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尚賢政治是否有可能代替西方民主？

作者：貝淡寧（Daniel A.Bell）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一丙午

          耶穌2016年9月21日

澎拜新聞編者按：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製更適合中國》英文版出版於(yu) 2015年，在本書(shu) 中，貝淡寧認為(wei) ，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尚賢製有著深遠的曆史淵源，影響了過去幾十年的社會(hui) 變革，政治尚賢製比西方的民主製更適合中國這樣的大國。《賢能政治》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係該書(shu) 前言，有刪節。

賢能政治或許是被關(guan) 注得最多，但在理論層麵被研究得最少的話題。政治體(ti) 製的目的應該是選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為(wei) 領袖，這個(ge) 觀點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的政治理論和實踐中都是核心內(nei) 容。原因顯而易見：我們(men) 要求訓練有素的合格者擔任科學、法律和公司的領導職務，那麽(me) 在最重要的機構中，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不也這樣要求呢？

正如傑出的美國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所說：“人們(men) 渴望政治領袖能夠將社會(hui) 治理好。任何社會(hui) 的生活質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領袖的素質決(jue) 定的。一個(ge) 社會(hui) ，如果不能把最優(you) 秀的人才放在領導崗位上，無論從(cong) 社會(hui) 學還是從(cong) 道德角度來說，都是荒謬的。”因此，從(cong) 孔子、柏拉圖、朱熹到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孫中山和沃爾特·李普曼等政治思想家，都竭力想要鑒別出選拔能夠在眾(zhong) 多問題上做出智慧的、基於(yu) 道德考量的政治判斷的優(you) 秀領導人。

但是，這種辯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基本上就停止了。在中國，辯論之所以停止是因為(wei) 毛澤東(dong) 思想更多地強調工人、農(nong) 民和解放軍(jun) 戰士而不是知識分子和教育者的政治貢獻。他們(men) 要從(cong) 基層開始建設一種參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新形式。在中國大陸根本看不到為(wei) 政治精英主義(yi) 辯護的人（至少沒有人在公開場合聽到過類似言論）。而在西方，停止辯論則主要是因為(wei) 選舉(ju) 民主在思想上的霸主地位。

一個(ge) 民主社會(hui) 隻要求民眾(zhong) 選擇領袖，由選民來判斷候選人是否賢能。如果選民理性，善於(yu) 選擇領袖，就沒有必要過於(yu) 擔憂優(you) 秀政治領袖應該具有什麽(me) 品質，以及何種機製才能選拔出最優(you) 秀的領袖。因此，政治理論家將興(xing) 趣轉移到如何在政治和社會(hui) 生活的其他方麵深化民主改革，以及如何在國家甚至在世界範圍內(nei) 推動更加公平的財富分配機製。

有關(guan) 政治尚賢製的辯論是在微型城市國家新加坡複興(xing) 起來的。從(cong) 20 世紀60 年代起，該國的領袖極力倡導將以賢能標準選拔領袖的方式製度化，雖然這麽(me) 做意味著在民主程序上施加某些限製。他們(men) 認為(wei) ，政治領袖應該持有長遠眼光而不是迎合短期選舉(ju) 利益，政治體(ti) 製的結構化能夠而且也應該防止追求短期利益的“民粹派”政治領袖濫用權力。但是，新加坡的賢能政治話語並沒有獲得國外的充分關(guan) 注，這主要是因為(wei) 賢能政治並沒有被當作普適理想呈現出來。相反，新加坡領袖強調的是，選擇和提拔最能幹和最講誠信之人擔任領袖對微型城市國家的特殊緊迫性，因為(wei) 它人口稀少、資源匱乏、周邊強國虎視眈眈。因此，為(wei) 什麽(me) 要討論將一個(ge) 很特別的城市國家的理想推廣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呢？

但是，兩(liang) 個(ge) 最新的發展趨勢使得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辯論重新回到全球版圖上。一方麵，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危機已經動搖了人們(men) 對選舉(ju) 民主的盲目信心，開辟了探討其他政治選擇的空間。問題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民主理論家逐漸認識到了在西方世界之外推行民主實踐的困難；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西方世界現有的民主製已經無法再成為(wei) 其他國家學習(xi) 的榜樣。比如，在經濟困難時期，選民常常選擇那些民粹派的政府官員，這些人鼓吹的政策危及國家長遠利益，更不要提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危害了。因此，有創新思想的政治思想家認為(wei) ，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可以通過吸納更多賢能政治機構和實踐得以改善。

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尚賢製理論因為(wei) 中國的崛起而煥發出新的活力。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已經逐步形成了龐雜的政治人才選拔製度。似乎正是這個(ge) 製度支撐了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功。就像中國的早期做法一樣，該政治體(ti) 製旨在通過考試和考察在基層政府工作中的表現來挑選和提拔公務員。雖然中國式的尚賢製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很少有人會(hui) 否認，如果和國家規模以及經濟發展程度類似的民主國家相比，這個(ge) 製度的表現相對更好些，更不用說與(yu) 中東(dong) 和其他家族獨裁統治國家相比了。

全世界都在關(guan) 注中國的賢能政治實踐。與(yu) 新加坡不同，中國能夠“撼動世界”。20世紀90年代初期，沒有人預測到中國的經濟增長會(hui) 如此迅速，竟然會(hui) 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再過20年，或許我們(men) 將辯論中國式賢能政治是否可能成為(wei) 西方民主的替代性選擇，甚至是一種挑戰。

在深入討論之前，請讓我澄清一些術語。本書(shu) 是對政治尚賢製的辯護。在某些國家，依據品德和才能選拔出來的專(zhuan) 家被授權擔任行政和司法領域的領導職位，但是，他們(men) 隻是間接地對民選領袖負責。人們(men) 期待專(zhuan) 家在嚴(yan) 格限定的領域內(nei) 履行權力，盡可能地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比如，英國公務員要為(wei) 當選的政府官員服務，在工作時，他們(men) 或許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觀點放在一邊。相反，在像中國這樣的尚賢社會(hui) ，其政治領袖則被期待在非常廣泛的領域做出政治判斷。就像民主國家的民選領袖一樣，他們(men) 在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擁有終極權力（包括對暴力工具的控製）。在政治尚賢製中，公務員和政治領袖之間並沒有清晰的機構界限。簡而言之，民主國家依據品德才能選拔出來的公務員並不被指望具有政治性，而賢能政治國家以同樣標準選拔出來的公務員卻要履行政治權力。

區分政治尚賢製和經濟尚賢製也很重要。在英語中，“meritocracy”可以指分配經濟資源的一種原則：它是依據能力和努力程度而非階級和家庭出身分配財富的體(ti) 製。馬克思之所以批判資本主義(yi) ，就是因為(wei) 它往往是根據階級背景分配資源的，雖然資本主義(yi) 理論還存在一種依據能力高低和獎勤罰懶分配資源的神話。共產(chan) 主義(yi) 旨在消除階級差別，後資本主義(yi) 時代（低級共產(chan) 主義(yi) ）的資源分配將把資本主義(yi) 言論變成現實：根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分配經濟資源。

雖然這個(ge) 看似選賢任能的原則不承認階級差別，但它仍然有缺陷，因為(wei) “它心照不宣地承認個(ge) 人天賦的不平等，因而產(chan) 生了天生的特權”。也就是說，人們(men) 不應該從(cong) 並非個(ge) 人努力換來的天賦才能中獲益，而且懲罰那些並非因為(wei) 自身原因而缺乏生產(chan) 能力的人是不公平的。因此，社會(hui) 應該進一步發展到“高級共產(chan) 主義(yi) ”，即完全根據“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分配資源

同樣，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也承認這樣的風險，即看似公平的機會(hui) 可能導致“冷酷無情的尚賢社會(hui) ”。天生具有某種能力並不證明一個(ge) 人在道德上有權獲得財富，因為(wei) 人天生擁有的東(dong) 西並非自己努力得來的。不應該根據生產(chan) 能力多寡分配財富，羅爾斯為(wei) “差別原則”辯護的理由是：隻有在不平等有助於(yu) 最不富裕的人時，差別對待才是被允許的。更加令人吃驚的是，曾任美聯儲(chu) 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13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ye) 典禮演講中批判尚賢製：

尚賢製是這樣一種製度，在財富和基因天賦方麵最幸運的人，在家庭支持、激勵和收入方麵最幸運的人，在教育和就業(ye) 機會(hui) 方麵最幸運的人，在很多難以統計的其他方麵最幸運的人，獲得最大的獎勵。即使假設的尚賢製通過道德審查而被認為(wei) 是公平的製度，能證明它公平的唯一方法是這些最幸運者在所有這些方麵也擁有最大的責任，他們(men) 要努力工作，為(wei) 世界的改善做出貢獻並與(yu) 他人分享其幸運。

我對這些將尚賢製視為(wei) 經濟製度的批判深有同感，但是本書(shu) 的目的不是為(wei) 物質利益分配的某種理論辯護。我再次重申，本書(shu) 旨在為(wei) 政治上的尚賢製辯護，即政治權力應該根據能力和品德分配，隻是在涉及如何建立在道德上可取和政治上可行的政治尚賢製時，我才會(hui) 對經濟資源的分配進行論證。

雖然政治尚賢製這個(ge) 話題很重要，但有關(guan) 尚賢製的政治理論目前還非常匱乏（與(yu) 此相比，有關(guan) 民主理論的著作有數千部之多）。所以為(wei) 了創作本書(shu) ，我參閱了用英語、法語、漢語著述的涉及社會(hui) 科學、哲學和曆史等廣泛的內(nei) 容，並涉獵了很多與(yu) 之有間接聯係的話題。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我從(cong) 與(yu) 他人的交流中受益良多，他們(men) 幫助我弄清楚了政治尚賢製的理論和實踐。出於(yu) 進一步幫助我理清思路的自私目的，我與(yu) 其他學者合作組織了兩(liang) 次國際學術會(hui) 議，邀請了研究政治尚賢製崛起和複興(xing) 的知名哲學家、曆史學家和社會(hui) 科學家，探討賢能政治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意味著什麽(me) 。

我為(wei) 什麽(me) 會(hui) 關(guan) 心這個(ge) 話題呢？我逐漸對政治尚賢製感興(xing) 趣是在接觸儒家傳(chuan) 統之後。此前，我寫(xie) 的有關(guan) 政治尚賢製的文章往往更多是受到儒家哲學而非現實政治的啟發。在過去幾年裏，我逐漸認識到中國的政治體(ti) 製具有尚賢色彩，這也許部分要歸因於(yu) 清華大學的優(you) 等生越來越多地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於(yu) 是，將政治尚賢製的哲學思考更加直接地與(yu) 中國的政治現實相結合就順理成章了。我意識到自己不經意地踏進了一個(ge) 具有重要政治意義(yi) 的領域，便在中國和西方的主流媒體(ti) 上發表了一些評論文章。但是，我常常遭到批評家的無情抨擊，對我的指控也是五花八門。

參考文獻和注釋（同時盡可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寫(xie) 成）。我不敢肯定這是否取得了成功，但是我在自己製訂的5 年計劃中盡了最大的努力。

同樣值得提出的問題是，我為(wei) 什麽(me) 在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一本主要論述中國的書(shu) 。原因之一是我用英語寫(xie) 作。但是，我希望這本書(shu) 會(hui) 在中國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雖然中國讀者對中國政治體(ti) 製的運作方式更熟悉一些，但是該書(shu) 或許有助於(yu) 人們(men) 更多地討論評價(jia) 政治進步（和退步）的更加合適的標準。我也希望本書(shu) 能夠在英語國家中被廣泛閱讀，以推動人們(men) 更好地理解政治尚賢製—無論是作為(wei) 一種理想還是作為(wei) 中國政治製度的現實—甚至可能激發民主國家的尚賢尚能的改革。

至少，在那些西方讀者理所當然地認為(wei) 應該以西方視角探討的問題上，本書(shu) 提供了中國視角。如果不是因為(wei) 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0多年，我根本不會(hui) 寫(xie) 這樣一本書(shu) 。如果在20 年前閱讀本書(shu) ，我或許會(hui) 對自己的某些觀點感到震驚。但是，事實上，如果與(yu) 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學者相比，我的政治觀點其實屬於(yu) 非常溫和的中間派。本書(shu) 既不打算發起挑戰，也不特意追求與(yu) 眾(zhong) 不同，雖然西方讀者或許抱此觀點。盡管在西方國家，言論自由會(hui) 得到更多法律保護，但中國對西方民主的了解要遠遠超過西方對中國尚賢製的了解，本書(shu) 或許可以作為(wei) 某種再平衡的努力。我渴望將來有一天，西方人和中國人可以就政治問題進行知情的辯論，而無須帶上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隔閡或者文化誤解。如果為(wei) 了這一願望的實現，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那麽(me) 我就可以作為(wei) 幸福之人安然入睡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