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的書(shu) 寫(xie) 中,史官並非不注重曆史記錄的客觀真實性,但他們(men) 試圖通過凸顯自身主體(ti) 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曆史之真。這種主觀意識來源並受限於(yu) 客觀存在的曆史傳(chuan) 統,其背後體(ti) 現了時代的客觀合理性。所以,春秋筆法是一種書(shu) 寫(xie) 客觀曆史之真的特殊總結。
宋儒楊慈湖具有濃鬱禪學化色彩的聖人觀,與(yu) 先秦儒學的聖人觀形成了巨大反差。此禪學化傾(qing) 向,與(yu) 宋明理學“援禪入儒”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尤其與(yu) 當時心學一脈的“聖人可學”“以覺訓仁”“靜坐體(ti) 悟”“六經注我”等學思風尚息息相關(guan) 。
公共性是孔子哲學思想的一個(ge) 重要指向。“仁愛”是孔子公共性思想的核心,“仁”既是個(ge) 體(ti) 內(nei) 心存有也是其在公共交往、政治活動中所需要貫徹到底的原則。在“仁”的原則主導下,為(wei) 政者以德性與(yu) 德行謹慎地運用公共權力並為(wei) 公眾(zhong) 謀取福利,人們(men) 在公共生活中恪守“禮”的準則,並將其具體(ti) 到各種生活場景中,以之交往朋友、居處鄉(xiang) 裏和參與(yu) 政治。
黃源盛先生著《漢唐法製與(yu) 儒家傳(chuan) 統》的主題,正是“傳(chuan) 統源自經典,經典彰顯法理”。該書(shu) 用細膩的筆觸、縝密的運思、典雅的文字向讀者展示了中華法理不同於(yu) 以往認知的另一麵向,即以法作為(wei) 客觀標準,畫一社會(hui) 行為(wei) 、追求公平正義(yi) 。這背後,則是中華法理之治道、法意與(yu) 規範的有機統一。
朱熹多講義(yi) 與(yu) 利的相互聯係,繼承程頤講“君子未嚐不欲利”、“仁義(yi) 未嚐不利”,講“利不是不好”,不僅(jin) 沒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對於(yu) 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遺憾的是,朱熹門人後學將朱熹所言與(yu) 胡安國所言“義(yi) 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強調義(yi) 與(yu) 利的相互對立,實際上誤讀了朱熹的思想,掩蓋了其中對於(yu) 利的肯定。
統觀陸王心學的體(ti) 係,在體(ti) 用思想上,應當說都是體(ti) 用兼舉(ju) 的,兩(liang) 個(ge) 體(ti) 用論的具體(ti) 意義(yi) 也是有差別的。陸九淵以好善惡惡、好仁惡不仁即傳(chuan) 統儒家的“好惡”觀念來詮釋“心之用”的思想,對後來王陽明用良知之“是非”即先驗性的道德判斷來推進儒家“好惡”思想,進而建構其即體(ti) 即用的心學學說有直接影響。
“四句教”對於(yu) “惡”之問題有著完整而清晰的闡明:心體(ti) 無惡,表明“惡”為(wei) 非本體(ti) 性的存在;意動有惡,表明“惡”具有因緣和合的性質;良知知惡,表明“惡”能為(wei) 主體(ti) 所明覺;格物去惡,表明“惡”能為(wei) 工夫所破除。其間涉及道德本體(ti) 之確立、倫(lun) 理責任之承擔、自由意誌之可能、道德行為(wei) 之價(jia) 值等問題。由此,王陽明不但構建起了融本體(ti) 與(yu) 工夫為(wei) 一貫的修···
作為(wei) 現存地方文獻的大宗,明清山東(dong) 地方誌中多有關(guan) 於(yu) 這方麵的記載。明清地方誌記載了孟母教子的係列故事,還記載了古代皇帝對孟母的追諡,以及文人墨客對孟母的讚頌,民間女性對孟母教子的學習(xi) 。從(cong) 中可以看到,明清時代孟母教子故事在官府、文人墨客、民間等社會(hui) 階層中得到了廣泛的傳(chuan) 承與(yu) 弘揚。
從(cong) 今天來看,《大學》陳述的思想裏麵,應該最被突出的是它所講的以忠恕為(wei) 中心的儒家倫(lun) 理。《大學》的明德思想和“明明德”的說法是我們(men) 今天強調提倡明德論的一個(ge) 主要來源。因此,我們(men) 今天要更好的結合中國古代文化裏麵對明德的論述,進一步闡述闡揚《大學》裏麵的明德說法,讓它為(wei) 我們(men) 今天新時代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服務。
單一的理學,甚至儒學的視角,都不能把握劉沅思想的全貌,從(cong) 理學發展的角度對劉沅思想作出的評價(jia) 亦非公允。劉沅思想中有豐(feng) 富的道教、佛教內(nei) 容,從(cong) 三教交涉的視角方可對此作出準確的定位與(yu) 評價(jia) 。本文從(cong) “氣”學結構上,可看出劉沅和會(hui) 三教,佛教、道教思想資源對儒家思想的影響,從(cong) 中,可略窺蜀地玄而不虛的學風。
第四紀更新世的喜馬拉雅運動,塑造了中國大陸這塊區域的地形特征,與(yu) 歐亞(ya) 大陸的其他區域(比如印度)就不同,與(yu) 隔洋相對的美洲大陸也不同。這樣特殊的地形地貌,對華夏文明的形成,以及它和周邊區域的關(guan) 係,有深的影響。
在《禮記》中,《月令》一篇經常被認為(wei) 是陰陽書(shu) ,出自陰陽家之手,這主要是因為(wei) 《月令》一篇以陰陽五行作為(wei) 其敘述的架構。作為(wei) 先秦的一種公共思想資源,有陰陽五行思想不一定就是出自陰陽家之手,所以《月令》的作者問題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月令》確實是《禮記》四十九篇當中陰陽五行思想最濃厚的一篇。因此,本···
近代以來,列強軍(jun) 事、經濟、文化、政治的強勢入侵與(yu) 滲透,逐漸打斷了這一穩定的文化傳(chuan) 承進程,保種保教成為(wei) 國人一致的呐喊。鄭觀應探索救亡的辦法,對儒釋道三教加以詮釋與(yu) 整合,提出儒道同理、釋道同理、三教合一不外一理等重要觀點,站在當時曆史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張。鄭觀應對傳(chuan) 統三教的整合,不僅(jin) 具有文化救亡的意義(yi) ,對於(yu) 今人振···
“自然”不僅(jin) 是道家哲學的重要術語,也是包括朱子在內(nei) 的儒家哲學的重要術語。在朱熹看來,“自然”是指沒有人欲摻雜或造作的,天理本體(ti) 完全實現自己或者被實現的狀態。
基於(yu) 理想生存秩序的營建,荀子提出自覺“禮義(yi) ”“師法”對人而言是一種必須。通過“禮義(yi) ”“師法”的導引,不僅(jin) 使“欲”的滿足有了相應保障,還使人在生存向度上避免了因“逐欲”而導致的沒落。在生存籌劃方麵,人可以通過自我立法結成強大的倫(lun) 序共同體(ti) ,使其作為(wei) 類的勝出成為(wei) 可能。人“最為(wei) 天下貴”,這意味著人不可沉淪於(yu) 普通之物,而是應該有更高···
陽明的批評雖然擊中朱子學的要害但卻並非完全相應。朱子的格物說頗為(wei) 強調對外在物理的認知與(yu) 節目時變的講問商量。陽明強調廓清良知為(wei) 頭腦工夫,對外在物理與(yu) 知識難免有所忽視。實際上,在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形中,缺乏相應的物理知識,徒致良知亦無法實現知行合一。就此而言,朱子格物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yi) 。
意大利漢學家馬利奧·沙巴蒂尼(Mariosesabattini)在《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中的克羅齊主義(yi) 》(1970)中,批評朱光潛移克羅齊美學之花接中國道家傳(chuan) 統之木,混淆了道家的直覺與(yu) 克羅齊的直覺。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春秋學的文字與(yu) 陰陽五行的文字大致上各占一半,這是一個(ge) 非常值得關(guan) 注的現象。餘(yu) 治平先生的《唯天為(wei) 大》與(yu) 《董子春秋義(yi) 法辭考論》兩(liang) 書(shu) 分別論述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對此後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而筆者以為(wei) ,對陰陽五行體(ti) 係之義(yi) 理的綜合,是董仲舒學說的哲學基礎,雖已有不少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其中,特別是其中的···
儒家關(guan) 於(yu) 禮樂(le) 製度的建構,通常兼顧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兩(liang) 方麵的原則。自漢以後,隨著儒家獨尊地位的逐步確立,儒臣們(men) 將此原則落實到宗廟建構的具體(ti) 實踐層麵:一方麵,漢初遍祀群廟的做法以及元帝以後“親(qin) 盡宜毀”共識的貫徹,體(ti) 現了親(qin) 親(qin) 的原則;另一方麵,儒臣基於(yu) 尊尊的原則而普遍讚同禮家“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說法,尤其到了貢禹、劉歆那裏,更是···
博斯特羅姆關(guan) 於(yu) “工具趨同論”以及人工智能設計的“惡性失敗”等理論具有深刻的洞見,為(wei) 我們(men) 思考人工智能倫(lun) 理提供了一個(ge) 良好的起點。用博斯特羅姆的理論對最近的一個(ge) 儒家機器人倫(lun) 理版本進行檢查,立刻就能發現後者存在的不足。在肯定博斯特羅姆的同時,本文也嚐試用來自儒家經典《中庸》的“以人治人,改而止”命題去改善博斯特羅姆推薦的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