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從(cong) 公德到私德 ——陳來在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講演

作者：陳來

來源：《文匯報》2014年10月17日

時間：甲午年九月廿九

           西曆2014年10月22日

圖片說明:梁啟超一生思想變化很大，他的思想和學術研究的方麵也很廣。

梁啟超《新民說》中的公德說在近代以來最有影響，人們(men) 甚至把《新民說》的道德思想僅(jin) 歸結為(wei) 公德說；而實際上，《新民說》中的“論私德”部分，對公德說作了很大的補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個(ge) 道德結構中的基礎意義(yi) 和重要價(jia) 值。

要真正了解梁啟超的思想，一定要破除一個(ge) 觀念，就是“啟蒙的一元論”

梁啟超一生思想變化很大，梁任公的思想和學術研究的方麵也很廣。今天我想集中在他早期一些思想文化活動，主要是圍繞《新民說》的道德問題來做討論。《新民說》是梁啟超1902年初開始寫(xie) 作的，應該說是他關(guan) 於(yu) “民德”思想，從(cong) 提出到轉變完成的這個(ge) 時期。所謂“民德”，就是人民的道德。關(guan) 於(yu) 這個(ge) 時期他的道德思想的提出，主體(ti) 上顯示了他對“公德-私德互補論”的一種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深刻性。這種深刻性不僅(jin) 超越了同時代的學者，在某種意義(yi) 上也是後來五四運動的新學者所不及的。要真正了解梁啟超的思想，一定要破除一個(ge) 觀念，就是“啟蒙的一元論”。如果僅(jin) 僅(jin) 從(cong) 推動思想進步、曆史進步這個(ge) 角度去看他的曆史貢獻是不夠的。

《新民說》一共有20節，梁啟超一邊寫(xie) ，一邊就發表在《新民書(shu) 報》上，一直到1906年才結束，曆時三四年，其中有一年他在北美。研究梁啟超現有的國內(nei) 外論著，都是討論《新民說》前期“論公德”的思想，把“論公德”作為(wei) 梁啟超道德倫(lun) 理思想走向近代和批評傳(chuan) 統思想道德的政革，而很少有學者顧及《新民說》後期所寫(xie) 的內(nei) 容。這表明在大多數學者來看，梁啟超“論公德”的思想才是最有意義(yi) 的。事實上也是這樣，當時在社會(hui) 上造成巨大影響的，正是論公德的部分。“論私德”是梁啟超1903年秋天從(cong) 美洲回來，整體(ti) 思想發生轉變的時期所寫(xie) 的。從(cong) 《新民說》最後完成的整體(ti) 來看，梁啟超對公德和私德是同樣重視和肯定的。他晚期所寫(xie) 的《私德說》，和前期所寫(xie) 的《公德說》，共同體(ti) 現了他的道德思考，補充了“公德說”的基礎，揭示了他的思想貢獻，以及中國傳(chuan) 統道德思想從(cong) 傳(chuan) 統到現代轉換的合理途徑。

《新民說》以“論新民為(wei) 中國第一急務”開宗明義(yi) 。梁啟超在《新民說》第三節《釋新民之義(yi) 》裏指出“新民雲(yun) 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cong) 人也”。在梁啟超以前，新民的呼籲已經出現，比如嚴(yan) 複《原強》裏麵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梁啟超在《新民說》裏也圍繞“新民德”展開。又如唐才常主張的“新其政必新其民”，維新包含的一個(ge) 方麵就是新民。但是這些講法都沒有梁啟超後來在日本時寫(xie) 的《新民說》那麽(me) 係統、雄辯，影響巨大。梁啟超可以說是承繼了嚴(yan) 複這些人的思想，他從(cong) 《新民叢(cong) 報》伊開辦，就公開他的宗旨：“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yi) ，以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但是嚴(yan) 複、梁啟超講的新民特指近代意義(yi) 上的國民道德的改造與(yu) 更新。他明確指出，新民之新字包含有二義(yi) ：一個(ge) 意義(yi) 是說，要鍛煉激發本有的德性而使其日新之、自新之；另一個(ge) 意義(yi) 就是要學習(xi) 采納本來所沒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納新、開新、更新之，兩(liang) 者要兼備。

梁啟超提出僅(jin) 僅(jin) 保守自己的道德文化是不夠的，“聖賢所訓示，祖宗所遺傳(chuan) ”，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承給我們(men) 的主要是“使之有可以為(wei) 一個(ge) 人之資格，有可以為(wei) 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為(wei) 一鄉(xiang) 、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為(wei) 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為(wei) 一國國民之資格”。在梁啟超的時代，因為(wei) 共和國還沒有出現，是封建王朝的子民，當然沒有近代國民資格的自覺。但梁啟超認為(wei) ，在列國並立、弱肉強食的時代，民族國家的自立之道，首先就是要樹立“國民”之意識，或者說一國公民的意識。他認為(wei) 這是學習(xi) 西方的根本所在。這是《新民說》一個(ge) 基本的態度。

梁啟超對公德的倡揚和呼籲，直接來自他在這一時期的國家主義(yi) 立場和對作為(wei) 近代國家的日本的建設的借鑒，還有日本一些學者的影響

公德說是以提倡公德為(wei) 主導方向的。雖然也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但主導的方向是要提倡公德的，這是新民的主要方向。“論公德”是梁啟超1902年3月寫(xie) 好發表的，是把近代的啟蒙思想應用於(yu) 當時中國政治和道德領域的表現。他在《新民說》第5節“論公德”就開始全麵論述關(guan) 於(yu) 私德與(yu) 公德的理解和認識。他提出沒有公德是不能組成一個(ge) 國家的，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統一體(ti) 的兩(liang) 個(ge) 方麵，“獨善其身”者是私德，“相善其群”者是公德。也就是說“公德”是個(ge) 人與(yu) 社群關(guan) 係的道德，“私德”是個(ge) 人求自身品性的完善。兩(liang) 者都是人生必需的道德，也都是立國所必需的。梁啟超主張，缺少私德的民眾(zhong) 不可能組成國家，隻有私德而缺少公德的國民更不能組成國家。他說：“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yu) 一私人之對於(yu) 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一般認為(wei) ，梁啟超對公德的倡揚和呼籲直接來自於(yu) 他在這一時期的國家主義(yi) 立場和對作為(wei) 近代國家的日本的建設的借鑒，還有日本一些學者的影響。

他在《新民說》第1節“論新民為(wei) 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裏說，公德是人類社群、國家組織成立的根本,使個(ge) 人與(yu) 國家聯結成一體(ti) 成為(wei) 可能。梁啟超在鼓吹公德的時候，他近乎把公德作為(wei) 國家成立的堅決(jue) 條件。當然這個(ge) 說法也是有問題的，因為(wei) 社會(hui) 公德應該說是和社會(hui) 組織的形成同行壯大。中國近代思想家往往把文化的近代化看作是社會(hui) 近代化的前提來加以鼓吹，形成一種文化決(jue) 定論，這在理論上是有缺陷的。但就實踐來說，這些新觀念的宣揚，對社會(hui) 進步起到促進作用。梁啟超強調：“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梁啟超認為(wei) “束身寡過”屬於(yu) 私德，但是人民不知道什麽(me) 是公德，不知道什麽(me) 是個(ge) 人對群體(ti) 的義(yi) 務。他所強調的是，近代國民一定要盡自己對國家所負擔的義(yi) 務，追求益群利群，不能夠隻享受群體(ti) 的好處而不承擔對於(yu) 國家的責任。所以他認為(wei) 中國古代太注重“身”的人難免對“群”有忽視。他的一個(ge) 很明確的觀點就是：中國要從(cong) 衰落轉向振興(xing) ，一定要加強國民對“群”的責任意識，而這個(ge) “群”不是指社會(hui) ，是指國家。

近代西方思想對個(ge) 人和社會(hui) 之道德的區分，始見於(yu) 邊沁對“私人倫(lun) 理”與(yu) “公共倫(lun) 理”的區分，此後密爾在其《論自由》中特別區分“個(ge) 人道德”和“社會(hui) 道德”。但梁啟超以愛國的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出發點，把個(ge) 人對群體(ti) 的自覺義(yi) 務，特別是個(ge) 人對國家的自覺義(yi) 務，看成公德的核心，這顯然反映了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受壓迫而欲自強的時代要求——救亡圖存。就西洋近代所突出的公德來看，其意義(yi) 主要指人在社會(hui) 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以及對公共財物所持的態度，對行政公務所承擔的責任，對社會(hui) 公益事業(ye) 的關(guan) 注——也即突出社會(hui) 公德，並不突出“國家”意識。但梁啟超的公德說受到日本近代重視公德的影響，如加藤弘之等人的國家主義(yi) 的影響。梁啟超的國家主義(yi) 對中國來講是一種“救國”的國家主義(yi) ，“利群”是指利於(yu) “救國”，其公德說的主要宗旨端在“愛國主義(yi) 之發達”。

梁啟超認為(wei) 私德的條目變化是非常少的，而公德的條目變化是比較多的。所以就公德而言，道德是隨曆史的演化而變化、發展、進步的。於(yu) 是，他提出今天的曆史處境已經根本改變，在新的曆史形勢下，為(wei) 了中國的生存發展，需要一種“新道德”，以團結國人，改善、發展中國。這種“新道德”所指的主要是公德，故說“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主要就是用新道德啟蒙人民，而新道德主要是愛國、愛群、愛真理等公德。不過，在有些地方梁啟超並未區分私德和公德，如他說以道德革命發展新道德，以抵禦西方物質文明的泛濫，以免於(yu) 人人陷於(yu) 禽獸(shou) ，這裏所說的德就應該不僅(jin) 僅(jin) 是指公德而言了。不管怎麽(me) 說，他的新道德和道德革命之說，開了後來新文化運動的先河。就公德的條目而言，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特別立專(zhuan) 節論述的，包括國家意識、進取意識、權利思想、自由精神、自尊合群、義(yi) 務思想等，這些對當時的國人是振聾發聵的。1903年梁啟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黨(dang) 的腐化，深為(wei) 不滿，最後導致了他思想的轉變

梁啟超1902年著寫(xie) 《新民說》的“論公德”一節，開宗明義(yi) 地突出公德問題，逐節討論權利思想、自由等，在當時影響很大。但一年多之後，他的思想有所變化，重新重視私德的意義(yi) ，著寫(xie) 了“論私德”作為(wei) 該書(shu) 的第18節。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梁啟超在這裏解釋說，在過去的一年裏，他所寫(xie) 的《新民說》的此前部分，即第1節到第17節，大力提倡公德，而未列舉(ju) 私德，並不是說私德不需要，而是因為(wei) 中國古先聖賢論述私德已經圓滿充分，不必再費詞舌。然而沒有想到，在倡揚公德時，有些人把公德和私德對立起來，從(cong) 而不僅(jin) 沒有利國利群，反而由於(yu) 蔑棄私德，引起社會(hui) 的不滿。有鑒於(yu) 此，他又專(zhuan) 節論述私德的意義(yi) ，以補充《論公德》的不足。應該指出，1903年梁啟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黨(dang) 的腐化，深為(wei) 不滿，最後導致了他思想的轉變。在梁啟超的《年譜長編》裏是這樣講的：“先生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從(cong) 前所深信之破壞主義(yi) 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因此，《新民說》中對私德的討論，並不是書(shu) 齋中的思考得到的結論，而是梁啟超在這一年多中對政治領域所見所聞的心得所引發的，這些思考比較周全地處理了私德與(yu) 公德的關(guan) 係，有著重要意義(yi) 。

在《論私德》中，梁啟超對私德與(yu) 公德之關(guan) 係作了進一步的探討，發展了他前期對私德的認識。從(cong) 作用來說，公德是團體(ti) 成員對團體(ti) 的態度，實際上是作用層麵的東(dong) 西。和作用相對的是本體(ti) ，從(cong) 本體(ti) 來說，公德是團體(ti) 成員共同具有的德性。因而，個(ge) 人所沒有的德性，也不可能成為(wei) 團體(ti) 共有的德性，就好像一個(ge) 盲人組成的團體(ti) 不可能有視覺明亮的德性一樣。今天社會(hui) 在公德建設方麵遇到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私德有大缺點所造成的。“欲鑄國民，必以培養(yang) 個(ge) 人之私德為(wei) 第一義(yi) 。欲從(cong) 事於(yu) 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yang) 其個(ge) 人之私德為(wei) 第一義(yi) 。”培養(yang) 國民道德，應以培養(yang) 私德為(wei) 先務，從(cong) 事國民道德教育的人，應首先重視培養(yang) 自己的私德。這個(ge) 講法便與(yu) 一年前他在《論公德》篇中所論者，有很大的變化。梁啟超對私德與(yu) 公德作了重新思考，他認為(wei) 道德不論其公德或私德，主體(ti) 是一樣的，作為(wei) 主體(ti) 的客體(ti) ，無論“他人”的數量多少，與(yu) “他人”發生關(guan) 係的“自我”作為(wei) 主體(ti) 是同一的。隻要主體(ti) 的道德是為(wei) 了增益於(yu) 公益，他所發之對象客體(ti) 的差別並不是決(jue) 定性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道德區分公私不一定有意義(yi) 。他在這裏提出，公德是私德的進一步推廣。那些有私德而公德不備的人，主要是缺少在私德基礎上的進一步推擴。但是如果私德不立，則用以推擴的基礎也無以成立，這和他前期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在這一點上，不僅(jin) 把公德看成私德的推廣，而且把新道德在道德革命的問題上也做了改寫(xie) 。

梁啟超在這裏明確地否定了他在《論公德》篇中表達的道德革命論，因為(wei) 道德革命即是一種激進破舊主義(yi) ，正是他在此時力加反對的。同時他對先前所持的“新道德”主張也進行反省，認為(wei) 新道德隻是理想，不是當下能夠實踐的。他甚至提出“道德”本於(yu) 良心的自由，無古今、無中西、無新舊。而“行道德”，即道德的實際實踐，則應根據社會(hui) 習(xi) 俗、文化、製度的不同而因地製宜、因時製宜，在近代中國的轉變時期，就是應當主要依據於(yu) 中國的傳(chuan) 統進行德育教育。他認為(wei) ，西方道德的根源，起於(yu) 宗教製裁、法律製裁、社會(hui) 製裁，這三者在古代中國是沒有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hui) 建立不起來。可見他對前期的文化決(jue) 定論是有所更改的，要因時因地製宜。所以他結論說：“然則今日所恃以維持吾社會(hui) 於(yu) 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chuan) 固有之舊道德而已。”

梁啟超在《論私德》中所說的道德，顯然並非專(zhuan) 指公德，而是主要指私德。這一說法實際上是把道德歸結為(wei) 美德，帶有德性倫(lun) 理學的色彩，因為(wei) 公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關(guan) 注個(ge) 人品質，後者是德性論，前者是規範論。

近代以來有些西方政治思想家主張，不要把適合於(yu) 私人生活或個(ge) 人關(guan) 係的道德標準用於(yu) 政治行為(wei) ，但20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不讚成把公德與(yu) 私德截然分割開來，那種認為(wei) 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顧私人生活的道德標準的主張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已經無法立足。和一般啟蒙學者不同，梁啟超因很早便從(cong) 事政治活動，所以他對私德重要性的覺悟來得更早，關(guan) 聯到整個(ge) 社會(hui) 政治視野。

《論私德》及其影響下的《德育鑒》等書(shu) 的編訂，根本確立了梁啟超作為(wei) 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場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論在近代的調適和發展的典範

梁啟超基於(yu) 對道德與(yu) 社會(hui) 變革的理解，在德育問題的認識上，與(yu) 其他的社會(hui) 改革人士大不相同。他自認為(wei) 是當時新學中重視提倡德育的人。

梁啟超指出，儒學思想史的學習(xi) ，西方倫(lun) 理學史的學習(xi) ，雖然其中包括了很多深刻的道德理論思考，述及眾(zhong) 多的倫(lun) 理學派別，但此類學習(xi) 與(yu) 科學的學習(xi) 相同，隻是增益了人的知識，並不能直接增進道德。所以，了解他人的道德經驗並不能增進自己的道德，知識的博學並不能代替德育。在他看來，近代德育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以智育代替德育,把救國的重點放在智育之上。而事實上德育對於(yu) 救世救國更具根本性意義(yi) 。至於(yu) 德育的做法，他采取比較傳(chuan) 統的方法，吸收了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的講法，即用一兩(liang) 句話，或幾個(ge) 字標出修身功夫的宗旨，簡要直截，使學者能夠有下手處。

據此，他提出了“正本”、“慎獨”、“謹小”三項德育修身的要領，作為(wei) 一種示範，提供給大家參考。他希望人們(men) 都像他一樣，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古人嘉言作為(wei) 功夫條目，自用自行，安身立命。在論述“正本”、“慎獨”、“謹小”這三綱領的意義(yi) 時，他以王陽明《拔本塞原論》為(wei) 依據，充分顯示出王學在他的德育觀中占有主導的地位。《新民叢(cong) 報》1902年初在日本出版，梁啟超“日撰五千言，以《新民說》、《新民議》兩(liang) 篇為(wei) 主”。1903年春，梁氏應美洲保皇黨(dang) 之邀，遊曆加拿大、美國各地，廣泛接觸了保皇黨(dang) 、革命黨(dang) 人士，10月啟程返回亞(ya) 洲。翌年到香港開保皇大會(hui) ，2月末由香港至上海，3月複返日本。在這一期間，梁啟超對革命黨(dang) 人的行為(wei) 愈加不滿，直接導致了他在思想上對德育的重新重視。

《論私德》發表於(yu) 1903年末1904年初，當時引起不少注意。黃遵憲這一時期與(yu) 梁啟超信件往來較多，對梁啟超影響較大，但梁啟超並沒有按黃氏所勸去編著德育教科書(shu) ，而是作了《德育鑒》這樣的傳(chuan) 統德育書(shu) 。1905年梁啟超作成《德育鑒》，發揮了他在《論私德》中提出的德育主張，選錄古代儒者論道德修身語錄數百條，加以“啟超謹按”，進行評述，發明儒者修身大意。其前言首曰：“鄙人關(guan) 於(yu) 德育之意見，前所作《論公德》、《論私德》兩(liang) 篇既已略具，本書(shu) 即演前文宗旨，從(cong) 事編述。”可見《德育鑒》是根據《論公德》與(yu) 《論私德》的思想，編述古人道德修身治心的語錄，作為(wei) 德育的參考。就實際來說，此書(shu) 主要是申演《論私德》的宗旨而編成的，應無疑義(yi) 。

在張灝的著作中，在談到《德育鑒》時有一種明顯的傾(qing) 向，即努力把梁啟超和儒家傳(chuan) 統拉開一些距離，以避免把梁啟超肯定為(wei) 一位儒家思想家。他認為(wei) 梁啟超的人格理想已經不是傳(chuan) 統的內(nei) 聖外王理想，梁啟超《新民說》主張的道德價(jia) 值也多為(wei) 新的價(jia) 值觀，更對傳(chuan) 統秩序和製度提出了改革的挑戰。我認為(wei) 這裏的關(guan) 鍵在於(yu) 要用動態和發展的觀點理解“儒家”，特別是“近代新儒家”，而避免用一個(ge) 單一的本質主義(yi) 的儒家概念去判斷儒家的多元體(ti) 現和曆史發展。傳(chuan) 統儒家的體(ti) 現形態本身就是多元的，不是單一的。而無論近代或現代、當代的新儒家學者，都不再與(yu) 傳(chuan) 統儒家完全一致。他們(men) 大都批判地肯定工業(ye) 文明、民主政治、科學發展、現代化社會(hui) 組織，並廣泛吸收現代價(jia) 值觀；但在基本道德價(jia) 值、基本人生理念、基本修身方法，以及文化認同上，仍堅持肯定儒家的基本觀念。尤其是像梁啟超這樣堅持以宋明儒學功夫從(cong) 事修身實踐，堅持儒家的德育傳(chuan) 統，在近代學者中已實屬罕見，雖然他與(yu) 乃師康有為(wei) 的思想有所區別，但同為(wei) 近代之新儒家，應無可疑。

總之，雖然梁啟超《新民說》中的公德說在近代以來最有影響，人們(men) 甚至把《新民說》的道德思想僅(jin) 僅(jin) 歸結為(wei) 公德說；而實際上，《新民說》中後寫(xie) 的論私德，對公德說作了很大的補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個(ge) 道德結構中的基礎意義(yi) 和重要價(jia) 值。因而，《論私德》不僅(jin) 深化了他個(ge) 人在《新民說》初始的道德論，而且對由啟蒙推動的近代化運動帶來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新文化運動發起的十年前，便已作了根本性的揭示，顯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見。《論私德》及其影響下的《德育鑒》等書(shu) 的編訂，根本確立了梁啟超作為(wei) 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場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論在近代的調適和發展的典範，這從(cong) 現代新儒家梁漱溟由梁啟超《德育鑒》得到的啟發和受到的影響亦可見一斑。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