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一項政治提議(下)

欄目: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5-04-27 23:18:49
標簽:
貝淡寧

作者簡介:貝淡寧(Daniel A. Bell),男,西曆一九六四年出生於(yu) 加拿大蒙特利爾。 一九九一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政治學)。現為(wei) 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著有《賢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義(yi) 及其批評》(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二〇〇一)、《中國新儒家: 變革的社會(hui) 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聯書(shu) 店二〇一〇)、《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聯書(shu) 店二〇〇九年)等。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一項政治提議(下)

作者:貝淡寧

           吳萬(wan) 偉(wei) 等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九日癸酉

           耶穌2015年4月27日

 

 

 

3. 提議

 

王:那就開始吧。正如我提到過的,有一天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肯德基分店突地萌生了這種想法。我思忖道,如果說資本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在經濟領域可以共存的話,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民主與(yu) 儒家思想就不能在政治領域共存呢?於(yu) 是在刹那之間問題的解決(jue) 方案便了然於(yu) 胸了,而且我必須承認,突發的奇想在數月之後看起來仍然具有足夠的說服力,這種體(ti) 驗在我生命中還是頭一遭。問題的解決(jue) 之策:兩(liang) 院製的立法機構,包括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下院,以及在競爭(zheng) 性考試基礎上遴選之議員組成的上院。我將上院稱作“賢士院”[“House of Scholars”]。

 

德謨:嗯……有意思……

 

3.1. 選拔程序

 

(一名叫做李學東(dong) [60]的北京大學研究生走進王教授的辦公室,看到德謨,一時有些驚訝,停下了腳步。)  

 

王:讓我介紹一下。這位是德謨先生,在人權與(yu) 民主國家基金工作的美國朋友;這位是李學東(dong) ,他是位博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做一篇關(guan) 於(yu) 紮帕裏澤[Dzhaparidze]雙型邏輯[bimodal logic]體(ti) 係的論文。(德謨與(yu) 李學東(dong) 握手)

 

李:認識您很高興(xing) 。王教授正在向您闡述他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提議嗎?

 

德謨:是的,你對此有何高見?

 

(臉紅):哦……您知道,在中國我們(men) 是從(cong) 不批評自己的教授的。

 

王:學東(dong) ,講講看,告訴德謨先生你的看法。

 

李:我大體(ti) 上是支持這項提議的。我唯一關(guan) 切的是王教授關(guan) 於(yu) 學者院議員應由競爭(zheng) 性考試產(chan) 生的觀點。就在我們(men) 所在的北大——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學——有許多頂尖的本科生剛剛從(cong) 農(nong) 村地區來到此間。我並不是說他們(men) 不夠聰明,隻是覺得他們(men) 主要還是善於(yu) 背誦高考所要考核的知識,而在其它方麵卻經常並不怎麽(me) 成熟。他們(men) 中的一些人一旦在北京生活幾年就會(hui) 發生改變,不過對這種將政治權力給予閱世未深、格局不足的年輕男女的做法,我還是感到擔憂。

 

德謨(微笑):你,我猜測,不會(hui) 是從(cong) 農(nong) 村地區來的。

 

李:我來自上海,這可能對我有一點幫助。

 

王:學東(dong) ,對於(yu) 賦予“剛剛來自農(nong) 村地區”的青年以權力的做法,我和你具有相同的關(guan) 注。但更為(wei) 通常的情況下,我還是對主要由聰明伶俐的年輕人(無論他們(men) 來自哪裏)治國表示擔憂——試想一個(ge) 滿是年少輕狂、頭腦發熱的二十來歲年輕人的賢士院吧![61]因此,我將對這種選拔考試施加年齡上的最低限製,比方說35歲或是40歲。

 

德謨:或許我也應當參加進來,捍衛王教授的提議。王教授剛才告訴我,他采納了黃宗羲的看法,選拔考試既考核記憶力,也考核獨立思考能力。

 

王:對。我希望考試能夠包含策論寫(xie) 作的部分,能夠為(wei) 我們(men) 設計的問題提供新穎而可行的解決(jue) 方案的考生,會(hui) 得到我判給的高分。我還會(hui) 設計一兩(liang) 個(ge) 倫(lun) 理問題策論,這有助於(yu) 淘汰那些聰明卻不通道德的技術官僚。

 

李:王教授,我並不想批評您的提議,不過您尋求的那些“道德”品質可是很難加以考查的。

 

王:的確不容易,但我們(men) 必須嚐試去做。我們(men) 所追求的並不隻是職業(ye) 素養(yang) ,或是實現其他人交托之任務的能力。我們(men) 想要的人才,應當能夠反思公共政策的深層目的,並關(guan) 注受政策影響人士的實存或潛在的要求。當然在理想情況下,我們(men) 會(hui) 選擇具備一定公共精神的候選人。

 

李:但是在一次考試中,還是很難檢測出上述品質的。舉(ju) 例來說,人們(men) 可以展示給你“道德的”答案,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men) 對此真心服膺,或是作為(wei) 決(jue) 策者,會(hui) 在實際情況中將其付諸運用。

 

王:唉,並沒有完美的製度。至少我們(men) 能夠裁汰那些道德感遲鈍不堪的人——例如,那些連保障基本人權的需要都視若無睹的家夥(huo) 。同時,我們(men) 還可以通過設計題目,使考生從(cong) 爭(zheng) 議問題的正反雙方看待問題,從(cong) 而裁汰政治煽動家[political demagogues][62]——大多數煽動家對他們(men) 希望反駁的觀點看來先天地欠缺理性表達的能力。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依靠考試要比仰仗民主過程安全得多。而且若是幸運,我們(men) 能夠得到一些貨真價(jia) 實的賢才。

 

:但您不敢保證總能碰到最為(wei) “道德的”候選者。

 

(提高聲音):當然不能打保票了!這是政治,不是哲學。這一體(ti) 製與(yu) 其它可行的替代方案相比較怎樣,這才是問題所在。我們(men) 並非在尋找所謂的鐵證。如果你想要批評我的提議的話,就必須提出另外的、更有可能產(chan) 出具備才幹與(yu) 公德之決(jue) 策者的方法。[63]

 

(有點受驚):王教授,我想我並不反對考試本身,我隻是覺得它們(men) 應當做到盡可能的客觀。如果您允許主觀因素參與(yu) 其中——例如測試公共精神等——那麽(me) 考試就會(hui) 被輕易地濫用,高分的獲取會(hui) 建立在“關(guan) 係”[guanxi][64]而非美德的基礎上。至少我們(men) 多項選擇[multiple-choice]大學入學考試的分數,不會(hui) 被個(ge) 人親(qin) 寵主義(yi) 所扭曲。

 

王:我讚同你的看法。在考試過程的最初階段,鑒於(yu) 效率的考慮,我會(hui) 堅持采用多項選擇考試的形式。但是我認為(wei) ,在這一階段以後增加策論部分就是必須的了。我同意你的觀點,選拔過程必須謹小慎微地做到公平與(yu) 公正——否則人們(men) 不會(hui) 接受學者院的正當性。然而這並非不可克服的障礙。比方說策論考卷可以用“盲閱”[“blind”]的形式,由相關(guan) 領域專(zhuan) 家組成的委員會(hui) 批改,閱卷者隻會(hui) 看到試卷上的考號而非考生的姓名。

 

德謨:請原諒我插話,可是難道你不想對考生進行麵試嗎?在我看來應當考核他們(men) 對口頭問題的應對能力。有些人善於(yu) 接受書(shu) 麵考試,卻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或是不能在與(yu) 活生生的個(ge) 人的對話中應對自如。對於(yu) 學者而言欠缺這種能力尚無傷(shang) 大雅,可是對於(yu) 政治管理者來說就是致命的缺陷。而一旦你采納麵試的形式,就又會(hui) 陷入學東(dong) 提到的選拔過程中潛在偏見的問題了。

 

王:我同意有必要采行麵試,不過對於(yu) 麵試中的偏見問題我想有種幹淨利落的解決(jue) 方法。就像有時聲樂(le) 考試采取的形式一樣,考生可以在屏風之後接受麵試。

 

德謨:可是屏風不能遮蔽所有的東(dong) 西。例如,辨別出考生的性別還是可能的。由於(yu) 女性考生或許會(hui) 處於(yu) 不利的局麵,因此這仍然是個(ge) 問題。不管怎樣,過去隻有男性可以參加文官考試,某些人或許願意維持這種選拔男性決(jue) 策者的傳(chuan) 統。

 

王:嗯,但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今天的東(dong) 亞(ya) 國家對於(yu) 女性參加文官考試並無限製,這也是我希望中國能夠做到的。實際上,考試的好處之一就在於(yu) 它有可能增加女性決(jue) 策者的比例。這一比例甚至可以達到50%,這甚至要好於(yu) 斯堪的納維亞(ya) 國家的水平!而且這種做法不必拘泥於(yu) 那種流於(yu) 表麵、反對精英治國的配額體(ti) 製。

 

德謨:你並沒有回應我的看法。如果采取口頭考試,“非正式的”歧視將會(hui) 在這一階段發生。

 

王:或許可以采用一種合成器處理考生的聲音以隱蔽其性別。或者可以將考生的回答錄入到電腦顯示屏上。我確信有技術手段可以解決(jue) 這一問題。

 

李:王教授,對於(yu) “盲閱”考試我還有一個(ge) 問題。如果我們(men) 當真看不到考生,這就意味著一個(ge) “三角眼”[sanjiaoyan]的人或許可以通過考試。可是,誰會(hui) 信任一位有著三角眼的管理者呢?

 

德謨(突然插話):必須承認,我聽得不是很明白。

 

(歎氣):哎呀,這說起來就複雜了。你知道,西方人區別不同的眼珠顏色——例如,女人們(men) 會(hui) 嫉妒伊麗(li) 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美麗(li) 的紫羅蘭(lan) 色眸子,而法蘭(lan) 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淡藍色眼珠使得他風度翩翩,等等。但是中國人都是褐色的眼珠,因此我們(men) 很少注意眼睛的顏色,代之以分辨不同的眼睛形狀。最常見的區分當然是單眼皮或雙眼皮。西方人幾乎注意不到二者的區別,即使被告知單、雙眼皮對於(yu) 中國人的意義(yi) 也是如此——或許是因為(wei) 你們(men) 大多都是雙眼皮吧——可是在中國,擁有雙眼皮是非常重要的,因為(wei) 這能使眼睛看起來更大,據說還能更有吸引力。實際上在中國以及其它東(dong) 亞(ya) 國家(如日本和韓國),最常見的美容手術就是在眼睛上拉一刀,以便多出一個(ge) 眼皮。

 

德謨(輕微地抽搐了一下):真的嗎?

 

王:這是一個(ge) 無痛手術,遠沒有你們(men) 的“隆鼻術”[“nose job”]嚴(yan) 重,更不用提聲名狼藉的矽膠“料理”崩裂事件了。不管怎樣,很有意思的是,在漢語中描述不同眼形的詞語足以組成一個(ge) 豐(feng) 富精妙的詞匯庫。[65]中國社會(hui) 對“鬥雞眼”或“形狀像兩(liang) 隻公雞打架的眼睛”存有偏見,而另一方麵“杏仁眼”或“形狀像杏仁的眼睛”卻廣受青睞。我懷疑大多數西方人甚至壓根兒(er) 就注意不到這些區別。

 

德謨:這很有意思。不過我不太清楚,關(guan) 於(yu) 眼形的話題怎麽(me) 就跟我們(men) 對於(yu) “有中國特色民主”的討論扯上關(guan) 係了?

 

王:我馬上就要解釋這個(ge) 。這並不隻是因為(wei) 我們(men) 對眼形發展出一套審美等級體(ti) 係。有時候眼形據說還可以傳(chuan) 達出特定的人格特征。例如,據說有三角眼,或三角形、“三個(ge) 角”的眼睛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這正是學東(dong) 困擾的問題——我關(guan) 於(yu) “盲閱”打分的提議不能裁汰具有三角眼的人,因此學東(dong) 不敢想像人們(men) 能夠信任一位三角眼的管理者。

 

:謝謝您王教授,我理應表達得更清楚一點。

 

王:但是請允許我補充,我不會(hui) 調整自己的提議來迎合這一文化價(jia) 值。相反,我認為(wei) 我們(men) 應當挑戰這種荒謬的依據眼形將人們(men) 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正如我們(men) 挑戰其它諸如裙帶關(guan) 係、重男輕女以及禁止女性躋身文官隊伍等有害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與(yu) 實踐一樣。至少從(cong) 一種政治的觀點來看,有必要在受歡迎的和不合需要的文化特征之間做出區分。政府應當倡導那些適應當代社會(hui) 需求的文化價(jia) 值,例如尊重知識精英統治的傳(chuan) 統。

 

(難為(wei) 情地):教授您說得對。學生不是政治哲學領域的行家裏手,我早該尊重您的觀點的。

 

:學東(dong) ,你可沒必要這麽(me) 謙虛啊。在明天的製憲會(hui) 議上或許也會(hui) 碰到這類問題,我很有必要為(wei) 此準備具備說服力的回答。

 

李:請你們(men) 諒解,我必須回自己的書(shu) 房了。德謨先生,很高興(xing) 與(yu) 您會(hui) 麵。(李學東(dong) 走出了王教授的辦公室。)

 

德謨:或許我還可以補充,美國政治文化同樣處於(yu) 有害偏見的影響之下。如果當年羅斯福[FDR]是在電視時代競選總統的話,選民們(men) 將會(hui) 發現他身體(ti) 的殘障,要想當選恐怕就很困難了。至今仍有很多人看起來仍然根據毫不相關(guan) 的體(ti) 貌特征對政治管理者進行評判。

 

王:因此學者院議員候選人的遴選有必要采用“盲閱”的評估形式。

 

德謨:請允許我回到考試內(nei) 容的問題上來。就算你的書(shu) 麵考試對於(yu) 記憶力、獨立思考能力、倫(lun) 理觀念以及在實際談話中良好表達的能力都能加以考核,你仍然可能無從(cong) 考查真正重要的一項素質,也就是處理政府問題的能力。難道你不認為(wei) 檢驗解決(jue) 實際政治問題的能力非常重要嗎?

 

王:當然很重要。如何找到那些有才能的人,孔夫子本人就非常關(guan) 注這一問題。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yu) 四方,不能專(zhuan) 對。雖多,亦奚以為(wei) ?”(《論語·子路》第十五則)。我們(men) 的考試同樣可以設置範圍廣泛的實際政治問題。例如,我們(men) 可以就重大緊迫的內(nei) 政外交問題對考生進行考查。

 

德謨:但是你這樣做隻能選拔出通才,這就會(hui) 帶來特定的問題。比方說聯邦儲(chu) 備銀行,主要是由職業(ye) 經濟學家組成的。更為(wei) 一般地說來,從(cong) 孔子的時代以來,精英統治的概念已經發生了變化。較之以往,現代知識專(zhuan) 業(ye) 化的程度高出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最好能夠辨識和委任接受過專(zhuan) 門訓練的專(zhuan) 才,使之在各自擅長的領域發揮決(jue) 策作用。而你的“儒家式”考試在這個(ge) 方麵可能用處甚微。

 

王:對此我並不確定。知識或許變得更為(wei) 專(zhuan) 門化了,但是有許多不同門類的知識與(yu) 政治決(jue) 策相關(guan) 。如果有什麽(me) 區別的話,那就是事物之間的聯係變得日益緊密。例如,較之以往,經濟力量對外交政策發揮了更為(wei) 顯著的驅動作用;在亞(ya) 洲經濟危機期間,我們(men) 更多看到的乃是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譯者注]而不是瑪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時任美國國務卿——譯者注]。從(cong) 另一方麵看,沒有對背後政治力量的良好理解,我們(men) 就很難理解經濟現象——直到最後,世界銀行仍對印尼經濟抱有信心,這是因為(wei) 該行未能對一些政治因素予以重視,例如蘇哈托家族受到人們(men) 的憎惡以及經濟財富集中於(yu) 華裔少數族群之手,等等。因此我並不認為(wei) 我們(men) 應當希望受過嚴(yan) 格訓練的專(zhuan) 才在政府中占據決(jue) 策的高位。我們(men) 要尋找的乃是具有才幹、正直清廉的男人和女子。他們(men) 必須博學多聞,敏於(yu) 倫(lun) 理的考量,還應做到思路敏捷,足以在急遽變化的現代世界“高瞻遠矚”[take a “bird’s-eye view”],快速適應新的環境。我堅信,此種人才一旦被發現,一定學會(hui) 做出明智而審慎的政治判斷。

 

德謨:可這簡直是寄望於(yu) “天降神跡”[leap of faith]!

 

王:我想指出的是,你稱之為(wei) “天降神跡”的東(dong) 西在東(dong) 亞(ya) 大部地區已經成為(wei) 現實了,而且總體(ti) 看來卓有成效。在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dang) 希望高級文官和部長具備一種“全局觀”[“helicopter view”],也就是說他們(men) 應當將注意力從(cong) 事物核心的細枝末節轉移到宏大的圖景,將議題放到整體(ti) 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背景之下加以考慮,並估計到變化多端之環境的可能影響。[66]這些官員經常並不具備政治或技術背景,但無論遇到何種問題,他們(men) 總能將自己的智慧運用於(yu) 其中。在香港,政務職係官員[administrative grade officers]——居於(yu) 文官隊伍金字塔頂端的精英組別——由通才充任;每隔五年左右他們(men) 都會(hui) 改變所屬部門。此舉(ju) 是基於(yu) 這樣的假定,即他們(men) 需要視野開闊,廣見卓識,辨識不同領域變化中的趨勢,適應新的環境要求。而在日本——正如我曾講過的——從(cong) 競爭(zheng) 性考試選拔出的東(dong) 京大學法學院的拔尖畢業(ye) 生,幾乎總能自動獲得大藏省與(yu) 外務省的重要職位。人們(men) 簡單地假定那些學業(ye) 優(you) 異的人將會(hui) “從(cong) 工作中”[“on the job”]學習(xi) ……

 

德謨(打斷王的話):可是近來這種假定碰到了問題。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日本式的、依據精英統治理念選拔出的官僚一度是一筆財產(chan) ,可是後來麵對發達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為(wei) 其提供創造性的解決(jue) 方案上,他們(men) 卻表現得一敗塗地。幾乎所有人都認同有必要在日本實現更多的民主、更少的官僚。

 

王:首先,中國仍然是一個(ge) 相對欠發達的國家,因此這種反對意見與(yu) 中國現實狀況無關(guan) 。更重要的是,我並沒有說中國應當拷貝選擇政治管理者之日本模型的所有方麵,我的觀點是應當采納其中行之有效的成分而避免其餘(yu) 那些缺乏可行性的成分。

 

德謨:但你並沒有回應我的論點。即使在欠發達經濟中,也最好倚重專(zhuan) 才而非通才。例如,中國的中央銀行就應當任用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而不是來自賢士院的通才。

 

王:請注意,我並沒有反對有必要實現專(zhuan) 業(ye) 化。決(jue) 策者們(men) 當然需要倚重專(zhuan) 家的觀點,但他們(men) 經常需要依靠不同的專(zhuan) 家對公共政策問題的不同方麵發表看法。此外,公共政策議題的科學“證據”是極少有定論的。它經常會(hui) 留出很大的解釋與(yu) 判斷空間,而這恰恰是我們(men) 希望德才兼備的決(jue) 策者發揮影響的地方。[67]即使是聯邦儲(chu) 備銀行,如果能夠吸納更多非經濟學家的話,也會(hui) 取得更好的成效。美聯儲(chu) 畢竟經常被指責偏向華爾街而非梅恩街[Main Street,此處並非確指,而是泛指“小城鎮的主要街道”——譯者注]的利益,或許通才可以使局麵發生一些變化。

 

德謨(停頓):或許你是對的。現在我們(men) 思考一下這個(ge) 問題:運用考試製度選拔政治通才並不是東(dong) 亞(ya) 特有的現象。在法國,學生們(men) 爭(zheng) 相進入國立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成功的畢業(ye) 生隨後就被任用為(wei) 政治與(yu) 經濟領域的決(jue) 策者,經常遊走於(yu) 公私部門之間。不過,在美國,主要是私有部門吸納有能力由此領域轉到彼領域的才華出眾(zhong) 的學子,並“從(cong) 工作中”培養(yang) 其所需的才能。著名的商業(ye) 顧問公司麥堅時[McKenzie and Company],向所有前來求職的羅得學者[Rhodes scholars]提供就業(ye) 機會(hui) ,不要求有工作經曆。一旦受聘,麥堅時的顧問們(men) 就運用他們(men) 的才智幫助解決(jue) 經濟領域中的各種難題。古德曼·薩克斯[Goldman Sachs]等投資公司從(cong) 名牌大學中聘用研究領域與(yu) 銀行業(ye) 全無關(guan) 係的博士,其預設也是認定真正的幹才應當是通才,可以從(cong) 一個(ge) 領域轉換到另一個(ge) 領域中去。

 

王:說得太對了。既然如此,政府為(wei) 何不能照此辦理呢?由最聰明的頭腦擔負為(wei) 公共福祉而非特定的商業(ye) 機構製定政策,將會(hui) 從(cong) 總體(ti) 上造福於(yu) 社會(hui) 。應當把為(wei) 政治社群服務的機會(hui) ,給予那些在嚴(yan) 酷而考查範圍廣闊的競爭(zheng) 性考試中取得成功的個(ge) 人。

 

德謨:我們(men) 還有一個(ge) 議題需要討論:將權力授予那些毫無政治經驗的人,你難道不對此感覺憂慮嗎?

 

王:我並沒有說應當馬上給予他們(men) 政治權力。如果我說錯了還請糾正,在獲得重要決(jue) 策權力之前,商業(ye) 顧問或經紀人經常要接受一年左右的培訓。我將在賢士院采行同樣的措施。一旦被被選拔成賢士院的議員,他們(men) 可以選擇諸如經濟政策或外交政策之類的專(zhuan) 業(ye) 領域(考試成績優(you) 異者可以優(you) 先選擇),然後他們(men) 可以在原來的一批賢士院議員的指導下展開工作,這就是為(wei) 期一年或兩(liang) 年的過渡期。這段時間足以使他們(men) 在專(zhuan) 家支持下,達到足以進行明智判斷的程度。

 

德謨:嗯,我希望你是正確的。不過,你有不少看法是建立在未經檢驗的假設之上的。

 

王:並非完全未經檢驗。我想重複的是,在成功的東(dong) 亞(ya) 國家,我上麵所講的早已成為(wei) 現實了。然而,本人方案的獨特——或許我可以說是“出色”——之處,乃是它可以將選拔政治管理者的方法予以製度化,而不像日本的情況那樣,實際上的管理者是在非正式的過程中揀選出來的。而且,與(yu) 經常因其過於(yu) 強調死記硬背、獎掖那些具有過分一致化傾(qing) 向之應試者而遭到批評的日本式競爭(zheng) 性考試不同,[68]我們(men) 的考試也會(hui) 對獨立思考和倫(lun) 理觀念進行考查。另外,還是與(yu) 日本相比,在那裏高級官僚隱藏在民選政治家背後以隱秘的方式行使權力,而本人提議中政治權力的行使應當更為(wei) 透明化。我希望,除了事關(guan) 國家安全的辯論之外,賢士院的其它政治商議均應以電視轉播,並將其直接展示於(yu) 公眾(zhong) 周知。

 

3.2. 腐敗問題

 

德謨:可是,甚至比確保透明性還要重要的,乃是可問責性的問題。如果賢士院的議員們(men) 不受選舉(ju) 過程節製的話,怎樣才可以確保他們(men) 的可問責性呢?如果他們(men) 被給予終身任期的話,或許會(hui) 變得傲慢、遲鈍與(yu) 腐敗。

 

王:未必如此吧。美國最高法院非經民選產(chan) 生的大法官們(men) 擁有終身任期,可最高法院或許是美國政治體(ti) 係中最少腐敗、最廣受尊敬的機構。

 

德謨:可是按照你的提議,“士大夫”們(men) 擁有製定政策的真正權力,而不僅(jin) 僅(jin) 是執行憲法的權力吧。

 

王:你說的沒錯。至少在理論上,法官與(yu) 政治決(jue) 策者相比較少權宜行事的空間,對後者不負責任的行為(wei) 進行製度化檢查是非常重要的。不過選舉(ju) 過程隻是限製權力的途徑之一,設定任期限製則是另一種途徑。在我看來,賢士院議員們(men) 不應獲得終身任期,但是另一方麵,又應當給予他們(men) 充足的時間研習(xi) 政治以及服務於(yu) 長程的福祉。比方說七年或八年的任期限製,看起來將是較為(wei) 合理的。

 

德謨:但是你又怎麽(me) 確保“士大夫”們(men) 將會(hui) 致力於(yu) 提升公共福祉,而不是——比方說——為(wei) 中飽私囊而濫用權力呢?若是知道自己在七八年後將會(hui) 卸任,他們(men) 或許會(hui) 利用自己的任期搜刮財富。

 

王:當然,我假定自由的新聞媒體(ti) 將會(hui) 竭盡所能地調查腐敗事件並將其公諸於(yu) 眾(zhong) 。同樣重要的是,為(wei) 了降低腐敗的動機,應當給予賢士院議員可觀的薪酬。新加坡發給自己的高級政治家與(yu) 文官全世界最高的薪水,結果便是令人豔羨的低腐敗水平。

 

德謨:但是新加坡的文官擁有終身的職業(ye) 生涯。退休之後,那些賢士院議員們(men) 會(hui) 做些什麽(me) 事情呢?比方說,如果他們(men) 在五十歲退休的話,他們(men) 或許會(hui) 變成具有以門路換鈔票能力的幕後政治掮客。

 

王:或許我們(men) 可以把賢士院議員的最低年齡限製提高五歲或十歲,這樣的話在賢士院的任職將成為(wei) 一個(ge) 人職業(ye) 生涯中的最終階段。[69]而且我假定,我們(men) 應當給予議員足夠高的薪酬,以使其卸任後不再需要更多的錢財。同時,我還想指出這一問題並非為(wei) 賢士院所特有——它同時也是一個(ge) 在民選政治家卸任後如何防止腐敗與(yu) “後門效應”[“back-door influence”]的問題。我認為(wei) 應當采取同樣的辦法遏製腐敗,例如可對作為(wei) 政治家為(wei) 利益集團遊說的行為(wei) 施加限製。實際上,我對賢士院的議員還是較少感到擔憂的——經由考試選拔、職位變動頻仍的事實,使他們(men) 在與(yu) 先前同僚的持續聯係中可以更具免疫力。

 

德謨:看來你仍然在這些“士大夫”身上寄托了很大的信任。

 

:我並不認為(wei) 我們(men) 應當完全寄望於(yu) 他們(men) 的誠實。我願意采用胡蘿卜加大棒的辦法。例如,新加坡對腐敗行為(wei) 施以嚴(yan) 酷的懲罰。我還被威尼斯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Venice]的反腐策略吸引。正如你或許知道的,在過去的千年中,這個(ge) 共和國享有長達八百多年的國祚。威尼斯政府為(wei) 其公民提供了和平與(yu) 繁榮,擁有優(you) 良的司法製度,具備一部精巧且被人們(men) 恪守的憲法,而且自1300年以來,這一共和國就處在僅(jin) 占其人口2%的公民的合法統治之下。[70]所以,你或許會(hui) 問,威尼斯共和國怎樣確保其統治者抗拒個(ge) 人致富的誘惑呢?在統治者任期屆滿之際將會(hui) 進行一項稽核[audit]工作,如果發現存在財政上的漏洞,則統治者的子女將會(hui) 遭到懲罰。[71]

 

德謨:統治者的子女?可是如果他們(men) 的子女是無辜的,又當如何呢?

 

王:他們(men) 很少是無辜的,在中國情況也是如此。有些政府高官的子女是出了名的腐敗,他們(men) 經常借助家庭的政治紐帶,鑽法律的空子牟取私利。懲罰腐敗者的子女並不會(hui) 帶來多大的傷(shang) 害。相反,這種“威尼斯式的”方法有助於(yu) 確保官員的誠實。因其子女的腐敗行為(wei) ,同樣應對政府官員施以懲罰,這樣就可以使公務人員具備指導自己家人清廉行事的動機。

 

德謨:可是,你憑什麽(me) 認為(wei) ,因為(wei) 其他人的過失就可以對某些人施加懲罰呢?

 

王:這或許很難理解。你知道,中國人的自我觀念與(yu) 典型的西方觀念相比,是頗為(wei) 不同的。在西方,責任止於(yu) 個(ge) 人[“the buck stops” at the individual][“The buck stops here”乃是杜魯門總統的名言,意即“責無旁貸”——譯者注]。個(ge) 人要對他\她自己“選擇”的行為(wei) 負責,其所承擔的責任不需過多也不得過少。與(yu) 此形成對照的是,在中國,家庭被極具特色地視為(wei) 一種將祖先與(yu) 後代連接起來的、不能分解的有機體(ti) 。因此,家庭成員較少被視為(wei) 個(ge) 人,而更多地被看作家庭與(yu) 家族世係的產(chan) 物,進而應當為(wei) 近親(qin) 的錯誤行為(wei) 負責,上述觀念乃是司空見慣的。毫無疑問,建立在家庭基礎上的懲罰是很殘酷的。在帝製時代,曾經有一人獲罪,全家被誅的做法,而折磨與(yu) 處決(jue) 的方式還包括淩遲以及斬首示眾(zhong) 等酷刑,與(yu) 其說懲罰意在將痛苦最大化,毋寧說是為(wei) 了根除犯人的後代,斷絕該家族的世係。然而,另外的懲罰措施看起來相當人性化。在最為(wei) 精華的儒家價(jia) 值感召之下,有些法律允許犯人家屬住在獄中照顧患病的親(qin) 人,而且家庭成員可以選擇在自己人中間分攤刑期,而不是將全部牢獄之苦施加到某一個(ge) 人身上。[72]

 

德謨:可是你所說的這些,又有多少仍然適用於(yu) 現代呢?

 

王:我並沒有說我們(men) 應當在今天的社會(hui) 重新實現上述的每一種實踐。然而,對華人世界的大部分人而言,以家庭為(wei) 基礎的責任觀念依然發揮著作用。我們(men) 對於(yu) 過去曆史最為(wei) 痛苦的經曆之一,便是因家庭成員的“反革命”行為(wei) 而頻頻遭到懲處。我有些朋友受了迫害,隻是因為(wei) 有遠親(qin) 具備“資產(chan) 階級”背景。更別提臭名昭著的、讓死刑犯的家人為(wei) 射殺死刑犯的子彈買(mai) 單的行為(wei) 了。

 

德謨:如你所言,這些都是些不堪回首的痛苦經曆。因此,難道這不就意味著當代中國人應當挑戰,而不是恪守以家庭為(wei) 懲罰基礎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嗎?

 

王:的確如此。不過我的觀點是,作為(wei) 單一責任單元的家庭觀念,可被用以證明旨在解決(jue) 當代問題的特定政策的合理性。例如,你很熟悉中國的人口過剩[overpopulation]危機。中共試圖通過施行計劃生育政策[one-child-per-family policy]來改變現狀,這一政策在實踐中意味著,與(yu) 第一胎相比,第二胎的受教育機會(hui) 將會(hui) 受到限製。人們(men) 或許會(hui) 認為(wei) ,子女是在代父母受過。以西方的個(ge) 人責任觀念觀之,這種現象看起來是不公正的,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或者總之是大多數城市知識分子[73]——都支持計劃生育政策及其公開承認的實踐後果。

 

德謨:想想這個(ge) 問題:在美國,以家庭為(wei) 基礎的責任觀念同樣發揮了使某些政策獲得正當性的作用。某些州會(hui) 扣除單身母親(qin) 的社會(hui) 福利金,而她們(men) 的子女經常要為(wei) 此買(mai) 單。加利福尼亞(ya) 州的選民支持旨在懲罰非法移民子女、使之無法進入公立學校的187號提案[Proposition 187]。克林頓政府曾對在古巴開設的外國公司進行製裁,一度禁止其經理人及其子女赴美參訪或學習(xi) 。[74]為(wei) 了抑製青少年犯罪,曾經有過因其子女犯罪行為(wei) 而對其父母進行處罰的建議。然而,我必須承認,我對這些政策感到不快。

 

王:我也一樣。人們(men) 很容易指責以家庭為(wei) 基礎的懲罰行為(wei) 。可是中國的腐敗問題實在是太嚴(yan) 重了——而且有很多乃是根源在政治圈中對家庭關(guan) 係的濫用——以至於(yu) 我認為(wei) 為(wei) 消除政治體(ti) 係中的腐敗現象計,應當考慮施行以家庭為(wei) 懲罰之基礎的可能性。當然,我寧願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如果任期限製在實踐中發揮作用,如果公開性[publicity]、當眾(zhong) 審議、高額薪酬以及針對貪腐者本人的嚴(yan) 酷懲罰能夠奏效,成功地將腐敗抑製到可以容忍的程度的話,或許就沒有必要施行以家庭為(wei) 基礎的懲罰了。它們(men) 隻應作為(wei) 最後手段加以運用。[75]  

 

3.3. 普適性問題

 

德謨(停頓):為(wei) 了便於(yu) 討論,讓我們(men) 假設你關(guan) 於(yu) 賢士院的提議的確得償(chang) 所願。該院由這樣的人士組成,他們(men) 具備扮演美德與(yu) 知識之“監國者”角色的潛能,為(wei) 了公共福祉治理國家,同時有各色憲政與(yu) 反腐敗機製削減濫用權力的傾(qing) 向。同時讓我們(men) 假定,這套“知識精英統治”體(ti) 製特別適合於(yu) 解決(jue) 現代社會(hui) 日漸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現在我想問你這樣一個(ge) 問題——為(wei) 什麽(me) 你看起來覺得,賢士院的提議隻是適合於(yu) 中國呢?為(wei) 什麽(me) 它不應被所有現代社會(hui) 或處於(yu) 現代化進程中社會(hui) 的政治體(ti) 製所采納呢?

 

:我懷疑在某些社會(hui) 背景之下,我的提議將被嘲笑為(wei) 空中樓閣。20世紀中國的大多數民主運動都是由知識分子倡導和推行的,[76]唯其在這種背景下,我的提議才是適切的。與(yu) 其說這些知識分子追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毋寧說他們(men) 追求的是受到具有公共精神的知識精英規約的“人民統治”[“people’s rule”]。然而,在其它社會(hui) 背景下,其它不同團體(ti) 在民主化運動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而一種賢士院式的提議或許不能滿足這些團體(ti) 的渴望。同樣重要的是,由於(yu) 我們(men) 擁有尊重由精英統治程序遴選士大夫的傳(chuan) 統,在中國“底層”[“on the bottom”]百姓的眼中,賢士院看起來具備正當性。可是在其它地方事情就迥然不同了。我們(men) 可以想想美國的情況,反智主義(yi) [anti-intellectualism]在那裏根深蒂固,傳(chuan) 統上人們(men) 對“尖頭尖腦”[“pointy-headed”]的知識分子具有普遍的反感。[77]身處建立在儒家理念之上的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當我告訴出租車司機我是一位政治哲學教授的時候,他們(men) 幾乎總會(hui) 就當前緊迫的政治問題詢問我的看法。[78]可是到了美國,他們(men) 通常會(hui) 嘲笑進而告誡我,我對“現實世界”一無所知。因此我懷疑賢士院很難在美國民眾(zhong) 中獲取太大的正當性。

 

德謨:不過美國大眾(zhong) 文化還是有很多麵向的。你自己不也曾經指出美國最高法院——主要由才華橫溢的學界翹楚組成——或許是美國政治體(ti) 係中最受尊重的機構。而且,你可以考慮至少有一位著名的美國知識分子所提出的、與(yu) 你並非全然不同的倡議。你熟悉丹尼爾·貝爾嗎?

 

:你是說那位卓越的美國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爾嗎?

 

德謨:當然是他。大約十五年前,貝爾就美國國會(hui) 的政治改革提出了一個(ge) 高度虛構的方案。你或許知道,美國國會(hui) 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是其成員——尤其是眾(zhong) 議院議員——總是為(wei) 了再度當選而拚命籌集資金,這就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如果不是現實的話):政治家主要對財政利益頂禮膜拜,而不是致力於(yu) 提升公共福祉。因此,為(wei) 了使國會(hui) 在美國公眾(zhong) 心目中 “重新獲得正當性”[“re-legitimize”],貝爾建議為(wei) 國會(hui) 議員設定任期限製——參議員可任三屆,眾(zhong) 議員可任四屆,每屆任期四年(而不是兩(liang) 年)。然後卸任議員被吸納進入一個(ge) 第三院[third chamber],其退休金外加一筆額外的收入足以使卸任議員享有財政上的安全。這個(ge) 貝爾所謂的“顧問院”[“House of Counselors”],將成為(wei) 評估政策、谘議政府之委員會(hui) 或獨立機構的儲(chu) 才庫。這樣一來,國家就能擁有一批經驗豐(feng) 富、公正不阿、隨時準備效力於(yu) 公共福祉且擁有較高民眾(zhong) 支持度的個(ge) 人。[79] 我之所以清楚記得貝爾的提議,是因為(wei) 若幹年前,我所在的組織曾非常接近采納關(guan) 於(yu) 顧問院的建議。比方說,與(yu) 把長程醫療政策計劃交給總統夫人設計的做法相比,我們(men) 覺得貝爾的想法要更為(wei) 高明。

 

王:我不是非常了解美國的政治體(ti) 製,不過這一提議的實現難道不需要對美國憲法做相當激進的改變嗎?

 

德謨:是的,這也是我們(men) 最終決(jue) 定放棄的原因之一。但是誰又能知道呢,如果國會(hui) 持續喪(sang) 失來自美國公眾(zhong) 的信任,或許有一天,貝爾的想法會(hui) 等到得以實施的成熟時機。

 

(短暫停頓):實際上貝爾的想法和我所想的很不一樣。顧問院或許仍然是由平庸之人組成,成功地被選進國會(hui) 乃是這些人的唯一資格。我想遴選的乃是真正超然中立、富有才幹的男女公民,他們(men) 不必因為(wei) 迎合富人和權貴的利益,或是大眾(zhong) 的短淺追求而自貶身價(jia) 。更為(wei) 接近本人方案的一種西方等價(jia) 物——盡管是多少打了些折扣的[watered-down]形式——是英國的上議院[House of Lords]。

 

德謨(驚訝):上議院!

 

王:是的。與(yu) 流行意見相反,上議院在立法中仍然發揮著客觀影響。它有權將下議院通過的法案擱置一年,盡管該院很少使用此項權力。上議院在更為(wei) 通常的情況下則是充當一種審察機構,通過補足細節、修補漏洞等方式改進下議院的法案。而且據我所知,上議院以其出眾(zhong) 的能力和非黨(dang) 派的傾(qing) 向足以勝任那項工作。該院的辯論是優(you) 雅的、非對抗性的和見聞廣博的,有些時候可以產(chan) 生影響重大的修正案。許多上議院議員在其職業(ye) 生涯的較早時期便擁有了深入的專(zhuan) 業(ye) 知識,而這正是相對年輕的下議院議員們(men) 經常欠缺的。[80]

 

德謨:不過上議院包括世襲貴族,這些人隻是因為(wei) 祖先出身的高貴才繼承了坐在上議院、就立法進行投票的權利。這可不是你希望在自己的貴族院出現的,不是嗎?

 

王:當然不是了。不過,難道布萊爾的工黨(dang) 政府沒有祛除世襲貴族嗎?[81]其他貴族則是在首相的推薦下由女王加以任命的,這看起來是種相對具有精英統治成分的過程。例如,可敬的政治哲學家雷蒙德·普朗特[Raymond Plant]便是一位上議院議員。不過,上議院還是應當進行改革,使之成為(wei) 一種真正的精英統治機構,在這一點上你是正確的。我也不欣賞政治委任的想法。如果我能夠說了算,我就會(hui) 將其轉變成一個(ge) 由競爭(zheng) 性考試產(chan) 生之議員組成的賢士院。

 

德謨:沒準兒(er) 你的提議最適合英國呢?

 

王:對此我表示懷疑。在英國並沒有支持賢士院的文化基礎。[82]當然,英國有尊重“勝於(yu) 己者”[“betters”]的傳(chuan) 統,可是“最好之人的統治”的精英政治觀念,以一種在東(dong) 亞(ya) 儒家社會(hui) 鮮有存在的方式,受到了財產(chan) 與(yu) 階級偏見的腐蝕。我對多愁善感的曆史讀物表示懷疑,不過總地說來你在儒家社會(hui) 可以發現一種公平和公開的考試過程,而一直以來,考試經常被視為(wei) 一種社會(hui) 的向上流動的機製。[83]

 

德謨:既然如此,為(wei) 什麽(me) 不推薦在韓國、日本和新加坡設立賢士院呢?例如,正如你所言,你的提議可以彌補由強大官僚進行實際統治的日本體(ti) 製的缺陷,就像缺乏透明性和可問責性等,那麽(me) 賢士院的提議怎麽(me) 就不適用於(yu) 日本呢?

 

王:或許有一天其它東(dong) 亞(ya) 國家會(hui) 被我的提議所吸引。如果人們(men) 覺得政治現狀並非運轉良好的話,也許賢士院可被作為(wei) 一種選擇加以考慮。[84]在中國,人們(men) 明顯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且他們(men) 善於(yu) 接受新的政治觀念。

 

德謨(停頓):我希望你是正確的,不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還有其它幾個(ge) 問題。直到現在,我一直都在問你為(wei) 什麽(me) 隻是將你提議的適用範圍限定在中國,可是現在我想表明的是:把你關(guan) 於(yu) 賢士院的提議運用於(yu) 整個(ge) 中國,這種想法都顯得過於(yu) 雄心勃勃了。如你所知,中國並不是一個(ge) 文化上同質的國家。這就意味著,一方麵,對於(yu) 由精英統治遴選程序選拔出的政治精英實行統治的儒家傳(chuan) 統,那些非漢族的中國少數族群可能並不認同,而且讓他們(men) 參與(yu) 到你的計劃中來,這看起來並不太公平。

 

王:允許西藏、新疆這樣的少數民族區域實行高度的自治[self-administration],我對此並無異議。在賢士院的問題上,應當確保少數族群享有特定數目的席位。香港同樣可以擁有一個(ge) 議席,而台灣則可以得到三或四個(ge) 席位。[85]

 

德謨:我的觀點是,通過書(shu) 麵考試競逐政治權位的作法,在某些非漢族的少數族群看來還是相當新鮮的事物,他們(men) 或許不會(hui) 支持這種遴選政治管理者的辦法。

 

王:有一些辦法可以用來容納少數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可以采納不同的選拔過程讓少數族群推出自己的代表。或者可以調整考試的內(nei) 容,使之更好地反映其自身的傳(chuan) 統——例如,西藏賢士院議員的遴選就可以包括對於(yu) 佛教和藏語的考查。這些細節正是明天大會(hui) 所要討論議決(jue) 的課題;或許代表們(men) 可以任命由少數族群代表組成的委員會(hui) ,研究上述的問題。

 

3.4. 僵局問題

 

德謨(停頓):最後一個(ge) 問題。到現在為(wei) 止,我們(men) 隻是就你提議的兩(liang) 院製立法機構中的上院進行了討論。你曾說過,下議院應當由民主選舉(ju) 的代表組成。可是,在同一政策問題上,兩(liang) 院的意見或許並不總是能夠保持一致。

 

王:當然了。

 

德謨:所以我的問題是:你將如何解決(jue) 兩(liang) 院之間的分歧?有沒有什麽(me) 機製,足以破解政府兩(liang) 院之間的僵局呢?

 

王:這是一個(ge) 很棘手的問題。不過,答案最終要看兩(liang) 院中的哪一個(ge) 擁有更大的權力。賢士統治製度的精英統治支持者——且讓我們(men) 稱之為(wei) “儒學派”[“Confucians”]——希望授權於(yu) 賢士院。

 

德謨:如果你真想做個(ge) 儒學派的話,可能會(hui) 希望最高的政治掮客[power-broker]是個(ge) 超越群倫(lun) 紛爭(zheng) 之上的皇帝。不管怎樣,傳(chuan) 統中國的國家元首乃是一個(ge) “奉天承運”[“divinely-appointed”]的聖人-君主,而經由賢士統治製度的程序選拔出的文官扮演著谘議朝政、勸誡君王的角色,但他們(men) 並不是最高的決(jue) 策者。因此為(wei) 什麽(me) 不複興(xing) 中國的君主製傳(chuan) 統呢?

 

(笑):別傻啦,這永遠都行不通——我們(men) 是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複興(xing) 已經枯死百年的君主體(ti) 製的。你不大可能在憲政大會(hui) 上說服人們(men) 信賴一個(ge) 奉天承運的統治者。此外,現在已經沒人奮力爭(zheng) 取實現這種體(ti) 製了。我認為(wei) 更為(wei) 現實的選擇,是從(cong) 賢士院議員中選拔國家元首。他可能是議員中最為(wei) 年長者,或者若是恪守賢士統治理念的話,則應當是在考試中得分最高者。你的意見呢?

 

德謨:坦率地說,我對這兩(liang) 種選擇都不太喜歡。在我看來,賢士院的地位應依據憲法規定從(cong) 屬於(yu) 民選的下議院之下。賢士院應該與(yu) 貝爾的顧問院一樣,充當評估政策、谘議政府的委員會(hui) 與(yu) 獨立機構的儲(chu) 才庫。與(yu) 英國的上議院相似,賢士院應該扮演審議下院通過之立法、指出其瑕疵、提出小型修正案的相對次要角色。我並不介意從(cong) 賢士院議員中產(chan) 生一位象征性的、主要是禮儀(yi) 性的國家元首,可是政府首腦——真正進行政治決(jue) 策的人——則應來自下議院。重要部門負責人的人選也應照此辦理。

 

(臉色變白):可是,可是我還以為(wei) 你跟我意見一致呢!

 

德謨:現在我仍然和你持有一致的看法啊!正如我所說,我並不反對設立賢士院。我同意你的觀點,賢士院看來適合中國的政治文化,與(yu) 其它將知識精英統治製度化的替代機製相比,它是一個(ge) 更好的選擇。但是我也隻能到此為(wei) 止了。我不能接受一個(ge) 將最終決(jue) 定權給予非民選領袖的政治體(ti) 製。民選政治家能夠——而且應當——聽取富有才幹、超然中立之個(ge) 人的建議,隻有人民選擇的領袖才應當握有最後的王牌。

 

王:但這將會(hui) 是中國的災難!下議院的民主派——主要關(guan) 注下次大選並且深受商業(ye) 利益的影響——或許會(hui) 青睞快速的經濟增長而罔顧長期的生態後果;而賢士院的議員——他們(men) 經過認真的、非黨(dang) 派的審議達成決(jue) 議,不會(hui) 受到迎合特定利益之需要的限製——或許會(hui) 選擇速度較慢、生態上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會(hui) 追求同樣急功近利的物質利益。誰應當獲勝呢?難道是民主派嗎?

 

德謨:對這個(ge) 問題很難給予抽象的解答。政策爭(zheng) 論可比你所說的具體(ti) 多了。

 

王:好吧,我們(men) 就以計劃生育政策為(wei) 例吧。大多數農(nong) 民出於(yu) 鄉(xiang) 村地區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偏好,都反對這項政策。而這樣的觀點可能會(hui) 在下議院占據上風——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居住在農(nong) 村地區——通過反對這項政策,民主派將會(hui) 獲得可觀的選票,而不顧長遠的後果。可是賢士院——由知識分子主導,其中多數人都理解此項政策的必要性[86]——很可能會(hui) 投票支持這項政策。難道你認為(wei) 民主派理應當道嗎?

 

德謨:你把它置換成了一個(ge) “非此即彼”[“either/or”]的議題——粗俗的民主派對抗明智的賢士。不過某些賢士肯定會(hui) 站在下議院的民主派一邊。即便他們(men) 是全然大公無私的,對於(yu) 公共福祉,賢士們(men) 也不見得都持有相同的理解啊。

 

王:當然不會(hui) 有高度一致的理解了。[87]不過可以通過多數決(jue) 策解決(jue) 紛爭(zheng) ,問題在於(yu) 當下議院的多數反對上議院的多數時又當如何。我傾(qing) 向於(yu) ——舉(ju) 例來說——通過某種憲法程序,賦予賢士院的絕對多數[supermajorities]壓倒下議院多數的權利。

 

德謨(提高聲音):唉,我的看法與(yu) 你恰恰相反。而且我懷疑大多數中國人會(hui) 樂(le) 於(yu) 采納這樣一套製度,這套製度的宗旨,乃在於(yu) 係統化地踐踏他們(men) 所選出代表自身利益之領袖的意願!看來你並不是要求人們(men) 采納一種像最高法院那樣對其權力進行過審慎限定的機構,而是要求他們(men) 接受一種在原則上具備巨大權力,足以淩駕於(yu) 一切民選領袖決(jue) 定之上的機構!

 

(短暫停頓):嗯,沒錯,你算是說對了。當然兜售這一部分觀念將是很困難的。[88]

 

德謨:而且你大可不必如此!在中國,即使一個(ge) 在憲法上居於(yu) 從(cong) 屬地位的上議院同樣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貴國將會(hui) 獲得一批相對具有才幹、超然中立的個(ge) 人,從(cong) 而為(wei) 決(jue) 策過程增添智慧和長遠的規劃。而且如果上議院在“人民眼中”具備正當性的話——在一個(ge) 具有尊重以賢士統治製度方式遴選的政治精英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這種情況是極有可能發生的——賢士院將會(hui) 發揮巨大的道義(yi) 權威作用。民主的多數將會(hui) 發現,無視賢士院議員公開審議所得出的觀點將是非常困難的。至少,下議院中對賢士院推薦之政策實行係統化漠視的政治家,或許會(hui) 發現自己很難再度當選。[89]我想努力表明的是,要想擁有一個(ge) 強有力的賢士院,你並不需要太多的憲法支持。

 

3.5. 提議之實現

 

(停頓):是的,你或許是對的。我猜想,若能擁有一個(ge) 在憲法上居於(yu) 從(cong) 屬地位的賢士院,我也足以感到滿意了。重要的事情在於(yu) ,該院的決(jue) 議能夠在政治舞台上發揮真正的、實際的影響。

 

德謨:嗯,不過這同樣有賴於(yu) 其它因素,比方說賢士院與(yu) 司法部門的關(guan) 係。[90]

 

王:當然如此了。在製憲會(hui) 議的審議過程中還有許多類似的細節需要達成共識。[91]然而,首先我必須處理一個(ge) 更為(wei) 迫切的問題。 也許我不能得到支持建立(哪怕是一個(ge) 具備最小權力的)賢士院的足夠選票,對於(yu) 這種可能性我深表憂慮。共產(chan) 黨(dang) 人熱衷於(yu) 選舉(ju) 過程,對賢士院的提議沒什麽(me) 興(xing) 趣。從(cong) 俄羅斯的經驗中他們(men) 學到,自己無孔不入的官僚機構,可以很輕易地轉換成為(wei) 強有力的競選機器。從(cong) 前的政治異議份子,尤其是其中較為(wei) 年輕的人士,也讚同建立一個(ge) 強大的民選立法機關(guan) 。他們(men) 堅信,自己可以步曼德拉們(men) [the Mandelas]與(yu) 哈維爾們(men) [the Havels]的後塵而成功當選。請注意,對他們(men) 我並無苛責之意。多年來,我一直欽佩他們(men) 的勇氣,而且我覺得他們(men) 理應獲得這樣那樣的政治回報。但是與(yu) 此同時,我不得不應對這樣的現實:支持我的提議並不符合任何主要政治勢力的利益。我所能駕馭的唯一的武器,便是理性的論證。

 

德謨(微笑):看來沒多大戲,不是嗎?

 

王:是的。很不幸,這是現實政治,而不是學術研討。可是,我並沒有喪(sang) 失全部政治派別的支持。我想我可以得到婦女團體(ti) 的一些支持——她們(men) 樂(le) 於(yu) 接受考試的主意,因為(wei) 這有可能收到增加女性在政治過程中比重的效果。而且有一位代表是馬克思主義(yi) 者——或許他是當前中國最為(wei) 真誠的馬克思主義(yi) 知識分子——他有可能支持我的看法,這是因為(wei) 對於(yu) 民選立法機關(guan) 將會(hui) 被大企業(ye) 利益左右的可能性,他深感憂慮。

 

德謨:就這些嗎?

 

王:嗯,我必須努力爭(zheng) 取來自民主派的更多支持。如果其它方法都不能收到成效的話,我還有最後一個(ge) 錦囊妙計——那就是俄羅斯向民主轉型的“教訓”。在蘇聯解體(ti) 之後,俄羅斯人麵臨(lin) 著一種嚴(yan) 酷的選擇——要麽(me) 是共產(chan) 主義(yi) 的停滯不前,要麽(me) 是以西方政治實踐形式獲取的進步。如果民主帶來了物質福利、提供了社會(hui) 和平,他們(men) 或許會(hui) 在民主之路上走上一程。但是計劃沒有變化快,而且不足為(wei) 奇的是,西方式民主在該國的根基相當淺薄。難道我們(men) 真地能夠指責俄羅斯人民嗎?將過去完全拋棄,告訴他們(men) 其民族政治曆史毫無可取之處,這是對於(yu) 一個(ge) 民族——特別是一個(ge) 擁有古老而值得自豪的文明的民族——的羞辱。所以在誤入歧途之際,在民主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之時,人們(men) 就會(hui) 受到誘惑,乞靈於(yu) 一位允諾複興(xing) 民族尊嚴(yan) 的強人。但是,如果民主的體(ti) 製能夠包容某種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因素,上述所有的一切都可加以避免。即使發生異常情況,公民們(men) 也會(hui) 忍受這樣的政治體(ti) 製,而且他們(men) 不會(hui) 將問題全部歸咎於(yu) 外國人惡毒的陰謀詭計。

 

德謨:所以你的意思是,俄羅斯的民主之所以不穩定,乃是由於(yu) 在將傳(chuan) 統政治特性整合進政治體(ti) 係的問題上,該國未能進行嚴(yan) 肅的努力。[92]至於(yu) 中國,為(wei) 了避免類似的錯誤,你提供了一條介於(yu) 儒家和西方民主之間的中道——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王:說得太對了!在中國,吊詭的是,旨在限製民主多數的賢士院能夠發揮確保民主製度的作用。現在請允許我問你一個(ge) 問題:我覺得如果我能告訴代表們(men) ,貴組織支持我的提議,這必將有助於(yu) 本人明天的獻言,至少便於(yu) 人們(men) 接受具有賢士院的兩(liang) 院製立法機構的總體(ti) 構思。我擔心,某些“激進民主派”將試圖把我的提議刻畫成一種由威權主義(yi) 勢力炮製的反動陰謀……

 

德謨(打斷王的話):可是這聽起來很可笑啊。

 

:我知道,不過某些年輕代表非常地教條化——他們(men) 甚至拒絕思考介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理想與(yu) 西方民主之間中道的可能性。而且,為(wei) 使本人的提議——哪怕是以其最為(wei) 溫和的形式——得以順利通過,我必須有效地回應所有形式的批評意見。因此,如果我告訴大家,就連美國支持的“人權與(yu) 民主國家基金”都采納了我的倡議的話,對於(yu) “激進民主派”的批評,這簡直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德謨:如我所言,如果賢士院在憲法地位上能夠居於(yu) 民主的下議院之下,我願意采納你的提議。

 

王:沒問題。

 

德謨:我想強調這一部分同樣符合你的利益——如果你能夠闡明下議院具備最終權威的話,你很有可能從(cong) 民主派那裏獲得更多的選票。

 

王:是的,這一點很重要。我想我會(hui) 照此辦理的。(王教授離開了自己的座位。)

 

尾聲

 

德謨:最後一個(ge) 問題……

 

(打斷他的話):可是你已經問過你的“最後一個(ge) 問題”了!

 

德謨:最最最後的一個(ge) 問題——絕對是最後一個(ge) 啦。我並不想挑起其它的議題,我想要問的隻是:在這種賢士院裏,你有沒有為(wei) 自己找到什麽(me) 角色?不管怎樣,我敢肯定你會(hui) 在那些考試中冠絕群倫(lun) 的。

 

(笑):可別高估了我的能力!你知道,我們(men) 中國可是藏龍臥虎。可是嚴(yan) 肅地說,我唯一的宗旨乃是改進中國的治理質量。我並不追求政治權力。

 

德謨:如果兩(liang) 者可以兼得的話豈不是更好?

 

(微笑):對此我並不否認。不過,現在咱們(men) 還是做些更重要的事情吧。(王教授向辦公室遠端角落的木製孔子雕像走去。德謨驚詫地看著王教授輕輕擰掉孔夫子的腦袋,露出了一個(ge) 托盤,上麵放著一瓶五糧液[93]和兩(liang) 個(ge) 小的瓷酒杯。王斟滿兩(liang) 杯酒,將其中一杯遞給德謨。)

 

王:在《論語》著名的開篇,孔夫子說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論語·學而》,第一則)

 

德謨(舉(ju) 杯):我願以此唱和:為(wei) 了跨文化的友誼——幹杯[Ganbei]![94]

 

王:幹杯!

 

本章選自《東(dong) 方遭遇西方》上海三聯書(shu) 店 2011年,孔新峰/張言亮 譯。

 

【注釋】

 

[60] 李是中國一個(ge) 普通的姓氏。“學東(dong) ”意味著“學習(xi) 東(dong) 方”,是“文革”期間出生的孩子們(men) 常見的“革命”名字。

 

[61] 可是在日韓等“儒學”國家,二十來歲的法官們(men) 主持庭審並不是什麽(me) 新鮮事。例如在韓國,法官必須通過律師資格考試[bar exam]並在司法部主管的司法培訓所修習(xi) 一個(ge) 兩(liang) 年的項目,這就造成了二十來歲的青年主持韓國庭審的狀況。然而,這也許是采納德國民法傳(chuan) 統的結果(而並非經由考試選拔決(jue) 策者的儒家傳(chuan) 統),韓國政府目前正在通過禁止作為(wei) 律師或檢察官年資不足的人士成為(wei) 法官等方法,努力減低這一體(ti) 製的不良影響(筆者感謝鹹在鳳提供這一信息)。

 

[62] 與(yu) 此相似,香港高級文官考試也考查從(cong) 爭(zheng) 議話題的正反雙方看問題的能力。

 

[63] 溫斯頓·丘吉爾的(或是假托的?)關(guan) 於(yu) 民主的妙語——民主或許並不是人類所能采用的最好的製度,但是據我們(men) 所知,它至少不是人類所能采用的最壞的製度——同樣可以用在作為(wei) 選拔德才兼備決(jue) 策者之方式的考試製度上。

 

[64] 這個(ge) 詞語可以被翻譯成“connections”。

 

[65] 中國人還區分不同的眉形。例如,“劍眉”(“劍形的眉毛”)一詞被用來描摹男子眉毛理想的“形狀”,而“柳眉”(“柳葉形狀的眉毛”)則被用來形容女子眉毛的理想“形狀”。

 

[66] 參見本書(shu) 第3章,第3節。

 

[67] 阿蘭(lan) ·布林德很好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參見本章注10),盡管布林德將其視為(wei) “他方”[“the other side”]觀點(參見“政府過於(yu) 政治化了嗎?”,第126頁)。

 

[68] 然而,根據大沼保昭教授的看法,東(dong) 京大學正在努力改變現狀,對在大學入學考試答卷中做出創造性解答予以更多的強調。

 

[69] 如果最低年齡限製被上移過高的話,我們(men) 有理由認為(wei) ,不會(hui) 有太多的“老人”[“senior citizens”](尤其是那些在其它職業(ye) 領域獲得成功的人士)樂(le) 意堅持通過嚴(yan) 酷的考試過程。有種可能的解決(jue) 方法是讓三十歲的人參加書(shu) 麵考試,然後在接下來的25年裏封存考試結果,25年後公開成績,成功的考生將在自己55歲的時候就任賢士院議員之職(該體(ti) 製還有另一個(ge) 好處——它將使一大批人希望自己在人生中稍晚些時候取得成功,激勵他們(men) 度過30歲到55歲之間遭遇到的艱難困苦)。當然,如果這一製度被立即付諸實施,如何選擇第一批議員將是個(ge) 問題。

 

[70] 參見羅伯特·達爾:《民主及其批評者》,第64頁。同時參見本書(shu) 第2章,第1.1節。

 

[71] 筆者感謝羅伯特·達爾提供這一信息。

 

[72] 參見邁克爾·R·達頓[Michael R. Dutton],《中國的警政與(yu) 刑罰》[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章。

 

[73] 參見林培瑞:《北京夜話》,第106-107頁。同時參見本書(shu) 第3章,第4部分。

 

[74] 例如,參見“古巴回飛棒”[“The Cuba Boomerang”],《紐約時報》(社論),1996年7月13日,第18版。《紐約時報》對這項政策持批評態度,並問道:“人們(men) 不禁會(hui) 問,親(qin) 屬的罪行到底能拓展到多遠呢?”

 

[75] 另外一種更為(wei) 尊重以個(ge) 人為(wei) 基礎之責任觀念的選擇或許是製定一部法律,要求國家密切監控公共官員之子女的商業(ye) 行為(wei) ,但是隻有在這些子女犯有實際罪行的情況下才能對其施加懲處(筆者感謝陳祖為(wei) 在這一點上的提示)。

 

[76] 參見邱垂亮:《使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民主化》,第3頁。同時參見本書(shu) 第2章,第2.3節。

 

[77] 政客們(men) 利用美國文化中的反智主義(yi) 稟性為(wei) 自己服務的幾個(ge) 例子,參見布魯斯·舒爾曼[Bruce J. Schulman]:“在美國,知識分子令人生疑”[In America, Intellectuals Are Suspect],《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3月3日,第9版。

 

[78] 金光國(音)[Kim Kwang-ok]將韓國尊重知識分子的社會(hui) 準則追溯到其儒家根源:“由於(yu) 教育是人們(men) 得以成人的最重要機製,與(yu) 教育相關(guan) 的工作,例如老師或教授,會(hui) 受到高度的尊重。在韓國,大學教授是最富聲望的職業(ye) 之一,因為(wei) 這代表了紳士的典範形象”(金光國:“儒家文化在當代韓國的再現”[“The Reproduc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Korea”],第206頁)。

 

[79] 參見丹尼爾·貝爾:“舊式戰爭(zheng) ”[“The Old War”],第20-21頁。

 

[80] 參見約翰·達恩頓[John Darnton]:“工黨(dang) 窺伺上議院的未來”[“Labor Peers Into the Lords’ Future”],《國際先驅論壇報》,1996年4月22日,第1版、第8版。

 

[81] 參見西蒙·麥克林[Simon Macklin]:“上議院將驅除世襲貴族”[House of Lords to Oust Hereditary Peers],《南華早報》,1998年6月11日,第14版。

 

[82] 鑒於(yu) 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重要性,法國可能相對喜歡賢士院的文化地形(參見阿蘭(lan) ·圖雷恩[Alain Touraine]在《如何走出自由主義(yi) ?》[Comment sortir du libéralisme?]一書(shu) 第147-154頁對法國知識分子角色的討論)。如果第五共和國經曆了一係列嚴(yan) 重的政治危機或憲政危機,那麽(me) “賢士院”可能被當作“第六共和國”的憲政提議來考慮。

 

[83] 根據何懷宏的看法,上述觀念經常奠基在事實基礎之上,也就是說,科舉(ju) 製的確經常扮演著向上層社會(hui) 流動機製的作用(對於(yu) 那些不再能夠培育出成功後人的既定家族,科舉(ju) 製則可以發揮向下層社會(hui) 流動機製的作用)。參見其中文論文,“儒家的平等觀及其製度化”[“Rujia de Pingdeng Guan Jiqi Zhiduhua”],發表於(yu) 1998年6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儒家與(yu) 人權研討會(hui) 。在法國、英國和美國,標準化(盲閱)考試同樣一直是一種社會(hui) 向上流動的機製(參見艾德裏安·伍德裏奇[Adrian Woodridge]:“一場真正的考試”[“A True Test”],載《新共和》,1998年6月15日,第20-21頁)。

 

[84] 實際上,幾位同仁(包括筆者在內(nei) )正投身於(yu) 一項為(wei) 儒家民主(尤其強調韓國的社會(hui) 背景)草擬憲法的工作,其中或許包括了與(yu) 上述提議相似的想法。這項努力乃是由韓國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的鹹在鳳教授組織的“儒教與(yu) 民主”跨年係列研討會(hui) 的一部分。

 

[85] 正如某位學者在後共產(chan) 時代中國實行聯邦製的提議(參見其論文“中國的少數民族與(yu) 聯邦製”[“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Federalism”])所揭示的那樣,少數族群同樣可在民主的下議院確保其代表的存在。更為(wei) 一般地說來,值得強調的是,賢士院的提議與(yu) 規約族群之間、省份之間關(guan) 係的聯邦憲政機製是完全協調的——實際上,那些希望得到更多的地方自治的人士,或許有興(xing) 趣支持賢士院的提議,這是因為(wei) 受到任期限製的賢士院議員(與(yu) 那些具有終身任期、相對“權力饑渴”[“power-hungry”]的官僚,以及關(guan) 注下次大選的野心勃勃的政客相比而言)更傾(qing) 向於(yu) 確保地方層級的決(jue) 策不致受到國家政治機構的侵奪。

 

[86] 參見本章注73。

 

[87] 然而,並非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樂(le) 於(yu) 承認這種可能性,即不同個(ge) 人能夠(合理地)在對於(yu) 公共善的不同闡釋上達成一致。根據墨子刻[Thomas Metzger]的觀點,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自我標榜為(wei) 自由主義(yi) 者的知識分子,看起來相信“所有特定的規範性問題都可以在‘理性’基礎上以某種客觀的方式加以解決(jue) ;萬(wan) 事萬(wan) 物的最終本性……均可為(wei) 人所知;而且所有的知識均可被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單一的統一思想體(ti) 係,並被開明的精英用以指導社會(hui) ”(墨子刻:“論中國抵製民主化的趨向”[“On Chinese Tendencies Resisting Democratization”],1998年6月在韓國濟來舉(ju) 行的“儒教與(yu) 民主”討論會(hui) 分發給與(yu) 會(hui) 者的文件夾中包含的文章)。

 

[88] 或許王教授可以揭示一種公投[referendum]的可能性,以檢測人們(men) 對於(yu) 擁有駁回民選之下議院決(jue) 議權利的賢士院的支持程度。但這可能意味著讓王教授作一種無謂的冒險,因為(wei) 滿足於(yu) 一種純粹谘議性的賢士院角色,不必付諸公投,看起來是更可取的選擇。而且即使多數投票讚成設立強有力的賢士院,從(cong) 長遠來看這種體(ti) 製並不穩定,因為(wei) 未來的(受更好教育的?)世代或許會(hui) 反對這種政治安排。

 

另一種可能性則是給予上議院中的多數壓倒下議院多數的權利,然後卻賦予下議院中的絕對多數(比如說,下議院議員的三分之二)以壓倒上議院多數的權利。按照這種方式,上議院可以施行更多的實際權力,但是最終的權力仍然握於(yu) 下議院中的人民代表之手。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民主派都不願接受一種有效削減下議院權力的提議。

 

[89] 這將引出這樣的問題,即下議院的代表是否也應處於(yu) 任期限製之下。如果他們(men) 不受此種限製的話,則其議員隻具有七年或八年任期的賢士院,或許不能勇敢地與(yu) 其成員為(wei) 長期當政者的下議院展開對抗。

 

[90] 如果賢士院扮演單純的谘議者角色,或許該院應當審議公共政策以及司法判決(jue) 問題。但是,如果賢士院扮演更為(wei) 積極的決(jue) 策者角色的話,就有更為(wei) 充分的理由為(wei) 在賢士院和司法部門之間分權的必要性感到擔憂了。

 

[91] 其它重要“細節”包括規模問題(或許賢士院應當限製在200-300個(ge) 議席,以便保障高質量的審議);如何使賢士院議員進一步絕緣於(yu) 政治壓力的問題(或許應當禁止他們(men) 加入政黨(dang) ,以及公開透露自己在利益集團中的成員身份,這些做法與(yu) 美國確保聯邦法官正直清廉的機製頗有類似之處);應當由誰來決(jue) 定遴選賢士院議員之考試內(nei) 容的問題(或許來自下議院的一個(ge) 委員會(hui) 可以在這一問題上擁有最終的發言權,這也有助於(yu) 減輕民主派人士的顧慮);以及應當由誰閱卷評分的問題(或許應當由一個(ge) 由社會(hui) 各界代表組成的委員會(hui) 擔負此項職責,以避免某一強勢團體(ti) 選拔較為(wei) 同情其利益之候選人的局麵)。

 

[92] 一個(ge) 例外情況是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1991年的小冊(ce) 子《我們(men) 該如何重建俄羅斯》[How We Are to Rebuild Russia?],這本小冊(ce) 子希望通過從(cong) 革命前的典範(他提議重新創造革命前時代的選區議會(hui) 以及1905年成立的首屆俄羅斯議會(hui) ——國家杜馬[the Duma],並複興(xing) 東(dong) 正教)中汲取營養(yang) ,重建俄羅斯國民的自尊心,但是應當清除俄羅斯民族主義(yi) 中反民主以及殖民主義(yi) 的成分。然而,此項提議從(cong) 未獲取廣泛的支持,這或許是由於(yu) 索爾仁尼琴對世俗“物質主義(yi) ”現代性再三顯示的[opt-displayed]敵意,已經在人們(men) 的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93] 一種醇烈的中國高級糧食酒。

 

[94] 可以翻譯為(wei) “cheers”或者“bottoms up”。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