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理論的創新何以可能？

作者：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副教授）

來源：《天府新論》2016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二月十五日乙巳

           耶穌2016年1月24日

《天府新論》 編者按：

百餘(yu) 年前，清政府實行學製改革，從(cong) 此拉開了對西學亦步亦趨的大幕。置身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遭受比佛教輸入更為(wei) 激烈的西學衝(chong) 擊。道術為(wei) 天下裂，傳(chuan) 統的人文教化之學分化為(wei) 現代諸人文、社會(hui) 學科，儒家學統隨之崩解。學統是道統的肉身，道非學不明，學統不立，道統焉傳(chuan) ？反省以現代西方學科範式來改造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削足適履，構建中國學術的自主性以重建學統、賡續道統，毋寧說是現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現代中國學人的天命所在。

基於(yu) 此，《天府新論》編輯部聯合弘道書(shu) 院，於(yu) 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廟共同主辦了“範式轉移與(yu) 學統重建——現代學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討會(hui) ，這是繼去年我刊主辦“儒家思想與(yu) 中國改革”研討會(hui) 後的第二屆“天府新儒學論壇”。 此次會(hui) 議邀集了法學、政治學、外交學、心理學、曆史學、哲學等學科代表，圍繞學科分化、範式轉移、理論創新、經學複興(xing) 和學統重建等議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在此輯錄會(hui) 議精彩發言以饗讀者。以下內(nei) 容已經發言者審訂，本刊略有刪節。

政治學，在傳(chuan) 統中它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如果你對“世”不能夠有真切的了解，那這個(ge) 用恐怕致得會(hui) 比較走樣。那我為(wei) 什麽(me) 要講這個(ge) 題目呢，事實上也是我最近幾年在政治學界，對當前的學術發展尤其是政治學理論發展的一個(ge) 觀察而初步形成的一些心得。當前的政治學理論界其實有很強的一種理論創新的焦慮或者衝(chong) 動。為(wei) 什麽(me) 呢？這個(ge) 背景如果遠的說來，我們(men) 可以看到當代政治學的發展是80年代之後學科恢複的一個(ge) 產(chan) 物。在80年代之前，1949年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政治學其實是消失掉了。而80年代之後是在鄧小平的一個(ge) 指示的基礎之上恢複了它，恢複了之後，我們(men) 這個(ge) 學科的發展，其實表現出來與(yu) 民國或者說民初政治學初建時候的麵貌比較相似的一些特征，就是大力地引進西學。因此，當代的中國政治學的學科重建和恢複，我曾經稱之為(wei) 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最近我有篇文章也探討其發展。我把它稱之為(wei) 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其實是相對照我們(men) 在民國年間初步建立起來的民國政治學而言的。民國政治學在我看來，其實正是在試圖斬斷與(yu) 傳(chuan) 統道、學、政這樣一個(ge) 體(ti) 係的紐帶之後，無論是從(cong) 日本、德國還是英、美、蘇俄，大力引進現代政治學，包括法學，而形成的一種知識運動。這個(ge) 知識運動內(nei) 部的精神其實是可以用新文化運動那樣一個(ge) “啟蒙”來作為(wei) 標誌的，而80年代的學科恢複，同樣在非常典型的這種動向上是要接續、紹續原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想，但是這個(ge) 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和原來的老啟蒙有一點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本身還需要在共和國的這樣一個(ge) 事業(ye) 當中，麵對前30年遺留下來的革命遺產(chan) 。

問題在於(yu) ，這樣一種新啟蒙主義(yi) 的政治學，為(wei) 什麽(me) 有我剛才講的一個(ge) 很強的理論焦慮和理論創新的動力或衝(chong) 動呢？因為(wei) 麵對近幾十年來的政治發展，它發現自己越來越講不好故事，或者說提不出一套比較有解釋力、說服力的理論闡述，以及進一步的理論規範，或者理論導向。那這種現象其實可以說促使了海內(nei) 外研究中國政治學的很多的一流學者紛紛來反思這個(ge) 問題，於(yu) 是就提出我們(men) 要進行基礎性理論的創新，或者基礎性理論的原創。這樣的一種提法可以說在最近一兩(liang) 年的海內(nei) 外政治學圈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我自己其實會(hui) 發現，在進行這樣的一種嚐試的時候，它本身會(hui) 展開一種學術的活動，即提供一套對於(yu) 當下中國政治發展的完整的、自我理解、自洽的一種學術言說，而這種完整的學術言說很多情況下是就30年論30年，或者是就60年來論60年。然後有更深入者是想要把這個(ge) 60年，或者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發展放到整個(ge) 中國的大的政治，或者大的文明政治傳(chuan) 統當中，進行通貫式的一個(ge) 解釋和理解，這是目前最敏銳的一些學者想要做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怎麽(me) 理解現代中國政治發展，我把它放到一個(ge) 更大的框架、更大的脈絡當中，這個(ge) 大的脈絡可以是30年、60年、20世紀的中國政治，最大的就是幾千年的中國的政治發展。那在進行這樣的努力的時候，我個(ge) 人觀察會(hui) 有這樣一個(ge) 感覺，特別是政治學者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他本身是想要做一種貫通性的、打通性的學術工作，但是實際上存在嚴(yan) 重的精神斷裂，不僅(jin) 是當前這一代，其實在20世紀的中國政治學家那裏都有不同程度的體(ti) 現。這個(ge) 斷裂主要是發生在他們(men) 所觀察到的這樣一個(ge) 現代中國政治發展，和中國既有的不斷發展變化的那樣一個(ge) 大傳(chuan) 統之間。這個(ge) 斷裂發生在所謂的現代和傳(chuan) 統之間，在這個(ge) 方麵其實我會(hui) 發現他們(men) 中的一些人，比如說現在五六十歲的、最具有學術貢獻力的這一批學者，一個(ge) 最重要的學術限製是麵臨(lin) 一種認識論上的挑戰。

怎麽(me) 樣把自己觀察到的、自己關(guan) 切的和自己想要努力解釋的政治經驗，真正地與(yu) 自己身處的這樣一種文明政治傳(chuan) 統之間的聯係有效地搭建起來？他們(men) 想要突破這樣一個(ge) 認識論上的限製，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大的挑戰。這個(ge) 挑戰來自什麽(me) 地方呢？基本上我覺得他們(men) 的這個(ge) 挑戰，其實就是有點呼應我剛才講的這個(ge) ，作為(wei) 一種新啟蒙主義(yi) 的政治學，在最根本的精神上，其實是會(hui) 有一種進步主義(yi) 的，或者說啟蒙主義(yi) 的理性上的僭妄。就是說，他會(hui) 覺得傳(chuan) 統的這一套和現實的這一套本質上還是很不一樣的，或者說很難真正地打通這裏麵的一些溝溝道道。因此，最表象的一個(ge) 表現，我稱之為(wei) 顯性的自負自大，他會(hui) 覺得這兩(liang) 者關(guan) 係不是很協調，我們(men) 是要摒棄掉那個(ge) 傳(chuan) 統，重建現代傳(chuan) 統。

其實，現在很多成熟的學者不會(hui) 再這樣去講，但是換過來還會(hui) 出現一種隱性的自負自大。當我們(men) 麵對傳(chuan) 統的時候，如果是比較深入地去進行研究，我們(men) 會(hui) 覺得它是一個(ge) 比較長期的數代人積累下的經驗和理論，這裏麵可以說有非常豐(feng) 富的內(nei) 在的張力和活力。我們(men) 很難簡而言之，或一言以蔽之，或者簡單化地提出一些generalization。我記得盛洪老師有一本書(shu) 叫《在傳(chuan) 統的邊際上創新》，論到創新一定是在傳(chuan) 統的邊際上進行創新，如果你對傳(chuan) 統的理解不夠周延深切的話，你談不上創新。我剛才講的這種隱性的自負，現在有一種趨向就是，他會(hui) 傾(qing) 向於(yu) 用現代人理解的一套政治的概念返過來去看傳(chuan) 統，然後在這樣的一個(ge) 有色眼鏡的解釋下，把他眼中的傳(chuan) 統和當代他對中國政治的這種解釋做一個(ge) 勾連和匯通。話說起來有一點繞，其實就是說他用某種現代人對傳(chuan) 統的偏見性視野來進行對傳(chuan) 統的割裂、割截和迻用，兩(liang) 者之間其實是有一點循環論證的意思。

我覺得我們(men) 如果是要真正進行政治學理論的創新，如果想要突破剛才講的認識論上的限製和挑戰，就一定要真正地去理解什麽(me) 是傳(chuan) 統。我這句話對於(yu) 搞文史哲的來說，其實不是什麽(me) 新意。但是對於(yu) 當下做政治學的、做法學的，要做到這一點，現在看起來非常難。尤其是搞政治學的，因為(wei) 在這方麵的積累太過薄弱，受到現代的進步主義(yi) 、啟蒙主義(yi) 的信念的影響太過強烈，因此很難突破。

當然，如果突破的話，我想一個(ge) 重要的實質的轉變其實是一種文化意識或文明意識的轉換或自覺。有這樣的一種文化意識、文明意識和文教意識的轉換自覺之後，再去理解傳(chuan) 統，再去理解傳(chuan) 統當中的道、學、政這些複雜的關(guan) 係和機理，我們(men) 會(hui) 對現代政治、傳(chuan) 統政治之間的關(guan) 係有不同的理解視野。

在這裏我覺得，傳(chuan) 統裏麵的經史思維、經世思維、政學傳(chuan) 統，可以給我們(men) 啟發，改變很多我們(men) 受西方的古典政治學或現代政治學影響而形成的對政治的定見和偏見。在這方麵，我覺得中國的文明政治傳(chuan) 統裏麵有很多的議題值得我們(men) 再考慮和再闡釋，以及再應用。比如說天人關(guan) 係，比如說我們(men) 講的天命，你如果是看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學理論、政治思想的這種解釋會(hui) 很有意思。你可以比較，董子的《天人三策》裏怎麽(me) 樣理解天命，王夫之的《宋論》裏講太祖得天下怎麽(me) 樣理解天命，你會(hui) 發現對天命的理解其實是大不一樣的，從(cong) 天人感應災異說，到天人以心為(wei) 紐結的天心天德說，天命是有非常大的我們(men) 講的這種範式轉移，以及學統的不斷更化的意味。那這樣一種傳(chuan) 統你能真正接續它嗎？這個(ge) 傳(chuan) 統如果是放到今天，你在講中國的這種天命的時候，你真的能在傳(chuan) 統的根基上進行創新嗎？類似的概念還有很多，比如說德、理、法、憲、任人、任法、文治、大一統、民本、治道、天下、王道、君子等等。這些東(dong) 西無論是概念也好，議題也好，觀念也好，其實我覺得它們(men) 的生命力從(cong) 來沒有消失過。經典或許消逝了，但是經典背後的精神、信念，對於(yu) 人世間這種經綸規則的效用，我們(men) 看20世紀的現代中國曆史，很難一以斷之說真的就消亡了。或許它是以各種變異了的形式繼續發揮著作用。問題就在對於(yu) 曆史學家也好，政治學者也好，隻有真正地認識到傳(chuan) 統，你才能認識傳(chuan) 統的各種變異，以及傳(chuan) 統的各種替代，甚至傳(chuan) 統的各種超越。因此我總結一句話，我曾在《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及其異議者》一文裏麵提出了一個(ge) 分析框架，就是文明傳(chuan) 統、時代精神、權力結構構成了我們(men) 當下政治學理論謀求超越的一個(ge) 三維架構，而20世紀的中國政治學發展牢牢地被時代精神與(yu) 權力結構攫取支配，唯獨缺失了文明傳(chuan) 統這一脈的深切滋養(yang) 。如果今天中國政治學的理論創新得以可能的話，那它一定是在政治學的現代化、科學化和專(zhuan) 業(ye) 化之外，同時進行部分的傳(chuan) 統化、儒家化和經世化，才有可能真正地在中國現代轉型中，確立它的使命感和它進一步發展的方向、議題和論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