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代書院到現代大學（盛洪）

在一個周末，我來到五夷山。茫茫煙雨之中，隻見蜿蜒浩蕩的九曲溪環繞著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無數飛瀑，山色雄奇神秘。當我登上天遊峰頂時，一片雲霧襲來，眼見附近山峰由彩色畫麵變成一幅水墨畫；當雲霧退去時，黑白畫麵又恢複了豐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當初朱熹和他弟子們沐浴在這樣的山光水色之中，難道不會對他們的思想文章產生重要的影響嗎？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於是匆匆來到雲窩附近的精舍遺址。當年書院的遺跡幾乎無法辨認，然而精神似乎決定了物質。這裏正在興建一座名為紫陽書院的仿古建築。在南宋時，這裏與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遠邊疆。但兩者不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為一個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則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宮室園林；在五夷山，則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雜的宮廷禮儀；在五夷山則有坦蕩的學術爭鋒。比起杭州，五夷山更為自然，更為超越。這種自然的與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學的風格。

從唐到宋，中國社會正如許多著作家所說，發生著一個重大的轉折。隨著人口的增加，社會變得更為複雜，以傳統的世家大族為基礎的政治結構越來越難以駕馭整個社會。作為結果，唐代開始了科舉製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進一步衰落。盡管先秦儒學完成了將原始宗教理性化的過程，但仍沒有完全超越家族製度。在另一方麵，理性主義的儒學雖然能夠激勵士人超越生命，對普通老百姓則借用傳統的祖先崇拜維持信仰。與從印度傳入的佛教相比，儒學似乎缺少神聖性。再加上工商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增進，又擴大了知識的視野。這時的儒學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於外部資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為神聖的信仰；要一般化，則要發現更為普適的宇宙原理與社會準則。很自然，更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莊哲學就成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養分。“自然”與“名教”之爭，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優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對人間製度的批判和挑戰。借助於“道”的概念，儒學的“天”可以深化為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共通的規則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層麵，“天理”之天更為神聖，既可以統攝更大範圍的社會，又可使人的心靈有所寄托。在社會層麵，比之“禮”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質。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權。相信“理一分殊”，宋儒們並不僅限於對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們也在各種具體的知識中豐富對一以貫之的“理”的認識。對“格物致知”的執著，又使宋代儒學包容了科學的成分。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民間書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還有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嵩陽書院等等。應當承認，官方的學術機構對於學術的普及和發展仍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於官方的雄厚資源，官學在整理已有文獻的集大成方麵有著優勢，如《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編纂。然而官學容易受到政治傾向的影響，在學術上禁忌較多，缺少創新精神，易於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學術創新和思想革命幾乎都發生在民間學術機構之中。先秦儒學誕生於孔子的私學之中；老子雖是周王朝官方圖書館的學者，但《道德經》卻是在他走到民間以後寫就的；宋代的儒學革命則出現於民間書院之中。很難想象，有周敦頤而沒有濂溪書院，有二程而沒有嵩陽書院和伊川書院，有朱熹而沒有嶽麓書院、鵝湖書院和五夷精舍，有張載而沒有橫渠崇壽院。在民間的書院中，由於沒有政治傾向的約束，學術可以朝各種可能的方向發展，從而更有“自由之思想”；書院也多自成一體的財政機製，如多有學田，從而在經濟上保證了“獨立之精神”；書院的“會講”製度，成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競爭和交流的機製，進而激發了更多的學術創新；不同學派一流高手的“會講”，如嶽麓書院的“朱（熹）張（軾）會講”，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更成為千古文化盛事；書院本身的學生，自然也就成為新思想體係的載體，成為不同思想的“市場”，最終決定著這些學術創新的命運。因此，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書院就不可能出現宋代的儒學革命。而儒學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學，順應了唐代以後中國社會的變化，成為了宋以後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從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變革。

而從西方曆史來看，近現代大學的崛起，則幫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曆史變遷，即文藝複興運動導致的現代化。自中世紀末期起，在教會的大學中就開始了對古希臘文獻的翻譯工作，這些文獻顯然對後來的文藝複興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這以後，大學承當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識創新的角色。這一切成功都和大學的本質相關。由於著名大學多是民間非盈利的私立大學，在這裏任何對思想的幹擾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與之相關，大學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學派、不同領域甚至不同文化，雖然在實際中，最後一個方麵的包容性較差。這也可以從大學的拉丁文詞根 ūniversus 中看出，其字麵意思是“一個特定的方向”，但實際意思是“作為全體、全部”的意思，與universe 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學還有很好的辯論風尚和批評規則。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時，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種各樣的學術討論會。學院經常邀請其他機構的學者來演講，然後進行討論。思想爭鋒異常激烈。因為自由，因為“全”，因為存在著公平的學術競爭與交流，才能造就大師級的人才，因為他可以自由選擇任何文化或知識的組合進行學習，並在學術交鋒中激發出新的靈感，改進自己的理論，從而會產生我們永遠想象不到的學術結果來。

如今，毫無疑問，我們的文明又麵臨著新的前所未有的變遷。近代以來的社會動蕩和變革，使家族體製受到致命的打擊；工業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離開定居的村莊，家族體製受到了進一步的瓦解。社會關係越來越多地不是血緣的和姻緣的關係，因而更為超越也更為一般。在另一方麵，中華文明麵對著眾多不同於自己的其它文明，它們用各種方式，戰爭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對中華文明提出挑戰，同時又帶來了許多文化和思想的資源。中國人更要與其他文明的傳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全球的社會中。我們需要更為綜合、更為神聖、更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決我們麵對新的巨大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文化問題。我們需要實現這一文化任務的新的文化載體和組織。

顯然，這樣的機構應該是民間的非盈利組織。它獨立於政治、商業和傳媒等其它力量，使它超越而自由，從而能保證它在文化和學術上的創新性。它的民間性質還使它擺脫政府分配資源時不可避免的弊端，從而保證學術標準的純潔和嚴肅。它將盡可能地將全人類的文化和知識財富列入研究和教學的範圍。作為一所中國的學術機構，它顯然首先挖掘中國豐富的思想與文化資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資源。作為一所現代的學術機構，它顯然應將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源，包括其科學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資源納入其中。作為一個更有包容性的學術機構，它顯然也不應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以及許多少數民族文明的文化資源。這不僅體現在學科的設置上，而且體現在建築風格上。當然，不同文明的建築風格不應在這所大學中互相衝突，而應和諧相處，這顯然需要大師級的建築師。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規則的前提下，它鼓勵不同學術流派、不同學科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競爭和批評。它既是一所神聖的學術殿堂，又充滿了問題意識。因此它所產生的學問，既可以使學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間接地回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文化挑戰。

這樣的學術機構，既繼承了宋代書院的傳統，又吸納了現代大學的精神，從而有可能承當社會變遷時代的文化重任。有了這樣的大學，就會出現融會不同文化資源的新的學問。回想宋代，那些文化大師們哪個不是出入儒釋道三家的。惟有如此才成就了他們的學問，也成就了儒學革命。今天的學者也絕不會偏執於一種文化傳統，因而有著寬闊的文化胸懷，也有整合不同文化資源的功夫。這樣的大學將會給他們創造更好的條件。由此，我們可以期待新的文化大師，我們可以期待一個學術群星燦爛的時代，我們可以期待中華文明在回應挑戰中再一次崛起。

從宋代書院到現代大學（盛洪）

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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