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從共產主義到儒學:中國政治未來的文本變化

欄目:思想探索
發布時間:2015-05-19 21:57:28
標簽:
貝淡寧

作者簡介:貝淡寧(Daniel A. Bell),男,西曆一九六四年出生於(yu) 加拿大蒙特利爾。 一九九一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政治學)。現為(wei) 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著有《賢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義(yi) 及其批評》(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二〇〇一)、《中國新儒家: 變革的社會(hui) 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聯書(shu) 店二〇一〇)、《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聯書(shu) 店二〇〇九年)等。

從(cong) 共產(chan) 主義(yi) 到儒學:中國政治未來的文本變化

作者:貝淡寧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二日乙未

            耶穌2015年5月19日

 

在美國,政治未來不管好壞是由已經運行了二百多年的憲法確定了的,除非發生劇烈的變化如核戰爭(zheng) 或者重大的恐怖襲擊,未來幾十年的政治製度不大可能發生重大改變。但是在中國則相反,政治未來的前景是開放性的。根據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論述,現在的製度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意味著它是向更高級、更優(you) 越的社會(hui) 主義(yi) 階段前進的過渡期。1在未來,經濟基礎,連同法律和政治上層建築都要發生變化。對於(yu) 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來說,政治上受到嚴(yan) 格控製,經濟上相對自由的現行製度作為(wei) 權宜之計的合理性是勉強可以接受的,因為(wei) 在經濟發展的動蕩時期需要保障社會(hui) 秩序。(許多人可能反駁這樣的主張)但是,沒有人會(hui) 認為(wei) 現行的政治製度在經濟發展後還應該繼續維持下去。


可問題是經濟發展之後是什麽(me) ?在中國,討論這個(ge) 問題是受到某種程度限製的,不僅(jin) 因為(wei) 政治控製,也因為(wei) 人們(men) 普遍意識到解決(jue) 經濟和社會(hui) 問題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當然好像也存在對“烏(wu) 托邦思想”的回避,這是對毛澤東(dong) 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進行的徹底根除過去的災難性嚐試的反應,完全可以理解。雖然如此,很少有人懷疑中國未來確實需要新型的、更有活力的政治模式。在私下的討論中,存在一些預測的空間,筆者下麵就報告某些可能性。


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yi) )的終結


從(cong) 官方看,卡爾·馬克思的哲學是執政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合法性的支柱,因此馬克思主義(yi) 是思考中國政治未來的起點。中共確實不再強調階級鬥爭(zheng) 、對富人的仇恨、反對私有財產(chan) 。實際上,現在資本家可以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司法製度正在逐漸改革,以便更接近資本主義(yi) 國家的製度。但是這樣的發展或許反映了現在比毛時代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更完善了。隻要認識到貧窮國家在發展道路上必須經過資本主義(yi) 這個(ge) 階段,中共就不需要拋棄對共產(chan) 主義(yi) 長期目標的承諾。


資產(chan) 階級生產(chan) 方式不隻是把工人當作生產(chan) 過程中的工具,把技術當作為(wei) 少數資本家擴大財富服務的工具,它確實還有重要的美德:比任何別的經濟製度都更好地解放了生產(chan) 力。理由是資本家相互競爭(zheng) 、追求更多利潤,因此積極開發新的、效率更高的生產(chan) 商品的手段,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如果沒有了這些,社會(hui) 主義(yi) 就無法生存下去。如果在沒有發達的生產(chan) 力(先進的技術和使用這些技術的知識)確保物質豐(feng) 富的情況下實行共產(chan) 主義(yi) ,就無法保持長久。正如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指出的,沒有“絕對必須的物質前提”,“物質匱乏成為(wei) 普遍的現象,而匱乏一旦存在,爭(zheng) 奪必需品的鬥爭(zheng) 就會(hui) 重新開始,從(cong) 前的醜(chou) 惡現象就會(hui) 恢複。”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馬克思認為(wei) 英國在印度的帝國主義(yi) 行徑是合理的。是的,對於(yu) 印度工人來說可能是剝削、是痛苦,但是它奠定了社會(hui) 主義(yi) 統治的基礎。中共為(wei) 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辯護,鄧小平“致富光榮”的名言具有類似的邏輯根源。


在馬克思主義(yi) 框架下,整個(ge) 醜(chou) 陋過程的道德意義(yi) 在於(yu) 把大部分人從(cong) 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技術獲得高度發展,到了某個(ge) 時刻---革命時刻,就要廢除私有財產(chan) ,讓機器為(wei) 人類美好生活工作,而不是為(wei) 少數階級的利益服務。人們(men) 讓技術做必須的、又髒又累的工作來滿足物質需要,自己最終可以悠閑地釣魚、讀書(shu) 、設計以及創造藝術品等。不愉快的工作僅(jin) 局限在維護機器、保持係統運行等工作,但是這類“必須的領域”不會(hui) 占據工作日的大部分時間。


但中國什麽(me) 時候能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呢?這個(ge) 轉變如何進行呢?其中一種反應是現在討論這些問題沒有用,因為(wei) 向共產(chan) 主義(yi) 的轉變肯定要發生。馬克思自己是個(ge) 技術樂(le) 觀主義(yi) 者(參閱《資本論》第一卷工廠法案的討論)不管理論家會(hui) 說什麽(me) ,技術進步將導致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2但他的信仰是建立在現在遭到懷疑的經濟理論上麵的,比如資本主義(yi) 製度下利潤率下降和勞動價(jia) 值等理論。從(cong) 規範角度看,考慮能夠加快勞動過程、把工人痛苦減少到最小程度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或許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馬克思本人感到有必要給工人講道理、鼓動他們(men) 為(wei) 自己的事業(ye) 奮鬥。


中國政府通過“科學發展觀”的術語,好像正式認可馬克思對技術樂(le) 觀主義(yi) 的解釋。但是最近擺上台麵的內(nei) 容是在“科學發展”過程中關(guan) 心如何把工人和農(nong) 民的痛苦減少到最低。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全會(hui) 25年來第一次專(zhuan) 門研究社會(hui) 問題。中國的政策製定者表明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從(cong) 難駕馭的瘋狂增長模式轉向更容易持續發展的,能夠推動社會(hui) 和經濟平等、確保低收入和弱勢群體(ti) 有更多就業(ye) 機會(hui) 、基本教育、起碼的醫療保健和社會(hui) 保障的模式。政府在推動工人權利方麵也更加積極,它強迫沃爾瑪在中國的分店接受國家控製的工會(hui) ,製定法律取締血汗工廠(雖然法律的實施讓人懷疑),授予工會(hui) 權力和廠方協商工人合同、安全保護、工作地點等。這些是從(cong) 八十年代市場體(ti) 製引入後第一次出現的情況。

 

盡管有官方文件,人們(men) 還是不清楚這些發展到底有多少是來自對共產(chan) 主義(yi) 的信仰。中央黨(dang) 校的吳忠民肯定了官方承認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的做法,認為(wei) 社會(hui) 資源應該根據貢獻大小來分配,而社會(hui) 成員能夠“按勞分配”。中國讀者明白這裏指的是馬克思描述的“低級共產(chan) 主義(yi) ”,但是實際上,政府呼籲社會(hui) 公正好像除了承認某些資本主義(yi) 國家已經采取的緩和資本主義(yi) 過分罪惡的福利措施的需要外,再沒有其他內(nei) 容。(最近許多中國官員考察了斯堪的納維亞(ya) 國家,了解那裏的社會(hui) 福利製度。這樣的福利製度得到官方媒體(ti) 的稱讚)3從(cong) 哲學角度看,對弱勢群體(ti) 的承諾可能建立在強調社會(hui) 和經濟權利的社會(hui) 民主理論,4政府應該首先考慮被剝奪了資源和重要人際關(guan) 係的弱勢群體(ti) 的儒家思想,或者優(you) 先考慮貧窮和低賤人需要的基督教價(jia) 值上麵。中共呼籲的更多社會(hui) 福利沒有特別明顯的馬克思主義(yi) 色彩。

 

“新左派”知識分子領袖如汪暉,一直在呼籲社會(hui) 公平,意思是中國首要考慮的內(nei) 容應該是解決(jue) 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保障弱勢群體(ti) 利益。但是人們(men) 可以預料,他們(men) 的觀點更多傾(qing) 向於(yu) 對現狀的批評。他們(men) 認為(wei) 社會(hui) 公平不可能在沒有巨大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實現,比如工人和農(nong) 民組織的更多自主權、允許表達利益要求的民主過程、以及揭露政府腐敗的媒體(ti) 自由等。清華大學的崔之遠或許是新左派中最激進的一位,主張經濟和政治民主。在一篇題目為(wei) “自由社會(hui) 主義(yi) 和中國的未來:小資產(chan) 階級宣言”的精彩文章中,他警告說中國進步力量不應該模仿西歐推行的社會(hui) 民主措施。相反,崔主張勞資合作、根據年齡和家庭狀況在所有公民中進行社會(hui) 分紅。5隻有這樣的革新才能實現讓中國的廣大工人和農(nong) 民獲得權利的目標。

 

但是新左派沒有設問經濟發展後,當中國人中的大多數不再把時間都花在田野或者工廠勞作之後會(hui) 發生什麽(me) 事。不管是官方的還是私人的討論,好像都隻是限製在如何最好地保障工人和農(nong) 民的利益上。似乎沒有人思考,以現在的技術發展水平,中國如何邁向能夠把工人從(cong) 不願做的工作中解放出來的產(chan) 品極大豐(feng) 富的社會(hui) ,或者什麽(me) 時候應該能實現這個(ge) 理想。

 

那麽(me) ,人們(men) 為(wei) 什麽(me) 不談論共產(chan) 主義(yi) 呢?對於(yu) 學者來說,或許因為(wei) 政治上的限製。由於(yu) 馬克思主義(yi) 被認為(wei) 是政府合法性的依據,在中國它成為(wei) 被最嚴(yan) 格控製的政治文本。在培養(yang) 中國政治精英的清華大學(國家主席胡錦濤畢業(ye) 於(yu) 該校),我的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yi) 的同事也在進行馬克思理論方麵的有趣和有價(jia) 值的研究(和西方馬克思主義(yi) 學者的工作相似),但是他們(men) 不願意把馬克思的理想和中國現在或未來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有人告訴我明目張膽地談論這些在政治上過分敏感了。

 

避免烏(wu) 托邦理論的傾(qing) 向也幫助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缺少“高級共產(chan) 主義(yi) 階段”的理論研究。為(wei) 了解更多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對共產(chan) 主義(yi) 理論研究的著作,我參觀過中共中央編譯局,這是專(zhuan) 門翻譯馬克思著作的馬克思主義(yi) 研究機構。該機構得到政府充裕的資金支持,那裏的工作人員或許有更多的自由研究和思考在中國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的合適條件和機製。但是我空手而歸。人家遞給我製作精美的《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譯文,談到處理當代中國經濟不平等問題的需要,但是好像對於(yu) 我提出的中國未來共產(chan) 主義(yi) 中把工人從(cong) 繁重勞作中解放出來的問題感到困惑不解。他們(men) 說我們(men) 先解決(jue) 當前問題,然後再考慮長遠問題。

 

人們(men) 或許擔心現在談論共產(chan) 主義(yi) 可能減少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的可能性。一個(ge) 與(yu) 中國政治精英聯係廣泛的美國商人告訴我,政府中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家仍然計劃在未來實現高級的共產(chan) 主義(yi) ,但是他們(men) 不願意直白地說出來,因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可能需要沒收資產(chan) 階級的財產(chan) 。如果資本家意識到這一點,就可能認為(wei) 他們(men) 的財產(chan) 權是不穩定的,因而不願意像現在這樣進行能夠推動生產(chan) 力發展所必須的投資。外國公司(或許有些著名的例外如耐克公司)強力遊說反對相對溫和的、提高工人權利的中國建議,並警告說他們(men) 將減少在中國建設工廠,這些事實說明擔心不完全是捕風捉影的。這些前瞻性的領導人或許還擔心當代的中國工人不願意為(wei) 子孫後代的利益做出犧牲。如果工人被告知未來實行共產(chan) 主義(yi) 的計劃,他們(men) 可能不願意為(wei) 實現那個(ge) 目標而做出犧牲了。

 

但是我猜測,中國官員和學者不討論共產(chan) 主義(yi) 的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yi) 能夠提供用來思考中國政治未來的指導原則。這個(ge) 意識形態已經被極度濫用導致名聲遭到嚴(yan) 重破壞,在社會(hui) 上已經失去幾乎所有的正當性。實際上,如果它與(yu) 中共維持執政地位、維持社會(hui) 秩序穩定的要求發生衝(chong) 突的話,連共產(chan) 黨(dang) 政府也要擺脫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限製。出於(yu) 實踐上的目的,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不是所有意識形態的終結,而是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在中國的終結。6 中國的政治統治確實需要一個(ge) 道德基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來自卡爾·馬克思。

 

儒學的複興(xing)

 

在中國,填補這個(ge) 道德真空的是基督教派別、法輪功和民族主義(yi) 的極端形式。7但是政府認為(wei) 這些替代品威脅到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來之不易的和平及穩定的政治局麵,所以已經鼓勵在中國最受敬重的政治傳(chuan) 統---儒學的複興(xing) 。但是像多數意識形態一樣,儒學可能是一把雙刃劍。

 

胡錦濤主席在2005年2月說“孔子說過‘和為(wei) 貴’”。幾個(ge) 月後,他指示中共黨(dang) 的幹部要建設“和諧社會(hui) ”。胡錦濤引用孔子的思想,說中國應該大力弘揚誠實、團結的美德,在人民和政府之間建立更加親(qin) 密的關(guan) 係。2007年3月,思想相對自由的總理溫家寶談到傳(chuan) 統的時候就更加明確了“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有許多珍貴品,許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東(dong) 西。比如,強調仁愛,強調群體(ti) ,強調和而不同,強調天下為(wei) 公。”政治實踐也反映了這樣的價(jia) 值觀:河南省的共產(chan) 黨(dang) 官員是根據他們(men) 是否孝敬父母,盡到家庭責任等儒家標準來考核的。在海外,政府通過建立孔子學院推廣儒學。這種中國語言和文化中心和法國的法語聯盟、德國的歌德學院類似。(不過,到現在為(wei) 止,重點都放在語言教學而不是推廣文化上)第一個(ge) 孔子學院成立於(yu) 2004年,後來在36個(ge) 國家成立了140所孔子學院(截止2007年中期)。

 

對於(yu) 政府來說,推廣儒學有幾個(ge) 優(you) 勢。從(cong) 國內(nei) 來看,強調和諧社會(hui) 意味著執政黨(dang) 對所有階級的利益的關(guan) 心。由於(yu) 受到農(nong) 村不滿情緒的威脅,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在2005年全國共有八萬(wan) 七千件暴力衝(chong) 突事件,2006年元月到9月共有三十八萬(wan) 五千農(nong) 村人參與(yu) “群體(ti) 性事件”,政府認識到它必須為(wei) 承受中國發展最大負擔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中國有句笑話說發展讓全國人民都獲得了好處,就是農(nong) 民、工人和婦女除外),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接近拉丁美洲的水平,麵臨(lin) 把國家分成不同階級的可能。換句話說,呼籲社會(hui) 和諧意味著間接地承認存在社會(hui) 不和諧的情況。但是和毛澤東(dong) 時代不同,衝(chong) 突必須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jue) ,不能通過暴力的階級對抗的方式。從(cong) 國際上說,呼籲和平和諧就意味著解除人們(men) 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政府說經濟力量的增強並不會(hui) 轉變為(wei) 軍(jun) 事上的冒險主義(yi) ,和平解決(jue) 衝(chong) 突是正確的途徑。

 

儒學在廣大社會(hui) 群眾(zhong) 中的反響如何呢?即使中共在執政的前三十年試圖把儒家傳(chuan) 統連根拔起,徹底消滅這個(ge) 被認為(wei) 妨礙進步的反動世界觀,這種努力看起來是個(ge) 注定失敗的戰鬥。可以爭(zheng) 論的是,在人民群眾(zhong) 中紮根的馬克思主義(yi) 的某些思想如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優(you) 先選擇、對其他世俗世界觀的厭惡反感等,恰恰是因為(wei) 它們(men) 在更深層次的儒家思想根源上引起共鳴。中共的宣傳(chuan) 中不能深入人心的部分,比如在文革期間用對國家忠誠代替家庭紐帶的企圖等,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wei) 它們(men) 和儒家思想和習(xi) 慣的核心觀念發生了衝(chong) 突。

 

馬克思主義(yi) 標簽可能讓人產(chan) 生誤解。毛的觀點“政治變化是通過人的道德轉變產(chan) 生的”與(yu) 其說是來自馬克思主義(yi) 的唯物主義(yi) 倒不如說是來自儒學。毛的“自我批評”來自儒家的觀點,首先要針對自己然後才能針對別人。統治者應該是道德君子的觀點也源於(yu) 儒家學說。8 正如求助於(yu) 樹立勞動模範為(wei) 其他人學習(xi) 榜樣的做法。甚至像共產(chan) 黨(dang) 高級幹部把頭發染成黑色的小事也可以追溯到孟子 “須發花白的老人便不會(hui) 自己背負或頭頂物件在路上行走”的觀點。“頒白者不負戴於(yu) 道路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I.7)即使現在讓“白發人”承擔過多的責任也是奇怪的。在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統中根本沒有頭發顏色的問題。所以和傳(chuan) 統的決(jue) 裂決(jue) 不像普遍宣傳(chuan) 的那樣“徹底”。

 

或許爭(zheng) 議比較少的是儒家價(jia) 值觀仍然指導人們(men) 生活方式的主張,尤其是家庭倫(lun) 理方麵。比如對父母孝順仍然被廣泛認可和實行:很少人反對成年子女有撫養(yang) 年邁父母的義(yi) 務的法律。在人們(men) 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了孝順的觀念。我兒(er) 子在上小學,他的成績是根據如何表現對父母的孝心來決(jue) 定的。孝順的思想表現在各種社會(hui) 場合,比如中國的肥皂劇,常常牽涉到與(yu) 年邁父母的關(guan) 係問題。武俠(xia) 小說家金庸的暢銷書(shu) 堅持如孝敬老人等儒家觀念。(尼古拉斯·佐菲(Nicolas Zufferey)“金庸的孔子情結”(Du Confucius au romancier Jin Yong)在程艾蘭(lan) (Anne Cheng)編的《當代中國思想》(La Pensee en Chine aujourdhui)上。)9實際上,它意味著孩子長大成人後有義(yi) 務照看父母,花時間陪伴他們(men) 。在餐館裏看到大家庭聚餐並不是希罕的場麵。10即使罪犯也遵循孝道的要求,犯罪率在中國新年前總是迅速增加,因為(wei) 孝順的子女要給父母送新年禮物。

 

以家庭為(wei) 主的儒家倫(lun) 理還體(ti) 現在建築設計方式上。在北京,外國人居住的樓房的大廳往往很大,但是公寓本身並不總是引人注目。相反為(wei) 同一階層的中國人建造的樓房的公共空間往往擁擠、狹小、黑暗、拒人千裏之外,而家庭生活的中心,即公寓裏麵往往寬敞明亮、裝修精美。這樣的文化差異也影響人們(men) 在家庭之外的社會(hui) 交往方式。比如在酒吧和俱樂(le) 部,西方人喜歡在開放的酒吧裏當眾(zhong) 喝酒,而中國人則以在有“家庭氣氛”的私人小房間裏和親(qin) 密的朋友喝酒聊天為(wei) 樂(le) 事。

 

許多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轉用儒家思想來說明這樣的社會(hui) 習(xi) 俗,思考解決(jue) 中國當前社會(hui) 和政治困境的方法。最著名的人物是於(yu) 丹,她寫(xie) 了關(guan) 於(yu) 《論語》指導書(shu) ,銷售量超過一千萬(wan) 冊(ce) (包括六百萬(wan) 盜版書(shu) )。她成為(wei) 國人熟悉的明星,經常在電視上講授孔子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好處。於(yu) 丹參觀中國的監獄,為(wei) 犯人講解儒家價(jia) 值觀11。我的研究生和同事表達了對其著作學術價(jia) 值的懷疑,如故意回避爭(zheng) 議性問題,用歪曲曆史事實的簡單化解釋說明自己的觀點等。但是,從(cong) 社會(hui) 學上講,這麽(me) 多人好像從(cong) 儒學價(jia) 值中獲得心理安慰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請參閱附錄一)。

 

在過去十年左右,儒學經典的教育已經重新成為(wei) 社會(hui) 主流。儒學課程是大學校園中最受歡迎的(相反,馬克思主義(yi) 如果不是作為(wei) 必修課的話,很難吸引學生,許多大學已經削減了馬克思主義(yi) 課程。)中等學校的課程大綱裏已經包括了經典內(nei) 容的教學。而且還出現了數千所主要進行經典教學的實驗學校。按照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陳來的說法,超過一千萬(wan) 的孩子在學習(xi) 儒家經典,包括正規教育體(ti) 製外的許多專(zhuan) 門學習(xi) 班。12 企業(ye) 家開辦了研究經典的學校。中國一些知名大企業(ye) 在灌輸儒家學說為(wei) 基礎的文化的訓練。中國最廣泛使用的執行教練體(ti) 製就是結合儒學價(jia) 值和西方公司方法的結果。(正如創立者黃綺華(Eva Wong)所說“儒學是我們(men) 的血液。”)當然這樣的努力是為(wei) 了增加工人的忠誠度,提高經濟生產(chan) 力。但是這些公司也強調公司責任和慈善活動(比如中國最大的乳品公司的老總牛根生已經發誓要把他所有的股份捐獻給慈善機構,目標是“推動中國的和諧社會(hui) ”)。

 

在學術前沿,中國出現了研究儒學的會(hui) 議和書(shu) 籍的大爆發,發展速度之快讓最投入的儒家學者都趕不上。13但是儒學的非官方解釋常常偏離政府的路線。儒學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或許是蔣慶的《政治儒學》(現在還沒有被譯成英文)。蔣為(wei) 儒學的基本價(jia) 值觀辯護,認為(wei) 它們(men) 適合現在和未來的中國。這本書(shu) 是間接對政治現狀的挑戰,作者雖然忽略現狀,卻非常聰明地沒有剝奪其存在的價(jia) 值。這也幫助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該書(shu) 花費了五年時間才得到出版許可。

 

蔣不能在書(shu) 中展開討論政治機構上的意義(yi) ,但是網絡提供了更多的言論空間。在網絡上被廣泛閱讀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政府黨(dang) 校中的馬克思主義(yi) 課程應該被儒家學說替換掉。14蔣和其他儒家學說知識分子已經引起政府部門的注意,他甚至還與(yu) 政府高級官員會(hui) 麵。

 

但是如果政府真的計劃采用儒家學說的話,僅(jin) 僅(jin) 換個(ge) 標簽還不夠。政府還需要改變其運作方式。或許對政府最大的挑戰是孔子強調的精英政治。儒學認為(wei) 政治領袖應該是社會(hui) 中最有才華的、最有公共服務精神的人。挑選領袖的過程應該是唯才是舉(ju) ,也就是說最傑出的人才應該有平等的機會(hui) 登上高位。從(cong) 曆史上看,儒家精英政治是通過科舉(ju) 考試實現的,已經有人建議當代中國要恢複和改進科舉(ju) 考試。這樣一來,政府再次麵臨(lin) 明確的挑戰:以考試的客觀成績而不是對黨(dang) 的忠誠度作為(wei) 提拔政府官員的標準。15

 

對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戰?

 

儒學是否也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挑戰了呢?有理由相信它們(men) 是和諧相處的,如果不是相互強化的話。許多理論家認為(wei) 它們(men) 是一致的。(參看比如陳素芬(Sor-Hoon Tan)的書(shu) 《儒家民主》)在政治實踐中,它們(men) 常常是和睦相處的,有人認為(wei) ,當代中國曆史上各個(ge) 不同民主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都從(cong) 儒學中吸收靈感(參閱貝淡寧和韓在鳳(Hahm Chaibong)編的《儒學與(yu) 現代世界》中他的投稿)16 20世紀初期影響深遠的人物如孫中山、康有為(wei) 、梁啟超都接受了儒家思想教育,他們(men) 認為(wei) 民主機構比如議會(hui) 製度、選舉(ju) 、權利平等是儒學的自然延伸。當代研究儒學的知識分子蔣慶把他的儒學理論與(yu) 西方自由民主對比,認為(wei) 儒學更適合中國。但是他的機構建議包含一些自由假設,比如宗教自由,他主張把儒教作為(wei) 國家宗教,把這個(ge) 製度和英國或瑞典的國教相比,並不禁止其他宗教。

 

即使官方消息也透露出把儒學和自由民主思想融合的可能性。2006年10月12日,或許是中國思想界的旗手報紙《南方周末》發表了關(guan) 於(yu) “和諧社會(hui) ”意義(yi) 的社論。它引用了《論語》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然後,把“和諧”這個(ge) 詞拆開解釋,有“禾”入“口”是為(wei) “和”,意思是個(ge) 人和社會(hui) 安全,人“皆”能“言”謂之“諧”,意思是民主和言論自由。社論接著說福利國家要求民主和法治作為(wei) 支持的框架。

 

儒學強調精英管理,由社會(hui) 中最有才華,最有公共服務意識的人管理,這可能和民主相衝(chong) 突,但是一直有把兩(liang) 個(ge) 向往的東(dong) 西結合起來的建議。在台灣出版的題目為(wei) 《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的書(shu) 中,蔣慶提出了三院製議會(hui) 的有趣建議,由代表人心民意的“庶民院”,競爭(zheng) 性考試選拔的儒學精英的“通儒院”和被委托傳(chuan) 承文化延續任務的精英的“國體(ti) 院”三部分組成。(參閱附錄二)最後一個(ge) 建議---精英來自曆代名人和社會(hui) 賢達的後裔---就像建議重新給英國議會(hui) 上院中的世襲貴族更多的席位,成功的機會(hui) 幾乎為(wei) 零。但是立法機構兩(liang) 院製,一個(ge) 由自由和公平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產(chan) 生的民主領袖組成,一個(ge) 由自由和公平的競爭(zheng) 性考試產(chan) 生的精英領袖組成,這種可能性更吻合儒家精英管理和現代民主管理的承諾。

 

但是哪個(ge) 機構應該有優(you) 先權呢?情況開始變得複雜起來。在地方層次上,辯論的各方都承認領袖應該通過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中國政府在1988年就引進村民直接選舉(ju) 來維持社會(hui) 秩序和限製幹部腐敗,此後村民直接選舉(ju) 的做法在中國大約70萬(wan) 村莊中普及,占國家13億(yi) 人口中的75%。當然,這種選舉(ju) 不是沒有問題的。一直有人擔心決(jue) 策的質量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地方選舉(ju) 真正能成功約束地方幹部和有錢人、精英的權力。作為(wei) 回應,政府已經支持地方層次上的審議民主的試驗。(參看伊坦萊布(Ethan Leib)和何包鋼主編的《尋找中國的審議民主》)這樣的實驗支持幫助民主教育過程的諾言,並從(cong) 過程中獲得更公平的結果。一旦民主在地方層次上製度化了,就可以進一步提高到城鎮、城市、和省的層次。

 

但是在全國層次上用民主選舉(ju) 的形式產(chan) 生領袖就爭(zheng) 議很大了。辯論和投票水電費和重新安置農(nong) 民是一回事,因為(wei) 當地居民最了解具體(ti) 情況,能夠判斷密切影響自己日常生活的選擇。但是讓選民對實際上非常複雜的議題比如解決(jue) 跨省衝(chong) 突或者評價(jia) 在經濟增長和保護子孫後代的環境等等與(yu) 其生活關(guan) 係不怎麽(me) 密切的棘手問題上做出獲得全麵信息後的判斷,就是另外的事了。讓人們(men) 對生死攸關(guan) 的決(jue) 定如何反應呢?譬如是否打仗或者如何最好地遏製惡性傳(chuan) 染疾病等。在國家層次上的決(jue) 策方麵,人們(men) 不僅(jin) 希望代表的公平性和地方團結,而且希望商議者有能力處理大量的信息以及對不同類別的人的利益的敏感性,包括國家政策可能影響到的外國人和子孫後代等的利益。

 

把撬動中國國家的杠杆給予八億(yi) 隻受過初級教育的農(nong) 民的前景不僅(jin) 讓政府感到猶豫。在中國大陸大學裏教書(shu) 的學者很少(包括那些自稱“自由主義(yi) 者”)讚同在下個(ge) 十年左右在全國範圍內(nei) 實現民主(在朋友之間喝酒的飯桌上的討論是完全自由的)。著名的知識分子俞可平給他最近的書(shu) 起名《民主是個(ge) 好東(dong) 西》,但是它最主要的文章指出“我們(men) 的政治民主建設必須緊密結合曆史,文化和傳(chuan) 統以及中國當前的國情。”(第5頁)實際上,它意味著選舉(ju) 可一直推廣到選舉(ju) 全國人大代表,但是隻能從(cong) 共產(chan) 黨(dang) 挑選的候選人中產(chan) 生。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即使那些批評政府缺乏民主承諾的人也背叛了當選政治人物很難調和的原則的某些假設。中國政法大學的蔡定劍寫(xie) 了一篇文章(漢語)題目是“為(wei) 民主辯護!對當代反民主理論的反應”。這篇論文對中國民主化辯論很重要,是學術上和政治上的貢獻。蔡強烈駁斥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最常見說法,如它對多數人有利、破壞穩定和經濟發展、導致腐敗等。但是,為(wei) 了支持人民的“素質”17 不破壞民主前景的觀點,他引用新加坡創始人李光耀的觀點,新加坡的中國移民(大部分出身貧窮、沒有受過教育)已經成功建立一個(ge) 美好的法治社會(hui) 。新加坡華人能夠做到的事情,大陸華人也能做到,不管是法治還是民主。但是新加坡的“法治”依賴控製日常生活詳細方麵的合法懲罰:正如笑話所說的,新加坡是個(ge) “好”(罰款)[fine]的城市。新加坡在像中國當前的富裕和教育程度時與(yu) 民主國家也相差甚遠,(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中國台灣和韓國)。雖然也有選舉(ju) ,但新加坡式的民主意味著人民行動黨(dang) 的絕對控製,對於(yu) 反對派來說,政治家的嚴(yan) 厲懲罰是從(cong) 遭受公開羞辱到徹底失敗到流亡海外。更讓人擔心的是,李光耀自己或許是選賢舉(ju) 能的精英管理的最著名辯護者,18 其觀點有讓人懷疑的優(you) 生學理論支持。李認為(wei) 教育是不夠的,總有少數人天生具有優(you) 越的智慧(比如自己的兒(er) 子,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以及控製經濟重要杠杆的其他家族成員),他們(men) 應該成為(wei) 社會(hui) 的領袖。統治者自己來決(jue) 定誰是“最聰明的、最優(you) 秀的人才”。溫和一點說,該觀點決(jue) 不是民主支持者應該認可的模式。19

 

所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不會(hui) 出現國家層次上的民主管理。最有可能得到有資格實行“政治改革” 的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精英支持的建議是,成立根據考試選拔組成的強大立法機構,它在機製上淩駕於(yu) 民主選舉(ju) 機構之上。

 

這個(ge) 建議可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如果它具有下麵的特征:

 

■“賢士院”的議員通過挑選(考試)可以有七到八年的任期,如果腐敗,嚴(yan) 厲懲處;

 

■ 考試檢測儒家經典、經濟學基本知識、世界曆史、外語;考試由獨立的學術機構隨機從(cong) 中國的大學中選擇命題者,在考試過程中他們(men) 與(yu) 社會(hui) 其他人隔離;20

 

■ 賢士院采取任何決(jue) 定前都有相當程度的商議,多數辯論被電視直播或者在網絡上傳(chuan) 遞給公眾(zhong) ;

 

■ 庶民院的主要功能是把人民的(相對來說不了解信息的)的傾(qing) 向和意見傳(chuan) 達給賢士院。在省級、市級、城鎮、村莊各層次,主要的決(jue) 策者通過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的手段來選擇,決(jue) 策在認真討論後做出;

 

■ 媒體(ti) 自由基本上可以保證,人們(men) 有很多機會(hui) 提出反對意見,表達對國家代表的不滿。

 

你覺得牽強嗎?這比假設中國轉向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可能性更大。(因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情形都假設了一黨(dang) 統治的終結),它還解決(jue) 了人們(men) 對中國民主轉型的主要擔憂:民主可能導致政府由缺乏教育的人統治。21 隨著更多中國人接受教育、民主價(jia) 值和實踐的深入人心,庶民院可以被賦予和賢士院同等的地位。強大的庶民院在適當的時候可能傾(qing) 向於(yu) 廢除賢士院,或者至少把它貶低為(wei) 顧問或者象征性的機構,如果它幫助鞏固民主體(ti) 製的話。22 但是當民主過程麵臨(lin) 失控的威脅時,有可能出現享有更持久權力的賢士院。在2006年10月清華大學的討論會(hui) 上,比較政治學家亞(ya) 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注意到非黨(dang) 派的機構在解決(jue) 衝(chong) 突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黨(dang) 派政治人物無法達成非暴力政治決(jue) 策的共識,中國背景下的賢士院可以發揮作用,就像泰國國王在特殊情況下進行幹預一樣。

 

可能有人擔心強大的賢士院體(ti) 製會(hui) 像美國的憲法製度變成牢固的像化石一樣的機構,一旦成型很難做出改變。但是如果運作良好,不變又有什麽(me) 關(guan) 係呢?議員們(men) 可以長久辯論,支持優(you) 先考慮貧困者需要的政策。他們(men) 考慮政策可能影響到的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外國人和子孫後代的利益。為(wei) 了國家的長遠發展,他們(men) 傾(qing) 向於(yu) 推行能夠把工人從(cong) 艱苦的勞作中解放出來的經濟發展,試圖限製新技術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2325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滿足於(yu) 強大的精英統治呢?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這個(ge) 製度和我們(men) 的民主管理理想不一致,我們(men) 就應該抱怨嗎?我們(men) 是否應該允許這個(ge) 即使不比西方自由民主更優(you) 越,至少在道德上合法的政體(ti) 存在的可能性呢?

 

【注釋】

 

1、中國領導人認為(wei) 的暫時性的階段比其他人心中想的要長,(可以回想一下前總理周恩來的著名的笑話---有人問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他回答說“現在評價(jia) 還為(wei) 時過早”。)2007年2月,溫家寶總理說“我們(men) 還遠沒有擺脫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我們(men) 必須堅持這個(ge) 階段的基本發展路線至少一百年的時間。”

 

2、馬克思急急忙忙寫(xie) 作和出版《資本論》是因為(wei) 他認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將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他擔心他的理論還沒有出版革命就出現了。

 

3、在我看來,試圖模仿斯堪的納維亞(ya) 福利國家的熱情似乎放錯了位置,中國在曆史、人口、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等方麵與(yu) 這些國家的差別使得兩(liang) 者的對比非常困難,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在傳(chuan) 統和經濟發展軌跡上與(yu) 中國相似的東(dong) 亞(ya) 國家如日本韓國的福利國家的經驗或許有更多的借鑒意義(yi) ,但是民族自豪感和過去曆史衝(chong) 突的記憶常常起阻礙的作用。在最近由中國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組織的社會(hui) 正義(yi) 研討會(hui) 上,參加者的注意力似乎完全集中在如何學習(xi) 斯堪的納維亞(ya) 福利國家。

 

4、當然,多數社會(hui) 民主理論如果不是優(you) 先考慮民權和政治權利至少也為(wei) 其辯護,這是不同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目標是確保弱勢群體(ti) 的利益同時確保對媒體(ti) 自由的嚴(yan) 格控製,以及限製參與(yu) 政治過程的自由。

 

5、崔的觀點產(chan) 生了政治上的影響。在1994年,他寫(xie) 文章鼓吹勞資合作的股份合作製(SCS)。政府中的一個(ge) 領導幹部看到這篇文章,決(jue) 定在中國農(nong) 村推廣這樣的製度。一黨(dang) 專(zhuan) 政的中央決(jue) 策體(ti) 製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其中一個(ge) 優(you) 勢是如果高層決(jue) 策者被說服的話,實施激進的(但是可以辯護的)思想比較容易。

 

6、我想指出美國著名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與(yu) 本文作者重名,沒有親(qin) 屬關(guan) 係)提出的意識形態終結的觀點一直被廣泛地誤解。他的影響深遠的著作《意識形態終結》(1960)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意識形態在美國已經被耗盡,不是所有標準的意識形態已經或者應該被對技術官僚決(jue) 策的非意識形態承諾取代。

 

7、正如彼得·海斯·格裏斯(Peter Hays Gries)注意到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呼籲國家處理民族主義(yi) 的極端形式(而不是把國家本身作為(wei) 問題的一部分)。

 

8、是的,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腐敗在北京的政府官員中非常猖獗,政府用車常常開得就像瘋子一般,就好像他們(men) 根本不用遵守別人都必須遵守的交通規則。但是在一個(ge) 重要的方麵,政府官員被迫擔任道德表率的角色,比如獨生子女政策在七千萬(wan) 黨(dang) 員中被嚴(yan) 格執行,但是對於(yu) 非黨(dang) 員,尤其是農(nong) 村地區就相對寬鬆一些。

 

9、北京有些中學已經把反對儒學的作家如魯迅的作品換成了金庸的作品。

 

10、當然這樣的行為(wei) 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中國人獨有的。但是有其他一些相關(guan) 的差別。到美國留學的我從(cong) 前的學生告訴我她非常震驚地發現,房東(dong) 一家人在餐館吃飯的時候上年紀的父母還要和成年的孩子單獨付賬。這在中國是絕對不道德的。

 

11、儒學在監獄中使用並不是罕見的情況。吉林省長春北郊監獄有個(ge) “儒學教室”,和傳(chuan) 播孔子語錄到牢房的閉路電視節目。監獄管教楊明昌說“給監犯講解傳(chuan) 統文化有助於(yu) 塑造他們(men) 的美德,改善他們(men) 的行為(wei) ”。

 

12、比如,在北京,我“要求”兒(er) 子參加了一個(ge) 專(zhuan) 門講解中國經典的私立學校的周末學習(xi) 班。老師是清華法學院畢業(ye) 生,性格溫和,耐心細致,常常提問,並幫助解釋其中的含義(yi) 。為(wei) 什麽(me) 背誦這些篇章呢?背後的思想是學生們(men) 能牢記君子行為(wei) 的故事和相關(guan) 的道德內(nei) 涵,用不同的方式體(ti) 現在人生的不同階段。

 

13、有趣的是,有些學術會(hui) 議和網站按照西方基督教傳(chuan) 統,建議將孔子的生日作為(wei) 紀元的開始。

 

14、北京中央黨(dang) 校現在開始講授儒家經典,轉向這樣的使命不僅(jin) 傳(chuan) 播馬克思主義(yi) 而且宣傳(chuan)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這樣的變化成為(wei) 官方政策,體(ti) 現在共產(chan) 黨(dang) 辦的“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旨在培訓海外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和“友好的外國人”,現在已經改為(wei) “中國文化學院”,在官方文獻中兩(liang) 個(ge) 名字都可以使用。

 

15、公務員考試在中國複興(xing) ,成千人競爭(zheng) 高級職務。這些考試大部分是根據成績錄取的(意思是分數高的人被錄取),但是它們(men) 測驗政治意識形態的方式是獎勵保持一致性而非政治能力。關(guan) 係更密切的問題是,被錄用者從(cong) 理論上看是實施政策的人,而非製訂政策的人。(和從(cong) 前的科舉(ju) 考試不同,當時中舉(ju) 的人是被派到各地擔任擁有政治權力的職位的)最近黨(dang) 內(nei) 的升遷更多看能力水平的因素,但是政治升遷仍然局限在黨(dang) 員內(nei) 部,那些爬上高位的人至少部分是因為(wei) (如果不是主要原因)他們(men) 戰勝對手的手腕,以及避免采取不受歡迎的立場(不是那種被旨在獎勵能力和公共服務意識的體(ti) 製評價(jia) 的品質)。中共的改革派成員好像更喜歡黨(dang) 內(nei) 民主選舉(ju) 領袖(和越南的政治改革類似)而不是強調在黨(dang) 內(nei) 更多的精英管理。

 

16、在東(dong) 亞(ya) 國家中受儒家思想影響最大的國家韓國,儒家知識分子在推動民主的運動中發揮了關(guan) 鍵的作用,最終導致在韓國建立民主選舉(ju) 的製度。

 

17、在中國人中,評價(jia) 人的質量(素質)是很常見的。它不僅(jin) 僅(jin) 是受教育的精英瞧不起民眾(zhong) 的問題。北京紫蘇庭(Purple Haze)飯店(我是合夥(huo) 人之一)的民工服務員抱怨顧客的質量不高,他們(men) 大喊大叫,缺乏尊重別人的素質。

 

18、李聲稱是受到儒學的熏陶,但是他受到法律的訓練,而不是儒家哲學和儒家經典的熏陶。毫不奇怪的是,他實行的政治製度更多吸取了中國法家而不是儒家的思想。在新加坡嚴(yan) 重倚賴恐懼和嚴(yan) 厲的懲罰實現社會(hui) 控製,與(yu) 強調道德示範和非正式規範及禮儀(yi) 的儒家理想相去甚遠(法律懲罰是作為(wei) 最後的手段,而不是首先采取的措施)。如果李光耀受到儒家經典的訓練,很難想象他會(hui) 對政治對手表現出如此報複和缺乏人性。

 

19、我不是想說為(wei) 新加坡的民主過程的限製性合理化沒有說服力。李光耀的優(you) 點之一是他明目張膽地為(wei) 新加坡政權辯護,不受政治正確的西方觀念的限製。我在拙著《東(dong) 方遇到西方》中會(hui) 評價(jia) 他的觀點。

 

20、非常重要的高考(大學入學考試)的命題人在考試過程中是被隔離起來的,不允許與(yu) 外界聯係,以防泄露答案。不管當代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多嚴(yan) 重,高考考試過程相對來說是幹淨的。

 

21、這樣的擔心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中是非常普遍的,在其他背景下也不是不存在的。喬(qiao) 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布萊恩·卡普蘭(lan) (Bryan Caplan)寫(xie) 了一本書(shu) 名是挑釁性的書(shu) 《理性選民的神話:為(wei) 什麽(me) 民主國家選擇糟糕的政策》。卡普蘭(lan) 認為(wei) “選民比無知更糟糕,總之,他們(men) 是非理性的,投票也是非理性的。”(第2頁)他讚同對選民能力的考試,或者給予“經濟知識更多的人或者團體(ti) 額外的投票權”(197頁)該書(shu) 受到廣泛地討論(參閱格裏·巴斯(Gary Bass)《紐約時報雜誌》2007年5月27日)但是他的建議在美國環境下被采用的機會(hui) 幾乎為(wei) 零,而在中國被接受的可能性肯定更大些。

 

22、國家的象征性領袖,或許是精英院的年紀最大者可以從(cong) 精英院中選舉(ju) 產(chan) 生。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台灣和韓國的問題之一就是,過多的忠誠被放在當選的領袖身上,他們(men) 也被期待表現出儒家道德領袖的品德來。領導人因此被給予強大的執行權威,導致權力濫用、腐敗和任人唯親(qin) 。因此,幻滅自然會(hui) 很快出現,產(chan) 生民眾(zhong) 的反彈,領袖最終身敗名裂(參看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給人印象深刻的專(zhuan) 著《中國現代化》如果象征性領導人從(cong) 賢士院選出,人們(men) 對於(yu) 民選領袖就不會(hui) 有那麽(me) 多道德表率的期望,可能更理性評價(jia) 民選領袖,民主製度本身也將更加穩定。

 

23、在發人深省的記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注意到他已經反複強調全球變暖的危險幾十年,他表現出了美國民主選舉(ju) 出來的決(jue) 策者對這個(ge) 問題缺乏興(xing) 趣的挫折感。中國再過一些年可能成為(wei) 最大的溫室氣體(ti) 排放者,(根據新的分擔額,如果從(cong) 總體(ti) 和人均分擔額計算的話,美國仍然遠遠超過中國)采取措施限製排放應該是任何一個(ge) 看到這個(ge) 記錄片的人都清楚的選擇。問題是,誰更可能實施限製中國溫室氣體(ti) 排放的法律呢?是貧窮的農(nong) 民選出來的政治領袖還是賢士院的代表呢?這些民選領袖首先和最主要關(guan) 心的肯定是短期經濟利益(這是可以理解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