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科技與(yu) 儒學的同步發展

作者：樂(le) 愛國

來源：《大眾(zhong) 日報》2014年10月22日

時間：甲午年九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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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ong) 中國古代科技與(yu) 儒學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科技經曆了科技體(ti) 係奠基的春秋戰國時期、科技體(ti) 係形成的漢代、科技持續發展的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科技發展至高峰的宋元時期以及科技緩慢發展的明清時期，直至後來的衰落；同樣，儒學也經曆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創立、漢代經學的形成、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儒釋道三足鼎立、宋代理學以及明清經世之學，直至後來的衰落。如果將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與(yu) 儒學的發展曆程對應起來，便不難發現，儒學的發展與(yu) 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是同步的。需要指出的是，儒學發展與(yu) 古代科技發展的同步性不能簡單地視為(wei) 一種偶然現象，尤其是儒學發展的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時期，即儒學成為(wei) 主流文化的漢代與(yu) 儒學以理學的形式再次占據主導地位的宋代，恰恰是古代科技發展的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時期，即漢代古代科技體(ti) 係的形成時期，宋元時期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時期。這種吻合足以說明儒學發展與(yu) 古代科技發展的同步性存在著某種內(nei) 在的聯係和關(guan) 聯性。

一、漢代科技體(ti) 係的形成與(yu) 儒學

儒學自春秋戰國時期形成，至漢代被官方化，上升為(wei) 主流文化，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hui) 各個(ge) 領域中占據了統治地位。與(yu) 之相對應的是古代科技的迅速發展，至漢代形成完整的科技體(ti) 係，尤其是，中國古代的數學、天文學、醫藥學和農(nong) 學四大學科大致在漢代各自都具有了自己的科學範式，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知識體(ti) 係。

數學以漢代的《九章算術》為(wei) 代表，以解決(jue) 社會(hui) 的各種實際問題為(wei) 主要目的，以算籌為(wei) 主要的計算工具，以十進位值製的記數係統進行各種運算，是一個(ge) 包括算術、代數、幾何等各種數學知識的體(ti) 係。然而，《九章算術》源自於(yu) 儒家經典《周禮》中所說的“九數”，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九章算術注·序》認為(wei) ，周公製禮而有“九數”，“九數”即《九章》，秦始皇焚書(shu) 之後，漢代北平侯張蒼等人對《九章》作了刪補，而有流傳(chuan) 至今的《九章算術》。然而，張蒼又是傳(chuan) 《春秋左傳(chuan) 》的經學家。據西漢劉向《別錄》所說，左丘明作《春秋左傳(chuan) 》，經過幾代的傳(chuan) 授而至荀子，荀子授張蒼。顯然，數學最早的經典《九章算術》與(yu) 儒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著名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甚至認為(wei) ，《九章算術》“是東(dong) 漢初年儒學的一部分，與(yu) 儒家的傳(chuan) 統思想有密切關(guan) 係”；“《九章算術》的編集與(yu) 東(dong) 漢初年經古文學派的儒士有密切的關(guan) 係”。

天文學以《周髀算經》的蓋天說、張衡的渾天說和宣夜說等宇宙結構理論以及漢代的曆法為(wei) 代表。重要的是，漢代儒家普遍對天文曆法感興(xing) 趣，並參與(yu) 了當時的天文曆法研究。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甚至說：“天文和曆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西漢經學家劉歆修《三統曆》，為(wei) 中國古代的曆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以桓譚、揚雄為(wei) 代表的不少儒家學者參與(yu) 了宇宙結構理論上的渾、蓋之爭(zheng) ，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漢代天文學家張衡對儒家經典多有研究，曾著《周官訓詁》，還曾“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而被看作儒家學者，而且他的天文學思想受到揚雄所著《太玄》的影響。由此可見，漢代的天文曆法與(yu) 儒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

醫藥學以《黃帝內(nei) 經》、《神農(nong) 本草經》以及張仲景的《傷(shang) 寒雜病論》為(wei) 代表，形成了完整的醫藥學體(ti) 係，其中包括以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人體(ti) 的生理現象、病理變化以及藥物性能。陰陽五行學說形成於(yu)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孟學派綜合各家之說構建了係統的陰陽五行自然觀，又經漢儒董仲舒的闡釋，而成為(wei) 陰陽五行說的正統表述。《黃帝內(nei) 經》一開始就以“黃帝”與(yu) “岐伯”對話的方式就如何養(yang) 生長壽展開討論，並分別闡述了真人、至人、聖人、賢人的養(yang) 生智慧，其中既有先秦道家的養(yang) 生思想，也有儒家的養(yang) 生思想。張仲景《傷(shang) 寒雜病論》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並且認為(wei) ，醫學的根本宗旨在於(yu) “愛人知物”、“愛躬知己”，實踐儒家“仁者愛人”的最高理念。

農(nong) 學以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為(wei) 代表，內(nei) 容涉及精耕細作、選種播種、作物栽培、果木種植、畜禽飼養(yang) 、食物加工等等許多方麵，體(ti) 現了中國古代農(nong) 業(ye) 精耕細作的基本特點。然而，《齊民要術》與(yu) 儒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它吸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講“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以儒家經典《周易》的“三才之道”為(wei) 基礎，要求“順天時，量地利”，反對“任情返道”；而且還大量吸收儒家經典中的農(nong) 學知識，成為(wei) 中國古代農(nong) 學研究的典範。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體(ti) 係是在漢代儒學成為(wei) 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在儒學的積極推動下得以形成的。

二、宋元時期的科技高峰與(yu) 儒學

宋元時期，儒學發展至新的高峰，古代科技也在這一時期達到高峰。這一時期，儒家學者普遍對自然知識以及科技感興(xing) 趣，或對科技有所研究；更為(wei) 重要的是，宋代儒家所形成的濟世精神、博學精神、求理精神和懷疑精神，對於(yu) 宋元科技達到高峰起到積極作用。

論及宋代儒家的濟世精神，首推北宋儒家範仲淹所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這一理念得到了同時代儒者的共鳴。張載誌在“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則道出了理學家的為(wei) 學旨趣，反映出北宋儒家普遍的濟世精神，並成為(wei) 宋元時期普遍的儒學精神。

宋代儒家大都博學多才，除了研讀儒家經典之外，他們(men) 無所不讀、無所不問，尤其對自然知識以及科技感興(xing) 趣。張載說：“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愈博則義(yi) 愈精微。”朱熹講“一書(shu) 不讀，則闕了一書(shu) 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yu) 他理會(hui) 過”；王應麟則講“君子恥一物不知，譏五穀不分”。

宋代儒家講“理”。歐陽修通過“疑古”、“疑經”拋棄了漢代儒學的章句之學，直接從(cong) 經典本身來闡發其義(yi) 理，從(cong) 而開創了義(yi) 理之學。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講自然之理。二程則要建立以“理”為(wei) 核心的包括自然之理在內(nei) 的理學，朱熹則繼承二程，集理學之大成，形成理學自然觀。

宋代儒家的求理精神，往往與(yu) 懷疑精神聯係在一起。宋儒要突破漢學的樊籬建立自己的義(yi) 理之學，需要有懷疑精神。宋學各學派要標新立異，自立門派，同樣也要有懷疑精神。張載說：“義(yi) 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朱熹說：“讀書(shu) 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學者不可隻管守從(cong) 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

與(yu) 宋代儒家一樣，宋代科學家也有濟世精神、博學精神、求理精神和懷疑精神。宋代科學最重要的代表沈括，撰寫(xie) 過不少儒學著作，其中《孟子解》推崇“君子之道”，闡發“以民為(wei) 本”，足以表現出他的濟世精神。同時，據《宋史·沈括傳(chuan) 》記載，他 “博學善文，於(yu) 天文、方誌、律曆、音樂(le) 、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作為(wei) 他的代表作，《夢溪筆談》既有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內(nei) 容，又有自然科學的內(nei) 容，反映出他的博學精神。

更為(wei) 重要的是，沈括還大講“理”。他的《續筆談》記載說：“太祖皇帝嚐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沈括講“理”，主要表現在科學研究上。在解釋黃河中下遊陝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的《夢溪筆談》說：“今關(guan) 、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yu) 尺，其泥歲東(dong) 流，皆為(wei) 大陸之土，此理必然。”所以，他要“原其理”。他在考察了雁蕩山奇特地貌後說：“予觀雁蕩諸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穀，不類他山，皆包在諸穀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穀中，則森然幹霄。原其理，當是為(wei) 穀中大水衝(chong) 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

沈括具有強烈的懷疑精神。他不盲目地相信與(yu) 遵從(cong) 前人的看法，而是用親(qin) 身的觀察、實驗予以驗證，並對錯誤的看法則提出了質疑和批評。當然，對於(yu) 前人的理論見解，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否定其錯誤的，肯定其正確的，體(ti) 現出科學性，是科學的懷疑精神。對於(yu) 沈括的科學懷疑精神，中國科學史家竺可楨有一段評論：“括對古人之說，雖加以相當之尊重，但並不視為(wei) 金科玉律。其論曆法一條，拋棄一切前人之說，主張以節氣定月，完全為(wei) 陽曆，而較現時世界重行之陽曆，尤為(wei) 正確合理。其言曰：‘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yu) 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予先驗天百刻有餘(yu) 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鬥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括去今已八百餘(yu) 年，冬夏時刻之有餘(yu) 有不足，鬥建之隨歲差遷徙，與(yu) 夫陽曆之優(you) 於(yu) 陰曆，雖早已成定論。而在括當時能獨違眾(zhong) 議，毅然倡立新說，置怪怒攻罵於(yu) 不顧，其篤信真理之精神，雖較之於(yu) 伽利略，亦不多讓也。”

應當說，宋元時期科學家具有濟世精神、博學精神、求理精神和懷疑精神，與(yu) 宋代儒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體(ti) 現了儒學與(yu) 科學的相互聯係、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而這正是宋元時期科技發展至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為(wei) 此，中國科技史家們(men) 認為(wei) ，宋代儒學“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創新的精神，無疑有推動科學發展的作用。宋元科學高峰期的出現，這是一個(ge) 因素”。

三、清代科技的衰落與(yu) 儒學

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至清中期，開始出現轉折而衰落。關(guan) 於(yu) 中國科技為(wei) 什麽(me) 在清中期之後衰落下去，這一問題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為(wei) 學者們(men) 所討論，其中有些人把中國近代科技衰落的原因歸咎於(yu) 儒學。筆者以為(wei) ，分析中國科技在清中期之後的衰落，應當從(cong) 清代的經濟基礎、政治製度以及科技文化政策等諸多方麵尋找原因，當然也應當具體(ti) 分析清代科技的衰落與(yu) 清代儒學的關(guan) 係。

論及清代學術，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yu) 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複古’為(wei) 其職誌者也。”“對於(yu) 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是指儒學的自我批判；“以‘複古’為(wei) 其職誌”，則是指清代儒學的主要特征。

明清時期有不少儒家學者研究科技，即使到了清中期也出現過一些對科技有所研究的大儒。乾嘉學派“以‘複古’為(wei) 其職誌”，致力於(yu) 整理古代文獻典籍，其中也包括了對於(yu) 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而且所編修的《四庫全書(shu) 》還收錄了一些西方科學著作，表明乾嘉學派對於(yu) 科技的重視。因此，很難把清代科技的衰落歸咎於(yu) 清代儒學本身。至於(yu) 清代儒學“對於(yu) 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則是儒學的進步，更不可能阻止科技的發展。

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之後，魏源撰《海國圖誌》，在係統介紹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地理、曆史和社會(hui) 的同時，對西洋兵器以及包括哥白尼日心說在內(nei) 的近代天文知識也作了詳細介紹，並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進而形成了持續半個(ge) 多世紀的“科學救國”思潮，直至民國時期。期間，張之洞提出“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把儒學與(yu) 西方科技聯係在一起，說：“《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讚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yi) 也。《大學》‘格致’與(yu) 西人‘格致’絕不相涉。……凡此皆聖經之奧義(yi) ，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與(yu) 此同時，還出現了大量以“格致”題名介紹西方科技的著作。直至1897年，康有為(wei) 編《日本書(shu) 目誌》，其中的“理學門”列舉(ju) 了《科學入門》、《科學之原理》等書(shu) 目，最早使用了“科學”一詞，從(cong) 而實現了從(cong) 儒家“格物致知”概念向“科學”概念的過渡。

然而，由於(yu) 種種原因，清代儒學雖然仍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但缺乏新思想的創造動力；他們(men) 對於(yu) 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實際上並沒有轉化為(wei) 對於(yu) 科技的研究；他們(men) 主張學習(xi) 西方科技，但最終沒有能夠挽救中國科技的衰落。不可否認，在這一時期的儒學發展中，也有過一定程度的學術繁榮，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學術大家，但終究沒有創造出超越前人的新思想，缺乏引領社會(hui) 發展的思想大師。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學衰落了，儒學對於(yu) 社會(hui) 的影響力衰落了。

所以，在清代科技的衰落與(yu) 清代儒學之間，可能不是清代儒學阻止了清代科技的發展，而是清代儒學由於(yu) 自身的衰落，無法像漢代儒學那樣促進古代科技體(ti) 係的形成，也無法像宋代儒學那樣促進科技達到高峰，所以在麵對清代科技的衰落時，縱有各種各樣的努力，也終究不能阻止科技的衰落。

清代科技為(wei) 什麽(me) 會(hui) 衰落？這固然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同樣，清代儒學為(wei) 什麽(me) 會(hui) 衰落？這也是一個(ge) 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儒學的衰落與(yu) 科技的衰落為(wei) 什麽(me) 都發生在清代？儒學的衰落與(yu) 科技的衰落二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guan) 係？這更是討論清代科技的衰落與(yu) 清代儒學的關(guan) 係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古代科技伴隨著儒學一起發生、發展，直至宋元時期一起達到高峰之後，在清中期後伴隨著儒學一起衰落下去。

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與(yu) 儒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同步性和關(guan) 聯性。當然，這種同步性和關(guan) 聯性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古代科技的發展隻是依賴於(yu) 儒學的發展、儒學發展是古代科技發展的唯一動因。科技的發展有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等諸多方麵的原因，而且，文化本身的發展、儒學的發展也最終取決(jue) 於(yu) 社會(hui) 的經濟、政治等因素。即使是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對古代科技的影響看，除儒學外，道家道教以及佛教都對古代科技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科技是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背景中產(chan) 生和發展起來的，儒學、佛教、道家道教三大體(ti) 係都對古代科技的發展產(chan) 生著影響。但是，儒學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其對古代科技的影響應當是首位的，從(cong) 而成為(wei) 古代科技發展的主要的文化原因。重要的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與(yu) 儒學發展的同步性和關(guan) 聯性表明科技與(yu) 儒學二者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休戚相關(guan) 、興(xing) 衰與(yu) 共的密切關(guan) 係。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