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中國諫議製度的憲政含義(yi)

作者：盛洪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甲午年臘月初一

          西曆2015年1月20日

首先，我們(men) 講憲政結構的一個(ge) 基本的假設是任何個(ge) 人都是有限理性的，而且有人性弱點，但又要擔任公職，而擔任公職其角色跟私人是不一樣的，它要求遵循天道。這兩(liang) 者之間是有距離的。彌合無限天道和有限個(ge) 人之間距離的就是製度。這裏的要點是：第一，我們(men) 假定所有人都是凡人，包括政治領導人，他的理性有限，有人性弱點。第二，要遵循天道，這也是公共領域的一個(ge) 要求。但是，凡人作為(wei) 個(ge) 人不一定能夠完全做到，這是儒家的一個(ge) 基本假設。儒家認為(wei) 君主是凡人，比如周就稱自己的領導人是王，而不是帝。商稱帝的時候把帝作為(wei) 神，但是周不是。

儒家說一個(ge) 王朝可得天命，可失天命，它不是永遠受天命。一個(ge) 王朝為(wei) 什麽(me) 會(hui) 失天命呢？是因為(wei) 它偏離了天道，也就是說，它不見得能時時把握天道。孔子強調“天子一爵”，就是說，天子隻是世俗間的一個(ge) 官而已，而不是神。所以，孔子在《論語》中經常說“天下有道”、“天下無道”，也說過“邦有道”、“邦無道”。所謂“有道”和“無道”，就是有時候能遵循天道，有時候就失去天道。這都是在說明天子或者邦的諸侯是理性的凡人。所以，道和世俗的政體(ti) 之間是可合可離的。

解決(jue) 的方法其實就是要有一套製度。這套製度有兩(liang) 方麵，一個(ge) 是自律，一個(ge) 是他律。自律我們(men) 就不說了。關(guan) 於(yu) 他律，我說“革命就是一種他律”，但是這種他律成本太高，而且不能時時去革命。所以，可能還有另外一種他律，就是諫議。諫議這個(ge) 傳(chuan) 統在儒家應該是源遠流長的，從(cong) 周公到孔子。《毛詩序》也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刺其實也是諫議的一種初始形式。在周代有這方麵的製度，比如有風官專(zhuan) 門去搜集民間的詩，以了解不滿和抱怨。在《左傳(chuan) 》裏也談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其實是說，君臣之間這樣一種互補和一種辯駁，能形成個(ge) 更正確的決(jue) 策。

孔子也說，“昔者天子有爭(zheng)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zheng)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跟前麵講的“天下有道”、“天下無道”是一樣的意思。實際上，儒家一直都在強調這一點。但是孔子這裏講到，如果有爭(zheng) 臣，爭(zheng) 臣和無道天子合在一起，天子可能不失天下，也就是說他不失天道，他不失天命。這個(ge) 恰恰是講製度的最基本的道理。

我們(men) 過去總是把諫議製度作為(wei) 一種建議，一種精神，或者一些諫官的故事來理解，但是它不是。諫議製度在傳(chuan) 統中國的政治結構中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技術性的設置，而是憲政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就是君主都是凡人，他們(men) 畢竟理性有限，且有人性弱點。理性有限就是不能完全把握天道。而人性弱點中的最大弱點就是對於(yu) 批評的厭惡，這是所有人都會(hui) 有的。所以，諫議製度的設立就是針對君主及其集團的有限理性，由另一部分凡人通過批評和建議的方式，對君主及其集團回避或忽略的部分加以補充和糾正。這是諫議製度的用意所在。針對厭惡批評的人類弱點，就是要把諫議內(nei) 化於(yu) 製度，讓君主即使拒絕接受諫議者個(ge) 人的批評，甚至打壓諫者，但也不能擺脫諫議本身。諫議製度並不假定諫議者和被諫議者誰更優(you) 越，既不假設君主完美得不需要批評，也不假設諫議者完美得每一個(ge) 批評都正確，關(guan) 鍵是期待通過諫議和被諫的互動，使這個(ge) 政治體(ti) 從(cong) 整體(ti) 上更接近於(yu) 對天道的遵循，保證它的生存發展和繁榮。

第二個(ge) 方麵，諫議製度的承擔者怎麽(me) 去發現天道。儒家其實講過，叫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但是還不止於(yu) 此。實際上，天道不完全等同於(yu) 民意，它在很多地方是超越民意的。所以，僅(jin) 依賴於(yu) 民意還是不夠，還得有另外一套發展路徑，這就是所謂士大夫的出現，士君子的出現。士大夫或士君子的職責就像孔子所說的“士誌於(yu) 道”，他生來就是做探究天道、施行天道和捍衛天道這樣一項工作。這個(ge) 群體(ti) 的發展在社會(hui) 中是非常重要的，他們(men) 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道。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都是這個(ge) 意思。士大夫或士君子並不是把進入到政府去做官作為(wei) 一個(ge) 謀生手段，而是為(wei) 了維護天道，為(wei) 了糾正政府中的一些偏離天道的行為(wei) 。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他們(men) 就會(hui) 退出，就如孔子說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邦無道我就走了，這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men) 講一套原則和製度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它的可操作性。那麽(me) ，諫議製度該誰來承擔呢？儒士就是這樣一種群體(ti) 。他們(men) 不以自身的利害判斷為(wei) 是非，而是堅持守護天道。與(yu) 民主的限權不同，民主是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互相抗衡實現的，而儒士與(yu) 君主沒有利益衝(chong) 突，隻有以天道為(wei) 標準的對權力的製約，這是他們(men) 的特點。當然，他們(men) 也獨立於(yu) 君主。所以，士大夫群體(ti) 的存在在政治領域就是為(wei) 了使世俗政權不偏離天道。這種職責包括製度的各個(ge) 方麵，如太傅製度、經筵講席製度、史官製度、諡號製度，等等，也覆蓋了諫議製度。這一整套製度其實都是所謂限權這樣一套製度設置。當然，諫議製度是最直接的限權設置，這跟別的製度不太一樣。諫議製度因為(wei) 有儒士群體(ti) 的承擔才成為(wei) 可能，它不是一句空話。

第三個(ge) 方麵，就是諫議製度作為(wei) 政治結構中的製度，在這兩(liang) 三千年是一直存在的，從(cong) 周開始就有。在召公諫周厲王的時候就討論過關(guan) 於(yu) 周或者周以前這樣一套諫議製度傳(chuan) 統。諫議製度應該說從(cong) 秦漢成為(wei) 體(ti) 係，隋唐發展到成熟，宋元明清都在繼承這樣一套製度，這套製度一直是傳(chuan) 統中國政治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套製度的關(guan) 鍵在於(yu) 它設置了專(zhuan) 門的諫議機構，比如說禦史台、門下省、諫院、都察院、六科，等等，還有各種各樣的官員，包括禦史、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拾遺、補闕，等等。舉(ju) 明代的一個(ge) 例子— --- 明代的十三道監察禦史就有110人。在這樣的體(ti) 係中，大概有幾百人做這樣一個(ge) 專(zhuan) 門的工作，他們(men) 的職業(ye) ，他們(men) 的職責就是提出批評。這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設置，諫議不是業(ye) 餘(yu) 地去批評，而是專(zhuan) 職去批評，如果不批評，就是白拿俸祿，就必須得批評。在我看來，諫議製度是針對不符合憲政規則和製度的各種行為(wei) 提出批評，並努力糾正。批評的對象是所有人，不是說有人可以不批評，而是所有人（包括皇帝）都可以批評。當然，在這個(ge) 製度中皇帝是可以拒絕諫議的，也可以殺諫官，但是從(cong) 來沒有人敢完全取消諫議製度。作為(wei) 個(ge) 人的諫官可能會(hui) 死掉，所謂“文死諫”，但是，諫議製度本身兩(liang) 千多年一直在傳(chuan) 統中國政治結構中存在，哪個(ge) 皇帝也不敢去取消它。

第四個(ge) 方麵，由於(yu) 諫議製度的存在，在傳(chuan) 統中國其實存在著一種諫議文化。諫議文化的第一點就是允許批評，鼓勵批評，設立這個(ge) 機構本身就是讓你批評，讓你做職業(ye) 化的批評，不能做職業(ye) 化的歌功頌德。第二點是敢於(yu) 批評，甚至言辭激烈，言辭激烈程度在今天所謂的現代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他們(men) 對皇帝的直接指責是非常之多的。我們(men) 知道朱熹給宋寧宗講課，就當麵指責宋寧宗，說你是近小人、遠君子，你要注意改正，當然，皇帝都不敢當麵去發作。還有一點，諫官謀道不謀食，他們(men) 是以身載道，所以經常會(hui) 有以身殉道。他們(men) 不把諫官作為(wei) 一種謀生職業(ye) ，而是作為(wei) 一種維護道、捍衛道的非常重要的使命，所以“文死諫”這個(ge) 傳(chuan) 統是有的。

還有另外一個(ge) 傳(chuan) 統，就是從(cong) 諫如流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如果一點批評都容不得，就不是好皇帝，這是我們(men) 正統史觀的一個(ge) 評價(jia) 。這是由諫議製度形成的文化導致的政治審美。比如說，我們(men) 現在經常津津樂(le) 道的漢唐故事，尤其是漢初劉邦君臣之間的關(guan) 係，唐初李世民君臣之間的關(guan) 係，被中國傳(chuan) 統津津樂(le) 道傳(chuan) 之後世，就包含了一種政治審美。

第五個(ge) 方麵就是諫議製度的實際功效。我最近看了一些書(shu) ，感到很震驚，比如張薇寫(xie) 的《明代的監控體(ti) 製：監察與(yu) 諫議製度研究》。看了她描述的很多案例，我得出一個(ge) 結論，就是說，其實諫官做的事情就是違憲審查和維護憲政。他們(men) 做的不是很技術性的，雖然做的有些事很小。有的事就是維護一個(ge) 基本原則，為(wei) 了原則可以犯顏直諫，甚至不惜去失去生命。還有一點，就是諫官維護權力結構的平衡。我覺得這些都是在維護憲政結構，包括製約皇權、製約內(nei) 閣、製約一些特務機構（如東(dong) 廠）、製約宦官和製約六部。

第六個(ge) 方麵講一講製約皇權。我們(men) 經常看到的是貞觀年間唐太宗君臣之間這樣一種諫議和從(cong) 諫如流的情況。但是實際情況是比較惡劣的，比如明代就是比較惡劣的。明代的皇帝跟唐太宗相比差得很遠，他們(men) 的專(zhuan) 製成分更多，但這個(ge) 時候諫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禮治，諫官維護的是一個(ge) 基本的規則，就是儒家講的先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比如說，一個(ge) 人過繼給了皇帝，他繼承這個(ge) 大統，但是他把自己的親(qin) 生父親(qin) 作為(wei) 他的正統，這在儒家的家庭秩序中都是不被容許，更何況是政治製度。在我看來，這些諫官是在維護這樣的基本秩序。其實在明代，這樣的事情爭(zheng) 得非常激烈，包括立太子的爭(zheng) 論都是非常激烈的，有的甚至爭(zheng) 了十幾年，前赴後繼死了很多諫官。第二是財政。皇帝為(wei) 了個(ge) 人私利，可能會(hui) 從(cong) 國庫裏拿錢。這個(ge) 時候，諫官發現了就要阻止他。結果可能是皇帝讓步，達成一個(ge) 妥協，一個(ge) 例子是皇帝最後隻拿到了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全給諫官給阻止掉了。這是諫官起的非常大的作用。第三是用人。有時候皇帝不走程序，直接任命官員，諫官通過諫議進行抗爭(zheng) ，最後把沒有通過正當程序任命的官大部分又重新免了職。這樣一些事例非常之多，而且這些事例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大量的諫言得到了皇帝或者內(nei) 閣最後的接受。當然也有不接受的，但接受的案例非常之多。總體(ti) 看來，在明代的二百多年，這樣的事例非常之多，而且，明代整個(ge) 的曆史主要是諫官維護他們(men) 認為(wei) 正確的一種憲政框架，而皇帝和那些當權者不斷在突破這樣一種憲政框架的博弈和對抗。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講，諫官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穩定達到二百多年，如果沒有他們(men) 的話，明朝的憲政框架很快就會(hui) 垮掉。

最後我講講諫議製度的現代意義(yi) 。第一點，我想說，諫議製度其實是具有憲政意義(yi) 的諫議製度，它說明了限製權力和互相製衡的原則是普世的，並不是西方的，古今中外都有這樣的限製權力和互相製衡的原則。第二點，這樣一種製度它是非民主的，也就是說，在非民主的這樣一種政體(ti) 內(nei) 是可以實行某種程度的權力製衡的機製。我稱它做非民主的體(ti) 製內(nei) 的權力製衡機製。

那麽(me) ，諫議製度的當代意義(yi) 是什麽(me) 呢？首先，我覺得，在今天民主尚未真正實現的中國，執政黨(dang) 也可以借鑒諫議製度建立體(ti) 製內(nei) 權力製衡機製。其次，在實現了民主製度的情況下，也可以在政府和政黨(dang) 內(nei) 設立諫議製度，以少犯錯誤。我覺得這也是比較好的一件事。諫議製度跟憲政民主製度不同的地方在於(yu) ，它的這種對權力的製衡表現為(wei) 變對抗為(wei) 互補，變被動為(wei) 主動，也就是說，這個(ge) 政權自己在主動地檢討自己的錯誤，利用自己的內(nei) 在的限權機製實現限權。再次，我們(men) 要發現諫議製度的現代含義(yi) 。我們(men) 不能用中國國情不同而加以拒絕諫議製度，這是中國本身自己生長出來的東(dong) 西。最後，我們(men) 要複興(xing) 諫議文化。由於(yu) 六十多年裏我們(men) 廢除了這種諫議製度，我們(men) 已經沒有了這種諫議文化，就導致了我們(men) 今天的知識分子很少有敢提意見的，我們(men) 看不到現在的知識分子有如古代諫官那樣的風骨。同時，我們(men) 的統治者容忍批評的閥值似乎太低，稍微有一點批評就不能自製，就失態，甚至還要采取壓製批評的強製性手段。

古代中國雖然沒有像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那樣的原則，但是，如果諫議製度這樣的文化中強調了批評的重要性，強調對批評的容忍和接受，那麽(me) ，在這個(ge) 文化中什麽(me) 話不能說呢？實際上，在這樣的一個(ge) 文化中，其實已包含了思想市場和表達自由的一個(ge) 基本原則。這樣一種基本原則不僅(jin) 有益於(yu) 中國的政治領域，而且有益於(yu) 中國的文化領域、學術領域和其它領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