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該如何對待保姆？

作者：貝淡寧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二日乙巳

            耶穌2015年5月29日

十年前，一個(ge) 好朋友到香港看望我。這個(ge) 朋友現在是美國一著名大學的倫(lun) 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得知我家雇傭(yong) 了一個(ge) 住在家裏幫忙照看小孩、做家務的保姆後，似乎感到很吃驚。他剛剛從(cong) 另外一個(ge) 城市轉到香港，因為(wei) 要在我們(men) 家呆幾天，我就告訴他把髒衣服放到洗衣房框子裏，讓保姆幫他洗。但我的朋友拒絕了，說他要自己洗。我當時沒有反駁，在喝了幾杯後，我再提這件事，他就同意了。1

我感到納悶，他為(wei) 什麽(me) 要反對呢？在香港，專(zhuan) 業(ye) 人士家裏雇傭(yong) 外國保姆（政治正確的術語）幹活是很常見的現象。這些人來為(wei) 自己和家人賺錢，他們(men) 合同中的待遇比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好多了，他們(men) 的利益受到非政府組織和自己國家政府的保護（尤其是菲律賓）。他們(men) 願意的時候可以自由回家。在香港，沒有人會(hui) 對雇傭(yong) 外國保姆的正義(yi) 問題猶豫不決(jue) （辯論主要集中在工作條款上）但它似乎觸動了西方自由主義(yi) 者的敏感神經。或許家庭裏請保姆破壞了家庭作為(wei) 慈愛和溫馨場所的形象。或者它讓人想起貴族時代的主仆關(guan) 係。也許這裏麵也存在一種虛偽(wei) 的因素。在西方國家，家務勞動往往是非正式的，或者非法的移民在做，他們(men) 沒有合同在手，沒有政治上的承認和法律上的保護，但是自詡為(wei) 正宗自由主義(yi) 者的人很少願意承認他們(men) 雇傭(yong) 了移民保姆，更不要說公開為(wei) 他們(men) 的行為(wei) 辯護了。

如果嚴(yan) 肅地看待，不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就能明白，這樣的態度對於(yu) 保姆本人可能產(chan) 生危害。比如我的朋友自己洗衣服，而且顯示他比我家保姆洗得還好會(hui) 怎麽(me) 樣？她的感覺會(hui) 如何呢？她可能覺得“丟(diu) 臉”，或者甚至覺得自己的飯碗可能保不住了。當然，我不是要說現在的狀況是十全十美的，恰恰相反，它可以而且應該得到改善。但是我們(men) 需要思考以有利於(yu) 保姆本人的方式改變現狀。是的，確實有些方法同時也能對雇傭(yong) 保姆的人有利。兩(liang) 個(ge) 群體(ti) 之間顯然存在利益上的緊張關(guan) 係，但是任何一個(ge) 切實可行的政策都可能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之上，它不僅(jin) 僅(jin) 是弄清適當的法律和政策的問題。在家庭內(nei) 部出現的雇主和保姆的很多互動是遠離國家窺探的眼睛的，家庭內(nei) 部的非正式規範對於(yu) 保姆的福利能產(chan) 生很大的影響。但是，要想在關(guan) 於(yu) 移民和家務勞動的學術文獻中尋找包含道德因素的對待保姆的建議，很可能徒勞無功，人們(men) 好像認為(wei) 連間接提到這種可能性都是不道德的。

所以就讓我以這個(ge) 話題作為(wei) 開頭吧。是的，我承認，作為(wei) 雇主，我這麽(me) 做是想讓自己覺得好受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可能認為(wei) 我的敘述是基於(yu) 階級立場而不屑一顧。但是馬克思本人樹立了可以超越階級立場的典範，他得到資本家恩格斯的工廠的物質幫助，寫(xie) 了曆史上最強大的批評資本主義(yi) 的著作。2當然，我的綿薄之力無法和馬克思的天才相提並論，但是我仍然希望讀者願意聽我提出自己的論證。在我看來，儒家傳(chuan) 統提供了思考雇主和保姆之間關(guan) 係的道德資源，我試圖要說明這些內(nei) 容。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觀點也得益於(yu) 對香港和北京的保姆的采訪和我參加總部在香港的代表外國保姆利益的非政府組織的誌願者的工作。3

個(ge) 人的也是政治的

儒家倫(lun) 理的基本假設是道德生活隻有在特殊的個(ge) 人關(guan) 係環境下才可能實現。對於(yu) 大部分人來說，最重要的關(guan) 係就是家庭。正是通過對家庭成員盡自己的責任我們(men) 才能學到實踐道德的能力。愛護兒(er) 童的觀念在其他文化中同樣存在，但是儒家特別強調的是孝順的美德，也就是要照顧上年紀的父母。而且，孝順不僅(jin) 僅(jin) 是提供物質享受的問題。正如孔子所說的，“最重要的是態度。有事情，讓晚輩效勞，有酒菜食物，讓年長的人先吃，僅(jin) 僅(jin) 這樣竟可以認為(wei) 是孝嗎？”。（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wei) 孝乎？）（為(wei) 政第二2.8）我們(men) 應該充滿愛地服侍父母。孔子還說我們(men) 和家人之間的相互關(guan) 係影響到整個(ge) 社會(hui) （和同一時期的希臘思想家正好相反，在他們(men) 看來幸福生活在家庭之外）“君子從(cong) 根本上努力，根本確立了，仁道就會(hui) 產(chan) 生。孝順爹娘，敬愛兄長，這就是做人的根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學而第一1.2）換句話說，如果家庭和諧，建立和諧的社會(hui) 就容易多了。

這些儒家觀點仍然指導當今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思想觀念和實踐。在日本和韓國，關(guan) 照需要幫助的家庭成員，孩子、老人、病人、殘疾人等一般都是由成年女性完成的。結婚後，妻子一般被期待辭去工作專(zhuan) 門照料家庭。但是在中國社會(hui) （尤其是都市裏），男女關(guan) 係相對平等（如果和日本和韓國相比的話），婦女常常外出工作。那麽(me) ，誰來照料需要照顧的家庭成員呢？意料之中的是，日托中心和養(yang) 老院相對來說發展不足，即使在富裕的中國城市也如此。人們(men) 擔心承擔照料老人任務的陌生人不能表現出正確的“態度”，因此不願意把孩子或者老人送到國家（或者私人開辦）的機構中去。最好還是自己做，如果實在不能做，一般是請人到家裏提供更加個(ge) 人化的照顧。所以有條件的家庭就雇傭(yong) 保姆幫助自己盡照料的義(yi) 務。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裏，中上層的家庭常常雇傭(yong) 來自貧窮地方的保姆，在香港，他們(men) 聘用來自菲律賓或者印度尼西亞(ya) 或者相對貧窮的其他東(dong) 南亞(ya) 國家的外國保姆。

人們(men) 不容易從(cong) 其他因素如政治決(jue) 定和經濟考慮之外清理出文化解釋。比如，更喜歡外國保姆的部分理由可能是在香港缺少高質量的日托中心，（另一方麵，即使在政治上更加開放經濟上更加繁榮的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公眾(zhong) 缺乏對日托中心的需要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對於(yu) 日托中心的文化偏見可能是缺乏這種需要的原因）。儒家價(jia) 值的作用或許更加明顯地體(ti) 現在人們(men) 在家庭中相互交往的方式上。據一項研究成果顯示，香港的西方人雇主對待保姆的方式往往和中國人雇主不同。菲律賓女傭(yong) 往往更滿意西方人雇主，他們(men) 給予她們(men) 更大的個(ge) 人空間，更容易平等地對待她們(men) 。對於(yu) 西方人雇主來說尊重或許更加重要。（張健德（Tak Kin Cheung）和莫邦豪（Bong Ho Mok）《社會(hui) 正義(yi) 研究》1998年第2卷第2期。

但是，光有尊重可能還不夠。也就是說，最好的雇主（隻是很少一部分）對待保姆比較尊重。他們(men) 還把她們(men) 當作家庭的重要成員，這些雇主中的大部分是中國人。同一項研究提供了中國雇主對待保姆像對待家人的很好的例子。菲律賓女傭(yong) 對待雇主的父母非常好，因為(wei) 她被看做親(qin) 生女兒(er) 一般。雇主和保姆之間的家庭紐帶建立在相互關(guan) 心和照顧的基礎上，而不僅(jin) 僅(jin) 是平等和尊重。他們(men) 一起看電視，相互開玩笑，雇主對保姆在菲律賓的家人表現出真誠的關(guan) 心。我對保姆的采訪也得到了類似的反應。一個(ge) 保姆稱讚她從(cong) 前的新加坡主人稱呼她的時候用家人之間的那種親(qin) 切的口氣，周末全家出去度假的時候也帶上她。另外一個(ge) 保姆成為(wei) 她的雇主家兒(er) 子的教母，她們(men) 一起上教堂禮拜。她在菲律賓的家人常常到香港拜訪雇主的家。她還希望她雇主的家人在她返回菲律賓後去看望她。

當然，西方雇主也會(hui) 把保姆當作家人，但是這很少見。香港研究發現，西方人雇主作為(wei) 團體(ti) 和中國人雇主相比更加單一性。我自己采訪的對象說西方人雇主往往尊重保姆，傾(qing) 向於(yu) 平等對待她，但是典型的情況是決(jue) 不超越這個(ge) 界限（一個(ge) 重要的原因是移民並不指望呆很長時間，因此與(yu) 保姆之間並沒有建立像家庭成員一樣的親(qin) 密關(guan) 係）。對保姆友好意味著支付比最低工資更多的工資，給保姆更多的自由時間，但是感情因素不是那麽(me) 明顯。這種保持距離的做法有些好處。保姆被看作家庭成員的觀點可能被用來當作給保姆增加額外負擔的借口，比如請她在公共假日幹活。這或許能解釋為(wei) 什麽(me) 香港的有些保姆拒絕稱呼雇主的名字，即使讓她們(men) 這麽(me) 叫，她們(men) 也總是稱呼“先生”或者“太太”。

當然，感覺到被當作家庭的寶貴成員、感受到愛和信任往往勝過其中的弊端。這裏仍然很難直接追溯文化的影響，但是認為(wei) 儒家倫(lun) 理使得這種把保姆當作家庭成員對待的形式成為(wei) 可能不是沒有道理的，或者至少可以這樣說，一旦產(chan) 生了這個(ge) 形式，更容易紮下根來。在儒家學說裏，家人和外人之間的區別是非常嚴(yan) 格的，但是家庭概念相對來說是很靈活的，像對待家人一樣的關(guan) 心和愛護可以被延伸擴展到其他人。孟子明確地要求我們(men) “尊敬自己的老人，推廣到尊敬別的老人；愛護自己的幼兒(er) ，推廣到愛護別人的幼兒(er)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A.5）延伸這種關(guan) 係的機製是把家庭成員一樣的稱呼和規範應用在非家庭成員身上。這種做法體(ti) 現在漢語中，比如好朋友或者校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稱，畢業(ye) 的輔導員常稱呼學生為(wei) 弟弟妹妹。4在最好的情況下，雇主和保姆之間也用家庭一樣的語言稱呼對方。

但是為(wei) 什麽(me) “最好的情況”在中國家庭中不是很常見呢？有時候，可能因為(wei) 語言和文化不同的緣故。和說另外一種語言的保姆建立家庭成員一樣的親(qin) 密關(guan) 係是困難的。在香港，許多說廣東(dong) 話的家庭並不能很熟練地和說英語的菲律賓女傭(yong) 用英語交流。不錯，雇主用來發布命令的英語是足夠了，但是親(qin) 密關(guan) 係往往發生在人們(men) 能夠相互開玩笑的時候，這就需要更高的語言能力。那麽(me) ，雇主為(wei) 什麽(me) 不雇傭(yong) 說漢語的保姆呢？在富裕的香港，很少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工作。更讓人吃驚的是，雇傭(yong) 大陸來的保姆是非法的。政府擔心這樣的保姆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hui) ，因此逾期不歸、非法滯留時不容易發現。但是如果政策目標是增加把家庭一樣的規範延伸到保姆上的可能性，那麽(me) 政府可能會(hui) 考慮修訂這樣的政策。

在中國大陸，因為(wei) 共同的語言和文化，保姆被看作家庭成員看待就更常見。但是理想和現實之間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的問題是城市居民往往瞧不起來自鄉(xiang) 下的受教育程度低的保姆。這裏，政府同樣可以幫助糾正這個(ge) 問題，比如播放旨在提高人們(men) 公平對待保姆意識的電視節目。比如，可以考慮往往能吸引大約5億(yi) 人觀看的春節除夕晚會(hui) 的電視節目。這個(ge) 節目包括唱歌，用幽默方式傳(chuan) 達道德寓意的小品，相聲等。（比如二〇〇五年的一個(ge) 小品塑造了民工抱怨工資不能按時發放，觀眾(zhong) 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對他的同情）。在未來的節目中，描述在雇主和保姆之間建立家庭般關(guan) 係，不虐待保姆的重要性的小品可能會(hui) 出現（比如，描述雇主和保姆在吃飯時開玩笑的小品）。

但是，歸根結底，這樣的對態度決(jue) 於(yu) 雇主自己的意願。“強製實施”關(guan) 懷的整個(ge) 觀點可能是奏效的，它必須發自內(nei) 心，否則會(hui) 被認為(wei) 是不真誠的，不可能在增強親(qin) 密關(guan) 係中非常有效。怎樣說服雇主對保姆表現出更多的關(guan) 心呢？從(cong) 自我利益的考慮應該是最明顯的：如果保姆感受到關(guan) 心和愛護，她就可能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用孔子的術語，她將用適當的“態度”履行自己的職責）5呼籲雇主善良的、關(guan) 心他人的一麵也是有價(jia) 值的：把家庭規範延伸到保姆身上能改善保姆的生活。但是，即便雇主有正確的動機，把家庭規範延伸到保姆身上也還需要更積極的努力。它可以通過共同的禮儀(yi) 來實現，比如一起吃飯。雇主可以邀請保姆和家人一起吃飯。保姆一開始可能拒絕，但是如果希望保姆最終融入這個(ge) 家庭，雇主就應該堅持。在吃飯時間一起聊天，不必感到太拘束。按儒家的精神，雇主也可以用鼓勵一起唱歌的方式培養(yang) 親(qin) 密關(guan) 係。剛開始也可能會(hui) 覺得不自然，但漸漸地雙方都會(hui) 喜歡這樣的。如果雇主和保姆能夠一起開心地唱卡拉OK，我們(men) 就有信心家庭規範已經形成了。

自由主義(yi) 者或許擔心關(guan) 心和權利之間的較量關(guan) 係。正如布裏吉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所說的，“從(cong) 移民角度看，困難在於(yu) 這種友好和感激的關(guan) 係為(wei) 保護權利留下非常有限的空間”（“非常私密的事情”《移民、政策和社會(hui) 研究中心論文集》2006年第28期第19頁）正如在以慈愛和關(guan) 懷為(wei) 基準的家庭裏提出權利問題似乎是讓人討厭的（常常不必要的），同樣的，尋求推動感情紐帶的雇主可能反對在雇主和保姆之間建立家庭關(guan) 係的情況下提出權利問題，因而造成保姆可能受到剝削和虐待的後果。實際上，雇主往往錯誤地使用家庭和諧的言論反對對保姆有利的立法。考慮一下1910年長崎的三菱造船廠的主任反對增強工人權利的工廠法律的言論：

自古以來，日本就擁有嚴(yan) 格建立在犧牲和奉獻精神基礎上的主仆關(guan) 係的美好傳(chuan) 統，這個(ge) 傳(chuan) 統在世界其他地方並不常見。即使現在交通發達，權利意識增強，市場擴展，工業(ye) 社會(hui) 規模擴大，這種主仆關(guan) 係仍然牢固地存在。它不是西方國家所認為(wei) 的缺陷，而是我們(men) 家庭體(ti) 係的根源，隻要這個(ge) 體(ti) 係存在，它將繼續存在。因為(wei) 有這樣的關(guan) 係，雇主愛雇員，雇員尊重主人。既然不存在罪惡，我們(men) 就覺得沒有必要工廠立法。我們(men) 不能同意可能破壞主仆關(guan) 係優(you) 良傳(chuan) 統的東(dong) 西，反對可能嚴(yan) 重破壞我們(men) 的工業(ye) 和平的內(nei) 容。（引自阿伯翰（Upham）,“‘和諧’和法律的日本經驗”作者保存的論文）

人們(men) 懷疑工人可能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我們(men) 對這種言論應該保持警惕。雇主如果有良心的話，應該試圖從(cong) 雇員的角度思考問題，做一些雇員真正關(guan) 心的事情，比如支付比最低工資高些的工資，給予他們(men) 自由的時間，不管對家庭紐帶的發展產(chan) 生什麽(me) 樣的影響。有時候甚至需要無視雇員基於(yu) 關(guan) 心來推動密切關(guan) 係的願望。如果我要從(cong) 自己作為(wei) 雇主的經驗中得出任何結論時，就需要特別小心，我非常清楚這樣做“聞起來”並不好。不過還是讓我講一個(ge) 例子說明我的意思。有一次，我請我們(men) 在北京保姆的兒(er) 子幫我修理電腦。他下班後過來了，最終解決(jue) 了問題，我還沒有來得及給他錢，他就離開了。第二天，我要把這個(ge) 費用交給他母親(qin) ，但是她拒絕了，還解釋說西方人和中國人不一樣，西方人希望把任何東(dong) 西都市場化，但是中國人更看重以關(guan) 心和感情為(wei) 基礎的關(guan) 係。我即刻的本能是為(wei) 西方文明辯護，但是我忍住了這個(ge) 衝(chong) 動。相反，我告訴這個(ge) 保姆，如果她不代兒(er) 子接受這筆錢，我就不好意思再請他幫忙了。6

雖然如此，對人們(men) 濫用家庭成員關(guan) 係的擔心不應該破壞雇主和保姆之間建立家庭式親(qin) 密關(guan) 係的願望，尤其是雇主和保姆在家庭內(nei) 部的親(qin) 密交流。顯然，如果雇主關(guan) 心愛護保姆，對於(yu) 保姆當然是好事，這不僅(jin) 是雇主的觀點。接受采訪的北京保姆特別指出“被當作家庭成員看待”非常重要，也是她們(men) 的渴望。而且，那種認為(wei) 家庭式親(qin) 密關(guan) 係和合法權利保護之間總是存在此消彼漲的觀點是錯誤的。在有些情況下，權利保護實際上能推動親(qin) 密關(guan) 係的建立。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裏（和香港不同）外來的保姆往往是在沒有簽合同的情況下工作。香港式的合同對於(yu) 保姆是有利的，在這樣的合同裏，最低工資、健康保障、工作事故保險等都有統一的標準。人們(men) 沒有特別注意到的情況是，這種合同還能幫助推動家人般親(qin) 密關(guan) 係紐帶的形成。通過明確規定較長時間的聘用期限（比如兩(liang) 年，三年），保姆更願意留在同一個(ge) 雇主家裏，因而增加雇主和保姆之間建立家庭成員般親(qin) 密關(guan) 係的可能性。另一方麵，在如今非正式的工作模式下對保姆來說一個(ge) 很大的好處就是她們(men) 可以輕易地跳槽，無需忍受有虐待傾(qing) 向的雇主。（相反，在香港的外國保姆要尋找新雇主的話，隻有兩(liang) 個(ge) 星期的時間，這就意味著要避免被驅逐出境的命運，就隻好忍受不良的雇主折磨了）所以，合同應該保留某種形式的退路，但是也不至於(yu) 到了雇主和保姆用家庭方式處理微小糾紛的願望也沒有的地步。當然，這樣的合同也需要結合避免保姆遭受虐待的措施，比如嚴(yan) 厲懲處那些對保姆體(ti) 罰和性騷擾的雇主。

但是我們(men) 確實需要認識到，過多強調權利可能破壞雇主和保姆之間的親(qin) 密關(guan) 係。自由主義(yi) 者似乎認為(wei) ，在政治上（法律上），旨在推動平等、尊重和公平對待的權利總應該比建立親(qin) 密關(guan) 係的願望更重要。不過，儒家感覺到了兩(liang) 者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7有時候親(qin) 密關(guan) 係比權利更重要。比如，我的一個(ge) 香港受訪者讚美她的新加坡雇主總是為(wei) 她提供洗發水或者其他化妝，這些似乎雞毛蒜皮的小事讓她們(men) 印象深刻，正是因為(wei) 這不是法律上的義(yi) 務，才鞏固了雇主和保姆間的信任關(guan) 係。如果雇主提供化妝品是寫(xie) 在合同上的義(yi) 務，就不會(hui) 對相互關(guan) 係產(chan) 生同樣有利的效果了。

引起爭(zheng) 議更大的問題是，這樣的考慮還涉及是否應該在合同上寫(xie) 明工作時間。在香港，雇主和保姆之間的合同不明確最高工作時限，讓保姆一天工作16個(ge) 小時也不算違法。乍一看，這似乎在道德上是讓人懷疑的。但是，不確定最高工作時限的一個(ge) 原因是在家庭這樣的“私密”空間是很難具體(ti) 落實，一旦出現糾紛也很難裁定。另外一個(ge) 原因對我們(men) 的目的更重要。一方麵，雇主可以主動把工作時間限製在“合理”水平上，比如八個(ge) 小時，中間有休息，這可能會(hui) 產(chan) 生鞏固雙方關(guan) 係的效果。另一方麵，保姆可以主動工作超過雙方協定的時間，同樣能產(chan) 生加深家庭般信任和關(guan) 懷的效果。最終，經濟活動和家庭責任的界限可能變得模糊起來，雇主和保姆之間關(guan) 於(yu) 工作的協商過程變得更像家庭成員家務分工那樣的非正式約定。換句話說，它讓“儒家”的家庭規範和實踐延伸到保姆身上成為(wei) 可能。如果正式合同明確、詳細地規定保姆在家庭中的權利和義(yi) 務的話，是不大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的。

自由派人士或許回答說不確定最高工作時限的建議仍然是有利於(yu) 雇主的，他最終控製著權力的杠杆。為(wei) 什麽(me) 雇主有權力決(jue) 定是否剝削保姆呢？從(cong) 保姆的角度看，擁有在明確的最高工作時間標準內(nei) 工作的權利似乎是更有利的，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求助於(yu) 法律。如果保姆想改善和雇主的關(guan) 係，她可以放棄這個(ge) 權利，雇主會(hui) 感激的。不幸的是，這在實際上不大可能發生。一旦權利正式確定下來，人們(men) 就有強烈的傾(qing) 向要充分使用，甚至拿來對付那些“好”雇主，雖然根本不需要這麽(me) 做。而且，這個(ge) 權利很難具體(ti) 落實的事實或許會(hui) 導致無休止的衝(chong) 突，從(cong) 而毒化[惡化]家庭親(qin) 密關(guan) 係的氛圍。

我的主要觀點——自由派理論家忽略或者批評的是應該認真對待把家庭關(guan) 係延伸到保姆身上的儒家觀點，不僅(jin) 要體(ti) 現在政策層麵上而且還要體(ti) 現在我們(men) 作為(wei) 雇主對待保姆的實際行動上。理想的狀況是立法者和雇主應該把公正和關(guan) 心結合起來考慮。當然，有時候不能兩(liang) 全其美。法律權利應該保護保姆的根本利益，比如確保避免遭受虐待和性侵犯的權利等。但是如果約束權利並沒有導致出現嚴(yan) 重的非正義(yi) ，也沒有幫助推動親(qin) 密關(guan) 係形成，那麽(me) ，我們(men) 就應該優(you) 先考慮親(qin) 密關(guan) 係。在需要做出困難的選擇時，人們(men) 往往因為(wei) 立場不同得出不同的結論。自由派個(ge) 人主義(yi) 者或許更願意站在正義(yi) 一邊，但是儒家可能傾(qing) 向於(yu) 讚同有利於(yu) 家庭和諧和信任的規範和實踐。

有差別的公民身份的經濟利益

我可能錯過了真正的問題，外來勞工的整個(ge) 體(ti) 製是建立在公民身份的不平等這個(ge) 的實質非正義(yi) 基礎上的。比如，在香港，外國保姆根本不可能具有成為(wei) 香港公民的機會(hui) ，不管他們(men) 在這裏工作了多長時間。在自由派理論家的眼裏，這種二等公民的機構性安排------對於(yu) 某個(ge) 居民團體(ti) 的永久性不平等權利是對基本自由民主原則的侵犯是不能被允許的，不管具體(ti) 的背景如何。正如威爾·吉姆利卡（Will Kymlicka）指出的，“它正好違犯了讓長期居住的居民有權成為(wei) 公民的自由民主思想。”（《當代政治哲學》第2版，第359頁）沒有哪個(ge) 體(ti) 麵的政府會(hui) 在這個(ge) 原則上妥協。8

或許有人反對，在中國大陸存在著更加糟糕的非正義(yi) ，因為(wei) 民工在自己的國家內(nei) 被剝奪了平等權利！中國的“流動人口”大約有一億(yi) 二千萬(wan) ，主要是來到城市尋找更好的機會(hui) 和更高收入的貧困地區的農(nong) 村居民，他們(men) 受到戶口（家庭登記製度）的限製，無法成為(wei) 正式市民。國家通過戶口來控製向城市移民的規模，使那些出生在農(nong) 村的人更難在城市建立永久的家。戶口成為(wei) 因出生地不同而形成的政治上的限製，是世代相傳(chuan) 的，那些來自農(nong) 村的移民到了城市裏就必須申報暫住證，申請工作許可證。出生在城市的正式居民被給予一些特權和利益，而移民僅(jin) 僅(jin) 因為(wei) 以前生活在農(nong) 村而被排除在這些利益之外，不管他們(men) 在城市裏實際上生活了多少年。換句話說，從(cong) 自由民主的角度看，戶口體(ti) 製在功能上等同於(yu) 把一群人貶低為(wei) 二等公民的種姓製度，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這群人不幸出生在農(nong) 村。

這裏有必要問一下到底是什麽(me) 東(dong) 西促成了這個(ge) 看起來明顯不公平的體(ti) 製。回答這個(ge) 問題的一個(ge) 方法是預測戶口體(ti) 製下社會(hui) 和經濟發展的可能後果。我們(men) 設想一下如果西藏取消了戶口體(ti) 製後會(hui) 出現什麽(me) 樣的後果。對於(yu) 中國的漢族人來說，西藏是最遙遠的、最不受歡迎的、最充滿敵意的一部分。“為(wei) 了鼓勵西藏的經濟發展，北京特別允許西藏不受一個(ge) 人必須在特定的永久居住地做生意的基本原則的約束。結果，在西藏的城市，尤其是首府拉薩充斥著來自中國其他省份的漢族人，即所謂的“流動人口”。”（威爾·吉姆利卡和何包鋼主編的《亞(ya) 洲的多元文化主義(yi) 》中何的文章“中國特色的少數民族權利”第64頁）吳明指出在人們(men) 向往的地方（從(cong) 漢族人的角度看）比如北京和上海，如果取消戶口製度可能出現的後果：

如果取消都市戶口，不僅(jin) 造成技術和城市人員管理上的困難，而且會(hui) 出現來自農(nong) 村的大量勞工的湧入，這會(hui) 造成許多的“城市病”，尤其是東(dong) 南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或許我們(men) 會(hui) 說這些城市裏已經有大量的民工存在，並沒有許多的“城市病”啊。那是因為(wei) 城市戶口體(ti) 製還沒有取消的緣故。民工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們(men) 的生活就像候鳥一樣。如果沒有戶口體(ti) 製，他們(men) 就會(hui) 成群結隊而來，如果能在城市立足，就會(hui) 把家庭搬過來居住在城市邊緣，那就會(hui) 產(chan) 生大量貧困人口。拉丁美洲的都市化就是這種局麵的最好例子。（引自《新西部》26期，2001年11月26日）

換句話說，戶口體(ti) 製防止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亞(ya) 等大城市出現的大量貧民窟的現象。都市地區經濟發展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社會(hui) 穩定，犯罪率低，以及吸引外來投資的穩定環境。

吳明認為(wei) 戶口製度對國家的不發達地區同樣有利。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城市更容易留住人才，以幫助發展本地區的經濟（如果沒有戶口體(ti) 製，人才可能湧向北京或者上海等）。人們(men) 或許還補充說相對富裕的東(dong) 部沿海地區經濟投資的利益能最終重新分配給發展中的貧窮地區（中國政府最近已經宣布投入資金加強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

我們(men) 有理由懷疑這些觀點的實證基礎，比如，參閱夏賢良和王迎曦《都市研究》2002年第9期（4月），但是，即便這些觀點確實有證據支撐，自由派仍然想取消戶口體(ti) 製，因為(wei) 公民平等是當今自由理論的所有價(jia) 值存在的基礎。即使不平等的權利有助於(yu) 推動經濟發展，這個(ge) 體(ti) 製在根本上也是不公正的，必須被廢除。這裏我們(men) 麵臨(lin) 根本價(jia) 值觀的衝(chong) 突。這不僅(jin) 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說政府應該首先考慮生存權而不是平等的公民權和政治權。孔子本人就非常明確地指出政府的首要義(yi) 務是為(wei) 人民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隻有那時才應該教育他們(men)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第十三13.9）同樣的，孟子認為(wei) 政府必須首先提供人們(men) 的基本生存條件，這樣他們(men) 就不至於(yu) 走上道德的歧途。“如果沒有固定的產(chan) 業(ye) ，便因此沒有堅定的信念。沒有堅定的信念，就會(hui) 放縱越軌、胡作非為(wei) ，沒有什麽(me) 事幹不出來。”（若民則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梁惠王章句上1.7）。在西方，理論家隻是到了18世紀才開始意識到國家消除貧困的責任，10但是這樣的關(guan) 心早就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和實踐了。為(wei) 了讓人們(men) 富裕，可以犧牲某些權利的觀點在中國並不沒有引起非常強烈的爭(zheng) 議。如果存在自由民主理論的衝(chong) 突，那主要存在於(yu) 自由民主理論內(nei) 部。至少，自由派應該小心謹慎，別對中國人指手畫腳，要求什麽(me) “普遍”正義(yi) 。

但是權利不平等的體(ti) 製的特征應該引起儒家的特別關(guan) 注：民工常常被迫和家人分開的事實。在中國大陸，民工如果把孩子帶到城市來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因而常常把孩子留在家鄉(xiang) 。官方報紙《中國日報》（2007年1月29日）報道超過兩(liang) 千萬(wan) 的中國兒(er) 童在父母離開家外出打工後和祖父母或者其他親(qin) 屬一起生活。（通常的情況是，父母在中國新年的時候回家一次）。在香港，外國移民對家庭生活的影響甚至更糟。外籍保姆不能帶家人一同前來，隻能單身過來，把配偶和孩子留在老家。

有必要問一下為(wei) 什麽(me) 要實施這種不人道的法律。主要原因是接受勞工的地區不願意讓貧窮的民工永久定居下來，他們(men) 認為(wei) 把平等權利延伸到民工的家庭將鼓勵他們(men) 永久定居的傾(qing) 向。這樣的觀點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大可能發生改變。比如，許多香港人就擔心海外貧窮移民的大量湧入。香港已經是亞(ya) 洲最擁擠的區域之一，香港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就是外來民工和家庭的大量湧入（即使大陸人也很難把家人弄到香港來，雖然在技術上說大陸、香港是同一個(ge) 國家）。有必要問一下如果自由派理論家成功說服香港政府改變其政策，那會(hui) 發生什麽(me) 樣的事。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外來勞工受傷(shang) 害。由於(yu) 人民的壓力，香港政府將禁止新保姆進入香港，因而剝奪貧窮外國人的工作機會(hui) 。目前香港外國保姆的最新數量（2007年3月12日）是232780人，這些人也將被驅逐出境。許多保姆將被迫踏上飛機，呼天搶地，痛哭流涕，被送回菲律賓或者其他輸出國。香港的許多習(xi) 慣於(yu) 依賴保姆的小孩可能一連幾個(ge) 晚上哭鬧，無法入睡。

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從(cong) 香港寄出的匯款將幹涸，全球的貧困將進一步加劇。11人們(men) 對這樣的局麵會(hui) 如何反應呢？在過去一個(ge) 世紀裏，西方自由派人士已經發現家庭紐帶對幸福生活的價(jia) 值（作為(wei) 對比，家庭紐帶作為(wei) 儒家中心議題已經有幾千前的曆史），他們(men) 試圖使用基本人權的語言來獲得這個(ge) 價(jia) 值。比如，約瑟夫·卡倫(lun) 斯（Joseph Carens）寫(xie) 到“拒絕給予人們(men) 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權利超過三個(ge) 月是殘忍的，超過一年就是缺乏道德的不公正的暴行。”（“住家保姆、季節工人、外國學生以及難以進入民主地圖的其他人”（作者保存的未發表論文第7頁）這樣的基本人權勝過所有其他考慮。即使民工項目能最好地減少全球貧困，12自由理論家也不能在這個(ge) 原則麵前屈服。但是對於(yu) 儒家來說，關(guan) 鍵是要在不同家價(jia) 值間尋求一種平衡。一方麵，政府有義(yi) 務減少貧困，如果需要，它願意考慮限製某些權利以便達到這個(ge) 目標。另一方麵，政府也有責任保護和推動家庭價(jia) 值。但是請注意儒家的家庭價(jia) 值觀是不同的。在西方自由派看來，家庭的典型是指核心家庭，也就是配偶和孩子。因而被剝奪了這種關(guan) 係就等於(yu) 徹底剝奪了家庭紐帶。而對於(yu) 儒家來說，家庭概念是寬泛的，它能夠而且應該延伸到其他人。最明顯的是，家庭成員包括上年紀的祖父母，同時還可以吸收“新”的家庭成員，曾經的家庭規範和標簽也可以延伸到這些新成員身上。因此，推動雇主和保姆之間建立家庭式的紐帶就具有重要意義(yi) 。在很大的程度上，這樣的紐帶能夠減輕民工由於(yu) 和家人分別而產(chan) 生的孤獨感。

我並不想說這樣的紐帶能夠取代外籍勞工和母國家人的親(qin) 情紐帶（或者中國大陸的民工的農(nong) 村地區的家人之間的親(qin) 情）。比如，孟子明確地警告說不要把家庭規範的延伸和墨子關(guan) 心所有人的公平的主張混淆起來。對於(yu) 孟子來說，一個(ge) 人愛他兄弟家的兒(er) 子比愛他鄰居家的新生嬰兒(er) 更甚是自然的、合理的。（公孫醜(chou) 章句上3.5）墨子讓我們(men) 做的，把鄰居的父親(qin) 當作親(qin) 生父親(qin) 對待，等於(yu) 否認父親(qin) 的存在（滕文公章句下6.9）。所以把家庭式規範延伸到別人不能總是起作用。親(qin) 密的家庭成員有無法替代的特殊價(jia) 值。因此，必須製定法律允許民工在長時間工作後回家與(yu) 親(qin) 人團聚，至少一年回家一次。

在香港，雇主被迫支付這種探親(qin) 費用，其實雇主可以做得更多，比如提供每年探親(qin) 兩(liang) 次的費用。在中國大陸，許多雇主也許還沒有條件支付保姆回家的費用，而那些有能力的人應該這樣做。（這裏不需要提供直接的幫助，可以采取在假期期間發獎金的方式）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我想強調在不那麽(me) 理想的世界裏我們(men) 有能力做出一些艱難的選擇。盡管這些交易和犧牲是可以容忍的，但決(jue) 不值得讚美。當然，理想的情況是人人都能平等和體(ti) 麵地生活，不需要背井離鄉(xiang) 、遠離親(qin) 人外出謀生。從(cong) 長遠來看，我們(men) 可能會(hui) 看到樂(le) 觀的前景，到那時，經濟因素將不再影響人們(men) 的行為(wei) 。我們(men) 徹底解決(jue) 全球貧困問題，沒有人需要作為(wei) 移民到異國他鄉(xiang) 去工作。但是，即使如此，不同的文化傳(chuan) 統仍然影響需要關(guan) 照的家庭成員的不同贍養(yang) 方式，比如照顧老人的問題。在西方自由社會(hui) ，人們(men) 期待“照料”老人的主要任務將由養(yang) 老院或者家裏雇傭(yong) 的保姆來完成（往往在最低工資以下的工作：參閱埃琳·鮑裏斯（Eileen Boris）和詹尼弗·克萊恩（Jennifer Klein）,“留守老人”《異議者》（Dissent）2007年秋）。但是在儒家傳(chuan) 統社會(hui) 裏，照顧上年紀父母的思想受到正確“態度”（特別的愛）的指導，意味著家人要承擔大部分的照料任務。或許國家能為(wei) 親(qin) 人在家裏照料老人提供更多的資源。同樣重要的是，讓我們(men) 希望性別關(guan) 係更加平等，在成年的兒(er) 子和女兒(er) 之間更加平等地分配照顧老人的任務。13

【注釋】

1幾年前，同一個(ge) 朋友到北京看望我。我的夫人請我們(men) 的司機到機場接他，因為(wei) 夫人不會(hui) 開車，她是一家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我告訴這個(ge) 朋友她（這個(ge) 司機）是我們(men) 的朋友。我不是想說我在撒謊（實際上，這並不是謊言，我們(men) 確實和司機的關(guan) 係非常好），但是如果我承認我們(men) 現在既有保姆又有司機的話，我擔心這位學術界朋友可能提出反對意見（或者取笑我的左派立場和我的“資產(chan) 階級”生活方式之間的所謂差距）。

2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寫(xie) 關(guan) 於(yu) 家務勞動的政治。或許他的生活中最不光彩的事件就是他和自己家的保姆之間的私情了，兩(liang) 人還生了一個(ge) 孩子（恩格斯把這個(ge) 孩子抱走了，因而避免了家庭醜(chou) 聞），這或許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馬克思不願意談論這個(ge) 話題。

3這章選自拙著《超越自由民主》11章。

4家庭式標簽延伸到外人還可以體(ti) 現在非常罕見的情形下：在中國電視上，一個(ge) 有經驗的專(zhuan) 門解救被綁架者的警官描述他外柔內(nei) 剛式的方法：他給綁架者交談，通過稱他“兄弟”和他套近乎，而且綁架者往往最終溫和起來，放棄抵抗。奇怪的是，在美國背景下，家庭式標簽也延伸到外人，比如在女子監獄。不是形成匪幫（如男子監獄），女性囚犯組成“家庭”，上年紀的人充當“祖母”，中年婦女做“母親(qin) ”，年輕女性為(wei) “孩子”。

5我用女性代詞指代保姆是因為(wei) 她們(men) 多數是女性。在中國大陸，也存在一些男性保姆，尤其是從(cong) 事照料殘疾人和老人的工作。原因是這樣的照料是繁重的體(ti) 力勞動（比如幫病人洗澡），男性更有能力做這樣的工作。

6她仍然拒絕接這個(ge) 錢。我確實又請她兒(er) 子幫忙了。我再次給錢（兩(liang) 次的費用），他在一番推辭之後還是收下了。

7我不是在暗示自由派的實際生活就和他們(men) 的理論吻合。比如，我上文提到的自由派朋友日常生活都是非常舒服滋潤的。

8這樣嚴(yan) 格的為(wei) 道德原則辯護或許在自由派政治理論家中非常普遍。左翼傾(qing) 向的經濟學家和政治積極分子常常更願意扭曲原則，承認衝(chong) 突的價(jia) 值觀之間的交換妥協。比如，布什政府的移民工人項目建議----在我看來，就是該政府的少數有道理的建議之一---得到左翼政客如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的支持。（該建議遭到反對，最終被擔心給予非法移民“赦免”地位的保守派力量所擊敗）

9關(guan) 於(yu) 西方傳(chuan) 統的有趣的描述，參閱（薩繆爾·弗萊夏克（Samuel Fleischacker）, 《分配正義(yi) 簡史》(譯者注：該書(shu) 中文版由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弗萊夏克認為(wei) ，亞(ya) 當·斯密第一個(ge) 認真考慮國家在消除貧困上的責任（其他理論家如亞(ya) 裏士多德和馬基雅維裏反對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是因為(wei) 他們(men) 看重政治穩定，不是因為(wei) 他們(men) 反對貧困本身，基督教普遍傾(qing) 向私人慈善作為(wei) 處理貧困問題的方法）。

10外來勞工匯款的經濟利益是巨大的。正如聯合國秘書(shu) 長潘基文（Ban Ki-moon）說“去年移民往家鄉(xiang) 匯款1310億(yi) （英鎊），是全部國際援助的三倍多。在有些國家，三分之一的家庭依靠這些匯款擺脫貧困。在發展中國家，匯款被用來支持醫療保健，教育和草根性的企業(ye) 。”（英國《衛報》2007年7月10日）

11經濟學家蘭(lan) 特·普瑞徹特（Lant Pritchett）認為(wei) 巨大的客居工人項目---工人可以呆三到五年，不能成為(wei) 公民------讓千百萬(wan) 世界最貧窮國家的人在最富裕的國家工作是最能戰勝全球貧困的方法。普瑞徹特認為(wei) 多數接受這些勞工的國家不允許他們(men) 把家人帶來，他認為(wei) 全球發展的好處超過了付出的代價(jia) 。作為(wei) 回答，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Sachs）說“讓他們(men) 作為(wei) 家庭到來。讓千百萬(wan) 的男人和家人分開，生活在臨(lin) 時的條件下，很難對於(yu) 我們(men) 要建立的世界有幫助的作用。（引自傑森·德帕爾（Jason DeParle）“我們(men) 也應該讓勞工全球化嗎？”《紐約時報雜誌》2007年6月10日）如果為(wei) 了減輕全球貧困必須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12有趣的是，這個(ge) 道德觀似乎仍然指導亞(ya) 洲移民到其他社會(hui) 的實踐。按照《紐約時報》（2001年8月11日）的說法，在美國，幫助照料父母、嶽父母或者其他親(qin) 屬，或者提供經濟支持的白人的比例是20%，而美國黑人的比例是28%，拉美裔美國人的比例是34%，亞(ya) 裔美國人的比例是42%。那些提供最多照料的人也往往最感到內(nei) 疚，覺得他們(men) 做得還不夠。幾乎四分之三的亞(ya) 裔美國人說他們(men) 應該多為(wei) 父母做點什麽(me) ，而這個(ge) 比例在拉美裔美國人是三分之二，美國黑人是二分之一稍多，白人則不足一半。

13未來成年兒(er) 子更多參與(yu) 照料父母的任務恐怕是必須的，因為(wei)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將讓請人到家裏照料父母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責任編輯：陳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