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認為(wei) 湖湘後學近禪,但他對後者的批評也借用了禪宗,采用以禪抑禪的方式。首先,朱子批評湖湘學派的「觀過知仁」會(hui) 導致「一心三分」,筆者在《大慧語錄》中找到了類似「一心三分」的說法,還有朱子批評湖湘學派時引用的公案;其次,朱子批評湖湘學派的「以心求心」,認為(wei) :「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wei) ?」轉而提倡「常惺惺」的···
“性”概念是在天命論和宇宙生成論的雙重思想背景下產(chan) 生出來的,它聯係著“天命”和“生命體(ti) ”的雙方。其一,“性”概念的提出,是為(wei) 了追問生命體(ti) 之所以如此及在其自身之本原的問題。它是一在己的、內(nei) 在的且潛在的本原和質體(ti) 。其二,“性”來源於(yu) “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轉化,而人物稟受於(yu) 己身之中。“天命”與(yu) “性”雖有位格的不同,但其實體(ti) 並無···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為(wei) 代表的第二代現代新儒家,是現代新儒學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緒,將儒學的特質界定為(wei) “心性”;同時,他們(men) 進一步追問心性如何接通現代性的問題,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問題意識。對此問題,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的回應是:現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體(ti) 性的確立,儒家的心性之維體(ti) 現出道德的主體(ti) 性
5月15日,“返歸六經:重光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高端學術論壇(點擊查看論壇內(nei) 容)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舉(ju) 辦。本次論壇匯聚了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複旦大學、華東(dong) 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和浙江大學文史哲各學科的40多位專(zhuan) 家學者,旨在圍繞經學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豐(feng) 富內(nei) 涵、當代價(jia) 值等問題展開多角度、多層次的研討。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們(men) 不能理解孟子論性的基本立場。此章的“故”字,於(yu) 人則為(wei) 事跡,於(yu) 物則為(wei) 軌跡,皆指人物之現象而言。孟子認為(wei) ,時人言性都隻是說到了人事之現象而已,未能著眼於(yu) “以順利為(wei) 本”的角度,反思現象之情實。正如湍水或東(dong) 流或西流,隻是表麵的、偶然的現象。
朱子的思想體(ti) 係從(cong) 其發展到完成,一直遭遇許多質疑與(yu) 爭(zheng) 議。從(cong) 朱子當時,就有象山與(yu) 其爭(zheng) 議,批評他是“支離”[1]、“學不見道”[2]、“見道不明”[3]。朱子之後明代理學的發展,即承襲了象山的“支離”、“不見道”之批評,把焦點置於(yu) 朱子心與(yu) 理為(wei) 二以及格物窮理的問題。這是從(cong) 白沙首先指明此問題即在“心與(yu) 理”的關(guan) 係,他從(cong) 朱門的吳康齋學,但發覺“···
周代的政製、禮法、宗廟、祭祀維係於(yu) 血緣倫(lun) 理,都與(yu) 公羊家的“親(qin) 親(qin) ”原則相關(guan) 聯。“嫡長子繼承法”是周人的製度創新,解決(jue) 了夏商以來王權交接的問題,具有裏程碑意義(yi) 。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勞”,血緣親(qin) 屬優(you) 先,兼顧異姓戰功。“封建親(qin) 戚”是對血緣關(guan) 係的絕對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維護王權核心利益。周天子作為(wei) 盟主並不擁有天下疆土統···
改革開放以來,從(cong) 「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到「經濟發展、文化生根」,迎來了嶄新的機運。人們(men) 進到現代之後,應當克服「主客兩(liang) 橛觀」,回到人之為(wei) 「活生生的實存而有」的生命真實。如此一來,才能從(cong) 「本能之能」、「知能知能」進到「覺性之能」,尋求文明交談及人類和平的可能。
可用道來表達物質世界中作為(wei) 宇宙本原、世界本體(ti) 的概念,用藏來表達價(jia) 值世界。構成道的基本元素為(wei) 氣,它有質、能和理三種基本形式。萬(wan) 物所擁有的質、能和理,可分別謂之物質、物能和物理,其中物能就是萬(wan) 物之性。所有形式的人性,皆屬氣質之性,所謂義(yi) 理之性是不存在的。心有感知、體(ti) 知、認知和覺知四種認識功能,其中前三者分別指向物···
宋代理學以易學為(wei) 理論架構,但各家立論不同決(jue) 定了對易理的不同闡揚。葉適集永嘉事功學之成,與(yu) 朱、陸鼎立。陸學以心為(wei) 本,故葉適於(yu) 易學尤以破程朱理學為(wei) 主。葉適從(cong) 文本與(yu) 思想兩(liang) 方麵否定《係辭傳(chuan) 》與(yu) 《序卦傳(chuan) 》,主張以《象傳(chuan) 》為(wei) 依據,兼及《彖傳(chuan) 》,還理於(yu) 象,於(yu) 事上呈現義(yi) 理的豐(feng) 富性,從(cong) 而為(wei) 事功學確立易學論據。
本文討論《禮論》的興(xing) 起及其撰作方式與(yu) 中古經學發展變異的關(guan) 係。認爲《禮論》類著作因《石渠禮論》《白虎通義(yi) 》而發端,針對禮典中不易理解和有爭(zheng) 議的問題進行論證,有別於(yu) 章句訓詁,從(cong) 而開辟了經學詮釋學的另一種路徑和方式。東(dong) 晉南朝以降,以劉宋何承天《禮論》爲代表,此類著作大量出現,發展爲與(yu) 義(yi) 疏學並列的兩(liang) 種文體(ti) 和學問。
馬相伯曾言:“我是一隻狗,隻會(hui) 叫;叫了100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可見,馬相伯不僅(jin) 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曾積極參與(yu) 清末新政、中華民國建立等政治活動的政治家。更為(wei) 難得是,馬相伯以豐(feng) 富深厚的學養(yang) 和見識,在20世紀初期發表數十篇政論性文章,通過人禽之辨、形我與(yu) 神我之辨,將古典式對人、國家起源的理解與(yu) 自由、平等、···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們(men) 不能理解孟子論性的基本立場。此章的“故”字,於(yu) 人則為(wei) 事跡,於(yu) 物則為(wei) 軌跡,皆指人物之現象而言。孟子認為(wei) ,時人言性都隻是說到了人事之現象而已,未能著眼於(yu) “以順利為(wei) 本”的角度,反思現象之情實。正如湍水或東(dong) 流或西流,隻是表麵的、偶然的現象。
王陽明《節庵方公墓表》因提供了所謂“棄儒就賈”的典型以及“四民異業(ye) 而同道”論而被視為(wei) “新儒家社會(hui) 思想史上一篇劃時代的文獻”,然而《墓表》實則是一“烏(wu) 龍”之作,墓表主人公“未嚐一日從(cong) 商”。《墓表》的寫(xie) 作時間既非傳(chuan) 統所係的嘉靖四年,亦非當今學者認定的正德五年,而是正德十一年,故稱其為(wei) “晚年定見”並不確切。
政治是儒家的誌業(ye)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脈絡之中,政治基本上局限在“學而優(you) 則仕”進路,儒者透過取得政府職位展現德能以實現政治理想。不過,在現代社會(hui) ,政治的意義(yi) 不限於(yu) 狹義(yi) 的從(cong) 政為(wei) 官,而應該從(cong) 廣義(yi) 的觀點,隻要關(guan) 心並積極參與(yu) 公共事務,不論是從(cong) 政為(wei) 官或知識分子論政,“是亦為(wei) 政,奚其為(wei) 為(wei) 政?”(《論語.為(wei) 政》)就此而言,儒家的政治思···
朱子丙戌所撰《雜學辨》標誌著他由溺佛到歸本儒學的轉變。《雜學辨》非一般意義(yi) 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過嚴(yan) 厲批判蘇軾、蘇轍、張九成、呂本中四位“貴顯名譽”之士以佛老解經之陽儒陰佛思想,來達到辨紫朱、清門戶、正人心、崇孟學、立道統的目的。朱子對四者的批判集矢於(yu) 性命論和工夫論,駁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誠造化、格物默識等異端之說
但我們(men) 可能從(cong) 中世紀思想家那裏學到很多東(dong) 西,他們(men) 的焦點不是集中在命運之箭射向自身,而是他們(men) 如何頑強地生活下去。這是波愛修斯在其人生最黑暗時刻的安慰,在命運羅盤再次旋轉之時,如果我們(men) 抽時間理性反思自我,它也可以成為(wei) 我們(men) 的安慰。
西方文化和哲學普遍性的神話,是建立在將普遍與(yu) 特殊概念截然二分的知性思維方式上的。如果我們(men) 接受黑格爾普遍、特殊、個(ge) 別的辯證關(guan) 係的思想,將普遍理解為(wei) 一個(ge) 動態的、有差異的同一的概念,同時吸收中國傳(chuan) 統對普遍性問題思考的積極成果,我們(men) 就不但能夠以超越現代性思維的方式證明中國哲學的普遍性,而且還能對普遍性概念本身作出中國···
繼武帝致漢全盛之後,宣帝又為(wei) 中興(xing) 之主,為(wei) 政多修武帝故事[1]。武帝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宣帝亦欲廣其學。且自武帝之後,經學為(wei) 利祿之途,家法分析,章句興(xing) 起。故平議同異,增設學官已成必然之勢。甘露三年(前51),漢廷召開石渠閣會(hui) 議,“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qin) 稱製臨(lin) 決(jue) 焉。
“識時務者為(wei) 俊傑”這個(ge) 中國俗諺,表達了中國人一個(ge) 很清楚的觀點,那就是“識時務”最多隻能算是“為(wei) 俊傑”之事,惟獨讀書(shu) 學習(xi) “做聖賢”才稱得上是做天下第一等事。[1]然而,處境尷尬的是,在一個(ge) 世俗化的現代社會(hui) 中,不僅(jin) 學做聖賢已經很難做為(wei) 現代公民的理想,凡事都要求應依一種“全麵性的學說”,來做為(wei) 政策決(jue) 定的依據,更難免會(hui) 被批判幹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