已。[10]

民國曆屆政府皆以借外債(zhai) 為(wei) 事，固出不得已，然而，孫中山獨標“借洋債(zhai) 之有萬(wan) 利而無一害”之奇談，實有以致之也。[11]孫氏認為(wei) ，“目前各省財政本極困難……然一俟臨(lin) 時共和政府成立，則財政無憂不斷，因有外債(zhai) 可借，不用抵押，但出四厘半之息，已借不勝借”，至於(yu) 如何償(chang) 還，孫氏有賣地之妙論，“至還債(zhai) 之法，則道路一經開通，物產(chan) 既銷流，田土必漲價(jia) ，將來由新政府征取，民必不以為(wei) 病，而債(zhai) 可立還矣”。[12]今日政府亦以賣地為(wei) 國，真得孫氏心傳(chuan) 也。此外，孫氏又以中國物力豐(feng) 饒，然財政窘迫如此，實以不善理財故也。至於(yu) 其理財之術，不過發行紙幣而已。[13]凡此論調，皆見於(yu) 今日自由派經濟學之主張矣。

第三，政府開支之巨，除借外債(zhai) 外，便是苟斂百姓。[14]其後，南北相爭(zheng) ，又競相發行內(nei) 債(zhai) ，以作內(nei) 戰之需。尤可笑者，孫氏盤踞廣東(dong) ，不思己之發行內(nei) 債(zhai) 之非，乃指斥北京政府藉此以殘殺國民。[15]種種情形，自可臆測足矣。

第四，外國經濟之壓迫。此種壓迫，蓋因當時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來，官方定論對此言之詳矣。孫中山後來亦有深切認識，甚至以為(wei) ，晚清各項戰敗賠款，屬於(yu) 政治壓迫，其害猶小，至於(yu) 外國經濟上的剝削，致使“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yu) 國亡種滅而後已” [16]。今頗有自由主義(yi) 史家，乃虛構民國時期民族資本主義(yi) 的巨大發展，甚至有所謂“黃金十年”之說，不知是何言也。孫氏又認為(wei) ，此種經濟壓迫較之宋代納貢稱臣於(yu) 女真，尤為(wei) 恥辱，[17]而今之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卻為(wei) 資本的全球統治而歡呼鼓噪。

此外，導致民生之凋蔽者，尚有一事。民國初年，當百廢待興(xing) 之際，孫氏乃汲汲以變革舊俗禮製為(wei) 己任，其中，僅(jin) 改禮服為(wei) 西服一項，即使中國經濟之損失不可估量。南海頗言其害：

政府既以西服為(wei) 貴，士民之富者，皆以購舶來品為(wei) 尚，而賤自製者。一冠一履，動以十數金，服之一襲，則以百數。以吾國民之多，一歲之貢於(yu) 外者，豈可量數！以吾所知民國元、二年，日本大阪售冠於(yu) 吾者，二千餘(yu) 萬(wan) ，而杭、粵絲(si) 市幾空，他可推矣。若吾國男女百萬(wan) ，人人歲購舶來品衣冠履各三四事，人費二百元，已費貢稅二萬(wan) 萬(wan) 於(yu) 外。方今吾國之貧已極，豈可導民貴外貨而棄己物乎！[18]

其時革命黨(dang) 人多久居西域，習(xi) 於(yu) 洋俗，今遽以一己之好惡，變易古俗，致廢吾民數千年絲(si) 織之業(ye) 。蓋民國農(nong) 村之殘破，與(yu) 此有莫大關(guan) 係，非盡出於(yu) 外國經濟之壓迫也。[19]

是以南海主張，“他日變法，一切可變，惟服製必不可變。而今政府大典，必以西衣為(wei) 大禮服也”[20]。雖然，南海亦不能辭其咎焉。戊戌間，南海主張斷發易服，以新民耳目，且欲藉此振起國民尚武之風。[21]又推崇洋人之服，以為(wei) 符合古製：

夫西服未文，然衣製嚴(yan) 肅，領袖白潔。衣長後衽，乃孔子三統之一；大冠似箕，為(wei) 漢世士夫之遺；革舄為(wei) 楚靈王之製，短衣為(wei) 齊桓之服。故發尚武之風，趨尚同之俗，上法秦伯、主父、齊桓、魏文之英風，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變法。[22]

其後，南海周遊列國，始覺洋人衣服、飲食之不便，“免冠之易為(wei) 風吹，握手之病易傳(chuan) 染，此皆歐人與(yu) 我自言不美者”[23]，遂自悔昔日變法之孟浪，“吾昔者閱曆甚淺，亦妄有意於(yu) 是；今遊曆既久，乃知變服之萬(wan) 不可行”[24]。1912年，南海感於(yu) 時政之非，愈自悔前議，“吾久遊歐美，閱曆日深，則甚悔於(yu) 前議之過勇，而未盡當也。……斷發固在必行，而易服則實有未可”，“吾戊戌上書(shu) 之言，實為(wei) 巨謬。……吾在舉(ju) 國為(wei) 創言剪發易服之人，附議於(yu) 此，以自艾自責”。[25]且謂洋人亦以中國服飾為(wei) 便，至於(yu) 洋服，夏不能禦署，冬亦不能禦寒，不便實甚。[26]

三十年代前後，共產(chan) 黨(dang) 在中央蘇區實施土改，毛澤東(dong) 考察江西尋烏(wu) 的經濟狀況時，有類似說法：

光緒二十七八年前還是所謂“功名頂戴”時代，還沒有行新政，縣城生意的大宗是贛州來的綢緞。那時以後時局變化，綢緞的需要減少，直到民國元年廢除“功名頂戴”，綢緞幾乎全廢，縣城生意就大大衰敗下來。[27]

尋烏(wu) 一縣之經濟如此，全國之經濟亦何嚐不如此！共和之禍害民生若是，此後四十年間，曆代民國政府無不以大借外債(zhai) 為(wei) 能事，其端由或肇乎此歟？農(nong) 村經濟破敗如此，宜乎共產(chan) 黨(dang) 能逞誌於(yu) 其間也。更後，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土改，完成了農(nong) 村的重建，最後以農(nong) 村包圍城市，奪取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其時，農(nong) 村經濟因政治而瓦解，而工商業(ye) 亦無甚可觀者，南海遂謂當時物質之掃地同於(yu) 野蠻。[28]不獨民國初政摧毀了農(nong) 村，且後來國民黨(dang) 亦未遑留意於(yu) 農(nong) 村建設，是以民國之祚不永，追本溯源，迨始於(yu) 此乎！日後國共相爭(zheng) ，三四年間即盡失天下，殆食此報焉。

凡此，皆見共和國之漠視民生也。且此種漠視不能僅(jin) 歸咎於(yu) 袁、蔣個(ge) 人之責任，實與(yu) 革命黨(dang) 對共和之迷狂心態有莫大關(guan) 係。

武昌軍(jun) 亂(luan) ，清帝遜位，孫中山乃避讓袁氏，汲汲以興(xing) 辦實業(ye) 為(wei) 務，孫氏此時尚懷極樂(le) 觀心理，以為(wei) 傾(qing) 覆專(zhuan) 製，建立共和，中國之富強可一旦而定，至於(yu) 當時種種危局，若外患日逼、財政艱困、諸省紛亂(luan) 等，孫氏一概輕而視之，猶且號召報界大力宣揚，以消除國民對前途之悲觀心理。[29]其後，孫氏已意識到“共和垂六年，國民未有享過共和之福”，然其樂(le) 觀依舊，猶以為(wei) 非共和之罪，蓋“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麵孔，行真專(zhuan) 製之手段也”，故號召以“真共和”打倒“假共和”。[30]

是以孫氏常自誇共和能使中國一躍而致富強。其曰：

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hui) ，倘吾國人民能舉(ju) 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人才，以發展我之生產(chan) 事業(ye) ，則十年之內(nei) 吾實業(ye) 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31]

可見，後來吾黨(dang) “趕英超美”之說，較之孫氏之大躍進，猶為(wei) 遲緩。

孫氏建國，頗欲借重外資，今之改革派持論亦然。詎料今日之外資，常為(wei) 控製敵國之利器，且常為(wei) 民生之禍矣。孫氏極天真，以為(wei) 外國亦欲中國之富強，蓋能從(cong) 中“同沾其利”，故列強亦汲汲於(yu) 建設新中國。[32]是以孫氏深信對外開放可以速致富強，曰：

我中華民國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辦法，亦采用開放主義(yi) ，不到三、五年後，兄弟可決(jue) 定，比日本富強十倍。[33]

孫氏興(xing) 辦實業(ye) 之主張，完全寄托於(yu) 此種單純引進外國資本、技術與(yu) 人材的開放政策，以為(wei) 如此則“不費一錢，坐享其成，利益頗大”，其失敗也固宜哉！。[34]今則有全球一體(ti) 化經濟之說，似乎各國皆得利益均沾，實欺人之論也，奈何吾人盡輕信之哉！

清季革命黨(dang) 人本以排滿興(xing) 漢為(wei) 惟一宗旨，至1905年同盟會(hui) 成立，孫中山以其考察西方社會(hui) 之創獲，始揭“平均地權”之旨，此為(wei) “三民主義(yi) ”之最後完成。[35]孫氏言“民生”，與(yu) 古人絕不同，乃基於(yu) 對現代資本主義(yi) 之批判。孫氏曰：

實業(ye) 主義(yi) 為(wei) 中國所必需，文明進步必賴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實業(ye) 主義(yi) 之行於(yu) 吾國也必矣。……隨實業(ye) 主義(yi) 之進步，努力以避免其惡劣之結果，故餘(yu) 主張民生主義(yi) 。……欲行一方策，使物產(chan) 之供給，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餘(yu) 所主張之民生主義(yi) 的定義(yi) 。[36]

又曰：

自工業(ye) 革命之後，用機器以代人工，生產(chan) 之力陡增，而歐美工業(ye) 發達之國，有富者自富、貧者日貧，遂生出資本家之專(zhuan) 製。孔子曰：“天下不患貧，而患不均。”是今日歐美文明先進之國，其民族、民權兩(liang) 問題皆已解決(jue) 矣，惟民生問題則日陷於(yu) 苦境。資主則日虞生產(chan) 過剩，苦於(yu) 銷場；工人則俯仰不給，罷工要值。貧富懸殊，競爭(zheng) 日劇。是知欲由革命以圖國治民福者，不得不行民生主義(yi) 者。[37]

可見，孫氏之民生主義(yi) ，非以財富增長為(wei) 鵠的，而是出乎對財富增長後貧富懸殊問題之憂慮，至於(yu) 民初民生之窘迫，似未入孫氏法眼也。就此言之，其民生主義(yi) 與(yu) 馬克思的經濟政策極其相似，是以孫氏曰：“質而言之，民生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實無別也。”[38]民生主義(yi) 帶有明顯的平均主義(yi) 色彩，不獨孫氏為(wei) 然，至章太炎言民生，亦不脫此色彩。[39]

民生主義(yi) 包括兩(liang) 方麵內(nei) 容，即平均地權與(yu) 節製資本，其意皆在解決(jue) 當時資本主義(yi) 國家的貧富懸殊與(yu) 階級對立問題，“象階級戰爭(zheng) 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yu) 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jue) ”[40]。不過，對於(yu) 民國初年的實際情況來說，民生主義(yi) 可謂超前。孫氏之好高如此，其卓識亦如此，宜乎當時黨(dang) 內(nei) 同誌皆不能從(cong) 也。

其後，隨著孫氏之聯俄、聯共政策的推行，國民黨(dang) 內(nei) 頗以赤化為(wei) 憂，反共傾(qing) 向亦日漸明顯。不過，孫氏似乎並不擔心中國之赤化：

彼對於(yu) 不平等條約，有共同之目的，誠為(wei) 中國之友邦，其援助中國也，乃當然之事。……我輩之不阻止俄國之赤化運動者，在已知此種實情故也。若夫中國國民之赤化，未必是可恐之事。[41]

並且，孫氏屢屢強調民生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相通不悖：

民生主義(yi) 究竟是什麽(me) 東(dong) 西呢？民生主義(yi) 就是共產(chan) 主義(yi) ，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我們(men) 國民黨(dang) 的民生主義(yi) ，目的就是要把社會(hui) 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yi) 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也就是共產(chan) 主義(yi) 。[42]

夫蘇維埃主義(yi) 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43]

雖然，孫氏似乎更多強調其學說乃繼承中國固有之傳(chuan) 統。孫氏曾對共產(chan) 國際代表馬林言之曰：

中國有一個(ge) 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ge) 正統的道德思想，來發揚光大的。[44]

不過，孫氏既將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大同思想等同起來，卻又將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區別開來，而對馬克思主義(yi) 頗多批評。孫氏說道：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yi) ，一講到社會(hui) 主義(yi) ，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jue) 中國社會(hui) 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hui) ，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zheng) 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ye) 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zheng) 、無產(chan) 專(zhuan) 製便用不著。我們(men) 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45]

馬克思主義(yi) 自傳(chuan) 入中國以來，不數年已成燎原之勢，孫氏欲得蘇俄助力，乃倡導國共合作，然而，又在思想上力辟之，以為(wei) 不合中國國情。孫氏在此恢複了“民生”一詞之古義(yi) ，強調當前中國的問題是患貧，而非患不均，故馬克思主義(yi) 非當時中國之急務也。大致二十年代前後，孫氏思想有一根本轉折，蓋由理想而趨入現實矣，不獨民族主義(yi) 由排滿轉向排洋，而且，其民生主義(yi) 亦由患不均轉向患貧。

晚年孫氏思想日漸回歸傳(chuan) 統，以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具有普遍性，且能夠在中國傳(chuan) 統中找到淵源，至於(yu) 馬克思主義(yi) ，不過是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的某種特殊辦法而已，絕非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認為(wei) 的普遍真理。換言之，孫氏把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區分開來，即以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人類普遍之理想，而馬克思主義(yi) 隻是通達共產(chan) 主義(yi) 的西方道路而已，並不適合中國。[46]其後，孫氏思想漸趨共產(chan) 主義(yi) ，猶以西方馬克思主義(yi) 不是“真共產(chan) 主義(yi) ”，且極誰許洪氏太平天國，認為(wei) 先於(yu) 歐洲進行了共產(chan) 主義(yi) 實踐。[47]

因此，孫氏主張，民生主義(yi) 才是當今切合中國實際的辦法，並將之與(yu) 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來。對此，孫氏說道：

我們(men) 不能說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不同。我們(men) 三民主義(yi) 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ge) 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yu) 國家不隻是共產(chan) ，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yi) ，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48]

孫氏又將三民主義(yi) 溯諸孟子、程頤曆代先賢之論，而譏蘇俄之列寧道路乃糟粕耳。孫氏說道：

我輩之三民主義(yi) 首淵源於(yu) 孟子，更基於(yu) 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wei) 我等民主主義(yi) 之鼻祖。社會(hui) 改造本導於(yu) 程伊川，乃民生主義(yi) 之先覺。其說民主、尊民生之議論，見之於(yu) 二程語絲(si) 。僅(jin) 民族主義(yi) ，我輩於(yu) 孟子得一暗示，複鑒於(yu) 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義(yi) 非列寧之糟粕，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雖不肖，豈肯嚐列寧等人之糟粕。況如共產(chan) 主義(yi) ，不過中國古代所留之小理想者哉！[49]

三民主義(yi) 之內(nei) 涵本皆出自西方思想，至此，孫氏乃將之一一溯諸中國傳(chuan) 統，可謂認祖歸宗矣。孫氏在理論上既不讚同馬克思、列寧主義(yi) ，遂對當時“以俄為(wei) 師”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多持保留態度，甚至有清黨(dang) 之言論，“若共產(chan) 黨(dang) 而有紛亂(luan) 我黨(dang) 之陰謀，則隻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yu) 民國以外而已”[50]。可以說，其後蔣介石之清黨(dang) ，實與(yu) 孫氏之理論與(yu) 態度有莫大關(guan) 係也。

注釋

[1] 中國古代有周召共和，與(yu) 今人共和之說，亦未甚異焉。南海曰：“夫共和之為(wei) 義(yi) ，於(yu) 英文曰Republic，其義(yi) 曰公物雲(yun) 耳。但使國之土地、人民為(wei) 國之公物，而不為(wei) 一人一姓之私有而已。”（康有為(wei) ：《中國善後議》，《全集》第十，第274頁）又曰：“吾自周厲流後，周召共和，此共和所自出。”（《與(yu) 黎元光、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全集》第九，第203頁）又曰：“無君則以眾(zhong) 大夫主國事，共和之義(yi) 也。”（康有為(wei)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卷3，1901年，《全集》第六，第68頁）權力不集於(yu) 一人之手，由賢大夫共執國政，此即周召共和也。今則因利益之多元，故各推其政黨(dang) 以代議政事，彼此相製衡，是以代議政治，殆共和之真精神也。

[2] 《詩·鄭風》有《將仲子》《叔於(yu) 田》《太叔於(yu) 田》之詩，毛傳(chuan) 以為(wei) 皆刺鄭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製”，蓋莊公之弟太叔舉(ju) 止無禮，而莊公不忍製之，乃致大亂(luan) 。《左傳(chuan) 》隱元年亦雲(yun) ：“稱鄭伯，譏失教也。”皆譏莊公為(wei) 君為(wei) 兄，不當以愛而廢其訓導之責也。

[3] 辛亥共和功成，孫中山屢號召國人發揮主人翁的精神，積極投入到國家建設之中，蓋彼以君主製度下，國人皆受君主一人之奴役而已，而共和國則打倒了奴役天下人的君主，國人遂能通過代表將其意願體(ti) 現出來，故為(wei) 主人，至於(yu) 自總統以下各級官吏，不過為(wei) “公仆”而已。然而，南海譏孫、段等稟握總統、總理之偌大權力，乃號曰“公仆”，而凡所施設，皆不詢諸民意，可謂名實不符。

[4] 共和國的憲法對此多有明確規定，南海亦有見於(yu) 此，“共和為(wei) 治，非以民為(wei) 主耶？考美國憲法最重之權利法典，為(wei) 保人民身體(ti) 之自由，及財產(chan) 之安固，各國同之。美各州憲法，尤重此義(yi) ，皆首舉(ju) 之，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人民皆享受保護其生命自由與(yu) 天然權利。又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權威為(wei) 基礎，政府為(wei) 謀人民平和安寧幸福，及保護財產(chan) 而設之者。南州路易詩煙拿之憲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本人民之意誌，因人民之幸福而設立，其惟一之正的，在保護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財產(chan) 。此數語乎，真共和國之天經地義(yi) 矣。”（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4頁）

[5]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4、5頁。

[6] 南海詳列民國養(yang) 兵之費如下，“辛亥未革命前，全國養(yang) 兵隻二十師團，及壬子革命後，全國驟增兵至八十師團。辛亥八月至十二月，合計餉一千九百六十萬(wan) 兩(liang) ，其解散軍(jun) 隊及剿土匪費六千萬(wan) 兩(liang) 。壬子增六十師團八千六百萬(wan) 兩(liang) ，增海軍(jun) 水師緝捕營費一千五百萬(wan) 兩(liang) ，增綠營、旗營費二千萬(wan) 兩(liang) ，增海陸軍(jun) 行政費及製造工廠費一千萬(wan) 兩(liang) 。此中央政府熊內(nei) 閣之財政數目，至可據者也。所增兵費，已二萬(wan) 萬(wan) ○○八百六十萬(wan) 兩(liang) 。其各省養(yang) 兵之費，不知確數。觀各省借債(zhai) 五六萬(wan) 萬(wan) ，蓋皆養(yang) 兵之費為(wei) 多。他省則吾未詳，就廣東(dong) 言之，養(yang) 兵十萬(wan) ，悉索敝賦，民窮財盡，然猶不足給。經倒袁之後，增兵益多，加以滇、桂之軍(jun) 將五萬(wan) 。財政廳仰屋而歎，無能為(wei) 計，各兵官咆哮索餉，無如之何，但曰君等如能借歟，我必簽名。故驟借外債(zhai) 二千餘(yu) 萬(wan) ，內(nei) 借千餘(yu) 萬(wan) ，然今欠軍(jun) 餉尚九百餘(yu) 萬(wan) 。滇軍(jun) 割據北江十五縣，取其租稅以為(wei) 食，督軍(jun) 省長，或敷衍之，或力助之，卒不能不聽之。於(yu) 是開賭，歲得六百萬(wan) ，隻足供滇軍(jun) 之餉，而令其日謀西南自立之策而已。羅掘皆盡，借貸已窮，盜賊滿山，日益增多，劫掠遍地，無處可居，竭盡民資，借盡外債(zhai) 以養(yang) 兵，而兵之效如此。廣東(dong) 若是，他省可推。民國六年，已四亂(luan) 矣。每亂(luan) 一次，兵大增一次，餉亦大增一次，民力大竭一次，外債(zhai) 大增一次。若辛亥一革命而兵增多六十師團，餉增多數萬(wan) 萬(wan) ，豈非吾民脂膏所擔負者耶？即如廣東(dong) 之倒袁後，增兵五六萬(wan) ，餉增四千萬(wan) ，今兵十三四萬(wan) ，此豈非吾粵民之脂膏所擔負者耶？外債(zhai) 日多，則埃及亡國之禍已至，不必人之滅吾國矣。假令民國之壽三十年，以前事推之，將亂(luan) 二十次，兵可加今二十倍，餉亦加今二十倍，外債(zhai) 亦加今二十倍，則外債(zhai) 應二百餘(yu) 萬(wan) 萬(wan) ，吾國固不能負此重債(zhai) ，無此長壽而先亡。假令折生計之，民國之壽十五年，以上數推之，亂(luan) 應十次，兵加十倍，餉加十倍，外債(zhai) 加十倍，則外債(zhai) 將百數十萬(wan) 萬(wan) ，中國亦無力負此巨債(zhai) ，亦必無此長壽，若埃及之先亡。又再折少半言之，民國但能祈天永命增壽六年，以上數推之，應再亂(luan) 四次，凡應增兵四倍，增餉四倍，增外債(zhai) 四倍，則借外債(zhai) 二三十萬(wan) 萬(wan) ，吾國無力負此重債(zhai) ，亦必如埃及之負外債(zhai) 而滅亡。故循今之民國政體(ti) ，不可以六稔，吾國民其一算之。（《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第25、26頁）養(yang) 兵之費若此，政府雖不欲賣國，又何能為(wei) 哉？

又據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1840年前，中國人口雖已屆四億(yi) ，然舉(ju) 國文官約兩(liang) 萬(wan) ，武官約八千，平均4814人才有一名官員，可見古代社會(hui) 民力之寬以及民間自治程度之高。

[7]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8頁。

[8] 康有為(wei) ：《大借債(zhai) 駁議》，1912年12月，《全集》第九，第354頁。

[9]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第27頁。

[10] 清人譏明儒空談誤國，謂其“無事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然士大夫畢竟有死而已，其大節猶有可觀也者。至於(yu) 今日得行民主之蘇東(dong) 各國，各屆精英鹹集議院，聚議累日，然無一策以紓民困，唯好大言自由、平等以厭百姓，或媚事美國以壓政敵。且彼等自號精英，蓋皆輕薄無行、見風使舵之輩，可謂“有事袖手談民主，臨(lin) 危一逃迎新主”，至欲置舊君於(yu) 死地而後快矣。南海乃譏此種論調曰：“天下未有舉(ju) 國日亂(luan) ，而能得文明、幸福、平等、自由者。今不求弭亂(luan) 以保內(nei) 對外，乃先求文明、平等、自由、自立，則航斷流絕港而無由至，何其顛倒哉！”（康有為(wei) ：《中華救國論》，《全集》第九，第312、313頁）

[11] 孫中山：《與(yu) 鄧澤如等的談話》，1911年12月16日，《孫中山全集》卷一，第567頁。

[12] 孫中山：《與(yu) 胡漢民廖仲愷的談話》，1911年12月21日，《孫中山全集》卷一，第568、569頁。

[13] 現代經濟學之秘奧，當以發行紙幣為(wei) 第一要義(yi) 。古代王朝之亡國，非因物產(chan) 之不豐(feng) 饒也，皆因政府不能理財，無金銀以貿取之，遂巧立名目以擾民，而各級官吏居間上下其手，致吏治敗壞，稍遇事變，即無以為(wei) 國。時下政府皆有無限發行紙幣之便，竭盡地利，括取身後數十年期貨以足一時之需，民雖不滿，然其創痛感則輕。是以戊戌間，南海即主張舉(ju) 辦國家銀行，發行紙幣，並謂此法若行，朝廷練百萬(wan) 兵，修萬(wan) 裏路，亦何難哉！

[14] 共和政府賦稅之重遠過前清專(zhuan) 製政府，對此，南海說道：“清朝之薄征，古今天下未之有也。古者自唐宋至明，有租庸調之稅，自聖祖仁皇帝，以庸調加入租中，定一條鞭法。康熙三十六年，定全國稅凡三千餘(yu) 萬(wan) 兩(liang) ，令後世子孫不得加稅，有違者不得入太廟，故終清朝二百餘(yu) 年，未嚐加分毫也。雖經鹹同之亂(luan) ，重於(yu) 征商，而行厘金稅，然至光緒三十二年，全國歲入不過九千四百四十二萬(wan) 七千餘(yu) 兩(liang) ，以四萬(wan) 萬(wan) 民而取之，每人均計不過三角半，若此其少也，不過千分之一耳。歲出亦相等。試觀壬子歲之數，四萬(wan) 萬(wan) 七千五百○六萬(wan) 五百四十四兩(liang) 。”其後，民國中央政府行政費用之數，“近年日增月加，更無紀極，雖有借債(zhai) ，而皆取於(yu) 民償(chang) 之。若各省皆自立，各自養(yang) 兵，各自行政，各供其妄取於(yu) 民，皆無數焉。若通行之煙酒專(zhuan) 賣稅、印花稅，及種種鋪捐、舟車捐、屠捐、妓捐，省自為(wei) 政，不可悉數，而印花之稅，民尤苦之。蓋在各國印花出自間稅，民出之而不知，吾國則設有定額，授縣令而責其銷售為(wei) 考成，縣令隻得強民行之，於(yu) 是遂為(wei) 暴政矣。總其大概，政府歲征於(yu) 民，必五萬(wan) 萬(wan) ，而各省肆意加征，亦殆三四萬(wan) 萬(wan) 。是幾十倍於(yu) 清末矣。使吾民尚在清末，未經喪(sang) 亂(luan) 之時，加以重征，猶或可也。無如辛亥革命之後，十室九空，內(nei) 亂(luan) 如麻，水旱並至，富室貴宦，皆奔走逃避，托庇外人。自京及北方出者，皆避居天津、青島；自長江流域出者，皆居上海；自兩(liang) 粵出者，皆避居香港、澳門。各攜其貲藏，存之於(yu) 外國銀行。故津、滬、港、澳各國銀行，皆驟增華人之寄資，以數萬(wan) 萬(wan) 計，甚且無息焉。故華人全國蓋藏，盡流於(yu) 外，而內(nei) 地之小民，無所得資以為(wei) 母本。實金既盡，虛紙為(wei) 幣，大充牣幹各省。夫既無現金，則紙幣日低。長江流域，各匯金於(yu) 滬，幾一二倍。所虧(kui) 既甚，商民持空紙，無以為(wei) 貿易。故民生日以困窮，亂(luan) 離日甚。農(nong) 不能耕，工不能作，商不能通。民非流離，則皆坐食，而重稅幾十倍，民何以堪之？即今四川之亂(luan) ，川商百餘(yu) 家，在滬為(wei) 商者，二千餘(yu) 人，而皆停業(ye) ，貨亦不購。然一滬市如此，全國各市之川人，亦與(yu) 之同。故吾粵人之商於(yu) 中外者，亦頻年停貨不辦，停業(ye) 不開。聞神戶及上海之粵商言之，無不愁慘。其鄉(xiang) 曲盜賊橫行，既不能居，中資及富家，皆遷出省城。而城又歲亂(luan) ，則避居於(yu) 港澳。港澳屋租極貴，不可久居。亂(luan) 少定，又複還城。歲歲頻亂(luan) ，遂歲歲遷居。歲歲遷居，遂人人破產(chan) 。而粵養(yang) 兵增至十三萬(wan) ，歲斂日加，吾民何以堪之？吾民受賦斂之重，生計日艱，是何以故？惟民國之故。”（《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第28頁）可見，民國生民負擔之重，較前清之輕徭薄賦，直若霄泥之判也。

[15] 孫中山：《反對北京政府發行公債(zhai) 通電》及《取消北京非法政府擅定七年內(nei) 國公債(zhai) 條例及發行辦法議決(jue) 案》，《孫中山全集》第四，第387、401、402頁。

[16]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3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208、209頁。

[17]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3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209頁。

[18]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第35頁。

[19] 此中情形，南海言之其確，“今若易服乎？則人情所尚，必將盡衣乎絨，且必尚歐美之絨。改服之始，以人衣四裘計之，西絨價(jia) 昂，每人襲須二十金；合絨冠革履計之，人須百圓。吾國男子二萬(wan) 萬(wan) 人，是一歲輸出購絨之費，已二百萬(wan) 萬(wan) 矣。即折從(cong) 少計，人民有四分之一易服者，尚須歲出五十萬(wan) 萬(wan) 。而本國所有織成之綢緞紗羅，歲值三萬(wan) 萬(wan) 者，一旦盡棄，且舉(ju) 國養(yang) 蠶種桑之夫，織繡之工，除年售數千萬(wan) 於(yu) 外國者，可僅(jin) 延殘喘；餘(yu) 皆失業(ye) 而餓斃，殆將數千萬(wan) 人矣”，“頃者易服之議風起，各省絲(si) 店，停歇已多。甚至有不敢積貯絲(si) 貨者，為(wei) 害已劇甚矣。若真誤易服乎，是舉(ju) 全國歲出數萬(wan) 萬(wan) 之絲(si) ，與(yu) 織成之緞綢絲(si) 羅而盡棄之；數千萬(wan) 之桑工織工，盡餓斃之；尚須歲出數十萬(wan) 萬(wan) 購呢絨之料於(yu) 外。又當舉(ju) 國破產(chan) 之時，而行此自盡之木，是恐吾國民壽命之太長，而自促而急縊之也。其事關(guan) 於(yu) 國命至重，奈何以媚外之故，而妄言妄行哉？”“自知絲(si) 為(wei) 中國天產(chan) ，萬(wan) 不可棄，冀一轉移後，乃補救而複之。然亦幸未遽行耳，否則後雖補救，為(wei) 害已多矣。”（康有為(wei) ：《壬子跋語》，《全集》第四，第436－438頁）惜乎民國當政者出乎政治之偏見，乃冒天下之大韙，而徑易漢服為(wei) 夷服矣。

易服之有害民生國計，亦非南海之特識也，時人頗有人慮及此，亦伴隨有相當之運動。《申報》1912年1月7日載《服飾芻議》一文，謂“若一旦倏改西裝，於(yu) 中國大局亦有大不宜之現象”，蓋“我國衣服向用絲(si) 綢，冠履亦皆用緞，倘改易西裝，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則中國不及改製呢革，勢必購進外貨，利源外溢。故必億(yi) 兆民用愈匱，國用愈困矣”，將導致“農(nong) 失其利，商耗其本，工休其業(ye) ”。並且，上海成立了“剪發緩易服會(hui) ”，“以疏通便服維持社會(hui) 生計為(wei) 目的”，認為(wei) “貿然改裝，對於(yu) 將來之服製恐不合符，不如緩易之為(wei) 愈也”，此會(hui) 存在數年之久，直到西裝風氣低落，始宣告取消。並且，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的絲(si) 綢、典當、成衣等行業(ye) ，聯合成立了“中華國貨維持會(hui) ”，要求“注意國貨綢緞”。1912年10月，參議院通過《服製案》，規定男子禮服“料用本國絲(si) 織品或棉絲(si) 品或麻織品”。（參見劉誌琴、羅檢秋：《近代中國社會(hui) 文化變遷錄》卷三，第6—11頁）則稍體(ti) 恤民意焉。

[20]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2，《康有為(wei) 全集》第十一，第34、35頁。

[21] 參見康有為(wei) ：《請斷發易服改元折》，1998年9月5日，《全集》第四，第432、433頁。其後革命黨(dang) 人更是賦予剪辮以政治含義(yi) ，即與(yu) 滿清統治之決(jue) 裂。1895年，孫中山、陳少白在日本剪辮。1903年，不少留日學生剪辮，且甚榮之，並影響國內(nei) 。其後風氣所及，民間頗有剪辮者，官方亦未為(wei) 厲禁。即便在滿清內(nei) 部，政府官員亦頗有剪辮者，譬如，1905年出國考察的端方、戴鴻慈的40多名隨員中，“剪辮者已居其半”。1905年6月，新編陸軍(jun) 改服製，一些官兵為(wei) 了便於(yu) 戴新式軍(jun) 帽，便將發辮剪去一部分。此時服雖易，而發猶未斷也。其後，清廷雖禁止軍(jun) 隊剪辮，命將發辮盤於(yu) 帽內(nei) ，欲借發辮“以存體(ti) 製而正人心”也，然剪辮之風不減，且從(cong) 新軍(jun) 擴展到學堂。1907年5月6日，鑒於(yu) 學界和軍(jun) 界剪辮成風，經學部奏準，乃嚴(yan) 禁學生和軍(jun) 人剪辮。1908年，慈禧太後去世，剪辮之議再起，甚至皇室親(qin) 貴也主持剪辮，如光緒之弟載濤、載洵即提出：“非剪發易服，不足振起全國之精神，懇請明降諭旨。”（《中華新報》，1909年12月27日，《剪發易服最近消息》）1910年10月3日，資政院召開第一屆常會(hui) ，議員羅傑、周震麟分別提出了剪辮議案，得到大多數議員的支持。於(yu) 是，剪辮者“一時風起雲(yun) 湧，大有不可遏製之勢”。（參見劉誌琴、閔傑：《近代中國社會(hui) 文化史變遷錄》卷二，第604—614頁）武昌起義(yi) 後，朝廷很快批準資政院的奏請：“資政院奏請降旨，即行剪發，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準其自由剪發。”（《清實錄》，宣統三年十月下）1911年12月13日，身為(wei) 內(nei) 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剪辮，“以為(wei) 各省之倡”。此後，中央及地方官員紛紛剪辮，甚至勸諭百姓剪辮。1912年3月，南京臨(lin) 時政府下令剪辮，“茲(zi) 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xiang) 僻壤，留辮者尚複不少。仰內(nei) 務部通告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ti) 知悉。凡未去辮者，於(yu) 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頁）顯然，剪辮不僅(jin) 有新朝藉改製以新民之意，且就當時盛行之民族主義(yi) 思想而論，剪辮還意味著漢人河山之光複。

[22] 康有為(wei) ：《請斷發易服改元折》，《全集》第四，第432頁。

[23] 康有為(wei) ：《英國監布烈住大學華文總齋路士會(hui) 見記》，1904年，《全集》第八，第52頁。

[24] 康有為(wei) ：《法蘭(lan) 西遊記》，1905年，《全集》第八，第165頁。

[25] 康有為(wei) ：《壬子跋語》，《全集》第四，第434、437頁。

[26] 參見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第34頁。

[27] 毛澤東(dong) ：《尋烏(wu) 調查》，《毛澤東(dong) 文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2頁。

[28] 對此，南海說道：“勃拉斯不雲(yun) 乎：共和之國，非關(guan) 其政治之善，而在道德與(yu) 物質之良。今民國喪(sang) 亂(luan) 以來，資本盡喪(sang) ，而舊物質不能保，人無安居，新科學不興(xing) ，機器不少增。藉此歐戰三年之中，美國銷貨於(yu) 諸歐者五十萬(wan) 萬(wan) ，故富甲大地。日本貨銷於(yu) 諸歐者將十萬(wan) 萬(wan) ，日銀行驟增現金十萬(wan) 萬(wan) 。試問吾國當此機會(hui) ，有一船一炮之售於(yu) 歐人乎？不特無機器出售，即天產(chan) 之物亦不見多售也，惟有日圖內(nei) 爭(zheng) ，日購歐美貨而已。嗟夫！非民主誰致此？以此而求富強，猶南轅而北轍也。吾國新學之徒，但高呼民國共和，即若可長治久安也者，則中南美諸民國之治效，應與(yu) 美國並驅矣，而何以亂(luan) 離瘼矣？民不聊生，慘禍薦臻，遠過於(yu) 君主國若此哉！亦可思其故矣。”（《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33、34頁）民生不堪如此，今之自由派仍高呼民主當付出代價(jia) ，然代價(jia) 之巨已若此，甚而至於(yu) 國破家亡矣。此種民主，既無益於(yu) 人類，吾等竭力求之，欲何為(wei) 哉？

[29] 參見孫中山：《在上海報界公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2年10月12日，《孫中山全集》卷二，第495、496頁。

[30] 參見孫中山：《在廣州黃埔歡迎會(hui) 上的演說》，1917年7月17日，《孫中山全集》卷四，第114頁。

[31]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卷六，第227頁。

[32]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卷六，第227、228頁。

[33] 孫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2年10月23日，《孫中山全集》卷二，第533頁。

[34] 孫中山：《在南昌百花洲行轅的談話》，1912年10月25日，《孫中山全集》卷二，第534頁。

[35] 自有清一代而言，革命黨(dang) 之政治主張經曆了三個(ge) 時期：第一時期皆以反清複明為(wei) 宗旨，為(wei) 單純之民族主義(yi) ，可謂“一民主義(yi) ”；第二時期始於(yu) 孫中山創立之興(xing) 中會(hui) ，始揭民權主義(yi) 宗旨，而以建立共和政體(ti) 為(wei) 號召，此為(wei) “二民主義(yi) ”；第三時期始於(yu) 同盟會(hui) 創立，加入了“平均地權”的號召，此為(wei) “三民主義(yi) ”。其時同盟會(hui) 中頗有人對“平均地權”之說抱有疑義(yi) ，對此，孫中山解釋道：“現代文明國家最難解決(jue) 者，即為(wei) 社會(hui) 問題，實較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同一重要。我國雖因工商業(ye) 尚未發達，而社會(hui) 糾紛不多，但為(wei) 未雨綢繆計，不可不杜漸防微，以謀人民全體(ti) 之福利。欲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則平均地權之方法，乃實行之第一步。本會(hui) 係世界最新之革命黨(dang) ，應立誌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hui) 三大革命，畢其功於(yu) 一役。”（參見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1、132頁）可見，孫氏所慮甚遠，迥非同儕(chai) 所及也。

    蓋自1895年以後，孫中山周遊歐美各國，對社會(hui) 問題尤熱心研究。己亥、庚子間，孫氏與(yu) 章太炎、梁啟超等對中國古代之社會(hui) 問題、土地問題頗加討論，主張土地公有。同盟會(hui) 成立，雖標“平均地權”之旨，然黨(dang) 內(nei) 同誌皆不甚熱心，且有疑義(yi) ，談不上宣傳(chuan) ，此種狀況一直到民國初年亦未有大改變。庚戌春，孫氏在美國舊金山組織同盟會(hui) 分會(hui) ，以“民生主義(yi) ”一項取代“平均地權”，此為(wei) “民生主義(yi) ”之正式使用。其時黨(dang) 內(nei) 同誌多以中國尚未產(chan) 生類似歐美之大資本家，提倡民生主義(yi) 為(wei) 時過早。後來，國共之得以合作，亦以孫氏對蘇俄社會(hui) 主義(yi) 的認識有關(guan) ，以為(wei) 與(yu) 民生主義(yi) 原則上相同。國共和作以後，部分黨(dang) 員對共產(chan) 黨(dang) 頗滋疑慮，於(yu) 是孫氏於(yu) 廣東(dong) 大學禮堂連續演講三民主義(yi) ，謂三民主義(yi) 包羅萬(wan) 象，範圍至大至廣，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實不出其藩籬。（參見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6—215頁）

[36] 孫中山：《中國之鐵路計劃與(yu) 民生主義(yi) 》，1912年10月10日，《孫中山全集》卷二，第492頁。

[37]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1919年，《孫中山全集》第五，第186頁。

[38]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shu) 》，1923年11月29日，《孫中山全集》卷八，第458頁。隨著孫氏聯俄、聯共政策的推行，愈益受到黨(dang) 內(nei) 同誌的質疑與(yu) 反對，孫氏在不同場合屢屢強調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無有分別，甚至認為(wei) ，民生主義(yi) 乃中國自有之傳(chuan) 統，且能涵蓋共產(chan) 主義(yi) 。（參見孫中山：《關(guan) 於(yu) 民生主義(yi) 之說明》，1924年1月21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110－113頁）

[39] 若章太炎論法律中之盜賊罪曰：“治盜賊，不當刻定臧數以論罪之輕重，當計失主所有財產(chan) 而為(wei) 之率。譬如家有百萬(wan) 金者，取二十萬(wan) 金猶無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則病甚。其為(wei) 害於(yu) 人有輕重，故罪亦因之為(wei) 輕重。不當刻定銖兩(liang) 以計罪，亦猶傷(shang) 人者毀嬰兒(er) 一肢與(yu) 毀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麵積計罪也。”章氏又頗有勞工傾(qing) 向，曰：“限襲產(chan) 之數，不使富者子孫躡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驅策者，不得有；山林場圃不自樹藝者，不得有；鹽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曠土不建築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梟雄擁地以自殖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強，振貧弱也。”（章太炎：《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07頁）此說殆與(yu) 古代“耕者有其田”之說相類。

[40]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生主義(yi) 》，1924年8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386頁。

[41] 孫中山：《與(yu) 日人某君的談話》，1924年2月，《孫中山全集》卷九，第531頁。

[42]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生主義(yi) 》，1924年8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386—388頁。

[43] 孫中山：《致犬養(yang) 毅書(shu) 》，1923年11月16日，《孫中山全集》第八，第405頁。

[44] 引自戴季陶：《孫文主義(yi) 之哲學的基礎》，第22頁。其實，把西方的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中國的大同理想等同起來，已是當時許多學者的共識。郭沫若曾撰有《馬克思進文廟》一文，安排馬克思與(yu) 孔子進行對話，最後借孔子的口說道：“你這個(ge) 理想社會(hui) 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165頁）可見，晚清以來，大同思想之泛濫，實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入中國，開辟了道路。

不過，力圖革除數千年傳(chuan) 統文化命脈的陳獨秀則力詆大同之說，以為(wei) 非聖人之言，“《禮運》大同之說，古之孔教徒鄙棄之，以為(wei) 非聖人之言，以為(wei) 雖子遊亦不至如此之淺，以為(wei) 雜而不倫(lun) ；今之孔教徒以求容於(yu) 共和國體(ti) ，故不得已乃尊重昔之所鄙棄者，以為(wei) 聖人之大義(yi) 微言，以為(wei) 孔子之所以師表萬(wan) 世者以此。此即所謂孔教改良耶？所謂孔教進化耶？抑何醜(chou) 陋至於(yu) 斯極也！”（陳獨秀：《再答吳又陵》，1917年7月，《獨秀文存》卷3，第716頁）陳氏素來好持異議，每為(wei) 逆流，新文化運動時如此，稟持黨(dang) 務時如此，晚年以托派自娛亦如此，故其晚境淒涼，良有以也。

[45]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生主義(yi) 》，1924年8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392頁。

[46] 孫氏甚至認為(wei) ，西方馬克思主義(yi) 不是“真共產(chan) 主義(yi) ”，且極誰許洪氏太平天國，認為(wei) 先於(yu) 歐洲進行了共產(chan) 主義(yi) 實踐。（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230頁）

[47]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230頁。

[48]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生主義(yi) 》，1924年8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九，第394頁。

[49] 孫中山：《與(yu) 日人某君的談話》，1924年2月，《孫中山全集》第九，第532頁。

[50] 孫中山：《與(yu) 日人某君的談話》，1924年2月，《孫中山全集》第九，第5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