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何解?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81期

時間：甲午年九月三十

           西曆2014年10月23日

近來，執政高層頻頻強調注重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古老智慧，學習(xi) 曆史上的國家治理經驗。執政精英定期或不定期學習(xi) 經典，討論經史的治國啟示，其實是中國曆史綿延不絕的慣例或製度。當今政治生態的回歸傳(chuan) 統，於(yu) 現代中國意義(yi) 尤其不凡。

概因近代以來，由於(yu) 政治及外交上屢受打擊，國人對於(yu) 傳(chuan) 統曆史和政治逐漸形成一番悲觀、醜(chou) 惡的觀感與(yu) 認知。“封建專(zhuan) 製”、“壓迫剝削”雲(yun) 雲(yun) ，大多生搬硬套西方舶來的概念和理論來理解自身。其實，無論中西，治亂(luan) 興(xing) 衰的周期更替，都是政治社會(hui) 的常態圖景。中華文明在過往數千年間的積累，成就並不遜於(yu) 他人。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遇到新貴，就把自家過去貶得一無是處，這種激憤心態大多是澆現實中的塊壘吧。

這份不平，卻漸孳生出一種曆史和政治的妄見，要徹底推翻傳(chuan) 統，而建設一個(ge) 全新而完美的理想秩序。負資產(chan) 全部清零，輕裝上陣，趟出一條通往極樂(le) 世界的新路來。說是妄見，其激情在於(yu) 蔑視傳(chuan) 統，不能正視政治事業(ye) 作為(wei) 實踐過程的累積性和延續性。而民族基因、民情風土、曆史沿革，不是說要改造就能徹底重裝的。無視這個(ge) 基本前提，就隻能不斷折騰，勞而無功，甚或帶來災難。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保持長期延續、實現繁榮與(yu) 擴展，很大程度上來自於(yu) 因承損益的道路審慎，把握到舊邦新命的政治更化之義(yi) 。三代之禮相承損益，秦漢、隋唐、唐宋之製易代因革，深諳酒瓶新酒之藝，不取全盤革命之途。這其中自然養(yang) 成了先民麵對曆史傳(chuan) 統的尊重和謙卑。

因此，摘下現代國人審視故國曆史的墨鏡，清明而理智地把握傳(chuan) 統實踐脈絡，是當下補課的題中之義(yi) 。惟有如此，才能明了現實中國問題的來龍去脈、鑒往知來，也才能最充分地激活傳(chuan) 統中的有益資源，來推進現實問題的解決(jue) 。

欲成此，首先需要基本認知的廓清與(yu) 辨明。舉(ju) 例來說，執政高層列舉(ju) 傳(chuan) 統政治智慧，首提“民惟邦本”。這四個(ge) 字，什麽(me) 意思?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學的從(cong) 業(ye) 人員，坦率地講，近年來考試諸生，很少有人能清晰闡發其中的意思。學者們(men) 是否已講清?也不好說。

對此有所了解的，一般將它概稱為(wei) “民本”。並且，往往是在與(yu) “民主”比較時，拉過來陪練。比較一番，實則批判一番，指出民本充其量是君主專(zhuan) 製政體(ti) 下基於(yu) 政策考量對民生的垂注和關(guan) 切，距離現代民主甚為(wei) 遙遠。

其實，考“民惟邦本”的文獻出處，意思並非如此。有夏第二代君主太康不理朝政，遭到驅逐，其兄弟由此重申祖宗典訓，批評失德之政，這就是《尚書(shu) 》中的《五子之歌》。當時“黎民鹹貳”，太康已經失去民眾(zhong) 支持，這樣才被有窮氏的後羿發動政變，導致失國。五子貴族在這裏申明的夏禹祖訓，也就是後世所謂“祖宗之法”，第一條就是“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並申述了唐堯確立的紀綱、大禹的典則與(yu) 訓誡。

可以說，這是一份在政治危機時刻出現的夏代憲章，從(cong) 統治集團成員的反省視角申明了有國者如何麵對開國者、先王的政治訓命，確立權力行使之大法，與(yu) 現代西方念念不忘的英格蘭(lan) 大憲章頗為(wei) 神肖。而憲章的第一條就強調“民惟邦本”的憲製意義(yi) ，不敬民，不修政，是要亡國覆宗的。天下平常百姓，都可勝我，大禹的這份政治清醒，絕不僅(jin) 僅(jin) 是民生政策意義(yi) 上的考量，而是關(guan) 乎政權根本的存亡。太康失國的政治現實，就是這個(ge) 憲製原理的活生生印證。

這個(ge) 憲製原理首先是在政治正當性意義(yi) 上的規範立言。一個(ge) 政權確立與(yu) 否，在於(yu) 是否正視“民惟邦本”這個(ge) 關(guan) 鍵事實。大禹之訓雲(yun) “予臨(lin) 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wei) 人上者，奈何不敬?”雖然《五子之歌》未必是夏政的精準反映，卻不妨礙民本之道深深刻印在華夏先民的憲製信念之中。近代劉師培將其引作中國的古典“民約”之一，指出“上古之時，政悉操於(yu) 民，故民為(wei) 邦本之言載於(yu) 夏訓”“以民為(wei) 國家之主體(ti) ，以君為(wei) 國家之客體(ti) ”。換言之，天下不是某個(ge) 人、某部分群體(ti) 的私物，天下乃眾(zhong) 人之天下。“天下為(wei) 公”“民惟邦本”，是堯舜以來的中華道統精神之所在。

當然，夏以來的“家天下”格局，已遜於(yu) 堯舜時期的“公天下”，世襲取代了禪讓。秦漢以後，君主力量上升，專(zhuan) 製性有所強化。然而，在基本憲製原理上，仍然不能背離“民惟邦本”這個(ge) 公道古訓。除了王朝革命路徑的民本體(ti) 現，在常態治理之中仍然需要落實公共精神。畢竟，在傳(chuan) 統政治理解中，君主乃代天理物，權可寄於(yu) 出於(yu) 天子，政卻不能自用自專(zhuan) 。其中的公共精神，不僅(jin) 在正當性意義(yi) 上，也在政體(ti) 維度上有所體(ti) 現。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