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權改革，可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挖掘資源——關(guan) 於(yu) 楊小凱的“後發劣勢”及其爭(zheng) 論

作者：盛洪

來源：原載於(yu)  中評網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廿六

           西曆2015年1月16日

關(guan) 鍵詞： 限權改革 學術辯論 後發劣勢

前些日子，張維迎與(yu) 林毅夫在上海有一個(ge) 跟楊小凱“後發劣勢”相關(guan) 的學術辯論，後來有記者打電話給我，想就楊小凱首先提出的“後發劣勢”演講做采訪，一個(ge) 重要的原因是這個(ge) 演講當年是在天則所發表的，並且有當時演講及討論的完整記錄。

關(guan) 於(yu) “後發劣勢”的說法，似乎有很多誤讀。這主要是因為(wei) 一個(ge) 觀點往往會(hui) 被簡化或意識形態化。簡化的好處是容易記憶和理解，但代價(jia) 就是偏離原意。簡化的“後發劣勢”似乎是這樣的：

後進國家隻學習(xi) 先進國家的技術，並因有所成就而認為(wei) 自己的製度也是好的，從(cong) 而放鬆了對製度的改革，反而會(hui) 因為(wei) 製度落後而永遠落後。

根本規則在改變

以楊小凱之聰明，為(wei) 什麽(me) 沒有觀察到如此深刻的製度變革呢？

楊小凱

用這種“後發劣勢”理論來套中國，就可以說，當時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學習(xi) 西方國家的技術，出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或被稱為(wei) “中國奇跡”。但這一成就會(hui) 使人認為(wei) ，中國現有的製度無需改革，從(cong) 而落入低效的陷阱中，從(cong) 長期看會(hui) 阻礙中國的發展。

由於(yu) 演講畢竟是不夠充分和嚴(yan) 謹的，時間也受限製，小凱的“後發劣勢”理論似乎有不少破綻。一是他斷言，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成績主要依賴於(yu) 引進技術，而在製度上沒有什麽(me) 改變，這是有著重大疏漏的。實際上，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更根本的，是製度變革。社會(hui) 的基本原則可能寫(xie) 入憲法，也可能並沒有寫(xie) 入憲法。

自從(cong) 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hui) 實際上發生了180度的轉彎。如果沒有根本規則的改變，這一轉彎是不可思議的。第一個(ge) 重要原則的改變是，將政神分開。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國以來黨(dang) 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jue) 議》中申明，“禁止一切形式的個(ge) 人崇拜”，從(cong) 此以後，政治領導人隻是凡人，他們(men) 會(hui) 犯錯誤，因此不能以自己“一貫正確”拒絕批評，更不能堅持錯誤。“摸著石頭過河”就是鄧小平等當時的領導人承認自己並沒有全盤把握和明察秋毫，而是根據改革或政策的結果進行調整。這是一個(ge) 根本性的改變。另一個(ge) 派生的結果，就是結束了政治領導人的終身製。現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代領導人執政兩(liang) 屆十年一個(ge) 周期的慣例。在現實中，隻要不是永久掌權，就會(hui) 對領導人本身產(chan) 生強有力的約束。

第二個(ge) 原則的改變是，把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作為(wei) 標準。其經典表述就是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為(wei) 中國社會(hui) 帶來了價(jia) 值評價(jia) 的根本改變。如央視播出的電視劇《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所重現的那樣，那時沒有政治審查的高考，促進知識交流的國外書(shu) 籍的引進和譯介，避免挨餓的“包產(chan) 到戶”，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外商投資，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土地出租，都遭到禁止或反對。

第三，由以上原則派生出來的一個(ge)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國社會(hui) 把市場製度當成一個(ge) 基礎性製度，甚至是“在配置資源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這是因為(wei) ，若要推進經濟發展和增進人民福利，市場是最好的製度。它改變了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官方與(yu) 民間的邊界。在計劃經濟時期，用權力配置資源，就必然要限製人的自由；且由於(yu) 政府控製了幾乎所有資源，弱小的個(ge) 人就沒有任何可以逃遁的空間，也不會(hui) 有任何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當市場邊界擴展了，也就意味著人的自由的邊界擴展了。

今天，這種自由的觀念已是常識。當我們(men) 通過《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回顧過去時，突然發現在1970年代末農(nong) 民不能養(yang) 超過四隻的鴨子，知識青年必須在雲(yun) 南農(nong) 場工作，感到恍如隔世。這是真正的製度變遷。

反過來，如果中國沒有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先進技術也不能很好推廣。因為(wei) 計劃經濟製度下，沒有使用新技術的壓力和動力。改革開放前我曾在國企工作過，親(qin) 眼看到新技術推廣之艱難。隻有幾個(ge) 技術員在推廣，而工人們(men) 沒有積極性去使用。在大鍋飯的體(ti) 製下，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幹得更多？因而，技術創新雖然在某些時候單獨發揮過作用，但更根本的是製度變遷。好的製度，如專(zhuan) 利製度，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原因。因而，用隻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作為(wei) 中國奇跡的解釋，似乎是不充分的。

但是，以楊小凱之聰明，為(wei) 什麽(me) 沒有觀察到如此深刻的製度變革呢？原因似乎在於(yu) ，他把英美製度的外在形式當作法治製度的普遍形式了，“毛澤東(dong) 是人不是神”和“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太不像基本原則了。一個(ge) 社會(hui) 正常運轉需依賴一組基本原則，社會(hui) 治理的所有具體(ti) 規則都由此派生出來，保證這一組基本原則能被實施，是一個(ge) 社會(hui) 最重要的事。在說到法治時，一般就是指限製政府權力。

談到限製政府權力，這是古今中外政治中的重要難題。人類社會(hui) 各個(ge) 文明也都作出過各種努力。除了現代的民主製度，宗教對世俗政權的約束也是西方社會(hui) 的一種“限政”措施。如廣義(yi) 來看，中國漢代的天人感應說也是一種“限政”努力。而諫議製度、史官製度、太傅製度和監察製度等，都是限製權力的製度創設，並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最核心的思想，是儒家認為(wei) 有一種高遠深邃、凡人無法企及的天道，政治領導人作為(wei) 一個(ge) 凡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天道並始終遵循天道。這就需要有一種製度結構，通過約束或鼓勵使政治領導人盡可能地使自己的治理符合天道。士大夫集團就在這個(ge) 製度結構中起著約束和限製權力的重要作用。

因而，限權資源不獨隻存在於(yu) 英美，還遍布全球，在中國也很豐(feng) 富。中國人是應該全麵吸收全世界的優(you) 秀的遺產(chan) ，但也不應獨獨不對本國資源開放。中國的治理資源不僅(jin) 豐(feng) 富，而且因其具有中國的文化形式而更容易被中國人所接受。

政府與(yu) 市場，邊界到底在哪

林毅夫不否認市場是有效的，但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林毅夫

毅夫也不同意小凱的上述看法。在“後發優(you) 勢和後發劣勢”（《經濟學季刊》，2003年7月）一文中，他用非英美的其它國家的經濟成績，來說明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並非有一個(ge) 唯一正確模式，並強調製度的內(nei) 生性。隻是在他與(yu) 張維迎的辯論中，英美的製度似乎被簡化為(wei) 主要是以市場為(wei) 主的製度，而中國的製度則是側(ce) 重於(yu) 政府的更多介入。於(yu) 是論題轉換為(wei) ，政府的一些幹預是否經濟發展所必需，政府的這些幹預是否說明政府作為(wei) 一種製度（在一些方麵）比市場更基本和更有效。

毅夫不否認市場是有效的，但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一個(ge) 重要的方麵是在基礎性科學研究方麵。他指出因為(wei) 這類研究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因而需要政府的補助和激勵。針對維迎說“孔子並沒有政府資助”的反駁，毅夫強調現代科技需要更多的資金。但這個(ge) 論據並不十分有力。因為(wei) 僅(jin) 以現代科學為(wei) 例，牛頓是在劍橋大學休學的兩(liang) 年中思考出具有奠基性的現代物理理論體(ti) 係；而愛因斯坦在寫(xie) 出相對論的論文時，隻是一個(ge) 專(zhuan) 利員。不少有關(guan) 科學創新的研究表明，科學家內(nei) 在的好奇心，超常持久的思考熱情，自由的討論空間，充分的信息交流，比外在的貨幣激勵更重要。

關(guan) 於(yu) 技術發展，毅夫列舉(ju) 了美國政府對計算機、互聯網和其它技術的初期投入，為(wei) 後來民間企業(ye) 的技術創新奠定了基礎。這當然是事實。但要指出，這並非在戰略上不可或缺。從(cong) 製度來講，政府在這裏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基礎性製度，而是在市場製度基礎上的輔助性推動。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政府而隻有市場，技術創新的速度可能會(hui) 慢一些；但如果隻有政府而沒有市場，則這種技術創新幾無可能。這可以從(cong) 蘇聯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的教訓中看到。毅夫這一論據更為(wei) 脆弱的地方在於(yu) ，他竟然舉(ju) 的是美國的例子。這正是小凱認為(wei) 已經建立了限權製度的地方；這也並不能說明，中國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幹預是有效的。

毅夫所主張的有為(wei) 政府的另一個(ge) 用武之地是“產(chan) 業(ye) 政策”。他提出“產(chan) 業(ye) 甄別和因勢利導”的六個(ge) 步驟。第一向比自己高一個(ge) 台階的國家看是否有適合本國發展的產(chan) 業(ye) ；第二看國內(nei) 是否有企業(ye) 引進了該產(chan) 業(ye) ；第三，如果沒有則招商引資；第四看是否還有企業(ye) 進入到了其它有潛力的產(chan) 業(ye) ；第五是改進企業(ye) 的軟硬件環境；第六是給創新企業(ye) 一定的補助。

然而前四步似乎並非惟有政府可以做，且做得最好，而是企業(ye) 可以做，且比政府做得更好。因為(wei) 如果有這樣的產(chan) 業(ye) 發展空間，有戰略眼光的企業(ye) 一定不會(hui) 放過。而後兩(liang) 步則是一個(ge) 政府的本分。第五步是為(wei) 企業(ye) 提供一個(ge) 更好的生存與(yu) 發展的市場環境；而第六步是在因為(wei) 有些技術創新的風險偏大，且市場自發的技術創新投入均衡低於(yu) 因軍(jun) 事競賽而決(jue) 定的技術創新投入均衡，所以要由政府予以補貼。我們(men) 知道，這類似於(yu) 市場失靈。任何一個(ge) 市場經濟國家都不會(hui) 拒絕在市場失靈時加以補救。

關(guan) 於(yu) 產(chan) 業(ye) 政策的有效性，曆來都有爭(zheng) 論。即使在宣稱產(chan) 業(ye) 政策起了作用的日本，也有大量質疑。如日本通產(chan) 省曾認為(wei) 日本汽車企業(ye) 過多，想通過強製合並和限製進入提高日本汽車產(chan) 業(ye) 的集中度，但沒有實現。相反在競爭(zheng) 的壓力下，日本汽車產(chan) 業(ye) 向海外擴張，成功地占有了國際汽車市場的大量份額。而後來形成的產(chan) 業(ye) 集中化，是企業(ye) 認為(wei) 有利而自動實現的。日本汽車產(chan) 業(ye) 的成功恰恰不是因為(wei) 產(chan) 業(ye) 政策，而是對抗住通產(chan) 省的壓力才實現的。

回到爭(zheng) 論。毅夫的最後一個(ge) 論據是，如果說中國政府幹預過多做錯了，為(wei) 什麽(me) 過去35年還保持著相當高的增長速度。這個(ge) 論據似乎沒有區分35年中的不同階段。顯然，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因為(wei)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使民營經濟從(cong) 0%發展為(wei) 今天的68%，而並不是因為(wei) 中國還有32%經濟受政府控製。就是在2000年以後的這十幾年，盡管出現過國進民退，經濟高速成長基本依賴於(yu) 民營經濟的增長。在這十幾年，我們(men) 隻能如本田宗一郎那樣說，“如果沒有政府的幹預，經濟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快。”

而自2000年以來，國有單位城鎮就業(ye) 人數以每年1.4%的速度減少，而非國有單位城鎮就業(ye) 人數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其占城鎮總就業(ye) 的比重從(cong) 2000年的65%增加到了2012年的82%。非國有部門不僅(jin) 吸收了全部13951萬(wan) 人的就業(ye) 增量，而且還彌補了1263萬(wan) 國有單位減少的就業(ye) 機會(hui) 。因而可以說，假定國有企業(ye) 和非國有企業(ye) 的技術改進及管理水平提高的速度是一樣的，國有單位在這十多年的經濟增長的增量中幾乎沒什麽(me) 貢獻。

取消行政部門自我授予的權力

張維迎並不反對在中國挖掘資源，但指出毅夫所說政府的積極幹預其實並不是很有效率。

張維迎

經濟是一個(ge) 複雜係統，經濟的演進更複雜；對之進行完全深切的把握是理性不及的。理性有限的經濟學家們(men) 也是如此，他們(men) 盡可能近似地描述這個(ge) 複雜係統及其演進。因而，經濟學家們(men) 就像盲人摸象，都能說出經濟係統的一部分現象或特征，但並沒有完整描述。

小凱言不及義(yi) 的“後發劣勢”論有很多破綻，但觸及了核心問題；毅夫對小凱的批評是說，政治結構的發展並非狹義(yi) 英美製度一途，但似乎錯將我們(men) 的缺點當成另一種優(you) 勢；維迎顯然並不反對在中國挖掘資源，他在《博弈與(yu) 社會(hui) 》一書(shu) 的最後部分，專(zhuan) 門討論了“儒家社會(hui) 規範”，但指出毅夫所說政府的積極幹預其實並不是很有效率，也不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真正優(you) 點。

就這樣，三個(ge) 經濟學家，就湊成了一個(ge) 諸葛亮。如果將小凱的“後發劣勢”用毅夫的批評加以修正，將毅夫的主張用維迎的批評加以修正，也許可以這樣說，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本身就經曆了重大基本規則的變革，才會(hui) 出現中國奇跡。但不能將這一奇跡歸因於(yu) 那些沒變的製度，也不能因為(wei) 中國經濟的成績而忽視這些製度存在的問題。相反，正是這些沒有經曆改革的製度正在妨礙我國的前進，且在侵蝕和瓦解我們(men) 已取得的成果。而要繼續進行改革，就不僅(jin) 要借鑒其它國家的資源，還要挖掘中國自身的資源。

在這方麵，我們(men) 要珍視小凱“後發劣勢”演講中的忠告。這些年我們(men) 在相關(guan) 研究中感到震驚的是，行政部門沒有扮演彌補市場失靈和縮小市場分配的差距的角色，反而在破壞市場的正常功能、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和社會(hui) 的不平等。如1993年規定了國有企業(ye) 可以暫時不上交利潤（《關(guan) 於(yu) 實行分稅製財政管理體(ti) 製的決(jue) 定》），但一“過渡”就是十幾年，沒有交一分錢利潤。在2007年迫於(yu) 輿論壓力開始名義(yi) 上最多上交10%，但在總體(ti) 上，又將上交的利潤回投到國有企業(ye) 中，正負相抵還是負數；2008年到2011年為(wei) -79億(yi) 元（天則所，《國有企業(ye) 的性質、表現與(yu) 改革》，2011）。

在全部占有國企利潤的前提下，相關(guan) 行政部門又在2001年規定國企可以自主決(jue) 定發放工資和獎金（《關(guan) 於(yu) 深化國有企業(ye) 內(nei) 部人事、勞動、分配製度改革的意見》（國經貿企改〔2001〕230號））。這相當於(yu) 將允許國有企業(ye) 管理層作出擠占屬於(yu) 全國人民的利潤的決(jue) 定。其後果，就是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ye) 的平均收入比社會(hui) 平均水平高六倍。這是一個(ge) 令人無法接受的人為(wei) 造成的收入差距。這是毅夫也看到的問題。而在另一方麵，這兩(liang) 個(ge) 規定使得國有企業(ye) 管理層覺得，這個(ge) 企業(ye) 就是他們(men) 自己的，由於(yu) 他們(men) 深知他們(men) 在市場上競爭(zheng) 不過民營企業(ye) ，所以傾(qing) 向於(yu) 利用他們(men) 的體(ti) 製優(you) 勢為(wei) 企業(ye) 獲得市場之外的好處。

我們(men) 看到的是，不少國有企業(ye) 通過一紙行政文件獲得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壟斷權。如石油領域本是一個(ge) 競爭(zheng) 性領域，但通過頒布38號文件和72號文件建立了一個(ge) 上下一體(ti) 、內(nei) 外通吃的壟斷體(ti) 係（天則所，《原油與(yu) 成品油市場放開的理論研究與(yu) 改革方案》，2013）。

在對構成石油壟斷的法律文件的梳理過程中，我們(men) 發現，這些文件沒有一個(ge) 可以被稱為(wei) “法律”。絕大多數文件是行政部門製定的行政文件。除了兩(liang) 個(ge) 次要的文件勉強符合“部門規章”的一個(ge) 條件——由部長簽字，其餘(yu) 都是立法法不予承認的、沒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被認為(wei) 構成關(guan) 鍵文件的“38號文件”（《關(guan) 於(yu) 清理整頓小煉油廠和規範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見》）和“72號文件”（《關(guan) 於(yu) 進一步清理整頓和規範成品油市場秩序的意見》）都隻是“意見”，即使作為(wei) 行政文件，層級也是很低，卻用來決(jue) 定用限製其它企業(ye) 進入的方法將競爭(zheng) 性的石油產(chan) 業(ye) ，改變為(wei) 壟斷產(chan) 業(ye) ，並將壟斷權交給一兩(liang) 個(ge) 企業(ye) 。這本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才能決(jue) 定的事。之所以能夠出現這種情況，正是小凱所擔憂的問題，在沒有有效約束和監督的前提下，它們(men) 可以僭越立法權，並利用手中的行政執行權落實非法的壟斷權。

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wei) 我國治理結構中存在兩(liang) 個(ge) 重要問題。一是國企高管與(yu) 官員的身份可以互換。

另一個(ge) 嚴(yan) 重問題，就是執法者同時擁有著實際的立法權。他們(men) 通過起草法案，製定法律實施細則，以及直接頒布部門條例，甚至幹脆以一個(ge) “通知”或“辦法”，就把法律篡改或扭曲了。社會(hui) 似乎沒有有效的手段阻止。因此，改革首先要限製行政權力，清理和廢止行政部門多年來所頒發的行政文件，取消行政部門自我授予的權力，才是推動中國前進最應做的。

改革可以挖掘中國傳(chuan) 統資源

我們(men) 要繼續進行改革，其資源不僅(jin) 來自某些特定國家，而是來自全球，當然也包括中國自己。

盛洪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我們(men) 要繼續進行改革，其資源不僅(jin) 來自某些特定國家，而是來自全球，當然也包括中國自己。維迎也注意到，在中國，關(guan) 於(yu) 立法者與(yu) 治理者的分離，可以追溯到《尚書(shu) 》的“皋陶謨”，其提出的“天敘有典”，是典章規則出於(yu) 天的最早闡述，從(cong) 而也就是高懸於(yu) 世俗統治者之上的天道秩序。學者秋風指出，由此又產(chan) 生了立法者和治國者兩(liang) 分的局麵，如伊尹之於(yu) 商湯，周公之於(yu) 成王（《華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233頁）。

到了漢朝，立法者所立之法與(yu) 統治者之間的區分更為(wei) 清楚。當漢文帝因有人驚駕而大怒時，廷尉張釋之說這隻是“擋馬罪”，罰款即可。漢文帝雖一時不能接受，但後來還是承認張釋之的裁斷是對的。到了唐朝，唐太宗因有人不聽警告，想殺雞儆猴，受到了大理少卿戴胄的阻攔。太宗說：“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戴胄說：“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yu) 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wei) 陛下惜之。”太宗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複何憂也！”這兩(liang) 段故事雖是簡短對話，而政治領導人能最後接受“法高於(yu) 君”的說法，除了他們(men) 有從(cong) 諫如流的品德外，還因為(wei) 司法人員所說之話，在那時已經具有很強的“政治正確性”。

關(guan) 於(yu) 國家是否應該壟斷商業(ye) 利益，儒家早已建立了基本原則。《大學》說，“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第一個(ge) “利”是指商業(ye) 利益，第二個(ge) “利”是指根本利益。意思是說國家不應把追求商業(ye) 利益作為(wei) 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應向社會(hui) 提供公平與(yu) 正義(yi) 這樣的公共物品，人民自然願意納稅和支持國家，從(cong) 而國家可以長治久安。

《鹽鐵論》是一個(ge) 辯論國家壟斷是否正當的會(hui) 議記錄，賢良文學們(men) 提出“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sang) ”。是對“國不以利為(wei) 利”的進一步闡釋，即中央政府不該用商業(ye) 手段獲取利益，地方政府不應通過買(mai) 賣謀求財富，官員不該作商人。這種原則，顯然對解決(jue) 國企問題有著重要意義(yi) 。即是“企業(ye) ”，就要營利；又加上“國家”兩(liang) 字，就與(yu) “國不以利為(wei) 利”矛盾。“國不以利為(wei) 利”還有第二義(yi) ，就是如果國“以利為(wei) 利”，就不能“以義(yi) 為(wei) 利”。

中國的傳(chuan) 統上，至少自秦漢以後，每個(ge) 穩定的朝代都有國庫和皇室私庫之分。在唐代分別稱為(wei) 左藏庫和大盈庫，宋代則稱為(wei) 左藏庫和內(nei) 藏庫，明代則統稱為(wei) 國庫和內(nei) 庫。而“拔葵去織”的成語告訴我們(men) ，早在春秋時期，一個(ge) 人一旦為(wei) 官，就認為(wei) 不應再在市場上出售自己家中的產(chan) 品，以免“與(yu) 民爭(zheng) 利”。唐代法律明確規定，如本人或叔伯堂兄弟以內(nei) 的親(qin) 屬經商，不得為(wei) 官。中國傳(chuan) 統的士大夫群體(ti) 一直有著守護道統的誌向，不願甚至輕視進行商業(ye) 活動。

因而，現在那些以“國家”名義(yi) 追逐利益，並濫用行政權力、僭越立法權的行為(wei) ，不能用“中國特色”來辯護；解決(jue) 這些問題，也就不像“後發劣勢”預言得那樣悲觀。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