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的曆史課本有“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的說法,而海外漢學界則有宋朝為(wei) “現代的拂曉時辰”的論斷,那麽(me) ,這“萌芽”與(yu) 這“拂曉”之間,究竟哪一個(ge) 更加富庶呢?或者幹脆點說,哪一個(ge) 時代的平民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嗯,有必要來比較比較。
黃仁宇先生這麽(me) 描述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興(xing) 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而當他將目光投向明朝時,則認為(wei) ,朱元璋創立的“洪武型財政”過於(yu) 遷就農(nong) 村經濟的習(xi) 慣,無力扶助村鎮工業(ye) 和地方上的商業(ye) 作進一步發展。
明清之際來華傳(chuan) 教士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men) 在中國生活了多年,撰寫(xie) 了大量的著作、劄記、書(shu) 信和報告,向歐洲人展現出一幅幅中國曆史的宏偉(wei) 畫卷和豐(feng) 富多彩的社會(hui) 生活場景。傳(chuan) 教士熱心於(yu) 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歐洲思想界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作為(wei) 中國現存最早的曆史文獻匯編,《尚書(shu) 》上起堯、舜、禹傳(chuan) 說時期,下訖秦穆公時代,是考察夏、商、周三代曆史的第一手研究資料。然而《尚書(shu) 》在流傳(chuan) 過程中,命運多舛,屢遭劫難。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cong) 香港文物市場搶救回一批珍貴的楚地竹簡(以下簡稱“清華簡”)。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以無字殘片為(wei) 標本···
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曆史發展中,古代都城及宮城布局形製所蘊含的“中和”理念被中華大地的各個(ge) 民族所認同。考古發現與(yu) 古代文獻記載均佐證這一曆史。鮮卑民族從(cong) 大興(xing) 安嶺南下,經內(nei) 蒙古盛樂(le) 、晉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終徙都“天地之中”洛陽,繼承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布局形製,營建北魏洛陽城,使都城的“中”與(yu) “中和”理念更為(wei) 深化···
作為(wei) 美國和西方兩(liang) 大文化體(ti) 係,人本主義(yi) 和神本主義(yi) 的矛盾具有原則性,是美西的內(nei) 在性和國家精神矛盾。
芻議“實事求是”、湖湘文化與(yu) 嶽麓書(shu) 院,這個(ge) 題目看起來有點散,其實有一條線索,把這三樣東(dong) 西連接起來、貫穿起來。這條線索就是“認識論”。湖湘文化也好,湘學也好,跟認識論有很大關(guan) 係。
“尚書(shu) ”即上古之書(shu) ,是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獻及其匯編。今天所見文題俱在的“尚書(shu) ”,包括今文《尚書(shu) 》的《康誥》等28篇、今本《逸周書(shu) 》的《世俘》等59篇,以及清華簡書(shu) 類文獻的《攝命》等十多篇。這些“尚書(shu) ”中可信度較高的篇章,如《康誥》《世俘》《祭公》等,其形成多源於(yu) 當時的獻俘禮、封建禮和養(yang) 老禮等禮儀(yi) 。
如果你展開《清明上河圖》,仔細些看,可以在畫中的城門外,找到三個(ge) 乞丐,一個(ge) 似乎是殘疾人,坐在地上乞討,另一個(ge) 是孩童,還有一個(ge) 是位老婦人。可謂很有代表性。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急劇,貧富分化懸殊,城市裏出現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
《左傳(chuan) 》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說,其中尤以“立言不朽”對後世影響為(wei) 大,並有一些衍生意義(yi) ,涉及“立言”的目的、傳(chuan) 播、功效等,以下作一點探討。
《樂(le) 經》是儒家經典中最尷尬的一部經典。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獨《樂(le) 經》未立。王莽立《樂(le) 經》博士,後人指其偽(wei) 造,兩(liang) 千年來,聚訟不斷。至於(yu) 西漢末年王莽奏立《樂(le) 經》博士,其《樂(le) 經》究竟是古文經還是今文經,這需要放在西漢政治和經學發展的大勢中去理解。總體(ti) 上說,漢哀帝之前,朝廷所立經學博士皆今文經博士;平帝以後,朝廷所立···
近日,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與(yu) 中國屈原學會(hui) 四庫文化研究分會(hui) 聯合主辦的“四庫學和易學的當代價(jia) 值與(yu) 傳(chuan) 播”研討會(hui) 在北京舉(ju) 行。據會(hui) 議組織人員介紹,“四庫學”“易學”每年分別組織研討,“四庫學”之前已經組織3屆,而“易學”已組織10屆。今年,考慮到疫情,將兩(liang) 個(ge) 會(hui) 議合並為(wei) 一個(ge) 。
人與(yu) 天地自然的關(guan) 係問題,古人稱之為(wei) “天人之際”,亦即天人關(guan) 係問題。這一深邃而神聖的問題成為(wei) 中國曆史上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學家熱衷討論的重要問題。在老子看來,天人關(guan) 係應當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董仲舒則在答漢武帝策問時,說他講的是“天人相與(yu) 之際”的學問;司馬遷認為(wei)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王陽明雖集學術與(yu) 事功於(yu) 一身,但卻命運多舛,他去世後,朝廷對其“蓋棺定論”,部分承認其事功,卻全麵否定其學術,直指為(wei) “邪說”:“免追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為(wei) 此,陽明弟子、時任南京禮部侍郎的黃綰上疏為(wei) 老師鳴不平,不僅(jin) 力頌王陽明“四大功”,並且將其學術概括為(wei) “致良知”“親(qin) 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
如果不是因為(wei) 和隋煬帝之間不光彩的勾勾搭搭,楊素在曆史上可能隻以名將而非奸臣留名。
《近思錄》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後人將其視為(wei) “性理之祖”。《近思錄》的精華在內(nei) 聖工夫,其中蘊含著理學“身心合一”的工夫要訣:心即是身,身即是心,身心相通,身心相印,修身即修心,心修身亦修。理學主靜、持敬、涵養(yang) 、省克等工夫次第,以及最後產(chan) 生的聖賢氣象,無不融入了這一要訣。它不僅(jin) 貫穿於(yu) 工夫的始終,而且也是工夫···
與(yu) 君主自身修養(yang) 相關(guan) 聯的一項重要內(nei) 容就是用人問題,識人用人是政權存廢的生命線。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ju) ;其人亡,則其政息。”國家興(xing) 衰成敗,關(guan) 鍵在於(yu) 是否“人盡其才,悉用其力”。《詩經》有言:“樂(le) 隻君子,邦家之基。”良臣輔佐,則“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其國必興(xing) ;奸臣當道,則“謀臧不從(cong) ,不臧覆用”,其國必衰。
在泉州的民間信仰中,王爺崇拜占有重要地位。王夫之說蕭望之之死是“得虛名獲實禍”,於(yu) 己於(yu) 國無益,但在老百姓的眼裏,儒臣蕭望之明顯是因剛直不阿而被奸人陷害致死。富美宮的四個(ge) 門扇上,畫著老中青幼四個(ge) 太監,可見,老百姓想的是:太監生前害人,死後永遠服罪,為(wei) 冤屈的蕭太傅看門。而蕭望之成為(wei) 王爺神,也與(yu) 他是冤死的有很大關(guan) 係。
中國哲學中對修身觀念的關(guan) 注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尤其是先秦儒家。早期儒家中,尤其重視和強調修身的是孟子。孟子提出:“古之人,得誌,澤加於(yu) 民;不得誌,修身見於(yu) 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孟子看來,正身、修身至關(guan) 重要,不受窮達貧富等各種環境的影響。
湘學作為(wei) 湖湘傳(chuan) 統學術,在其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經世致用的傳(chuan) 統,深刻影響了湖湘文化建構與(yu) 湖南人才培養(yang) 。尤其是近代以來,形成了“湖南人才半國中”“中興(xing) 將相,什九湖湘”的格局,造就了大批經世濟民的人才,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與(yu) 近代社會(hui) 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