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於(yu) 戊午(1198)稍後將“全體(ti) 大用”正式寫(xie) 入“格物致知補傳(chuan) ”,朱子在格物致知思想中凸顯了比“內(nei) 外”範疇更為(wei) 根本的心之“體(ti) 用”,並通過甲寅(1194)之後改注“明德”時所強調的“明德時時發見”,肯定了心本然地就能夠由體(ti) 達用。
儒家強調生生不息,其背後的理想時間體(ti) 驗具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存在結構,難以在存在論上與(yu) 凡俗的時間體(ti) 驗相區分,這構成了儒家工夫論的難題。相較於(yu) 王陽明主張以「斷」生「續」,朱子「斷—別—續」的時間對治模式更為(wei) 警惕於(yu) 凡俗時間體(ti) 驗的根深蒂固,二者代表了儒家工夫論在時間維度上的兩(liang) 種重要理路。
從(cong) 道德哲學的視域上看,朱子的“明德”觀能使朱子的道德哲學證成自律道德,從(cong) 而回答“道德何以可能”的問題;此外,“明德”所具有的“德”之“全”的含義(yi) ,又可以回答“道德完善何以可能”的問題。由此可見,朱子的“明德”觀撬動了對朱子道德哲學的重檢,並使朱子道德哲學在與(yu) 康德道德哲學、現象學倫(lun) 理學的參照與(yu) 對話中開拓出更加廣闊的理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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