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編纂在湯一介學術生涯中的意義(yi)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哲學係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八癸未

          耶穌2016年9月10日

湯一介

湯一介先生是當代的大儒，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儒學由複蘇走向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性人物，也是新世紀以還麵向世界的創新性儒學發展的重要帶頭人。他晚年嘔心瀝血、傾(qing) 注了全部生命力量的《儒藏》工程，可以說是當代儒學建設與(yu) 發展的一個(ge) 重大標誌，也是其學術生涯中最值得濃墨重彩書(shu) 寫(xie) 的一筆。

一

湯先生之發願編修《儒藏》，是有一個(ge) 大的立意和宏闊視野的，是站在新世紀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如何為(wei) 人類文明做出新貢獻這樣一個(ge) 眼界和立場上的，是一個(ge) 哲學家的思考與(yu) 期盼。他認為(wei) 當前的人類社會(hui) 處在各種尖銳的矛盾之中，人與(yu) 自然、人與(yu) 人（通過民族、國家、各種群體(ti) 和利益集團的形式）、人之自我身心，都處在劇烈的動蕩和顛簸之中，如果不能化解這些矛盾，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前景是十分堪憂的。作為(wei) 有輝煌曆史和偉(wei) 大傳(chuan) 統的中華文明，特別是其標誌性的儒家思想與(yu) 文化，能否在今天人類社會(hui) 休戚與(yu) 共的大環境下，為(wei) 解決(jue) 這些棘手的問題提供一些幫助？這是湯先生一直以來的憂慮所在和所思所想。他堅信儒家的精神資源是十分有用的，能夠幫助解決(jue) 目前人類文明所遭遇到的困難，其思想價(jia) 值是值得我們(men) 去努力挖掘並進行現代之闡揚的。湯先生說：“今天，中華民族正處於(yu) 偉(wei) 大的民族複興(xing) 的前夜，重新回顧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文化的源頭及其不斷發展的曆史，必將對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發揮重要的作用。為(wei) 了係統地、全麵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麵麵，把儒家經典及其在各時代的注疏，把曆代儒家學者的著述，把體(ti) 現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種文獻，編輯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庫《儒藏》，供世人閱讀和研究，無疑對當今和後世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yi) 。”（《我的哲學之路》，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273—274頁）正是本著這樣的念頭和願望，他想先從(cong) 基礎性的工作入手，把曆代儒家的重要典籍重新整理一遍，用現代的方式將這些著作匯編成為(wei) 一套大書(shu) ，以便於(yu) 今人的閱讀和後世的傳(chuan) 播與(yu) 流通。

儒家著作浩如煙海，過去也有很多的匯編和整理工作，現代的點校和新印本更是源源不絕、數量繁多，為(wei) 什麽(me) 還要整理出版這樣一套大書(shu) ？關(guan) 於(yu) 編《儒藏》的理由，湯先生本人曾反複強調過以下三點：一是曆史上儒、釋、道三家並稱，自宋以來，曆代王朝都編有《佛藏》和《道藏》，卻始終沒有把儒家的典籍編成《儒藏》，這與(yu) 儒家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二是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思想，儒家經典體(ti) 係有一個(ge) 源遠流長的傳(chuan) 承過程，“六經”是整個(ge) 遠古文明的遺產(chan) 和結晶，所以在中華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影響至今，需要我們(men) 很好的整理和延續下去。三是現代的科技手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和保存方式，為(wei) 大規模的整理和傳(chuan) 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今人可以做前人無法做到的事情。湯先生所說的這幾點，確實道出了編修《儒藏》的充足理由和從(cong) 事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yi) 。在曆史上，也曾有過編修“儒藏”的動議，如明末的曹學佺就倡導過，清人周永年寫(xie) 過《儒藏說》，響應的人很多，但最終都沒能成其事。明代《永樂(le) 大典》的輯校和清朝《四庫全書(shu) 》的開館，都是匯總天下之書(shu) 而編校之的舉(ju) 措，並且與(yu) 纂修“儒藏”的動議多少有一點關(guan) 係。乾隆年間編成的《四庫全書(shu) 》，其內(nei) 容雖然接近於(yu) 儒家的總集，所包含圖書(shu) 的種類在外延上甚或有過之；但修纂未善，錯漏不少，內(nei) 涵和體(ti) 例與(yu) 真正的“儒藏”尚存在著不小的距離，晚近百多年來的著作也付諸闕如。而現代影印、點校、整理出版的大量儒家著作，或散落無序，或規模有限，體(ti) 例上也不統一，難以體(ti) 現出儒家典籍的完整性和係統性來，不能構成儒家著作的“總集”。所以在目前的條件下，編纂一部名副其實、體(ti) 例精良的《儒藏》，就不但必要，而且也非常適時。

《儒藏》的編纂，既繼承和延續了過去的傳(chuan) 統，也融入了很多現代的理念和方式。作為(wei) 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ti) ，典籍的整理編纂和基本體(ti) 例曆來為(wei) 人們(men) 所重視，因為(wei) 記載什麽(me) 和怎樣記載，會(hui) 直接影響到思想的傳(chuan) 播，一般人對於(yu) 儒學的接受和理解，也是從(cong) 閱讀典籍入手的，因為(wei) 書(shu) 本記載或傳(chuan) 遞了儒學的基本內(nei) 容。從(cong) 中國曆史上來講，按照傳(chuan) 統的分類方式，就是所謂“經史子集”，這是將典籍分門別類和進行整理的基本框架。從(cong) 西晉荀勖的《新薄》開始，到《隋書(shu) ·經籍誌》之後逐漸定型下來的“四部”分類，是進入到傳(chuan) 統學術的一張通行地圖。唐以後做學問都是從(cong) 四部之學的眼界來入手的，而到了宋、元、明、清，四部之分更成為(wei) 念書(shu) 人最為(wei) 熟悉的路徑，這包括了整個(ge) 的教育體(ti) 製、科舉(ju) 考試和學者們(men) 的研究工作相互之間的配合。很明顯，經學是四部的主腦、是總綱，這與(yu) 科舉(ju) 時代儒家至高無上的地位密切相關(guan) 。因此，講儒學就離不開經學，經學是儒學當中的主幹內(nei) 容，它凝聚了華夏文明根係處最基本的價(jia) 值理念和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南宋以後，經學內(nei) 部有點變化，就是“四書(shu) ”逐漸升格，地位甚至超過了“五經”。史學對於(yu) 中國文化很重要，就儒家思想的普及和啟蒙而言，它的影響麵可能會(hui) 鋪得更廣一些。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當中，史學成就最為(wei) 輝煌，因此，“史部”傳(chuan) 統也相當重要。“子部”則比較複雜，包含了諸子百家的思想，還有佛、道二氏，也有琴棋書(shu) 畫等“小道末技”，是一個(ge) 形式與(yu) 內(nei) 容都非常多樣化的係統，裏麵也有不少儒家的東(dong) 西。“集部”則以詩文為(wei) 多，現在一般是從(cong) 文學、文獻的角度來看的，它是個(ge) 人或流派作品的大匯集，當然也涉及到儒家的內(nei) 容。四部之分是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近代以來，學術轉型與(yu) 分化，學問門類從(cong) “四部”轉移到了“七科”，文、史、哲分別在這個(ge) 傳(chuan) 統中自尋家門，有一個(ge) 重新選擇和組合的過程。哲學在經學上得到了呼應，曆史學即“史部”，文學對著“集部”，但又都存在著重疊和交錯的地方。《儒藏》基本上是延續了這一以典籍為(wei) 中心的分類方式，按照現代的儒學觀念和理解，重新對各部類的典籍進行篩選和排列，經部被基本保留下來，另外的三個(ge) 部分則隻選擇了與(yu) 儒家、儒學直接相關(guan) 的內(nei) 容。

《儒藏》的編纂是一個(ge) 浩大而複雜的工程，所涉及到的思想理念、編排方式、體(ti) 例規則、整理方法等，頭緒紛雜，問題繁多，有些是有傳(chuan) 統路徑的，可以參照或者遵循，而更多的則是需要重新思考與(yu) 嚐試。就是現代學術界整理古籍時所形成的一套技術通則，也不是樣樣都適用或者照搬即可的，而是需要適當的選擇和調整。更不用說這樣一個(ge) 有著幾百位中外學者參與(yu) 的龐大工程，班子的搭建、隊伍的組織、人員的協調，這些令人頭痛的繁雜事務，如果沒有大的氣魄和毅力，沒有足夠的組織能力和超常的耐心，是很難去掛帥操持的。當然，這個(ge) 項目本身是有吸引力的，湯先生在學界又有著非常高的威望，有很大的感召力，很多學者願意參與(yu) 其事，都是因為(wei) 敬佩他的學問和人格，誌同道合，集於(yu) 麾下。再加上他身邊有得力的同事和助手，《儒藏》中心各位老師全力以赴的努力和付出，使得這個(ge) 項目能夠一步步的由設想變成為(wei) 現實，並得以順利的實施。但需要強調的是，湯先生本人的因素，他所付出的心血和艱苦卓絕的努力，不能不說在整個(ge) 的過程中起到了關(guan) 鍵的作用。從(cong) 2003年開始，我知道了湯先生有編修《儒藏》的想法，後來又響應他的號召參加到這一工程中，和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的諸位同事一起承擔了子部項目的整理點校工作。在整整十年的過程中，我親(qin) 身經曆和親(qin) 眼目睹了他為(wei) 《儒藏》工程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和日夜操勞的情景，每每想來，都不由得從(cong) 內(nei) 心深處升騰起對他由衷的佩服和無限敬意。

二

湯先生出來主持《儒藏》工作時，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身體(ti) 也不大好，但當北大校方有意識地動員他出麵主持一個(ge) 國家級的大項目時，他便主動提出了編修“儒藏”的建議，並且義(yi) 無反顧地全身心投入到這個(ge) 規劃中。在征求了各方麵的意見，特別是在得到季羨林、張岱年等先生的支持後，他認為(wei)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定能做好。2004年，《儒藏》編纂工程正式納入到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guan) 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開始全麵啟動。這項由北京大學牽頭、湯一介先生任首席專(zhuan) 家的超大工程，聯合了國內(nei) 20多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機構的幾百位學者參加，後來又陸續增加了一些機構和人員，還有境外的港台學者和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學者加入，實際上成為(wei) 一個(ge) 跨國界的國際性的學術項目。最初的計劃是要在2010年完成包括近500部、約一億(yi) 字的《儒藏》精華編，同時編撰《儒藏總目》和10卷本的《中國儒學史》。到2020年，完成包括5000種、約十億(yi) 字的《儒藏》大全本。這個(ge) 計劃中，還包括了研究項目，準備出版“儒家思想與(yu) 儒家典籍研究叢(cong) 書(shu) ”百種以上。另外，也配套出版一些電子版讀物和檢索工具。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ge) 規模宏大的計劃，也是新世紀伊始，我國在文化建設方麵的一項重要的工程。但是隨著項目的實施，資金、人員等方麵都遇到了困難，特別是整理點校工作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迫使計劃一再調整，工程進度也遠沒有原來想象的那麽(me) 順利，不得不放緩。這中間的酸甜苦辣，可以說一言難盡，大概隻有湯先生的心裏最清楚，《儒藏》中心老師們(men) 的心裏最了解。

光是編校體(ti) 例方麵的問題，在最初的幾年就不知討論過多少次，征求各方麵的意見，反複斟酌，不斷磨合，最後才達成了相對一致的看法。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儒藏》編纂工作會(hui) 議是2004年4月中旬在北京召開的，當時安排在西郊的達園賓館進行，各參加單位的負責人基本上都到會(hui) 了。三天的時間，討論了《儒藏》的編纂體(ti) 例、選書(shu) 初目以及基本的組織架構等，意見並未能統一。湯先生盡量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廣泛采納文獻學專(zhuan) 家的建議，對原來的計劃做了一些修訂。為(wei) 了進一步完善規劃、統一認識，及時磋商整理點校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2005年年底，湯先生又在北大農(nong) 園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儒藏》編纂工作會(hui) 議，就相關(guan) 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討論和明確，這才漸漸地把《儒藏》的基本框架和整理方式確定下來。大的藍圖是畫就了，但細部的問題仍然層出不窮，為(wei) 了及時溝通意見和商議解決(jue) ，《儒藏》中心又連續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召開過工作會(hui) 議，布置和傳(chuan) 達一些新的精神，同時又反複磋商各單位在整理點校工作中所碰到的難點和疑點問題，可以說每一次會(hui) 議的討論都是事無巨細，力求做到精益求精。最初的幾年，《儒藏》中心每年都要開會(hui) ，而且會(hui) 議的規模都不小，參加《儒藏》工程的各單位負責人都漸漸地熟悉起來，有的成為(wei) 很好的朋友。2009年元旦剛過，北京天寒地凍，教育部社科司和北京大學聯合舉(ju) 行了“教育部哲學社會(hui) 科學重大攻關(guan) 項目《儒藏》工程工作會(hui) 議”，不光是部類的主編們(men) 再次聚首了，而且教育部的領導和參加《儒藏》工程的有關(guan) 高校負責人都來參加，也許是規格最高的一次，但這類工作會(hui) 議之後就再沒有召開過。

除了主持較大規模的工作會(hui) 議，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和建議，及時解決(jue) 《儒藏》編纂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之外，湯先生和《儒藏》中心的各位同事還不斷地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及時地督促和檢查各單位點校工作中的問題，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為(wei) 保證工程的質量可謂是殫精竭慮，不知道花費了多少心血。譬如，在《儒藏》工程剛剛鋪開攤子的時候，幾位總編就分頭趕往全國各地，檢查和指導項目落實的情況，督促工作的開展。記得在2004年的年底，龐樸先生曾風塵仆仆地南下深圳，當時他在深大文學院會(hui) 議室就《儒藏》工作的開展情況與(yu) 國學所諸位同仁座談的情景，至今還記憶猶新。去年的歲末，我到北京參加了由山東(dong) 大學主辦的龐樸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會(hui) ，在會(hui) 上說了這麽(me) 一段話：“龐先生離開北京到山大之前，他也參加了《儒藏》的編纂工作，是四個(ge) 總編之一，還在中心帶了幾屆學生。記得2004年底，他專(zhuan) 程由北京南下，代表儒藏中心到深圳檢查工作，之後還去了廣州和武漢。可能後來《儒藏》的活動才慢慢參與(yu) 的少了，但在早期啟動的時候，龐先生是一個(ge) 很重要的主力人物。我覺得在他整個(ge) 學術生涯裏，80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和後來參加《儒藏》編纂這兩(liang) 個(ge) 事情，表明他跟湯先生的交情是非常深厚的，個(ge) 人友誼沒的說，學術關(guan) 係也很緊密，是一種相互間的支援，這在學界也是一個(ge) 榜樣。”這是當時的實情，也表達了我懷念的心跡。

在《儒藏》中心召開的工作會(hui) 議中，2007年的深圳會(hui) 議是比較重要的一次，它是由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協辦的，我前後張羅的比較多一些，記憶也很深。在那年的4月，我們(men) 請了湯一介、樂(le) 黛雲(yun) 二位先生來深圳，為(wei) “市民文化大講堂”做演講，在與(yu) 市裏及深大領導見麵的時候，湯先生提出了要來深圳辦會(hui) 的想法，很快便得到了回應。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們(men) 得到了相應的資助，經過與(yu) 北大《儒藏》中心的反複協商，籌備了半年多以後，到12月初，“《儒藏》主編會(hui) 議暨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蛇口明華國際會(hui) 議中心順利召開了。這次會(hui) 議，湯、樂(le) 二先生再度蒞臨(lin) ，除了四大總編、各部類主編、《儒藏》中心的工作人員之外，海外學者也來了不少，加上媒體(ti) 的記者，人數算是比較多的一次。會(hui) 議首先由湯先生致辭，他以溫厚、平緩的語調介紹了《儒藏》工程的最新進展情況，反複要求，寧可慢一點，也要精一點。他表示，雖然出版速度不夠快，但是為(wei) 了保證質量，絕不能盲目追趕速度。隨後，孫欽善先生在工作報告中也強調了這一點，指出《儒藏》成敗與(yu) 否，關(guan) 鍵在於(yu) 質量，因為(wei) 隻要出現任何一點問題，那都是硬傷(shang) ，一定要嚴(yan) 格把關(guan) 、認真負責。兩(liang) 天的會(hui) 議，鄭傑文、嚴(yan) 佐之、陳俊民、劉大鈞、呂文鬱、趙沛霖、彭林、趙伯雄、薑廣輝等做了專(zhuan) 題報告，龐樸、安平秋、魏常海等做了工作總結，各位學者積極發表意見，討論非常熱烈。與(yu) 會(hui) 學者普遍認為(wei) ，《儒藏》是一項規模浩大的基礎性學術工程，隻有以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調動全國的學術力量，兢兢業(ye) 業(ye) ，精益求精，才能將《儒藏》編纂為(wei) 無愧於(yu) 曆史與(yu) 時代的傳(chuan) 世典籍。

這次會(hui) 議的一大特色是，來自日本、韓國、越南的儒學專(zhuan) 家也出席並做了學術報告。日本著名漢學家戶川芳郎說，中國目前的國學熱是在拯救和弘揚自己的固有傳(chuan) 統文化，他對中國學者們(men) 的努力表示十分敬佩，指出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日本方麵的《儒藏》整理工作，重點是放在經部。越南河內(nei) 國家大學教授阮金山介紹說，目前越南對《儒藏》的編纂工作剛剛起步，他能參加這次討論會(hui) 收獲很大，希望越南方麵以後能加強這方麵的研究。韓國中央大學的梁承武先生也介紹了韓國方麵《儒藏》整理工作的情況，他認為(wei) 韓國以儒教為(wei) 國教的曆史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持續性，所以希望中韓在這方麵能有更多的合作。這些來自域外的聲音和工作情況的報告，對《儒藏》編纂的國際意義(yi) 有所放大，也極大鼓舞了《儒藏》工程的參加者。在兩(liang) 天會(hui) 議的間隙裏，來自國內(nei) 外的十幾位儒學大家，還分別接受了深、港媒體(ti) 的專(zhuan) 訪，談國學、談儒學、談《儒藏》工程，之後陸續發表在粵港的各大媒體(ti) 上。報界稱：幾十位學術“大腕”雲(yun) 集深圳，共議《儒藏》，縱論儒學的現在和未來，掀起了新一輪以《儒藏》為(wei) 中心的國學風雲(yun) 。

三

我們(men) 都知道，湯先生是有深厚的家學淵源的，他的父親(qin) 湯用彤先生是20世紀我國著名的佛學家和比較哲學家，在佛教史、魏晉玄學、道教史及中外比較哲學方麵都做出了後人難以企及的成就，成為(wei) 了這些學術領域內(nei) 的重要典範。受父親(qin) 的影響，湯先生一開始也是偏重在研究道、釋，以治佛學與(yu) 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為(wei) 重點。“文革”結束以後，他最早開設的具有獨立思考意識的課程是玄學和道教史方麵的，最早出版的真正有學術含量的著作是《郭象與(yu) 魏晉玄學》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所以，湯先生早期並不專(zhuan) 研儒學，甚至對儒家沒有多少興(xing) 趣和好感，所涉及到的問題和思考的方式也是常常帶有明顯的批判性，這可以說和國內(nei) 過去的批孔風潮及一直延續到80年代的反傳(chuan) 統意識不無關(guan) 係。真正受到觸動或思想上開始轉彎，可能要到80年代的後期，特別是在受到了當代新儒學思潮的影響之後。1983年，湯先生在哈佛大學訪學，與(yu) 杜維明過從(cong) 甚密，亦結識了劉述先等，對海外新儒學的發展情狀和港台新儒家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也開始產(chan) 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新儒家做哲學的思考方式和對傳(chuan) 統的維護態度，直接影響到了湯先生，盡管之後的一段時間內(nei) 大陸與(yu) 海外的立場還有著明顯的差異，問題意識也不一樣，但他對儒家的理解確實已開始發生轉變。尤其是在國門打開之後，在與(yu) 外部世界的頻繁交往中，在各種機緣的刺激和觸動下，加深了湯先生對中外文化的重新理解與(yu) 認識，也促使他一步步地深入到儒學的內(nei) 裏，開始鑽研和挖掘儒家思想的深刻內(nei) 涵。

如果說上個(ge) 世紀80年代中期，湯先生發表的《論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有當時哲學範疇和方法論討論的大背景，還中西摻雜、儒釋道不分的話；那到了90年代，他就有意識地將“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這三個(ge) 命題作為(wei) 儒家詮釋學的總綱來打造。而出版於(yu) 90年代初的《儒道釋與(yu) 內(nei) 在超越問題》一書(shu) ，也沒有特別地眷顧儒學，而是把儒道釋平列在一起，甚至在講“內(nei) 聖外王”等問題時，對儒家還不乏微詞；但到了後來，他越來越能夠同情地理解和深刻地分析這些命題，對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及獨特價(jia) 值做了充分的肯定。集結於(yu) 2009年的《儒學十論及外五篇》一書(shu) ，可以看作是湯先生的學問歸宗於(yu) 儒家的一個(ge) 標誌。當然，這裏所說的“歸宗”不是完全信仰的問題，也並不排斥其他家，和所謂的“儒教徒”或保守的儒學研究者是不一樣的，甚至和當代的新儒家也是有所區別的。從(cong) 學問的旨趣和思想價(jia) 值的選擇來講，湯先生越是到晚年就越能夠認同於(yu) 儒家的理想，並且身體(ti) 力行地實踐之，這是不爭(zheng) 的事實。他對儒家的天人觀、實踐觀和人生情趣有深刻的體(ti) 悟和把握，並對“普遍和諧”“內(nei) 在超越”“內(nei) 聖外王”“生生不已”“道始於(yu) 情”“和而不同”“憂患意識”等儒學的重要內(nei) 容都做了精彩的闡發，提出了很多富有現代意識的新見解。最近，郭齊勇教授在《人民日報》撰文，談“大陸新儒家”，將湯一介先生作為(wei) “大陸新儒學在儒學新話語體(ti) 係的建構上頗有創見與(yu) 貢獻”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完全讚同。除了齊勇兄在文中所提到的天人、知行、情景“三個(ge) 合一”論之外，湯先生的儒學理論還在於(yu) 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廣博的當代視野。憂心於(yu) 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之千瘡百孔，他矚目於(yu) 生態哲學問題和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yi) ；焦慮於(yu) 當代社會(hui) 與(yu) 國際關(guan) 係的動蕩不寧，他寄望於(yu) 文明對話的開展和“新軸心時代”的到來；關(guan) 注於(yu) 儒學理論與(yu) 社會(hui) 實踐的結合，他反思“禮法合治”的問題，倡導新型倫(lun) 理的建構，力主將儒家思想創造性的融入到家庭、企業(ye) 、社區等文化當中去；思考儒家思想資源的進一步挖掘和儒學現代轉化的可能路徑，他致力於(yu) 儒家經典解釋學的探索與(yu) 構建。

從(cong) 湯先生的思想變化和學問歸趨來看，其晚年的出征掛帥、以極大之心力編修《儒藏》，就不僅(jin) 僅(jin) 是做一個(ge) 古籍整理項目那麽(me) 簡單，也不是重複曆史上所謂“盛世修書(shu) ”的老路，出來做一點應景的事情。他是懷抱著遠大的理想，以仁心憂世之思和“為(wei) 往聖繼絕學”之誌，試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清理儒家的資源，以冀通過這些資料和文獻的整理，能夠把它們(men) 轉化成為(wei) 當代中國文化的源泉活水，以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如果說湯先生的哲學創作和儒學研究主要是一種理論的探索，那麽(me) 《儒藏》編纂工作就是他最為(wei) 重要的儒家式的實踐活動，通過自己身體(ti) 力行的努力和難以計數的踐履工夫，為(wei) 儒學的當代發展寫(xie) 下不朽的證辭。正是因為(wei) 有這樣一個(ge) 大的時代背景和哲人般的宏願，湯先生對編修《儒藏》才會(hui) 是如此的上心，做出了常人所難以想象的鍥而不舍的努力，這對於(yu) 他來講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我們(men) 隻有這樣去看待，也才能夠真正的理解湯先生為(wei) 《儒藏》工程所做的一切。

寫(xie) 於(yu) 湯一介先生逝世兩(liang) 周年之際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