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進步的仁愛和進步的儒家倫(lun) 理學？

作者：貝淡寧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二日丙戌

           耶穌2015年5月10日

自從(cong) 《中國新儒家》精裝版2008年出版以來，儒家在中國的複興(xing) 變得越發強烈了。但是究竟如何解釋這個(ge) 現象呢？是什麽(me) 因素使它引起這麽(me) 大的爭(zheng) 議？在中國和西方推動儒家的複興(xing) 會(hui) 遭遇什麽(me) 挑戰呢？

儒家為(wei) 什麽(me) 複興(xing) ？

共產(chan) 主義(yi) 已經失去激勵中國人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會(hui) 是什麽(me) ？應該用什麽(me) 代替它呢？中國的政治統治顯然需要新的道德基礎，政府已經進一步接近正式擁抱儒學。2008年夏季奧運會(hui) 突出顯示了儒家主題，在開幕式上和發給外國記者的小冊(ce) 子裏引用了《論語》中的名言，有意弱化了中國的共產(chan) 主義(yi) 實驗。上海新建黨(dang) 校(浦東(dong) 幹部學院)的幹部自豪地對來訪者說，主樓是按儒家學者的書(shu) 桌樣式設計建造的。在海外，政府通過建立類似於(yu) 法國的法語聯盟或者德國的歌德學院的孔子學院，旨在宣傳(chuan) 中國語言和文化，象征性地推動儒學傳(chuan) 播。

當然也有抵製。仍然受到毛反對傳(chuan) 統的影響的老幹部譴責那些在馬克思主義(yi) 嚴(yan) 密框架外推動其他意識形態的努力。但是40多歲50多歲的年輕幹部傾(qing) 向於(yu) 支持這種努力，時間就在這些人一邊。人們(men) 很容易忘記擁有七千六百多萬(wan) 黨(dang) 員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龐大和多樣化的組織。黨(dang) 本身更多具有了精英特征，鼓勵學習(xi) 好的學生入黨(dang) ，越來越多地提拔受到良好教育的幹部，這些都容易產(chan) 生對儒家價(jia) 值觀的更多同情。

但是儒家學說的複興(xing) 不僅(jin) 僅(jin) 是政府推動的結果。學術界也表現出對儒學複興(xing) 的濃厚興(xing) 趣。心理學家進行的嚴(yan) 格的實驗顯示，中國人和美國人在認知思維上存在顯著差異，中國人更容易使用結合上下文的辯證方法解決(jue) 問題。經濟學家試圖測量孝順父母等儒家觀念對經濟產(chan) 生的影響。女權主義(yi) 理論家把關(guan) 懷倫(lun) 理學和儒家強調作為(wei) 道德說教的移情、差別對待、家庭觀相提並論。醫學倫(lun) 理學家在討論以家庭為(wei) 中心的醫療決(jue) 策的重要性。企業(ye) 倫(lun) 理學領域的研究者則在考察儒家觀念對企業(ye) 行為(wei) 產(chan) 生的影響。政治性民意調查顯示，對儒家價(jia) 值觀的認可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強。社會(hui) 學家研究了成千上萬(wan) 受到儒家價(jia) 值觀激發的教育實驗和社會(hui) 生活實驗。

學界對儒家的新興(xing) 趣也是受到對社會(hui) 規範的擔憂的推動：許多具有批評思想的知識分子也轉向儒學，依此來思考處理中國當今社會(hui) 和政治困境的方法。雖然並不完全排斥西化，但他們(men) 相信任何穩定的合法的政治安排至少需要部分建立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理想的基礎上。研究國際關(guan) 係的理論家們(men) 求助於(yu) 早期儒家思想家以獲得外交政策的洞察力。法學家尋求建立在傳(chuan) 統實踐基礎上的引起更少爭(zheng) 議的衝(chong) 突解決(jue) 模式。哲學家求助於(yu) 儒家偉(wei) 大思想家的社會(hui) 和政治改革觀點。儒家教育家則通過給年輕人講授儒家經典致力於(yu) 長期的道德轉變。

這些政治和學術發展得到經濟因素的支持。中國是經濟不斷壯大的國家，隨著經濟力量的增強，文化上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考慮到擁有儒學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在經濟上的成功，儒家思想不利於(yu) 經濟發展的韋伯式觀點開始受到廣泛質疑。和伊斯蘭(lan) 教、印度教、佛教不同，儒學從(cong) 來沒有對經濟現代化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重視教育及關(guan) 懷子孫後代的價(jia) 值觀將對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隨著中國成為(wei) 全球大國，現在輪到中國開始確認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了。

但是現代性也有不利的一麵。它常常導致一種原子主義(yi) 和心理上的焦慮。對於(yu) 社會(hui) 地位和物質資源的競爭(zheng) 變得越來越激烈，隨著社會(hui) 責任感的衰落和其他世界觀的出現，社群主義(yi) 生活方式和文明開始崩潰。即使那些成功者也開始詢問“現在該做什麽(me) 呢？”人們(men) 認識到賺錢不一定導致幸福。它隻是獲得好生活的手段，但究竟什麽(me) 是好生活呢？僅(jin) 僅(jin) 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嗎？至少在中國，許多人並不想被看作個(ge) 人主義(yi) 者。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個(ge) 人幸福的觀點似乎過於(yu) 以自我為(wei) 中心了。要真正自我感覺良好，我們(men) 也需要對他人好。儒家思想在此發揮作用了：傳(chuan) 統就是建立在好生活在於(yu) 盡到社會(hui) 責任的假設基礎上：做個(ge) 完整的人，就要承擔社會(hui) 責任和政治承諾。總之，儒家道德能幫助填補常常伴隨現代化而來的道德真空。

簡而言之，這種政治,哲學經濟和心理趨勢的混合體(ti) 幫助解釋了儒學在中國的複興(xing) 。我預測這些趨勢可能繼續下去，未來的複興(xing) 勢頭可能更強烈。但是因為(wei) 儒學是豐(feng) 富和多樣化的傳(chuan) 統，值得詢問的是複興(xing) 的儒學屬於(yu) 哪個(ge) 派別。

如果我們(men) 關(guan) 心的是創造一種在中國背景下可行的可欲的政治理論，那就需要考慮當今中國人的真實想法。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人們(men) 追求的基本理想，也應該推動改善這些理想。比方說, 這些解釋應該建立在更廣泛的共同價(jia) 值諸如關(guan) 心弱勢群體(ti) 的基礎上。這派儒學也應該反映中國知識分子認為(wei) 是最迫切需要的問題，如國家對新的哲學基礎的需要。儒家解釋也需要實證性研究的證據支持，比如測試照顧上年紀的父母是培養(yang) 同情心的重要機製（老吾老及人之老）的這個(ge) 想法就很重要。

中國大陸儒學的複興(xing) 是新近出現的事物，現在還很難證明哪個(ge) 學派會(hui) 脫穎而出。我自己更同情像蔣慶這樣的批判性知識分子，他提出了受到儒家學說啟發的政治改革建議，常常與(yu) 現狀有重大差別。這些觀點在書(shu) 中有所討論，筆者一直積極參加關(guan) 於(yu) 政治儒學的公共討論。但是，筆者坦率承認，說服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儒家是能夠提供一條通向中國社會(hui) 和政治改革的進步的仁愛的道路一直非常困難，像爬山一樣。

既不民主也不專(zhuan) 製

為(wei) 什麽(me) 儒家複興(xing) 常常讓西方人感到擔憂呢？自愛可能是一個(ge) 原因。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自由主義(yi) 者和馬克思主義(yi) 者忙於(yu) 全麵批判自己的傳(chuan) 統，向西方尋求靈感。這或許讓西方人感到驕傲，瞧，他們(men) 都想成為(wei) 像我們(men) 這樣的人。但是現在，當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感到自豪，求助於(yu) 自己的傳(chuan) 統來思考社會(hui) 和政治改革時，他們(men) 的同情就少些了。更多的理解和更開放的心態或許能處理這個(ge) 問題。

另一個(ge) 原因或許是儒家複興(xing) 與(yu) 伊斯蘭(lan) “原教旨主義(yi) ”複興(xing) 及其反西方傾(qing) 向有關(guan) 。或許人們(men) 還能想到美國狹隘的和缺乏寬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yi) ”的複興(xing) 。但是儒家在中國的複興(xing) 並不從(cong) 根本上反對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方式（除了主要在社會(hui) 關(guan) 係之外尋求好生活的極端個(ge) 人主義(yi) 的生活方式）。它確實提出了有別於(yu) 西方政治方式的其他選擇，這或許是擔憂的主要內(nei) 容。但是我覺得這種擔心來自真正的錯誤：對西方式民主的支持的減少意味著對專(zhuan) 製的支持的增加。在中國，用“民主”和“專(zhuan) 製”的術語為(wei) 辯論打包會(hui) 排斥吸引儒家政治改革者的其他可能性。

儒家改革者通常讚同中國實行更多的言論自由。他們(men) 質疑的是西方式競爭(zheng) 性選舉(ju) 作為(wei) 挑選國家最有權力的領導者的製度這個(ge) 意義(yi) 上的民主。一人一票選舉(ju) 製的明顯問題是平等終止於(yu) 政治群體(ti) 的邊界，邊界之外的那些人被忽略。經過民主選舉(ju) 出來的政治領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國民利益上是體(ti) 製的要求，可以說他們(men) 就是要為(wei) 選民所在的國家服務，而不是為(wei) 生活在這個(ge) 政治群體(ti) 外的外國人服務。即使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國國民的利益上，而忽視外國人的利益。但是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政治領袖做出的決(jue) 定會(hui) 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他們(men) 做出重要決(jue) 定的時候需要考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儒家改革者提出的政治模式旨在比西方民主更好地服務於(yu) 受到政府決(jue) 策影響的所有人的利益。這個(ge) 理想不一定是人人平等的世界，儒家認識到人們(men) 關(guan) 心的程度隨著從(cong) 親(qin) 人到陌生人的圈子向外推移而依次遞減，但是在這樣的世界裏，非選民的利益能夠得到比大多數以國家為(wei) 中心的民主國家的更加嚴(yan) 肅地對待。實現全球政治理想的主要價(jia) 值是賢能政治，也就是說人人在教育和參政方麵具有平等的機會(hui)  (有教無類)，但領導崗位被分配給該群體(ti) 中最有美德和最稱職的人。這裏的觀點是每個(ge) 人都有潛力成為(wei) 君子，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斷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政治體(ti) 製的一個(ge) 重要任務是辨認出擁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其中一個(ge) 辦法就是給予年長者額外的投票權：儒學認為(wei) 一般來說人的智慧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的，人們(men) 的生活經驗隨著經曆了不同的角色而變得深刻，比如成年的兒(er) 子關(guan) 照年長的父母特別能培養(yang) 同感和謙遜的美德。而且，上年紀的人通常更少受到性欲望的困擾，而性欲望常常幹擾人們(men) 做出可靠的判斷。所以如果年長者繼續追求自我修養(yang) ，維持社會(hui) 的網絡，他們(men) 或許應該獲得額外的政治權力。

另外一個(ge) 建議是成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府機構（通儒院或者賢士院），那裏的代表是經過自由和公正的競爭(zheng) 性考試機製而選拔出來的，該機構有義(yi) 務維護經過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政治決(jue) 策者往往忽視的人比如外國人、子孫後代、祖先、少數民族等的利益。（請注意它與(yu) 美國最高法院這樣的司法機構的區別，這些機構是沒有立法權的，也沒有權力保護領土之外的非國民的利益的）通儒院將平衡和補充經過民主選舉(ju) 的院（庶民院），不管這個(ge) 建議多麽(me) 不完善，它至少更好地接近了全球正義(yi) 的理想。賢能政治的價(jia) 值在東(dong) 亞(ya) 政治文本中是根深蒂固的，實現這種管理的政治建議一般也不被看作怪異或者危險的思想。

明確反對考試是因為(wei) 考試不能檢驗出孔子關(guan) 心的種種美德：靈敏性、謙遜、仁愛、等，從(cong) 理想上看，這些也是現代世界政治決(jue) 策者的品格。考試確實不能完美的檢測出這些美德，但是問題在於(yu) 這些考試選拔出來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選舉(ju) 出來的代表更有美德。

有理由相信這些。布賴恩·卡普蘭(lan) （Bryan Caplan）在《理性選民的神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一書(shu) 從(cong) 廣泛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選民往往是非理性的。他提出了舉(ju) 行選民能力考試作為(wei) 糾正辦法的建議。這樣的建議在美國被認真考慮的機會(hui) 幾乎是零，因為(wei) 那裏的憲法體(ti) 製是固定在基本原則基礎上的，而且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反精英主義(yi) 根深蒂固。但是在中國，政治未來具有更多的開放性，以考試形式檢測能力有可能作為(wei) 政治改革的建議被考慮。考試將檢測基本的經濟學素養(yang) （以及國際關(guan) 係方麵的知識），也包括儒家經典的知識，不僅(jin) 檢驗對它們(men) 的記憶而且檢驗對它們(men) 的解釋.有個(ge) 被認可的假設, 即學習(xi) 經典確實能改善一個(ge) 人的美德。但這不是故事的結尾。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蔣慶認為(wei) ，考試能確定後續政治行動的框架和道德詞匯，對考試合格者還要進行實際表現的考核。

不管怎樣，沒有理由在建議實際開始實施前，在實現賢能政治的不同方式方麵死板教條。中國是個(ge) 龐大和多樣性的國家，它是嚐試政治改革不同實驗的很好的實驗室。自從(cong) 鄧小平30年前打開經濟改革的大門後，在各級政府中開展了形形色色的經濟改革實驗，中央政府采納了成功實驗的例子並把它們(men) 推廣到全國實施。村級民主實驗已經進行了幾十年，最近已經有黨(dang) 內(nei) 民主的實驗和在深圳、貴陽等城市進行民主實驗的討論。為(wei) 什麽(me) 不能也嚐試賢能政治的製度實驗，看看效果如何呢？一旦我們(men) 更好地了解到基層政府中哪些實驗效果好，那麽(me) ，在全國範圍內(nei) 嚐試時，風險可能就會(hui) 小一些。

關(guan) 於(yu) 儒家是否應該定為(wei) 國教的辯論在中國引起了更大的爭(zheng) 議。有些儒家沒有強烈的宗教觀點，就像包括孔子本人在內(nei) 的早期儒家思想家，他們(men) 對形而上學承諾持開放態度，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現世生活的問題上。因此，在社會(hui) 和政治生活上是儒家信徒，在精神生活上是佛教徒或者基督徒並非不可思議的現象。早期儒家並沒有企圖對人生苦難和死後來世等存在問題提供終極答案，它對宗教或許在這方麵做得更好的觀點不置可否。

但是其他儒家改革者如蔣慶確實嚴(yan) 肅對待作為(wei) 擁有形而上學基礎的宗教的儒家，其隱含意義(yi) 是應該存在國家支持的作為(wei) 宗教的儒家。主要觀點是學校應該講授儒家思想，在國家的某種經濟支持下推動儒家思想在城鄉(xiang) 的傳(chuan) 播。部分原因是，培訓擁有儒家道德觀的未來領導者能夠使他們(men) 在管理國家時具有更多道德關(guan) 懷性。正如蔣慶指出的，我們(men) 需要特別謹慎國家對儒家的使用（或濫用），但是儒家也可以利用國家的力量：如果未來統治者接受儒家經典的訓練，他們(men) 可能在管理國家時具用更多道德關(guan) 懷性。但他強調應該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理想和丹麥和英國模式進行對比，在那些國家，國家支持某個(ge) 官方宗教，同時其他宗教和派別（不管是否外來的）也是被允許的，也能繁榮起來的。他在他建議的國體(ti) 院（曆史延續性）明確地留出了其他中國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的政治代表的空間。

雖然如此，國家支持在儒家模式中比北歐模式更加鮮明，尤其是在教育和社會(hui) 生活上儒家更加讚成國家支持。蔣慶還提出在比如四川地震這樣的天災之後重新推行國家支持的儒家喪(sang) 葬儀(yi) 式（雖然他允許少數民族按照自己的葬禮埋葬親(qin) 人的可能性）。“官方儒教”影響政策的另一個(ge) 方式是在父母去世後公務員能夠獲得帶薪奔喪(sang) 假期，類似於(yu) 韓國給予公務員的兩(liang) 個(ge) 月喪(sang) 假。在某種程度上，儒家價(jia) 值觀已經在影響國家政策了，（比如年長的父母有權利得到成年子女死後未留下遺囑的情況下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留下的跨界遺產(chan) ，雖然這些地方的政治製度和法律製度不同）。讓儒教成為(wei) 國教將讓這些政策成為(wei) 公眾(zhong) 辯論的話題，或許能促進情況的改善。如果“官方儒家”的這些建議在實施中確實能對其他宗教表現出寬容和尊重，確實值得認真考慮。皇權時代“官方儒教”的曆史確實讓人們(men) 有理由警惕國家對儒家的濫用，但是它也存在一些激動人心的時刻。正如餘(yu) 英時注意到的，在16世紀末期，利瑪竇非常震驚地發現中國的宗教氛圍是高度寬容的，儒家、佛家和道家似乎都擁有了同一個(ge) 道（道路）的視野。

儒家的普及

我並沒有說自己是立場中立的儒家觀察家。在過去幾十年裏，我一直在為(wei) 大眾(zhong) 媒體(ti) 撰寫(xie) 有關(guan) 中國社會(hui) 和政治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我認為(wei) 在中國背景下具有政治前景並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的儒家價(jia) 值觀和實踐。（有關(guan) 我的專(zhuan) 題評論和文章，請參閱我的網站:https://www.danielabell.com/index.php/zh. 連接）在中國，我非常有幸地結識了能幹和高效的譯者吳萬(wan) 偉(wei) ，他是武漢科技大學的副教授，經常翻譯和發表我的文章。我們(men) 密切合作，采取了下麵的策略：首先，我們(men) 把文章寄給印刷媒體(ti) 如《環球時報》，它是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的國際子報。並不令人奇怪的是，人家要求我刪掉敏感內(nei) 容。我往往接受這種要求。我試圖遵循的原則是：如果僅(jin) 僅(jin) 是改變表達方式的問題，讓批評顯得不那麽(me) 直截了當，沒問題，我改；如果刪掉不影響文章整體(ti) 內(nei) 容的一兩(liang) 個(ge) 次要的論證觀點，我會(hui) 與(yu) 之協商並做出妥協，通常是接受某些修改。如果是改變主要觀點或者批評問題，那我就撤回文章。

然後我們(men) 把文章寄給中文網站。毫無例外，我們(men) 總能夠找到至少一家中文網站願意不做任何改動地發表文章。我覺得奇怪，在報紙看來屬於(yu) 敏感內(nei) 容的同樣材料卻可以出現在網站上供人公開辯論。一方麵，它顯示網絡在推動中國的政治辯論的範圍方麵發揮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麵，它顯示印刷媒體(ti) 在中國仍然具有某些神聖的價(jia) 值。也可能是印刷品隱含著得到官方認可的含義(yi) ，因而可能影響力更大。

在西方，問題正好相反：發表嚴(yan) 厲批評中國政府的評論文章相對容易，而試圖采取平衡態度，或者提出不熟悉的政治敘述的選擇就更難一些。在西方大報上發表一篇讚揚中國政府某個(ge) 工作做得好的文章的機會(hui) 就更小了。當然，這樣說或許過於(yu) 簡單化了。雖然如此，在過去幾年裏我還是非常幸運地發表了一些文章。我被邀請撰寫(xie) 有關(guan) 儒家複興(xing) 的文章或評論，而且往往按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在其他情況下，我投出的評論文章被采用了，但更多的是遭到拒絕。人們(men) 很少知道為(wei) 什麽(me) 西方報紙拒絕個(ge) 人評論文章（除非作者與(yu) 編輯有特殊關(guan) 係），但是我懷疑，這常常是因為(wei) 我的投稿往往被認為(wei) 過於(yu) “親(qin) 中國”了。和他們(men) 的中國同行不同，西方報紙的編輯很少因以政治原因為(wei) 由退稿，（有一個(ge) 例外，我自己的例子，《華爾街雜誌》亞(ya) 洲版拒絕發表我的一篇評論，因為(wei) 他們(men) 的政策主張是反對把性工作合法化）。

我承認在為(wei) 保守派刊物寫(xie) 文章時我的好運氣不多，雖然我嚐試了幾次。我基於(yu) 直覺的想法是他們(men) 似乎回避對中國缺乏敵意的政治評論文章。為(wei) 中間派刊物如《紐約時報》或者《新聞周刊》寫(xie) 文章時運氣好些（或者中間偏左的，這要看一個(ge) 人的角度）。不過，我的大部分文章發表在公開的左派刊物的網站上。既便如此，我也會(hui) 遇到麻煩。一家主要的英國左派報紙拒絕了我的一篇批評針對中國的帝國主義(yi) 態度的評論文章。它的中文譯稿後來被《環球時報》采用了，我為(wei) 中國報刊向我提供的選擇機會(hui) 感到高興(xing) 。另外一次，我向一家西方報紙的編輯抱怨說他們(men) 的標題使我看起來像中國政府的辯護士，要求他們(men) 在未來改動標題時與(yu) 我商量一下（中國報紙在這方麵似乎更開放，願意與(yu) 作者協商）。此後不久，這個(ge) 編輯選擇了另一個(ge) 令人誤解的標題和副標題，一氣之下我在自己文章下麵發了投訴的評論帖子。編輯刪除了我的評論（雖然評論應該是自由的），並威脅要到法院起訴我誹謗，他說如果我再這樣做，他就中斷我與(yu) 這家報紙的合作關(guan) 係。我吞下了我的自尊，試圖與(yu) 之和解，但對此我仍然覺得不舒服。

我並不是想暗示在西方和中國的媒體(ti) 大同小異，不是說雖然限製的內(nei) 容不同，但結果是一樣。在中國來說，限製顯然是政治性的，使用得更普遍（學術刊物似乎比大眾(zhong) 媒體(ti) 更開放一些：原則似乎是社會(hui) 影響越大，限製就越多）。指名道姓地公開批評領導人或者提出改變現狀的國家憲政改革的具體(ti) 建議幾乎是不可能的。公開說幾乎人人皆知的真話“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作為(wei) 統治哲學基本上已經死亡”也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存在形形色色政治立場的眾(zhong) 多媒體(ti) 管道，限製並非這麽(me) 直截了當地根據執政黨(dang) 的標準來確定。顯然我希望中國媒體(ti) 放鬆管治，在這方麵像西方報刊一樣（或者像香港一樣，那裏基本上是自由和充滿活力的）。許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國記者也是這樣想的。他們(men) 常常為(wei) 不能報道自己調查的東(dong) 西而感到沮喪(sang) ，他們(men) 為(wei) 西方記者提供信息卻不能署名。但是在這裏我大概會(hui) 失去多數西方記者的同情。我仍然認為(wei) 用儒家思想來考慮媒體(ti) 的作用是可行的。當2008年殘奧會(hui) 開幕的電視新聞上顯示胡錦濤主席和殘疾孩子一起唱歌的鏡頭時，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麽(me) 問題。相反，我是在與(yu) 一位上了年紀的中國親(qin) 屬一起在看，她顯然被看到的情景所感動。這樣的新聞片段能夠激發人們(men) 對殘疾人的更多同情。是的，它或許也增加了人們(men) 對胡的同情，但是我們(men) 應該同情實際上在做好事的政治家啊。

我心裏有什麽(me) 樣的模式嗎？自由市場媒體(ti) 模式決(jue) 不是理想，因為(wei) 它常常轉變成企業(ye) 利益的主宰，激發人們(men) 對刺激性新聞的興(xing) 趣，把人們(men) 的注意力從(cong) 真正的社會(hui) 問題上轉移開。（海外一個(ge) 記者朋友告訴我她關(guan) 於(yu) 殘奧會(hui) 的報道常常被編輯砍掉，理由是這對提高報紙銷售量沒有好處）。管理機構敦促平衡態度的英國模式或許能提供更多信息和多樣的視角，但是在中國體(ti) 現文化關(guan) 懷的媒體(ti) 管理也可以吸取道德教育的儒家傳(chuan) 統。是的，中國能夠有也應該有更加獨立的和批評性的媒體(ti) ，它們(men) 能說出社會(hui) 問題的事實真相，譴責政府的錯誤。但政府支持媒體(ti) 的理由依然存在，使這些媒體(ti) 不追求黨(dang) 的利益而是呼喚得到廣泛支持的社會(hui) 價(jia) 值觀比如關(guan) 注弱勢群體(ti) 的使命。該模式不必要—也不應該專(zhuan) 製，因為(wei) 它將允許私有媒體(ti) 不受限製地經營（除了極端的暴力和色情外）。更具體(ti) 地說，它或許意味著獨立的管理機構，根據媒體(ti) 在推廣多樣性、高質量的節目和道德教育等目標上成功與(yu) 否來決(jue) 定是否資助公共媒體(ti) 。這種價(jia) 值觀將使中國模式非常獨特，西方人可能覺得充滿道德說教而且存在潛在的不公平，因為(wei) 他們(men) 優(you) 先考慮的個(ge) 人自主性。但是確實存在一些即便不尊重但至少需要被容忍的差別，它們(men) 或許是值得辯護的。

中國之外？

儒家實際上豐(feng) 富西方國家的政治價(jia) 值觀和實踐的可能性如何呢？所有政治理論都應該留下相互豐(feng) 富完善的可能性。在最好的時候，儒學表現出對其他傳(chuan) 統如法家、道家、佛教的開放態度，以至於(yu) 人們(men) 很難在實踐上區分這些理論。但在遭遇西方政治理論時，儒學一直是學生而不是先生，值得提出的是，在什麽(me) 情況下西方自由派能發現它具有同樣吸引人的力量。其中一個(ge) 條件是西方社會(hui) 遭遇漫長的信心危機。一個(ge) 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當自己的方式存在問題的時候，人們(men) 才更容易向他人學習(xi) 。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和政治生活崩潰後才開始向西方學習(xi) 的。西方或許需要在類似的信心危機後，才能讓多數西方知識分子轉向儒學尋求希望和靈感。在最近全球金融危機隻後召開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的會(hui) 議上，一個(ge) 影響很大的西方記者開玩笑說“請給我們(men) 時間，我們(men) 隻有幾個(ge) 月的羞辱。”

但是，幫助儒學走向世界的重大障礙或許是理論和實踐的脫節。如果隻是口頭說說，沒有人願意聽的。從(cong) 當前來看，前麵的路依然漫長。媒體(ti) 傾(qing) 向於(yu) 為(wei) 黨(dang) 服務而不是為(wei) 弱勢群體(ti) 服務。政府求助於(yu) 暴徒手段對付一些社會(hui) 批評家。社會(hui) 福利改革者仍然更多求助於(yu) 歐洲而不是日本或者韓國。低層次改革激發的任何政治體(ti) 製改革幾乎都看不到。年長者甚至沒有得到投票選舉(ju) 高層決(jue) 策者的權利，更不要說額外的權利了。旨在代表子孫後代或者外國人的利益的通儒院隻存在於(yu) 儒家改革派的夢想裏。中國在宗教自由方麵存在明顯的限製，國家給予更多的資金資助推動馬克思主義(yi) 而不是學習(xi) 儒家經典和複興(xing) 儒家儀(yi) 式。簡而言之，儒家進步的人道的價(jia) 值觀需要轉變為(wei) 實踐。一旦中國的國家行為(wei) 符合儒家道德觀念，那就能產(chan) 生自己的軟實力並把它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