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類形成了種種血緣群體(ti) ，無論是氏族或宗族，還是大小不等的家庭，皆崇尚親(qin) 親(qin) 之道。推而至於(yu) 國家、天下，乃至天地萬(wan) 物，莫非親(qin) 親(qin) 之體(ti) 現。故孟子講“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可見，對於(yu) 古人來說，親(qin) 親(qin) 不僅(jin) 是一般血緣群體(ti) 的基本準則，而且成為(wei) 遍及宇宙的普遍法則。換言之，不僅(jin) 我對父母、兄弟、妻子要講親(qin) 親(qin) ，此為(wei) 孝弟慈愛；而且，推至君臣、朋友、長幼之間，亦當講親(qin) 親(qin) ，此為(wei) 恭友仁忠；至於(yu) 天地之間，則為(wei) 民胞物與(yu) 。可見，親(qin) 親(qin) 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與(yu) 之相對，則為(wei) 尊尊的原則。大概在任何群體(ti) 中，不同人處於(yu) 不同的位置，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cong) 而形成了某種等級差別的秩序。因此，家庭內(nei) 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等差，社會(hui) 上則有長幼、君臣、上下之等差。而且，古代思想要求個(ge) 體(ti) 安於(yu) 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不能相逾越，由此形成了上下有等、尊卑有差的尊尊倫(lun) 理。一般來說，處於(yu) 尊者位置的個(ge) 體(ti) ，常常代表了某種集體(ti) 的力量，而卑者對尊者的服從(cong) ，不過是個(ge) 體(ti) 對集體(ti) 的服從(cong) 而已。譬如，就家庭而言，《儀(yi) 禮·喪(sang) 服》稱父為(wei) 至尊，父在家庭中的這種地位，不是因為(wei) 他作為(wei) 男性個(ge) 體(ti) 的強權，而是家庭必須有一個(ge) 代表，即家長，因此，家庭成員對家長的服從(cong) ，不過是個(ge) 體(ti) 對家庭這種普遍物的尊崇。個(ge) 體(ti) 必須服從(cong) 集體(ti) ，家庭如此，國家何嚐不如此？故臣民對君王的服從(cong) ，並非出於(yu) 男性的強權，同樣是出於(yu) 個(ge) 體(ti) 對崇高的集體(ti) 力量之尊崇。

無論親(qin) 親(qin) 還是尊尊，代表了人類社會(hui) 得以延續的兩(liang) 個(ge) 基本原則。親(qin) 親(qin) 體(ti) 現了自然的原則，而尊尊體(ti) 現了社會(hui) 的原則。個(ge) 體(ti) 基於(yu) 父母生養(yang) 的自然事實，遂由此處理一切家庭關(guan) 係及所派生出來的諸種社會(hui) 關(guan) 係，此為(wei) 親(qin) 親(qin) ；然而，個(ge) 體(ti) 始終生活在某種群體(ti) 之中，故必須克製自己的自然屬性，而服從(cong) 某種群體(ti) 的普遍要求，遂有對代表群體(ti) 之個(ge) 體(ti) 的尊崇。可以說，親(qin) 親(qin) 和尊尊兩(liang) 大原則，對於(yu) 個(ge) 體(ti) 與(yu) 整個(ge) 人類的存在，都是不過或缺的基本原則。

一

西周主要是一個(ge) 宗法製社會(hui) ，宗族雖然是一個(ge) 血緣群體(ti) ，但尊尊卻是壓倒性的第一原則。按照漢代公羊家的說法，周人尚文，即以尊尊原則為(wei) 主導；而殷人尚質，則崇尚親(qin) 親(qin) 的原則。殷代的真實情況不得而知，據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說法，殷人夫妻對坐而食，葬時別居，可見，至少在飲食和喪(sang) 葬的某些場合，夫妻間是相對平等的，不同於(yu) 西周時那種男尊女卑的格局。此外，大部分傳(chuan) 世和出土文獻都認為(wei) ，殷人普遍實行兄終弟及的繼承製度，這種先兄弟而後父子的做法，在公羊家看來，正是親(qin) 親(qin) 的體(ti) 現。可見，親(qin) 親(qin) 原則在殷代居於(yu) 主導地位，公羊家則直截認為(wei) 殷人尚質，就是基於(yu) 這種認識。

到了西周以後，隨著周初一係列封建諸侯的舉(ju) 措，逐步形成了宗法製度，從(cong) 而宗族成了周代社會(hui) 的基本單位。宗法之本意在於(yu) ，把有共同血緣關(guan) 係的個(ge) 體(ti) 或家庭團結起來。但血緣關(guan) 係卻有一個(ge) 的特點，即隨著世係的推衍，彼此間的血緣卻是愈益疏遠。俗語說“遠親(qin) 不如近鄰”，就是這個(ge) 道理。因此，周人設計出宗法製，目的是通過尊尊原則把血緣不斷疏遠的個(ge) 體(ti) 或家庭能永遠凝聚在一起。換言之，周人是在血親(qin) 或姻親(qin) 中建立了一種等級尊卑的關(guan) 係，甚至不惜讓親(qin) 親(qin) 之情屈從(cong) 於(yu) 尊尊原則，目的是為(wei) 了維持血緣團體(ti) 的整體(ti) 性存在。

然而，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後，隨著周天子權威的下降，封建製漸難得到維持，宗法原則逐漸被破壞了。司馬遷《史記》描述了當時“以下克上”的現實，即“弑君三十有六，亡國五十有二”，首先是天子之尊被破壞了，然後是諸侯、大夫也不那麽(me) 尊崇了，以至於(yu) “陪臣執國命”。可以說，此時尊尊原則從(cong) 根本上動搖了，宗族也逐步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兩(liang) 世、三世同居的小家庭。麵對這種新的社會(hui) 現實，公羊家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其意在救“周文之敝”。但如何救呢？對孔子來說，絕非簡單地恢複周代的尊尊原則，反而是“損周文”，即削弱尊尊的原則，而強化一直被尊尊壓抑的親(qin) 親(qin) 原則，用公羊家的說法，就是“益殷質”，即強化親(qin) 親(qin) 之情的重要性。公羊家甚至認為(wei) ，“《春秋》尚質”，換言之，親(qin) 親(qin) 才是《春秋》倡導的支配原則。自此以後，與(yu) 小家庭的社會(hui) 格局相適應，親(qin) 親(qin) 取代了尊尊，成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主導原則。

在《公羊傳(chuan) 》裏，儒家對“質”的理解，主要是強調了親(qin) 親(qin) 之情。對儒家來說，父子之親(qin) 最重，故《公羊傳(chuan) 》以弑父之罪為(wei) 大惡，且多不忍言。此外，《公羊傳(chuan) 》又突出了同母兄弟之情，至於(yu) 君臣之間，乃至凡人交接之際，莫不強調有親(qin) 親(qin) 之情。譬如，《春秋》於(yu) 大夫書(shu) 日書(shu) 卒之類，以見君臣之情；又於(yu) 劉文公書(shu) 卒，則見交接之情。可見，儒家雖立足於(yu) 血緣談親(qin) 親(qin) 原則，又進而擴充到一般的政治領域，可見，在《春秋》那裏，親(qin) 親(qin) 原則已成為(wei) 普遍性的原則。因此，公羊家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正是本著親(qin) 親(qin) 原則對崇尚尊尊的周禮進行改造，從(cong) 而構建出一套適於(yu) 以後兩(liang) 千多年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製度。

二

《儀(yi) 禮·喪(sang) 服》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即壓降，此原則突出反映了尊尊與(yu) 親(qin) 親(qin) 之間的矛盾。譬如，子女為(wei) 母應當服齊衰三年的喪(sang) 服，但是，如果母先父而死，則為(wei) 母服喪(sang) 要受到父的壓抑，即降一等服齊衰杖期。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

按照《喪(sang) 服傳(chuan) 》的解釋，父是至尊，而母隻是私尊，且夫相對於(yu) 妻亦是至尊，因此，當父在時，母尊是受到壓抑的，故子女為(wei) 母隻服到期年為(wei) 止。另外，又據《荀子·禮論》的說法，“至親(qin) 以期斷”，故就親(qin) 親(qin) 原則而言，父母於(yu) 子女是至親(qin) ，本該服到期年即可，若服三年之喪(sang) ，則是“加隆”的結果。但是，出於(yu) 何種原則而“加隆”呢？大致有兩(liang) 種說法：其一，依據《喪(sang) 服傳(chuan) 》進行推斷，則出於(yu) 尊尊而加降，即父因至尊而加至斬衰三年，母則因私尊而加至齊衰三年。因此，當母為(wei) 父所壓時，隻是不得伸其母尊，但親(qin) 親(qin) 之情並未受到壓抑。其二，《論語·陽貨》中記載了一段孔子與(yu) 宰我的對話，孔子認為(wei) 子女因報恩而為(wei) 父母服三年之喪(sang) ，則三年之“加隆”，乃出於(yu) 親(qin) 親(qin) 的原則。因此，如果父在為(wei) 母而壓降，則是親(qin) 親(qin) 之情受到了尊尊原則的壓抑。

既然為(wei) 父母服喪(sang) 三年，乃後人“加隆”的結果，那麽(me) ，一旦導致“加隆”的因素消除了，自當回歸到基於(yu) 親(qin) 親(qin) 而規定的本服。故就第一種解釋而言，父沒，母尊得伸，則子因至親(qin) 而為(wei) 母服期年，又因私尊而加隆至三年；若父在，則母子間唯有親(qin) 親(qin) 之情，故隻服本來之至親(qin) 服，即期年。然就第二種解釋而言，在西周宗法製下，親(qin) 親(qin) 受到尊尊原則的壓抑，其意義(yi) 不過局限於(yu) 家庭而已，因此，父沒，意味著親(qin) 親(qin) 原則不再受到壓抑，故得加隆。換言之，秦漢以後，親(qin) 親(qin) 原則壓倒了尊尊原則，故子女為(wei) 父母服喪(sang) ，應當無所壓抑，這種趨勢最終在唐武則天時得到了實現，即為(wei) 母服喪(sang) 不受父在的影響，皆得服三年。

此外，《喪(sang) 服》中關(guan) 於(yu) 子女為(wei) 出母服喪(sang) 的問題，也體(ti) 現了尊尊原則對親(qin) 親(qin) 的壓抑。按照《喪(sang) 服》的規定，子為(wei) 出母服齊衰不杖期，此種規定體(ti) 現了親(qin) 親(qin) 的原則，即出母雖為(wei) 父所休棄，但於(yu) 子女尚有親(qin) 親(qin) 之情，故得服期。但是，若嫡子承重，則於(yu) 出母無服。因為(wei) 此時嫡子承宗廟之重，代表了整個(ge) 宗族，故不得顧及母子之私情。顯然，母子間的親(qin) 親(qin) 之情受到了尊尊原則的壓抑。因為(wei) 嫡子若僅(jin) 作為(wei) 一個(ge) 自然個(ge) 體(ti) ，像庶子那樣，則可純粹因親(qin) 親(qin) 之情而為(wei) 母服喪(sang) ，但若作為(wei) 宗族代表的身份，則沒有為(wei) 宗族外某個(ge) 體(ti) 服喪(sang) 的道理。可見，此時尊尊原則壓倒了親(qin) 親(qin) ，親(qin) 親(qin) 之情自然就無法得到伸張了。並且，按照朱子的說法，即便不是嫡子，為(wei) 出母也是不服喪(sang) 的，換言之，在嚴(yan) 格的宗法製下，親(qin) 親(qin) 之情是可以斷絕的。

又據馬王堆漢墓所出的《喪(sang) 服圖》，其中規定子為(wei) 父服斬衰十三月，兄弟齊衰九月，而堂兄弟七月。這種規定頗異於(yu) 傳(chuan) 世的《儀(yi) 禮·喪(sang) 服》，大概反映了加隆前的喪(sang) 服服敘。換言之，在西周宗法製下，基於(yu) 親(qin) 親(qin) 原則的喪(sang) 服本不過如此，然自春秋以降，隨著宗法製的瓦解，尊尊原則逐漸讓位於(yu) 親(qin) 親(qin) 原則，當兩(liang) 世、三世同居的小家庭構成了社會(hui) 之基本單位，遂使小家庭中的親(qin) 親(qin) 關(guan) 係得以加隆。因此，同堂或同祖父的親(qin) 屬關(guan) 係皆得以加隆，即父子加隆至三年，齊衰兄弟加隆至期年，即十三月，而大功兄弟則加隆至九月。按照《荀子》“至親(qin) 以期斷”的說法，父子至親(qin) 最多不過服期年，然而，現在親(qin) 親(qin) 關(guan) 係越出了本來血緣的範圍，逐漸成為(wei) 社會(hui) 的普遍原則，而原來製約親(qin) 親(qin) 之情的尊尊原則被削弱了，因此，父子、兄弟、堂兄弟作為(wei) 家庭內(nei) 的基本血緣關(guan) 係，遂在喪(sang) 服上得以加隆了。可見，公羊家講孔子作《春秋》乃“損文用質”，這從(cong) 馬王堆出土的《喪(sang) 服圖》得到了證實，由此表明，秦漢以後，不僅(jin) 家庭以親(qin) 親(qin) 為(wei) 主導原則，乃至整個(ge) 社會(hui) 、國家，親(qin) 親(qin) 原則都起到了愈益重要的作用。

三

西周時，宗族構成了社會(hui) 的基本單位，故出於(yu) 共同祖先的親(qin) 屬，形成了大宗、小宗等大小不等的血緣群體(ti) 。無論是五世同居的小宗，還是百世不遷的大宗，都貫徹了親(qin) 親(qin) 的原則。然自春秋以降，宗族崩潰，兩(liang) 世、三世的家庭漸成為(wei) 社會(hui) 的基本單位，至秦法規定男子成年後必須分居，則古代家庭之小，莫過於(yu) 此時，而親(qin) 親(qin) 原則之體(ti) 現，不過限於(yu)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已。然自此以後，親(qin) 親(qin) 原則越出了小家庭的範圍，逐漸成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國家乃至天下的支配原則。因此，孟子講“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親(qin) 親(qin) 的主體(ti) ，遂由家庭擴展到社會(hui) 、國家，乃至整個(ge) 宇宙。

雖然，家庭畢竟構成了社會(hui) 的基本單位，故個(ge) 體(ti) 囿於(yu) 家庭之中，絕未有自由可言。《禮記·檀弓》如此說道：“事親(qin) 有隱無犯，左右就養(yang) 無方，服勤至死，至喪(sang) 三年。”按照這種說法，子女終其一生，自早至晚，莫不以承順父母為(wei) 業(ye) ，除非出仕於(yu) 朝廷，則絕無自己的事業(ye) ，亦無自己的喜好，可見，個(ge) 體(ti) 未從(cong) 家庭中獨立出來，亦絕無個(ge) 體(ti) 自由可言。

晚清以降，尤其自“五四”以來，學者與(yu) 媒體(ti) 相呼應，聲言家庭乃封建專(zhuan) 製的根源，且為(wei) 個(ge) 體(ti) 自由的障礙，於(yu) 是，離家出走乃至消滅家庭，遂成為(wei) 百年來中國社會(hui) 、思想運動的主流風潮。不論是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還是後來的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皆以消滅家庭為(wei) 理想。按照這種理想，個(ge) 體(ti) 不再為(wei) 自然的存在，故父子、夫婦這種最小血緣群體(ti) 的親(qin) 親(qin) 之情，皆無存在的價(jia) 值，如此，個(ge) 體(ti) 徹底從(cong) 家庭中解放出來，成為(wei) 絕對自由的個(ge) 體(ti) ，而家庭充其量不過為(wei) 個(ge) 體(ti) 暫時的寓所，此間作為(wei) 家庭成員的父子、夫婦，實不甚崇尚親(qin) 親(qin) 之情。此種理想發展到極端，便是文革時父子反目、夫妻相訟的狀態。文革以後，家庭逐漸回歸正常倫(lun) 理的軌道。然個(ge) 體(ti) 自由的觀念更是喧囂塵上，如是，不獨夫妻之間，乃至父子之間，頗近於(yu) 西方的家庭關(guan) 係，常以朋友之道處之，其中幾無尊尊之義(yi) 可言。大致而言，基於(yu) 個(ge) 體(ti) 自由的家庭關(guan) 係，其中親(qin) 親(qin) 關(guan) 係頗淡漠，尊尊之義(yi) 更是幾乎不存。然而，另一方麵，就整個(ge) 社會(hui) 、人類而言，則莫不有愛，“世界充滿愛”，個(ge) 體(ti) 的絕對自由反而使親(qin) 親(qin) 超出了血緣的範疇，而成為(wei) 普遍的法則，這大概是親(qin) 親(qin) 原則在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極端體(ti) 現。

四

隨著西方人挾船堅炮利的全球擴張，源於(yu) 地中海的地域價(jia) 值逐漸成為(wei) 普世價(jia) 值，而晚清中國在軍(jun) 事上的屢屢失敗，數千年普世價(jia) 值乃降為(wei) 某種地域價(jia) 值。即便隨著近十年中國經濟之崛起，政府乃有倡導“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之論者，然在尊奉西方自由、民主等價(jia) 值的人士看來，不過是某種“中國特殊論”而已。蓋彼等以為(wei) ，此種“中國特殊論”實欲抗拒人類之普世價(jia) 值，其正當性實屬可疑。

故就今日儒家而論，對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儒家普世價(jia) 值之重新審視，並主張這種價(jia) 值對於(yu) 目前中國的有效性，乃至對於(yu) 全球人類之貢獻，究其實質而言，不過試圖從(cong) 自身傳(chuan) 統中發掘出一套足以與(yu) 自由、民主相抗衡的新普世價(jia) 值。儒家普世價(jia) 值之提出，不僅(jin) 針砭目前西方價(jia) 值之缺陷，並直接引領中國在將來國際社會(hui) 中發揮更積極有力之作用。

雖然，儒家在今日提出自己的普世價(jia) 值目標，不過避免會(hui) 遭遇與(yu) 西方價(jia) 值的衝(chong) 突。那麽(me) ，如何協調兩(liang) 種價(jia) 值呢？吾人若回首春秋時孔子之改製，實可以提供某種借鑒。蓋孔子生值“禮崩樂(le) 壞”之時，以為(wei) 周禮崇尚“尊尊”之價(jia) 值，其流弊所及，乃有文煩虛飾、人情澆薄之結果，故假殷禮之名，提出“親(qin) 親(qin) ”之價(jia) 值，這用公羊家的話說，就是“損周文而用殷質”。由此，孔子通過作《春秋》而創立之新製，實兼取周之“尊尊”與(yu) 殷之“親(qin) 親(qin) ”兩(liang) 項價(jia) 值，不僅(jin) 足以當“一王之大法”，實亦可“為(wei) 萬(wan) 世立法”。故今日當中西兩(liang) 種價(jia) 值衝(chong) 突之際，實當效法“孔子改製”之精神，亦應持一種折衷損益的態度，從(cong) 而形成一種真正的全球普世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