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孔子時代的“易教”傳(chuan) 統發微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孔孟月刊》第48卷第七、八期（2010年4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廿七日丁巳

           耶穌2016年2月5日

今本《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chuan) 》兩(liang) 部分，在儒家典籍中冠居首位，它產(chan) 生時間最早、形式最為(wei) 獨特、影響最為(wei) 廣泛深遠，這已經成為(wei) 世人的共識。《周易》古經產(chan) 生於(yu) 殷周之際[①]，文句簡樸、古奧，形式獨特，有著神秘的外衣，是一部“卜筮其表，哲理其裏”的重要典籍。它的這種雙重性質，使它自始即具有了教化的功用，因之與(yu) 產(chan) 生於(yu) 春秋末年的儒家學派所具有的“教化”特質相契合，被納入孔門經典係統，與(yu) 其他五經相輔相成，在孔子及儒家的“六經教化”思想中占據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對於(yu) 孔子易教的研究，應首推前輩學者高明先生。他曾有專(zhuan) 文論述對此予以論述，有篳路藍縷之功。賴貴三先生有《孔子的易教》係列論作十二篇，論述精深，頗有價(jia) 值，然而其對孔子“易教”的理解亦有偏失不足之處；香港鄧立光先生有《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看孔子之〈易〉教及其象數》[②]一文，利用《要》篇的記載分析孔子的“易教”，雖間有精義(yi) ，然而語焉不詳，待發之覆尚多。筆者在前輩的基礎上，對此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探討。在此過程中，我發現易教傳(chuan) 統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文王周公之時。爰撰小文，以求教於(yu) 方家。

一、周易的性質與(yu) 其教化功能

關(guan) 於(yu) 《周易》古經的性質，學界爭(zheng) 論頗大。曆來有三種觀點：一以為(wei) 哲理之書(shu) ；一以為(wei) 卜筮之書(shu) ；一以為(wei) 曆史書(shu) 。後一種觀點為(wei) 後起，且影響不大，可置不論。其實爭(zheng) 論的焦點在《周易》古經為(wei) 卜筮之書(shu) 還是哲理典籍。

古代，視《易經》為(wei) 哲理之書(shu) 的，以今本《易傳(chuan) 》為(wei) 代表，後世儒生尊崇孔子，因而多承續以《傳(chuan) 》解《經》的理路，將《經》主要作為(wei) “先王政典”“哲理典籍”，但也並不否認其卜筮之書(shu) 的外衣。這一觀點在古代有重要的影響。將《易經》作為(wei) 卜筮之書(shu) 的，主要代表是朱熹。他著《周易本義(yi) 》，力主“《易》本卜筮之書(shu) ”，當然他也還是承認其中包涵有哲理。

但近代以來，古史辨派學者為(wei) 打破孔子和儒家經典的偶像，極力反對以《傳(chuan) 》解《經》，堅持主張“《易經》本是筮書(shu) ”的觀點，這一說法在學界占據了主流。[③]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堅持以《傳(chuan) 》解《經》的傳(chuan) 統，在承認《易》為(wei) 卜筮書(shu) 的前提下，認為(wei) 它主要是一部特殊表現形式的哲學著作。[④]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爭(zheng) 論中，學者們(men) 一方麵普遍承認卜筮的性質，一方麵也普遍認為(wei) 其中含有哲學思想，分歧主要還是何者為(wei) 主的問題。

其實，如果本著曆史主義(yi) 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這一問題不難解決(jue) 。從(cong) 《周易》古經的產(chan) 生時代和過程看，我們(men) 不能否認其為(wei) 卜筮之書(shu) 。《周禮·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一般認為(wei) ，《連山》為(wei) 夏易，《歸藏》為(wei) 殷易，皆早於(yu) 《周易》。從(cong) 太卜所掌職責來看，《周易》與(yu) 《連山》、《歸藏》一樣，皆為(wei) 卜筮之流。這從(cong) 《左傳(chuan) 》、《國語》中保存的大量筮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左傳(chuan) 》、《國語》共載有關(guan) 筮例記載22條，據研究多數為(wei) 以《周易》占筮，其為(wei) 卜筮之書(shu) 明矣。從(cong) 《周易》古經所呈現的表現形式來看，也顯然是一部卜筮之書(shu) ，為(wei) “上古巫史文化的遺存”。

但同樣不容否認，《周易》古經的神秘外衣裏麵蘊涵著哲理。其實，早在春秋時期，以《周易》古經為(wei) 哲理典籍者就已見於(yu) 記載。如《左傳(chuan) 》僖公十五年韓簡子的“先君敗德非數所及”說，襄公九年穆薑的“四德”說，皆對卜筮產(chan) 生懷疑，開義(yi) 理解《易》之先河。馬王堆帛書(shu) 《要》篇記載，孔子“老而好易”，子貢大惑不解，認為(wei) 孔子有違早年之教，孔子解釋的理由是《周易》有“古之遺言”，“吾求其德而已，吾與(yu) 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正是從(cong) 孔子開始，《周易》中所蘊涵的義(yi) 理才真正得到重視，並開創了儒家的人文易學，從(cong) 而使“人文易”與(yu) “數術易”開始分道揚鑣。《周易》在《漢書(shu) ·藝文誌》既見於(yu) 《六藝略》，又見於(yu) 《數術略》，就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實際上，從(cong) 今本《易經》的卦序“兩(liang) 兩(liang) 相對，非覆即變”的規律中，不難看出其辯證的哲理。《易經》中雖無“陰陽”這一概念的出現，但從(cong) 陰爻與(yu) 陽爻、卦序的排列等形式，皆體(ti) 現了這一觀念。卦爻辭中，同樣包涵著深刻的哲理。如《幹》卦爻辭，從(cong) 初九至上九、用九，明顯地體(ti) 現出對“時”的理解與(yu) 重視[⑤]，同時也體(ti) 現了物極必反的道理。所以從(cong) 形式到內(nei) 容，皆不能否定其中蘊涵著哲理。鄭玄曾總結“易”之三義(yi) 曰：簡易、變易、不易。此三義(yi) 確皆為(wei) 《易經》所有，不容忽視。可見，《易經》所體(ti) 現之哲理非止一端。總結起來，《易經》所體(ti) 現的哲學價(jia) 值主要體(ti) 現在：第一，體(ti) 現了自然和社會(hui) 的規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變化”的規律；第二，有著鮮明的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第三，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其他人生智慧。正是這些哲學內(nei) 涵，成為(wei) 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源頭，影響後世極為(wei) 深遠。

因此，我們(men) 可以說，《周易》古經本身具有卜筮與(yu) 哲理的雙重性質，是一部“卜筮其表，哲理其裏”的典籍。否認其中任何一個(ge) 方麵，都是不客觀的。《周易》古經是利用占筮的形式來表現哲理的一部特殊的典籍。它占筮的形式下，寄寓著一些文王和周公的思想，此即後來孔子選定它而不是別的占筮書(shu) 作教材，將之納入其經典係統進行教學和教化，為(wei) 它作傳(chuan) 而不為(wei) 別的占筮書(shu) 作傳(chuan) 的原因。[⑥]

正是由於(yu) 《周易》古經所具有的這種雙重身份，使其自產(chan) 生之時起就具有了教化的功能。正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易類”小序說：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yu) 風謠，《禮》寓於(yu) 節文，《尚書(shu) 》、《春秋》寓於(yu) 史，而《易》則寓於(yu) 卜筮。故《易》之為(wei) 書(shu) ，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四庫館臣意識到《易》之教化寓於(yu) “卜筮”之中，在於(yu) “推天道以明人事”，可謂卓識。其實，我們(men) 可以把“易教”的源頭上溯到《周易》古經成書(shu) 的文王、周公時代。

二、文王、周公時代的“易教”

根據今、帛本《易傳(chuan) 》的記載，《周易》古經與(yu) 周文王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帛書(shu) 《衷》篇記：

子曰：《易》之用也，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記之數書(shu) ，孰能辨焉？[⑦]

“殷”原作“段”，此從(cong) 廖名春先生說改。李學勤先生以為(wei) ，“書(shu) ”字從(cong) “者”聲，此處讀為(wei) “者”。“文王之危”句，推測原文應為(wei) “非處文王之危，知史記之數者，孰能辨焉”。

《要》篇記孔子說：

文王仁，不得其誌，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後《易》始興(xing) 也，予樂(le) 其知之□□□之自□□。予何□王事紂乎？

在孔子看來：《易經》與(yu) 文王有著密切的不尋常的關(guan) 係，可能是一定意義(yi) 上的作者，而文王在創作《易經》之時，在卜筮的外衣之中，蘊藏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理。《易》乃憂患之作，“不得其誌，以成其慮”反映的是“文王之危”，“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避患”即孔子所樂(le) 的文王之“知”。因此，《易》自始即包含了文王的“仁”“知”和“憂患意識”。

與(yu) 《周易》古經的早期發展史密切相關(guan) 的另一人物就是周公。王充在《論衡》中認為(wei) 卦爻辭乃文王、周公父子所作；孔穎達認為(wei) 《易》之卦辭為(wei) 文王所作，爻辭乃周公所係。由於(yu) 並無確鑿的證據，這種觀點遭到學者的非議。但從(cong) 各種記載來看，周公在《周易》的早期發展史上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現代學者的考察，認為(wei) 《易經》出於(yu) “史巫”之手。從(cong) 《尚書(shu) 》和《史記》的記載中我們(men) 可以發現，周公與(yu) 卜祝巫史之事頗有關(guan) 聯。據學者研究，周公乃是周王室宗教職務的首腦。這就表明，周公與(yu) 作為(wei) 卜筮之書(shu) 的《易》可能很有關(guan) 係，看來古人關(guan) 於(yu) 周公參與(yu) 《易經》創作的看法並非空穴來風。

不僅(jin) 如此，古籍記載的《易象》一書(shu) 也可能與(yu) 周公有著密切的關(guan) 聯。《左傳(chuan) 》昭公二年記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wei) 政，而來見，禮也。觀書(shu) 於(yu) 大史氏，見《易象》與(yu)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也。”

韓宣子見到《易象》與(yu) 《魯春秋》而感歎“周禮盡在魯”，值得注意。按傳(chuan) 統說法，周公“製禮作樂(le) ”，是“周禮”的奠基者，我們(men) 可以推想，《易象》亦可能為(wei) 周公所作，至少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guan) 聯。薑廣輝先生曾提出“文王演德”，創作《易象》的觀點。但需要指出的是，既然韓宣子特別強調了“周公之德”，那麽(me) ，我們(men) 更有理由相信，《易象》為(wei) 周公所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易象》除了可能藏於(yu) 周王室之外，隻藏於(yu) 魯太史而不見於(yu) 他國，這尤其可以看出《易象》一書(shu) 與(yu) 周公的特殊關(guan) 係，也表明了周公、伯禽以及魯國的特殊性。[⑧]可以據此推測，周公作為(wei) 祝卜係統的首腦，曾對文王所作卦爻辭進行了改編、加工，並為(wei) 解釋《周易》的創作背景、思想內(nei) 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於(yu) 是就產(chan) 生了《易象》一書(shu) 。且由於(yu) 魯國的特殊地位，《易象》一書(shu) 僅(jin) 存於(yu) 魯，連同為(wei) 姬姓國的晉國都無緣一見。

有學者指出，《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策略，是“人君南麵之術”，向來藏之秘府，並不傳(chuan) 布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其內(nei) 容與(yu) 今本《大象傳(chuan) 》約略相當。此說所謂《易象》是教導周貴族之書(shu) ，抓到了其教化功用的本質，但說是“人君南麵之術”則似有不妥。如果今本《大象傳(chuan) 》真與(yu) 《易象》約略相當，那麽(me) 我們(men) 可以通過今本《大象傳(chuan) 》來推測《易象》的內(nei) 容和性質。《大象傳(chuan) 》解卦有其特點，即前半句講天道，後半句言人事，具有鮮明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意味，從(cong) 其內(nei) 容來看，皆是從(cong) 卦象來教導“君子”如何修德修身，並不見所謂“人君南麵之術”，這些修身敬德保民的觀念在《尚書(shu) 》和《逸周書(shu) 》中十分經見，不足為(wei) 奇，恐無藏於(yu) 秘府的必要。從(cong) 這個(ge) 角度分析說其藏於(yu) 秘府，看來於(yu) 理不通；不過，《易象》與(yu) 《大象傳(chuan) 》有淵源關(guan) 係的看法應當是可以成立的。[⑨]

從(cong) 韓宣子感歎“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也”的情形不難看出，《易象》一書(shu) 絕非單純的卜筮之書(shu) ，其中必然包含著思想性、義(yi) 理性的內(nei) 容，否則韓宣子不會(hui) 讚歎其中有“周公之德”。可以說，《易象》正是文王、周公“易教”思想的結晶，是周初“易教”存在的證據。其次，用於(yu) “演德”的《易象》在魯昭公二年之前，一直藏於(yu) 秘府，連同為(wei) 姬姓國的晉國都不曾見，似乎“易教”的範圍甚小，然而《左傳(chuan) 》所記以義(yi) 理解《易》，從(cong) 中發掘德義(yi) 的例證早在魯僖公十五年的記載中即已出現。這說明“易教”的傳(chuan) 統不能僅(jin) 限於(yu) 《易象》來考察。

其實，從(cong) 《周易》古經本身，我們(men) 就可以發現大量的“德性”意識、政治理念和人道教訓。根據學者的研究，這些思想與(yu) 周初統治者尤其是文王父子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如，在大量關(guan) 於(yu) 祭祀的卦爻辭中，祭祀主體(ti) 的“德”與(yu) 祭祀物件的“福”是密切聯係的。《既濟》九五：“東(dong)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王弼注曰：“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yu) 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dong)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這反映了周初“以德配天”的宗教思想。不僅(jin) 如此，在其他卦爻辭中也廣泛涉及了主體(ti) 修養(yang) 、道德意識等問題，比如《幹》九三：“君子終日幹幹，夕惕若，厲，無咎。”《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吉。”等等，其中體(ti) 現了勤勉、謙卑、誠信等方麵的要求。再如，《益》九五：“有孚惠民之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意思是說，誠信惠民，民亦誠心惠之；大吉大利。這是主張以誠待民。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在《周易》古經中，靠反省自我，加強品德修養(yang) 而轉化吉凶禍福的觀念十分強烈，而這正與(yu) 周公“天不可信”“惟人”的思想觀念相表裏。[⑩]

通過分析，我們(men) 可以概括地說，《周易》古經自誕生之時起，就被文王、周公等賦予了大量的“德義(yi) ”內(nei) 容，甚至還出現了堪稱最早的“易傳(chuan) ”的《易象》一書(shu) ，發揮著教化的功用。當然這種教化的功用在當時未必出於(yu) 完全的理性自覺。

三、春秋時期的“易教”傳(chuan) 統

由於(yu) 資料的缺乏，對於(yu) 西周自文王、周公之後的“易教”已經難以考察，可以考見的已遲至春秋時期。然而，在《左傳(chuan) 》、《國語》所載的22條筮例中，明確用《周易》筮法者16例，其中絕大多數是用於(yu) 卜筮，似乎表明這一“易教”傳(chuan) 統的失落。[11]

但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導致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是資料的闕如。單純從(cong) 表麵的數字比例來否定“易教”傳(chuan) 統的存在，違背“言有易，言無難”的原則，有武斷之嫌。其實，如果從(cong) 周代禮樂(le) 文明的大背景來考量，隨著人們(men) 理性的提高、人文主義(yi) 的升騰，以《易》教化的傳(chuan) 統隻能逐漸加強，而不會(hui) 失落。

第二，在春秋時期的筮例中，以德解《易》者仍不絕如縷，“易教”的傳(chuan) 統並未中斷。如《左傳(chuan) 》僖公十五年記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yu) 秦，遇歸妹之睽。……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cong) 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遝背憎，職競由人。’”

韓簡提出“先君敗德非筮數所及”，並引《詩》“職競由人”一句，表明他關(guan) 注的仍然在人的德行，而不在筮占之吉凶，對占筮表現了一種理性的態度。再如《左傳(chuan) 》襄公九年：

穆薑薨於(yu) 東(dong) 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薑曰：“亡！是於(yu)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ti) 之長也；亨，嘉之會(hui) 也；利，義(yi) 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ti)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yi)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yu) 於(yu) 亂(luan)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yu) 此，弗得出矣。”

穆薑在此提及“四德”之說。這種“四德”說，從(cong) 上下語境看，似非穆薑的創造，而可能是當時已有的成說。雖然我們(men) 無法確定“四德”說起於(yu) 何時何人，但無論如何，它產(chan) 生甚早，並為(wei) 後來的《易傳(chuan) ·文言》所采用並做進一步發展。應當說，這種對於(yu) 《易》的認識對孔門易學產(chan) 生了積極的影響。

另如《左傳(chuan) 》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wei) 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嚐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nei) 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nei) 倡和為(wei) 忠，率事以信為(wei) 共，供養(yang) 三德為(wei) 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wei) 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子服惠伯提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和“《易》不可以占險”的說法，這是人們(men) 在長期的社會(hui) 生活中，逐漸體(ti) 會(hui) 而上升到理性認識的結果，這意味著人們(men) 對卜筮的效驗產(chan) 生了懷疑，更準確地說，是將卜筮與(yu) 人的道德、品行聯係起來。從(cong) 中可以發現，人們(men) 由對神秘的卜筮的信賴轉向對行為(wei) 的道德要求，“德義(yi) ”觀念再次凸顯，理性主義(yi) 逐漸提升。

通過分析《左傳(chuan) 》中的幾則資料，我們(men) 可以看出，春秋時期存在著一個(ge) 以德解《易》的“易教”傳(chuan) 統，盡管這一傳(chuan) 統在今天看來有些若隱若現。不管是韓簡、穆薑，還是子服惠伯，他們(men) 對《周易》的態度，上承了文王、周公的“演德”路線，以理性的態度，高揚了人的道德修養(yang) 的重要意義(yi) ，對孔門人文易學的產(chan) 生有著重大影響。孔子“易教”思想雖然主要源自文王、周公，但不能否認春秋時期“易教”傳(chuan) 統對孔子也產(chan) 生了積極的影響。

注釋：

[①]顧頡剛先生認為(wei) ，《易經》卦爻辭的“著作年代當在西周初葉”。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A].古史辨[C].第三冊(ce) .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這一說法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後來又有學者陸續添補新證，證明顧氏的觀點。詳參李學勤.周易經傳(chuan) 溯源[M].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1—14.有學者從(cong) 語言的比較和文獻的比較來考論《易經》的年代，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參見廖名春.周易經傳(chuan) 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17—202.

[②]賴文載台灣《孔孟月刊》總473至484期。鄧文載《周易研究》1994年第3期。

[③]“《易經》本是筮書(shu) ”，乃高亨先生說。高亨.周易古經今注[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8.另外持此說的還有很多學者，如李鏡池，參看李鏡池.周易探源[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8.

[④]參金景芳早期著作《易通》，此書(shu) 作於(yu) 1939年，不為(wei) 時俗所動，堅持己說，見金景芳.學易四種[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後一直堅持此說，見金景芳講述，呂紹綱整理.周易講座[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M].（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關(guan) 於(yu) 《周易》中“時”的哲學，可參劉彬.論《周易》中“時”的哲學[A].黃懷信、李景明主編.儒家文獻研究[C].濟南:齊魯書(shu) 社,2004.程石泉:易辭新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2—219.

[⑥]參見廖名春.周易經傳(chuan) 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00.對於(yu) 《易經》的雙重性質，很多學者皆有論述，當然各家對這種雙重性的程度估計各有差異。參看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金春峰.《周易》經傳(chuan) 梳理與(yu) 郭店楚簡思想新釋[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29-31.

[⑦]本文所用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引文皆以《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一冊(ce)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經傳(chuan) 釋文》和廖名春《帛書(shu) <易傳(chuan) >初探》所載《帛書(shu) <易傳(chuan) >釋文》為(wei) 主，參考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第六輯所載陳鬆長釋文，斟酌損益。為(wei) 行文方便和排版需要，徑以相應簡體(ti) 寫(xie) 出。如“亓”直接寫(xie) 作“其”。下不出注。

[⑧]魯國因為(wei) 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因此享有特殊的禮遇，可擁有“天子之禮樂(le) ”，地位特殊，非其他諸侯國所能企及，參楊朝明先生.魯國禮樂(le) 傳(chuan) 統研究[J].曆史研究，1995(3).

[⑨]詳參廖名春.周易經傳(chuan) 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11；薑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M].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3.352—370。

[⑩]詳參楊慶中.周易經傳(chuan) 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05.100-107.

[11]如楊柳橋先生所說：“《周易》之為(wei) 書(shu) 也，彌綸天地，洞體(ti) 幽明，極深研幾，窮神知化，開物成物，旨遠辭文，洵我中華古代文化之寶藏也。迨及春秋，周德日衰，斯文漸絕，率目《周易》為(wei) 卜筮專(zhuan) 書(shu) ，易教於(yu) 焉大晦。”參見氏著.周易繹傳(chuan) [M].天津:天津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3.1.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