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糾結 ——

一個(ge) 儒家的視角

作者：彭國翔

來源：發表於(yu) 《南方周末》，題目被改為(wei) 《儒家中道：成就一種有世界胸懷的愛國主義(yi) 》，有刪節。此為(wei) 原文。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初五日戊子

         耶穌2017年3月2日

一九九四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間，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上發表了題為(wei) “愛國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的文章，引來了二十九篇讀者回複。在當時尚無網絡可以留言評論的情況下，尤其對一篇理論化的哲學文章來說，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時任《波士頓評論》主編也是麻省理工學院哲學係講座教授的科恩（Joshua Cohen）立刻意識到了這一議題的重要。在編委會(hui) 的認真組織和篩選之下，二十九篇讀者回複中的十一篇，有的經過了修訂和擴展，加上五篇專(zhuan) 門組織的回應文章，連同努斯鮑姆原先的文章及其閱讀所有回應文章之後的答複，兩(liang) 年後由科恩編輯，以《愛國之由：關(guan) 於(yu) 愛國主義(yi) 局限的論辯》（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為(wei) 題結集出版。

參與(yu) 論辯的十六篇文章作者，包括科恩本人，和努斯鮑姆一樣都是美國人文學界的翹楚。僅(jin) 中文世界較為(wei) 熟悉的名字，就包括今年（2016）剛過世的帕特南（Hilary Putnam）、曾與(yu) 努斯鮑姆極為(wei) 親(qin) 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ya) ·森（Amartya Sen）、去年和哈貝馬斯一道榮獲克魯格獎（Kluge Prize）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世界體(ti) 係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的代表瓦勒斯丁（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瓦爾澤（MichaelWalzer）等。正是由於(yu) 聚集了學界的一時之選，關(guan) 於(yu)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的議題，在書(shu) 中得到了集中和深入探討。無疑，無論愛國主義(yi) 還是世界主義(yi) ，都不是隻存在於(yu) 美國及西方世界的問題。因此，中文世界的知識人和思想者，同樣需要對此進行深入反思。

在此無需詳細介紹書(shu) 中的論點，讀者可以按圖索驥。本文主旨是希望基於(yu) 《愛國之由》的討論，從(cong) 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特別是儒學的角度，對化解“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的糾結，提出一些觀察與(yu) 看法。

民族主義(yi) 與(yu) 愛國主義(yi) 可以相互轉化

《愛國之由》主要圍繞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的問題，對“民族主義(yi) ”（nationalism）並無討論。因為(wei) 在西方語境中，“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一個(ge) 負麵指涉，可謂共識。不過，在中文語境中，“民族主義(yi) ”是否眾(zhong) 口一詞的批判對象？還是一個(ge) 問題。尤其是，當西方指出（也是批評）中國二十世紀以來非但未能避免反而似乎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yi) ”時，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總不免會(hui) 質疑這樣一個(ge) 問題：為(wei) 什麽(me) 看似同樣的一種情感與(yu) 行為(wei) ，在西方就被視為(wei) 正麵的“愛國主義(yi) ”，在中國就成了負麵的“民族主義(yi) ”？因此，除了“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中文語境中還要考慮“民族主義(yi) ”的問題。

“民族主義(yi) ”和“愛國主義(yi) ”在西方都不是邊界清晰、內(nei) 容一致的概念。在此，無法也不必對這兩(liang) 個(ge) 概念的各種繁複界說一一介紹。我隻想指出，“民族主義(yi) ”並非天生貶義(yi) 詞。不少西方學者也承認，很多情況下，“民族主義(yi) ”和“愛國主義(yi) ”難以區分。因此，“愛國主義(yi) ”也並不天然就是褒義(yi) 詞，有時同樣會(hui) 產(chan) 生“民族主義(yi) ”所可能產(chan) 生的所有後果。否則，努斯鮑姆也不會(hui) 從(cong) “世界主義(yi) ”的視角反省並檢討“愛國主義(yi) ”的局限，從(cong) 而引發那場討論了。

“民族主義(yi) ”和“愛國主義(yi) ”難以區分，因為(wei) 兩(liang) 者都基於(yu) 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這是人類曆史發展到以“民族國家”而非“文明”（civilization）為(wei) 政治社會(hui) 基本組織單位之後自然產(chan) 生的。無論“民族主義(yi) ”還是“愛國主義(yi) ”，都是一種認同自己所屬民族國家的情感與(yu) 行為(wei) 。所不同者，被視為(wei) 正麵價(jia) 值的“愛國主義(yi) ”，其情感與(yu) 行為(wei) 的表現，主要不以排斥其他民族國家的人群為(wei) 目的，而以凝聚所屬民族國家內(nei) 部人群的價(jia) 值認同為(wei) 首務；而被視為(wei) 負麵價(jia) 值的“民族主義(yi) ”，其情感與(yu) 行為(wei) 的主要表現，則以排斥甚至攻擊其他民族國家的人群為(wei) 目標。因此，“愛國主義(yi) ”是一種內(nei) 向的建構力量，“民族主義(yi) ”則是一種外向的攻擊力量。

“愛國主義(yi) ”對內(nei) 建構和強化自身價(jia) 值認同，不免產(chan) 生一定的排外情感與(yu) 行為(wei) ；但隻要尚未達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程度，沒有變成對其他民族國家的敵視和攻擊，就尚未轉化為(wei) “民族主義(yi) ”。而“民族主義(yi) ”敵視和攻擊其他民族國家時，自然帶來內(nei) 部認同的強化，但隻要凝聚和強化內(nei) 部價(jia) 值認同並非根本目的，隻是轉嫁內(nei) 部危機的手段，且畢竟產(chan) 生了對其他民族國家的敵視與(yu) 攻擊，就不是正麵的“愛國主義(yi) ”，而仍然屬於(yu) 負麵的“民族主義(yi) ”。簡言之，區別“愛國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的關(guan) 鍵，在於(yu) 其情感和行為(wei) 是“完善自己”還是“攻擊他人”。當然，“民族主義(yi) ”並不總是負麵。當一個(ge) 民族國家遭受外來侵略，其原有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結構麵臨(lin) 解體(ti) ，尤其是其曆史文化的傳(chuan) 統遭受摧毀的危險時，該民族國家的人們(men) 與(yu) 外來侵犯的對抗，就不屬於(yu) 外向的敵視與(yu) 攻擊，而是正義(yi) 的自衛。這種情況之下，“民族主義(yi) ”就轉化為(wei) “愛國主義(yi) ”了。

如果說民族主義(yi) 與(yu) 愛國主義(yi) 可以相互轉化，民族主義(yi) 並非毫無是處；同樣，愛國主義(yi) 也會(hui) 由一種向內(nei) 凝聚價(jia) 值與(yu) 認同的情感和行為(wei) ，一變而可能產(chan) 生盲目排外（xenophobic）等一係列問題。努斯鮑姆上從(cong) “世界主義(yi) ”的視角對於(yu) 愛國主義(yi) 的反省和檢討，正是有見於(yu) 此。在我看來，由於(yu) 血親(qin) 關(guan) 係、出生地和母語等因素的不可選擇，作為(wei) 一種“根源性的紐帶”（primordial ties）或者“鄉(xiang) 情”，愛國主義(yi) 本是人類的天然情感，通常情況下無需刻意提倡。例如，“911”之後，美國民眾(zhong) 自發大量購買(mai) 國旗懸掛於(yu) 自家房屋，以至於(yu) 國旗一度脫銷，就是這種愛國主義(yi) 的表現。當時美國政府呼籲民眾(zhong) 冷靜，回歸日常生活，則是避免愛國主義(yi) 一變而為(wei) 民族主義(yi) 的明智之舉(ju) 。如果說民族主義(yi) 的問題在於(yu) 對其他民族非理性、無來由的敵視和攻擊，那麽(me) ，和平時期刻意提倡愛國主義(yi) ，尤其在混淆國家和政府的情況下，問題或許就不免於(yu) 兩(liang) 個(ge) 相與(yu) 表裏的方麵：對內(nei) 專(zhuan) 製與(yu) 極權，以政府權力壓迫個(ge) 人權利和自由；對外追求霸權、擴張甚至侵略。後者正是愛國主義(yi) 轉變為(wei) 民族主義(yi) 的表現。而那種實質就是民族主義(yi) 的極端愛國主義(yi) ，最終必然導向以侵犯其他族群為(wei) 特征的“沙文主義(yi) ”（jingoism）和帝國主義(yi) 。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努斯鮑姆警惕並反省和檢討的，嚴(yan) 格而論並不是“愛國主義(yi) ”，而是“民族主義(yi) ”，盡管她所指出的愛國主義(yi) 的種種局限和問題的確存在。如此來看，十六篇回應她的文章幾乎不約而同肯定愛國主義(yi) 的正麵意義(yi) ，就不難理解了。不過，問題不在於(yu) 對愛國主義(yi) 的肯定，而在於(yu) 對“世界主義(yi) ”的理解，尤其在於(yu) 如何處理“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的關(guan) 係。這一問題，也正是我在此想要特別加以探討的。

世界主義(yi) ：如何避免流於(yu) 空洞與(yu) 抽象

如果說“愛國主義(yi) ”在於(yu) 熱愛並忠於(yu) 自己所屬的民族國家，認同其提倡的核心價(jia) 值，由此自然與(yu) 世界上其他民族國家產(chan) 生“厚此薄彼”的區別對待，那麽(me) ，“世界主義(yi) ”則是要超越對於(yu) 各自民族國家的特殊認同，超越不同民族國家各自提倡的差異價(jia) 值；以“世界公民”的自覺去認同仁愛、自由、平等、公正等人類的普遍價(jia) 值，而不以自己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同作為(wei) 價(jia) 值評判和行為(wei) 取舍的標準。例如，當“二戰”期間身為(wei) 納粹黨(dang) 員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出於(yu) “惻隱之心”，不顧納粹的國家政策而營救了眾(zhong) 多猶太人時，他正是“世界主義(yi) ”的體(ti) 現。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前大道的千株樹木都分別用於(yu) 紀念一個(ge) 人或一家人，正是因為(wei) 這些人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挽救了一個(ge) 又一個(ge) 猶太人的生命。這些挽救他人生命的人來自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他們(men) 能夠超越各自的國家和宗教，不約而同從(cong) 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事業(ye) ，和辛德勒一樣，都是“不忍之心”的結果。正是由於(yu) 這一鮮明而強烈的象征意義(yi) ，讚同“世界主義(yi) ”的努斯鮑姆，在其回應各種文字的總答複中，首先提到了那些紀念樹，作為(wei) 進一步闡發其論點的生動事例。顯然，“世界主義(yi) ”價(jia) 值立場的核心，是指出有比“愛國主義(yi) ”更高且普遍的人類價(jia) 值。對於(yu) 一個(ge) “世界主義(yi) ”者，當仁愛、自由、平等、公正等普遍價(jia) 值與(yu) “愛國主義(yi) ”發生衝(chong) 突時，其選擇是忠於(yu) 前者而不是聽命於(yu) 後者。

乍看起來，“世界主義(yi) ”和“愛國主義(yi) ”之間的緊張不可避免。並且，“世界主義(yi) ”由於(yu) 推崇仁愛、正義(yi) 、自由、人權等普遍的人類價(jia) 值，強調“世界公民”擁有不受國家意識形態局限的理性與(yu) 情感，似乎更符合道德法則的普遍性而占據道德高地。不過，“世界主義(yi) ”也有必須麵對的問題，那就是：如何避免成為(wei) 抽象的理念；如何避免隻能成為(wei) 部分社會(hui) 精英脫離大眾(zhong) 實際生活的溫室標本。的確，真實的世界極不平等，愛國主義(yi) 以及特定情況下的民族主義(yi) ，都不無相當的合理性。比如，如果印度當初沒有愛國主義(yi) 甚至民族主義(yi) 的“抵製英貨運動”（swadeshi），恐怕至今仍是英國殖民地。中國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的民族主義(yi) 和南非曼德拉領導的以反抗種族歧視、爭(zheng) 取黑人尊嚴(yan) 與(yu) 自決(jue) 的民族主義(yi) ，也完全是正麵意義(yi) 上的愛國主義(yi) 。這種愛國主義(yi) 體(ti) 現和追求的，正是“世界主義(yi) ”許為(wei) 普遍和基本人類價(jia) 值的人道、正義(yi) 、自由、平等和公正。也正是由於(yu) 這一點，盡管努斯鮑姆對於(yu) “世界主義(yi) ”所可能麵對的問題有足夠的自覺，對於(yu) 她有關(guan) 愛國主義(yi) 限製的批評文章，十六位回應人中的絕大部分，仍然幾乎一致指出了“世界主義(yi) ”所同樣可能具有的限製——流於(yu) 空洞與(yu) 抽象，並肯定了“愛國主義(yi) ”的正麵意義(yi) 。

那麽(me) ，進一步值得思考的是，在“愛國主義(yi) ”（包括正麵意義(yi) 上的“民族主義(yi) ”）所注重的“特殊”以及“世界主義(yi) ”所強調的“普遍”之間，是否勢若水火而不可調和？是否應該而且可以覓取一條超越雙方對峙並融合二者各自合理性的“中道”？在我看來，儒家傳(chuan) 統中恰恰蘊含著化解“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三者糾結的觀念資源。對此，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儒家對於(yu) 仁愛、自我和天下這三方麵的理解來加以說明。

愛國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之間的“中道”

作為(wei) 一種“愛”的情感，所謂“仁者愛人”，儒家的核心觀念“仁”，往往被認為(wei) 不如墨家的“兼愛”、耶教的“博愛”以及佛教的“慈悲”高遠博大。換言之，儒家的仁愛肯定“愛有差等”，普遍性不足，不如“兼愛”、“博愛”和“慈悲”更具“世界主義(yi) ”的胸懷。其實，且不論“愛有差等”一說並無儒家經典的直接根據。關(guan) 鍵在於(yu) ，對儒家來說，“愛有差等”隻是對於(yu) 經驗世界人類感情遠近親(qin) 疏自然差序的一種觀察和正視，並不是儒家的一種“主張”和“提倡”。從(cong) “主張”與(yu) “提倡”的角度來看，儒家的仁愛與(yu) 兼愛、博愛和慈悲一樣，都是指向世間的所有存在。儒家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正是主張人類應該把“老吾老”和“幼吾幼”這種最為(wei) 真實的情感推廣到他人乃至世間萬(wan) 物。隻是儒家看到，在仁愛實際落實的過程中，人類感情由親(qin) 而疏、由近及遠，存在著自然減弱的經驗事實。如果不能正視人類情感的自然差序，由此作為(wei) 一個(ge) 切實的出發點，起始就提倡“愛人如己”，恐怕難以真正實現，或許在未能做到“待鄰人如父母”之前，已經先“待父母如鄰人”了。如此一來，“兼愛”、“博愛”和“慈悲”之類高尚而普遍的價(jia) 值，就不免流於(yu) 空洞、抽象甚至自欺欺人的口號。

對於(yu) 儒家的自我觀，以往也存在一種流行和常見的誤解，認為(wei) 儒家是一種“集體(ti) 主義(yi) ”的立場，不重視自我，認為(wei) 個(ge) 體(ti) 隻有在某種集體(ti) 和組織結構中才有意義(yi) 和價(jia) 值。誠然，儒家的確認為(wei) ，每一個(ge) 體(ti) “自我”的建構都是在一個(ge) 各種關(guan) 係彼此交織和相互影響的網狀過程中逐漸形成，但也並不認為(wei) 每一自我是“本來無一物”的“空空如也”。從(cong) 孟子以及絕大多數儒家的角度來看，至少“惻隱”、“是非”、“羞惡”和“辭讓”這“四端之心”，作為(wei) 人的“本心”和“良知”，同時也是天賦的道德理性，是無法被消解和化約的最終實在。從(cong) 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誌也”、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一直到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強調的都是這種獨立不依的人格與(yu) 自我。因此，從(cong) 儒家的角度來看，對於(yu) 每一個(ge) 人來說，一方麵要意識到自己在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的同時，還有廣泛的責任和義(yi) 務，自我的實現與(yu) 完成無法脫離各種關(guan) 係的網絡，另一方麵也要保持獨立的人格。自我與(yu) 社會(hui) 或者說個(ge) 體(ti) 與(yu) 群體(ti) 之間，是一種既內(nei) 在又超越的關(guan) 係，要在深入社群的同時成就鮮明的自我。這才是儒家的自我觀。

至於(yu) 儒家的天下觀，與(yu)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的關(guan) 係更為(wei) 直接。也許大部分人並沒有意識到，孔子周遊列國絕非如我們(men) 如今在國內(nei) 各省之間往來一樣。秦統一中國之前的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無論文字、貨幣、度量衡還是語言、服裝等，都各有不同。孔子周遊列國，是名副其實的“跨國”行為(wei) 。由此可見，對於(yu) 自己學說與(yu) 理想的實現，孔子並不僅(jin) 以自己生長的魯國為(wei) 限。孔子還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yu) 海”的話，並曾表示過“欲居九夷”的想法，其視野與(yu) 胸懷顯然已超出了“中國”的界限。這些行為(wei) 和言論都說明，孔子的天下觀完全是一種“世界主義(yi) ”的立場；視孔子為(wei) 一個(ge) “世界公民”，也毫不為(wei) 過。而《禮記》中天下“大同”的理想，以及王陽明所謂“視天下為(wei) 一家,中國猶一人”，更是儒家“世界主義(yi) ”立場的鮮明反映。儒家“仁、義(yi) 、禮、智、信”的核心價(jia) 值，作為(wei) 超越族群與(yu) 國家的人類普遍價(jia) 值，正是一種“世界主義(yi) ”的取向。不過，儒家世界主義(yi) 的天下觀並沒有忽視不同民族與(yu) 國家之間的特性與(yu) 差異，一味提倡抽象、空洞與(yu) 無差別的“大同”。無論是對於(yu) 個(ge) 體(ti) 的人與(yu) 人之間還是國與(yu) 國之間，孔子認同與(yu) 推崇的“和而不同”，其前提正是對於(yu) 個(ge) 體(ti) 差異的肯定與(yu) 尊重。至於(yu) 孟子在群雄爭(zheng) 霸的戰國時期提倡“王道”與(yu) “仁政”，也正是不以各國之間的彼此征伐為(wei) 尚，反對恃強淩弱的霸權主義(yi)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對於(yu) 世界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儒家的“大同”理想不是抹殺個(ge) 性，而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yu) 共”的“大通”與(yu) “和諧”。

儒家的立場是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yi) ”

儒家在“仁愛”、“自我”和“天下”三方麵的看法與(yu) 立場，決(jue) 定了在“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上，儒家的視角必然是超越了彼此對立而融合雙方的合理性，是“特殊”與(yu) “普遍”之間的中道與(yu) 平衡。

就儒家而言，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之間的中道，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中道”之“中”不是一個(ge) 靜止的“點”。儒家的“時中”原則，強調的正是這一點。人類曆史發展迄今，無論是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還是世界主義(yi) ，都有其極端發展而產(chan) 生危害人類文明的理論與(yu) 實踐。當世界主義(yi) 推向極端，以建立全人類的“大同”世界這一理想和旗幟相號召，試圖抹殺不同民族、國家與(yu) 文化的差異。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肯定愛國主義(yi) 甚至民族主義(yi) 的合理，以個(ge) 體(ti) 的尊嚴(yan) 去抵禦虛幻與(yu) 抽象的“大同”對個(ge) 性的剝奪。而一旦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推向極端，在不同民族之間劃分優(you) 劣，試圖侵犯甚至毀滅其他民族和國家。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發揚世界主義(yi) 的精神，以普遍的人類價(jia) 值去製止和消解人類之間的“手足相殘”。曆史已經證明，極端的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不免反噬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正如努斯鮑姆所說，“將自己的國家奉若神明，其實正是給自己的國家帶來詛咒”。極端的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極端的世界主義(yi) ，都不是人性中“真善美”的反映，不是真正“天下為(wei) 公”的理念，不過是一小部分人構成的組織或集團為(wei) 滿足私利而愚弄大眾(zhong) 的“迷魂幡”和“興(xing) 奮劑”。因此，對於(yu) 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在澄清觀念的同時，更要審時度勢，明辨不同民族國家在不同曆史境況下各自麵對的問題，不受任何一種權威話語或時髦思潮的迷惑。

事實上，無論古今中西，任何思想深刻且富有良知的智者，在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的問題上，都不會(hui) 偏於(yu) 一端。例如，努斯鮑姆固然檢討和反省愛國主義(yi) 的局限，反對和批判那種認為(wei) 自己民族和國家優(you) 於(yu) 其他民族和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yi) 和愛國主義(yi) ，主張將對普遍“人道”的忠誠置於(yu) 對於(yu) 某一特定民族和國家的忠誠之上，提倡古希臘哲人第歐根尼（Diogenes）那種“世界公民”的襟懷；另一方麵，她也指出，一個(ge) 人成為(wei) “世界公民”，並不意味著需要放棄自己的各種本土認同（local identifications），後者足以成為(wei) 自身豐(feng) 富性的源泉；一個(ge) “世界公民”的形成，是一個(ge) 從(cong) 自我到家庭再到鄰裏以及整個(ge) 世界的同心圓的不斷擴展。如此一來，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之間看似不可調和的糾結與(yu) 對立，似乎也就並非不能超越和消解。借用非裔哲學家阿皮亞(ya) （Kwame Anthony Appiah）的詞語，這可以說是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yi) ”（rootedcosmopolitanism）。顯然，這與(yu) 儒家從(cong) “身”、“家”到“國”、“天下”的看法相當一致；在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之間，儒家的立場與(yu) 看法也可以說是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yi) ”。而一種健全的愛國主義(yi) ，也必定是一種“具有世界主義(yi) 胸懷的愛國主義(yi) ”（cosmopolitan patriotism）。這種愛國主義(yi) 不會(hui) “坐井觀天”和“夜郎自大”，而必定是將自己民族和國家置於(yu) 全世界的整體(ti) 脈絡和全人類的普遍價(jia) 值之中予以理解。

當然，“有根的世界主義(yi) ”或“具有世界主義(yi) 胸懷的愛國主義(yi) ”之所以可能和必需，關(guan) 鍵在於(yu) ：世間的確存在著普遍的“人道”和“公道”，無論是個(ge) 體(ti) 的人與(yu) 人之間還是不同的族群和國家之間，彼此的衝(chong) 突往往正是各逐其“私”而不顧“人道”和“公道”的結果。古今中西哲人能夠對此不謀而合，正是“人道”與(yu) “公道”在人心所生的智慧。這一點，也再次印證了陸象山所謂“心同理同”的洞見。我相信，如果努斯鮑姆等人能夠了解儒家傳(chuan) 統，正如我們(men) 從(cong) 他們(men) 的思考與(yu) 論辯中得到啟發一樣，對於(yu) 愛國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等問題的反省，將會(hui) 產(chan) 生更為(wei) 豐(feng) 碩的成果。

注：此文刪節版刊於(yu) 《南方周末》2017年2月16日大參考版，刊出時題目也被改為(wei) “儒家中道：成就一種有世界胸懷的愛國主義(yi) ”。這是原文。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