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說宋代之後華夏文明出現斷裂？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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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初八日己亥

          耶穌2015年9月20日

元製的插入

（上一篇文章我們(men) 談了宋代中國的近代化文明成就）我們(men) 還需要解釋一個(ge) 問題：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chan) 生了近代化，那為(wei) 什麽(me) 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麽(me) 艱辛、一波三折？這麽(me) 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曆史遠因，我認為(wei) ，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曆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yu) 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ju) 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chuan) 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曆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ge) 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大妨稱為(wei) “文明的中斷”。

為(wei) 什麽(me) 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hui) 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men) 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wei) 一種曆史的因襲，為(wei) 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製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製度則是蒙古與(yu) 金製的拚湊。從(cong) 嚴(yan) 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wei) 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製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yu) 中斷。”

元王朝從(cong) 草原帶入的製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曆史。我們(men) 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1、“家產(chan) 製”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wan) 姓、三軍(jun) 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wei) 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men) 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yu) 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chan) ，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製”，“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nong) 奴。

2、“家臣製”的興(xing) 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guan) 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yu) 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yu) 道而曲從(cong) ”。君臣之間，“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guan) 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guan) 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guan) 係下，君對於(yu) 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3、“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men) 知道，宋代實行募兵製，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製，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製度：將全體(ti) 居民按職業(ye) 劃為(wei) 民戶、軍(jun) 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le) 戶等等，職業(ye) 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4、“驅口製”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製，但元朝征服者又從(cong) 草原帶入“驅口”製度，使奴隸製死灰複燃。所謂“驅口”，意為(wei) “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zheng) 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wei) 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驅口”，他們(men) 都是人身依附於(yu) 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甚至在觀念上，全國臣民都被當成是大汗的奴隸，所謂“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

5、“匠籍製”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ye) 多實行“和雇製”與(yu) “差雇製”，“和雇”是指從(cong) 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wei) 雇主的政府與(yu) 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雇傭(yong) 關(guan) 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征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jia) 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製他們(men) 以無償(chang) 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6、“路引製”的恢複。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麽(me) “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製”來限製人口的流動性，元會(hui) 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yu) 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guan) 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yu) 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曆。……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yu) 介紹信，才準許放行、住店。

7、“籍沒製”的泛濫。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chan) 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製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yan) 格控製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chan) 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戶越訴。”入元後，籍沒製度又泛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shu) 說：“凡有官守不勤於(yu) 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chan) 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ti) 現。

8、肉刑與(yu) 酷刑的製度化。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麵）、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麵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複。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陵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隻是法外刑，極少應用，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wei) 元代死刑的兩(liang) 種執行方式之一，陵遲開始泛濫化，致使中國法製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9、“人殉製”的死灰複燃。人殉作為(wei) 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隻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hui) 未完全開化的體(ti) 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wei) 則是毫無疑義(yi) 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誌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複人殉之製。

10、“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yu) 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準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mai) 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隻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11、“宵禁”的重現。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製，宋朝時“宵禁”製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複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鍾響起，即不準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yu) 門，翌晨傳(chuan) 屋主於(yu) 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12、治理體(ti) 係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ti) 係，比如在法製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隻後，宋朝優(you) 良的司法製度，大被破壞，他們(men) 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製度。”粗鄙治理體(ti) 係的特點是稅率超低，政府隻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做“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曆史轉型期組織社會(hui) 與(yu) 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cong) 草原帶入的製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men) 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明清的文明倒退

元製的殖入，不僅(jin) 僅(jin) 影響於(yu) 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麵曆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yu) 嚴(yan) 重缺乏立國者的創製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chan) 製（分封製）、家臣製、廷杖製、諸色戶計、匠籍製、路引製、籍沒製、肉刑與(yu) 酷刑製度、人殉製、海禁製、宵禁製、粗糙的治理技術等製度遺產(chan) 。

更要命的是，元製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朱元璋堅決(jue) 扔掉，比如重商主義(yi) 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yu) 寬縱的統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決(jue) 心要將中國改造成為(wei) 一個(ge) 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nong) 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xiang) 離土，這個(ge) 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嘩的商業(ye) ，不需要太大的市場與(yu) 太多的貨幣，人們(men) 基本上自給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yu) 勞役為(wei) 主，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征取”（黃仁宇語）。

至於(yu) 開放的海岸線與(yu) 嘈雜的海上商貿，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揮，“寸板不許下海！”宋元時期負責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機構，即接待海外朝貢使團、同時查禁海賈的國家機關(guan) 。

元廷因為(wei) 統治技術粗糙，表現出寬縱的特點。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當上皇帝後，果然剛猛苛嚴(yan) ，說禁海就禁海，說不許開礦就不得開礦，說廷杖就廷杖，說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時代對於(yu) 政治、社會(hui) 、經濟諸方麵的控製，比宋元都要嚴(yan) 厲得多。

明王朝的悲劇便是，它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型體(ti) 製”，才可能艱難地回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隨著匠籍製與(yu) 諸色戶計的鬆懈，月港的開放，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ti) 製”才宣告解體(ti) ，繁華的工商業(ye) 終於(yu) 脫困而出。一些曆史學者相信這一段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

可惜，此時距明室傾(qing) 覆已經為(wei) 時不遠了。清人入關(guan) ，中世紀製度又出現回潮：

社會(hui) 經濟層麵：清初恢複了嚴(yan) 厲的海禁，強行將沿海居民內(nei) 遷五十裏；後海禁雖開，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為(wei) “單口通商”，又拒絕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通商要求；從(cong) 草原帶入奴隸製，“聽民人投充旗下為(wei) 奴”；禁止或限製民間采礦，“一切銅銀坑俱封不開”。

文化生活層麵：強行剃發易冠，以此強化民間對朝廷的服從(cong) ；大興(xing) “文字獄”；立碑嚴(yan) 禁士子言事論政；大麵積禁毀圖書(shu) ，“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shu) ，有一於(yu) 家惟恐召禍，無問禁與(yu) 不禁，往往拉雜燒之”，導致知識積累發生斷裂，士民思想陷於(yu) 禁錮；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江南士風出現了嚴(yan) 重的奴化。

政治製度層麵：清王朝拷貝了朱元璋開創的體(ti) 製，同時又將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國家的元首，還是日理萬(wan) 機的政府首腦。明朝式的皇權專(zhuan) 製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關(guan) 係，致使整套體(ti) 製顯得非常怪誕，也為(wei) 清末新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我們(men) 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轉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憲製下的“責任內(nei) 閣”。但清朝體(ti) 製跟君主立憲製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改造起來勢必要傷(shang) 筋動骨，於(yu) 是主政者拚命拖延，在野者則等得不耐煩，最後一拍兩(liang) 散。

追究起來，這首先應歸咎於(yu) 朱元璋廢除了宰相製度，皇帝直接當上政府首長，等於(yu) 抽空了“責任內(nei) 閣”的製度基礎。清製因之，設軍(jun) 機處，作為(wei) 皇帝機要秘書(shu) 處。軍(jun) 機處與(yu) 近代“責任內(nei) 閣”的距離，甚至要遠於(yu) 明代內(nei) 閣與(yu) “責任內(nei) 閣”的距離。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體(ti) 下，將宰相領導的政府轉換為(wei) “責任內(nei) 閣”，我相信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從(cong) 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一部分知識分子受了歐陸啟蒙主義(yi) 思潮的感染，又極不滿清王朝應對近代轉型的低能，開始思考一個(ge) 沉重的問題：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近代化如此艱難？

但他們(men) 的思考不是從(cong) 製度嬗變的角度作抽絲(si) 剝繭，而是直接將炮口對準了中國的傳(chuan) 統文明，認為(wei) 是中國人的傳(chuan) 統構成了近代轉型的路障，是傳(chuan) 統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這樣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時期全麵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達到頂峰，餘(yu) 緒綿延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河殤”症候群。這些西化的知識分子跪拜在“中國曆史停滯論”的腳下。順乎邏輯地，他們(men) 主張以全盤摧毀傳(chuan) 統的極端激進方式建立“美麗(li) 新世界”。他們(men) 控訴傳(chuan) 統婚姻家庭，拆毀祠堂，抨擊宗族，砸爛孔家店，消滅士紳階層，挖掘孔子墓，焚燒儒家經書(shu) ，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xi) 慣，改造國民性。

然而，他們(men) 設想中的“美麗(li) 新世界”直到最後，都未能建成。

（本文為(wei) 我新書(shu) 《宋：現代的拂曉時辰》自序的節選。《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