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周武王為何創建“一國三製”:從公羊學來看

欄目: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5-08-13 22:26:20
標簽:
曾亦

作者簡介:曾亦,男,西元一九六九年生,湖南新化人,複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職於(yu) 複旦大學社會(hui) 學係,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教授,經學研究所所長,兼任複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著有《本體(ti) 與(yu) 工夫—湖湘學派研究》《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學史》《儒家倫(lun) 理與(yu) 中國社會(hui) 》,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jia) 值?》等。

 

周武王為(wei) 何創建“一國三製”:從(cong) “公羊學”來看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廿八日庚申

           耶穌2015年8月12日


 

導語:作為(wei) 六經之一,《春秋》在中華文化中有著崇高的地位,其蘊涵的曆史價(jia) 值、思想智慧以及核心價(jia) 值觀,一直作為(wei) 經典,被曆代讀書(shu) 人奉為(wei) 立身、處世、從(cong) 政的圭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亂(luan) 臣賊子懼”,“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由於(yu) 《春秋》文辭簡約,微言大義(yi) ,對其進行注解,最著名的是“《春秋》三傳(chuan) ”,即《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與(yu) 《左氏傳(chuan) 》。漢人稱《春秋》,一般即指《公羊傳(chuan) 》,由此衍生出“公羊學“。

 

漢代公羊學家謂《春秋》有“三科九旨”,到近代中國麵臨(lin)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公羊學”再度被政治人物所重視。那麽(me) ,到底什麽(me) 是“三科九旨”,對於(yu) 轉型攻堅期的當代中國,“公羊學”能否為(wei) 今日執政者及民眾(zhong) 提供智慧啟迪呢?8月4日晚,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亦,做客“論語匯孔學論壇名師講座”,就此進行了詳細闡述。以下為(wei) 文字實錄:

 

【講者簡介】曾亦,1969年6月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職於(yu) 複旦大學社會(hui) 學係,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經學研究所所長。兼任複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

  

按照古人的說法,《大學》有“八條目”之說,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麽(me) ,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主要在哪裏呢?我認為(wei) 主要在《春秋》。

 

《春秋》是“五經”之一,在漢代地位最為(wei) 崇高,甚至被視為(wei) “五經之冠冕”。而《春秋》有三傳(chuan) ,即《公羊》、《穀梁》與(yu) 《左氏》。除了這三傳(chuan) 外,還有《鄒氏》、《夾氏》二傳(chuan) ,但到漢代時都已佚失掉了。至於(yu) 《左氏》,其實從(cong) 漢以後的兩(liang) 千多年間,今文家不承認它是《春秋》的傳(chuan) 。譬如清代劉逢祿就認為(wei) 它隻能稱為(wei) 《左氏春秋》,而不能稱為(wei) 《春秋左氏傳(chuan) 》。當然,站在古文家的角度,他們(men) 兩(liang) 千多年的努力,就是要讓《左氏》成立為(wei) 《春秋》的傳(chuan) ,即名符其實可稱為(wei) 《左傳(chuan) 》。

 

《春秋》的文辭非常簡略,所以,要了解《春秋》本身的道理,一定要借助“傳(chuan) ”。然而,三傳(chuan) 各有一套解釋《春秋》的義(yi) 理係統。而對《公羊傳(chuan) 》來說,其義(yi) 理有“文成數萬(wan) ,其旨數千”之說,而在其如此複雜的義(yi) 理解釋中,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們(men) 要講的“三科九旨”。所謂“三科九旨”,最經典的表述就是“通三統”、“張三世”與(yu) “異外內(nei) ”。

 

什麽(me) 是“通三統”呢?按照公羊家的說法,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什麽(me) 叫“張三世”呢?《公羊傳(chuan) 》有明文,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至於(yu) “異外內(nei) ”,《公羊傳(chuan) 》也有明文,即“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

 

下麵,我們(men) 分別來講解“三科九旨”的內(nei) 容。

 

周武王分封夏商後人是最早的“一國三製”

 

 

 

牧野之戰

 

所謂“通三統”,其基本精神就是要處理新王朝跟前麵兩(liang) 朝的關(guan) 係。按照史書(shu) 的說法,周武王滅商以後,分封夏人的後代於(yu) 杞,殷人的後代於(yu) 宋,各為(wei) 百裏大國。在周王朝的天下中,杞、宋兩(liang) 國的國君享有一般諸侯所沒有的政治地位,不僅(jin) 可以“稱客而不朝”,即與(yu) 周天子不敘君臣之禮,而是當成平等的客人;而且,杞、宋兩(liang) 國還可以在自己的封國上依然推行夏、殷兩(liang) 朝的舊製度。按照公羊家的講法,這種政治安排就是“存二王後”。這種對前朝的優(you) 遇姿態,體(ti) 現了古代政治的寬容精神,這與(yu) 現代政治好講“秋後算賬”是很不同的。直到清代,康熙帝在視察明十三陵時,就自認清朝對待蒙古人與(yu) 明十三陵的做法,體(ti) 現了《春秋》“存二王後”的精神。

 

“存二王後”這樣一種政治安排,體(ti) 現到《春秋》的書(shu) 法裏,就是“存三正”。什麽(me) 是“存三正”呢?《春秋》裏有這樣一條記載:“隱三年,春,王二月。”這條記載有什麽(me) 特別呢?按照漢語的書(shu) 寫(xie) 習(xi) 慣,一般有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這樣才構成一個(ge) 完整的論述,但是,“隱三年,春,王二月”這條記載,顯然不符合漢語的習(xi) 慣,因為(wei) 隻有時間,卻沒有地點、人物和事件。但是,公羊家認為(wei) 這種記載是別有深意的,即在“二月”前冠以“王”字。此外,我們(men) 還看到在《春秋》別的地方,譬如,“隱元年,春,王正月”,這裏卻是將“王”冠於(yu) “正月”之前。另外,《春秋》還有將“王”冠於(yu) “三月”之前的,總之,在一年的12個(ge) 月裏,隻有正月、二月、三月前麵,可能會(hui) 冠以“王”字。那麽(me) ,公羊家就探尋其中的道理,譬如,東(dong) 漢末年的何休是這樣解釋的:“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在何休看來,所以隻有這三個(ge) 月前冠以“王”字,是因為(wei) 二月是殷曆的正月,三月是夏曆的正月,這是就周曆而言。我們(men) 現在用的農(nong) 曆或陰曆,其實是夏曆,此外,曆史上還有殷曆和周曆。如果從(cong) 夏曆的角度來看,現在夏曆十二月就是殷曆的正月,而夏曆十一月為(wei) 周曆的正月。因此,在《春秋》裏,通過在正月、二月、三月前冠以“王”字,就是公羊家講的“存三正”,換言之,周代雖然行的是周曆,但對《春秋》來說,卻不僅(jin) 用的是周曆,而且,在某些地方還保留了夏、殷之曆。

 

那麽(me) ,《春秋》“存三正”的這種書(shu) 法,在公羊家看來,體(ti) 現了“通三統”的道理。在中國古代,曆法是有特殊政治含義(yi) 的,正因如此,每當新朝建立,都要“改正朔”,即分布新的一套曆法,目的就是要表明新朝的政治合法性,即“奉天承運”。因此,“存三正”就意味著,在周王朝的框架中,也容許前兩(liang) 朝製度的存在,即《春秋》通過“存三正”這種書(shu) 法,肯定了周王朝“存二王後”的這種政治安排。

 

具體(ti) 來說,“存二王後”體(ti) 現了兩(liang) 種用意:其一,“尊先聖”。對於(yu) 傳(chuan) 統政治來說,改朝換代並非我們(men) 在現代革命那裏看到的,簡直就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鬥爭(zheng) ,而是因為(wei) 前朝的不肖子孫不能遵守先聖的法度,所以天命才流轉到新王那裏,換言之,無論新朝、舊朝,都是聖人後代。新朝封前朝子孫以百裏大國,稱客而不朝,就是因為(wei) 這些子孫也是聖人之後,尊重這些子孫,就是尊重他們(men) 的先聖。這種做法體(ti) 現了新朝的“恭讓之禮”。其二,“通三統”。新朝封前麵兩(liang) 朝的後人以百裏大國,讓他們(men) 能夠在自己的封土上保留舊製度,“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目的是為(wei) 了讓人得以從(cong) 中取法,這就是何休講的“師法之義(yi) ”。

 

記得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鄧小平許諾香港保留資本主義(yi) 製度50年不變,後來對澳門也是有這個(ge) 許諾。這意味著在共產(chan) 黨(dang) 的一片天空下,卻容許了另一種相反的製度,也就是“一國兩(liang) 製”。我記得當時的媒體(ti) 和政府,都把這看成是我黨(dang) 非常了不起的創造,大概也視作“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一部分成就吧。但我們(men) 今天看公羊家講的“存二王後”,那就更了不起了,因為(wei) 這不僅(jin) 僅(jin) 是“一國兩(liang) 製”,而是“一國三製”。就是說,在當時周王的天下中,除了普遍實行周的禮樂(le) 製度外,還有兩(liang) 個(ge) 地方可以特殊,一個(ge) 是杞國實行夏製,一個(ge) 是宋國保留殷製。古人實行“一國三製”,用意正如剛才何休所說的,還是讓後王得以從(cong) 中學習(xi) 和借鑒。當年我們(men) 搞改革開放,為(wei) 了向西方學習(xi) ,就搞了幾個(ge) 經濟特區。特區是我們(men) 看西方世界的窗口,也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門戶,我們(men) 正是通過特區把西方那些優(you) 秀的東(dong) 西引進到中國來的。香港在後來的意義(yi) 也是這樣。可以說,古代的杞國和宋國,就像我們(men) 的經濟特區,當我們(men) 要進行製度革新時,就要到這些地方去取法、學習(xi) ,區別僅(jin) 僅(jin) 在於(yu) ,周人是向古人學習(xi) ,而我們(men) 是向洋人學習(xi) 而已。

 

《禮記·禮運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yi) ,《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另外,《論語》、《中庸》裏各有一段話與(yu) 此相近,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說,孔子要了解夏朝的製度,就要到杞國去;要了解殷朝的製度,就要到宋國去。這段話非常明顯表明,周人確實有“存二王後”的政治安排,正因如此,孔子要了解夏、殷兩(liang) 朝的舊製度,就隻能到杞、宋這兩(liang) 個(ge) 政治特區去實地考察了。當時,孔子生活的那個(ge) 年代,古人稱為(wei) “禮崩樂(le) 壞”。當然,這主要是指周製崩壞了。不過,杞、宋兩(liang) 國也沒有把夏、殷舊製保存好,所以,當孔子到這兩(liang) 國去時,隻找到屬於(yu) 夏製的《夏時》和屬於(yu) 殷製的《坤乾》了。無論如何,周禮雖然崩壞了,但留下來的東(dong) 西還是比夏、殷之禮要多,所以,《中庸》裏有一段話提到為(wei) 什麽(me) 要“從(cong) 周”,孔子解釋道:“今用之,吾從(cong) 周。”就是說,周禮之“鬱鬱乎文哉”,其實是相當於(yu) 夏、殷之禮而說的。

 

“通三統”學說的內(nei) 涵很多,因為(wei) 時間關(guan) 係,我今天隻是講了最核心的內(nei) 容,即“存二王後”。還有王魯、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文質、素王改製這些說法,都是包括在“通三統”裏的,以後另有機會(hui) 我再給大家解釋。

 

三世異辭:不同時代的曆史敘事會(hui) 嚴(yan) 重偏差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

 

下麵我們(men) 開始講“張三世”。“三世”之說在《公羊傳(chuan) 》裏一共出現了三次,最主要的發揮是對“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春秋》經文)這一條的闡釋。我們(men) 首先看《公羊傳(chuan) 》的解釋:“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經文的意思很簡單,隻是說一個(ge) 名為(wei) 益師的公子去世了。那麽(me) ,《春秋》這條記載有什麽(me) 特別的呢?我們(men) 看到,這條史事的記載隻是提到公子益師死在某年、某時、某月,卻沒有具體(ti) 到哪一天。然而,按照《春秋》最完備的說法,應該有年、時、月、日,四者具備,才構成一個(ge) 完整的時間。可見,這條記載的特別之外就在於(yu) 沒有書(shu) 日。對此,《公羊傳(chuan) 》解釋道:“何以不日?遠也。”就是說,公子益師所以沒記載他去世的日期,是因為(wei) 年代太久遠了。顯然,《公羊傳(chuan) 》這種解釋是合情合理,很符合一般人的想法。然後,《公羊傳(chuan) 》接著進一步說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因為(wei) 假如公子益師死在另一個(ge) 時間段,史書(shu) 的記載卻可能用另一種語言,這就是“異辭”。這個(ge) 道理對常人來說,似乎也不難理解,譬如,某人死在最近,較之死在幾十年前,在我們(men) 的記憶中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們(men) 在敘述這件事時,也會(hui) 不一樣。

 

如果說《公羊傳(chuan) 》的解釋尚屬平常,那麽(me) ,到了東(dong) 漢末年何休所作《解詁》裏,卻發揮出一套非常深奧、豐(feng) 富甚至顯得怪異的理論。《解詁》首先說道:“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yu) 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chuan) 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因為(wei) 《春秋》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曆史,站在孔子作《春秋》的角度,這段時間又可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昭公、定公、哀公時代發生的事情,是孔子及其父親(qin) 親(qin) 眼所見,故稱為(wei) “所見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時代發生的事情,是孔子祖父親(qin) 身經曆的,雖然孔子所見,但是孔子親(qin) 耳所聞,故稱為(wei) “所聞世”;至於(yu) 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時代所發生的事情,乃孔子高祖、曾祖親(qin) 身經曆過的事情,既非孔子所見,亦不能是孔子所聞,而是孔子輾轉聽聞過來的。我們(men) 一般人極少跟曾、高祖父一起生活過,那個(ge) 時代的事情,我們(men) 是不可能親(qin) 耳所聞,隻能是“傳(chuan) 說”而來。這就是“所傳(chuan) 聞世”。可以說,任何曆史上的事件,對後人來說,都是通過這三種方式獲得的,這就是《春秋》把曆史分成“三世”的道理。

 

然後,何休進一步解釋道:“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yi) 有淺深,時恩衰義(yi) 缺,將以理人倫(lun) ,序人類,因製治亂(luan) 之法,故於(yu) 所見之世,恩己與(yu) 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yu) 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yu) 所傳(chuan) 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駭卒是也。”對不同時代發生的事情,《春秋》是用不同的言辭去描述、記錄的,這就是“三世異辭”。那麽(me) ,“三世異辭”的道理何在呢?何休解釋了兩(liang) 層意思,上麵這段話講了第一層意思。

 

譬如,對我們(men) 現在人來說,有的主要生活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個(ge) 時代,有的還經曆過毛澤東(dong) 那個(ge) 時代,年紀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則還經曆過民國時期。顯然,對於(yu) 生活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人來說,我們(men) 不僅(jin) 感受到政府的好,而且也感受到政府不足的地方,這些都是親(qin) 身經曆過的,比較真切。我們(men) 現在年輕人都能上大學,這是鄧小平的德政,是改革以來政府對我們(men) 的“恩”,我們(men) 能記住這一點,就是“義(yi) ”。如果隻是一味“端起碗來吃飯,放下碗便罵娘”,那就是忘恩負義(yi) 了。那麽(me) ,生活在毛澤東(dong) 時代的人,整整一代人都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hui) ,這是政府不好的地方,很多傷(shang) 痕文學便刻意描述這方麵內(nei) 容;還有的人卻從(cong) 中得到了好處,譬如通過打土豪分得了田地,翻身得了解放,這部分人內(nei) 心的感受正如紅歌裏所唱,“共產(chan) 黨(dang) 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有的人就記住了這種“恩”。不難看到,現在有兩(liang) 撥人,有的隻記住了前三十年的好,有的隻記住了前三十年的不好,然後在他們(men) 的曆史敘事裏,就呈現出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色調。可見,不同時代的人,對於(yu) 不同時代的記憶是不一樣的。在他們(men) 的記憶裏,政府對人民的“恩”是有厚薄的,因此也決(jue) 定了他們(men) 對政府的不同態度,這就是“義(yi) 有淺深”,如果進一步體(ti) 現在各自的曆史敘事裏,就是“三世異辭”。

 

對孔子來說,時代越近,我們(men) 越能夠真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所以在曆史敘事中應該突出這個(ge) 方麵;至於(yu) 不好的方麵,或者出於(yu) “諱尊隆恩”的緣故,或者出於(yu) “避禍容身”的考慮,則有意淡化了這方麵的敘述。這就是“所見世”的書(shu) 法。具體(ti) 在《春秋》的書(shu) 法上,就是“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即通過對當世大夫卒時的不同記錄,體(ti) 現對政府的一種態度。到了“所聞世”,政府的“恩”對現在人的感受就不那麽(me) 強烈了。譬如,當年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人們(men) 打土豪分田地的恩情,我們(men) 是沒感受的,反而更能客觀地看到土改背後那些負麵的因素,所以,在我們(men) 現在人的曆史敘事裏,關(guan) 於(yu) 土改好處的敘事就淡化了,不好的一些事件卻記載得更多一些,尤其是我們(men) 現在對文革的反思,充分體(ti) 現了我們(men) 對“所聞世”的態度。具體(ti) 在《春秋》的書(shu) 法上,就是“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即在書(shu) 法上把一些罪臣體(ti) 現出來了。那麽(me) ,我們(men) 對於(yu) 民國時候發生的事情,大部分可能感受不到那個(ge) 時代政府的恩情;毛澤東(dong) 時代,我們(men) 對民國的敘事,基本上是沒有好話的。其實,我們(men) 在進行曆史事件的敘述時,是不必有忌諱的,也沒有刻意美化的需要,更不該有意醜(chou) 化。“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在公羊家“三世異辭”這個(ge) 說法裏,講得更為(wei) 透徹精辟。

 

關(guan) 於(yu) “三世異辭”的道理,何休《解詁》裏還講了一層意思,即“自近者始”。這層道理牽涉到下麵要講的“異外內(nei) ”學說,因為(wei) 時間關(guan) 係,我們(men) 就不講了,大家以後有興(xing) 趣可以自己去思考。

 

如果說“通三統”說是為(wei) 了處理新朝與(yu) 前朝的關(guan) 係問題,那麽(me) ,“張三世”說則是為(wei) 了處理王朝內(nei) 部的自我變革問題。在漢代公羊家那裏,所見、所聞與(yu) 所傳(chuan) 聞又帶有曆史價(jia) 值判斷的意味,即分別稱為(wei) 太平、升平與(yu) 衰亂(luan) 世。這本來是用來描述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這段曆史的,而且是從(cong) 衰亂(luan) 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顯然具有某種進化論的意味。到了清代嘉慶、道光以後,公羊學再度興(xing) 起,由於(yu) 當時是內(nei) 憂外患逐漸深重,公羊家就由這套“張三世”理論出發,要求清王朝進行內(nei) 部的自我變革。到了清代晚期,已經是大廈將傾(qing) 的危局了,康有為(wei) 更是將公羊三世說與(yu) 《禮記·禮運篇》中的大同、小康說結合起來,從(cong) 而把整個(ge) 人類社會(hui) 描述為(wei) 衰亂(luan) 、升平與(yu) 太平這樣一個(ge) 進化的軌跡,乃至把西方社會(hui) 也納入到這套三階段模式中來,就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者把解釋西方的“五階段論”用來描述中國社會(hui) 一樣。按照康有為(wei) 的理論,中國自三代以後,一直處於(yu) 衰亂(luan) 世,而西方則已經進化到升平世、太平世,按照這種理論,中國顯然應該向西方學習(xi) ,這也就決(jue) 定了晚清變法的基本方向,乃至以後一百多年中國應該走的道路,即隻有向西方文明學習(xi) ,才是中國的前途,因為(wei) 西方處於(yu) 人類曆史發展的更高階段。大家看看,這種曆史敘事,是不是跟馬克思主義(yi) 很接近。當然,自由派的曆史敘事也差不多。

 

夷與(yu) 夏的區別在文化和普世價(jia) 值而非種族

 

 

 

古代北方遊牧民族

 

下麵我們(men) 講“三科九旨”的最後一部分,即“異外內(nei) ”,也就是我們(men) 通常講的“夷夏之辨”。關(guan) 於(yu) “夷夏之辨”,我們(men) 通常都會(hui) 有些了解,因為(wei) 時間關(guan) 係,我在這裏就不結合具體(ti) 的經文來講了。所謂“異外內(nei) ”,其實就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念,或者說是古人處理國際關(guan) 係的基本原則。按照這種學說,整個(ge) 世界分成中國、諸夏與(yu) 夷狄三個(ge) 內(nei) 外不同的層次,最核心的是中國,外麵是諸夏,最外麵的層次就是夷狄。在《春秋》裏麵,“中國”主要有這樣幾個(ge) 意思:其一,指周或周王城;其二,《春秋》王魯,所以魯也是中國;其三,春秋“五霸”中的齊、晉,假仁義(yi) 以行天子之權,也被視為(wei) 中國;其四,當麵臨(lin) 夷狄的威脅時,整個(ge) 諸夏必須團結起來以相抗,故諸夏也可稱為(wei) 中國。

 

那麽(me) ,什麽(me) 是“諸夏”呢?在《春秋》那裏,通常把受周文化影響,或奉周天子號令的那些國家,像齊、晉、魯、宋、衛、鄭等中原國家,就可稱“諸夏”。清人把“華夏”、“支那”都視為(wei) “諸夏”一詞的音轉。最後,什麽(me) 是夷狄呢?《禮記》有一個(ge) 說法,稱周邊少數民族為(wei) 東(dong) 夷、北狄、西戎、南蠻。在春秋時期,對諸夏威脅最大的,莫過於(yu) 南蠻和北狄,很多諸夏國家都被滅掉了。《春秋》講“異外內(nei) ”,主要有兩(liang) 個(ge) 意思:其一,攘夷。其二,夷夏進退。

 

什麽(me) 是攘夷呢?春秋時期,夷狄對中原國家威脅很大,尤其是南邊相繼興(xing) 起的楚、吳、越,因此,諸夏必須團結起來,才能對抗夷狄的侵略。可以說,從(cong) 攘夷的角度講夷夏關(guan) 係,主要是強調夷夏之間在種族上的區別,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這個(ge) 意思。《春秋》對齊桓、晉文的褒讚,主要也是出於(yu) 肯定其攘夷之功。

 

至於(yu) 夷夏進退,則是認為(wei) 夷夏之間雖然在種族上有根本不同,但在文化上卻是可以進退的。換言之,如果夷狄的行為(wei) 符合諸夏的禮義(yi) ,《春秋》就褒進之,把它當成諸夏,視為(wei) 自己的同類;反之,如果諸夏的行為(wei) 背離了禮義(yi) 的標準,《春秋》便黜退之,就當成夷狄來看了。就像美國依據它的那套價(jia) 值,把朝鮮、伊朗視為(wei) “邪惡國家”,完全當成異類來看,這與(yu) 公羊家講的“異外內(nei) ”,邏輯是一樣的。可見,夷夏進退的標準依據的周文化中的禮義(yi) ,相當於(yu) 我們(men) 今天講的“普世價(jia) 值”。夷夏進退的這層內(nei) 涵,裏麵還是體(ti) 現了《春秋》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到了後世,就成了漢民族借助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的曆史過程了。我們(men) 現在能夠形成“中華民族”,正是基於(yu) “夷夏進退”這個(ge) 學說,而不是那種盲目排外的種族主義(yi) 立場。

 

夷夏學說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非常大,對民族精神的塑造也非常重要,具體(ti) 來說,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樣這幾個(ge) 時期:其一,春秋時期。孔子說過,“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可見,正是出於(yu) 諸夏之間的團結,才克服了“中國不絕如縷”的危局,使中華文明保存下來,並發揚光大。其二,宋元明時期。相對於(yu) 北方少數民族,兩(liang) 宋在軍(jun) 事上比較弱勢,甚至一直到明代,這個(ge) 態勢還沒有根本扭轉過來。雖然北方民族不同程度表現出漢化的傾(qing) 向,但南方漢人王朝更多強調的是夷夏學說中攘夷的內(nei) 涵。這樣做的目的其實與(yu) 春秋時一樣,還是為(wei) 了增強漢民族的內(nei) 聚力,以對抗外敵。其三,清代。在清代前期,不論是朝廷,還是學者,都強調滿、漢之間的大同,也就是滿、漢兩(liang) 個(ge) 不同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的共通性,最後實現了公羊家講的“遠近大小若一”的大同理想。但到了清代晚期,由於(yu) 滿清在一係列對外衝(chong) 突屢屢處置失當,逐漸失去了政權的合法性,所以,當時的革命黨(dang) 人強調夷夏學說中的種族內(nei) 涵,認為(wei) 滿人作為(wei) 異種民族沒有資格統治漢人,甚至貶視滿人為(wei) “獸(shou) 種”。革命黨(dang) 人這套理論,隻是發揮了公羊學說的一個(ge) 方麵,是為(wei) 了他們(men) 的“排滿”革命提供正當性。至於(yu) 相反的保皇黨(dang) 人,則發揮了公羊學說的另一個(ge) 方麵,即從(cong) 文化上來處理夷夏關(guan) 係,對他們(men) 來說,滿人如此積極吸取、消化漢人文化,理所當然就是中原正統王朝。可見,夷夏學說有著強烈的現實政治意味。

 

重建製度自信“公羊學”資源最豐(feng) 富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書(shu) 影

 

觀眾(zhong) 提問:公羊學在漢代最為(wei) 興(xing) 盛,此後似乎歸隱山林,直到清代中葉以後,才再度興(xing) 起,直至今天,似乎又將成為(wei) 一門顯學。對此,您如何看?您認為(wei) 公羊學在當今時代應如何發展,有哪些作用?對於(yu) 公羊學的未來,您有哪些預見或期許?

 

曾亦:這個(ge) 問題非常緊要。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公羊學在曆史上確實有兩(liang) 個(ge) 時期最為(wei) 興(xing) 盛,一是兩(liang) 漢,一是清中期以後。可以說,公羊學在這兩(liang) 個(ge) 時期,似乎是以一種突放異彩的方式顯現出來。這是什麽(me) 原因呢?因為(wei) 在這兩(liang) 個(ge) 時期,都麵臨(lin) 著一個(ge) 舊製度崩潰、新製度重建的重大問題。漢承暴秦而興(xing) ,但是,秦那套製度卻從(cong) 根本上受到質疑,因此,公羊家就認為(wei) ,孔子《春秋》可以擔當這樣一種功能,所以宣稱《春秋》是“為(wei) 漢製法”,要求漢廷拋棄秦製,繼承孔子在《春秋》裏構建的那套製度。到了清中期以後,中國幾千年的製度在西方的衝(chong) 擊之下,一下子都動搖起來。所以,很多學者都主張向西方學習(xi) ,對舊製度進行損益改造。

 

清代的公羊家依據“孔子改製”的學說,要求對舊製度進行改造,隻不過比漢人的任務更艱巨。因為(wei) 對漢人來說,孔子通過《春秋》,已經把新製度建立起來了,至少大的構架已搭好了。但清人不一樣,還沒有出現這種折衷中西的聖人,這個(ge) 任務以後就交給我們(men) 了,甚至需要以後好幾代、十幾代人來完成這項任務。可以說,每當中國那套大綱大法受到衝(chong) 擊,而迫切需要開辟一條新的道路的時候,公羊家如同救世的彌賽亞(ya) 一樣,就會(hui) 應運而生。

 

毛澤東(dong) 時代,我們(men) 曾以為(wei) 找到了這條道路,即依據馬克思主義(yi) 來建立一個(ge) 美好的社會(hui) ,但是,當我們(men) 走了三十多年後,卻發現這套製度不行了。換言之,本來我們(men) 是有“道路自信,製度自信,理論自信”的,現在突然變得不自信了。所以,後來我們(men) 又學習(xi) 歐美,試圖把歐美的那套製度移到中國。這套製度在中國也搞了三十多年,似乎很有危險性。因此,現在儒家重新興(xing) 起,很像是是上天給我們(men) 的一種啟示,即把折衷中西以建立新製度的任務交給了儒家,因為(wei) 隻有儒家才真正代表兩(liang) 千多年的古老傳(chuan) 統,才有資格在自身的基礎上融合一切外來的先進文化。當年孔子建立新製度,以後經曆過孟子、荀子及漢儒數百年儒者的共同努力,才逐漸得以完成,而我們(men) 從(cong) 事這個(ge) 任務,如果從(cong) 康有為(wei) 算起,也才一百多年,以後還需要無數儒者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一個(ge) “垂法萬(wan) 世”的新理論、新製度和新道路。這樣一個(ge) 任務,過去主要是由公羊學來完成,未來當然不排斥儒家其他學說,但製度資源最為(wei) 豐(feng) 富的思想和學派,還是莫過於(yu) 公羊學。

 

(特別鳴謝:論語匯孔學論壇微信群文字整理:張悅、徐治道)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