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yu) 身份認同

作者：貝淡寧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二日乙巳

           耶穌2015年5月29日

我是誰？何種社會(hui) 關(guan) 係構成了我的身份？它們(men) 又是如何塑造我的社會(hui) 責任呢？在20世紀，國家是政治身份的主要來源和實施集體(ti) 自決(jue) 權的場所。一個(ge) 愛國者會(hui) 為(wei) 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因為(wei) 它表達了一種體(ti) 現其曆史、政治和製度的特別的生活方式。但是，國家提供這種獨特性意識的難度越來越大，因為(wei) 國家在根據自己的價(jia) 值觀和善的觀點製訂政策時自主性更小，還必須符合市場的要求，遵守國際條約（除非像北朝鮮或者不丹那樣與(yu) 世隔絕）。

到了21世紀，已經有很多著作談論全球身份和世界主義(yi) 。由於(yu) 移民、勞工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因特網和新社交媒體(ti) 的出現，風俗習(xi) 慣的交流，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一種世界大同的情感。這種趨勢的極端表現是“達沃斯人”，他們(men) 已經超越了對任何國家的忠誠，把自己視為(wei) “世界公民”（或更負麵的看法是把世界看作發財的場所）。但是“達沃斯人”有多大普遍性呢？結果發現即使在達沃斯，很少人認為(wei) 自己完全是“世界公民”。本書(shu) 曾經在2012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年會(hui) 上展出，引起相互競爭(zheng) 的城市支持者的激烈辯論：約翰內(nei) 斯堡對好望角，華盛頓對紐約等。城市似乎也能塑造現代人的身份認同，感受獨特性的欲望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為(wei) 民族感情的淡漠，尋找補充品或替代品的最好場所或許就下降為(wei) 城市而不是上升為(wei) 世界。

城市能提供替代身份嗎？能提供一種獨特性意識和特別的政治身份嗎？今天，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裏，這和1800年的不足3%形成鮮明對比。意料之中的是，城市已經成為(wei) 重要的研究領域。大部分城市理論往往集中在令都市生活不同於(yu) 農(nong) 村或小城鎮的方麵，如城市促進經濟發展降低人均碳排放量，是創造性和革新的中心等。“漂亮的”或“理想的”城市將試圖根據成功法則將這些優(you) 勢最大化。論證都市生活的普遍優(you) 勢的理論很重要。但是論述讓一個(ge) 城市不同於(yu) 其他城市以及從(cong) 規範性角度討論城市身份認同的重要性的理論卻很少，所以我們(men) 覺得需要嚐試這項開拓性的工作。顯而易見，城市居民特別驕傲的不僅(jin) 是他們(men) 生活在城市的事實，與(yu) 鄉(xiang) 村生活相比，都市更令人向往；自己的城市與(yu) 其他城市不同的事實也令他們(men) 特別自豪。我們(men) 把這種自豪感稱為(wei) 愛城主義(yi) 。這種“愛城主義(yi) ”源自認識到自己的城市很特別。如果一個(ge) 城市隻是表現出全球化的同質性，人們(men) 很難為(wei) 它感到自豪，正如住在麥當勞附近的人很難為(wei) 它自豪一樣。共同體(ti) 意識就像對個(ge) 人自由的追求是紮根於(yu) 人性深處的東(dong) 西，往往需要附著在表達某種特別性或所謂的“氣質”或“精神”上麵。所以我們(men) 究了許多城市，認定本書(shu) 討論的九座城市確實都有一種氣質。

當然，我們(men) 承認這個(ge) 論證的任務十分艱巨。從(cong) 前的社會(hui) 批評家論述過大城市生活中的個(ge) 人的孤獨與(yu) 異化，與(yu) 農(nong) 村和小城鎮完全不同。正如馬克·吐溫在1867年所寫(xie) ，“每天沿著同一條看不到盡頭的街道走上好幾英裏，用胳膊肘撥開前麵的人，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卻看不到一張熟悉的臉。”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麵或許令人向往，但源於(yu) 獨特性的共同體(ti) 意識似乎並不屬此列。如果現代城市有什麽(me) 共同點的話，可能是對最新潮的高科技玩意兒(er) 的高度個(ge) 人化的追求。伴隨著看似不可阻擋的資本主義(yi) 力量，都市化的潮流具有了把眾(zhong) 多本地文化改造成為(wei) 單一消費主義(yi) 文化的巨大威力。

但是現代城市中出現了不同形式的共同體(ti) 。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越來越強烈的世界主義(yi) ，但是他們(men) 也渴望體(ti) 驗獨特性。我們(men) 認為(wei) 城市提供了一個(ge) 把世界主義(yi) 和紮根於(yu) 特別性的共同體(ti) 意識結合起來的機會(hui) 。的確，我們(men) 看到市民常常為(wei) 其城市和城市代表的價(jia) 值觀感到自豪，他們(men) 試圖培養(yang) 塑造獨特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耶路撒冷人竭力推動其宗教身份，蒙特利爾人則竭力推動其語言身份等。“我愛紐約”的口號成為(wei) 現代曆史上最成功的營銷口號決(jue) 不是巧合。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複製這個(ge) 口號，中國的首都常常能看到體(ti) 恤衫上用英文寫(xie) 的“我愛北京”。人們(men) 很容易變得玩世不恭，會(hui) 說所有這一切都是錢鬧的，但這個(ge) 口號確實觸動了真感情。人們(men) 真的愛自己的城市。紐約的城市精神是以個(ge) 人主義(yi) 聞名，但是它的共同體(ti) 意識和都市自豪感在9-11之類危機時刻就充分體(ti) 現了出來。“愛城主義(yi) ”產(chan) 生於(yu) 紐約與(yu) 美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識；紐約人常常說他們(men) 愛這個(ge) 城市甚於(yu) 愛這個(ge) 國家。其他美國城市則竭力表現出與(yu) 紐約人的不同。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在2011年當選芝加哥市長時，對芝加哥市民發表講話說“我們(men) 與(yu) 紐約人不同。”紐約為(wei) 成為(wei) 移民的理想之都而自豪，芝加哥則對自己作為(wei) 居民外遷最少的美國大城市而驕傲：在芝加哥出生或移民芝加哥的人就一輩子生活在這裏了。所以，我們(men) 看到表現出獨特身份與(yu) 氣質的城市往往產(chan) 生最強烈的城市自豪感。

城市能證實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體(ti) 意識的觀點或許遭遇中國的挑戰。這個(ge) 國家經曆了人類曆史上最迅速和最具破壞性的都市化進程：從(cong) 1982年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cong) 20.6%一下子猛增到51.3%。這種趨勢在未來可能繼續加快：到2025年，中國將擁有15個(ge) 平均人口達兩(liang) 千五百萬(wan) 的特大城市。中國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單調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讓人類社會(hui) 生活如此寶貴和有趣的多樣性。中國城市先經曆了三十年蘇聯式現代化，隨後又經過了三十年美國式現代化。從(cong) 建築學的角度看，這兩(liang) 個(ge) 或許是最糟糕的世界。

但是，中國城市的相似外表掩蓋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對獨特性和共同體(ti) 的追求。在中國，對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ti) 的追求具有特殊的緊迫性，因為(wei) 傳(chuan) 統的農(nong) 村依戀感的削弱和快速城市化時代普遍感到的灌輸新的社會(hui) 責任感的需要。如果人們(men) 認同自己的城市，——如果他們(men) 感覺到城市表達了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就越有可能如此，他們(men) 就越有可能有一種社會(hui) 責任感來關(guan) 心和友好對待本城的市民同胞。自本書(shu) 出版（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引起共鳴）以來，中國幾個(ge) 城市已經確認在探索明顯雷同的建築風格背後的獨特精神。這個(ge) 觀點是推動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ti) 意識是促進責任感的關(guan) 鍵。北京經過精心醞釀和市民投票確定了北京精神，這種發現將影響到都市規劃和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愛國、包容、創新、厚德”的口號張貼在北京的主幹道上。上海明顯與(yu) 之相反，它提醒我們(men) 愛城主義(yi) 常常是在與(yu) 表達對立價(jia) 值觀的城市的對比中進行定義(yi) 的。貝淡寧在北京和上海教書(shu) ，經常有人問他更喜歡哪個(ge) 城市。甚至在他回答問題之前，北京的朋友就說他或她是多麽(me) 喜愛北京，討厭上海，而在上海，則正好相反。顯然，兩(liang) 個(ge) 城市表達了不同的社會(hui) 和政治價(jia) 值觀，它們(men) 體(ti) 現在街道布局、不同經濟活動方式、對外來者的開放程度、甚至出租車司機的侃大山上。中國的其他城市也不是像外表那樣的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產(chan) 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則利用教育潛力和文化吸引力。不管這些政治工程的源頭是什麽(me) ，“城市公民”常常為(wei) 所在城市的成就而自豪。

簡而言之，本書(shu) 的寫(xie) 作主要出於(yu) 一種樂(le) 觀的信念，即城市能夠把全球的開放性和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ti) 意識結合起來。我們(men) 認為(wei) 城市作為(wei) 身份認同的場所還有其他優(you) 勢。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層次上追求獨特性不大可能演變為(wei) 深刻的仇恨和戰爭(zheng) 。實際上，愛城主義(yi) 能夠遏製過分泛濫的民族主義(yi) 。除了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之外，城市一般沒有軍(jun) 隊，所以城市自豪感不大可能采取危險的形式。因此，獨特性的共同體(ti) 需要應該通過城市來滿足。

雖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義(yi) 情緒確實更強烈些，但同樣真實的是在危機時刻如受到外國支持的恐怖分子大襲擊時，人們(men) 往往能圍繞一麵旗幟聚集起來。我們(men) 在世界九座城市的訪談顯示，大部分“城市居民”擁有自己的身份認同，無需延伸到整個(ge) 國家。但這並不否認民族主義(yi) 的正當性，比如中華民族的強烈共同體(ti) 意識幫助推動人們(men) 努力在東(dong) 部沿海和貧困的西部之間重新分配財富和資源。但是不受更強大的愛城主義(yi) 製約的民族主義(yi) 更可能采取危險的形式，正如民族主義(yi) 煽動者更容易得到家庭親(qin) 情淡漠，沒有結婚的年輕人的支持一樣。簡而言之，我們(men) 並非主張愛城主義(yi) 能夠和 應該替代民族主義(yi) 成為(wei) 政治身份的來源（雖然未來可能如此）；而是認為(wei) 把地方自豪感和對世界的開放性結合起來的愛城主義(yi) 為(wei) 人們(men) 提供了溫和民族主義(yi) 者的心理基礎。

確認城市精神的另一個(ge) 理由是擁有獨特精神的城市能實現在國家層麵上難以實現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標。讓美國或中國的政客來認真實施應對氣候變革的計劃可能需要等待很長時間，但是像庫裏提巴Curitiba (巴西)、舊金山（美國）和杭州（中國）這樣為(wei) 自己的環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環境保護方麵可以做得遠遠超過國家標準。自封為(wei) “世界首都”的紐約市根據其抱負之城的精神有效地開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長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經實施他自己的氣候外交，通過直接邀請世界數百位市長來集中討論都市領袖如何共享政策倡議和技術來減少碳排放，規避以國家為(wei) 基礎的高峰會(hui) 。現在，城市能夠測量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2010年裏約熱內(nei) 盧召開的世界都市論壇宣稱，世界城市現在有一個(ge) 共同的方法計算其行政區內(nei) 產(chan) 生的溫室氣體(ti) 數量。這並非否認以國家為(wei) 基礎的合作和預算龐大城市根本負擔不起的國際環境工程，但姊妹城市之間的合作能夠確定和支持這樣的努力。

推動城市精神還有很好的經濟理由。開發出一種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夠幫助複興(xing) 凋敝的經濟。一個(ge) 漂亮的博物館把西班牙的畢爾巴鄂（Bilbao）從(cong) 一個(ge) 衰落的工業(ye) 城市變成了藝術世界的聖地麥加（說句題外話，請注意我們(men) 使用都市隱喻表達政治理想）。在中國，喜歡文化的遊客蜂擁參觀曲阜，因為(wei) 他們(men) 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鄉(xiang) 。在城市層次上的可行模式可以向全國推廣。中國不怎麽(me) 被人所知的特征是它給予城市相當程度的財政和立法自主權（不像美國和印度的城市，很多權力在州政府手裏）城市之間的競爭(zheng) 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個(ge) 經濟特區城市深圳就是從(cong) 1979年的一個(ge) 小漁村變成了當今擁有千萬(wan) 人口的繁榮的大都市。隨後，從(cong) 廣州到上海等很多城市也走上了市場經濟改革的道路。大連和天津競相吸引世界經濟論壇前往舉(ju) 辦“冬季達沃斯”年會(hui) （最後決(jue) 定輪流在這兩(liang) 個(ge) 城市舉(ju) 辦），兩(liang) 個(ge) 城市都改善了基礎設施建設，為(wei) 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像成都和重慶等特大城市競相承諾於(yu) 實現社會(hui) 正義(yi) ；成都的成功是靠全麵的長期的努力推動的，離不開基層的協商、參與(yu) 、和清晰的財產(chan) 權設計。相反，重慶則一直依靠國家權力和轉移百萬(wan) 人來實現類似目標。如果成都的“溫和”模式在降低收入差距方麵證明更加有效，它就可以為(wei) 國家其他地方樹立一個(ge) 榜樣，正如深圳樹立的市場經濟改革模式一樣。

作為(wei) 政治理論家，我們(men) 希望一個(ge) 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勵具有世界意義(yi) 的社會(hui) 和政治理論。正如序言所說，雅典和斯巴達模式的競爭(zheng) 為(wei) 柏拉圖和亞(ya) 裏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提供了思想素材，而中國社會(hui) 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創造性的階段出現在思想蓬勃發展的戰國時代的城市中。約翰·洛克（John Locke）論寬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紀歐洲最開放和最寬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啟發。當然並非巧合的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義(yi) 和語言權利的理論來自蒙特利爾，那裏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須在這個(ge) 城市微妙的語言政治航道中穿行。

當然，城市應該確認一種精神的觀點建立在城市有精神的假設基礎之上。因此，我們(men) 在本書(shu) 中討論了九個(ge) 城市的獨特精神。我們(men) 讀了很多書(shu) ，試圖提出具有曆史內(nei) 涵的解釋，但是我們(men) 認識到這個(ge) 途徑的局限性，因為(wei) 我們(men) 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個(ge) 人體(ti) 驗很重要：如果一個(ge) 人在一個(ge) 城市生活比較長的時間，他或她可能清楚認識到這個(ge) 城市的精神或者“氣質和習(xi) 慣”。我們(men) 安排了與(yu) 不同城市居民的訪談，對象包括不同階層、不同族群和不同性別的人。我們(men) 試圖發現他們(men) 是否提出共同的主張（如耶路撒冷的宗教、蒙特利爾的語言、北京的國家政治），他們(men) 對此會(hui) 說些什麽(me) 。我們(men) 采用了閑逛的方式：隨意的散步、與(yu) 陌生人聊天能夠塑造和提煉城市精神的假設，尤其是那些並非依靠我們(men) 的親(qin) 身經曆而了解的城市。我們(men) 的散步是受到沃爾特·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計劃（Arcades of Paris）的啟發，該計劃在巴黎的不同地區係統推行了很長時間，目標就是收集當地居民講述的故事，繪製一幅更全麵的城市精神的圖畫。

讓我們(men) 簡單回應一下別人對我們(men) 研究途徑的常見批評。有批評家認為(wei) 我們(men) 的方法是印象式的，過於(yu) 主觀了，需要更明顯的定量研究方法。我們(men) 的確承認定量研究很有幫助。確實使用了民意調查而且尊重調查數據，但問題在於(yu) 大部分調查對比的是國家而不是城市。因此，我們(men) 在本書(shu) 的城市國家新加坡一章中更多使用了調查數據。在“特別行政區”香港一章中也使用了數據，因為(wei) 香港常常被研究者當作與(yu) 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獨立實體(ti) 。未來，我們(men) 當然希望社會(hui) 科學家能夠進行更多以城市為(wei) 基礎的研究，研究結果可能對我們(men) 的假設提出挑戰。

其他批評往往來自相反的方向。一方麵，有人指責我們(men) 扼要闡述了城市的“獨特”精神，但實際上，城市非常複雜、多樣而且在不斷變化，遠非一個(ge) 價(jia) 值或者一套價(jia) 值可以涵蓋。我們(men) 確實認識到這個(ge) 假設或許對城市的核心更明顯，比如若與(yu) 居住在遠城區的紐約人相比，抱負之城的精神對曼哈頓人的生活方式或許更重要。我們(men) 也同意城市精神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我們(men) 的曆史途徑就是要顯示變化發生的方式。我們(men) 在精裝本中本應該更明確地指出，精神與(yu) 其說是一套價(jia) 值觀的承諾倒不如說是對一種主張的承諾。就“你在羅馬就按照羅馬人的習(xi) 慣去做事”的責任而言，這意味著在羅馬，你就要用羅馬人使用的術語來論證。因此，在耶路撒冷，人們(men) 爭(zheng) 論宗教；在蒙特利爾，人們(men) 爭(zheng) 論語言。我們(men) 作為(wei) 關(guan) 心規範性議題的政治理論家要做的就是加入這些討論。在每一章，我們(men) 都試圖提供該城市的精神應該是什麽(me) 的在道德上說得通的解釋。我們(men) 是在心中想著精神是什麽(me) 和對這種精神進行的道德上說得通的解釋應該是什麽(me) 的情況下討論故事和印象的。比如，耶路撒冷一章的要點不是提出乏味宗教之爭(zheng) 的觀點，相反，艾維納主張對宗教做出一種溫和的、強調精神的、尊重人而非物的解釋。雖然對宗教的這種描述體(ti) 現在耶路撒冷許多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但艾維納承認要戰勝教條式的和製度化的宗教仍然是艱巨的任務。蒙特利爾一章更樂(le) 觀一些，這是因為(wei) 貝淡寧認為(wei) 道德上說得通的反思語言價(jia) 值的方式已經慢慢成為(wei) 主流思維和生活方式。但結果證明，這種論點仍有爭(zheng) 議。蒙特利爾一章就因為(wei) 法語報紙的一個(ge) 著名記者引用我們(men) 的論證安慰那些試圖複興(xing) 語言戰爭(zheng) 的人而引起軒然大波。不過，該論點不僅(jin) 是描述性的也具有規範性。簡而言之，我們(men) 試圖在每一章中提出對某種精神的特別解釋，一個(ge) 能夠在道德上說得通的解釋，並幫助帶來城市的變化。

另一方麵，我們(men) 被指控為(wei) 偽(wei) 裝起來的道德相對主義(yi) 者。除了非常稀薄的基本人權，我們(men) 似乎認為(wei) 不管城市精神的具體(ti) 內(nei) 容是什麽(me) ，它都應該得到尊重。如果蒙特利爾人讚成限製操英語者的語言權利，那就太糟糕了。如果耶路撒冷人讚成限製無神論者的權利，無神論者應該收拾行李搬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抱怨。如果一個(ge) 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希望通過建設沒結婚的年輕專(zhuan) 業(ye) 人士更喜歡的單人間小公寓來推銷其“藝術之都”的形象，希望留在這個(ge) 城市的人們(men) 可能就需要限製生育。曲阜的地方官員計劃把這個(ge) 城市及其周邊地區打造成為(wei) “孔子文化特區”，儒家學者已經反對在曲阜建立比孔廟更高的基督教堂的計劃。那些想建造這樣一座教堂的基督徒再次需要到其他地方，因為(wei) 儒家信徒不可能在梵蒂岡(gang) 建造一座比聖彼得大教堂更高的孔廟。換句話說，我們(men) 的途徑似乎為(wei) 城市管理者打著城市精神的幌子而采取的高度具有爭(zheng) 議性和歧視性的政策辯護。多數國家不敢推動這樣的政策，因為(wei) 他們(men) 很可能馬上被告上法庭，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允許城市這麽(me) 做呢？我們(men) 的回答是國家確實應該更加公平，不偏不倚。但是城市能夠和應該被允許表達一種比國家更“濃厚的”生活方式，隻要尊重基本的人權。而且，我們(men) 的研究顯示這也是市民期待其城市所做之事。有時候，城市比國家層麵的政策更開放和寬容。比如在2012年德國最高法院判定幼年的割禮屬於(yu) 違法，因為(wei) 它等同於(yu) “嚴(yan) 重的身體(ti) 傷(shang) 害”。不用說，猶太人和穆斯林認為(wei) 這個(ge) 裁決(jue) 很難實行。柏林市認為(wei) 其對寬容的承諾和與(yu) 過去和解的態度比法院裁決(jue) 更重要，於(yu) 是決(jue) 定允許割禮。簡而言之，城市在當今時代對人類幸福十分重要，它們(men) 提供了一種國家無法提供的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ti) 意識，因此應該有更多的通融餘(yu) 地來推動表達城市身份的政策。

《城市的精神》的精裝本序言最後說本書(shu) “隻是一個(ge) 開端”。通常，這種說法應該被視為(wei) 虛情假意的謙虛而遭忽略。但是，我們(men) 確實是這麽(me) 想的。不過，我們(men) 也認為(wei) 這個(ge) 話題很重要，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話題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給“城市公民”賦予獨特的精神和身份認同就能讓城市幫助人們(men) 有力量麵對21世紀最嚴(yan) 峻的挑戰。

【注釋】

本章選自《城市的精神》平裝本序言，貝淡寧 艾維納·德夏裏特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本書(shu) 的中文版（簡體(ti) 字版）入選由新華網與(yu) 中國圖書(shu) 商報社跨媒聯合主辦的“2012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shu) ”評選中“2012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shu) •人文社科類”十大圖書(shu) 之一。該獎根據專(zhuan) 家評審和讀者網上投票選出。

責任編輯：陳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