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視野下的近代革命與(yu) 建國

作者：齊義(yi) 虎（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院教師）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多維CN》2017年4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廿二日乙亥

           耶穌2017年4月18日

辛亥之事隻能叫起義(yi) ，不能稱之為(wei) 革命

革命是一個(ge) 古老的詞匯，承載著中國古典政治觀的天命信仰。《易經》革卦雲(yun)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雜卦》解釋：“革，去故也。”革命即去除舊的天命，鼎立新的天命，故革命與(yu) 受命總是聯係在一起的。

簡單地說，革命就是天對其人間代理者的重新任命。革命的前提先要承認有一個(ge) 天命存在，且前麵那個(ge) 朝代曾經膺受過天命，如此才談得上天命之輪替。革命除了破，還有立，這就是受命。奉天承運、受命於(yu) 天，往往是一個(ge) 新政權取得其統治合法性也即正統性的重要標誌。

但就近代革命黨(dang) 而言，一來他們(men) 信奉的是現代民主政治觀，不相信天命；二來在他們(men) 眼中滿清乃是韃虜入侵、竊據中國，自然不會(hui) 承認它是一個(ge) 受過天命的正統王朝。如果清朝連天命都沒有，那你革的是誰的命？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辛亥之事隻能叫起義(yi) ，不能稱之為(wei) 革命。自稱革命黨(dang) 卻既不信天命又無命可革，完全名實不副，可謂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樁奇談。

關(guan) 於(yu) 革命黨(dang) 之悖論不光是名稱上的咬文嚼字，凸顯的更是傳(chuan) 統中國在現代轉型中所遭遇的古今困境。現代人喜歡談通三統，力圖借助古典資源來貫通古今。但通三統是有前提的，即所通之三統一定都屬於(yu) 華夏正統，而不能是偏統抑或僭統。

曆史上的湯武革命之所以成立，就在於(yu) 三代皆是正統，分別代表了忠—敬—文三教，也即三種治道。相比之下，秦漢之變就不能稱之為(wei) 革命。因為(wei) 短暫的暴秦雖然統一了中國，但由於(yu) 不行王道，未受天命，十五載而亡，隻能算是個(ge) 閏朝，就像曆法中的閏月一樣，不算正統。故在正統的序列中，漢朝繼承的乃是周朝，而不是無道的暴秦。

近代以來我們(men) 在不斷西化的過程中慢慢喪(sang) 失了傳(chuan) 統的天命觀和正統觀，所以對革命的本義(yi) 也漸漸遺忘了。如今國人的文化自信在一點點恢複，政治觀和曆史觀上的撥亂(luan) 反正便是其中之重要一環。如果我們(men) 將近代史納入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曆程，將其視作古今連續體(ti) 中又一次的周期性震蕩，以傳(chuan) 統的“天命—王道—民本”政治觀來審視這段曆史，也許會(hui) 得出和現代史學不一樣的論述。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與(yu) 西方的血緣民族主義(yi) 和公民民族主義(yi) 都不同

在儒學的視野下，革命無非是逆取順守的改朝換代，而建國無非是革故之後的鼎新，二者都不過是對治道的更新與(yu) 修複，而不是徹底的否定或替換。當然，作為(wei) 現代革命家的孫中山與(yu) 毛澤東(dong) 無疑不會(hui) 這樣看待自己的曆史定位，但作為(wei) 曆史敘述，對於(yu) 他們(men) 主觀的思想訴求與(yu) 客觀的行為(wei) 後果需要分開處理。

換言之，作為(wei) 思想家的孫、毛有著明顯與(yu) 傳(chuan) 統格格不入的現代特征，但作為(wei) 政治家的孫、毛，其事功卻可以納入傳(chuan) 統史學的視野之下予以衡判。前者是作為(wei) 曆史創造者的主觀的孫、毛，後者則是作為(wei) 曆史工具的客觀的孫、毛。下麵我就嚐試著以此方法來談一下孫中山和毛澤東(dong) 。

孫中山的思想被概括為(wei) 三民主義(yi) ，即民族、民權、民生。其民族主義(yi) 有四重含義(yi) ：第一是對內(nei) 驅除韃虜；第二是對外反對帝國主義(yi) ；第三是中華民族整合，因為(wei) 孫中山後來是反對五族共和說的，他主張學習(xi) 美利堅民族，打造一個(ge) 化合為(wei) 一的中華民族；第四是賡續道統，他稱自己的思想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個(ge) 道統的延續。故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與(yu) 西方的血緣民族主義(yi) 和公民民族主義(yi) 都不同，他還有一個(ge) 文化民族主義(yi) 的向度，也就是文化保守主義(yi) 。

其民權主義(yi) 雖然引入了西方當時流行的民主理論，但同時強調權能二分，人民有權而政府有能，政權（即主權）在民而治權在官，這實際上也就是代議製民主下的賢能政治。與(yu) 密爾不同的是，孫中山在他的五院製設計裏增加了中國傳(chuan) 統的考試和監察二權。考試權來自科舉(ju) ，實際上是對被選舉(ju) 人做了一個(ge) 資格篩選，以此來保證人民投票選舉(ju) 官員的質量。

換言之，人民有選舉(ju) 權，但隻有通過科舉(ju) 考試的人才有被選舉(ju) 權，這兩(liang) 種權利的適用範圍和獲取條件是不一樣的。這樣就把科舉(ju) 製和選舉(ju) 製做了一個(ge) 結合，既實現了民主所要求的開放性和參與(yu) 性，又保證了參選的公正性和高素質。

另外一種監察權則來自曆史上的禦史台、都察院，負責糾核貪官、整肅風紀，本來是一個(ge) 司法機關(guan) ，有直接的案件調查權，相當於(yu) 我們(men) 的中紀委、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但後來在1947年憲法裏卻被張君勱改造成了軟弱無力的上議院，隻有不痛不癢的彈劾權，實在是憋屈。

不止於(yu) 此，考試院在1947憲法裏也被弱化，成了單純的公務員考績和職業(ye) 資格考試機關(guan) 。所以整部1947憲法雖然打著尊奉國父遺教的名義(yi) ，但實際上已經嚴(yan) 重背離了孫中山的思想，這一點就連作為(wei) 憲法起草人的張君勱在其《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中都承認了的。現在台灣的五院體(ti) 製，經過李登輝以來的憲政改造愈加麵目全非，早已是五權其皮三權其骨。

民權主義(yi) 除了主權在民、治權在官、五院並立之外還有一條就是地方自治，準確地說就是縣級自治。孫中山認為(wei) ，直接民主隻有在一個(ge) 有限的範圍內(nei) 才能真正實行，這個(ge) 合適的規模在中國就是縣域，縣級再往上由於(yu) 人口和地域規模太大隻能行間接民主。縣級自治既有利於(yu) 民主的落實，又不會(hui) 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據，這一點與(yu) 西方的聯邦製和共產(chan) 黨(dang) 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都不一樣，反倒是有點像我們(men) 西周的封建製。

其民生主義(yi) 就是節製資本、平均地權，一個(ge) 是針對城市的，一個(ge) 是針對農(nong) 村的。此外或許還可以加上他晚年提出的扶助農(nong) 工，頗有社會(hui) 主義(yi) 的性質。

 毛澤東(dong) 是孫中山革命事業(ye) 的真正傳(chuan) 人和超越者

以上就是孫中山的政治理想，但在客觀事功上並沒有完全實現。按照其軍(jun) 政—訓政—憲政的三步走戰略規劃，孫中山的時代一直處於(yu) 軍(jun) 政、訓政階段，所以他臨(lin) 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具體(ti) 來看，三民主義(yi) 中的民權、民生都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即便是民族主義(yi) ，四條裏麵也隻實現了第一條，至於(yu) 反帝、中華民族的融合統一以及賡續道統則全部沒有實現。

如果我們(men) 權且稱之為(wei) 革命的話，孫中山的革命宏圖很大，但革命成就很小，隻是一個(ge) 很簡單的起步，可稱之為(wei) 初步革命或未完成的革命。那麽(me) 他後麵的工作是誰來接續的呢？我認為(wei) 不是蔣介石而是毛澤東(dong) 。

蔣介石的出局不僅(jin) 因為(wei) 他在大陸的失敗，還因為(wei) 他最後搞出的那個(ge) 1947憲法對孫中山思想的篡改，這一點前麵已經提過。毛澤東(dong) 雖然與(yu)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不同，但在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論述中孫中山被稱為(wei) 革命先行者，稱其事功為(wei) 舊民主主義(yi) 革命，共產(chan) 黨(dang) 自己領導的則是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然後再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通過對這三種性質之革命的區分和接續，共產(chan) 黨(dang) 將自己表述為(wei) 孫中山革命事業(ye) 的真正傳(chuan) 人和超越者。

具體(ti) 來看，城市裏的公私合營和農(nong) 村的土地改革是對民生主義(yi) 的繼承，人民代表大會(hui) 製度是對民權主義(yi) 的繼承，反對帝國主義(yi) 則是對民族主義(yi) 的繼承。當然，繼之而起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又迅速超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yi) ，比之更激進、走得更遠。

例如消滅資本和人民公社體(ti) 製的建立是對民生主義(yi) 的超越；文革的群眾(zhong) 運動式大民主是對民權主義(yi) 的超越；對外輸出革命、夢想世界大同是對民族主義(yi) 的超越。超越的同時也有背離，比如由於(yu) 過分強調階級性而忽視民族性，孫中山民族融合的思想沒有接續，反倒進行了民族識別，56個(ge) 民族大家庭的觀念越來越突出，中華民族的觀念卻逐步弱化，這恰恰是背其道而行之。此外在馬克思主義(yi) 五種社會(hui) 形態的曆史觀下，賡續道統的思想也被放棄，反而走向文革徹底的反傳(chuan) 統。從(cong) 孫中山到毛澤東(dong) ，這裏既有繼承也有拋棄，關(guan) 鍵就在於(yu) 他們(men) 兩(liang) 人在建國問題上的思想分歧。

雖然孫中山也說“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但他的大同世界並不要消滅國家，大同的前提恰是要建立民國。所以孫中山有一個(ge) 明確的建國思想，他甚至為(wei) 此規劃了軍(jun) 政、訓政、憲政這樣一個(ge) 三階段的步驟。

但在毛澤東(dong) 那裏，建國好像並不具有目標性，它隻是一個(ge) 中間過渡階段，甚至是一個(ge) 手段。毛的革命理想是要推動世界革命、走向共產(chan) 主義(yi) ，遠比建國更豪邁高遠。在馬克思主義(yi) 看來，共產(chan) 主義(yi) 的建成恰恰是要以國家消亡為(wei) 前提的。這樣我們(men) 就可以理解毛晚年的不斷革命論了。

隻要在共產(chan) 主義(yi) 沒有實現之前，革命運動就不會(hui) 停息，建國就不是終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雖然是毛澤東(dong) 主持修訂的，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他毫不吝惜地打破自己親(qin) 手建立的體(ti) 製，就跟他最終的理想有關(guan) 。反觀孫中山，革命是以建國為(wei) 目標，而建國又以憲政為(wei) 鵠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為(wei) 三民主義(yi) ，即保民、養(yang) 民、教民

那麽(me) 儒家眼中的建國是怎樣的呢？《周禮》講的很清楚：“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最後一句至為(wei) 重要，“以為(wei) 民極”就是要為(wei) 民立極。故宮太和殿的匾額上寫(xie) 的就是“建極綏猷”四個(ge) 字。

何謂極？極的本義(yi) 是屋脊的頂梁，引申為(wei) 中正之準則，也就是日用倫(lun) 常之道，它就像北極星一樣為(wei) 民眾(zhong) 指引生活的方向。共產(chan) 黨(dang) 宣揚的是公仆政治觀，領導幹部都是人民公仆，所以要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可現實中的人民既需要物質利益上的服務和保障，更需要精神文化上的教導和指引。前者解決(jue) 的是安身問題，後者麵對的則是立命問題，安身立命合一才是完整的人生。

借用孫中山的詞語，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為(wei) 三民主義(yi) ，即保民、養(yang) 民、教民。

保民就是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chan) 安全，使之免於(yu) 恐懼和死亡威脅，這需要對外有軍(jun) 隊的保護，對內(nei) 有警察維護治安，有法院主持正義(yi) 。

養(yang) 民就是負責發展生產(chan) 、提高生活，“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老百姓普遍安居樂(le) 業(ye) 。

教民就是要興(xing) 發教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化性起偽(wei) 、化民成俗，使民向義(yi) 知方，明禮義(yi) 知廉恥。

此三民主義(yi) 乃是與(yu) 三才之道相匹配的。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故天道主保民，地道主養(yang) 民，人道主教民。漢代的三公製以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司馬乃軍(jun) 事長官，類似天道有生殺大權，故曰保民。司空乃行政長官，取法大地之養(yang) 育萬(wan) 物，故曰養(yang) 民。司徒乃教化長官，執掌人道之敬敷五教，故曰教民。天地人三才之道貫而通之便是王道，保、養(yang) 、教三民主義(yi) 歸根結底隻是民本。

習(xi) 近平接過了孫中山、毛澤東(dong) 、鄧小平相繼傳(chuan) 遞的第四棒“中國夢”——富而好禮、文化複興(xing)

相比傳(chuan) 統政治觀，現代政治單純講為(wei) 人民服務就缺少了為(wei) 人民立極的維度，隻有保民養(yang) 民而沒有了教民，這就是政—教分離斷裂的後果。按照公仆政治觀，人民是主人，官員是仆人，在理論上主人一定比仆人聰明，仆人隻能提供端茶倒水煮飯疊被一類生活起居的服務，又怎敢教化主人呢？

與(yu) 之不同，儒家乃是一種父母政治觀，與(yu) 父母官相對應的就是子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謂民之父母。人民好比不懂事的孩子，而孩子的成長需要德智體(ti) 美勞的全麵發展，所以既需要父母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父母文化上的教育，如此方才教養(yang) 兼備、身心健全。

如果按照儒家的“三民主義(yi) ”政治觀來看近代曆史，孫中山完成了接力跑的第一棒——對內(nei) 驅除韃虜，但這還隻是破；毛澤東(dong) 則完成了第二棒——對外獨立自主，實現了保民的任務；接下來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是第三棒——富民、養(yang) 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習(xi) 近平的“中國夢”則是第四棒——富而好禮、文化複興(xing) 。保民的時代以政治建設、軍(jun) 事建設為(wei) 中心，養(yang) 民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教民的時代則要以文教建設為(wei) 中心。

如前所述，為(wei) 人民立極是建國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內(nei) 容，沒有為(wei) 民立極建國就不能算完成。而現代政治中恰恰缺少了這一環節，隻有下半截的安身，卻丟(diu) 掉了上半截的立命。一方麵是國家福利製從(cong) 搖籃到墳墓的供養(yang) ，一方麵卻是多元文化論所導致的虛無主義(yi) 和價(jia) 值錯亂(luan) 。經濟發達造就的隻是一個(ge) 豬的城邦，人民的生活缺乏精神上的引領，這正需要複興(xing) 影響中國人數千年、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傳(chuan) 統文化來加以彌補。

對於(yu) 一個(ge) 健全的人生來說，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缺一不可。古今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guan) 係，而是相互補充的合作關(guan) 係。傳(chuan) 統是古老智慧的積累延續，現代是與(yu) 時俱進的變化更新。後者代表著變，前者體(ti) 現的是不變。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不變，也沒有絕對的變。變體(ti) 現的是活力，不變體(ti) 現的則是定力。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隻有萬(wan) 變不離其宗，才能在變中貞定自我、不忘初心。

如果說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一個(ge) 現代組織代表了現代性的話，那麽(me) 儒學作為(wei) 傳(chuan) 統思想代表的正是傳(chuan) 統性，通古今之變也就是傳(chuan) 統性與(yu) 現代性的互化交融、相克相生。故我們(men) 的目標不僅(jin) 僅(jin) 是追求單向度的現代化，而是現代化與(yu) 傳(chuan) 統化的雙向互動、陰陽和合。為(wei) 了現代化而拋棄傳(chuan) 統，這叫激進主義(yi) ；為(wei) 了固守傳(chuan) 統而拒斥現代化這叫泥古不化。

現代化與(yu) 傳(chuan) 統化如車之雙輪、鳥之兩(liang) 翼，相輔相成、彼此製衡，就像汽車的油門與(yu) 刹車一樣，同樣是曆史前進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二者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隻有實現現代化與(yu) 傳(chuan) 統化的古今共和，才能克服片麵現代性的各種病症與(yu) 危機，走出一條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給中國帶來了不少的陣痛，但也留下了豐(feng) 富的遺產(chan) ，簡單說主要有四個(ge) ：一是土地公有製，二是以國企為(wei) 代表的工業(ye) 體(ti) 係，三是人民解放軍(jun) 這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四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個(ge) 具有高度整合力的現代組織。

當年梁漱溟先生看得很清楚，在組織民眾(zhong) 和整合國家方麵共產(chan) 黨(dang) 是極其有戰鬥力的，對中國近代史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men) 今日提倡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不是要徹底顛覆現代化的成果，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與(yu) 完善。所以這些用前輩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曆史遺產(chan) 不能輕易丟(diu) 掉，而是要好好珍惜、善加利用。

曆史是一個(ge) 時空連續體(ti)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從(cong) 孫中山到毛澤東(dong) ，從(cong) 毛澤東(dong) 再回到孔夫子，或許隻有把這三者統和起來，我們(men) 才能實現從(cong) 革命走向受命，才能完成中國的建國理想，才能進一步開辟未來的天下願景。

（注：文中小標題係伟德线上平台編輯重新所加。）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