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一般認為(wei) ,中國哲學重視德性的涵養(yang) 而輕視知識的獲取,挺立了道德主體(ti) 而未能開出認知主體(ti) 。但這種說法其實值得商榷,因為(wei) 荀子已經注意到知識的形成有待於(yu) 主客的分化,“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具有能知之性,故可成為(wei) 主體(ti) ;物具有所知之理,則可成為(wei) 客體(ti) 。“知有所合謂之智”,主客相合而有知識的形成。
儒家慎始。經書(shu) 開篇,大都寓意頗深,統攝全篇,如《詩》之《關(guan) 雎》、《書(shu) 》之《堯典》、《易》之《乾》《坤》。至於(yu) 《春秋》為(wei) 何自魯隱公開始,曆來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2011年,清華簡《係年》的公布,為(wei) 解開這一謎題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新的視角。《春秋》始於(yu) 隱公,實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並立”開啟春秋各國亂(luan) 局,霸權迭興(xing) ,孔子···
《典語》是三國之際吳人陸景所撰,著作時間不詳,最遲當不晚於(yu) 吳天紀四年(280年)。是年,陸景遇害,年僅(jin) 31歲。此書(shu) 有感於(yu) 東(dong) 吳末年內(nei) 憂外患的背景而作,針砭時弊,言無虛物,有著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然世已久佚,賴唐初魏征等人所編之《群書(shu) 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內(nei) 容既反映了陸景救弊於(yu) 一時的殷切考慮,也逐漸凝練為(wei) 一種治道主張,至···
從(cong) “結繩記數”到“書(shu) 契刻數”,從(cong) “文字記數”到“算籌記數”,遠古先民的數思維逐漸從(cong) 形象走向抽象,逐漸從(cong) 符號走向邏輯。數思維是古代先民從(cong) 數與(yu) 數度之維認知天地萬(wan) 物的一種思維範式,其中貫穿著認識論、宇宙論和價(jia) 值論的理論路向與(yu) 曆史邏輯。宇宙無窮,盈虛有數。數是超越的、理念的,又是具體(ti) 的、量化的;從(cong) 數繹出數目,數與(yu) 數目成為(wei) 遠古···
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並非憑空產(chan) 生,其淵源有自。從(cong) 曆史發展脈絡來看,官學下移是推進先秦儒家君子觀念發展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就目前研究狀況而言,學界對官學、私學關(guan) 係下的君子觀念如何發展這一問題並未足夠重視。實則二者緊密相關(guan) ,私學並沒有完全拋棄官學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君子”是聯結二者關(guan) 係的一個(ge) 重要概念。
在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思想中,悌德與(yu) 孝道往往相提並論,被認為(wei) 是一個(ge) 人最為(wei) 基本的德行。關(guan) 於(yu) 孝道的重要性,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理解與(yu) 認同。在中國人看來,愛、敬自己的父母,既是出於(yu) 人的天性,也是一個(ge) 人所當然應該做的。
進入老齡化時代涉老話題引起大家濃厚的興(xing) 趣,尊老、養(yang) 老已成社會(hui) 共識,相比之下,對老的品性、老的需要、老有所為(wei) 等問題關(guan) 注度較低。事有不明問道於(yu) 智,兩(liang) 千多年前孔子對老就有許多思考,尊老、崇孝之外,《論語》中有好幾條關(guan) 於(yu) “老了如何”的解說,那就讓我們(men) 看看這位古代智者當時表達的意思,能給今日人們(men) 的相關(guan) 思考及應對貢獻多少倫(lun) ···
“三代”一詞,最早見於(yu) 《論語·衛靈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指夏、商、西周,秦以後也開始包括東(dong) 周,並且一直沿用下來。“三代”所創造的高度文化成就受到了處於(yu) 思想交鋒中先秦諸子的追捧。
儒家慎始。經書(shu) 開篇,大都寓意頗深,統攝全篇,如《詩》之《關(guan) 雎》、《書(shu) 》之《堯典》、《易》之《乾》《坤》。至於(yu) 《春秋》為(wei) 何自魯隱公開始,曆來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2011年,清華簡《係年》的公布,為(wei) 解開這一謎題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新的視角。《春秋》始於(yu) 隱公,實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並立”開啟春秋各國亂(luan) 局,霸權迭興(xing) ,孔子···
色彩在人類社會(hui) 實踐中扮演著極為(wei) 重要的角色。顏色觀念本質上是一個(ge) 從(cong) 屬文化觀念,不同色彩代表和詮釋著不同的文化形態和文化意蘊。在悠久綿長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黃、青、白、赤、黑是五種正色,而黃色排在五色首位,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將黃色奉為(wei) 至尊色彩的深厚傳(chuan) 統,黃色不僅(jin)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nei) 在關(guan) 聯,而且在中國傳(chuan) ···
近代西方文明的強勢入侵,不僅(jin) 在器物和製度層麵對中國社會(hui) 造成巨大衝(chong) 擊,事實上兩(liang) 個(ge) 文明的碰撞對中國思想觀念造成的影響更為(wei) 複雜。梁啟超的《論公德》恰是這一複雜時代下的產(chan) 物。樊浩指出,梁啟超的倫(lun) 理思想是“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說“不中不西”可能不太準確,畢竟梁啟超的倫(lun) 理主張不是超脫中西而獨立一派;但“即中即西”···
據統計,我國曆史上存在過大大小小書(shu) 院七八千所,其中著名者有所謂四大書(shu) 院之說。盡管“四大”之所指說法不一,但嶽麓書(shu) 院總能名列其中,足見其在古代書(shu) 院中的地位。而古代著名書(shu) 院中,隻有嶽麓書(shu) 院成為(wei) 現代大學——湖南大學,繼續發揮人才培養(yang) 和學術研究功能,故有千年學府美譽。
重視經典,以經典注釋來表達思想是中華傳(chuan) 統學術的顯著特點。朱熹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影響深遠,其經典意識既鮮明體(ti) 現了中華傳(chuan) 統學術的這一特點,同時又深刻參與(yu) 了傳(chuan) 統學術話語的發展與(yu) 塑造。探究朱熹的經典意識,對加深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發展脈絡、話語體(ti) 係、自身關(guan) 懷的哲學闡釋具有重要意義(yi) 。
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hui) 繼續繁榮的時期。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貧苦農(nong) 民家庭,對百姓疾苦有著刻骨銘心的經曆,對貪官汙吏更是深惡痛絕。居官要清,為(wei) 民造福,體(ti) 現在“居官七要”說裏。
近年來,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整理取得不少新成果,表現出新的發展趨向。對這一趨向進行梳理,無論是對古籍整理事業(ye) ,還是對先秦兩(liang) 漢文學研究,都具有一定意義(yi) 。
盡管當代社會(hui) 早已習(xi) 慣將炎帝、黃帝合稱為(wei) “炎黃”,但在中國早期的文獻中,世人更習(xi) 慣將兩(liang) 者合稱為(wei) “黃炎”。由“黃炎”到“炎黃”的變化,並非僅(jin) 僅(jin) 是文字表層的調換,其背後蘊含著炎帝形象的衍生與(yu) 身份建構的過程。
明代思想家呂坤曾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xi) 見聞,讀《百家姓》以便日用,讀《千字文》以明義(yi) 理。”
在中國古代,孔子被稱為(wei) “聖人”,孟子被稱為(wei) “亞(ya) 聖”。“聖”是從(cong) 文化角度而言的。“聖人”與(yu) “亞(ya) 聖”作為(wei) 對孔孟的尊稱,意在肯定他們(men) 對中華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之功。以孔孟為(wei) 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理論體(ti) 係形成了“孔孟之道”,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文化主脈,並在中國社會(hui) 發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孔孟之道重在“仁義(yi) ”的發展,重在性善論、養(yang) 浩然之氣···
“小懲大誡”出自《周易·係辭下》:“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yi) ,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意思是說,因輕微過失受到小的懲罰,能夠使人警誡自己,從(cong) 小的過失裏吸取教訓,這樣才不至於(yu) 以後犯更大的錯誤。
《左傳(chuan) 》又稱《春秋左氏傳(chuan) 》或《左氏春秋》,是先秦時期的編年體(ti) 史書(shu) ,為(wei) 解釋《春秋經》而作。《左傳(chuan) 》相傳(chuan) 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訖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的曆史,共計18萬(wan) 多字,全麵、係統、周詳地記載了周王室及諸侯列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辨明其原委曲折,反映了春秋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