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複所傳(chuan) 理學專(zhuan) 取修養(yang) 身心一麵,凸顯宗教特質,借當時如日中天的全真教得以存續,與(yu) 日後許衡立朝所傳(chuan) 理學崇尚踐履各具特色,可以視為(wei) 理學初立北方的兩(liang) 個(ge) 分支,而不是由趙複傳(chuan) 授姚樞、許衡的單一關(guan) 係。
《春秋公羊傳(chuan) 》《禮記》較早總結出上古中國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後”的傳(chuan) 統。禮遇前朝的遺老遺少,賜與(yu) 其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保留先王之子孫後裔、政教禮製法度、曆書(shu) 體(ti) 係,以體(ti) 現時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聖,分享國土,“不敢專(zhuan) ”,不為(wei) 一家一姓所私占。其效果則能夠把新興(xing) 政權納入曆史譜係,展示自身道統與(yu) 前朝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中西曆史文明自前軸心時代開始,就進入了有所差異的路徑。與(yu) 西方的政治二元結構不同,商周以來,政治統治上的重心就落實到一元結構,秦漢帝國時代以降,這種結構性特征更趨於(yu) 強化。其正麵意義(yi) 不容否定,但弊端的存在也是事實。如何製約專(zhuan) 製君主權力的無限膨脹,在帝國權力運作中達到適當的平衡,是一個(ge) 重要的挑戰。
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偏於(yu) 史料梳理與(yu) 解釋原則外在化傾(qing) 向,不利於(yu) 中國思想文化重建要求,這種研究模式實是與(yu) 對文化理解的對象化和對文化主體(ti) 性的誤解有關(guan) 。孔子麵對禮壞樂(le) 崩文化重建的曆史任務,強調自己的工作性質是“述而不作”,對文化的非對象反思性特點有很清醒的把握,表達著思想文化重建中學術研究的方法論自覺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人性論主要包括性無所謂善惡、性本善、性本惡、性有善有惡、性善惡混、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性無善無惡七種。人性問題不是一個(ge) 知識論問題,而是一個(ge) 生存論問題,隻有將之置於(yu) 人的現實生存境域,討論才是有意義(yi) 的。人性的建立是人基於(yu) 其經驗生存實況而對人本身存在的“先驗真實”所做的一種“先驗回溯”,是人為(wei) 自···
近年來,國內(nei) 一批社會(hui) 理論研究者把“家”看作中國文化有別於(yu) 西方文化的關(guan) 鍵。但這忽略了中國文化並不缺乏超越家的維度,尤其是“公天下”的理念。近代以來,正是康有為(wei) 對公天下的言說,激活了儒家原本在公天下和家天下、仁與(yu) 孝之間建立的關(guan) 聯,並提醒我們(men) 在家天下的禮製之外,儒家尚借助堯舜之道而寄托著一個(ge) 公天下的理念,等待後人來“取···
物自身”是牟宗三借鑒康德哲學用來闡釋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牟宗三對於(yu) “物自身”的理解和接受從(cong) 一開始就表現出與(yu) 康德不同的麵相。康德表述“物自身”的邏輯是由知性推出“物自身”,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智的直覺;而牟宗三則是由“真我”推出智的直覺,並且由智的直覺論證“物自身”的存在。牟宗三更進一步的直接把“物自身”表述為(wei) “價(jia) 值意味”的存在···
商代自成湯始,三十帝十七世,弟及王位者十四人,其中九世為(wei) 兄終弟及。殷王室在婚姻形態上雖有嫡庶之分,但並不徹底也不完備,未能進一步對繼承王位的嫡子再分嫡庶,故無法形成具有區別大小宗的宗法製度。而子繼作為(wei) 弟及的中介和橋梁,起初主要是長兄之子,至小乙時轉變為(wei) 季弟之子,武乙以後又變為(wei) 嫡長之子。
黃老政治哲學引入“理”的概念,依據“形”是物體(ti) 共有的屬性,而物與(yu) 物的差異則體(ti) 現在具有不同的“理”,因而從(cong) “形”的角度來詮釋和挖掘“理”的深刻含義(yi) ,為(wei) 道–理–形(刑)三者的結合奠定了基礎。而“名”往往與(yu) 權力相聯係,它建構了現實的政治製度和秩序,這又使“名”常常具有“法”的職能和作用。
治、教二域遵循不同的原則,即“王者盡製”與(yu) “聖者盡倫(lun) ”:“盡製”遵循下行性的防禦原則,不直接以導人向善為(wei) 目的,但卻必以止惡為(wei) 首要目標;“盡倫(lun) ”遵循上行性的引導性原則,借助教化激發人的向善、向上的激情,聖賢生命人格的榜樣示範作用就是教化的基本形式。在以上視域中,性善論作為(wei) 內(nei) 在而先天的原則,應當被勘定為(wei) 教統的人性論原則;···
通常,墨家被看作功利主義(yi) ,儒家則被認為(wei) 反對功利主義(yi) 。本文提出,儒家雖然不是墨家的那種功利主義(yi) ,但就其強調後果作為(wei) 判斷行為(wei) 是否善的依據這一點而言,儒家與(yu) 墨家都可以說是後果論。通過對孔子、孟子經典文本的分析,本文揭示,儒家與(yu) 墨家在義(yi) 利觀上相同之處遠遠超過人們(men) 想當然所以為(wei) 的不同。儒家跟墨家一樣,都欣賞“深謀遠慮的功···
儒家“聖人之道”何以是普遍的價(jia) 值原則?在宋儒邵康節的辯護體(ti) 係中,主要通過論述一多之間的普遍對應來澄清。依據宇宙本體(ti) 論層麵的生成關(guan) 係,邵康節首先就“太極”(“道”)之“一”與(yu) 萬(wan) 物之“多”間的對應關(guan) 係作了相應說明。基於(yu) 一多對應由本然向應然的“致用”,邵康節不僅(jin) 在形式上確立了儒家“聖人之道”對於(yu) 天下萬(wan) 民的普遍範導意義(yi) ,還從(cong) 實質內(nei) 涵···
“借事明義(yi) ”是《春秋公羊傳(chuan) 》詮釋《春秋》經義(yi) 的基本方法。這一方法由董仲舒點明,經何休《春秋公羊解詁》推闡,而成為(wei) 貫通《公羊》學“三科九旨”諸說與(yu) 《春秋》經文的無形脈絡。宋代理學化的經學家在注解《春秋》時也自稱運用“借事明義(yi) ”之方,其代表程頤、胡安國以“窮理”統攝《春秋》經解的一切方法,將“借事明義(yi) ”等同於(yu) “格物窮理”,並···
早在居日鼓吹“排滿”革命時期,章太炎便把發揚道德主體(ti) 性、激發民族自覺心作為(wei) 革命救亡之根本。這一思想一直延續至其晚年,他晚年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yi) 的批判亦是立足於(yu) 以上兩(liang) 點的。針對20世紀30年代的道德文化危機與(yu) 民族危機,章太炎提出讀經以救國的主張,將“修己治人”作為(wei) 經學宗旨,“修己”即發揚道德主體(ti) 性之意,“治人”主···
朱子、象山思想中的皇極常被視為(wei) 一個(ge) 政治哲學範疇,也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wei) 朱子皇極主要是經典解釋問題。實則在二者之外,朱、陸皇極解皆著眼於(yu) 它的德性教化意義(yi) 而具體(ti) 取徑有上下之別,可謂殊途同歸。朱子《皇極辨》是針對作為(wei) 教化者的君王的“正心”之教,要求君王通過自我教化,樹立至極準則,經由“立人極”來對下層產(chan) 生風動影隨般的下···
自上古時代起,“禮”與(yu) “法”結合,共同成為(wei) 確定社會(hui) 秩序的支柱。可以看到,人類從(cong) 直立行走開始支持站立與(yu) 實現空間位置移動的“足”,被規範了以“禮”為(wei) 崇高名義(yi) 的嚴(yan) 格製度。以漢晉時期為(wei) 例,關(guan) 於(yu) “履”的規格設定,成為(wei) 體(ti) 現社會(hui) 地位的表現之一。“賜帶劍履上殿”,是執政集團頂端人物的特權。由“孔子履”收藏於(yu) 西晉武庫,可知這一曆史文物具有重···
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一個(ge) 主要問題,然而,由於(yu) 西方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人們(men) 對天人關(guan) 係的理解產(chan) 生了違背古代思想傳(chuan) 統的理解。一是把天人關(guan) 係理解為(wei) 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把天人合一理解為(wei) 人與(yu) 自然和諧相處;二是否定天與(yu) 人的根本區分以及天人關(guan) 係中天的主導地位。然而,中國古代哲學對天人關(guan) 係的理解卻不是這樣的。本文通過對《呂刑》和《國···
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日本法史學家仁井田陞與(yu) 滋賀秀三之間存在分歧。仁井田陞認為(wei) ,在祭祀繼承人的選定上,「嫡係主義(yi) 」與(yu) 「行輩主義(yi) 」兩(liang) 大類型因時代不同而互有消長;滋賀秀三則主張,相應於(yu) 財產(chan) 上的諸子均分,秦漢以下的繼嗣承祀原則表現為(wei) 「行輩主義(yi) 」對「嫡係主義(yi) 」的取代。區分「嫡係」還是「行輩」繼嗣的一大關(guan) 鍵在於(yu) 考察「嫡孫」的地···
中國人談起“家”,一方麵有一種親(qin) 切的感覺,另一方麵新文化運動以來對於(yu) “家”文化有著激烈的批判,在現代中國哲學中也沒有足夠的理論空間來檢視“家”的問題。西方近現代“個(ge) 體(ti) -主體(ti) ”哲學中存有明顯的“欠缺”,因此在當代哲學中有大量關(guan) 於(yu) “他者”的論述以彌補“個(ge) 體(ti) -主體(ti) ”哲學的“欠缺”,但是這種“他者”哲學依然有其不足之處。來自中國哲學傳(chuan) 統···
樓先生微笑著跟我們(men) 攀談起來。他從(cong) 客廳中一幅老照片談起,談到中國文化名人、上世紀著名的“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先生。張伯駒一生傳(chuan) 奇,為(wei) 新中國捐獻了大量珍貴文物,晚年境遇卻十分艱難,甚至一度要靠親(qin) 戚朋友接濟。樓宇烈先生本人就幫助過他們(men) 。樓先生說,張伯駒一句話就把一生悲歡通通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