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之分裂——革命黨(dang) 人之排滿與(yu) 孫中山民族主義(yi) 思想之轉變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選自作者所著《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穌2017年7月2４日

革命之義(yi) ，自古有之。《易傳(chuan) 》雲(yun)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yi) 大矣哉！”古人唯天道是法，是以天地有革命，人間亦自有革命。

天地之革命，四時代序之謂也，是以人間之革命，則體(ti) 現為(wei) 王朝之更迭，以明天下非獨一姓之所有，蓋於(yu) 民心向背之際，天命常有流轉遷徙焉。[1]

遞至清季，孫、黃輩揭“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幟，蓋欲藉此以成革命之功也，其實不過踵明祖排蒙元之故智，與(yu) 王朝更迭之義(yi) 殆無二焉。

吾國不幸，先是甲午敗於(yu) 蕞爾島夷，繼以庚子之禍難，滿人朝廷遂不足以寄國人之望，又值西方民族觀念勃興(xing) 之時，是以孫、黃革命雖不無吊民伐罪之古義(yi) ，然其幟之大者，皆在宣揚種族仇恨而已。

至清社既屋，民族革命之義(yi) 已成，而南北釁端方啟，此實漢人之內(nei) 訌也，猶秦末劉、項之相爭(zheng) ，徒資漁人之利而已。且坐視滿、蒙、藏、新之分裂，則民族革命之後果，不過致吾中華民族淪入敵手而已。其後，孫文乃倡“五族共和”之說，欲熔五族為(wei) 一爐，然為(wei) 時已晚矣。

且自康、梁假維新之名以飫清廷，托古以改製，而君主製度遂致視為(wei) 衰亂(luan) 之由，中國近代之共和思想實肇端於(yu) 茲(zi) 。其後，陳、胡等以倡導新文化為(wei) 幟，視數千年中國之故物皆無一是處，不獨技藝、政治，至於(yu) 道德、文化及語言，甚而吾炎黃種族，皆不若西人遠甚，遂有今日之喪(sang) 亂(luan) 也。

至此，現代中國之革命不獨革清廷之命，亦革滿人之命，甚而革數千年中國之命矣。至是，吊民伐罪之古義(yi) ，遂不複存矣，常不過逞一己之私利、一黨(dang) 之私見而已，而民國現狀之怪誕，蓋以此焉。現代革命之有名無實，觀乎共和後四十年民生之艱，即可知矣！

康長素上法宣聖，以素王自居，其所倡言改製者，不過欲以西夷共和之製取代取代吾國數千年君主之製而已，“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zhuan) 製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2]。

觀其所撰《大同書(shu) 》，即以共和為(wei) 大同也。其後頗遊曆諸國，“吾兩(liang) 年居美、墨、加，七遊法，五居瑞士，一遊葡，八遊英，頻遊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於(yu) 外”，對於(yu) “世所謂共和，於(yu) 中國宜否，思之爛熟矣”。[3]

民國初建，南海猶心向共和，甚至要求其同誌獻身於(yu) 民國建設。1913年，南海歸國，親(qin) 曆共和後中國之諸多怪現狀，乃於(yu) 國人對共和頌歌拜舞之際，獨持異議。[4]南海於(yu) 《不忍》雜誌序中嚐發“十不忍”之慨：

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sang) ，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綱紀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shang) 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睹政黨(dang) 之爭(zheng) 亂(luan) ，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sang) 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紛亡，吾不能忍也。

可見南海對共和國之失望也。

1917年，張勳複辟失敗，南海亦遭民國通緝，乃避居美國大使館，遂撰寫(xie) 《共和平議》一書(shu) 。其中多掎摭時病以為(wei) 針砭，極論共和製度不適合中國國情。時南海已臻耳順之境，然從(cong) 政問俗之心，一如曩日之殷也。南海於(yu) 此書(shu) 自信頗深，其序自謂：

昔《呂氏》《淮南》之成，懸之國門，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懸此論於(yu) 國門，甚望國人補我不逮，加以詰難，有能證據堅碻，破吾論文一篇者，酬以千圓。[5]

其先，南海嚐撰《中國善後議》（1916），亦有懸門千金之賞。皆見南海之自負，亦見其謀國之熱心腸也，惜乎國人不能為(wei) 之稍留意焉。稍後，陳獨秀極論《共和平議》之非，竟譏之不名一文，曰：“吾觀呂氏書(shu) ，其自謂不能易一字，固是誇誕，然修詞述事，畢竟有可取處。若康氏之《共和平議》，雖攻之使身無完膚，亦一文不值！蓋其立論膚淺，多自矛盾，實無被攻之價(jia) 值也。”[6]

南海又曰：

蓋辛亥革命之前，舉(ju) 國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後，舉(ju) 國不容人議共和之非。……仆誠不忍，著《共和平議》一書(shu) 大發明之。竊冀國民必有大明政體(ti) 之一日，則國體(ti) 變，然後國治可期。[7]

南海對此書(shu) 期待甚高，冀國民“大明政體(ti) ”以變國體(ti) ，從(cong) 而達到恢複君主製度的目的。此書(shu) 固未能炳烺當代，蓋時人皇皇於(yu) 西學，未能措意其說耳。南海雖喋喋而道，不過一己之孤鳴而已。然觀乎百年來中國道路之曲折、反複，南海之論亦未足過時，猶有警醒今日之價(jia) 值也。

一、革命之禍

自古以來，革命之目的不過消除舊政治之無秩序，而代之以新秩序。舊秩序崩壞之後，常不免朝綱敗於(yu) 上，民生苦於(yu) 下，至革命告成，乃有一新秩序之建立，如是，政簡刑清，百姓安樂(le) 。然而，源出西方之近代革命，則絕異於(yu) 是，常不過定一己、一黨(dang) 之利益為(wei) “國是”，假理想之名而趨喚民眾(zhong) 而已。[8]

若是，革命前已是利益之分化，革命後必致政黨(dang) 之林立，其甚者，則為(wei) 經濟之蕭殺，戰亂(luan) 之頻仍，以至於(yu) 國家分裂，徒資外敵而已。英國革命如此，法國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如此，至於(yu) 蘇東(dong) 各國之顏色革命，猶在今人耳目焉，亦概莫不如此，皆大亂(luan) 數十年而後止，其禍患殆有不可勝言者。哀生民之多艱，乃不幸罹此革命之鋒鏑哉！

戊戌間，南海《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有雲(yun) ：

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zheng) 禍之劇，未嚐不掩卷而流涕也。……君民交戰，革命之禍，遍於(yu) 全歐，波及大地矣。諸歐鑒戒巴黎，殺戮略減，而君主殺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則百年來百國寶書(shu) 實錄，莫不同然。普大地殺戮變亂(luan) 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蓋皆自法肇之也。[9]

其時南海甚言法國革命之禍，不過藉此以懼滿人，欲朝廷亟行立憲之政也。此後袁世凱亦假此術欺孤兒(er) 寡母，於(yu) 是清帝遜位，遂致革命竟一旦而功成。

戊戌後，南海在海外組織保皇會(hui) ，猶倡君憲之說，與(yu) 孫文之革命黨(dang) 相爭(zheng) ，乃極論法國革命之禍，甚至以為(wei) 百無一是。1905年，南海撰《法蘭(lan) 西遊記》，其中頗描摹革命之情狀：

民無教義(yi) 禮法，以服從(cong) 其心，綱紀蕩然如猛獸(shou) ，假於(yu) 自由，以恣凶橫。……亂(luan) 民賤婦，賤踏帝王英雄之骨以為(wei) 快。以自然為(wei) 教，一切無可信者，故舉(ju) 古今之信仰禮義(yi) 皆掃除之，道德廢盡，男女惟淫亂(luan) 。……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異者，日揭博愛、自由、平等為(wei) 徽，乃假博愛之名，以為(wei) 屠隊，用自由之義(yi) 以為(wei) 囚獄，假平等之說以殺奪富資，剪除才望，稱自然之美而縱淫盜。一時才子佳人、名寶古物，皆泛掃淨盡，比之黃巾、黃巢之禍，尚遠過之。而飾絕美之名，以行其凶殘之實，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國人尚妄稱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師之，此則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名為(wei) 革王侯之命，實則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追源禍首，及倫(lun) 的黨(dang) 諸誌士仁人，不慮事變，妄倡革命，大罪滔天，無可逭也。……無真人而假托革命，謬談自由，其為(wei) 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國民智大開，人格皆至，才哲如林，義(yi) 熱實心救國之人無數，以言革命，則其禍酷必更烈，而亡中國愈速焉。[10]

戊戌間，長素之政敵亦道及革命之禍矣。《邵陽士民驅逐亂(luan) 民樊錐告白》有謂“泰西國固多民主，然法國議院朋黨(dang) 逢起，卒為(wei) 國禍，在泰西且不可行矣”，又譏樊錐欲行民主，“真漢奸之尤哉”。[11]

南海又論革命非勢出必然，曰：

然則必欲予民權自由，何必定出於(yu) 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國大塗炭，則民權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國之心、愛民之誠，但言民權自由可矣，不必談革命也。然則革命者之言民權自立，不過因人心之所樂(le) 而因以餌之，以鼓動大眾(zhong) ，樹立徒黨(dang) 耳。[12]

近代西方以來之革命，概假自由、民主、平等為(wei) 名，然“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亂(luan) ”。法國大亂(luan) 八十餘(yu) 年而後止，中國革命亦大亂(luan) 四十年而後定，良不感佩乎南海之先見也歟？是以自民族、民生視之，革命常未必得福，反革命亦未必造孽也。

職是之故，南海雅不欲革命，而主張漸進之政治改良。南海之理論雖以民主共和為(wei) 高，至其政治實踐則以君憲切實可行，假君權以行民權耳。然而，革命風潮一波高過一波，先是國民黨(dang) 矢誌革命，其後共產(chan) 黨(dang) 繼之，無數先烈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譜寫(xie) 出一部可歌可泣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其實，南海與(yu) 國、共兩(liang) 黨(dang) 之間，政治主張之差異尚屬其次，蓋皆以民主共和為(wei) 最高目標也，至於(yu) 達成此種政治主張之途轍，則一主革命，一主改良耳。

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皆反對此種漸進論，孫中山甚至主張“一次革命”，從(cong) 而完成中國近代化的全部目標。孰料袁世凱獨攬大權，吝於(yu) 杯羮之分，孫氏遂親(qin) 手發動了“二次革命”。其後曆次南北兵爭(zheng) ，莫不出於(yu) 孫氏之手，亦莫不背其“一次革命”之初衷也。孫氏可謂愈挫愈勇，甚至有三次、四次革命之說。[13]最後，孫氏改組國民黨(dang) ，謂民國以來曆次革命之失敗，皆以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之緣故。[14]此時，孫氏乃主張“不斷革命”矣，至於(yu) 革命之目標，依然是所謂“封建遺毒”。[15]後來之國、共兩(liang) 黨(dang) 繼承其遺誌，皆欲“將革命進行到底”，若稍有停滯，則視為(wei) “反革命”矣。

且觀乎現代中國之曆次革命，不論其時具體(ti) 任務若何，必同時有“反封建”之目標。蓋“反封建”絕非一朝一夕能奏其功，唯其如此，乃有“不斷革命”之必要。如是，現代中國思潮乃以手段為(wei) 目的而已。既以革命為(wei) 目的，則必以封建或傳(chuan) 統視為(wei) 革命之對象，先是傳(chuan) 統之政治，繼而傳(chuan) 統之思想與(yu) 文化，終則“靈魂深處鬧革命”矣，必至此地步，革命始為(wei) 進行到底矣。[16]

汪榮祖深愜於(yu) 南海之反革命論調，謂中國現代史乃“一部動亂(luan) 的革命史”，且頗張其義(yi) 曰：

百年來，中國一再崇拜革命，以為(wei) 革命可舉(ju) 萬(wan) 惡一掃而蕩之，可以解決(jue) 一切的問題。……康有為(wei) 反對革命，主要不在擁護滿洲人做皇帝，而在堅持漸進，不能冒進，何況革命動亂(luan) 在當時可以招致分裂與(yu) 亡國的可能性。民國以來的曆史可以印證康氏所言，並非危言聳聽，雖未全中，亦不遠矣。但康氏逝世之時，革命不僅(jin) 在繼續，而且方興(xing) 未艾，一直發展到“文革”的革命高潮。

當然，革命並非一無所成，但代價(jia) 是何等之高。更主要的是中國的現代化文明的建設不能靠革命來完成，而必須由逐步的改革來完成。今日不再以革命為(wei) 國策，堅持以改革為(wei) 國策，乃是經過檢驗後的必然實踐。康有為(wei) 的漸進改革思想也應該重新評估肯定。[17]

新文化運動欲繼辛亥革命之未竟事業(ye) ，乃將政治革命推進到思想、文化領域，甚至以改造“國民性”為(wei) 目標，其後之文化大革命，不過其紹述耳。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實施改革，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此實為(wei) 近百年中國革命史之反動。至此，孫中山開辟的現代中國革命道路終結了，而從(cong) 來作為(wei) 革命對象的傳(chuan) 統亦次第得到複興(xing) 。

二、自立與(yu) 獨立

武昌軍(jun) 亂(luan) ，蓋襲五季驕卒之遺習(xi) 也，斯後得假首義(yi) 之幟，仍不失為(wei) 堂正之舉(ju) 。然力有未逮，遂藉獨立之名以行革命之實，實啟其後民國數十年政治分裂之端。雖迫於(yu) 形勢，然民主共和觀念之惑人，實有以致此也。孫中山負“國父”之盛名，乃欲效法美國聯邦製而締造民國，是以其後民國政治之分裂，孫氏實不能辭其咎焉。孫氏曰：

政治上萬(wan) 不宜於(yu) 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製度實最相宜。每省對於(yu) 內(nei) 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負其整理統禦之責；但於(yu) 各省上建設一中央政府，專(zhuan) 管軍(jun) 事、外交、財政，則氣息自聯貫矣。此新政府之成立，不必改換其曆史上傳(chuan) 來之組織，如現時各省本皆設一督一撫以治理之，聯邦辦法大致亦複如是。但昔之督撫為(wei) 君主任命，後此當由民間選舉(ju) ，即以本省之民，自為(wei) 主人。形式仍舊，而精神改變，則效果不同矣。[18]

可見，其後民國數十年軍(jun) 閥割據局麵，實甚符合孫氏之政治設計也。今有學者欲曲為(wei) 孫氏諱，遂將此局麵溯因於(yu) 曾、李鄉(xiang) 軍(jun) 之興(xing) ，未盡是也。蓋終孫氏一生，始終以割據為(wei) 革命之手段，民國前如此，民國後亦何嚐不如此？[19]其後，共產(chan) 黨(dang) 割據農(nong) 村而鬧革命，亦襲孫氏之故智耳。

然美人欲自獨立於(yu) 宗主國，此其所以有名也，至其十三殖民地合而為(wei) 一，建立聯邦，實出不得已。吾國數千年曆史乃造成一統之中國，諸省今欲獨立，豈非倒行逆施乎！獨立之後又謀聯合，反複周折，欲何為(wei) 哉？抑或效今之獨聯體(ti) 乎！此南海所以深嫉之也。

孫、黃推翻滿清之革命，本屬堂正，乃欲效美國獨立之名，實不知比類也。至其革命功成，猶以自治之名煽惑國人，其識尤淺。其後有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南北對峙等，諸省莫不假獨立之名，行割據之實，孫、黃真始作俑者耶！[20]此種獨立自由之精神，又與(yu) 現代政治之地方自治、民族自決(jue) 觀念相糅合，乃伏無窮之禍端，其弊殆難勝言者哉！

是以察乎往古之革命，莫不荼毒其民。[21]雖然，猶未見若今日導致國家分裂者。近代以來，曆次革命之後果，常不過政治之分裂，乃至種族之仇殺，故頗有識者倡言民族和解，以消弭革命之遺患也。觀乎蘇聯、南斯拉夫之解體(ti) ，以及亞(ya) 、非、拉諸國之政治動蕩，足見近代革命觀念之背謬也，亦尤見南海之特識焉。[22]戊戌後，南海遊曆德國，頗感於(yu) 德國由一統而致強大，曰：

今吾國人昧昧於(yu) 時勢，覽歐土之諸雄以競爭(zheng) 致富強，乃欲將中國之一統而亦思分之，以自促其瓜分之慘。不師強德而法印度，其愚何可及也。[23]

近日中國頗有倡言民主政治者，假選舉(ju) 之名，行陰謀之實，嘵嘵置辯不已，無視列強分裂我國之心，尤無識也。其甚者，不獨歆羨西人之虛華，至於(yu) 甘居買(mai) 辦之實，與(yu) 敵國相應若桴鼓然，其心真不可問矣。

其時南海撰有《廢省論》（1912），主張廢除行省單位，“裁去元、明督撫之製，而複唐、宋州郡之法，俾行政之分治可精密，而中央之集權可實行”[24]，又以民眾(zhong) 選舉(ju) 地方長官的做法為(wei) “愚謬之至”。民國初年，南海於(yu) 舉(ju) 國效仿美國聯邦製之際，獨標中央集權之異論，其識見良非革命諸公所及也。晚年孫中山挾蘇俄之力，欲一統中國，乃唱中央集權之說。然其時共產(chan) 黨(dang) 猶學步於(yu) 孫氏之早年思想，耽迷於(yu) 民選及聯邦之說矣。

雖然，康黨(dang) 初亦以自立為(wei) 謀。戊戌初，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即汲汲於(yu) 此道焉。至於(yu) 陳寶箴撫湘，亦非絕無此念。其子陳三立撰乃父行狀，謂陳氏以“國勢不振極矣。……陰念非掃除弊政，興(xing) 起人才，與(yu) 天下更始，無以圖存。陰念湖南據東(dong) 南上遊，是天下勝兵處，其士人率果敢負氣可用，又土地奧衍，煤鐵五金之產(chan) 畢具，營一隅為(wei) 天下倡，立富強基礎，足備非常之變，亦使國家他日有所憑恃，故聞得湖南，竊喜自慰”[25]。梁啟超嚐上陳寶箴書(shu) 曰：

為(wei) 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國。……明公必於(yu) 他日自立之宗旨，樹標既定，摩之極熟，不令少衰，然後一切條理乃因而從(cong) 之。[26]

戊戌後，南海嚐敘其所以謀湖南自立曰：

夫自割台而不能保，而人心變矣，則有發革命者；及割膠、旅也，則湖南有獨立之說。幸有聖主維新，大慰人心，天下歸之，人望自強。[27]

南海初以湖南省之強，乃能自立而免列強瓜分，其後，則立足於(yu) 現代國家之構建，亟以削弱行省為(wei) 論矣。

關(guan) 於(yu) 康黨(dang) 在湖南之自立活動，梁啟超嚐言之曰：

南學會(hui) 尤為(wei) 全省新政之命脈，雖名為(wei) 學會(hui) ，實兼地方議會(hui) 之規模。先由巡撫派選本地紳士十人為(wei) 總會(hui) 長，繼由此十人各舉(ju) 所知，輾轉汲引以為(wei) 會(hui) 員，每州每縣必有會(hui) 員三人至十人之數，選各州縣好義(yi) 愛國之人為(wei) 之。會(hui) 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臨(lin) 會(hui) ，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及學長（皮錫瑞）等，輪日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yang) 成地方自治之氣力。將以半年之後，選會(hui) 員之高等，留為(wei) 省會(hui) 之會(hui) 員；其次者則散歸各州縣，為(wei) 一州一縣之分會(hui) 員。蓋當時正德人侵奪膠州之時，列國分割中國之論大起，故湖南誌士人人作亡後之圖，思保湖南之獨立。而獨立之舉(ju) ，非可空言，必其人民習(xi) 於(yu) 政術，能有自治之實際然後可，故先為(wei) 此會(hui) 以講習(xi) 之，以為(wei) 他日之基；且將因此而推諸於(yu) 南部各省，則他日雖遇分割，而南中國猶可以不亡，此會(hui) 之所以名為(wei) 南學會(hui) 也。當時所辦各事，南學會(hui) 實隱寓眾(zhong) 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28]

康黨(dang) 主張自立，固有地方自治之意，然其用意則在謀日後獨立之基礎也。[29]康黨(dang) 此時謀湖南自立於(yu) 中國，雖未必確乎有革命之意，然當天下大亂(luan) 之際，湖南若能自立，則退可保全於(yu) 外患，進則可圖天下，猶劉知遠之自保河東(dong) 也。[30]梁氏此時自謂“南學會(hui) 實隱寓眾(zhong) 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其用心可謂昭然。文悌攻康黨(dang) “保中國不保大清”，良有以也。

戊戌後，康、梁等亡命日本，自梁啟超以下，康黨(dang) 中人多與(yu) 革命黨(dang) 人過從(cong) 甚密，欲兩(liang) 黨(dang) 聯合以共謀革命，則猶操戊戌前之革命舊旨也。[31]

庚子間，北方大亂(luan) ，南海力勸張之洞、劉坤一勤王，其實欲謀湖廣之自立焉。[32] 且令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jun) ，號三十萬(wan) 眾(zhong) ，欲據兩(liang) 廣、兩(liang) 湖，然後直搗京師。雖號曰勤王，又誰其信耶？[33]至自立軍(jun) 敗，南海又以勤王自誓，力陳其保國之忠也。[34]

其後，梁啟超有分中國為(wei) 十八省自治之說，實承康黨(dang) 初期革命思想之緒餘(yu) 也。[35]然此時康氏已變其舊說，乃力斥其非。[36]

1911年，山東(dong) 省宣布獨立，聲言共和國當實行聯邦製。其後，“聯省自治”運動甚囂塵上，地方軍(jun) 閥莫不奉為(wei) 秘典，且盛張此說以惑國人，其得如此，實因與(yu) 共和聯邦之理想有莫大關(guan) 係。[37]至1922年，此運動達到最高潮，如湖南、浙江公布其“省憲章”，其他數省亦嚐試采取同樣行動。對此，南海曾強烈反對，以為(wei) 不過軍(jun) 閥權力之製度化，甚至促請吳佩孚以軍(jun) 事力量“統一中國”。[38]

蓋自清末以來，孫氏頗費力經營廣東(dong) ，民國時尤據以為(wei) 革命之根據地，康氏深惡其分裂，以為(wei) 非中國之福，乃常為(wei) 吳佩孚之謀主，欲一舉(ju) 蕩平廣東(dong) ，逐孫氏於(yu) 其巢穴之外。[39] 其後，國民黨(dang) 得蘇俄之助，勢漸盛，南海號召北方諸省共討之，“今加拉罕隱為(wei) 中國主，孫、馮(feng) 是左右將相，段為(wei) 護法韋陀，力行俄化，外團震憂，中國五千年奇變”[40]。南海又竭力調停北方軍(jun) 閥之紛爭(zheng) ，全力對付國民黨(dang) ，以為(wei) 中國存亡之關(guan) 鍵。[41]1926年，北伐軍(jun) 入湘，南海乃赤膊矣，遂遣其弟子徐勤，聚合鄧本殷舊部攻粵，欲為(wei) 北伐之牽製焉。[42]至1927年，北伐軍(jun) 已定漢、寧，南海時寓滬上，不久即避居青島。蓋南海歿於(yu) 三月底，臨(lin) 終前猶致電張宗昌，汲汲為(wei) 其謀劃軍(jun) 事，以對抗北伐軍(jun) 。[43]張宗昌敗，北伐軍(jun) 直趨魯豫，南海乃謀其身後事，纖細畢至。南海雖以七十老翁而卒於(yu) 正寢，中間未必無有隱曲，然其不知藏喙之道，至此乃懼革命軍(jun) 罪之，抑或其死因然。[44]

孫中山始終矢誌革命，雖屢遭敗衂，其誌亦未稍挫焉。雖然，其力常有未逮，乃以獨立為(wei) 手段，雖貽禍無窮，亦未暇顧也。至晚年，孫氏得蘇俄之助，乃盡變舊說，力倡統一，始深惡“聯省自治”之說矣，然其唾餘(yu) 反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一時所寶矣。

三、政黨(dang) 、民主與(yu) 政治分裂

南海極論民主有以致政治之分裂。其言曰：

吾國必行民主乎，國必分裂。夫虛君之國，猶有君臣之名，則有義(yi) 以定之，君臣有天澤之分，故以齊桓之強霸，對於(yu) 東(dong) 周虛王，猶凜天威之咫尺。日本大將軍(jun) 猶敬虛君之天皇，不敢犯上叛逆。若罪為(wei) 不敬或叛逆，則人惡之，自不輕妄叛逆也。今法大革命後，君臣義(yi) 破，然觀日、英可考也。雖為(wei) 虛君，而群臣敬畏，不妄亂(luan) 叛，不敢狎侮焉。英自戮楂裏逐占士後，行虛君共和製，內(nei) 亂(luan) 遂止。若民主也，無君臣之名義(yi) ，則叛亂(luan) 自立不為(wei) 逆，無天威之敬畏，則語言侮慢不為(wei) 悖。夫國人於(yu) 叛逆視為(wei) 無事，則以何物束其心誌乎？夫人之情，固不樂(le) 受製於(yu) 一人，且所謂一人行政，必私不公也大半矣。心既不服，情又不便，則惟有畏勢而不敢動，若勢不足畏，則安得不分裂而自立乎？乃欲高談空文之法治，怵令權強以恪守，彼勢無可畏，法何必守耶？故導之以德，以大畏民誌，令其自不逾規則無法可也。若束之以法，則法者以待兩(liang) 無力人之爭(zheng) ，國家藉以折衷之耳。若兩(liang) 有力人，則以法為(wei) 不便於(yu) 我，隻有去之，豈肯守之。故法者在勢之下言之，有勢則有法，無勢則無法，複辟可反攻以討逆，舊君之義(yi) 可廢，何有於(yu) 法？[45]

古代地方之跋扈驕蹇，莫過於(yu) 唐、五季之藩鎮，其擁兵自重，叛服無常，亦為(wei) 民國政局之寫(xie) 照焉。雖然，武人自恣，常未必能俛首貼耳也，然畢竟畏於(yu) 君臣名義(yi) ，非若民國諸將以獨立為(wei) 美名，而競以此相標榜焉。考諸今日民主國家，絕無叛逆之倫(lun) ，則地方之抗拒中央，精英之裏通外國，皆坦然行之，乃無絲(si) 毫愧郝之情矣。

民主政治之弊如此，時人猶欲行法治以糾繩之，梁啟超即善於(yu) 此道焉。[46]今日主張民主政治者，亦崇尚法治。蓋古之法家，不獨重法，亦且重勢，今之主法治者，則欲太阿倒持，權重於(yu) 下，若是，中央之法令亦無如之何矣。

蓋西人之民主大致有二：其一，多黨(dang) 民主，或稱代議民主、間接民主，右翼之政治民主多取此義(yi) 。其二，一黨(dang) 民主，或稱黨(dang) 內(nei) 民主、直接民主，左翼之經濟民主則取此義(yi) 。康氏頗稱許瑞士之民主，以為(wei) 太平大同之製，[47]蓋稍近於(yu) 左翼之民主焉，而其對民主之譏評，皆對多黨(dang) 民主而發。

多黨(dang) 民主之前提，在於(yu) 社會(hui) 之分化，以及利益之多元，至於(yu) 黨(dang) 派之林立及政治之紛爭(zheng) ，皆從(cong) 此出。蓋社會(hui) 現實如何，政黨(dang) 關(guan) 係亦如何，是以任何一黨(dang) 皆不得獨大，不能代表其他政黨(dang) ，更不能取締其他政黨(dang) ，否則即為(wei) 獨裁矣。故民主政治，不過黨(dang) 爭(zheng) 政治而已，乃社會(hui) 中諸多利益博弈之體(ti) 現，猶野狗之博食耳，內(nei) 中實未有甚高明之意焉。雖然，其中亦有高下之分。其上者，各政黨(dang) 猶能遵守一定規則，願賭服輸；其下者，上台者不擇手段，而下台者不願服輸，聚訟無已，甚至稱兵相向，亦在所不惜。觀乎民國之政局，不過民主政治之末流耳。府院、馮(feng) 段、直奉之爭(zheng) ，以及後來寧漢之分立、蔣汪之內(nei) 鬥，至於(yu) 地方軍(jun) 閥之鬥爭(zheng) ，更形頻繁，莫不是民主政治之後果，皆以利益不能調和故也。內(nei) 爭(zheng) 若是，至外人乘勢而謀吾國，乃得漁翁之利矣。民國以來中外之種種條約，皆以黨(dang) 派立場而置國家、民族之利益而不顧，齗齗其間，袁、段之北洋政府如是，孫、蔣之國民政府何嚐不如是，凡是，皆欲於(yu) 黨(dang) 派紛爭(zheng) 中謀求優(you) 勢而競相諂媚外人也。是以南海痛切言之曰：“無論革命者能假外國之力與(yu) 否，要終於(yu) 自鬻國民，以速其割亡而已。以救國之故，而終至鬻國，又豈仁人誌士而甘出此乎？”[48]

至於(yu) 古代君主政治，則無此弊端焉。君主以天下為(wei) 一家，自為(wei) 父兄，而視萬(wan) 民若子弟，故其謀天下之事，猶謀一家之事也。至於(yu) 廣土之眾(zhong) 民，或為(wei) 同祖之血親(qin) ，或為(wei) 甥舅之姻親(qin) ，雖有遠近親(qin) 疏之別，而無隔閡不通之礙。是以君王至尊而愛民如子，小民至卑而戴君如父，大人謀國於(yu) 上，鄙夫勤勞於(yu) 下，群策群力，萬(wan) 眾(zhong) 一心。上下左右，無利益之紛歧，乃能通達如此。《大學》謂天子以“絜矩”之道使天下平，蓋以上下能同其心，戮其力故也。

雖然，古之中國亦有黨(dang) ，然與(yu) 今之政黨(dang) 絕不同。時人論黨(dang) 之名義(yi) 曰：

黨(dang) 之名何自始？曰：始於(yu) 鄉(xiang) 黨(dang) 。《周禮·大司徒》：“五族為(wei) 黨(dang) ，使之相救。”《黨(dang) 正》：“各掌其黨(dang) 之政令教治。”……此黨(dang) 之本義(yi) 也。古者聚族而居，宗族親(qin) 屬，同居鄉(xiang) 黨(dang) 境內(nei) ，故父族、母族、妻族，亦曰三黨(dang) 。……以鄉(xiang) 裏之名，為(wei) 親(qin) 屬之稱，已屬後起引申之義(yi) 。要之，五百家之丁口，皆其黨(dang) 徒；黨(dang) 正，則其黨(dang) 長；黨(dang) 之政教，其黨(dang) 務也；使之相救，其黨(dang) 綱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qin) 睦，鄉(xiang) 黨(dang) 自治之明效大驗也。此黨(dang) 如是，彼黨(dang) 亦然。聚黨(dang) 為(wei) 州，聚州為(wei) 鄉(xiang) ，聚鄉(xiang) 為(wei) 國，國人則皆黨(dang) 人也。至黨(dang) 之政教，顜若畫一，毋或攜貳，有別立宗旨者乎？無有也。有自為(wei) 風氣者乎？無有也。有門戶水火，聚訟爭(zheng) 執者乎？無有也。……至於(yu) 非其親(qin) 黨(dang) ，亦有曲從(cong) 阿附，以聯聲氣而結黨(dang) 援，於(yu) 是朋黨(dang) 之稱，遂為(wei) 世所詬病矣。……三代而下，若牛李角立，蔡張昵比，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伐異黨(dang) 同，亡人家國，讀書(shu) 者推原禍始，未嚐不太息痛恨於(yu) 朋黨(dang) 之禍之為(wei) 厲階也。若夫東(dong) 漢之甘陵、宋之元祐慶元、明之東(dong) 林複社，或憂時之君子，或講學之士夫，激濁揚清，守先待後，期以正人心，息邪說，延斯文於(yu) 存亡絕續之交，正與(yu) 《大易》朋友講習(xi) 之旨、孔門以文會(hui) 友、以友輔仁之義(yi) ，合無間，大公至正，何黨(dang) 之有？而小人必以朋黨(dang) 毀之，禁錮戮辱者，史冊(ce) 相望，於(yu) 是黨(dang) 益為(wei) 世忌諱，黨(dang) 之名實，亦愈以淆。[49]

是以古人因相親(qin) 而相黨(dang) ，本為(wei) 自然之團體(ti) ，黨(dang) 人、黨(dang) 徒即為(wei) 同宗、同族之親(qin) 屬。同黨(dang) 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三代以下，黨(dang) 人、黨(dang) 徒因政見異同相聚合，黨(dang) 同而伐異，彼此之爭(zheng) 勢若水火，乃漸失古代相親(qin) 之義(yi) 焉。馴至近代，黨(dang) 人、黨(dang) 徒不過因利益而苟合而已，又其下焉者矣。

至晚清共和之議起，君王不複尊矣，而民人亦不複摶結，蓋彼此利害阻隔，乃不複相親(qin) ，而視若仇雔然。現代中國政治之分裂，蓋以此焉。雖然，國人之想望共和，猶燈娥之赴火，焚身而不止。南海譏國人之執迷共和而不悟，“如飲狂泉，若服迷藥，語之以必無共和之望，而彼仍望也。語之以中國與(yu) 共和隔絕，如渡水無梁，渡海無舟，乘飛機登天，而終不可致，非徒不可致，且將遇飆風而墜，折骨而死，而迷共和者，仍恐不悟也”[50]。

民眾(zhong) 無知，尚猶可閔。至於(yu) 孫、黃等締造共和之偉(wei) 人，其迷悟殆亦類此耳。南海譏之曰：

且有民國偉(wei) 人，以革命立功，以革命得名，若謂共和不成，則舍其家具，安有舍而從(cong) 我之理。此則有中國可亡，而民主不可改之心矣。雖然，此負氣之心耳，彼又不信中國真因民主共和而亡耳。果真因民主之亡，且亡亦不遠，念及他日，其身家流離親(qin) 為(wei) 奴隸，妻妾、田園見奪於(yu) 人，子孫永奴，種族將絕，為(wei) 台灣人，為(wei) 印度人，為(wei) 緬甸人，必將有翻然改曰者，次第實征已見矣。及今改之，事勢已遲，猶或可望也，但過是時，大分裂已成，他日已難統一。鷸蚌相持，徒供漁人之利，雖欲發憤，其可得哉！[51]

南海又謂“民國偉(wei) 人草文，乃專(zhuan) 待他人拯救，則吳三桂而已，複何言哉！”[52]孫、黃輩醉心於(yu) 民主共和，幾使中國蹈俄國、波斯、突厥覆滅之路。雖然，革命黨(dang) 人不欲自任其咎，然吳三桂之心固不可測，彼等之心寧可測乎！微共產(chan) 黨(dang) 之功，中國不待其後蘇聯、南斯拉夫之時，蓋已亡於(yu) 昔日矣。今亦有信奉民主若狂者，致國家之分裂猶在所不惜，真“民國偉(wei) 人”之裔孫耳。

南海甚至以為(wei) ，若國家醉心於(yu) 民主，即便不為(wei) 國滅，亦如昔日墨西哥，喪(sang) 地無數矣。南海曰：

吾每覽墨西哥地圖而悲不自勝也。墨為(wei) 北美最大國，縱橫萬(wan) 餘(yu) 裏，華盛頓之建美十三州，地不過海西一隅耳，今自新藟以東(dong) 至三藩息士高邊海萬(wan) 裏之地，皆故墨壤也。墨革命九十年，易民主五十六，日事內(nei) 爭(zheng) 內(nei) 亂(luan) ，遂失此萬(wan) 裏之壤而入美，今亂(luan) 未已，豈徒割地已哉！非終並於(yu) 美亂(luan) 不得止也。又嚐考英以三島，國至小也，其得盛大也，賴立荷蘭(lan) 侯威廉第三而致之，於(yu) 是荷蘭(lan) 海外之殖民地皆歸隸於(yu) 英，今南洋海門一帶猶是也，英用以富強。清朝之入關(guan) 也，舉(ju) 八旗兵所平定之四十國，盡歸之於(yu) 中國，後定外蒙土爾扈特、青海、西藏二萬(wan) 餘(yu) 裏之土，皆不費內(nei) 地一兵，而吾中國得之。今東(dong) 三省率皆山東(dong) 人，而蒙古、新疆、川、藏為(wei) 吾漢族所移居墾辟者，不可量數。且是二萬(wan) 裏之疆皆在岡(gang) 底斯山、杭愛山之下，昆侖(lun) 發脈之始。故金礦彌滿焉。清室之為(wei) 功，莫此為(wei) 大。美國與(yu) 坤士蘭(lan) 之金皆盡，南非穀士當及波國之金，開礦亦久而漸盡，則金礦萬(wan) 裏大地無我比焉。其他百產(chan) 之精華，不勝縷數。人之垂涎東(dong) 三省一隅，誇為(wei) 天府，亦可見矣。[53]

墨西哥屢為(wei) 民主，故致棄土如此。中國自辛亥革命後，其形勢之危殆實與(yu) 墨無二，若滿、蒙、藏、新等地，幾不為(wei) 我有矣。[54]微主席神武之力，今中國之疆域不過舊明十八省故地而已，則孫、黃之革命，真中華民族之罪人也。[55]

中南美諸國，自獨立以來，皆行共和之政，然莫不大亂(luan) 。[56]蓋共和之政，總統可假人謀而得也，是以“每一易總統，即以兵爭(zheng) ，死民如麻”，“蓋民國之政府，不能統攝其國，兩(liang) 黨(dang) 之間，群雄並立，半言不合，一夕稱兵。故共和國者，共亂(luan) 國也”。[57]吾國自癸醜(chou) 以來，數年之間，兵戈迭興(xing) ，政局之動蕩，大概類乎中南美。[58]至於(yu) 俄國，其勢本淩逼歐亞(ya) ，大為(wei) 列強所懼，其後既挫於(yu) 日本，黨(dang) 爭(zheng) 遂起，已不複昔日之霸悍矣。至一戰間，俄國先有二月革命，又繼以十月革命，遂致喪(sang) 師棄地無算，乃訂屈辱之約。若非德國戰敗，西歐殘破，且賴共產(chan) 黨(dang) 人以武力蕩平叛亂(luan) ，則俄國早分裂於(yu) 七十年前，而不待近日矣。雖然，其棄失之地亦不在少數，若波蘭(lan) 、芬蘭(lan) 、立陶宛、愛莎尼亞(ya) 、拉脫維亞(ya) 及遠東(dong) 一部，皆不複有矣。彼時俄國因尚不過分裂為(wei) 九而已，今日實行民主革命，覆手間已裂為(wei) 十五國矣。[59]是以今之好言革命者，寧不當引以為(wei) 鑒戒也歟！

民國以後，共和始基，康氏稍變舊日之君憲立場，效法英、日之虛君共和，或立前朝舊君以維係滿、蒙、回之異族，或立衍聖公以飫漢人之心。南海又謂虛君之製本儒家舊說，蓋儒家尊孔子為(wei) 素王，誠虛君之謂也。若此，既可靖內(nei) 亂(luan) ，又可兼收滿、蒙、回之地，絕無政治分裂之虞，又何損革命之實哉！[60]

四、排滿與(yu) 國族——孫中山民族主義(yi) 的兩(liang) 個(ge) 內(nei) 涵

《春秋》辨夷夏，其義(yi) 大致有二：其一，極許齊桓、晉文攘夷之功，以夷狄異種而辟之，不與(yu) 同中國。其二，假魯以為(wei) 中國，以禮義(yi) 進退夷狄，蓋懷柔遠人也。

春秋之時，楚、吳、越之勢寖盛，時主中國之會(hui) ，然諸夏猶能扞禦之，是以《春秋》處理夷夏關(guan) 係，尚能取懷柔姿態，或進或退，或褒或貶，猶未失自信也。北宋以降，遼、金、蒙古相繼勃興(xing) ，已非中國能抗矣。且中國與(yu) 夷狄，種族雖絕異，而禮義(yi) 則稍近焉，如金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漢化，遼諸帝亦然，至金世宗且有“小堯舜”之號，則中國與(yu) 夷狄之間，實未有先治後治之義(yi) 焉。故至兩(liang) 宋之時，中國與(yu) 夷狄多取種族之義(yi) 焉。

此間說《春秋》者，如孫明複、胡安國之輩，乃偏取《春秋》之義(yi) ，嚴(yan) 華夷之界，至於(yu) 《春秋》以禮義(yi) 進退夷夏之義(yi) ，則闕而弗講矣。是以康長素譏宋儒之說《春秋》曰：

尊己則曰神明之胄，薄人則曰禽獸(shou) 之類。苗、瑤、侗、僮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之。嗚呼！背《春秋》之義(yi) ，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義(yi) ，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61]

蓋《春秋》者，王霸之學也，然兩(liang) 宋終始偏安一隅，大為(wei) 夷狄陵逼，宜乎不能盡得《春秋》之古義(yi) 也。

若梁啟超，其論尤過其師，曰：

自宋以後，儒者持攘彝之論日益衰，而彝患日益烈，情見勢絀，極於(yu) 今日。而彼囂然自大者，且日嘵嘵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則曰：“是實《春秋》之義(yi) 。”烏(wu) 乎！吾三複《春秋》，而未嚐見有此言也；吾遍讀先秦兩(liang) 漢先師之口說，而未嚐見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wan) 世也，非治一時也。[62]

康、梁皆以攘夷非《春秋》之義(yi) ，然其後之革命黨(dang) ，若章太炎、劉師培輩，拘拘於(yu) 光複漢家河山之旨，乃極論攘夷為(wei) 《春秋》第一義(yi) 。

至清世，滿洲以關(guan) 外小夷入主區夏，乃倡言滿漢大同，而常州學者亦頗致意焉。莊、劉、魏、康之徒，陰承泯除滿漢畛域之諭旨，且覽乎滿漢地域、文化之趨同，遂無視滿漢種族之差異，宜乎革命黨(dang) 人譏以“諂諛滿洲”也。雖然，宋儒所忽視之進退夷夏義(yi) ，至此乃得盛張其幟矣。此時之“中國”概念，蓋指同一禮義(yi) 文化範圍下滿漢共治之國家，而夷狄則擴大到西洋紅毛諸國。[63]

不過，由於(yu) 內(nei) 外關(guan) 係的變化，清人關(guan) 於(yu) “中國”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中國”一詞有時指整個(ge) 清朝所轄的地域，與(yu) 之相對的夷狄則指西洋、南洋諸國；不過，有時卻限於(yu) 傳(chuan) 統的“中國”範圍，即內(nei) 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dong) 北和台灣在內(nei) ，此時又偏於(yu) 一種文化意義(yi) 上的中國。[64]民國初年，南海折衷《禹貢》五服之製，乃劃中國為(wei) 三服，即以長城內(nei) 之中國舊壤為(wei) 甸服，設府州以尹治之；沿邊要地為(wei) 要服，若滇桂之邊、海南島及東(dong) 三省之邊、四川之邊、新疆之近邊、內(nei) 蒙古之近邊，設道治之；西藏、新疆、內(nei) 外蒙古、東(dong) 三省之邊為(wei) 荒服，以都督治之。

南海又借用公羊三世理論，宣稱人類已進入到升平、太平之世，即所謂“遠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間的差異不再重要，即便有差異，亦不過是文化進化過程的先後不同，而《春秋》講的種族差異內(nei) 涵完全被忽視了。南海甚至主張，種族之間的差異完全可以通過人種改良來加以泯除。[65]

此時的夷夏理論宣稱孔子主張的大同理論在西方找到了榜樣，至於(yu) 數幾千年來中國遵循的先王之道，不過是聖人用以治理衰亂(luan) 世的辦法，因此，中國欲進入更高的人類發展階段，即升平世，乃至太平世，應該用一套新的辦法即西方道路來治理中國。至此，夷與(yu) 夏的關(guan) 係完全顛倒了，傳(chuan) 統中國成了夷，而西方諸國則成了夏。中國從(cong) 此不再有文化上的優(you) 越性，甚至，傳(chuan) 統中國應該放棄舊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趨近。這樣，當一種為(wei) 天下取法的中國觀念崩潰以後，並與(yu) 近代基於(yu) 國家主權的國際關(guan) 係體(ti) 係相結合，從(cong) 而催生出一種僅(jin) 僅(jin) 作為(wei) 種族或地域的國家觀念，即民族國家。

因此，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以“中國”這種簡名而自稱時，不再有相對於(yu) 夷狄的文化上的優(you) 越感，而僅(jin) 僅(jin) 指稱中華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區域。其中若尚有些許文化上的含義(yi) 的話，也僅(jin) 僅(jin) 是消極的，即向西方邁進的。

晚清今文家多主夷夏進退之義(yi) ，故一則倡滿漢之大同，一則以文質區別中西，期以中國之變法得以馴至於(yu) 西方大同也。然孫、章等革命黨(dang) 人，揭“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幟，假排滿之名，行革命之實，乃極張《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傳(chuan) 之旨，皆辨別內(nei) 外，區析華戎。……《左傳(chuan) 》一書(shu) ，亦首嚴(yan) 華夷之界”。[66]劉師培甚至醜(chou) 詆夷狄非人類，謂夷狄其先始於(yu) 獸(shou) 種，其後進化亦遲，至世界遞遷，仍守榛狉之俗，乃慨歎夷狄入主區夏，“後世中原不競，韃虜憑陵，鳥跡獸(shou) 蹄交於(yu) 中國，神州赤縣莽為(wei) 牧場，人禽之界蕩然泯矣，此長林豐(feng) 草，禽獸(shou) 居之，龔仁和所由興(xing) 歎也。”[67]至於(yu) 章太炎，則假儒家複仇之義(yi) ，極論種族革命為(wei) 是。[68]

其時南海主保皇，極論滿洲為(wei) 同種，謂其辮發、衣服之不同，猶泰伯之居吳也。[69]又引《春秋》進退夷夏之說，謂滿洲“入關(guan) 二百餘(yu) 年，合為(wei) 一國，團為(wei) 一體(ti) 。……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70]，“上推滿洲種族，則出於(yu) 夏禹；下考政教禮俗，則全化華風”[71]。南海又謂滿洲之入主中原，“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wan) 裏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72]，則滿清之統治，真大有功於(yu) 吾華夏中國也。

至革命功成，滿洲既逐，而蒙古、西藏與(yu) 新疆以異種故，亦與(yu) 中央漸行漸遠，相繼淪入敵手矣。故孫文倡“五族共和”之說，欲擺脫滿人壓製之漢族又能“與(yu) 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yu) 誠，合為(wei) 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yi) ”，然為(wei) 時已晚矣。[73]其後，滿人忿於(yu) 種族之卑屈，遂一意複國於(yu) 關(guan) 外，致為(wei) 日人所乘。追尋前因，蓋革命黨(dang) 人假排滿為(wei) 幟，其慮非遠，其謀非深也。

“五族共和”頗有民族平等、乃至民族自決(jue) 之色彩，對此，孫氏本人後來亦反對“五族共和”的提法：

自光複之後，就有世襲官僚，頑固底舊黨(dang) ，複辟底宗社黨(dang) ，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ge) 地方。……本黨(dang) 尚須在民族主義(yi) 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yu) 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yi) 的國家。……今日我們(men) 講民族主義(yi) ，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yi) 。……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於(yu) 我中國，務令同化於(yu) 我漢族。[74]

又認為(wei) ：

吾黨(dang) 所持之民族主義(yi) ，消極的為(wei) 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wei) 團結國內(nei) 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75]

可見，孫氏之民族主義(yi) ，前後實有一巨大轉變。[76]孫氏早期以“驅除韃虜”為(wei) 使命，此種內(nei) 涵，蓋出自“夷夏之辨”之古義(yi) 。[77]至革命功成，現實之目標乃轉為(wei) 民族之融合，防止國家分裂也。且就中國之強大為(wei) 言，五十六個(ge) 民族必須融合為(wei) 單一民族。惜乎後來之共產(chan) 黨(dang) 皆懷抱民族自治乃至自決(jue) 之理想，雖有“大團結”之意識，然亦樂(le) 道五十六個(ge) 民族之多，不為(wei) 融爐之計，且百般保全之，甚非策也。

並且，康、孫都意識到傳(chuan) 統中國有“一盤散沙”之弊，是以中國不能敵西方也。孫氏將此種散沙局麵歸咎於(yu) 宗族：

中國隻有家族主義(yi) 和宗族主義(yi) ，沒有國族主義(yi) 。……中國人的團結力，隻能及於(yu) 宗族而止，而沒有擴張到國族。……中國的人隻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ti) ，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wan) 萬(wan) 人結合成一個(ge) 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78]

相對於(yu) 宗族的分散性，孫氏提出了“國族”的概念。[79]所謂國族，就是將各民族團結成一個(ge) 大民族，即中華民族，換言之，各民族由於(yu) 共同的血統、生活、語言、宗族和風俗習(xi) 慣，而凝結成一個(ge) 類似家族或宗族的自然團體(ti) 。基於(yu) 這種對“國族”的理解，孫氏又強調了宗族的積極意義(yi) ：

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把各姓的宗族團體(ti) 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ti) 結合成一個(ge) 民族的大團體(ti) 。[80]

依我看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guan) 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guan) 係，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wei) 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ge) 人為(wei) 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81]

因此，孫氏之民族主義(yi) 帶有血緣的性質，即以導致中國“一盤散沙”的宗族為(wei) 基礎，擴展為(wei) 統一強大、作為(wei) “國族”的中華民族。

孫氏晚年甚至賦予民族主義(yi) 以民族自強的內(nei) 涵：

餘(yu) 之民族主義(yi) ，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yu) 滿洲，不以複仇為(wei) 事，而務與(yu) 之平等共處於(yu) 中國之內(nei) ，此為(wei) 以民族主義(yi) 對國內(nei) 之諸民族也。對於(yu) 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yu) 諸民族並驅於(yu) 世界，以馴致於(yu) 大同，此為(wei) 以民族主義(yi) 對世界之諸民族也。[82]

至此，孫氏之民族主義(yi) 已盡失複仇舊義(yi) 矣。且就中華民族之自強目標而言，反帝漸成必然之任務：

蓋民族主義(yi) 對於(yu) 任何階級，其意義(yi) 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yi) 之侵略。……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yi) 實為(wei) 健全之反帝國主義(yi) 。[83]

此時中國之反帝，隻是反西方列強而已，至於(yu) 後來漸成中國大患的日本，孫氏猶欲聯合以對抗西方。並且，孫氏稱許中國得免於(yu) 西方列強之瓜分，尚賴於(yu) 日本崛起也。其《致犬養(yang) 毅書(shu) 》（1923年11月16日）雲(yun) ：

列強中初有欲並吞之者，而阻於(yu) 他強，遂有議而瓜分之者，不期適有日本崛起於(yu) 亞(ya) 東(dong) 之海隅，而瓜分之謀又不遂。當此之時，支那之四萬(wan) 萬(wan) 人與(yu) 亞(ya) 洲各民族，無不視日本為(wei) 亞(ya) 洲之救主矣。[84]

不僅(jin) 如此，孫氏甚至支持日本建立東(dong) 亞(ya) 霸權：

貴國對支行動，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ya) 洲各民族之望，甚為(wei) 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ya) 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則日本不憂無拓殖之地，以納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島及南亞(ya) 各邦，必當歡迎日本為(wei) 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亞(ya) 洲為(wei) 誌，而舍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yi) 之後塵，則亞(ya) 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85]

二戰時，日本兵出南洋，即以解放亞(ya) 洲為(wei) 號召，實頗符合東(dong) 方人對於(yu) 日本之厚望也。

孫氏蓋欲引日本為(wei) 諸夏而共抗西夷也。然日本之誌，則以謀求諸夏內(nei) 之“中國”地位為(wei) 首要目標，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狹小之故，乃欲先吞並東(dong) 亞(ya) 諸國，以強大其“中國”地位。[86]對此，孫氏似頗為(wei) 之惜，以為(wei) 其目光短淺，乃失東(dong) 亞(ya) 人民之心。孫氏晚年甚至主張中國、日本聯合起來，組成一個(ge) 聯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聯邦之內(nei) ，以對抗歐洲。[87]顯然，此時孫中山已完全超越了早年那種狹隘民族主義(yi) 的立場。

至於(yu) 南海，更是引日本為(wei) 同文同種[88]，徑稱日本為(wei) 諸夏：

日本與(yu) 支那，對宅於(yu) 大地渤海之中，同種族，同文字，同風俗，同政教，所謂諸夏之國，兄弟之邦，魯衛之親(qin) ，韓魏之勢，而虞虢之依唇齒也。[89]

南海甚至主張中日“合邦”：

若夫東(dong) 海對居，風教相同，種族為(wei) 一，則敝邑之與(yu) 貴國，名雖兩(liang) 國，實為(wei) 孿生之子。唇齒之切，兄弟一家，存則俱存，將來且為(wei) 合邦。亡則俱亡，將來同夷於(yu) 黑人。[90]

康氏視中國與(yu) 日本為(wei) 兄弟之國，其意則在對付異種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時又在種族的意義(yi) 恢複了古代夷夏理論的另一層內(nei) 涵。[91]

更晚些時候，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發展出世界主義(yi) 的內(nei) 涵。不過，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並不相矛盾，皆可由公羊家關(guan) 於(yu) 夷夏之辨的兩(liang) 層內(nei) 涵導出：夷夏既為(wei) 種族概念，故須攘夷，此民族主義(yi) 也；夷夏又為(wei) 文化概念，故當尊王，而以禮義(yi) 進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諸義(yi) 皆從(cong) 此出，此世界主義(yi) 也。晚清以來，保皇黨(dang) 與(yu) 革命黨(dang) 各據其中一義(yi) 以相抗。孫中山此時站在一種構建現代國家的角度，認為(wei)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國主義(yi) 的國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隻有“天下主義(yi) ”或“世界主義(yi) ”，而民族主義(yi) 早已消亡，因此，中國人在異族的侵略麵前，由於(yu) 沒有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於(yu) 異族的統治。尤其在列強包圍的現代國際關(guan) 係中，對於(yu) 中華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92]可以說，民族主義(yi) 在晚期的孫中山那裏，不再是推翻滿洲統治的工具，而是未來中華民族得以自立、自強的基本手段。

注釋

[1] 蓋“革命”一詞，專(zhuan) 指政治革命而言，即以王朝易姓更迭為(wei) 革命。近代以來，日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一詞為(wei) 革命，其意義(yi) 漸寬，至於(yu) 政治、社會(hui) 之大變革，皆得名為(wei) 革命。（參見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頁）是以南海論革命之名義(yi) 曰：“在日本用之，為(wei) 改革之通名，無事不可稱為(wei) 革命。在中國用之，則專(zhuan) 屬征誅，以為(wei) 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則緣民族義(yi) ，專(zhuan) 用為(wei) 排滿興(xing) 漢之名詞。若以歐美求國為(wei) 公有之義(yi) 論之，則皆非也。”（康有為(wei) ：《救亡論》，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30頁）梁啟超則區別“革”與(yu) “革命”，謂“革”之義(yi) 有二：改革（英譯作Reform）與(yu) 變革（英譯作Revolution）。梁氏曰：“中國數年以前，仁人誌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nei) 腐日益甚，民智程度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yu) 達哲之理想，逼迫於(yu) 世界之大勢，於(yu) 是鹹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則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當用變革以救中國也。然梁氏又將變革與(yu) 革命區別開來，蓋革命不過“必與(yu) 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為(wei) 敵”，至其主張之變革，實不必易姓，蓋欲存清祚也。是以梁氏之意，雅不欲效孫氏革命黨(dang) 之所為(wei) 也。（參見梁啟超：《釋革》，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上冊(ce) ，第242—246頁）

[2] 康有為(wei) ：《中華救國論》，1912年5、6月間，《全集》第九，第309頁。

[3]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自序，《全集》第十一，第2頁。

[4] 熊十力回憶其在辛亥革命前後之思想曆程時，曾有如下描述：“我讀了《群學肄言》，便感覺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卻是極端讚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經實行參與(yu) 革命的工作。到了辛亥武昌起義(yi) ，革命黨(dang) 也曾掌握過南方許多省，而新官僚氣味重得駭人，暴露浮囂侈靡淫佚種種敗德。一時輿論都感覺……革命隻是換招牌，而過去腐惡的實質，不獨絲(si) 毫沒有改變，且將愈演愈凶。”（熊十力：《英雄造時勢》，載《獨立評論》，1934年6月10日）可見共和之失人心也。

[5]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自序，《全集》第十一，第2頁。

[6] 陳獨秀：《駁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1918年3月，《獨秀文存》卷1，第128、129頁。

[7] 康有為(wei) ：《覆大隈侯爵書(shu) 》，1917年7月，《全集》第十，第422頁。

[8] 王安石、康有為(wei) 欲行變法，而格於(yu) 新舊黨(dang) 爭(zheng) ，乃定國是，欲藉此以息黨(dang) 爭(zheng) 也。然黨(dang) 爭(zheng) 愈演愈烈，不獨變法無成，且常致國家於(yu) 危亡之地焉。戊戌年四月，南海上《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二十三日，朝廷乃詔告天下以變法，其中有曰：“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zheng) ，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xi) ，於(yu) 時政毫無裨益。”（翦伯讚等編：《戊戌變法》冊(ce) 二，第17頁）明定國是，常未必能息黨(dang) 爭(zheng) 。近世我黨(dang) 定“改革開放”為(wei) 國是，又倡言“不爭(zheng) 論”，蓋欲息天下異論也。然公道猶有在人心者，雖曆三十年，異論終伏於(yu) 下，稍得風雲(yun) ，將為(wei) 濤浪矣。

[9] 《全集》第四，第371頁。

[10] 參見《全集》第八，第182－205頁。

[11] 蘇輿：《翼教叢(cong) 編》卷5。

[12]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集， 318頁。

[13] 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hui) 上的演說》，1917年7月12日，《孫中山全集》第四，第112、113頁。

[14] 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dang) 員的演說》，1923年11月25日，《孫中山全集》第八，第430－439頁。

[15] 孫中山：《在上海青年會(hui) 的演說》，1919年10月8日，《孫中山全集》第五，第125頁。

[16] 不過，孫中山反對君主立憲，除排滿的原因外，尚有“取法乎上”的理由。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dong) 京對中國留學生發表演說，據吳崑筆記，其中有如下內(nei) 容：“若單說立憲，此時全國大權都落在人家手裏，我們(men) 要立憲，也要從(cong) 人家手裏奪來。與(yu) 其能奪來成立憲國，又何必不奪來成共和國？……若我們(men) 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則不過徒救一時，是萬(wan) 不能永久太平的。……兄弟願諸君救中國，要從(cong) 高高的下手，萬(wan) 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wan) 萬(wan) 同胞子子孫孫的後禍。”陳天華的記錄稍不同：“吾儕(chai) 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jia) 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wei) 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wei) 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wei) 此不完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乎上，僅(jin) 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wei) 耶？”可見，兩(liang) 種記錄之文字雖異，然皆提到孫中山所以主張革命，實有“取法乎上”之高遠理想也。其後，國共相爭(zheng) ，亦競相標榜其革命之理想性矣。

[17] 汪榮祖：《康章合論》，第128頁。

[18] 孫中山：《與(yu) 巴黎〈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1911年11月21至23日間，《孫中山全集》第一，第562頁。

[19] 孫中山曾經說道：“我們(men) 的最終目的，是要與(yu) 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ge) 共和國。”（孫中山：《離橫濱前的談話》，1900年6月上旬，《孫中山全集》第一，第189頁）至於(yu) 章太炎，先是有“分鎮”之說，欲當中國危亡之際，“猶賴有數鎮稍自奮厲，是以扶危而定傾(qing) ”，甚至認為(wei) ，“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yu) 瓜分而授之方鎮”，此說與(yu) 康黨(dang) 湖南自立之論殆無二致。（參見湯誌鈞：《改良與(yu) 革命的中國情懷——康有為(wei) 與(yu) 章太炎》，1990，第59、60頁）其後，章氏轉向革命，猶以割據為(wei) 是，“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yu) 立憲也。”（章太炎：《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章太炎全集》第四，第181頁）革命黨(dang) 人假獨立而謀革命，蓋出乎此矣。革命黨(dang) 人決(jue) 心之大，毅力之堅，至傾(qing) 危故國而不顧，真不惜一切矣。

[20] 參見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第321—325頁。

[21] 參見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集，第316、317頁。

[22] 近世惟有蔣、毛之革命，以武力蕩平宇內(nei) ，稍近古道。其中尤以共產(chan) 黨(dang) 之革命，均平田地，吊民伐罪，乃深得士民之心。孫、黃諸輩，其誌小矣，唯思前明十八省故土而已，至於(yu) 滿清所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wan) 裏之地，遠逾漢、唐、宋、明，乃欲盡棄之敵國，真中華民族之罪人也。

[23] 康有為(wei) ：《德國遊記》，1904年，《全集》第七，第408頁。近十餘(yu) 年來，政府及學界精英以西方之富強在於(yu) 市場對競爭(zheng) 之培育，遂折分老大之國有企業(ye) ，內(nei) 鬥無已，今則稍悟其失，又欲合並諸企業(ye) ，以做大做強為(wei) 目的矣。

[24] 康有為(wei) ：《海外亞(ya) 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hui) 僑(qiao) 民公上請願書(shu) 》，《全集》第八，第414頁。

[25] 轉引自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第397頁。

[26] 翦伯讚等：《戊戌變法》冊(ce) 二，第533、535頁。

[27]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第332頁。

[28]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八，《戊戌變法》冊(ce) 一，第301頁。

[29] 庚子間，南方督撫之“東(dong) 南互保”，不過此說之流亞(ya) 耳。

[30] 1920年，梁啟超撰《清代學術概論》，又自承其於(yu) 湖南倡言民權、革命之說，致信奉者日眾(zhong) 。（參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9頁）誠若梁氏所說，則康黨(dang) 昔日在湖南之活動，其動機真不可測矣。黃彰健藉此論康氏曰：“康是一個(ge) ‘胸有城府心腸叵測’的人。他可以上萬(wan) 言書(shu) 對清朝表現非常忠誠，同時卻又可主使他的黨(dang) 徒在湖南從(cong) 事自立活動，秘密的傳(chuan) 播革命思想。”（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第555頁）此言雖過，亦未必無所據。

[31] 據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康氏早年實傾(qing) 向革命。1895年，康氏與(yu) 梁啟超赴京會(hui) 試，革黨(dang) 陳少白訪之，痛言非推翻清朝不足以挽救危局，康氏頗首肯其言。其後，徐勤抵日本，與(yu) 孫中山、陳少白時相過從(cong) ，相互討論時政得失。1898年，康黨(dang) 蒙朝廷倚任，南海乃以帝師自居，徐勤等皆彈冠相慶，慮為(wei) 革黨(dang) 株連，有礙仕途，逐漸與(yu) 孫中山、陳少白疏遠。自此，兩(liang) 黨(dang) 門戶之見，從(cong) 此日深。（參見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頁；第六集，第10頁）政變後，康、梁亡命日本，創辦《清議報》。其後康氏赴加拿大，梁氏乃與(yu) 孫中山等革命黨(dang) 相往返，高唱自由、平等學說，且號飲冰室主人，題其學說曰飲冰室自由書(shu) ，又改別號任庵為(wei) 任公，以示脫離康氏羈絆之義(yi) 。（初集，第63頁）又，其時日本進步黨(dang) 領袖犬養(yang) 毅欲使孫、康二派聯合為(wei) 一，共任國是，“梁啟超初識孫總理，對於(yu) 總理言論，異常傾(qing) 倒，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孫總理以梁等漸傾(qing) 心革命，遂有聯合兩(liang) 黨(dang) 進行革命之計劃”。（第二集，第28、29頁）且兩(liang) 黨(dang) 在日本橫濱共辦“大同學校”，徐勤任其事，與(yu) 興(xing) 中會(hui) 會(hui) 員聯絡日深，至保皇會(hui) 成立，橫濱興(xing) 中會(hui) 會(hui) 員泰半加入矣。（第六集，第10、11頁）梁氏《清代學術概論》亦自謂“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wei) 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liang) 年間函劄數萬(wan) 言”。1899年冬，梁啟超奉南海命，赴美檀香山組織保皇會(hui) 。梁氏赴檀前，“約總理共商國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第六集，第13頁）至檀後，梁氏猶假革命之名，與(yu) 孫中山“友誼甚篤”，然陰行保皇之事矣。梁氏至是背其昔日之言，孫氏恨梁反複，“嚐馳書(shu) 責其失信背約，梁竟無辭以答”。（初集，第16頁）己亥、庚子間，孫氏革命陷於(yu) 最艱難困苦時期，泰半拜梁氏宣揚保皇之賜也，故孫氏常恨梁賊、梁酋切齒矣。

關(guan) 於(yu) 孫、梁由合作而至分手的緣由，張朋園論之尤詳。（參看張朋園：《梁啟超與(yu) 清季革命》，第79—92頁）

[32] 其時孫文亦遊說兩(liang) 廣總督李鴻章，欲其藉此謀廣東(dong) 之獨立，手段亦大致相類。兩(liang) 人皆負梟雄之姿，所謀亦大致相類。然康氏經此敗衄，備受責難，乃深自晦抑，西遊歐洲，不複言革命，其後竟大倡保皇之說矣。至於(yu) 孫氏，雖屢經挫折，然氣愈壯，橫厲無前，乃終成大功。

[33] 張難先《烈士唐才常事略》雲(yun) ：“政變之未起，君與(yu) 譚嗣同輩早有所圖，從(cong) 事聯絡大江南北之會(hui) 黨(dang) 與(yu) 遊勇，設自立會(hui) 以部勒之，備緩念之用。譚死，其勢未殺，而君實為(wei) 之主力。當義(yi) 和團起自北方，中原鼎沸，會(hui) 中人躍躍欲試。君以事有可為(wei) ，率其黨(dang) 徒溯江而上，思糾合沿江數省之同誌，鞏固自立會(hui) 之根柢，乘時以圖大舉(ju) 。”（《戊戌變法》冊(ce) 四，第89頁）康氏雖力陳其保皇之旨，然考其所言所行，此說亦未為(wei) 厚誣也。

又，南海《致唐才常書(shu) 》曰：“中國內(nei) 腐至弱之國，何以當各國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為(wei) 土耳其乎？然有此時機，皇上複位賴此機，中國自立賴此機。……即論救上，亦須我軍(jun) 威既立，能直搗京師，然後請西人從(cong) 中調和，成之和議乃易。”（1900年6月初，《全集》第五，第180、181頁）《與(yu) 譚張孝書(shu) 》曰：“此次北亂(luan) ，中英開仗，吾得隨意購械，真天賚也。……或者複辟之事，及中國自立之舉(ju) ，即在此乎？”（1900年6月27日，《全集》第五，第194頁）此時猶以興(xing) 兵之旨在保皇。

又，南海《與(yu) 徐勤等書(shu) 》曰：“北京變亂(luan) 極危險，然廣東(dong) 相去太遠，仍晏然無事也。其防守之兵必仍如太平時，不甚驚擾。我今突起須大謠言，京師已失，外國救上，使人心震動，乃可圖也。”（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07頁）《勤王行師議》曰：“今除別有所圖經營外，以全力取桂、襲湘、攻鄂，而直搗京師焉。”（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08頁）其後孫氏謀據廣東(dong) 北伐，其議蓋起於(yu) 長素也。《勤王宜直討京師議》曰：“凡為(wei) 畫地保疆者、可守可戰之策者，惟舊擁有國土者可行之。凡勤王之師，新立之眾(zhong) ，則利於(yu) 長驅剽流、直搗扼要。……自古數千年，未有新造之師不直搗要害根本，而能以保疆畫地有成者。”（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10、211頁）《告翼雄等書(shu) 》曰：“蓋今日北搗以得長沙為(wei) 第一要義(yi) 也。若不得長沙，仍滯阻南中，於(yu) 勤王無益，且失此北亂(luan) 之機，切囑。”（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23頁）《致各埠保皇會(hui) 公函》曰：“偽(wei) 府既倒，新黨(dang) 已於(yu) 上海設立國會(hui) ，預開新政府，為(wei) 南方立國基礎。……外結萬(wan) 國之深仇，內(nei) 生各督之抗拒，不成為(wei) 政府，不足為(wei) 朝廷。我新乘斯時以起義(yi) 軍(jun) ，遠在南方，固成割據，而彼無如何，即進搗賊穴，亦以疲弊而難自救。故曰天與(yu) 之會(hui) ，不可失也。”（1900年7月16日，《全集》第五，第225頁）南海汲汲於(yu) 北討，然南方督撫頗自重，成東(dong) 南互保之局，南海之計乃不得售，猶以勤王名給各省督撫，蓋欲以搖動東(dong) 南，乘機起事耳。（參見康有為(wei) ：《致各省督撫書(shu) 》，1900年8月初，《全集》第五，第244、245頁）

至於(yu) 唐氏本人的傾(qing) 向，似頗複雜。戊戌間，唐與(yu) 梁啟超同執長沙時務學堂教鞭，欲謀湖南之自立，是時梁介紹唐入康門，其先本未與(yu) 康為(wei) 深交也。政變後，梁、唐與(yu) 孫黨(dang) 在日本橫濱過從(cong) 相密，共謀革命，且聯名勸退康氏，略謂“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雲(yun) 雲(yun) 。（參見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29頁）稍後，梁、唐決(jue) 議在長江沿岸起兵勤王。馮(feng) 自由謂唐至有權術，對康、梁則曰勤王，對留學生則曰保國保種，各方鹹為(wei) 之用。唐又在上海張園邀請滬上名流成立國會(hui) ，推容閎為(wei) 會(hui) 長，嚴(yan) 複為(wei) 副會(hui) 長，自任總幹事。其時畢永年勸唐斷絕與(yu) 康氏關(guan) 係，唐利保皇會(hui) 之資，堅不肯從(cong) 。（同上，第68、69頁）其實，唐從(cong) 日本回國舉(ju) 事，即受到保皇會(hui) 與(yu) 興(xing) 中會(hui) 的共同支持。據吳良槐《自立會(hui) 追憶記》，容閎時為(wei) 孫中山之代表，唐與(yu) 之會(hui) 談，遂決(jue) 定“一麵接受康、梁領導，一麵又遙戴中山先生”。（轉引《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43頁）1899年，唐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正氣會(hui) ”，其宗旨即有雙重傾(qing) 向，既言不能“低首腥羶，自甘奴隸”，“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又言“君臣之義(yi) ，如何能廢”。（《正氣會(hui) 序》，《亞(ya) 東(dong) 時報》第十九號，1900年2月28日出版；又載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9頁）1900年春，正氣會(hui) 改名“自立會(hui) ”，其宗旨既欲建立新中國，又謀皇帝之複辟，創立立憲帝國。7月26日，唐在上海英租界張園召開國會(hui) ，欲以為(wei) 日後議政之基礎，其宗旨有三：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二、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三、請光緒帝複辟。唐氏之矛盾若此，雖得兩(liang) 方助力，亦因以招致兩(liang) 方不滿也。其時章太炎憤而與(yu) 之絕，蓋以此焉。

[34] 其時，唐才常等推容閎為(wei) “中國國會(hui) ”會(hui) 長，容氏嚐以英文布告各國曰：“中國獨立協會(hui) ，鑒於(yu) 端王、榮祿、剛毅之頑固守舊，煽動義(yi) 和拳以敗國，是以決(jue) 定不認滿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將欲更始以謀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之樂(le) 利，端在起複光緒帝，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以立憲自由之政治權，與(yu) 之人民，藉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尚秉和：《辛壬春秋》，《戊戌變法》冊(ce) 四，第229頁）蓋自立軍(jun) 既謀自立，又徑以推翻滿清為(wei) 目標。自立軍(jun) 敗，張之洞虜獲之自立會(hui) 函劄有曰：“指定東(dong) 南各行省為(wei) 新造自立之國”，華洋規條內(nei) 有“不認滿洲為(wei) 國家”之語。康、梁會(hui) 銜通飭則曰：“本會(hui) 長開設自立會(hui) ，欲圖自立，必自借尊皇權始。”（《戊戌變法》冊(ce) 一，第431頁；冊(ce) 二，第473、627頁）是以黃彰健乃極論康黨(dang) 之保皇不過幌子而已，其誌則在取清而代之也。

南海身在海外，方以保皇之幟煽惑外埠華人，猶欲披肝膽以陳其忠焉。其引《安徽大通勤王軍(jun) 布告文》曰：“查唐才常《大通勤王布告文》宗旨，第一條曰：保全中國自立之權。第二條曰：請光緒帝複位。則‘自立’二字屬於(yu) 中國，‘中國自立’四字同讀而以為(wei) 會(hui) 。唐才常益憫於(yu) 分割，慮為(wei) 波蘭(lan) 、非洲，故務欲保全中國自立之權，以振厲國民之誌，名義(yi) 至顯。今張之洞等欲誣之，析其文義(yi) ，去‘中國’二字，但稱自立於(yu) 中國之內(nei) ，別為(wei) 自立之一黨(dang) 者，然則張之洞宜攻之矣。無如其勤王文明白解之，曰‘保全中國自主權’何？……若天下士民皆如康有為(wei) 、梁啟超、唐才常日以救皇上行新法，以中國自立為(wei) 念，舍身破家，甘為(wei) 四萬(wan) 萬(wan) 人之犧牲，則皇上可立出複權，民生安樂(le) ，中國可強矣。”（康有為(wei) ：《駁後黨(dang) 逆賊張之洞、於(yu) 蔭霖誣捏偽(wei) 示》，1900年10月，《全集》第五，第282、283頁）南海以自立軍(jun) 意在勤王，其倡言自立，不過欲保全中國之主權耳。又曰：“似此光明正大，傳(chuan) 檄遠近，諸報登之可據，而謂華洋文規條‘不認滿洲為(wei) 國家’語，何其反也？不待言而知其誣矣。夫張之洞從(cong) 何捏此？亦由戊戌八月罪康有為(wei) 偽(wei) 諭，謂其‘保中國不保大清’一語演出，此為(wei) 文悌言而榮祿述之。張之洞既為(wei) 後黨(dang) ，則奉為(wei) 宗主者也。考《清議報》第一篇，述康有為(wei) 之言曰：‘滿漢不分，君民同體(ti) 。’且康有為(wei) 日以保皇為(wei) 事，皇上為(wei) 何人，不待辯而知此言之為(wei) 誣矣。”（同上，第281頁）關(guan) 於(yu) 康、梁會(hui) 銜通飭之語，康氏亦自辯之，謂己汲汲以保皇是務，且“康、梁本在海外，無從(cong) 預事，本無通飭之文”。（同上，第284頁）南海又力辯洋文規條之無，實係張之洞偽(wei) 造。（康有為(wei) ：《駁張之洞勸戒文》，《全集》第五，第341、342頁）又辯通飭文中“借皇權”一語之誣，以自明心跡，非欲借保皇勤王以行自立之實耳。（同上，第342頁）其時革命黨(dang) 罪康氏媚諛滿洲，而舊黨(dang) 罪康氏顛覆滿洲，可謂左右不討好矣。觀乎康氏之處境，乃知當局勢激變之時，立論之中庸，適以自取咎焉。張氏罪康黨(dang) 欲謀革命，南海不得已盛張保皇之幟，處處與(yu) 革命黨(dang) 人為(wei) 難，抑或有自明心跡之隱衷焉。

或謂康黨(dang) 之言“自立”，頗類項羽、劉邦“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當如此”之誌焉。梁啟超即有類似言論，嚐撰《自立會(hui) 序》雲(yun) ：“甚矣，大丈夫之貴自立也。橫覽古今中外多事之際，則英雄豪傑乘時而起焉。”又雲(yun) ：“豈嚐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誌任事者，則天下之事皆將成於(yu) 其手。信乎英雄豪傑之本無種也。”又《孔子改製考》卷4引墨子《三辯篇》雲(yun) ：“湯放桀於(yu) 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wei)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le) 又自作樂(le) ，命曰《頀》，又修《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wei)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le) ，又自作樂(le) ，命曰《象》。”則自立會(hui) 或有效法湯武革命之意焉。

[35] 1902年，南海弟子歐榘甲撰《新廣東(dong) 》，主張廣東(dong) 自立，“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為(wei) 之倡，則其餘(yu) 各省，爭(zheng) 相發憤，不能不圖自立。各省既圖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歸並於(yu) 能自立之省”，聲言廣東(dong) 當為(wei) 各省自立之表率，“以廣東(dong) 之人，辦廣東(dong) 之事，築成廣東(dong) 自立之勢”，“廣東(dong) 者，廣東(dong) 人之廣東(dong) 也，廣東(dong) 人其力行，廣東(dong) 於(yu) 是乎自立，為(wei) 各省倡，為(wei) 南部獨立國與(yu) 萬(wan) 國並”。（參見歐榘甲：《新廣東(dong) 》，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上冊(ce) ，第269—311頁）1903年，楊篤生撰《新湖南》，稱“廣東(dong) 倡之，吾湖南和之，廣東(dong) 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於(yu) 廣東(dong) 如驂之靳也”，“近今外人之論者，以新英國、小日本目湖南矣，我湖南青年亦侈然以湖南人自命也”。（參見楊篤生：《新湖南》，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下冊(ce) ，第612—648頁）此後，江蘇、四川等省皆倡言自立。凡此，皆戊戌前康黨(dang) 謀湖南自立之緒餘(yu) 也。其後，各省實行自治，推行改革，以“模範省”為(wei) 全國倡。民國初年的聯邦製及稍後的“聯省自治”運動，皆承此論調而來。至於(yu) 今日改革開放，泰半亦由省為(wei) 主導矣。

[36] 參見康有為(wei) ：《覆吳巡閱使佩孚電》，1921年9月16日，《全集》第十一，第162頁。康氏致曹錕、趙恒惕書(shu) 皆載梁氏謬說而駁之。蓋梁氏雖為(wei) 南海高足，然其思想極不能自立，常折衷於(yu) 乃師與(yu) 孫氏之間，反複無常，不獨南海不慊於(yu) 梁氏，而孫氏亦常恨其狡詐，謂“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liang) 端”，不若乃師之率直，“不愧為(wei) 男子也”。（孫中山：《敬告同鄉(xiang) 書(shu) 》，1903年12月，《孫中山全集》卷一，第230—232頁）康氏思想前後本不同，且頗尚權謀，若梁氏之反複，非獨受孫氏之影響，亦因乃師思想中本有此兩(liang) 種傾(qing) 向也。唯梁氏一時而有此兩(liang) 端，自外人視之，則不免有反複之譏耳。

民國六年，南海擁張勳以複辟，梁氏則附段祺瑞以攻之。南海謂梁氏本亦主複辟者（參見康有為(wei) ：《致馮(feng) 國璋電》，1917年7月，《全集》第十，第419頁），又致書(shu) 梁氏，切責之曰：“生（指梁氏）之言論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謬也。……生戊戌以來，以保皇自矢，迄事勢稍變，生遂賣疇昔所主以迎潮流。癸醜(chou) ，生讚袁氏，違叛民意。迄袁氏積怨已深，又賣袁氏，貪天之功為(wei) 己力。今日又讚段氏蹈袁覆轍，置段於(yu) 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別有所適，反複叵測，生固以為(wei) 因物附物。……生得誌於(yu) 時，而陰很造惡又如此。”（康有為(wei) ：《與(yu) 梁啟超書(shu) 》，1917年9月，《全集》第十，第428頁）則南海亦惡梁氏之反複也。蓋自民國以後，梁氏尤為(wei) 政治之變色龍，或助袁氏以攬權，又附段氏以討逆，或攀保教之驥尾，又為(wei) 共和之前驅，常奉迎於(yu) 北洋諸派係之間，抑或其本性使然歟！梁氏嚐亦以此自疑，自謂“蓋生性之弱點然矣”。（梁啟超：《清氏學術概論》，第143頁）

關(guan) 於(yu) 梁氏之反複，蕭公權傾(qing) 向於(yu) 善意的理解，謂其“主張辨別是非，卻不相信真理絕對，因此他也不堅持個(ge) 人一時一地的見解必然是正確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諱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張朋園：《梁啟超與(yu) 清季革命》序）梁氏素有民權思想，此真貫徹始終者也。然其與(yu) 孫氏始亂(luan) 而終離，亦以“不慊於(yu) 當時革命家之所為(wei) ”，且梁氏畢竟深於(yu) 舊學者也，終不欲背師恩、棄師門焉。

[37] 其時，革黨(dang) 中主張自治尤有力者，當屬章太炎。太炎嚐有言曰：“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權，借款賣國，駐防貪橫，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則必淪胥以盡。為(wei) 此計者，內(nei) 以自衛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國之領土，衛人民則無害於(yu) 統一，保領土則且足以維持統一矣。”（章太炎：《各省自治共保全國領土說》，《章太炎政論選集》，第755頁）又雲(yun) ：“自治雲(yun) 者，必以本省人充軍(jun) 民長官，本省人充軍(jun) 隊警察，而長官尚需本省人民公舉(ju) ，不由政府除授，斯為(wei) 名實相稱，如是層累以成聯省政府，則根本鞏固，不可動搖，是故各省自治為(wei) 第一步，聯省自治為(wei) 第二步，聯省政府為(wei) 第三步。”（章太炎：《章太炎與(yu) 各省區自治聯合會(hui) 電》，轉引自湯誌鈞：《章太炎年譜長編》，第610頁）1920年，湘軍(jun) 總司令譚延闓驅逐督軍(jun) 張敬堯，宣布湖南實施“自治”，太炎即致賀電表示支持，且赴長沙考察。1923年，太炎致電南方十省，欲其“以自治名義(yi) 聯拒寇仇”。蓋太炎嚐有《分鎮》一文，即主張擴大地方督撫之權，防止列強挾製中央以吞並中國。其後雖有《分鎮匡繆》一文，自我否定舊日見解。然至20年代以後，又主張地方分權矣。太炎思想之變化，恰與(yu) 孫中山相反。蓋中山於(yu) 民國前後嚐有聯邦製之構想，然此時已主北伐統一全國，絕不容地方自治矣。

[38] 康有為(wei) ：《覆北京裁兵大會(hui) 書(shu) 》，1922年5月，《全集》第十一，第184頁。又參見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第199、200頁。

[39] 南海曰：“粵為(wei) 孫根據地，欲永除孫，非絕其根據不可。……仆晝夜思此，經年彌月，以為(wei) 非公之聲威，不能永遠靖粵，而公必不能南行，則非公派部下名將不能定粵。……聞孫君傳(chuan) 芳甚才，粵人鹹望公定粵，故鹹盼孫君傳(chuan) 芳定粵。”（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1923年3月，《全集》第十一，第232頁）又欲用徐勤酬款以助吳平粵。（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1923年，《全集》第十一，第310頁）至吳氏因馮(feng) 玉祥反水，敗棄京、津，南海猶百般為(wei) 吳氏謀，甚欲助其入粵，以奪孫氏地盤。（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蕭耀南電》，1924年11月，《全集》第十一，第352－355頁）南海惡孫氏如此，其期許吳氏又如此。

戊戌前後，南海倡立憲，孫氏主共和。庚子之後，滿人朝廷已不足孚天下之望，而南海猶戴德宗為(wei) 君主，處處與(yu) 孫氏之革命相掣肘。南海又謂孫氏常欲害己，蓋“以吾百變不搖，故忌吾甚至”，且戒梁啟超謹衛保身。（康有為(wei) ：《與(yu) 梁啟超書(shu) 》，1907年12月9日，《全集》第八，第334頁）壬子之後，南海或揚共和之非，或助馮(feng) 、吳以平定南方，且時有複辟之想。1926年，南海猶致書(shu) 吳佩孚，以為(wei) “中國之大亂(luan) ，非複辟不能救”。（《全集》第十一，第429頁）蓋南海頗寄厚望於(yu) 吳氏，欲其複辟以安中國，成亙(gen) 古之功也。南海嫉孫氏如此，至於(yu) 孫氏，亦深恨南海。民國初建，孫氏即大總統位，嚐致書(shu) 蔡元培曰：“康氏至今猶反對民國之旨，前登報之手跡，可見一班。倘合一爐而治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對。”（孫中山：《複蔡元培書(shu) 》，1912年1月12日，《孫中山全集》第三，第19頁）蓋不欲用南海也。終康、孫一生，彼此相嫉視實深焉。

觀乎南海一生事業(ye) ，處處失敗，大略言之，蓋有四焉。戊戌之變，此一敗焉，此其所以醜(chou) 詆慈禧也；保皇無成，此二敗焉，此其所以恨孫氏也；保教受阻，此三敗焉，此其有憾於(yu) 共和也；複辟無望，此四敗焉，則切齒於(yu) 馮(feng) 玉祥矣。蓋吳佩孚之敗衄，實北洋軍(jun) 閥命運一大轉折，而康氏之虛君共和理想遂成畫餅矣。南海深恨馮(feng) 氏，曰：“馮(feng) 玉祥挾呂布、侯景反覆梟詐之姿，為(wei) 石敬瑭、劉豫賣國圖帝之業(ye) ，南與(yu) 鮑羅庭聯盟，北與(yu) 加拉罕密約，假俄之金錢、學說、軍(jun) 械以據京師，擁段祺瑞以謬發號令。……馮(feng) 玉祥日日明為(wei) 大盜，口口發為(wei) 聖言，居之不疑，言之不怍，集古曹操、王莽、侯景之大成。……馮(feng) 不止為(wei) 倒戈校之畢業(ye) 生，實為(wei) 詐偽(wei) 教之聖者矣。”（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等書(shu) 》，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6、417頁）則馮(feng) 氏之所為(wei) ，較諸“三姓家奴”之無信義(yi) ，亦不稍遜焉。若吳氏，蓋本秀才之身，一生“尊重聖賢，崇尚儒道”，素以儒將自詡，積極倡導孔教，謂民國之亂(luan) 在於(yu) 孔教之廢，“民國成立，專(zhuan) 講政治法律，及物質科學，竟將三綱五常、五倫(lun) 八德，完全廢棄，故二十年來大亂(luan) 不已”。（參見韓華：《民初孔教會(hui) 與(yu) 國教運動研究》，第191頁）南海於(yu) 北洋諸將中，期許吳氏尤深，而於(yu) 吳氏之敗，亦尤痛心焉。南海雖臻耳順之境，其誌則老而彌堅，時人謂南海目光炯炯，聲若洪鍾，此老真非常人也。

[40] 康有為(wei) ：《致蕭耀南電》，1924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66頁。其時，孫、馮(feng) 南北聯合，南海深憂之，至於(yu) 孫、馮(feng) 假外力以寇中國，猶為(wei) 南海切齒，以為(wei) 中國危亡在此一舉(ju) ，“今之國敵在俄化，國賊在馮(feng) 而不在奉。……馮(feng) 俄南下，蔣俄北征，則中國亡矣”（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1925年11月4日，《全集》第十一，第384頁），“南蔣、北馮(feng) 皆俄將，今粵滅於(yu) 俄，馮(feng) 據京開俄政府，中國亡矣”（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1925年12月11日，《全集》第十一，第387頁），“今大患在俄化，馮(feng) 玉祥為(wei) 俄石敬瑭，挾俄攻華，是國賊”（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1925年12月22日，《全集》第十一，第392頁），“自麵別後，吾粵已亡於(yu) 俄，而中間兄弟鬩牆，不顧外患，致養(yang) 成俄化。……今幸轉圜，玉帥願結束兵事，與(yu) 奉派合力拒赤，則猶有望也”（康有為(wei) ：《致張宗昌電》，1925年12月底，《全集》第十一，第394頁），“馮(feng) 挾俄化滅華，勝即不容公。望助李出疑兵北路擾之，以重兵沿鐵路討馮(feng) ”（康有為(wei) ：《致閻錫山電》，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6），“蔣介石者，不過如元將張弘範、清將之吳三桂，隻為(wei) 俄將之一耳”（康有為(wei) ：《告全國父老兄弟電》，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7頁）。世人雖以反革命視南海，然南海憂中國之心，真可表天日矣。

[41] 南海曰：“竊謂諸公苟有不亡中國之心，宜及今明此大義(yi) ，辯知馮(feng) 俄、粵俄，各出全力以救中國。”（康有為(wei) ：《告全國父老兄弟電》，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8頁）又曰：“大變既臨(lin) ，尤望諸帥各釋舊嫌，言歸於(yu) 好，同仇敵愾，聯盟合力，以除赤化，以保中國。”（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等電》，1926年1月5日，《全集》第十一，第407頁）又曰：“浙人蔣介石，雄才悍心，為(wei) 俄鷹犬，東(dong) 征西定，無不披靡。……馮(feng) 玉祥以侯景反覆之資，為(wei) 俄之石敬瑭、劉豫以滅中國。……今蔣、馮(feng) 俄數月之中大得意於(yu) 中國，此非馮(feng) 、蔣之才能為(wei) 之也，以中原諸將皆急私仇而遺國仇，奮內(nei) 爭(zheng) 而忘巨敵，鷸蚌相持，至令馮(feng) 俄、粵俄收漁人之大利。合九州鐵以鑄此大錯，不能不為(wei) 諸公歎惜痛恨之也。竊謂方今國仇在俄，今之國賊亦在北馮(feng) 、南粵。有能討北馮(feng) 、南粵者，保障中國者也。其有助馮(feng) 俄及坐視粵俄者，即預於(yu) 自攻中國，自亡中國者也。”（康有為(wei) ：《致孫傳(chuan) 芳書(shu) 》，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4頁）又曰：“凡有歸俄者，助歸俄者，望全國各帥合全力待之，無使寸土尺地歸俄所有。”（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等書(shu) 》，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8頁）南海蓋憂蘇俄之得誌於(yu) 中國，晚年竟操勞如此。

[42] 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1926年8月14日，《全集》第十一，第433頁。

[43] 康有為(wei) ：《致張宗昌》，1927年3月9日，《全集》第十一，第455頁。

[44] 梁啟超謂南海自知死期，或與(yu) 此有關(guan) 。1927年4月18日《晨報》錄“南海臨(lin) 終之遺言”，亦謂南海之病頗關(guan) 乎政治，蓋因“目擊世變，百感交集”所致。（參見《全集》第十二，第503頁）然呂振文謂南海乃中毒而死。（呂振文：《康南海先生墓碑文》，參見《全集》第十二，第507頁）又據劉海粟回憶，南海因年老體(ti) 衰，實死於(yu) 食物中毒，未必與(yu) 政治鬥爭(zheng) 有關(guan) 。（參見申鬆欣：《康有為(wei) 梁啟超思想研究》，第59頁）

[45]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16頁。

[46] 康氏此說亦針對孫中山。蓋孫氏主張省級行政長官由地方選舉(ju) ，又主張法治以保證國家之統一，“文意各省行政長官，不若定為(wei) 民選，使各省人民泯其猜疑，且以示中央政府擁護民權之真意，於(yu) 統一實大有效力。又據法理言之，謀全國之統一，在法製之確定，而不關(guan) 於(yu) 官吏之任命。前清督撫何一非中央任命，而卒至分崩者，法製不統一也”。（孫中山：《致袁世凱函》，1912年11月3日，《孫中山全集》卷二，第539、540頁）其時國民黨(dang) 勢力遍布全國，若依民選之法，則地方權力盡落入國民黨(dang) 之手，故孫氏之主張適觸袁氏之忌耳。孫文常多書(shu) 生之見，且熱情而天真，此項主張實未必別有隱謀也。馮(feng) 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載康廣仁語，謂孫氏“躁妄無謀，最易僨(fen) 事”，而嚴(yan) 複《論中國分黨(dang) 》一文則謂孫氏“為(wei) 人輕躁多欲，不足任重”（《戊戌變法》冊(ce) 三，第76頁），觀乎民初孫氏之所為(wei) ，誠是也。

且法治之流弊，乃在於(yu) 無道德。訟案百出不窮，至於(yu) 法院藉此牟利者，在所多有。中國素以“無訟”為(wei) 治，“中國數千年，不設辯護士，法律疏闊而獄訟鮮少，戴白之老，長子抱孫，自納稅外，未嚐知法律。蓋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國民自以禮義(yi) 廉恥、孝弟忠信相尚相激，而自得自由故也。……蓋以個(ge) 人獨立之義(yi) ，有國而無家，故薄恩義(yi) 而但尊法律；然奸詐盜偽(wei) ，大行於(yu) 奉法之中。誠哉！其免而無恥也。法治乎，何足尊？夫何足舍德禮之治而降師之。然吾國無識之徒，不深知治化之本，而徒媚歐美一進之富強也，又以吾國法律之有未備也，於(yu) 是高談法治，幾若視為(wei) 政治之極則者。何其顛倒哉！”（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31頁）今日道德之淪湑，未始不由崇尚法治之故也。

[47] 孫氏早年主張美國之代議製，晚年始以瑞士之直接民主為(wei) 高，“代議製不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美、法、英雖主張民權主義(yi) ，仍不是直接民權。兄弟底民權主義(yi) ，係采瑞士底民權主義(yi) ，即直接底民權主義(yi) ”。（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dang) 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年3月6日，《孫中山全集》卷五，第476頁）

[48]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第318頁。

[49] 顧震福：《說黨(dang) 》，《民國經世文編》冊(ce) 二，第761、762頁。

[50]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17頁。

[51]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17，18頁。

[52]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第18頁。南海常譏孫氏為(wei) “民國偉(wei) 人”，至於(yu) 國民黨(dang) 其餘(yu) 諸人，尚能平心待之。若黃興(xing) ，康氏猶引為(wei) 己黨(dang) ，“革命黨(dang) 人以仗義(yi) 起，以爭(zheng) 權利終，致中國分裂，生民塗炭。然其中固有真愛國而不為(wei) 利來者，若黃克強、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數人者是也。癸醜(chou) 之夏，克強記吾門人麥孺博通好，謂中國民情國勢皆不能驟以共和行之，願從(cong) 吾所主持，率國民擁戴。……君又勸吾另組黨(dang) ，願贈三十萬(wan) 金為(wei) 組黨(dang) 費，吾皆卻未敢受。然因此知君隻以愛國為(wei) 心，而絕無私意黨(dang) 見也。……蓋於(yu) 時凡反對袁之帝製者，吾無不與(yu) 合謀焉”。（康有為(wei) ：《跋黃克強手劄》，1921年1月20日，《全集》第十一，第147頁）康氏又常稱許宋教仁人材難得。故康氏所銜，唯孫氏一人而已。

又據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南海講學萬(wan) 木草堂時，“孫中山初假聖教書(shu) 樓懸牌行醫，因康常在該書(shu) 樓購書(shu) ，知其有誌西學，欲與(yu) 結交，爰托友人轉達。康謂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總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見。”孫氏畢竟非凡人，焉肯屈於(yu) 人下，南海殆不識人焉。乙未，孫氏倡設農(nong) 學會(hui) 於(yu) 廣州，嚐請康氏及其弟子陳千秋加入，陳頗有意，以格於(yu) 師命乃止。同年春，康、梁進京會(hui) 試，陳少白訪於(yu) 上海，力主革命，康、梁與(yu) 之談論頗歡。其後，康黨(dang) 在上海、澳門辦《時務報》《知新報》，倡言改革，名重一時，同時康、孫兩(liang) 黨(dang) 頗商量合作事宜。戊戌夏秋間，光緒銳行新政，南海驟獲顯要，以帝師自居，徐勤等皆彈冠相慶，慮為(wei) 革黨(dang) 株連，遂漸與(yu) 孫氏疏遠，而兩(liang) 黨(dang) 門戶之見，自此益深。政變後，孫中山曾商諸日人以救助康等出險。康、梁至日本，頗蒙日本政府優(you) 待，而孫氏亦下意結納，然南海自稱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yu) 革命黨(dang) 人往還，托故不見。其後相見，康氏堅其保皇宗旨而不少變。其弟子徐勤尤其反對與(yu) 孫氏合作。（參見《革命逸史》初集，第47—49頁）

然光緒二十一年（1895），南海代禦史王鵬運草擬奏折，彈劾兩(liang) 廣總督譚鍾麟。此疏既劾譚鍾麟對興(xing) 中會(hui) 舉(ju) 事疏於(yu) 防犯，誣孫氏為(wei) “土匪謀攻省城”，又劾譚氏對劣紳劉學詢進行庇護。劉氏與(yu) 孫中山有同鄉(xiang) 之誼，然“交結權要，勢傾(qing) 一時”，南海講學萬(wan) 木草堂時，即與(yu) 劉氏多不相能。戊戌間，南海又再次彈劾譚氏及劉氏。政變後，劉氏自請赴日，“明以振興(xing) 商務，暗以訪拿康逆”。是以康、梁屢謀欲刺殺劉氏。然庚子間，孫中山策動兩(liang) 廣獨立，即與(yu) 劉氏頗有聯絡。劉氏素蓄非常之誌，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期孫中山為(wei) 徐達、楊秀清，數與(yu) 商起義(yi) 大計。康、孫合作之失敗，與(yu) 劉學詢實有莫大關(guan) 係。（參見孔祥吉：《康有為(wei) 變法奏議研究》，第136—150頁。又參見馮(feng) 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80頁）

不獨南海譏孫氏為(wei) “民國偉(wei) 人”，其後陳獨秀有“失意之偉(wei) 人”之語，蓋譏孫氏也。（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yu) 我國民之覺悟》，1917年4月，《獨秀文存》卷1，第99頁）陳氏又頗不滿孫氏廣州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攻擊新文化運動。（參見陳獨秀：《段派，曹、陸，安福俱樂(le) 部》，1919年12月，《獨秀文存》卷2，第568、569頁）民國以後，孫氏汲汲以護法為(wei) 己任，而陳氏亦頗譏之，以為(wei) 約法對人民自由多有束縛。（參見陳獨秀：《約法底罪惡》，《獨秀文存》卷2，第578頁）孫氏亦頗不屑新文化諸輩，即便在國共合作時期，對陳氏亦常有戒心。

此外，南海對五四運動的看法與(yu) 孫氏不同，而視為(wei) 民意之體(ti) 現，“學生此舉(ju) ，真可謂代表四萬(wan) 萬(wan) 之民意，代伸四萬(wan) 萬(wan) 之民權以討國賊者，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也。……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ju) 始耳” （康有為(wei) ：《請誅國賊救學生電》，1919年5月6日，《全集》第十一，第105頁），又致電犬養(yang) 毅，要求日本撤兵。（康有為(wei) ：《請犬養(yang) 毅轉達日本內(nei) 閣撤兵交還電》，1919年8月，《全集》第十一，第108頁）

[53]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18、19頁。

[54] 民國肇建，中國即告分裂，“今蒙古、西藏、烏(wu) 裏雅蘇台、科布多皆自立，伊犁又見告矣。頃則俄、英擁蒙、藏為(wei) 保護國，法、日調大兵壓遼，幹涉滇亂(luan) 。若列強效之，瓜分至矣”，“中國從(cong) 此分裂而益亂(luan) 矣，亂(luan) 極且又將召瓜分”。（康有為(wei) ：《漢族宜憂外分勿內(nei) 爭(zheng) 論》，1912年1月，《全集》第九，第257頁）南海論民國棄失滿、蒙、藏之情實曰：“然自民國元年，遂失外蒙、西藏萬(wan) 裏之地。外蒙名為(wei) 獨立，而實隸於(yu) 俄。西藏名為(wei) 保護，而實隸於(yu) 英。若東(dong) 三省，則袁世凱之以十五條易帝製，聽設警察，無異割讓矣。若夫青島控製燕齊，片馬與(yu) [犭怒]夷野人山深入滇邊，其失割尚不暇數矣。昔者清室數十年之弱，不過割香港，租膠州、威海衛、廣州灣、旅順、大連，各不過百數十裏地，即奕山誤割烏(wu) 蘇裏江東(dong) 域於(yu) 俄，亦僅(jin) 三數千裏荒絕之地，豈有一年而割讓二萬(wan) 餘(yu) 裏金域與(yu) 人哉？此則遠過於(yu) 墨，而古今天下所未聞者矣。吾不師英，因威廉而收荷蘭(lan) 數萬(wan) 裏之地，乃師墨革命內(nei) 亂(luan) ，而失新藟以東(dong) 萬(wan) 裏之地，何其顛倒哉！聞民國偉(wei) 人之論，但以為(wei) 能保內(nei) 地十八省則可矣，豈知西北既失，東(dong) 南亦不能保，且內(nei) 地割裂，則十八省亦不保也。又聞貴要某公之論曰：凡改革則必失其地，此必不能逃之數。然誰使必革命而至失地者？今俄、德之爭(zheng) 裏加一城，敝兵數百萬(wan) ，大戰三年，而後得之。吾乃以無端之革命，而甘失二萬(wan) 裏之金壤，國人視之，亦不甚愛惜，豈不異哉！故夫亡國有道，非其國人盡盲盡昧盡狂，誰得而取之哉！”（《共和平議》卷2，《全集》第十一，第19頁）早在民國之初，南海即以此警告革命諸公矣，“夫吾之撫有蒙、回、藏也，非吾華固有之，滿人竭力而得之，以贈吾華人。然而蒙、藏之人，實係屬滿洲者也，與(yu) 華人絕無係涉者也。……若今斷棄舊朝，而欲收蒙、回、藏，必不可得也。且豈特遼、蒙、回、藏不可得而已，既失之後，必折入於(yu) 強俄”。（康有為(wei) ：《與(yu) 黎元洪、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12頁）凡此，可見南海之遠慮，迥非革命黨(dang) 人出於(yu) 一黨(dang) 私利之淺謀可比。是時俄、英分取外蒙、西藏，南海且憂且恨，曰：“一麵讀報，涕下沾襟，不知其所由，而惟忿然於(yu) 那拉、奕劻、袁、唐、孫文、黃興(xing) 諸賊而已。末日至矣，可奈何？奈何奈何！……孫、黃賊子何足責，今痛恨袁、唐誤國。……今者之恨，真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康有為(wei) ：《與(yu) 梁啟超書(shu) 》，1912年7月18日，《全集》第九，第336頁）南海又譏民國為(wei) “讓地政府”，“民國成立一年來，吾政府隻聞退兵媾和，終則割講以召瓜分而已，是謂讓地政府”。（康有為(wei)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1913年3月，《全集》第十，第31頁）今人徒知滿清之割地，孰不知革命諸公以一黨(dang) 之偏私，賣國尤甚焉！

其時締造民國之孫文，可謂天真浪漫，篤信共和使蒙、藏、回諸部得為(wei) “共和國之主人翁”，絕無分裂之虞。（孫中山：《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2年9月1日，《孫中山全集》卷二，第429、430頁）蓋辛亥以前，保皇黨(dang) 與(yu) 革命黨(dang) 曾就革命是否遭列強瓜分中國而互有辯爭(zheng) ，孫中山嚐假土耳其、摩洛哥二事，以為(wei) 革命成功，列強當做壁上觀，反欲保全中國之領土。（孫中山：《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1908年9月12日，《孫中山全集》卷一，中華書(shu) 局，1981年，第380－383頁）至西藏獨立，孫文又無良策，乃空言以德服人，“餘(yu) 極端反對以兵力從(cong) 事……加尹昌衡宣慰使銜，隻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獨立”。（孫中山：《在北京與(yu) 袁世凱的談話》，1912年8月，《孫中山全集》卷二，第427、428頁）其後蒙古獨立，孫氏亦反對用武，以為(wei) 有違其民族主義(yi) 思想，“中國在帝製時代，總是想壓製蒙古。在民國時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jun) 去打蒙古，現在又想派馮(feng) 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我們(men) 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蒙古的”。（孫中山：《歡宴國民黨(dang) 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107頁）孫氏此說完全不顧事實，且有鼓勵蒙古自決(jue) 之理想主義(yi) 成分。孫氏又謂“國民黨(dang) 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nei) 各民族之自決(jue) 權，於(yu) 反對帝國主義(yi) 及軍(jun) 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孫中山：《中國國民黨(dang)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宣言》，《孫中山全集》卷九，1924年1月23日，第119頁）其後蘇聯、南斯拉夫等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亦據此種理想主義(yi) 論調，大言民族之平等與(yu) 自決(jue) ，而疆土分裂之種因亦植於(yu) 是焉。孫氏之民國雖歸失敗，而共產(chan) 黨(dang) 政府頗張其說，然吾今不致蹈蘇東(dong) 後塵，誠中國之萬(wan) 幸也。

長素則與(yu) 孫氏不同。辛亥前夜，清廷猶能遣趙爾豐(feng) 進兵西藏，長素乃致書(shu) 貝勒毓朗，籲請趁葡萄牙內(nei) 亂(luan) 之機而收複澳門，且藉此以壯吾軍(jun) 之膽而鼓其氣也。（康有為(wei) ：《致毓朗書(shu) 》，1910年10月，《全集》第九，第168、169頁）設若是，誠能消弭國內(nei) 亂(luan) 卒悍將之叛心，武昌之軍(jun) 或亦不敢謀亂(luan) 矣。

[55] 康氏論俄之兼並外蒙曰：“彼俄人知我革命功人之意，以十八星自表，但知保長城以內(nei) 中國故有之地，而不計滿、蒙、藏之保否也。”（康有為(wei) ：《蒙藏哀詞》，1913年，《全集》第十，第4頁）彼時各黨(dang) 勢力忙於(yu) 內(nei) 訌，此固其失蒙、藏之近因，然推其禍始，亦以革命黨(dang) 人政治理念之偏執所致。

[56] 孫文則以為(wei) ，南美之亂(luan) ，非共和有以致之，實因“地方自治之基礎不鞏固”，至於(yu) 法國大亂(luan) 八十三年，亦以無自治為(wei) 根基，且彼之國體(ti) 向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之故。（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卷六，第207、208頁）故孫氏以為(wei) 中國之共和建設，尤當重視地方自治。

[57]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3，《全集》第十一，第46頁。當時革命黨(dang) 人凡事皆欲描摹美、法之共和，康氏極不謂然，以為(wei) “若吾中國之廣土眾(zhong) 民，人心風俗皆與(yu) 美相反，如此而欲學美，則有中南美之禍可以為(wei) 吾前車矣”。（康有為(wei) ：《與(yu) 黎元洪、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1911年11月，《全集》第九集，第211頁）康氏之預測，此後莫不一一應驗，較諸孫文此時之樂(le) 觀，其智蓋亦深矣。孫氏頗憾於(yu) 南海，亦力辯君主立憲之非，“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惡感者，猶或可暫安於(yu) 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曆史事實而言之者也”，然君主製度在中國頗遭人惡感，良非事實也。孫氏又以民主製度可消彌爭(zheng) 端，“中國曆史上之革命，其混亂(luan) 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製自為(wei) ，遂相爭(zheng) 奪而不已。行民主之製，則爭(zheng) 端自絕”。（孫中山：《中國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全集》卷七，第60、61頁）凡此，皆務與(yu) 康氏之說相反。

[58] 南海譏民初南北之爭(zheng) 曰：“今猶南北相持、兵力相鏖者，非為(wei) 排滿也，非為(wei) 爭(zheng) 民族也，不過袁世凱之黨(dang) 數人，與(yu) 新都督數人相爭(zheng) 耳。此乃漢人相內(nei) 爭(zheng) ，如劉邦、項羽然，非複滿、漢之爭(zheng) 矣。漢高祖謂項羽曰：天下滔滔，生民塗炭，父子兄弟不相保，皆為(wei) 我兩(liang) 人。今亦然矣。乃為(wei) 事勢之一大變，與(yu) 初舉(ju) 兵之事理相反，而我國民不可不起而公商矣。”（康有為(wei) ：《漢族宜憂外分勿內(nei) 爭(zheng) 論》，《全集》第九，第269頁）其時張謇倡“革命軍(jun) 起，革命黨(dang) 消”之議，黃興(xing) 、章太炎等皆附和之，或有見於(yu) 此禍焉。然孫文力排眾(zhong) 議，以為(wei) 當強化黨(dang) 的建設，保持一貫之革命精神，實欲藉此以製約袁氏也。武昌首義(yi) ，當南北議和之際，孫文乘機而踞大總統位，又行推讓之事，後人頗有高其義(yi) 者，實未得其情焉。

[59]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3，《全集》第十一，第46、47頁。今人唱民主者，莫不據美國為(wei) 例，以為(wei) 民主可致富強。朱一新嚐有論以辟之，曰：“美為(wei) 新造之國，地廣人稀，謀生甚易，故內(nei) 變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誌於(yu) 歐洲，遠交而近攻，無暇及美。至英、法諸國，地醜(chou) 德齊，日虞俄之蠶食，自顧不遑，更無暇及。故外患不生。此蓋幸值其時，得以閉關(guan) 自治，國用既省，財賦自饒，非其法製果勝於(yu) 諸國也。”此理甚是平實自然，惜乎今人不知也。雖然，美之實行民主，其弊頗多，古人亦有以見之矣，朱一新曰：“美雖久為(wei) 民主，而分黨(dang) 相軋，以固權位，每易總統，舉(ju) 國若狂，皆邪說之毒中之。”（《無邪堂答問》卷4）

[60] 參見康有為(wei) ：《與(yu) 黎元洪、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11－217頁。

[61] 康有為(wei)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卷六，《全集》第六集，第179頁。

[62] 梁啟超：《春秋中國夷狄辯序》，《飲冰室文集》之二。

[63] 古時常以毛色概括人種之特征，如俗稱百姓為(wei) “黎民”，秦時稱為(wei) “黔首”，皆此義(yi) 也。此外，古時又稱老人為(wei) “斑白”、“二毛”，稱小兒(er) 為(wei) “黃發”，亦此類也。故明清以後，吾國稱西洋人為(wei) 紅毛，未必有貶義(yi) ，猶今人以膚色稱西洋人為(wei) “白種”是也。

[64] 明、清於(yu) 行省之外別設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於(yu) 省外別置自治區，欲少數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實與(yu) 古人無二。是以南海謂滿清既為(wei) 大一統，又實行滿漢分治，蓋“因其舊俗而治之”，猶本朝自治之義(yi) 也。（康有為(wei)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全集》第四集，第425頁）本朝又在省外另設直轄市，亦沿襲明、清直隸之製也。若以《春秋》異外內(nei) 之說視之，則直轄、直隸猶中國、王畿，省、行省猶諸夏，至於(yu) 土司、自治區之設，則比於(yu) 夷狄矣。

戊戌間，南海嚐上《請設新京折》，不僅(jin) 欲於(yu) 北京之外而別建新都於(yu) 滬蘇之間，甚至欲建十都，以輻輳天下之文物焉。中國自古常不過兩(liang) 京而已，至本朝，則於(yu) 北京之外，別建上海、天津兩(liang) 直轄，又於(yu) 西南別辟重慶為(wei) 直轄，不獨控禦隴藏，亦以為(wei) “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全集》第四，第444頁）

[65] 中國現代啟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國之人種。此種改造人種的思想可追溯至康長素。康氏對棕人與(yu) 黑人極蔑視，以為(wei) 智力、形貌與(yu) 道德之低劣者，然後其構建的大同社會(hui) 又主張人類之平等，因此，他設想了四種辦法來消除這種人種上的差異，即遷地之法、雜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隻有白種、黃種之存，其黑人、棕種殆皆掃地盡矣”。（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第2，《全集》第七集，第45頁）而且，南海雖以黃、白二種族為(wei) 優(you) ，不過，他仍試圖改造黃色人種為(wei) 白色人種。（參見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第2，《全集》第七集，第43－47頁）可見，康氏所主張之種族平等，不是視各種族平等，而是要轉變“劣”種，以與(yu) “優(you) ”種無別。康氏又認為(wei) ，“太平之世，人人皆色相端好，潔白如玉，香妙如蘭(lan) ，紅潤如桃，華美如花，光澤如鏡。今世之美人，尚不及太平世之醜(chou) 人也”。（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第8，《全集》第七，第187頁）蓋上世紀初頗盛行人種改造之說，不獨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說實本於(yu) 達爾文物種進化之“優(you) 勝劣汰”說也。葉德輝謂此“合種”之說，較之民權、平等，尤為(wei) 大謬，蓋援耶穌《創世記》之詞而已，致中國之種族而不得留存，實有害於(yu) 風俗人心。（《葉吏部與(yu) 俞恪士觀察書(shu) 》，《翼教叢(cong) 編》卷6）

[66] 劉師培：《讀左劄記》，《劉師培論學論政》，第14頁。劉文淇作《左傳(chuan) 舊注疏證》，蓋不慊於(yu) 杜預注也，乃掇拾賈、服、鄭之注，疏通證明。至其曾孫劉師培，則攻杜注失別夷夏之旨，“自杜預注興(xing) ，而攘夷之旨失矣，可不歎哉！”（同上，第15頁）不過，劉師培亦許公羊家進退夷夏之說，不過，謂其義(yi) 在於(yu) 以夏變夷，非以夷變夏也，故至夷狄亂(luan) 華，乃深戒之，謂“據此以蕩華夷之界則殊不然”，又攻龔氏“援飾經文，獻諛建虜”。（劉師培：《攘書(shu) ·夷裔篇》，《劉師培論學論政》，第292頁）

[67] 劉師培：《攘書(shu) ·夷種篇》，《劉師培學論政》，第296頁。

[68] 古人言革命，素無種族複仇之義(yi) 。然章太炎嚐撰文多篇，謂儒家素許個(ge) 人複仇，唯藉法律以禁止複仇無休止而已，至於(yu) 國家之仇，公羊家主張九世乃至百世之仇猶得複也。且國家之上，尚無法律以宰製之，則不得不以國家自相複仇為(wei) 是。（參見章太炎：《複仇是非論》，《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70－276頁）章氏又論今之革命，其義(yi) 實為(wei) 光複，即“光複中國之種族也，光複中國之州郡也，光複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複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章太炎：《革命道德說》，《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76頁）且論中國古代為(wei) 宗法社會(hui) ，則排外乃理之當然，而西方則不必排外也，“蓋宗法社會(hui) 之視外人，理同寇盜，凡皆侵其芻牧，奪其田疇而已，於(yu) 國教則為(wei) 異端，於(yu) 民族則為(wei) 非種，其深惡痛絕之，宜也。故宗法社會(hui) 無異民，有之，則奴虜耳！”（章太炎：《〈社會(hui) 通詮〉商兌(dui) 》，《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25頁）是以自革命黨(dang) 視之，滿人入主區夏，不免奴虜視漢人，而漢人唯驅除韃虜而後已。

章氏又謂《春秋》“其實主道齊桓、晉文五伯之事。……綜觀《春秋》樂(le) 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雖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故曰‘竊比於(yu) 我老彭’。老彭者，始自籛鏗，至於(yu) 大彭，身更數代，功正夏略，為(wei) 王官之伯，而亦領錄史臧。今以立言不朽，為(wei) 中國存種姓，遠殊類，自謂有伯主之功，非曰素王也”，故公羊家以素王改製之微言論孔子，失《春秋》之本旨也。（參見章太炎《檢論·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第三，第411、412頁）蓋康南海以素王改製論《春秋》，章氏則以種族革命乃《春秋》之精神，彼此皆服務於(yu) 各自政治主張也。

[69] 康氏不僅(jin) 以為(wei) 革命不必排擠滿、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魯亦我同種，謂“吾今宜兼墨、秘同種而並收之，豈止滿、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張革命黨(dang) 人當效元魏之法，改滿人姓氏為(wei) 漢姓，以泯滿漢之域，消彌內(nei) 爭(zheng) 之虞。（康有為(wei) ：《與(yu) 黎元洪、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1911年11月9日，《全集》第九，第207頁）

[70]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第327頁。

[71]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第330頁。

[72]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全集》第六，第328頁。

[73]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1919年，《孫中山全集》卷五，第187頁。

[74] 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dang) 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年3月6日，《孫中山全集》卷五，第473－475頁。

[75]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dang) 宣言》，1923年1月1日，《孫中山全集》卷七，第3頁。

[76] 不獨孫氏，章太炎之民族思想前後亦有轉變。蓋章氏排滿言論之烈，猶甚於(yu) 革命諸公。庚子之後，章氏感於(yu) 國難，以為(wei) 保中國，必不能保大清。至革命功成，章氏乃盡變其說。其時，留日滿洲學生有主張向日借兵者，章太炎乃告之曰：“若大軍(jun) 北定宛平，貴政府一時傾(qing) 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nong) 商之業(ye) ，任所欲為(wei) ，選舉(ju) 之權，一切平等，優(you) 遊共和政體(ti) 之中，其樂(le) 何似。”（章太炎：《致留日滿洲學生書(shu) 》，1911年10月10日，《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19—520頁）故汪榮祖以為(wei) ，章氏不過以排滿為(wei) 手段而已，一俟傾(qing) 覆清社，遂再無藐視滿州之言論，而信守五族共和。（汪榮祖：《康章合論》，第83、84頁。）

[77] 康南海力辟此種民族主義(yi) ，以為(wei) “民族之義(yi) ，起於(yu) 德人之鮭加納。蓋以法路易十四及拿破侖(lun) 忌德人條頓種之大也，乃頻分為(wei) 小國而陰弱之，故卑士麥以民族義(yi) 鳩合德之諸小，乃能成今德之強霸。意為(wei) 澳人分為(wei) 十一國而弱之，故嘉窩以民族義(yi) 收意大利族十一國為(wei) 一國。蓋民族義(yi) ，皆專(zhuan) 為(wei) 合諸弱小為(wei) 強大國者也。若夫英、美、俄諸大，則鳩合群種而為(wei) 大國，故民族之說不發焉。吾中國之所以大，真美、俄、英之比也，故無發民族義(yi) 以自裂之理。若必專(zhuan) 明民族，則其始排滿矣，繼必排蒙古、西藏、新疆之蒙、回族矣。……夫德意誌以發民族義(yi) 而致強大，吾國人乃以民族義(yi) 而自削小，何其反也！……夫民族之說既誤矣，若公等猶堅持之，則必至南北相持，日尋幹戈”。（康有為(wei) ：《與(yu) 黎元洪、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07、208頁）

[78]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1月27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185—188頁。

[79] 章太炎亦有類似“國族”思想。章氏以民族主義(yi) 通乎古今之道，蓋宗法社會(hui) 藉此而收族，而軍(jun) 國社會(hui) 亦藉此而聚眾(zhong) ；又謂民族主義(yi) ，藉以破宗法，而使中國進於(yu) 軍(jun) 國社會(hui) ，而國族乃因以成就焉。（參見章太炎：《〈社會(hui) 通詮〉商兌(dui) 》，《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22－337頁）

[80] 參見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24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238－241頁。

[81]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國父遺教三民主義(yi) 總輯》，徐文珊纂輯，中華叢(cong) 書(shu) 編審委員會(hui) ，1960，第174頁。

[82]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全集》卷七，第60頁。

[83]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dang)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宣言》，1924年1月23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118、119頁。

[84] 《孫中山全集》卷八，第402頁。

[85] 《孫中山全集》卷八，第401、402頁。

[86] 對此，魯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見於(yu) 日本此種圖謀，“日本為(wei) 其戰爭(zheng) 的正義(yi) 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yu) 美國的恰恰相反。……日本必須為(wei) 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隻能是日本，因為(wei) 隻有日本是惟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製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大東(dong) 亞(ya) ’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cong) 世界的這一區域內(nei) 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戰敗後，日本也還不認為(wei) 應該從(cong) 道德上排斥‘大東(dong) 亞(ya) ’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著：《菊與(yu) 刀——日本文化的類型》，第15、16頁）

[87]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權主義(yi) 》，1924年4月13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304頁。

[88] 當時，日本頗有勢力宣揚此種論調。1898年6月，近衛篤磨公爵（1863—1904）組織了同文會(hui) ，其用意即在強調中日兩(liang) 國同文同種，相互聯結。近衛篤磨在當時日本影響最大的《太陽》雜誌上發表了《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揚種族戰爭(zheng) ：“我認為(wei) ，東(dong) 亞(ya) 將不可免地成為(wei) 未來人種競爭(zheng) 的舞台。外交策略雖然可能“一時變態”，但僅(jin) 是“一時變態”。我們(men) 注定有一場白種人與(yu) 黃種人之間的競爭(zheng) ，在這場競爭(zheng) 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人視為(wei) 盟敵。有關(guan) 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一難點銘記心中。“（馬裏烏(wu) 斯·詹森：《近衛篤磨》，載江晃編：《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第113—114頁）近衛在與(yu) 南海的談話中，更是宣稱排斥西方在亞(ya) 洲的勢力：“今日之東(dong) 亞(ya) 問題絕非東(dong) 亞(ya) 諸國間之問題，實為(wei) 世界之問題。歐洲列強皆為(wei) 自身之利害在東(dong) 亞(ya) 相角逐。東(dong) 亞(ya) 為(wei) 東(dong) 亞(ya) 人之東(dong) 亞(ya) ，隻有東(dong) 亞(ya) 人才有權利解決(jue) 東(dong) 亞(ya) 問題。美洲之門羅主義(yi) ，乃不外此意也。在東(dong) 亞(ya) ，推行亞(ya) 細亞(ya) 門羅主義(yi) 之任務者，實貴我兩(liang) 國人之責任。在今日之局勢下，推行此事者絕非易事。雖然如此，但我等最終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務不可。”（康有為(wei) ：《與(yu) 近衛篤磨的談話》，《全集》第四，第41頁）可見，日本提出亞(ya) 洲門羅主義(yi) ，即欲中日攜手以對抗西方也。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會(hui) 會(hui) 議中發表演說，宣稱：“我相信，盡我國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鮮和支那）提供幫助，不但對保全我國自身利益，而且對整個(ge) 遠東(dong) 大勢，都是正確的、必要的。”（轉引自任達：《新政革命與(yu) 日本》，第37頁）然而，日、中兩(liang) 國畢竟強弱判然，尤其至民國之時，中國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於(yu) 清末，則東(dong) 亞(ya) 門羅主義(yi) 不免視中國為(wei) 日本之保護國矣，而日本針對中國提出的種種不平等條款即由此而來，與(yu) 西方純粹出於(yu) 掠奪中國之心不同。雖然，此時自中國視之，東(dong) 亞(ya) 門羅主義(yi) 徒然有利於(yu) 日本而已，且漸成日本侵略亞(ya) 洲各國之借口，是以南海亦轉而反對東(dong) 亞(ya) 門羅主義(yi) 矣。（參見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全集》第十一集，第6、7頁）

[89] 康有為(wei) ：《唇齒憂》，1899年10月底，《全集》第五集，第141頁。孫中山亦屢強調中國與(yu) 日本同文同種，至於(yu) 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國，猶能原諒之，“日本不然，與(yu) 我國利害相關(guan) ，絕無侵略東(dong) 亞(ya) 之野心。從(cong) 曆史上觀察之，彼為(wei) 島國，我為(wei) 陸國，絕對不相侵害。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ju) 動，亦出於(yu) 萬(wan) 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men) 最要原諒日本的”。（孫中山：《在東(dong) 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3年2月23日，《孫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頁）孫氏之天真如此，蓋從(cong) 地緣政治視之，日本的擴張隻有侵略中國一條路，且隨著舊中國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為(wei) “新中國”，其意極為(wei) 明瞭，絕不因中國已建立共和而緩其圖謀也。

[90] 康有為(wei) ：《致大隈伯書(shu) 》，1900年1月底，《全集》第五集，第164頁。更晚些時候，孫中山猶視日本為(wei) 兄弟之國，且以維持東(dong) 亞(ya) 和平乃兩(liang) 國之共同義(yi) 務。（孫中山：《在日本東(dong) 亞(ya) 同文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3年2月15日，《孫中山全集》卷三，第13、14頁）就此點而言，康氏與(yu) 孫氏之看法相同。

[91] 此種意識不獨康氏有之。戊戌間，日本伊藤博文來華，即頗有留其於(yu) 京以備顧問之議，時軍(jun) 機章京外放鬆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說者謂日人我之仇雔，不當使之借箸。不知日人與(yu) 我唇齒相依，我製於(yu) 西，則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聞彼實有悔心。”（《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2頁）稍早，洪汝衝(chong) 亦有合邦之議，維新黨(dang) 人楊深秀、宋伯魯乃有中、英、美、日合邦之說。

    茅海建認為(wei) ，康氏之“合邦”思想大概受到日人森本藤吉（1850—1922）的影響。（參見茅海建：《從(cong) 甲午到戊戌：康有為(wei) 〈我史〉鑒注》，第387—389頁）光緒十八年（1892），森本藤吉當選國會(hui) 眾(zhong) 議院議員。十九年，出版《大東(dong) 合邦論》，書(shu) 中主張日本與(yu) 朝鮮合並，成為(wei) “大東(dong) 國”，然後再與(yu) 清朝合縱，共同對付西方。二十四年，梁啟超將此書(shu) 翻刻出版，內(nei) 容多有改刪，改名《大東(dong) 合邦新義(yi) 》，並親(qin) 撰序言，序中稱“欲策富強，非變法不可；欲衛種類，非聯盟不可”。唐才常在《湘報》第23號（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出版）發表《論中國宜與(yu) 英日聯盟》。大概康黨(dang) 中人頗主張“合邦”之論矣。

[92] 參見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10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215—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