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記》中,《月令》一篇經常被認為(wei) 是陰陽書(shu) ,出自陰陽家之手,這主要是因為(wei) 《月令》一篇以陰陽五行作為(wei) 其敘述的架構。作為(wei) 先秦的一種公共思想資源,有陰陽五行思想不一定就是出自陰陽家之手,所以《月令》的作者問題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月令》確實是《禮記》四十九篇當中陰陽五行思想最濃厚的一篇。因此,本···
濼源書(shu) 院是山東(dong) 大學的前身,由濼源書(shu) 院到山東(dong) 大學堂,由山東(dong) 大學堂到山東(dong) 大學,脈絡清晰,從(cong) 未中斷,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重寫(xie) 山東(dong) 大學的校史有著充足的曆史依據。
近代以來,列強軍(jun) 事、經濟、文化、政治的強勢入侵與(yu) 滲透,逐漸打斷了這一穩定的文化傳(chuan) 承進程,保種保教成為(wei) 國人一致的呐喊。鄭觀應探索救亡的辦法,對儒釋道三教加以詮釋與(yu) 整合,提出儒道同理、釋道同理、三教合一不外一理等重要觀點,站在當時曆史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張。鄭觀應對傳(chuan) 統三教的整合,不僅(jin) 具有文化救亡的意義(yi) ,對於(yu) 今人振···
“自然”不僅(jin) 是道家哲學的重要術語,也是包括朱子在內(nei) 的儒家哲學的重要術語。在朱熹看來,“自然”是指沒有人欲摻雜或造作的,天理本體(ti) 完全實現自己或者被實現的狀態。
基於(yu) 理想生存秩序的營建,荀子提出自覺“禮義(yi) ”“師法”對人而言是一種必須。通過“禮義(yi) ”“師法”的導引,不僅(jin) 使“欲”的滿足有了相應保障,還使人在生存向度上避免了因“逐欲”而導致的沒落。在生存籌劃方麵,人可以通過自我立法結成強大的倫(lun) 序共同體(ti) ,使其作為(wei) 類的勝出成為(wei) 可能。人“最為(wei) 天下貴”,這意味著人不可沉淪於(yu) 普通之物,而是應該有更高···
陽明的批評雖然擊中朱子學的要害但卻並非完全相應。朱子的格物說頗為(wei) 強調對外在物理的認知與(yu) 節目時變的講問商量。陽明強調廓清良知為(wei) 頭腦工夫,對外在物理與(yu) 知識難免有所忽視。實際上,在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形中,缺乏相應的物理知識,徒致良知亦無法實現知行合一。就此而言,朱子格物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yi) 。
意大利漢學家馬利奧·沙巴蒂尼(Mariosesabattini)在《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中的克羅齊主義(yi) 》(1970)中,批評朱光潛移克羅齊美學之花接中國道家傳(chuan) 統之木,混淆了道家的直覺與(yu) 克羅齊的直覺。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春秋學的文字與(yu) 陰陽五行的文字大致上各占一半,這是一個(ge) 非常值得關(guan) 注的現象。餘(yu) 治平先生的《唯天為(wei) 大》與(yu) 《董子春秋義(yi) 法辭考論》兩(liang) 書(shu) 分別論述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對此後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而筆者以為(wei) ,對陰陽五行體(ti) 係之義(yi) 理的綜合,是董仲舒學說的哲學基礎,雖已有不少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其中,特別是其中的···
儒家關(guan) 於(yu) 禮樂(le) 製度的建構,通常兼顧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兩(liang) 方麵的原則。自漢以後,隨著儒家獨尊地位的逐步確立,儒臣們(men) 將此原則落實到宗廟建構的具體(ti) 實踐層麵:一方麵,漢初遍祀群廟的做法以及元帝以後“親(qin) 盡宜毀”共識的貫徹,體(ti) 現了親(qin) 親(qin) 的原則;另一方麵,儒臣基於(yu) 尊尊的原則而普遍讚同禮家“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說法,尤其到了貢禹、劉歆那裏,更是···
博斯特羅姆關(guan) 於(yu) “工具趨同論”以及人工智能設計的“惡性失敗”等理論具有深刻的洞見,為(wei) 我們(men) 思考人工智能倫(lun) 理提供了一個(ge) 良好的起點。用博斯特羅姆的理論對最近的一個(ge) 儒家機器人倫(lun) 理版本進行檢查,立刻就能發現後者存在的不足。在肯定博斯特羅姆的同時,本文也嚐試用來自儒家經典《中庸》的“以人治人,改而止”命題去改善博斯特羅姆推薦的間···
然理學所以為(wei) 理學者,若一味去彼傳(chuan) 記注疏之學而特加區別,人又或以為(wei) 程朱之與(yu) 陸王將無所別矣。故為(wei) 理學者,不得不左手對搏“經學”,右手對搏“心學”,左手對“經學”雖別而有以親(qin) 之,右手對“心學”既別而有以遠之。惟年來於(yu) 後者頗乏應對,故今強此淺薄以就彼高明,雖所陳至寡陋,無隱之為(wei) 敬也。
作為(wei) 最早也相對最完整保留中國教育實踐經驗的《論語》,與(yu) 中國現存的第一篇教育論文《學記》,從(cong) 教學目的的完整性涵括、教學主體(ti) 的區別性看待、教學體(ti) 製的整體(ti) 性設計、教學方法的原則性論述四個(ge) 角度言,都有頗大的吻合性與(yu) 互補性,且放到今天,都極具參考價(jia) 值。
牟宗三以康德實踐理性解說儒學是一錯誤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yi) 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論述理義(yi) 來源,“理義(yi)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兩(liang) 用“悅”字,證明應當以直感判斷力解說孟子。分析朱子、陽明的一些言論證明以直感判斷力解說儒學則若合符節;並引述康德關(guan) 於(yu) 判斷力的相關(guan) 學說、伽達默爾對康德的批評支持上述論點;從(cong) 而主張,中國···
《周易》哲學可以為(wei) “內(nei) 聖外王”說提供本體(ti) 生成論依據。牟宗三先生的“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基於(yu) 其“良知的自我坎陷”說,其所說的“返本”沒有真正返回到道之本體(ti) ,故不可能開出真正的“新外王”。必須把《大學》《中庸》及《周易》貫通起來,才能把握“內(nei) 聖外王”說的全部內(nei) 涵。
象山以啟發、指點等方式來表達心學義(yi) 理,是非概念式的言說。象山未能像朱子那樣訴諸概念,分解地立義(yi) ,故被朱子認為(wei) 是不說破,誤以為(wei) 禪。實則,對於(yu) 良心本心之道德本體(ti) 隻可非分解地言說,一切概念式的分解言說都隻是助解,要得良心本心之實,還是要靠直覺、體(ti) 證。
從(cong) 道德實踐的主體(ti) 價(jia) 值抉擇的麵向上來看,在對孟子與(yu) 董仲舒的“仁-義(yi) -利”進行分析後,能更進一步地將此兩(liang) 有別但不矛盾的結構進行整合,重新審視儒家的仁義(yi) 關(guan) 懷,讓過於(yu) 強調個(ge) 體(ti) 與(yu) 自我的現代人重新回到世界之中,展現出一條重新連結自我與(yu) 他者之路,這是我們(men) 在現代社會(hui) 中思考道德實踐的主體(ti) 價(jia) 值抉擇之可能性與(yu) 動力的可行方向。
董仲舒對《春秋》書(shu) 法的探討是其《春秋》學建構的基礎。與(yu) 公羊學史上曆代學者重點關(guan) 注《春秋》條例不同,董仲舒對《春秋》書(shu) 法的闡釋以對其修辭特性和意圖的闡發為(wei) 主。《春秋繁露》通過《春秋》之隱微修辭進行考察,明確了這一寫(xie) 作形式對傳(chuan) 達《春秋》義(yi) 理的關(guan) 鍵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無達辭”的著名論斷,以凸顯政治哲學中的常變···
“絕地天通”之後中國文化朝人文化、理性化、人間化方向發展,對神性的關(guan) 注逐漸淡化。董仲舒天人之學的建立,將“絕地天通”以來天人分離的狀態,拉回到天人相合的軌道,重新建立起儒學對天的信仰,開啟了儒學的神學時代。董仲舒試圖通過祭祀行為(wei) ,將至上之“天”以及神聖性、超越性的理念,再度植根於(yu) 儒學及儒者的心靈,其所留下的精神遺產(chan) ···
道經當中“皇極”的詞義(yi) ,與(yu) 《洪範》原文用法並無二致,仍是孔安國所解釋的“大中”之意。具體(ti) 到星宿體(ti) 係,它用來指處於(yu) 天庭中心地位的北極。河圖洛書(shu) 為(wei) 北極的位置提供了直觀說明。這一切可以解釋何以陸九淵在本當設醮的上元之日要宣講《洪範》皇極大義(yi) 。
梳理關(guan) 學史時,學界提出了“關(guan) 學洛學化”這一問題,追問關(guan) 學在張載之後除李複等“正傳(chuan) ”之外,是否還有一支發生了洛學化的轉變?淡化學派意識,回歸道學初創期的原初語境,或許能更為(wei) 準確地認識“關(guan) 學洛學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