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係西曆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上的講稿，未刪節本)
    
    
    今天給大家演講的題目是：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麽(me) 用？現在提出這樣一個(ge) 問題，是因為(wei) 一百年來中國受到西方功利主義(yi) 的影響，中國已經成了一個(ge) 功利主義(yi) 盛行的國度，現在很多中國人的心中，功利主義(yi) 占了上風，功利主義(yi) 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問題都要從(cong) “功用”上來思考、來評價(jia) 才認為(wei) 合理，“功用”成了人們(men) 思考評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標準，現在的中國人已經不會(hui) 像古代中國人那樣從(cong) 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來思考評判事物了。在這樣的思想背後下，現在很多中國人認為(wei) 儒學已經沒有用了，已經像出土文物一樣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了，最多隻供專(zhuan) 門的研究人員研究。在這些中國人的心中，儒學與(yu) 化石、西漢古屍沒有什麽(me) 區別，僅(jin) 僅(jin) 是一種文字形態的古化石。（其實，在這些中國人心中，儒學還不如馬王堆漢墓的西漢古屍有價(jia) 值，西漢古屍還可以向外國人誇耀我們(men) 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進技術，墓中的漆器多麽(me) 精美，絲(si) 織品多麽(me) 精致，而儒學不過是黑暗的封建社會(hui) 的意識形態，是落後的小農(nong) 經濟的產(chan) 物，等等。）然而，儒學果真在當今中國沒有用了嗎？儒學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嗎？儒學果真已經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了嗎？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認為(wei) 儒學在當今中國不僅(jin) 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麵，我就具體(ti) 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學究竟在當今中國有什麽(me) “用”，以及有什麽(me) “大用”。
    
    在具體(ti) 分析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用”之前，我們(men) 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儒學在中國曆史上的“用”。儒學在中國曆史上的確實有非常大的“用”，這在中國曆史上是不爭(zheng) 的事實，中國主流的思想與(yu) 正統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學在中國曆史上的“大用”，這一“大用”的就是儒學奠定了中華文明或者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價(jia) 值基礎。我們(men) 知道，儒學並非創立於(yu) 孔子，孔子隻是儒學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時代，就已經存在儒學了（二帝是堯、舜，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所以儒學已經有五千多年的曆史了；嚴(yan) 格說來，儒學已經有六千五百多年的曆史了，儒學的基本經典《易經》最早由伏羲畫卦，現在經專(zhuan) 家考證可以追溯到約6500年前。我們(men) 知道，儒學的基本經典《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體(ti) 現的是中國“古聖人之道”，這一“古聖人之道”是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曆史淵源和價(jia) 值基礎，所以說儒學也就是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曆史淵源和價(jia) 值基礎。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看，儒學實際上就是 “中華文明與(yu) 中國文化之學”，是名正言順的中國的“國學”。儒學作為(wei) 中國的“國學”，體(ti) 現了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與(yu) 根本價(jia) 值，是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根本精神與(yu) 根本價(jia) 值的載體(ti) ；我們(men) 可以說，離開儒學，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與(yu) 根本價(jia) 值就無從(cong) 展現，因而也就不存在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本身。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儒學在中國曆史上有其“大用”，儒學的這一“大用”就是儒學體(ti) 現並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與(yu) 根本價(jia) 值。
    
    另外，在中國的夏商周“三代”，中國就形成了獨特的儒教文明，儒教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具體(ti) 表現形態，使中華文明得以區別於(yu) 世界上的其它文明，比如區別於(yu) 印度佛教文明與(yu) 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儒學正是中國儒教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與(yu) 義(yi) 理基礎，所以說儒學也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與(yu) 義(yi) 理基礎。我們(men) 可以說，中國之所以有區別於(yu) 西方文明的中華文明，就是因為(wei) 中國有建立在儒學義(yi) 理價(jia) 值基礎上的儒教文明。儒學在中國“三代”以後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中，通過三個(ge) 時期的三種學術形態，即通過漢代公羊學、隋唐河汾學與(yu) 宋明性理學，培育出了以儒教文明為(wei) 特征的中華文明，起到了安頓中國人心、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國社會(hui) 、維護國家秩序、轉化殘暴政權、提升中國政治的作用。這就是儒學在中國曆史中的“大用”。我們(men) 可以說，沒有儒學，就沒有中華文明，就沒有中國文化，就沒有中國曆史，也就沒有中國。這一過程相當複雜，今天就簡單說到這裏為(wei) 止。
    
    以上我們(men) 講了儒學在中國曆史上的“大用”，那麽(me) 在座的同學和老師們(men) 一定會(hui) 問，你講的是儒學在中國過去的榮耀，過去的“大用”，現在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進入了一個(ge) 全球化的全新時代，在今天這樣一個(ge) 拚命追求現代化的中國，儒學還有用嗎？這確實是一個(ge) 必須正麵回答的問題。我們(men) 知道，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學中所體(ti) 現的義(yi) 理價(jia) 值是“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常理常道”，是“萬(wan) 世法”，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所以，儒學中的一些具體(ti) 論斷可能會(hui) 過時，但儒學的根本精神與(yu) 根本價(jia) 值則永遠不會(hui) 過時，因為(wei) 儒學的根本精神與(yu) 根本價(jia) 值源自天道，根於(yu) 人心，不會(hui) 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因此，雖然今天的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儒學的根本精神和價(jia) 值並沒有發生變化，仍然能適應今天已經變化了的當今中國。這就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意思，也是董仲舒說的：“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的意思。另外，儒學不僅(jin) 具有博大精深神聖超越的學理，同時又是入世的學問，具有很強的實踐功能，所以曆史上把儒學的這一實踐功能稱為(wei) “儒術”。在中國曆史上，儒學的這一實踐功能表現在儒學能夠成功地解決(jue) 中國人的生命、社會(hui) 、政治諸多問題上。在今天，中國人在生命、社會(hui) 、政治諸多方麵都出現了問題，這些問題隻有通過儒學才能解決(jue) 。下麵，就從(cong) 幾個(ge) 最主要的方麵來講講儒學在當今中國究竟有什麽(me) “用”。
    
    一、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一個(ge) “用”：通過儒學安頓中國人的個(ge) 體(ti) 生命
    
    人不是奶牛，隻有物質肉體(ti) 存在，吃好住好就滿足，人是精神道德的存在，人活著不隻是為(wei) 了滿足肉體(ti) 的需要，而是要尋求生命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動物沒有這種要求。所以，人的生命不隻是一個(ge) 物質欲望的生命，同時也是一個(ge) 宗教信仰的生命，人需要宗教提供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人的生命，否則人的生命就會(hui) 空虛與(yu) 荒唐。因此，人對生命意義(yi) 的追求決(jue) 不會(hui) 低於(yu) 人對物質欲望的要求，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世界上會(hui) 產(chan) 生各種宗教文化的原因。然而，我們(men) 看看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生命現狀究竟如何呢？中國一百多年來儒家文化衰微，出現了梁漱溟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調失”現象，即中國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老文化崩潰，新文化又沒有建成，中國處在“文化真空”的狀態。這種“文化真空”的直接後果就是中國的一句老話“禮崩樂(le) 壞，學絕道喪(sang) ”，具體(ti) 表現在中國人的個(ge) 體(ti) 生命上就是我常說的“十億(yi) 中國靈魂在飄蕩”，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心靈得不到安頓，沒有歸宿；中國人的生命缺乏價(jia) 值，找不到意義(yi) 。我們(men) 知道，人類生命的安頓古今中外都是通過特定的文化來實現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過文化中所體(ti) 現的超越神聖的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提供生活的意義(yi) 與(yu) 安頓生命的無常，離開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掛空的超越神聖的信仰與(yu) 價(jia) 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過基督教文化所體(ti) 現的超越神聖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的，穆斯林的生命是通過伊斯蘭(lan) 文化所體(ti) 現的超越神聖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的，而曆史上中國人的生命則是通過儒家文化所體(ti) 現的超越神聖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的。但是，一百年來中國文化崩潰，中國人的生命不能通過儒家文化所體(ti) 現的超越神聖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出現了現在中國人心靈飄蕩無處歸依的普遍現象，這就是我們(men) 現在大家都普遍感到的中國人信仰空虛、價(jia) 值虛無、生命荒謬、意義(yi) 失落的現象，這一現象為(wei) 中國的各種怪力亂(luan) 神提供了溫床，也是可能造成中國社會(hui) 動亂(luan) 的一個(ge) 深深的隱憂。因為(wei) 儒學認為(wei) ：人心不安不穩，就可能導致社會(hui) 政治的不安不穩。
    
    怎麽(me) 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複興(xing) 儒學，通過儒學中所體(ti) 現的超越神聖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中國人的生命。因為(wei) 儒學體(ti) 現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不是世俗性的價(jia) 值，而是神聖性的價(jia) 值；儒學不是一般世俗的學問，而是具有宗教性的學問，因而儒學集中體(ti) 現了超越神聖的信仰與(yu) 價(jia) 值，能夠給中國人的生命存在提供意義(yi) 與(yu) 安頓。曆史上的中國人把儒學稱為(wei) “身心性命之學”或“安身立命之學”，用今天來話說就是解決(jue) 人生信仰、生命價(jia) 值與(yu) 存在意義(yi) 之學，儒學中所說的“上達天德，天人合一，內(nei) 聖外王、天道性理以及立人極、三不朽、返心複性致良知”等等，都是通過儒學體(ti) 現的超越神聖信仰與(yu) 價(jia) 值來安頓生命。所以，要解決(jue) 今天中國人生命無處安頓飄蕩無歸的狀況，隻有複興(xing) 儒學，在儒學中來安頓中國人的生命，從(cong) 而克服可能導致社會(hui) 政治動亂(luan) 的隱憂。
    
    二、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二個(ge) “用”：通過儒學重建中國人的社會(hui) 道德
    
    前麵已講到，人類的社會(hui) 道德從(cong) 來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存在並體(ti) 現的，如美國人的道德體(ti) 現在基督新教文化中，俄羅斯人的道德體(ti) 現在東(dong) 正教文化中，穆斯林的道德體(ti) 現在伊斯蘭(lan) 教文化中，而中國人的道德則體(ti) 現在儒教文化中。但是，由於(yu) 百年來中國儒教文化崩潰，更由於(yu) 儒教文化的核心——儒學——式微，中國人的社會(hui) 道德開始崩潰，現在的中國人已經不知道按照什麽(me) 樣的道德標準來實施自己的行為(wei) 了！即出現了孔子所說的“無所措手足”的狀況，出現了前麵說的“禮崩樂(le) 壞，學絕道喪(sang) ”的局麵，我常說“九百六十萬(wan) 平方公裏無規則”就是指的這種局麵。中國古代也有因為(wei) 政治、社會(hui) 、戰亂(luan) 等原因出現過道德崩潰的狀況，但是當時中國文化與(yu) 儒學並沒有崩潰，儒學體(ti) 現的道德標準在社會(hui) 人心中還存在，隻是有道德標準做不到，而一百年來中國文化與(yu) 儒學受到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與(yu) 社會(hui) 內(nei) 部的動蕩而崩潰，儒學體(ti) 現的道德標準在社會(hui) 人心中已不複存在，現在的問題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經沒有道德標準了！中國人已不知什麽(me) 樣的行為(wei) 是道德的行為(wei) 了。
    
    在這種中國文化與(yu) 儒學崩潰、中國人心中已沒有道德標準的背景下，又雪上加霜，中國人的心靈又受到五十多年來政治權力的敗壞與(yu) 二十多年來市場經濟金錢財富的腐蝕，中國人的社會(hui) 道德已麵臨(lin) 崩潰，已經降到了中國曆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嚴(yan) 重狀態。在今日中國，人們(men) 每天在報紙上電視上聽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潰的壞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藥、假酒、假文憑、假論文、假博士、假醫療器械，還有醫生收紅包、教育亂(luan) 收費、學校賣文憑、學者剽竊論文、官員權錢勾結貪汙腐敗、買(mai) 官賣官屢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現、從(cong) 村官開始搞假政績一層騙一層騙到國務院，並且村官選舉(ju) 也搞賄選，以及假冒偽(wei) 劣商品層出不窮，的士座位上鐵欄鐵閘，住房幾層鐵門又加防盜網（簡直是“家家動物園”），出門提心吊膽怕被搶，一點小問題就釀成惡性刑事案件，盜亦無道搶劫財物後常惡意殺人，“從(cong) 重從(cong) 快”打擊刑事犯罪收效甚微，等等。這些都說明中國的社會(hui) 道德已經麵臨(lin) 崩潰，中國處在一個(ge) 完全靠利益驅動的缺乏道德的社會(hui) ，改革開放以來所謂全民經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發財就是這一社會(hui) 的寫(xie) 照。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征利”的社會(hui)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切向錢看”的社會(hui) ，而孟子還有下一句話：“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
    
    怎麽(me) 辦呢？解決(jue) 的辦法隻有複興(xing) 儒學，因為(wei) 我們(men) 知道儒學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會(hui) 與(yu) 國家的首位，儒學在本質上就是道德之學，追求一個(ge) 道德的社會(hui) 就是儒學的實踐目標。比如儒學中的“五常”（常理常道——“仁義(yi) 禮智信”）就是人類普遍永恒的道德，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hui) 過時，曆史上的儒學都努力在社會(hui) 中實現“仁義(yi) 禮智信”“五常”。舉(ju) 例來說，“誠信”是現在中國最缺乏的道德，前麵所說中國社會(hui) 、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虛假欺騙盛行，就是缺乏“誠信”。比如，現在在生意場中錢不到不發貨，貨不到不給線，互不信任，交易成本增大，“誠信”完全喪(sang) 失。現在中國有了法律也不遵守，法律形同虛設。（孫中山先生講百年前南洋華人做生意全靠誠信不靠法律，常不簽合同，一個(ge) 招呼口信就發貨付錢，簽合同認為(wei) 是對人的不信任，不齒於(yu) 生意圈，現在是熟人騙熟人、老鄉(xiang) 坑老鄉(xiang) 。）因此，要在今天恢複“仁義(yi) 禮智信”道德，就要恢複儒學的權威，用儒學的道德來教育中國人，包括教育中國的兒(er) 童和成人，讓中國人認識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須臾而離的“倫(lun) 常日用之道”，這種“倫(lun) 常日用之道”是克服中國社會(hui) 道德危機的根本解決(jue) 之道。
    
    另外，有人批評儒學是中國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產(chan) 物，中國今天已經進入了工業(ye) 社會(hui) ，儒學顯然過時了。對這一批評，我們(men) 要問：一個(ge) 生活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中的中國人要遵循儒學所提倡的“仁義(yi) 禮智信”的道德，一個(ge) 生活在工業(ye) 社會(hui) 的中國人就可以違背“仁義(yi) 禮智信”的道德嗎？也就是說，一個(ge) 生活在工業(ye) 社會(hui) 的中國人就可以不仁、不義(yi) 、無禮、無智、不信嗎？就可以不遵守人類的普遍道德嗎？可見，這一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還有，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欲望的閘門被完全打開，在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驅動下，中國人全民“交征利”，拚命追求物質財富，現在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與(yu) 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這符合儒學“利用厚生”的原則，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在追求物質財富的市場經濟中，中國人忘記了“利用厚生”的原則前麵還有兩(liang) 個(ge) 字：“正德”，即忘記了要用道德來規範指導市場經濟中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wei) ，中國人就人像孔子批評的那樣在市場經濟中“放於(yu) 利而行多怨”，結果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hui) 嚴(yan) 重的貧富不均與(yu) 兩(liang) 極分化，引起了社會(hui) 人群之間的普遍怨恨，直接威脅著中國社會(hui) 的穩定和諧。湯因比說，人類曆史上很多內(nei) 戰，都是因為(wei) 財富分配不均引起的。所以，中國今天社會(hui) 嚴(yan) 重的貧富不均與(yu) 兩(liang) 極分化很可能是中國社會(hui) 動亂(luan) 的導火線。怎麽(me) 辦呢？隻有儒學提倡的“中和價(jia) 值”才能為(wei) 中國的市場經濟與(yu) 社會(hui) 秩序建立一個(ge) 道德的基礎，才能限製資本惡性膨脹向非人道的方向發展（因為(wei) 資本的本性就是傾(qing) 向於(yu) 衝(chong) 破道德約束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但真正的儒商除外。）。也就是說，隻有儒學提倡的“中和價(jia) 值”才能避免當今中國的社會(hui) 出現董仲舒說的“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階級對立狀況，真正實現儒學“均富”的社會(hui) 理想，即實現中國社會(hui) 的共同富裕。所以，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學天然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
    
     總之，隻有複興(xing) 儒學，在儒學的指導下發起一場振興(xing) 中國社會(hui) 道德的運動，才能重建中國的社會(hui) 道德，才能克服中國社會(hui) 道德麵臨(lin) 崩潰的危機，從(cong) 而才能避免中國社會(hui) 因貧富懸殊引起的動亂(luan) ，使中華民族又重新成為(wei) 一個(ge) 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國社會(hui) 又重新成為(wei) 一個(ge) 有道德的社會(hui) ，使中國人真正不愧為(wei) 堯舜孔孟的後代，使中國不愧為(wei) “禮義(yi) 之邦”的美名。
    
    三、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三個(ge) “用”：通過儒學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每一個(ge) 民族都有每一個(ge) 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氣質上把一個(ge) 民族與(yu) 另一個(ge) 民族區別開來。因此，民族精神是一個(ge) 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說自性特質。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個(ge) 民族在長時間的曆史文化演變中逐漸形成並定型，所以，民族精神是一個(ge) 民族曆史文化的產(chan) 物，也是一個(ge) 民族曆史文化特質的體(ti) 現。在一個(ge) 民族與(yu) 其它民族交往的過程中，民族精神是一個(ge) 民族自我認同的核心內(nei) 容，是一個(ge) 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體(ti) 現，也是一個(ge) 民族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標誌。一個(ge) 民族如果沒有民族精神，就不會(hui) 有民族自我認同的內(nei) 聚力，就沒有確定的文化身份與(yu) 其他民族交往，就會(hui) 處在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cong) 的精神分裂狀態”。從(cong) 曆史上來看，民族精神都體(ti) 現在一個(ge) 民族的文化中，具體(ti) 體(ti) 現在一個(ge) 民族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中，如美利堅民族的民族精神體(ti) 現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俄羅斯民族的民族精神體(ti) 現在東(dong) 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則體(ti) 現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即體(ti) 現在儒學中。
    
    但是，百年以來，在反傳(chuan) 統的浪潮中，從(cong) “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舊”，最後與(yu) 傳(chuan) 統進行最徹底的絕裂，儒學都首當其衝(chong) ，成為(wei) 攻擊的目標，最後導致儒學式微。儒學式微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中華民族喪(sang) 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學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學又不能轉化為(wei) 自己的民族精神，結果中國人靈魂四處飄蕩，無所歸依，中華民族成了一個(ge) 沒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從(cong) 而成了一個(ge) 沒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沒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不能夠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質的民族。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族就成了一個(ge) 不知道“我是誰”的民族，一個(ge) “精神分裂無所適從(cong) ”的民族，一個(ge) 民族內(nei) 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由於(yu) 中華民族喪(sang) 失了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缺乏確定的文化身份與(yu) 文化自我同其他民族交往，不能以確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小布什到中國訪問刻意要去教堂禮拜，目的是要表明自己基督新教的文化身份，我國政治人物出國怎樣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呢？）
    
    怎麽(me) 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複興(xing) 儒學，通過複興(xing) 儒學來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因為(wei) 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來就體(ti) 現在儒學中，儒學就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載體(ti) 。在中國過去的曆史中儒學體(ti) 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後歲月中，儒學也將再度體(ti) 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是儒學“為(wei) 生民立命”的曆史使命，“為(wei) 生民立命”就是為(wei) 生民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樣，重塑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努力就成了複興(xing) 儒學的努力，複興(xing) 儒學就成了重塑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當務之急。
    
    四、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四個(ge) “用”：通過儒學重建中國人的信仰與(yu) 希望
    
    人與(yu) 動物不同，人是希望的存在，希望就是超越人自然生命的束縛懷抱著理想與(yu) 信仰生活，動物則無此特征。如果人的生命中沒有信仰與(yu) 希望，不僅(jin) 人的存在會(hui) 荒唐，人類曆史也會(hui) 荒唐。荒唐就會(hui) 產(chan) 生無意義(yi) 感、空虛感與(yu) 恐懼感，人的存在就會(hui) 痛苦不堪。從(cong) 儒學的曆史來看，儒學在本質上是希望之學，儒學追求的正是社會(hui) 和諧、世界大同與(yu) 宇宙太和的信仰與(yu) 希望，儒學把人類的希望寄托在人類的良知上。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儒學為(wei) 中國人提供了信仰與(yu) 希望，使中國人的生命存在與(yu) 曆史現實具有了意義(yi) ，獲得了動力。但是，近百年來，由於(yu) 中國人自己打倒了儒學，儒學不能再給中國人提供信仰與(yu) 希望，中國人拋棄儒學轉向西方的學說尋找信仰與(yu) 希望，把中國人的信仰與(yu) 希望建立在西方傳(chuan) 入的學說上。然而，冷戰結束，蘇聯東(dong) 歐瓦解，意識形態的衝(chong) 突消亡，中國人才恍然覺悟，當初中國人熱情擁抱的西方學說實際上並沒有給中國人提供真正信仰與(yu) 的希望，中國人又一次陷入沒有信仰與(yu) 希望的痛苦中。由於(yu) 在現實中中國人沒有信仰與(yu) 希望，為(wei) 了解脫心中沒有信仰與(yu) 希望產(chan) 生的痛苦，中國人開始通過無休止地拚命追求權力、財富、虛榮來麻痹自己。但是由於(yu) 人是希望的存在，沒有信仰與(yu) 希望人不能生存，權力、財富、虛榮並不能真正麻痹中國人，中國人現在仍陷入在深深的痛苦與(yu) 惶惑中，中國的社會(hui) 已經成了一個(ge) 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沒有希望的社會(hui) 。
    
    怎麽(me) 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複興(xing) 儒學，因為(wei) 儒學的特征就是理想之學、信仰之學、希望之學，儒學能夠給當代的中國人指明理想、提供信仰、帶來希望，即儒學能夠給當代的中國人指明社會(hui) 和諧與(yu) 王道德治的理想、提供世界大同的信仰、帶來宇宙太和的希望。儒學提供的理想、信仰與(yu) 希望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烏(wu) 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與(yu) 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理想與(yu) 希望，而西方近代理性主義(yi) 哲學提供的曆史進步觀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烏(wu) 托邦，蘇聯東(dong) 歐的曆史已經做出了有力的證明。因此，在今天的中國，隻有複興(xing) 儒學才能激發中國人的理想、重建中國人的信仰、重獲中國人的希望，從(cong) 而才能解除中國人因喪(sang) 失理想、信仰與(yu) 希望而產(chan) 生的無意義(yi) 的痛苦，才能為(wei) 中國的社會(hui) 現實與(yu) 今後的曆史提供意義(yi) 與(yu) 動力。馬克思·韋伯說現代性的世界是一個(ge) 理性化鐵籠籠罩的世界，因而是沒有理想與(yu) 希望的世界，儒學的理想與(yu) 希望就是要打破這個(ge) 理性化的鐵籠，為(wei) 生活在理性化鐵籠中的人帶來信念與(yu) 熱情，提供理想與(yu) 希望。中國人現在已經卷入到現代性世界的理性化鐵籠中，儒學理應為(wei) 現代的中國人提供理想與(yu) 希望。
    
    五、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五個(ge) “用”：通過儒學重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政治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合法性問題，用中國儒學的學術來說是所謂“政道”問題。合法性解決(jue) 的是權威與(yu) 服從(cong) 的關(guan) 係問題，是實現政治穩定與(yu) 執政能力的根本。解決(jue) 了合法性問題，用盧梭的話說就可以“把統治變成權利，把服從(cong) 變成義(yi) 務”，實現中國人所說的“長治久安”，就不會(hui) 有“穩定壓倒一切”的焦慮。在中國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學賦予的。儒學在古代又稱“王官學”，其基本功能是為(wei) 政治權力提供合法性的標準：符合合法性的標準，人們(men) 就自願服從(cong) ，政治就長期穩定；不符合合法性的標準，人們(men) 就不服從(cong) ，政治就不穩定，就處在隨時可能發生動亂(luan) 的邊緣。所以“王官學”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時又批判這一政治秩序的標準，既有意識形態的功能，又有批判政治的功能。具體(ti) 說來，儒學是通過“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來為(wei) 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標準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聖天道的合法性”、“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個(ge) 政治秩序必須同時具備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則合法性就要打折扣。雖然曆史中現實的政治秩序未必都符合這三重合法性，但“王道政治”所包含的“三重合法性”確實為(wei) 人類政治提供了一個(ge) 最周全最完滿的評判標準。
    
    中國自近代以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標準一直沒有建立，以儒學“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近百年來的政治秩序都缺乏完整的合法性的支持。四九年以後，中國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學習(xi) 蘇聯政治這種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得不到中國“曆史文化合法性”的支持；計劃經濟使國弱民窮，得不到中國“人心民意合法性”的支持。此外，新的國家成立，靠的是“武力打天下”的方式奪取政權，但是到今日已經過了半個(ge) 世紀，“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因為(wei) 暴力違背儒學所說的“天道好生之仁”，不能成為(wei) 一個(ge) 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礎，因此，以暴力來維持政治秩序得不到“神聖天道合法性”的支持。由此可見，中國自近代以來政治秩序麵臨(lin) 著巨大的合法性危機，即在“三重合法性”上都存在危機，這一合法性危機到現在仍未解決(jue) ，中國現在特有的政治術語“穩定壓倒一切”就是這一合法性危機的生動寫(xie) 照。所以，當今中國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合法性缺位”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經濟上有了高速的發展，但這並不能從(cong) 整體(ti) 上改變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事實。現在有“經濟增長的合法性”的說法，但“經濟增長的合法性”屬於(yu) “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不能成為(wei) 整個(ge) 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即不能以“經濟增長的合法性”排斥否定“神聖天道的合法性”與(yu) “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再進一步說，人心民意很複雜，構成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內(nei) 容很多，除經濟增長外，還包括政治公正、吏治清明、社會(hui) 公平以及社會(hui) 道德狀況、權利狀況、自由狀況等，所以“經濟增長的合法性”也隻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一個(ge) 組成部分，一個(ge) 穩定的政治秩序絕不能以經濟增長作為(wei) 自己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因為(wei) 這種做法政治動亂(luan) 的風險非常大。從(cong) 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來看，可以說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單一的經濟增長上，而從(cong) 常識來判斷，經濟又不可能永遠持續增長，所以當今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非常脆弱，一旦經濟增長停止，馬上就會(hui) 出現合法性危機，統治秩序就可能崩潰。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中國政治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深深陷入合法性危機的恐懼焦慮之中的一個(ge) 原因。
    
    怎麽(me) 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複興(xing) 儒學，用儒學“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來為(wei) 當今的中國的政治秩序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時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來作為(wei) 評判中國政治秩序的標準。具體(ti) 說來，儒學能夠為(wei) 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提供“神聖天道的合法性”、“曆史文化的合法性”與(yu) “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用這三重合法性作為(wei) 三足來鼎立支撐中國的政治，使中國的政治既符合超越神聖的價(jia) 值又長期和諧穩定，同時又用這“三重合法性”來評判中國的政治，避免中國政治違背這三重合法性而出現合法性危機。這樣，中國的政治秩序才能夠得到天道、曆史與(yu) 民意的廣泛認同與(yu) 支持，就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但其它合法性仍在穩定地支撐著中國政治，不會(hui) 出現嚴(yan) 重的合法性危機，因而不會(hui) 導致中國政治秩序的全盤崩潰。環顧當今之世，沒有哪一種學說能像儒學一樣能夠為(wei) 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同時提供“三重合法性”的支持與(yu) 維係。因此，隻有複興(xing) 儒學，通過儒學來重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才能解決(jue) 一百年來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問題，從(cong) 而才能克服當今中國政治秩序因合法性危機產(chan) 生的“穩定壓倒一切”的焦慮，才能使中國的政治真正做到長治久安。我的朋友張祥平先生說：“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這是中國曆史已經反複證明了的顛覆不破的永恒真理。所以我們(men) 說，儒學具有重建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大用”，也隻有儒學才能避免中國政治因“合法性缺位”而陷入動亂(luan) 的危機。
    
    六、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六個(ge) “用”：通過儒學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製度
    
    中國的政治製度在古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大一統禮樂(le) 刑政製度”，而中國政治製度的理想是儒學推崇的“王道政治”。因此，中國的政治製度自古以來都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製度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國政治製度中的體(ti) 現。但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學西方，把西方的民主製度（不管是資本主義(yi) 民主製度還是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製度）作為(wei) 中國政治製度的發展方向，進而作為(wei) 中國政治製度的本質，這樣，中國政治製度就喪(sang) 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並變質，即變成體(ti) 現西方文化精神特質的西方式的政治製度（因為(wei) 不管是歐美式的政治製度還是蘇俄式的政治製度，都是體(ti) 現西方文化精神特質的西方式的政治製度）。這種文化的歧出變質在中國古代叫“以夷變夏”，今天中國的政治製度已經被“以夷變夏”。“以夷變夏”的直接後果就是亨廷頓“文明衝(chong) 突論”中所暗示的中國變成了一個(ge) 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無所適從(cong) 的精神分裂的國家”，即中國在以文明為(wei) 單位劃分國家屬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與(yu) 文明歸宿。在傳(chuan) 統上中國不是歐美文明，不是伊斯蘭(lan) 文明，而現在日益西化已經“以夷變夏”又不是傳(chuan) 統的中國文明，中國在政治製度上完全喪(sang) 失了自己的文明屬性，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確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體(ti) 係中無所適從(cong)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shu) 中引用了一個(ge) 人類文明譜係圖，圖中描繪我們(men) 中國文明的現狀是一個(ge) “？”，該圖描繪現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譜係與(yu) 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與(yu) 美索不達米亞(ya) 文明產(chan) 生了地中海文明與(yu) 迦南文明，發展到現在形成了明確的西方文明、東(dong) 正教文明與(yu) 伊斯蘭(lan) 文明；古印度文明發展到現在形成了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在演變過程中分為(wei) 兩(liang) 支：一支發展到現在形成現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國古代形成中國文明，而這一中國文明發展到現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確性質，即現在的中國文明既不是傳(chuan) 統的中國文明，又不是現在的西方文明，編譜係的西方人不知現在中國文明的性質究竟是什麽(me) ，隻好以一個(ge) “？”來描繪現在中國文明的狀況。這樣，中華文明發展到現在變成了一個(ge) 缺乏文明自性且沒有文化自我的問號，這說明中華文明處在最危急的時刻，陷入了最悲慘的境地。你們(men) 想一想，一個(ge) 有著六千五百年輝煌曆史的偉(wei) 大文明發展到現在到底是什麽(me) 性質的文明都已經搞不清楚了，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經在現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覺地消失了，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劇又是什麽(me) ！這最能說明中國的政治製度已喪(sang) 失了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成了一個(ge) 沒有自己文明屬性、文化身份與(yu) 文化方向的國家。
    
    怎麽(me) 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複興(xing) 儒學，通過複興(xing) 儒學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製度。前麵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僅(jin) 在合法性內(nei) 容上優(you) 於(yu) 周全於(yu) 隻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製度，同時“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製度，因為(wei) “王道政治”產(chan) 生於(yu) 中國夏商周三代以來的“聖王文化”，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製度的最典型形態。因此，中國今後政治發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吸收了某些西方民主正麵價(jia) 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們(men) 要用“王道政治”改造、超越民主政治，隻有這樣，才能克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歧出與(yu) 變質，才能尋回中國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確立中國政治製度的自性，才能回歸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質，才能確立中國政治製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說，隻有這樣，才能使中國不再成為(wei) 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無所適從(cong) 的精神分裂的國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與(yu) 文明歸宿，從(cong) 而才能改寫(xie) 亨廷頓書(shu) 中對中國文明現狀所打的“？”，即在這個(ge) 打“？”的地方明明確確地寫(xie) 上“中國文明”。而這個(ge) “中國文明”靠誰來寫(xie) ？靠在座的老師和同學們(men) 來寫(xie) ，靠所有的中國人來寫(xie) ，最根本的是要靠在當今中國複興(xing) 儒學來寫(xie) 。
    
    七、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七個(ge) “用”：通過儒學奠定中國現代化的道德基礎
    
    中國近代以來進入了一個(ge) 中國曆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國際生存環境，即進入了一個(ge) 弱肉強食的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時代。不講道德、掠奪別國財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義(yi) 、帝國主義(yi) 在全世界盛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一百多年來中國一直麵臨(lin) 著西方列強瓜分侵略的巨大壓力，救亡圖存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的主旋律，我們(men) 的國歌歌詞最典型地表達了中國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最強音。而救亡圖存的直接訴求就是學習(xi) 西方的聲光化電、堅船利炮、科學技術以及西方的政法製度、財經製度、工業(ye) 製度、軍(jun) 事製度等一切能夠使中國救亡圖存的製度。用一句話概括：救亡圖存的直接訴求就是追求國家的富強，因為(wei) 中國富強就可以避免中國挨西方打，而“落後就要挨打”正是中國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現實的一條血淋淋的鐵律。（國家“落後就要挨打”就像鄰人相處“矮小就要挨打”一樣，實在荒唐。）在這種背景下，追求國家富強就是增強國家綜合國力，具體(ti) 方法就是走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因為(wei) 隻有走現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國富強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國的文化觀，西方現代化的道路是中國古代聖人所反對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文化也是一種不道德的強盜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國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國文化是建立在曆代聖賢義(yi) 理之學上的聖賢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國百年來追求洋務富強的知識分子如張之洞等人認為(wei) 中國文化在“體(ti) ”上（精神價(jia) 值上）崇尚道德，優(you) 於(yu) 西方文化，本不用學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強已打到你家門口了，中國已麵臨(lin) “亡國亡種亡教”的威脅，所以在“用”上（器物層麵上）不得已為(wei) 了救亡圖存要去學西方文化，即去學使西方富強的現代化。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從(cong) 中國社會(hui) 內(nei) 部中產(chan) 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來的。中國人本不想放棄聖賢文化、君子文化走現代化的路，但迫於(yu) 救亡壓力非常不情願地被推上了現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有位研究中國現代化的學者說：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詛咒的。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現代化隻具有底線公正的意義(yi) ，即隻具有反抗殖民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瓜分侵略的意義(yi) ，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義(yi) 。因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學習(xi) 的是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文化，這種文化追求強力霸道以力服人，是沒有更高道德的小人文化，說得嚴(yan) 重點是違背人類基本道德的強盜文化。因此，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化，是沒有道德基礎的現代化，是純粹追求物質力量的現代化，而沒有道德基礎的現代化必然會(hui) 導致兩(liang) 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在國內(nei) ，現代化腐蝕中國人的精神道德，因為(wei) 現代化所追求的物質財富本身就是對人性和民族精神最大的腐蝕力量，羅馬帝國的衰亡就產(chan) 生於(yu) 對東(dong) 方財富的掠奪占有而腐蝕了羅馬人心，明帝國的滅亡就產(chan) 生於(yu) 社會(hui) 財富的增加而全民追求物質上的享樂(le) 安逸（即鄭板橋《道情》所說“最可歎龍盤虎距，盡消磨燕子春燈”）。第二種結果是在國際關(guan) 係方麵，如果中國的現代化沒有道德基礎，當中國國力強大到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舉(ju) 足輕重的說話資格和影響力時，中國肯定會(hui) 稱霸；中國現在說自己將來不稱霸，是因為(wei) 中國現在還沒有稱霸的能力。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中國現在所走的現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在走的路，中國已經接受了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規則。這個(ge) 規則就是“有力量就稱霸”的規則，不可能按照這個(ge) 稱霸的規則做事又不稱霸，就如同接受足球比賽的規則參加球賽又聲明比賽不是為(wei) 了進球一樣。現在中國人按西方人確立的現代化規則走現代化的路，這二十多來年來玩他們(men) 製定的規則比一百年前玩得好了，西方人就緊張了，“中國威脅論”就出籠了，按照他們(men) 的規則來玩比他們(men) 玩得好他們(men) 能不緊張嗎？他們(men) 看到中國人玩他們(men) 規則必然會(hui) 按這一規則的邏輯行事，所以他們(men) 是實話實說，因為(wei) 他們(men) 知道他們(men) 的規則是不道德的規則，是有力量必然稱霸的規則。中國開始有點力量了，他們(men) 自然感到威脅了。這就是因為(wei) 中國接受的西方現代化規則是國際關(guan) 係中不道德的規則。
    
    那麽(me) ，怎麽(me) 辦呢？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支配主宰世界的狀況不會(hui) 改變，因而中國還必須走現代化的路。但是，現代化的路又是一條不道德的路。到底怎麽(me) 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複興(xing) 儒學，通過儒學奠定中國現代化的道德基礎。我們(men) 知道，儒學就是道德之學，儒學以道德為(wei) 首出，最重道德。儒學所體(ti) 現的中國文化價(jia) 值與(yu) 文化特性實質上就是一種普遍的道德精神。因此，在國內(nei) ，隻有用儒學所體(ti) 現的道德精神來指導、規範或者說提升中國的現代化，來作為(wei) 中國現代化的基礎，中國的現代化才不會(hui) 偏離道德的方向，才不會(hui) 變為(wei) 腐蝕中國人人性和敗壞民族精神的負麵力量，從(cong) 而中國的現代化才具有超越單純追求物質財富的更高的道德意義(yi) 。
    
    此外，在國際關(guan) 係上，隻有通過儒學奠定中國現代化的道德基礎，中國的現代化才能在增加社會(hui) 財富的同時又保持人類普遍的道德精神，中國的現代化就會(hui) 從(cong) 以前追求底線公正的消極力量（救亡圖存的力量）變成改變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的積極力量，從(cong) 而才不會(hui) 因為(wei) 中國最終國力強大後按照西方的“霸道規則”行事而稱霸世界。這是因為(wei) 儒學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個(ge) 道德的世界，表現在國際關(guan) 係上就是要建立一個(ge) “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國際秩序，就是要把國與(yu) 國之間“狠與(yu) 狼的關(guan) 係”變成“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即把國際關(guan) 係中比拳頭大的“動物規則”還原為(wei) 講道德的“人類規則”，最終建立一個(ge) “道德的天下”。這就是儒學的偉(wei) 大抱負──“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張子“四句教”的最後一句）。這樣，以儒學道德精神指導的中國的現代化就擔負了改變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現代化的曆史使命與(yu) 道德使命，為(wei) 最終打破國際關(guan) 係中“落後就要挨打”的鐵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礎。由於(yu) 西方文化中沒有“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文化基因，改變西方現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務就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體(ti) 落在了儒學的身上。從(cong) 這裏可以看到，當今中國複興(xing) 儒學不僅(jin) 可以解決(jue) 中國的問題，也能解決(jue) 人類的問題，而當今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國際關(guan) 係中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問題。所以，複興(xing) 儒學不僅(jin) 具有中國意義(yi) ，也具有全人類的意義(yi) 。（我們(men) 從(cong) 美國入侵伊拉克與(yu) 對待朝鮮、伊朗核武器的態度上，實在看不到人類有和平相處的希望。）
    
    八、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八個(ge) “用”：通過儒學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環保問題
    
    儒學在本質上是“天人之學”，儒學強調“天人合一”，就是強調“人與(yu) 自然的和諧統一”。儒學中的生態環保思想非常豐(feng) 富，並且是從(cong) 精神信仰上來解決(jue) 生態環保問題的“深度生態學”，而不是隻從(cong) 技術、法律層麵來解決(jue) 生態環保問題的“淺度生態學”。比如張載“乾父坤母，民胞物與(yu) ”的思想，邵康節“以物觀物，物各付物”的思想，王陽明“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精神信仰上的非常深刻的生態環保思想，可以說儒學就是天然的“綠色之學”。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不顧一切地向自然攻伐索取，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前所來有的巨大破壞，已經到了毀滅性的崩潰邊緣。因此，要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環保問題，就隻有複興(xing) 儒學，因為(wei) 隻有儒學才能從(cong) 精神信仰的深度與(yu) 高度解決(jue) 生態環保問題。由於(yu) 今天時間的關(guan) 係，不能對這一問題詳細展開論述，就簡單提到為(wei) 止。
    
    結語
    
    以上我們(men) 講了儒學在當今中國八個(ge) 方麵的“用”，通過對儒學這些“用”的了解，我們(men) 看到了儒學博大精深的價(jia) 值內(nei) 涵與(yu) 解決(jue) 當代中國問題的深遠功能。這一價(jia) 值內(nei) 涵與(yu) 深遠功能就是《中庸》“致中和”的思想。《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隻要達到了“中和”，天地萬(wan) 物都能夠得其所，這就是“致中和”的偉(wei) 大功用。“中和”是儒學的根本精神與(yu) 治世功能，從(cong) 上述儒學八個(ge) 方麵的“用”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儒學的這種根本精神與(yu) 治世功能，即儒學能夠使人心和諧、社會(hui) 和諧、民族和諧、政治和諧、國家和諧、世界和諧、物我和諧、天人和諧、宇宙和諧，這就是儒學在當今中國的全體(ti) 大用！環顧當今中國的思想界，沒有哪一種思想學說能夠解決(jue) 上述八個(ge) 方麵的問題，因而沒有哪一種思想學說在解決(jue) 當今中國的問題上能夠比儒學更有用。因此，隻有儒學才是當今中國最有用的思想學說！隻有儒學才能夠救中國！既然如此，我們(men) 還能像“五四”知識分子那樣認為(wei) 儒學“無用”嗎？“儒學無用論”無疑已是一個(ge) 假問題而不複存在了。我希望我今天的演講能夠使大家達到儒學在當今中國最有用的共識。另外，通過以上對儒學的“用”的了解，我們(men) 了解到當今中國在文化上的當務之急就是複興(xing) 儒學與(yu) 弘揚儒學的問題。這是每一個(ge) 中國人的文化責任，也是每一個(ge) 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在此，我謹與(yu) 在座的同學和老師們(men) 共勉。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