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賢大夫柳下惠與(yu) 孔孟思想

作者：宋立林

來源：《文史天地》2023年第1期

我們(men) 在研究儒學史的時候，往往會(hui) 忽略前孔子時代的重要人物，忽略了儒家思想乃是有著深遠的思想淵源的。研究儒家思想的淵源，我們(men) 不僅(jin) 要重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古代聖王，對於(yu) 賢人大夫等也應予以更大的關(guan) 注。比如柳下惠，這位春秋時代的賢人就受到了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的很大肯定，對儒家思想體(ti) 係的形成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

柳下惠，春秋時期魯國著名的賢人。魯大夫展無駭之後。姓展，名獲，字禽，又字季，死後諡“惠”，因食采於(yu) 柳下（一說居於(yu) 柳下），故稱柳下惠。曾為(wei) 魯國管理刑獄的士師，為(wei) 人道德高尚，正直誠信，直道而行，多次被黜。其生活年代約早於(yu) 孔子百餘(yu) 年。正是由於(yu) 其值得稱道的道德，使百餘(yu) 年後的孔子和二百年後的孟子對其交口稱讚，將其尊為(wei) 儒家理想人格的典範。本文試從(cong) 孔孟對柳下惠的論說評價(jia) 入手，討論儒學廣闊的思想淵源。

一、魯文化孕育的春秋賢大夫柳下惠

今人可能除了一個(ge) 不太靠譜但廣為(wei) 人知的“八卦”——“坐懷不亂(luan) ”之外，對於(yu) 柳下惠所知實在寥寥。但是清代學者劉逢祿卻評論說：“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yu) 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論語何述》）

在《國語》和《左傳(chuan) 》等史籍留下的資料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柳下惠的主要形象。其主要事跡可以概括為(wei) 以下幾點：1.柳下惠使乙喜以膏沐犒師（見《國語·魯語上》、《左傳(chuan) 》僖公二十六年）；2.柳下惠論臧文仲祭祀爰居非政之宜（同上）；3.批評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同上）；4.諫魯君賂齊之岑鼎不可為(wei) 贗（見《新序》、《呂氏春秋·審己》）。通過這些事跡，我們(men) 認為(wei) ，柳下惠乃是一位謹守周禮、仁智雙全的賢士，對儒家道德、倫(lun) 理等方麵有著大的影響，因此我們(men) 可以將之概括為(wei) “周代禮樂(le) 文明的守護人，原始儒家思想的先驅者”。

柳下惠塑像

柳下惠生當孔子之前百餘(yu) 年，雖然二人生活的時代環境有所不同，但在大的地域文化背景上，則有著深厚的關(guan) 聯。魯文化除了作為(wei) 一種地域文化之外，它還有一個(ge) 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備的地位。魯文化乃是周代文明在東(dong) 方的代表，或者說魯文化體(ti) 現的即是典型的周代文明。魯國作為(wei) 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因為(wei) 與(yu) 周公的特殊關(guan) 係，可以享受“天子之禮樂(le) ”，這是其他諸侯國都無法企及的。據《左傳(chuan) 》昭公二年記載，晉國的韓宣子在魯國觀看了《易象》與(yu) 《魯春秋》之後，更是讚歎道：“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也。”正是這種典型的周代禮樂(le) 文明的熏染，在魯國才湧現出了許多深諳周禮的賢人。柳下惠便是魯文化所孕育的一位賢大夫。

春秋時代，禮壞樂(le) 崩的情形越來越嚴(yan) 重，周代的禮樂(le) 文明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這種寬鬆自由的環境十分有利於(yu) 思想的發展，並且禮壞樂(le) 崩的混亂(luan) 局勢也刺激人們(men) 進行反思，或保守傳(chuan) 統，或突破傳(chuan) 統，各種思想觀念紛紛亮相，在這種思想觀念的激蕩之中，孕育了老子和孔子。雖然較之之後的戰國時代顯得有些不夠熱鬧，但縱觀整個(ge) 春秋時代思想界，不僅(jin) 在末期湧現了影響後世最為(wei) 深遠的老子和孔子這兩(liang) 大文化巨人，而且還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各色思想特點的賢人、大夫，比如我們(men) 的哲學史過去經常提到的管仲、史墨、子產(chan) 、晏嬰、史伯和、範蠡等。這些都為(wei) 孔子創立儒家思想學說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在這些前孔子時代的思想家中，柳下惠也是一個(ge) 不應忽視而久被忽視的一位。

二、柳下惠對孔子的影響

孔子能夠創立儒家思想學說，與(yu) 他的文化觀密切相關(guan) 。孔子的文化觀，我們(men) 可以概括為(wei) 兩(liang) 點：一為(wei) 文化的“因革損益”說，一為(wei) “述而不作”論。正是孔子認為(wei) 文化是“因革損益”的關(guan) 係，所以他自己對待文化采取了一種“述而不作”的態度。所謂“述而不作”，就是對文化遺產(chan) 更加注重繼承傳(chuan) 述，而非一味追求創新。其實，孔子正是借助於(yu) “述”而實現了自己的“作”，“寓述於(yu) 作”。孔子從(cong) 幼年時代起，就對文化問題產(chan) 生了極大的興(xing) 趣，並立誌建立自己的學術，弘揚先王之道。於(yu) 是，孔子一生勤奮好學，轉益多師，博覽群書(shu) ，不僅(jin) 向當代的著名學者、思想家、藝術家們(men) 學習(xi) 各種知識、思想，而且非常注意從(cong) 前人那裏汲取思想的養(yang) 料。在《論語》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他對管仲、子產(chan) 等賢人的推崇，從(cong) 他們(men) 那裏受到諸多啟示，將他們(men) 身上所展現的優(you) 秀思想吸納進自己的思想學說之中。在《論語》和《孔子家語》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幾點孔子對柳下惠的評價(jia) ，從(cong) 中可以知道，孔子與(yu) 柳下惠有著怎樣的思想關(guan) 聯。

在《論語·微子》篇記載了一件關(guan) 於(yu) 柳下惠的“三黜”的事跡。“柳下惠為(wei) 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關(guan) 於(yu) 柳下惠三黜之事，亦見於(yu) 《荀子》《戰國策·燕策》《新序·雜事篇》《列女傳(chuan) 》諸書(shu) ，惟詳略不同而已。《論語》此處文字，似乎與(yu) 孔子無關(guan) ，僅(jin) 屬一條敘述材料。其實，朱子《集注》引胡氏即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而《孟子疏》引此章，便首冠“孔子雲(yun) ”三字，不知是否有所據。除了柳下惠自謂“直道事人”，其“直道”精神，還體(ti) 現在他對時政的批評和抨擊上。他不顧自己人微言輕，出於(yu) 對周禮的維護，出於(yu) 對道義(yi) 的堅守，他對臧文仲祀海鳥爰居表示了極大不滿，並予以批評，由於(yu) 其論有理有節，終使臧文仲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而對夏父弗忌亂(luan) 昭穆之事的批評，同樣體(ti) 現了柳下惠的直道精神，敢於(yu) 觸犯權貴，敢於(yu) 維護周禮和道義(yi) 。正是這樣的原因，可能才導致了“三黜”的結果，但其所體(ti) 現的精神，卻深深影響著後來的儒家。

柳下惠之“直道”精神，其實是符合孔子儒家精神的。不管是孔子還是孔門弟子後學對此事的稱引，似乎毫無貶斥之意。而從(cong) 此事本身來看，其中體(ti) 現的不僅(jin) 是柳下惠的“不去父母之邦”的愛國精神，也是其堅守道義(yi) ，直道而行的人格品質。然而在本篇，還記有孔子對先賢行事為(wei) 人的評價(jia) ：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yu) ！”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lun)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yu) 是，無可無不可”（《微子》）。

如果將此評價(jia) 與(yu) 上麵的記載聯係起來，似乎孔子是不同意柳下惠之行的，不符合孔子所謂的“無可無不可”的原則。然而，深究起來，我們(men) 認為(wei) ，此處的問題應當分開來看。其一，孔子與(yu) 柳下惠等的行事為(wei) 人的準則不同，或者說孔子對其人並不十分讚同，不完全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其二，孔子與(yu) 柳下惠的思想，從(cong) 根本上又是相通的，不僅(jin) 在愛國的精神上，而且從(cong) 對道的堅守上，都可以發現二人的共同處。孔子當年周遊列國離開魯國時，“遲遲吾行”，表現的就是對父母之邦的無限深情和依依不舍。而孔子的“無可無不可”的中庸之道，並非與(yu) “直道而行”，“言中倫(lun) ，行中慮”是完全對立的，中庸之道中包含著直道。而孔子本身的行事，也是如此。當自己的道在魯國無法推行下去的時候，他毅然離開魯國；在周遊途中，凡所遇不合其道時，孔子往往選擇離開。在這一留一去的表象背後，體(ti) 現的恰恰是柳下惠與(yu) 孔子同樣的對道的堅守和信念，是一種高貴的人格氣質。孔子對“直”也是持肯定態度的。孔子將“直”和其他諸如“恭”“敬”“慎”“勇”等一起納入到人生修養(yang) 的德目之中。如《泰伯》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luan) ，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yu) 親(qin) ，則民興(xing) 於(yu) 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陽貨》載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luan)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等等。孔子所謂的“益者三友”其中就有“友直”一項。因此孔子對先賢的“直”有所稱述，如稱“直哉史魚”。對弟子們(men) 提出了“質直而好義(yi) ”的要求。而且，孔子對“直”有著自己的理解。他不同意微生高“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yu) 之”的做法，他認為(wei) 那並非“直”；他也不同意葉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直躬”，而主張“父為(wei) 子隱，子為(wei) 父隱”。他認為(wei) 在這形似悖論的父子互隱中，“直”已經存在了。而對於(yu) 有人提出的“以德報怨”的說法，孔子也予以修正，認為(wei) 應當“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所有這些足以表明孔子對“直道”的肯定。而柳下惠的“直道”無疑對孔子有著較大的影響，以至對此時常提及，於(yu) 是弟子後學們(men) 才將之記錄下來，編進了《論語》之中。

孔子對柳下惠是許以“賢”者的。《衛靈公》篇記載，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yu)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yu) 立也。”類似的記載又見於(yu) 《家語·顏回》篇，在該篇中孔子同樣是以“下展禽”為(wei) 臧文仲“三不仁”之一。

在《家語·弟子行》還記載了孔子向子貢論先賢之行的一段文字，其中提道：“孝恭慈仁，允德圖義(yi) ，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在這短短的十幾個(ge) 字的評語中，孔子將孝、恭、慈、仁、輕利重義(yi) 的多種道德品質賦予了柳下惠，可見在孔子心目中，柳下惠可以稱得上儒家人格的一種楷模了。

柳下惠之“惠”乃是其妻所擬的諡。根據柳下惠妻的看法，對其一生行事予以了評價(jia) ，認為(wei) 諡為(wei) “惠”是比較適宜的。而“惠”本身在後來也成為(wei) 了儒家的重要德目。比如，孔子對鄭國執政子產(chan) 十分推崇，認為(wei) 子產(chan)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一即是“其養(yang) 民也惠”。在《論語·堯曰》中，孔子還說“君子惠而不費”，而所謂“惠而不費”，就是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柳下惠作為(wei) 孔子之前的先賢，其德行、思想對於(yu)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其實，柳下惠的“惠”包含著多重含義(yi) 。一方麵，他雖有大德無高位，但仍堅守自己的道德，直道而行，當祖國有危難之時，能夠挺身而出，獻計獻策，表現了高尚的愛國情懷。另一方麵，他從(cong) 道義(yi) 出發，秉持周禮，誠實守信，維護了周代禮樂(le) 文明，從(cong) 更高的精神層麵為(wei) 後人樹立了榜樣。因此，柳下惠的所作所為(wei) ，是符合儒家對於(yu) “惠”的詮釋的，當之無愧地成為(wei) 了孔子稱讚的“賢人”。

從(cong) 孔子與(yu) 柳下惠的思想觀念來看，二人在精神氣質和文化觀上存在著極大的相似性。比如，麵對禮崩樂(le) 壞的局麵，二人都表現出了不滿，對於(yu) 禮樂(le) 傳(chuan) 統他們(men) 更多地是持保守的態度。這在一個(ge) 以打破傳(chuan) 統為(wei) 潮流的時代，對傳(chuan) 統的恪守和尊重，顯得十分的難能可貴。也許正是在氣質上的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孔子才對柳下惠予以了很高的評價(jia) ，並將其思想觀念吸納進儒家思想體(ti) 係之中。

三、柳下惠對孟子的影響

後於(yu) 孔子百年的孟子，是戰國時期一位儒學大師，在儒學思想體(ti) 係的形成過程中，具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那麽(me) ，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又是一個(ge) 何等樣的人呢？

在《孟子》一書(shu) 中，孟子也多次提到柳下惠，並予以了高度評價(jia) ，當然其間也透露出孟子的極為(wei) 強烈的道德理想主義(yi) 色彩。《公孫醜(chou) 上》記載了一段孟子對伯夷、柳下惠的評價(jia) ，其中他如此評價(jia) 柳下惠：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wei) 爾，我為(wei) 我，雖袒裼裸裎於(yu) 我側(ce) ，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yu)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在孟子看來，伯夷、柳下惠雖然各有常人無法企及的道德品質，然而卻皆非“中道”，各有所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正如朱子所論：“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如果單從(cong) 此處去看，孟子對柳下惠的評價(jia) 似乎並不高，甚至帶著批評的口吻。但如果從(cong) 《孟子》全書(shu) 的評價(jia) 來看，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即使從(cong) 本段的敘述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也在很多方麵有著超常的道德操守。如“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yu) 其他書(shu) 中的敘述是吻合的。證明當時人們(men) 對柳下惠的行為(wei) 、道德是有共識的，隻是由於(yu) 立場和思想高度不同，而評價(jia) 稍異而已。

柳下惠的德行，到底是否像孟子所說的“君子不由”的“不恭”呢？在《告子上》，孟子的評價(jia) 卻是另一番樣子：“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在這裏，孟子將同樣的行為(wei) 許之以“仁”，而有所稱道。看來，孟子也遵循了孔子“無可無不可”的“中庸之道”，能夠從(cong) 不同的角度予以論說。

在《萬(wan) 章下》，孟子再一次提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但接下來卻這樣評價(jia) 道：“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與(yu) 《公孫醜(chou) 上》所論稍有不同。在此處，孟子已經將柳下惠與(yu) 伯夷同孔子並稱為(wei) “聖人”了。當然，孟子還是將最高的榮耀光環戴在了孔子的頭上。在孟子心中，柳下惠雖然身懷高德，不受重視，位與(yu) 德處於(yu) 一種矛盾之中，但他毫不在乎，依然固守道義(yi) ，其影響如同春天之“惠風和暢”，足以教化民眾(zhong) 。這樣的人當然可以稱之為(wei) “百世之師”的“聖人”了。“和”，是孔子儒家所力行倡導的道德、思想的至高境界。柳下惠，在孟子這裏成了儒家的“和聖”，是“和”的思想境界之典範，而這種“和”的背後，卻也有另一種“狷介”的精神，體(ti) 現的恰恰是儒家那種“和而不流”的要求。在《盡心上》，孟子讚許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熹說“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是得其精義(yi) 的。

孟子以其強烈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精神，為(wei) 儒家尋找、樹立了諸多理想人格的典範，是儒家“希聖希賢”理念的集中體(ti) 現。而孟子所樹立的柳下惠的形象，達到了相當高的標準，進入了“聖人”的境界。這與(yu) 孔子不輕易許人以“聖”，亦不隻許為(wei) “聖”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不僅(jin) 體(ti) 現了時代的不同對儒家思想發展的影響，也展現了孔、孟不同的性格特點。柳下惠經過孔、孟的不斷推崇，業(ye) 已進入儒家聖賢的行列，其行事及其思想，成為(wei) 了儒家重要的人格典範和思想資源。

通過分析孔孟與(yu) 柳下惠的關(guan) 係，我們(men) 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儒學之形成，源遠流長。儒學就像一條大河，融匯百川，而柳下惠之屬，便是那百川眾(zhong) 流。正是這種廣闊的學術思想背景，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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