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史”批評是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種特殊現象,是以“史”的視角觀照其他作家作品,表現為(wei) 將作家作品比擬為(wei) 史傳(chuan) 進行闡釋與(yu) 批評。在中國古代文學“擬史”批評中,“擬《史記》”批評由於(yu) 其發生的頻繁性、廣泛性,已經從(cong) 一種文學現象上升為(wei) 文學觀念,對中國文學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
在傳(chuan) 統語境中,“才子”一般用於(yu) 稱讚富有文學才華之人,又為(wei) 文學批評家所常用,已經成為(wei) 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ge) 重要範疇。在多數情況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魯迅將明代人情小說分出“才子佳人”一類,並指出其中“所謂才者,惟在能詩”(《中國小說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堯典》在《尚書(shu) 》中的地位是獨特的,它包含了古老的曆史信息,但又不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曆史文獻,是綜合上古傳(chuan) 說、信仰與(yu) 儀(yi) 式等材料創作而成的。古史茫茫,遠古宏大的禮典作為(wei) 儀(yi) 式性結構憑借不斷舉(ju) 行和展演,成為(wei) 文化記憶傳(chuan) 承下來,《堯典》即是以禮典儀(yi) 式作為(wei) 文本單元漸次展開的一篇經典文獻。
禮樂(le) ,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yi) 之邦”,禮樂(le) 之道為(wei) 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jia) 值理念和行為(wei) 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wei) 多元一體(ti) 的偉(wei) 大民族。了解禮樂(le) 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複興(xing) 需要文化自信,禮樂(le) 文明正是我們(men) 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因其故居前一溪名濂溪,世稱濂溪先生,其學稱為(wei) 濂溪學,其人公認為(wei) 道學宗主、理學鼻祖。1241年,周敦頤與(yu) 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一起獲從(cong) 祀孔廟的殊榮。這標誌著周敦頤思想在儒學發展史中上繼孔孟、下啟二程的樞紐地位得到官方肯定,之後又在元代獲封道國公,為(wei) 濂溪學製度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所有的語文教材或文學通俗讀物,一旦涉及《詩經》並需要對她進行說明時,總是會(hui) 給出這樣的定義(yi)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這個(ge) 定義(yi) 似乎已成為(wei) 天經地義(yi) 。眾(zhong) 所周知,《詩經》是《五經》之一,在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中她是被作為(wei) “經”來說對待的,何以突然變成了“詩歌總集”呢?這正是被今天許多學者···
從(cong) 來讀《論語》,以朱子《集注》為(wei) 準,然積年亦有不能盡契者漸多,此實不敢自昧,複不敢自安。僅(jin) 以《學而》一篇為(wei) 例,總章二之於(yu) 所謂“為(wei) 仁以孝弟為(wei) 本,論性則以仁為(wei) 孝弟之本”能否切合有子本義(yi) ,總章四以為(wei) 須補一“省”字之解義(yi) ,總章五之為(wei) “五事”、“三言”或其他,總章六“謹而信”之句皆即一身而言抑或一以指身、一以指友,總章七“賢賢易···
剛剛過去的四月,不僅(jin) 高校的各類高考招生簡章成為(wei) 高考熱點,人才培養(yang) 方案的改革同樣刷屏了高教圈——“書(shu) 院製”就是其中之一。
我國的古詩詞流傳(chuan) 了千百年,它包含了中國人民傳(chuan) 統的思想、情感、審美和智慧。通過古詩我們(men) 可以體(ti) 悟到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精神、倫(lun) 理道德和審美情趣。在石鼓書(shu) 院1200多年的曆史中,留下了大量以石鼓書(shu) 院為(wei) 背景的古詩詞。今日起,本報邀請本土文化學者劉潔開設《風雅石鼓》專(zhuan) 欄,通過解析古詩詞來探尋這座千年書(shu) 院給我們(men) 留下的精神底色。
書(shu) 院作為(wei) 中國古代獨特的教育機構,是集私學和官學之兩(liang) 長的特殊產(chan) 物,從(cong) 唐代產(chan) 生,到晚清教育改製時並入官學而廢止,延續了一千餘(yu) 年。古代書(shu) 院發展至宋代已漸成規模,製度也漸趨完備。元代非常重視書(shu) 院建設,出現了“書(shu) 院之設,莫盛於(yu) 元”的盛況。明代開始,書(shu) 院走出國門,傳(chuan) 到了朝鮮、日本、新加坡及東(dong) 南亞(ya) 各國,為(wei) 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播及當地···
某次古琴課上,我向吳老師請教完一個(ge) 問題,她停頓片刻,笑道:“看來你是真聽懂了。”我問:“為(wei) 什麽(me) 呢?”她說:“你可能自己沒有注意到,你沒聽明白,回答‘老師我下去再練一下’的時候比較輕鬆;但若聽懂了,就會(hui) 整個(ge) 人嚴(yan) 肅起來——”她學著我微微斂容躬身:“是。我明白了。”
四書(shu) 學作為(wei) 朱子全部學術的結穴或中心所在,其獨特的價(jia) 值早已引起學界的關(guan) 注和重視,相關(guan) 研究成果迭出不窮,使得若無新的視角、材料和方法,很難在這一肯綮領域有所突破和創新。北京師範大學許家星教授的新作《經學與(yu) 實理:朱子四書(shu) 學研究》(以下簡稱《經學與(yu) 實理》)以辨之極精、言之極切、引之極詳、證之極明的鮮明特質,將朱子四書(shu) ···
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大一統”為(wei) 核心理念的“華夷一體(ti) ”的族群觀。這一理念可以細化為(wei) :天下一統的疆域觀、王權一統的政治觀、家國一體(ti) 的文化觀。隋唐時期,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統為(wei) 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提供了穩定的環境,以較強的時代特征融入到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格局之中。毋庸置疑,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方麵,隋···
《尚書(shu) 》作為(wei) 一部千古流傳(chuan) 的人文經典,其內(nei) 容之豐(feng) 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歸納與(yu) 概括的企圖,都不免顯得簡單與(yu) 粗暴,難逃魯莽滅裂之譏。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靜下心來,細讀文本,入其壼奧,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任何經典的經典性,都是在不斷“溫故而知新”的文本細讀之中逐步開拓與(yu) 彰顯的。
鍾嶸《詩品序》論五言詩創作時指出:“故詩有六義(yi) 焉,一曰興(xing) ,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yu) ,興(xing) 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shu) 其事,寓言寫(xie) 物,賦也。”“六義(yi) ”說源出漢代《毛詩大序》,其雲(yun) :“故詩有六義(yi)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xing) ,五曰雅,六曰頌。”根據漢儒的解說,“賦”是鋪陳直說,“比”和“興(xing) ”皆是依托外物進行表達。
清人章學誠評論《詩品》“深從(cong) 六藝溯流別”,非常精確地揭示了《詩品》與(yu) 《詩經》的關(guan) 聯。雖然《詩品》主要品評的是漢魏至齊梁間文人五言詩的創作成就,但離開了《詩經》的傳(chuan) 統,就無從(cong) 談起。那麽(me) ,鍾嶸《詩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發揚《詩經》傳(chuan) 統的呢?
《孟子》一書(shu) 中蘊含著豐(feng) 富的國家治理思想,包括政治框架、經濟模式、道德教化、規矩意識、生態治理、軍(jun) 事外交等,但它的要義(yi) 或者核心則是“仁政”學說。那麽(me) ,何為(wei) “仁政”呢?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先王之道”“堯舜之道”,用範祖禹的話說就是“治天下之法度也”。在孟子看來,任何時代的天子、諸侯皆會(hui) 有“仁心仁聞”,這是由人的“性本善”所決(jue) 定的。
作為(wei) 一名中國人,“中”字會(hui) 伴隨我們(men) 走過一生。“中”字結構黃中通理、內(nei) 蘊正大光明,構成了中國、中華、中央、中庸等諸多詞匯,為(wei) 我們(men) 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堅實的文化支撐。實際上,我們(men) 每天日用而不覺的“中”字,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密碼與(yu) 基因。
我覺得張灝先生在這本書(shu) 裏麵其實給了我們(men) 一種方向,一種方法論,就是我們(men) 把這些不成體(ti) 係的人物放在一個(ge) 時代和思想的脈絡裏麵,看他對這個(ge) 時代的刺激,產(chan) 生了怎樣的一種生命反應與(yu) 思想的回應,將個(ge) 人的生命和思想跟時代整個(ge) 地聯係起來,這是思想史的一種研究方式。在某種意義(yi) 上,我覺得這是對思想史研究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啟示,同時也啟···
我曾自詡“錢迷”——國學宗師錢賓四先生的粉絲(si) 。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今天的中國讀書(shu) 人,應負兩(liang) 大責任。一是自己讀《論語》,一是勸人讀《論語》。”這將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奉為(wei) 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