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精英主義(yi) ：有儒家特點的民主（下）

作者：貝淡寧

           李萬(wan) 全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15年4月28日

黃宗羲還提出了改革儒家選擇學者/官員的科舉(ju) 製度。他譴責他那個(ge) 時代的科學製度鼓勵淺薄與(yu) 剽竊，而無法發現學者的“真正才能”。[40]在黃宗羲看來，考試應當既考察記憶經典以及注解的能力，又考察獨立思考的能力：“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yu) 前，而後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41]

不管黃宗羲成立學者/官員議會(hui) 的建議能否實現賦予那些有著“真正才能”的學者以權力的承諾，主要的問題在於(yu) 它仍然剝奪了普通民眾(zhong) 在政治中的發言權。[42]換句話說，黃宗羲支持民享的政治, 但是他沒有認識到對民治的政治的需要。[43]

一個(ge) 現代儒家民主方案

所以一個(ge) 當代的“儒家民主主義(yi) 者”麵臨(lin) 著如下困境，即雖然西方式的民主機製沒有完全體(ti) 現對“由英明的人進行治理”的關(guan) 注，“學者/官員議會(hui) ”的思想在精英政治方向走的太遠以至於(yu) 沒有包含任何形式的由人民進行政治決(jue) 策。現在折衷解決(jue) 方法可能很明顯了：一種兩(liang) 院製，包括一個(ge) 民主選舉(ju) 出的下議院和一個(ge) 的由競爭(zheng) 性考試為(wei) 基礎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儒家”的上議院。[44]英國的下議院是一個(ge) 明顯的民主的下議院的例子，但是還必須確立一種儒家的上議院，所以我將試圖就此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觀點。

首先，詳細說明一種儒家的上議院所處的社會(hui) 環境是很重要的。這一方案對於(yu) 那些沒有尊重依據才能選出的學者/官員的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是不適合的。例如，考慮到美國傳(chuan) 統中對知識分子的普遍憎惡，很難想象美國的公眾(zhong) 相信成立這種上議院的建議的合理性（更不用說憲法中的障礙）。[45]英國似乎也同樣缺少支持這種上議院的文化基礎——英國傳(chuan) 統中尊重“勝於(yu) 己者”的觀念似乎已被玷汙，這裏“勝於(yu) 己”似乎主要指的是這些人的財產(chan) 與(yu) 階級特權。

而在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dong) 亞(ya) 地區有著相對適宜的文化上的支持。在這裏再一次指出，尊敬由受過教育的精英進行治理的觀念是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46]選拔學者/官員的競爭(zheng) 性考試確實曾經起到過促進社會(hui) 階層的向上流動的作用（對於(yu) 那些有地位但沒有成功後代的家族而言則是向下流動），[47]成功通過考試的人在普通民眾(zhong) 中得到了極大的尊重。在東(dong) 亞(ya) 國家，有充分的理由認為(wei) 一種依據才能組成的上議院是政治現狀可行的替代方案。接下來的討論將集中於(yu) 中國的情況之上，但此方案可能在其它東(dong) 亞(ya) 社會(hui) 中也值得考慮。 .

讓我對這裏使用的術語解釋一下。我將這種上議院稱為(wei) “賢士院”。這個(ge) 中文術語可以被大體(ti) 翻譯為(wei) 由有品德與(yu) 才能的人組成的議院，但是這種說法在英語中聽起來很可笑，其它對這種上議院的英語說法也是一樣。[48]翻譯問題顯示了這一方案受環境限製的本質：一種由文化精英組成的政治機製不可能在英語國家中具有哪怕一點的可行性（或吸引力）。[49]因此，我將繼續使用中文的“賢士院”這一術語，它在中文中沒有任何貶義(yi) 。這一術語還可以提醒英語世界的讀者，賢士院並不打算移植到英語社會(hui) 中來。

二十一世紀中的賢士院

賢士院的成員將會(hui) 以競爭(zheng) 性考試為(wei) 基礎選出。東(dong) 亞(ya) 國家的公務員考試可以被用作賢士院考試的基礎，但應當對其進行改進。正如黃宗羲所說，考試應當既考察記憶力也考察獨立思考的能力。論述題可以被用來考察後一種能力，匿名閱卷可以有助於(yu) 確保公平公正的評卷過程。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的能力表現了處理壓力的能力，而這對處理危機情況的決(jue) 策者而言是非常關(guan) 鍵的。考試還需要進一步修正以發現政治活動者所需要的能力。這也許包括考察當代世界的經濟與(yu) 政治知識以及解決(jue) 問題的能力，但是考試還應當考察哲學以及文學知識，它們(men) 激發了過去的那些偉(wei) 大領袖的靈感。[50]考察解決(jue) 問題的能力[51]也很重要，還要有一兩(liang) 個(ge) 關(guan) 於(yu) 論理學的論述題以便篩除那些蠱惑民心的政客[52]以及那些有才能但是漠視道德的技術專(zhuan) 家。[53]無論如何，沒有必要從(cong) 頭開始設計某種考試製度：正如前麵所說的，考試委員會(hui) 可以從(cong) 過去與(yu) 現在東(dong) 亞(ya) 以及其它地方的公務員考試中獲得幫助，[54]了解如何改進實際存在的考試方法。[55]

不用說，考試過程是一種高度不完善的選擇有才能、有品德的決(jue) 策者的機製。但是可以證明的是，這種程序比其它可供選擇的政治選擇方法要有效，[56]後者包括民主選舉(ju) 在內(nei)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在二戰後取得的社會(hui) 與(yu) 經濟成就至少可以部分解釋為(wei) 依靠以競爭(zheng) 性考試為(wei) 基礎選出的公務員所做出的穩健決(jue) 策。

對給予年輕以及沒有經驗的人以過大權力的擔心可以依靠采取一種最低年齡限製的規定來解決(jue) ，規定35或45歲是參加考試的最低年齡。一旦選出代表，他們(men) 可以選擇自己擅長的領域（最優(you) 秀的候選者最先選擇），比如經濟政策或外交事務，並要首先在以前的代表的帶領下工作一或兩(liang) 年作為(wei) 過渡，以便掌握一定程度的專(zhuan) 門技術。

可能還有必要確保有來自社會(hui) 中不同群體(ti) 的代表，特別是在一個(ge) 少數群體(ti) 可能更信賴他們(men) 自己的代表的多民族社會(hui) 中。這可以依靠保證少數群體(ti) 一定數量的議席以及修正考試的內(nei) 容以適應不同群體(ti) 的文化特點來解決(jue) （例如，選擇西藏代表可以包括對佛教以及藏語的考察）。賢士院這一方案也與(yu) 給予少數民族地區實質的自治權相適應，也與(yu) 允許各省在一些領域內(nei) 管理各自事務的聯邦製度相適應。

在缺乏一種選舉(ju) 機製的情況下，保證賢士院的成員不會(hui) 濫用權力是很重要的。這需要在任期上進行限製，但是任期應當足夠長（比如七或八年）以便使他們(men) 有足夠的時間學習(xi) 政治並有效地為(wei) 公益工作。[57]貪汙的危險也可以依靠各種方式來降到最低，這包括通過公告與(yu) 電視轉播使公眾(zhong) 知曉賢士院中的政治商議（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的）的內(nei) 容、依靠新聞自由、調查以及公開腐敗案例。代表們(men) 還應當得到慷慨的薪水以減少貪汙腐敗的動機，對腐敗行為(wei) 的嚴(yan) 厲處罰也可以起到附加的威懾作用。

為(wei) 了推進高質量的商議，賢士院應當在規模上比較小（最多幾百人）。[58]參與(yu) 商議的成員的動機應當是共同的善（這與(yu) 民主選舉(ju) 出的政治家不同，後者常常受到滿足特定選民利益的需要的限製）。[59]適當的薪水可以減少迎合有錢和有權人的可能性，或許還可以以法律禁止他們(men) 加入任何政黨(dang) 、收受任何利益團體(ti) 的捐助（與(yu) 美國確保聯邦法官的正直的機製類似）的方式使成員進一步與(yu) 政治壓力隔絕開來。無論如何，這些問題在商議的過程中可以被解決(jue) ，並為(wei) 憲法所確定。[60]

民主院與(yu) 賢士院之間的衝(chong) 突

賢士院可以在就有關(guan) 問題進行公開與(yu) 公眾(zhong) 商議之後，依靠多數票來進行決(jue) 策。但是如果賢士院中“精英領導階層”的多數與(yu) 下議院中的民主的多數不一致怎麽(me) 辦？這種僵局可以依靠憲法機製規範兩(liang) 院之間的關(guan) 係來解決(jue) 。例如，“儒家”的解決(jue) 方法可能是加強賢士院的地位，在憲法中規定上議院中的絕對多數可以推翻下議院中的相對多數；政府首腦以及重要的部長們(men) 可以從(cong) 賢士院中選出；大多數重要法律將會(hui) 由賢士院製定，下議院主要起著對其權力進行製約的作用。

“民主”的解決(jue) 方式會(hui) 是賦予下議院以權力，而賢士院起著相對次要的作用，即對下議院通過的法律進行修正、指出錯誤、提出小的改正建議，如同英國的貴族院一樣。政府首腦可以來自下議院，而形式上的國家元首可以來自賢士院。[61]

下一部分將會(hui) 提出，一種相對軟弱的賢士院可能是更加可行的，接下來則將提出，一種有力的賢士院可能是更受歡迎的。

可行性的問題

中國現在的政治體(ti) 製從(cong) 長期而言是不穩定的。甚至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都將現在的體(ti) 製稱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說明政治現狀屬於(yu) 一個(ge) 過渡期。此時，不那麽(me) 民主的統治因為(wei) 確保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並在中長期使大多數人獲益，或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由於(yu) 大多數人可能不願忍受創造經濟發展（特別是高度分裂性的、東(dong) 亞(ya) 式的經濟發展）的基礎所必須的艱難困苦，[62]對多數人的統治進行一些限製也許是必要的。問題在於(yu) ，在經濟發展了之後是什麽(me) ？或許令人吃驚的是，對政治發展的最終結果有著普遍的共識，既投票權很可能擴大到所有人、一些形式的多黨(dang) 民主會(hui) 生根。對時間（這會(hui) 花十年還是五十年？）和機製（這會(hui) 是精英領導的還是大眾(zhong) 領導的、暴力的還是和平的？）有著爭(zheng) 議，但是大多數中國觀察家們(men) ——包括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袖在內(nei) ——似乎相信民主是不可避免的。有許多理由相信中國最終會(hui) 民主化，但是也許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投票權會(hui) 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政治公認的一個(ge) 重要象征，一種使人們(men) 知道政府承認每個(ge) 公民都是社會(hui) 中有價(jia) 值成員的方式。任何否認形式上的自由與(yu) 公平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的政治體(ti) 係——就算人們(men) 的觀點對實際政策的影響力非常低——很可能缺乏政治合法性，這使人們(men) 很難相信中國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例外。[63]

如果中國的政治領袖是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一種憲法上軟弱的賢士院也許是最有可能的。但是一個(ge) 有著最低憲法權力的賢士院仍然可以在中國發揮重要的政治作用。國家將有一群有才能而且無私的人隨時準備為(wei) 了共同的善采取行動，例如，在調查團和獨立機構中任職、對政策進行評估、對政府提出建議。此外，在一個(ge) 有著尊重依據才能選出的官員的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中，賢士院成員的觀點可能獲得實質上的社會(hui) 支持。下議院中由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政治家如果一貫地忽視賢士院的政策建議，也許他們(men) 會(hui) 發現想再次當選很困難。

但是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賢士院——就算是作為(wei) 一個(ge) 無力的上議院——可能在中國未來的憲法商議過程中產(chan) 生呢？當然，賢士院是一個(ge) 有待實現的理想，很難預測它是否會(hui) 誕生，而且思考此問題也許看起來很愚蠢。但不管怎麽(me) 說，就算僅(jin) 僅(jin) 隻是為(wei) 了防止誤解和濫用也值得對這一可行性進行一些思考。[64]一個(ge) 有關(guan) 可行性的論點是，正如前麵所說的那樣，賢士院與(yu) 傳(chuan) 統政治文化會(hui) 產(chan) 生共鳴。這裏讓我提出另外兩(liang) 個(ge) 會(hui) 增大實現這一方案可能性的論點。

讚成賢士院方案的製憲會(hui) 議也許會(hui) 產(chan) 生許多利益團體(ti) 。女性團體(ti) 可能會(hui) 讚成賢士院這一方案，因為(wei) 它會(hui) 增加女性在政治過程中的比例。勞工團體(ti) 由於(yu) 擔心民主選舉(ju) 的立法機構會(hui) 受到大的經濟利益集團的控製，可能也會(hui) 讚成。知識分子受惡劣的民主政治論述的困擾，也許會(hui) 支持製度化精英統治。甚至連民主主義(yi) 者可能也會(hui) 受將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因素製度化的吸引。對一個(ge) 民族——特別是認同一個(ge) 古老而且值得自豪的文明的民族——而言，將過去完全拋棄、被告知他們(men) 的民族曆史中找不到任何有價(jia) 值的東(dong) 西是相當具有羞辱性的。人們(men) 也許會(hui) 讚成西方式的民主，前提是它促進了物質利益以及社會(hui) 和睦，但是如果民主過程與(yu) 計劃不符怎麽(me) 辦？當出現問題時，會(hui) 出現轉而支持政治強人的誘惑，後者會(hui) 承諾恢複國家的尊嚴(yan) 以及“傳(chuan) 統”的威權政治體(ti) 製。[65]但如果一個(ge) 民主體(ti) 係包括了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的話，這是可以避免的，那樣人們(men) 即是是在艱難的時候也會(hui) 忍受這一體(ti) 係。在中國的環境中，民主力量也許會(hui) 欣賞這種觀點，即賢士院可以穩定民主體(ti) 係。

另一個(ge) 有關(guan) 賢士院的實際性論點是，它可以不經激烈的變革就嫁接在某種現存的政治機製之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的目的在於(yu) 對有關(guan) 人民幸福的關(guan) 鍵國家政策以及重要問題進行政治磋商。[66]在實際中，它被批評是玻璃櫥窗中的閑職，由一些通過政治任命產(chan) 生的、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們(men) 組成。但不管怎麽(me) 說，它包括了諸如粱漱溟這樣的一流學者，作為(wei) 一個(ge) 傳(chuan) 統的儒家學者，即使是在被毛澤東(dong) 公開懲罰後，他仍然繼續參與(yu) 這一機製。[67]最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在李瑞環的領導下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68]中國大陸的媒體(ti) 公開討論對政協進行改革的建議，比如允許它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監督政府的一些部門以及減少代表人數以易於(yu) 開展商議。[69]或許最重要的問題反而是討論的最少的問題：被任命的人忠於(yu) 任命他們(men) 的黨(dang) ，因此不大可能與(yu) 官方路線偏離的太遠。正如一份官方文件所說的那樣，如果“民主監督的關(guan) 鍵是發展民主，讓人人暢所欲言，並創造這樣的條件與(yu) 機會(hui) 使每個(ge) 人說實話、說真話、表達不同的意見”，[70]那麽(me) 從(cong) 考試中選出的代表隻會(hui) 忠於(yu) 那些他們(men) 所認為(wei) 的國家（以及人類，更廣泛的說）的最大利益，他們(men) 更有可能做政協應當做的事情。增加政協的合法性以及功效的最好辦法將會(hui) 是將它變成由依據才能選出的代表組成的賢士院。 

簡而言之，認為(wei) 中國的民主體(ti) 製會(hui) 將在憲法體(ti) 製中相對次要的上議院製度化也許並不是完全不現實的。賢士院會(hui) 與(yu) 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產(chan) 生共鳴，它在製憲會(hui) 議上會(hui) 受到利益團體(ti) 的支持，它可以很容易的從(cong) 一種現存的政治機構上改造。它會(hui) 是中國式的民主：有儒家特點的民治。 

一種對“民治”的非威權主義(yi) 的選項

但是如果“中國的民主未來”沒有實現呢？我們(men) 無法準備地預測未來，有可能創始者們(men) 在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交給“人民”的時候會(hui) 臨(lin) 陣畏縮。那時中國會(hui) 注定經受專(zhuan) 製的一黨(dang) 統治還是激烈的內(nei) 戰？當然，一種可能性是賢人統治：社會(hui) 由從(cong) 競爭(zheng) 性考試中選出的代表進行治理。這樣的政治體(ti) 製不一定是“專(zhuan) 製的”，也就是說人們(men) 不是沒有任何發言權或者公民權受到了嚴(yan) 重限製。考慮一下下麵的場景：舉(ju) 行了一次全民公決(jue) ，大多數人讚成一種強有力的賢士院。在國家層次上，最高決(jue) 策者是根據自由而且公平的考試選出的，代表們(men) 在作出決(jue) 定前進行著實質性的商議。國家的民主立法機構的主要作用是將人們(men) （相對信息不完全）的偏好傳(chuan) 達給賢士院。在省市以及村級層麵上，最高決(jue) 策者是根據競爭(zheng) 性的考試選出的，任何決(jue) 策都經過了公眾(zhong) 商議。新聞自由基本上獲得保證，人們(men) 有許多機會(hui) 對賢士院成員的意見表示反對，表達不滿。賢士院中的大多數討論會(hui) 進行電視轉播，公眾(zhong) 在網絡上也可以看到。在這樣的場景中，精英統治不會(hui) 是“專(zhuan) 製的”，但是它也不會(hui) 與(yu) “最低限度的民主”一致。這會(hui) 意味著在最高的政治層麵上將人們(men) 投票選出的政府官員邊緣化。至少在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賢士院中的多數可以有權推翻下議院中的多數的。

精英統治應當被視為(wei) 不夠理想嗎？換句話說，它相對於(yu) “民治”有什麽(me) 優(you) 點？對強有力的賢士院的最有力的辯護是，它所製定的政策更有可能不僅(jin) 有利於(yu) 現在的、有經濟能力做他們(men) 想做的事情的多數人或少數人，而且有利於(yu) 潛在的公民、少數群體(ti) 事實上和潛在的成員與(yu) 外國人。例如，想象一下兩(liang) 院的代表必須要商議計劃生育的議題。大多數農(nong) 民反對政府限製子女的數量，部分是因為(wei) 農(nong) 村地區有著很深厚的對男性後代的偏愛。這些觀點可能會(hui) 主導下議院——大部分中國人仍然住在農(nong) 村——民主主義(yi) 者有充分的理由投票廢除政府限製子女數量的努力，而不管長期的人口學上的後果。但是賢士院——為(wei) 知識分子所主宰，大多數理解進行一些計劃生育的需要[71]——有可能會(hui) 反對下議院的決(jue) 定。[72]

賢士院的知識分子們(men) 還有可能反對城市選民普遍的偏好。例如，現在城市居民似乎渴望擁有一輛汽車的“美國式”夢想，民主選舉(ju) 出的代表很少會(hui) 反對這種觀點（正如很少有美國的政治家公開讚成增加汽油稅一樣）。與(yu) 此形成對比的是，賢士院可能對大量擁有汽車的負麵效果更加敏感（環境汙染，交通堵塞，對石油的不斷增長的依賴等等），會(hui) 讚成對汽車銷售進行更加嚴(yan) 厲的限製，對公共交通提供更多的國家補貼。[73]就經濟政策而言，依靠人們(men) 的選擇可能也是一樣輕率的。例如，當低效率的農(nong) 民與(yu) 國有企業(ye) 的職工失去他們(men) 的工作的時候，很可能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嚴(yan) 格規定會(hui) 導致短期貧困加重和社會(hui) 不穩定。這時人們(men) 是希望當失業(ye) 的工人在不斷增長的私人領域找到像樣的工作的時候，一切最終會(hui) 得到經濟上的回報，但是民主選舉(ju) 出的政治家不大可能會(hui) 如此耐心。[74]相反，賢士院更有可能采取一種長遠的觀點。[75]

簡單的說，中國知識分子（即那些可能成為(wei) 賢士院代表的人）的看法常常與(yu) 主流觀點相反。當然，一種更加開放的政治機製可能對這種狀況會(hui) 有所改變。人們(men) 將會(hui) 有許多渠道使得他們(men) 的偏好通過民主的下議院、次於(yu) 國家層次的立法機構、協商性論壇、因特網、報紙、民意調查以及更傳(chuan) 統的諸如抗議和請願這樣的機製而為(wei) 他人知曉。或許有很多人在辯論之後會(hui) 改變他們(men) 的觀點。但是如果事實上現在的多數人的行為(wei) 仍然是受到狹隘的經濟利益或粗野的情感表達的刺激的話（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看起來是這樣），那麽(me) 賢士院的代表應當能夠讓“人們(men) ”變得清醒一點。至少，賢士院應當可以不用擔心選舉(ju) 時期的代價(jia) 而約束人們(men) 最糟糕的過度行為(wei) 。

對一種強有力的賢士院的更重要的反對觀點是，這一方案可能是不現實的。首先，很難想象政治領袖們(men) 會(hui) 有著很強的動力去為(wei) 一種強有力的精英統治而努力。在新建立的民主政治體(ti) 係中，一旦他們(men) 的觀點實現後，這些舊體(ti) 製最主要的批評者會(hui) 傾(qing) 向於(yu) 獲得最高的政治地位作為(wei) 酬勞：看看我們(men) 時代的曼德拉、哈維爾與(yu) 瓦文薩。這對於(yu) 新建立的專(zhuan) 製體(ti) 係也是一樣的：看看我們(men) 時代的樸正熙與(yu) 皮諾切特。然而在一個(ge) 精英體(ti) 係中，這樣的政治倒退的幾率是最小的。就算最有才智、最有道德的奠基者也無法肯定能夠在有著十億(yi) 候選人的考試體(ti) 係中獲得高分。所以他們(men) 必須積極地推進一種新的體(ti) 係，而沒有以最高的國家權力作為(wei) 回報的現實希望。奠基者一旦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將會(hui) 從(cong) 政治舞台上慢慢淡出。換句話說，必須要真正的無私的立憲奠基人才能夠將時間和精力貢獻給這一事業(ye) 。

就算建立了這一體(ti) 係建立，它也可能會(hui) 不穩定。如果賢士院一貫地踐踏人們(men) 的意願，不管人們(men) 對由根據才能選出的精英進行統治的耐心在傳(chuan) 統中有多麽(me) 深厚，它總會(hui) 消耗殆盡。所以賢士院的代表將不會(hui) 偏離公眾(zhong) 態度太遠，除非這會(hui) 影響到體(ti) 製的合法性。賢士院將會(hui) 小心的注意尊重人們(men) 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它會(hui) 使自己變得多餘(yu) ）與(yu) 不尊重它（在這種情況下它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對）之間的界限。

接下來兩(liang) 章沒有這麽(me) 純理論性。在作為(wei) 多數人統治的民主與(yu) 少數人的權力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緊張狀況：多數人可以選擇壓製或者邊緣化少數群體(ti) 。在第七章中，我將提出現在東(dong) 亞(ya) 的不那麽(me) 民主的政體(ti) 在保護少數群體(ti) 的合法權利方麵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與(yu) 民主體(ti) 製相比），這是對在本地區的民主呼籲需要保持警惕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第八章關(guan) 注民主教育這一問題，這來自於(yu) 我個(ge) 人的經曆，我試圖說明意願良好的推進課堂內(nei) 外民主商議的計劃可能會(hui) 加劇與(yu) 少數民族學生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除非采取考慮他們(men) 利益的特殊措施。在這兩(liang) 章中，我將提出一些或許對於(yu) 東(dong) 亞(ya) 的多元文化社會(hui) 特別合適的建議。

【注釋】

[40] 黃宗羲並不是第一個(ge) 譴責流於(yu) 表麵的學習(xi) 的，荀子（約公元前310－219年）將真正的學習(xi) 與(yu) “詩書(shu) 故而不切”進行對比。《荀子》, trans. Knoblock, 1.12。

[41]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113.

[42] 儒家學者隻是在十九世紀晚期開始思考“民治”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從(cong) 那時以來，他們(men) 始終努力要求在政治上給予普通民眾(zhong) 一定的發言權。參見王軍(jun) 濤，“中國曆史中的儒家民主主義(yi) 者”。

[43] 對孫中山建議的五權憲法可以提出同樣的批評。這五種權力中包括獨立的考試權。在孫中山的方案中，包括選舉(ju) 進入立法機構的人在內(nei) 的一切國家官員，“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 (《孫中山選集》，49). 孫中山希望可以避免“美國政治腐敗散漫”，“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ju) ；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訥於(yu) 口才，沒有人去物色他”，但是這種方案會(hui) 使那些當選但沒有通過考試的政治家失去了政治權力，不管他們(men) 多麽(me) 受到公眾(zhong) 歡迎。很難想象一個(ge) 將人民選出的領導人排除在外的政府在人民眼中能夠獲得多少合法性（考慮如下情況，一個(ge) 人獲得80％的選票但沒有通過考試，另一個(ge) 人成功通過考試但隻獲得20％的選票，前者被後者取代）。陳祖為(wei) 建議（但沒有明確地說明理由）一種也許可以補救這一缺陷的模式：那些想要參加選舉(ju) 的人必須參加一個(ge) 考試，並要求他們(men) 在競選資料中公布他們(men) 的得分。陳祖為(wei) ，“民主與(yu) 賢人治理：一種儒家視角”，未發表論文，18。這可以讓人們(men) 投那些也許在智力上不是那麽(me) 令人印象深刻的候選人的票（在美國由於(yu) 似乎政治家的“愚蠢”能夠吸引選民的支持，在政治資格考試中拿低分實際上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優(you) 勢）。

[44] 我對其它一些試圖將民主與(yu) 對“賢人統治”的重視結合起來的方案進行了批判性評價(jia) ，參見我的《東(dong) 西相會(hui) 》，289–307. 最近，蔣慶提出了一個(ge) 有趣的方案，一種三院製的立法機構，它包括儒家精英的代表、肩負文化傳(chuan) 承使命的精英的代表與(yu) 人民的代表。蔣慶，《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jia) 值》(台北：養(yang) 正堂文化事業(ye) 股份有限公司,2004), 312–17. 然而，蔣慶的方案要求在三院一致同意的條件下才能批準一項法案，沒有說明三院地位的區別以及如何解決(jue) 僵局，這樣可能導致幾乎無法通過幾部法律的後果。胡百熙（Edward P. H. Woo）在他的《追尋理想政治秩序與(yu) 理解不同政治文化》(Hong Kong: Novelty Publishers, 2002)提出了另一種方案，在一黨(dang) 統治的範圍內(nei) 選擇有德的領導人，但是它可能與(yu) 現在的政治體(ti) 係一樣存在有合法性問題。另一種可能性由中國一位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非正式地提出，認為(wei) 中國應當重新建立君主製以建立立憲君主製民主（他對我說，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大的錯誤就是廢除了君主製）。但是這一方案無法應對政府需要才能這一問題，而且從(cong) 實際角度出發，君主製一旦被廢除就很難再恢複它的魔力。

[45] 丹尼爾·貝爾（著名的美國社會(hui) 學家）提出了某種在美國環境下也許是最接近於(yu) 一種依據才能組成議院的方案。貝爾的觀點是給予國會(hui) 議員任期限製，而“退休者”進入第三個(ge) 議院，“顧問院”。這些退休的議員會(hui) 得到經濟上的補助，他們(men) 將會(hui) 有意願、有能力為(wei) 共同的善而努力，並且無需擔心選舉(ju) 的問題。貝爾，“戰爭(zheng) 依舊：意識形態之後，腐敗” ，The New Republic, 23 and 30 August 1993, 20–21. 然而，顧問院可能仍然是由一些平庸的人組成的，因為(wei) 這些人唯一的資格就是依靠取悅於(yu) “人民”的短期利益成功地進入了國會(hui) ，何況對他們(men) 而言，拋棄老習(xi) 慣是會(hui) 很困難的。

[46] 我不是想說，這一文化傳(chuan) 統僅(jin) 僅(jin) 是儒家思想所特有的：我們(men) 可以說法國社會(hui) 中尊重知識分子並賦予其以政治權力的傳(chuan) 統與(yu) 此是相似的（雖然最近法國的政治事件說明，那裏有著不斷增長的對精英統治的憎惡：參見貝淡寧，“巴黎電訊：階級衝(chong) 突”，The New Republic Online, 6 June 2005, https://www.tnr.com/doc.mhtm1?i=w050531&s= bell060105).

[47] 參見何懷宏，“儒家的平等觀及其製度化”，在儒家思想與(yu) 人權會(hui) 議上提交的論文，北京大學，1998年6月。關(guan) 於(yu) 儒家式的賢人治理反映了某個(ge) 方麵的平等的觀點，參見A·T·努恩（A. T. Nuyen），“儒家思想與(yu) 平等觀念”，Asian Philosophy, vol. 11, no. 2 (2001), 61–71.

[48] 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出了有關(guan) 賢士院的觀點，現在我後悔使用了英語詞匯“學者議會(hui) ”（ House of Scholars），因為(wei) 這聽起來像是我在為(wei) 一種由專(zhuan) 業(ye) 的學者組成的政治機構辯護（任何通過了考試的人都可以成為(wei) 代表，並不需要是一個(ge) 學者）。我考慮過其它的英語詞匯——儒者院 （the Confucian House），才能院（the House of Merit），知識分子上議院（the Senate of Intellectuals）——但它們(men) 幾乎都聽起來可笑。在我一篇關(guan) 於(yu) 中國的商議性民主的文章中 (“有著中國特色的商議性民主：對何包鋼的研究的評論”，《在中國尋找商議性民主》)，我使用了“商議院”這一術語，但是這一術語沒有表現出這一政治機構的儒家色彩。最終，我決(jue) 定最好還是使用中文的“賢士院”（感謝宋冰的建議）。

[49] 值得思考的是最近由數百名學者簽名的抗議香港對言論自由的壓製（2004年5月）的情願書(shu) 的中英文版本的差異。中文版本一開始是“我們(men) 是一群知識分子……”，而英文版本的一開始是“我們(men) 所有署名者……”。在中國人看來，認為(wei) 知識分子具有特別的道德地位的觀點似乎並沒有什麽(me) 問題，作為(wei) 知識分子的社會(hui) 批評家可以自豪地肯定他們(men) 作為(wei) 知識分子的身份。

[50] 有關(guan) 文學對領導者的重要性，參見 羅伯特·D·卡普蘭(lan) （Robert D. Kaplan），《尚武的政治：為(wei) 什麽(me) 領導地位需要一種異教徒的精神》(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3), 39.

[51] 加拿大外交人員需要通過的考試以前隻考察知識的廣度，但是最近對此進行改革以考察解決(jue) 問題的能力。這一考試內(nei) 容的變化導致了加拿大外交學院內(nei) 兩(liang) 種文化的發展，一種的代表是因其知識的廣度而獲得成功的學者，一種的代表是因其解決(jue) 問題的能力而獲得成功的實用主義(yi) 者（與(yu) 北京的加拿大外交人員韓逸敏（Kim Henrie-Lafontaine）的交談，2005年1月12日）。

[52] 一種過濾掉蠱惑民心的政客的方法是要求對同一公共政策從(cong) 正反兩(liang) 方麵進行有說服力地論證，正如香港政務官的考試所要求的那樣。這一方法無法過濾掉機靈的詭辯家（或者律師），但是它可以過濾掉希特勒、毛澤東(dong) 等等，他們(men) 似乎天生就無法理解——更不要說條理清楚地說明——相反的觀點。有關(guan) 考試的內(nei) 容與(yu) 形式方麵的具體(ti) 細節，參見貝淡寧《東(dong) 西相會(hui) 》，308–16.

[53] 例如，“最優(you) 秀和最聰明的”的人（借用大衛·霍伯斯坦的諷刺用語）被肯尼迪總統選中來領導對抗共產(chan) 主義(yi) 的戰鬥，這些知識分子為(wei) 越南戰爭(zheng) 提供了虛幻的“前景”。這些最優(you) 秀和最聰明的人的工作是如此糟糕（三百萬(wan) 越南人在這場他們(men) 稱之為(wei) “美國人的戰爭(zheng) ”中死去，其中包括兩(liang) 百萬(wan) 平民）是擔心授予一群知識分子精英過多政治權力的一個(ge) 理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賢士院中的代表人數要遠遠大於(yu) 肯尼迪挑中的那一小批精英的數量，而且賢士院中大多數的商議是 公開的，可以讓公眾(zhong) 審查的，所以就算一小撮缺乏道德感的知識分子通過了考試成為(wei) 賢士院的成員，他們(men) 那些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的計劃也不大可能被通過。

[54] 有關(guan) 新加坡選擇公務員的體(ti) 係與(yu) 帝國時期中國的科舉(ju) 製度之間的有趣比較，參見張蘇惠（Kris Su Hui Teo），“新加坡的公職：一種終身考試體(ti) 係”，未發表論文。

[55] 例如，在新加坡與(yu) 日本，有著如何在考試中考察創造性的活躍討論。最近新加坡沿著此方向的改革舉(ju) 措是提供給考生一些場景以及許多不同的因素，然後要求他或她決(jue) 定哪一個(ge) 因素更重要（與(yu) 張蘇惠的交談，2004年10月）。

[56] 約翰·S·德雷澤克（John S. Dryzek）提出了一種隨機方法作為(wei) 選擇政治才能的程序：“我會(hui) 建議，考慮到在共識大會(hui) （consensus conferences）、公民陪審團、單一議題短期小型議會(hui) （planning cells）以及審議式意見調查中完全是外行的普通公民的商議的高質量，我們(men) 可以考慮如下可能性，即建立一個(ge) 由人口中隨機選擇出的普通公民組成的上議院，任期或許是一年。這一方案是在英國最近關(guan) 於(yu) 改革貴族院的討論中由狄莫斯（Demos）智囊團提出的”。德雷澤克，“不同地區的商議性民主”，《在中國尋找協商行民主》。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中，隨機選擇會(hui) 意味著賢士院很有可能由相對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nong) 民組成（考慮到他們(men) 構成了人口的多數）。必須要具有相當大的勇氣才能相信他們(men) 可以像由競爭(zheng) 性考試選出的代表一樣參與(yu) 高質量的商議。無論如何，德雷澤克的建議在中國的環境中是不可行的。中國沒有任何采取隨機選擇方式選出決(jue) 策者的曆史，不願冒風險的中國人不會(hui) 進行這樣沒有經過檢測的試驗來選擇那些要思考諸如是否進行戰爭(zheng) 這樣的議題的代表。與(yu) 此相反，在東(dong) 亞(ya) ，考試體(ti) 係已經證明了它作為(wei) 選擇政治才能的方式的地位，從(cong) 而在社會(hui) 中獲得了相當大的合法性，因而那些訴諸於(yu) 考試體(ti) 係的政治改革方案更有可能獲得人們(men) 的認真對待。

[57] 任期限製可能還有著推進合理的地方分權的效果。也就是說，有著任期限製的代表也許更有可能確保在地方層次的決(jue) 定不會(hui) 被國家的政治機構篡奪（與(yu) 任職終身、對權力饑渴的官僚以及關(guan) 心下次選舉(ju) 的有野心的政治家相比）。

[5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的地方層麵上有著成功的關(guan) 於(yu) 協商機製的試驗。參見何包鋼，“中國的參與(yu) 和協商機製”，《在中國尋找商議性民主》。在這篇文章中，何包鋼並沒有提出這些處理相對直接的地方事務（例如，決(jue) 定地方官員的薪水）的試驗應當在國家層次上實行。很明顯在將商議性民主從(cong) 地方擴展到國家層次上有著現實的阻礙，這包括資本家經濟利益的力量、國家安全事務的保密需要、對時間敏感的經濟政策（例如，決(jue) 定利率）的要求、現代決(jue) 策在經驗上的複雜性以及將大量公民引入決(jue) 策過程中的不現實性。在國家層次上的商議性民主還會(hui) 麵臨(lin) 文化上的障礙。在東(dong) 亞(ya) 社會(hui) ，有著重視由有才智而且熱心公益的精英進行決(jue) 策的政治傳(chuan) 統。但是期望商議性民主的理念能夠改善依據才能選出的政治精英的決(jue) 策過程的觀點並不是不現實的，製定憲法時可以對賢士院進行規定使之更適於(yu) 商議。

[59] 我不是想建議，賢士院的代表必然會(hui) 有著一致的對共同的善的理解。當對共同的善的理解產(chan) 生衝(chong) 突的時候，代表們(men) 將進行投票表決(jue) ，決(jue) 策將依據多數原則。

[60] 另一個(ge) 重要的議題是規範賢士院與(yu) 最高法院的關(guan) 係。湯姆·金斯博格（Tom Ginsburg）提出，在有著儒家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地區，最高法院傾(qing) 向於(yu) 順從(cong) 於(yu) 最高政治權威的偏好。 金斯博格，“儒家立憲主義(yi) ？對韓國與(yu) 台灣立憲的考察”，Law & Social Inquiry, vol. 27, no. 2 (Fall 2002), 792. 而被期望在政治事務中表達更加清晰立場的賢士院，可以此方麵發揮更加活躍的作用。

[61] 英國政治體(ti) 製的一個(ge) 優(you) 點是，普通民眾(zhong) 可以將他們(men) 的同情給予一個(ge) 相對無力的國家元首，同時對有著真正政治權力的首相持更加批評的態度（與(yu) 美國的總統製相比，後者的國家元首也是國家最有權力的政策製訂者）。所以國家象征性的元首可以從(cong) 賢士院中挑選，或許可以是最年長的代表或者是在資格考試中獲得最高分數的代表。

[62] 值得思考的是，英國工業(ye) 起飛的結果是在1660年至1760年之間僅(jin) 僅(jin) 產(chan) 生了平均1％的經濟增長，到十九世紀中期提高到3％（從(cong) 未比這更高過）。在此時期，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指出諸如曼徹斯特這樣的高增長地區成為(wei) 了“人間地獄”，這在恩格斯1844年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得到了形象的刻畫，而且“在另一個(ge) 一百年的時間裏，大多數英國人幾乎沒有從(cong) 經濟發展中獲益”。曼，“社會(hui) 權力的來源：對歐洲與(yu) 中國的巨大分歧的解釋”，在北京大學的講座，2004年9月21日。由於(yu) 高經濟增長率，工業(ye) 化過程在東(dong) 亞(ya) 要快得多，但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短期代價(jia) 相對也要高（我想起了一個(ge) 笑話，說是1980年以來的經濟改革使中國人民獲益，隻是除了工人、農(nong) 民以及女性之外）。人們(men) 會(hui) 希望大多數東(dong) 亞(ya) 民眾(zhong) 從(cong) 工業(ye) 化中獲益在時間上的遲滯也同樣會(hui) 短一些。 

[63] 根據調查數據，在中國（以及其它東(dong) 亞(ya) 國家）大多數公眾(zhong) 讚成民主是有缺陷的，但仍然比其它形式的政府要好。拉塞爾·J·道爾頓（Russell J. Dalton）與(yu) 石度初（Doh Chull Shin），“民主渴望與(yu) 民主理想：東(dong) 亞(ya) 公民的民主傾(qing) 向”，2003年9月25日，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library/index.html, visited 19 May 2005). 然而，這次調查中給出的其它可選方案有限而且相當不吸引人（選項分別是“由專(zhuan) 家——而非政府——根據他們(men) 認為(wei) 什麽(me) 是對國家最好的進行決(jue) 策”，“一個(ge) 強有力的、不擔心議會(hui) 或者選舉(ju) 的領導人”，“由軍(jun) 隊進行統治”，“一個(ge) 民主的政治體(ti) 製”）。如果被調查者被要求在民主政治同時經濟低增長與(yu) 一黨(dang) 的、非極權主義(yi) 的統治同時經濟高增長之間，或者在由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沒受過多少教育的政治家進行治理與(yu) 由根據才能選出的君子進行治理之間，或者在非民主的但有著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與(yu) 民主政治但是社會(hui) 動亂(luan) 之間進行選擇的話，我懷疑在中國人們(men) 對民主的支持會(hui) 少一些。另一個(ge) 調查顯示在東(dong) 亞(ya) 有59％的人傾(qing) 向民主 (https://www.globalbarometer.org), 但是這裏給出的選項（例如，專(zhuan) 家治國）同樣不那麽(me) 吸引人。而且正如裴文睿所指出的那樣，甚至當東(dong) 亞(ya) 人傾(qing) 向民主的時候，“與(yu) 自由主義(yi) 民主相比，他們(men) 更喜歡多數主義(yi) 或者非自由主義(yi) 的形式。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韓國人讚同如下說法‘如果我們(men) 有著正直的政治領導人，我們(men) 可以讓他們(men) 決(jue) 定所有的事情’，40％的人相信‘政府應當決(jue) 定哪些觀點可以在社會(hui) 中進行討論’，而47％的人相信‘如果人們(men) 有著過多的不同思考方式，社會(hui) 會(hui) 陷入混亂(luan) ’”。裴文睿，“人權與(yu) 法治”，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67n.195，引用樸重明（Chongmin Park）與(yu) 石度初的調查數據。這樣的調查有著更多的問題，比如很難估計偏好的強度以及它們(men) 對行為(wei) 的影響，很難區分信息充足與(yu) 信息不充足的情況下的偏好，很難將道德與(yu) 政治概念翻譯為(wei) 其它語言。

[64] 馬克思的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很容易被誤用，因為(wei) 他對此說的太少。如果關(guan) 於(yu) 資本主義(yi) 之後的社會(hui) 不是隻寫(xie) 了含混的幾句話，共產(chan) 主義(yi) 的理想與(yu) 實際存在的共產(chan) 主義(yi) 製度之間的差距會(hui) 更加明顯，渴望權力的獨裁者會(hui) 發現試圖證明他們(men) 大多數異乎尋常行為(wei) 的合理性更加困難。

[65] 到2003年為(wei) 止，民主沒有能夠給俄羅斯帶來繁榮，而人們(men) 開始變得清醒，隻有不超過10％的人繼續支持民主。結果是弗拉基米爾•V·普京總統獲得了廣泛的支持，而他將俄羅斯帶回了專(zhuan) 製的道路。理查德·派普（Richard Pipes），“俄羅斯的民主：並不動人的畫麵”，《紐約時報》，2003年6月3日，B8。在拉丁美洲可能會(hui) 出現類似的情況：聯合國在2004年4月組織的對十八個(ge) 拉美國家的19000人的調查發現，與(yu) 一個(ge) 選舉(ju) 產(chan) 生的領導人相比，大多數人會(hui) 選擇一個(ge) 獨裁者，如果後者提供了經濟上的利益的話。胡安·法雷羅（Juan Forero），“拉美的腐敗與(yu) 貧窮在考驗人們(men) 對民主的耐心”，《紐約時報》，2004年6月24日，A1.委內(nei) 瑞拉並不那麽(me) 民主的民眾(zhong) 領導人烏(wu) 戈·查維斯總統所獲得的公眾(zhong) 支持，說明這些偏好同樣也影響了政治現實。

[66] www.china.org.cn/english/archiveen/27750.htm （2003年7月11日訪問）。

[67] 參見艾愷（Guy S. Alitto），《最後一個(ge) 儒家學者：粱漱溟與(yu) 現代性的中國困境》，第二版，(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68] 羅德明（Lowell Dittmer），“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接班”，《江澤民之後的中國》， ed. Gang Lin and Xiaobo Hu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15.

[69] 例如參見，“專(zhuan) 家呼籲政協進行體(ti) 製改革”，21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5日。 (https:// www.sina.com.cn/c/2003–03-05/1510934116.shtml, 2005年5月23日訪問).

[7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全國委員會(hui) 辦公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181.

[71] 就連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人也指出進行一些控製的必要性。例如，王豐(feng) 認為(wei)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的負麵效果現在已經超過了它的正麵效果，他提出采取兩(liang) 個(ge) 孩子的政策。王豐(feng) ，“中國能夠繼續它的獨生子女政策嗎？”Asia Pacific Issues: Analysis from the East-West Center, no. 77 (March 2005), 1–12. 對性別選擇進行一些限製可能也是合理的——如果完全由農(nong) 民來決(jue) 定的話，他們(men) 很可能更願意要男孩子。

[72] 就限製居民遷徙權利的戶口製度的價(jia) 值而言，在兩(liang) 院之間可能有類似的差異：大多數的農(nong) 村居民可能會(hui) 讚成廢除這一體(ti) 製，就算這會(hui) 導致大量移民湧入城市，造成過度擁擠以及社會(hui) 動蕩這樣不受歡迎的後果（參見第十一章中對戶口製度的優(you) 缺點的討論）。

[73] 香港非民主的殖民政府以及不那麽(me) 民主的新加坡政府都對汽車消費進行了限製，並資助發展了出色的公共交通係統，將交通堵塞最小化，這使得兩(liang) 個(ge) 城市成為(wei) 了節約能源的模範。我希望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也會(hui) 跟著這麽(me) 做，但是這會(hui) 要求與(yu) 大多數人的意願作對，大多數人似乎渴望擁有汽車。

[74] 正如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說的那樣，“統計數據顯示新興(xing) 的民主國家一般傾(qing) 向於(yu) 在貿易上變得更加保護化。雖然一些群體(ti) 從(cong) 增長的貿易中獲益，但是另一些可能會(hui) 從(cong) 中受損。如果外國競爭(zheng) 會(hui) 使普通選民的短期利益受損，反對自由貿易的意見可能會(hui) 增加。民族主義(yi) 的政治家也許那時能夠依靠貿易保護主義(yi) 的方案或者甚至依靠帝國主義(yi) 的擴張從(cong) 而控製外國市場的方案，來獲得支持。這可能是新興(xing) 的民主國家所麵臨(lin) 的一個(ge) 特殊的危險，在這些國家中精英們(men) 能夠利用他們(men) 對媒體(ti) 的壟斷或決(jue) 定議程的權力來決(jue) 定選民所能獲得的信息與(yu) 選項”。斯奈德，《從(cong) 投票到暴力：民主化與(yu) 民族主義(yi) 衝(chong) 突》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342–43.

[75] 在下一章中，我會(hui) 提出如果台灣宣布正式獨立的話，針對台灣的戰爭(zheng) 會(hui) 獲得廣泛的支持：同樣，這時賢士院中的知識分子更有可能提高警惕，正如美國的知識分子一般反對在沒有更多的國際支持的情況下倉(cang) 促地入侵伊拉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