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先生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三種著作

作者：陳來

來源：《楊天石先生九十壽誕紀念文集》

楊天石先生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三種著作

楊天石先生有幾種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舊著，這幾部書(shu) 寫(xie) 於(yu)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距今已有四、五十年了。七十年代末他即轉向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成就卓著，至今筆耕不止。楊先生那幾種宋明理學的舊著，我當年都讀過，現在回過頭去看五十年前那個(ge) 時代的論著之得與(yu) 失，需要重新加以認識。

1979年《中國哲學》這一著名的輯刊開始編印出版，不久楊先生便被增聘為(wei) 編委。與(yu) 龐樸、孔繁、李澤厚、樓宇烈等先生並列為(wei) 編委，可見他在當時是被視為(wei) 中國哲學領域的中年精英、有成就的專(zhuan) 家。當時楊先生初屆中年，他已經出版了兩(liang) 種明代哲學的書(shu) ，即《王陽明》與(yu) 《泰州學派》。雖然這兩(liang) 部書(shu) 的篇幅不大，但與(yu) 當時同齡學者相比，在1980年時便已經出版了兩(liang) 部書(shu) 的學者，在那時是極為(wei) 少見的，多數人那時還未出版過一本書(shu) 。所以當時侯外廬先生對李澤厚、楊天石兩(liang) 位加入編委會(hui) 表示“很高興(xing) ，很歡迎”，這的確顯示出楊先生當時在中國思想史學界中，是已經成名且受到老先生關(guan) 注的中年學者了。

楊天石先生北大中文係畢業(ye) ，畢業(ye) 後長期從(cong) 事中學語文教學，但他研究中國哲學思想起步很早。早在1960年代前期他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韓貞的保守思想》，引起侯外廬、任繼愈和學界的注意。他對泰州學派韓貞的關(guan) 注首先得益於(yu) 楊先生的父親(qin) 從(cong) 鄉(xiang) 鄰韓貞後人借得的韓貞的《韓樂(le) 吾詩集》。在研究韓貞之後他進而研究韓貞的老師王艮，而王艮是王陽明晚年的重要弟子，也是泰州學派的創始人。楊先生研究王艮的文章《關(guan) 於(yu) 王艮思想的評價(jia) 》在1963年發表於(yu) 當時的權威刊物《新建設》。此文一反流行的以泰州學派為(wei) 異端的論斷，也因此青年楊天石就被視為(wei) 明代陽明學的研究學者而受到關(guan) 注。反對把泰州學派看做異端的觀點在1990年代以來已經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但最開始是由楊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可見楊先生從(cong) 一開始就就顯露出獨立思考的學術性格。

“文革”中，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hui) 後毛主席提倡反對先驗論，於(yu) 是中華書(shu) 局找到楊先生約寫(xie) 一本關(guan) 於(yu) 王陽明的書(shu) 。他以很快的速度寫(xie) 了5萬(wan) 餘(yu) 字的《王陽明》，於(yu) 1972年12月出版，當時頗受到社會(hui) 關(guan) 注和讀者歡迎。因為(wei) 那時學者研究與(yu) 學術出版一片荒蕪，如北京大學與(yu) 學部各研究所的學者全部下放五七幹校，根本無法進行學術研究和寫(xie) 作。從(cong) 這一點來說，楊先生當時在北京中學教書(shu) ，不用下放五七幹校，也算是幸運了。不管怎麽(me) 說，這本小書(shu) 在當時是頗受注意的，楊先生也就開始廣為(wei) 人知了。

王陽明的書(shu) 出版之後，楊先生即以以前的研究為(wei) 基礎，在1973年寫(xie) 成了《泰州學派》一書(shu) ，8萬(wan) 餘(yu) 字，而其出版則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10月。打倒四人幫之後，適應時代環境的變化，此書(shu) 作了部分修改，但主要觀點未變。《泰州學派》出版後中華書(shu) 局又約楊先生寫(xie) 一本朱熹的書(shu) ，這時楊先生已經調入近代史所，但仍堅持完成此書(shu) 的寫(xie) 作。1982年3月《朱熹及其哲學》出版，全書(shu) 15萬(wan) 字。從(cong) 寫(xie) 法上說，此書(shu) 與(yu) 楊先生的前兩(liang) 部書(shu) 相近，但比前兩(liang) 書(shu) 更具有學術性了。這樣，楊先生既寫(xie) 過心學大師王陽明，又寫(xie) 了理學大師朱熹，他自己也說“關(guan) 於(yu) 宋明道學的兩(liang) 大流派，我都寫(xie) 到”。在從(cong) 發表韓貞的論文到此時《朱熹及其哲學》出版，在近20年的時間裏，楊先生在“業(ye) 餘(yu) ”的狀態下“專(zhuan) 業(ye) 地”完成了上述理學三本書(shu) （他在這期間還寫(xie) 了不少晚清民國史的書(shu) 稿），那真是不容易，由此可見楊先生的才氣過人。應該指出，這三本書(shu) 的寫(xie) 作，雖然都有中華書(shu) 局編輯約稿的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表現出楊先生對哲學思想史領域的一種發自內(nei) 心的眷注。

就這三本書(shu) 而言，關(guan) 於(yu) 明代心學的兩(liang) 本，受到寫(xie) 作時代曆史的限製，缺陷是明顯的。《王陽明》以階級鬥爭(zheng) 、農(nong) 民革命為(wei) 主導基調，以牧師和劊子手雙重職能來分析王陽明其人其學，在今天已經過時。但盡管如此，在對王陽明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知與(yu) 行等問題的分析上，此書(shu) 應該說也達到了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性水平。而《泰州學派》一書(shu) 表達了他的不少獨到的見解。如此前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對泰州學派隻講王艮的萬(wan) 物一體(ti) 和何心隱的叛逆，而楊書(shu) 在敘述王艮、何心隱之外，又敘述了王襞、韓貞、顏鈞、耿定向，較《中國思想通史》全麵很多。對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和在生活中以行為(wei) 指點良知，此書(shu) 指出王陽明已經開始用日常事例說明百姓日用即是道，開啟了王艮的指點良知和王襞講自然之謂道的先河。在敘述泰州學派思想上，與(yu) 《中國思想通史》不同，楊天石注重“製欲非體(ti) 仁”論，強調“不著意”的分析，強調“心之本體(ti) ”，強調“性體(ti) 活潑”論，這就進入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內(nei) 在分析。楊書(shu) 能關(guan) 注到這些問題加以哲學分析，雖然分析還可更加深入，但已超過了《中國思想通史》對泰州學派的理解把握，也超過《王陽明》對陽明思想的把握，是很難得的。

關(guan) 於(yu) 楊先生《朱熹及其哲學》一書(shu) ，此書(shu) 的寫(xie) 作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此時楊先生已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故此書(shu) 的學術性較前二書(shu) 大為(wei) 增強。楊先生此書(shu) 哲學分析的特點是以規律釋理，這與(yu) 30年代張岱年先生的解釋分析相近，這就使得此書(shu) 在基本點上站住了腳。此書(shu) 出版時我已研究生畢業(ye) ，在北大哲學係教書(shu) ，這也使我想起與(yu) 楊先生此書(shu) 差不多同時出版的另一本朱熹研究的專(zhuan) 著，即張立文先生1981年9月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張書(shu) 52萬(wan) 字，自然比楊書(shu) 內(nei) 容廣闊，但就80年代初的學界評價(jia) 來看，張書(shu) 受到的批評不少，而楊書(shu) 並未受到類似的批評。從(cong) 這一點來說，可以看出楊先生此書(shu) 在當時是受到學術界肯定的。總之，對楊先生的理學三書(shu) ，我們(men) 須要從(cong) 學術史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評價(jia) 它們(men) 在當時的地位和作用。

那麽(me) ，通觀以上所說楊天石先生理學三書(shu) ，如何掌握其特點呢？楊天石先生晚年在《楊天石文集》貳的自序中說：“我原來學文學，善於(yu) 用淺顯明白的語言表達和分析艱難深奧的哲學命題，例如我在敘述‘理學’和‘心學’這兩(liang) 大道學流派的不同時，從(cong) 思維途徑和論證方式入手，指出朱熹是從(cong) 火之必向上與(yu) 水之必向下，四條腿的椅子抽去一條腿必定坐不穩等自然現象出發，以此論證為(wei) 子盡孝、為(wei) 臣盡忠等道德倫(lun) 理概念的必然性。而王陽明則是以目自明、耳自聰等人的生理本能的天賦性，論證子孝臣忠等道德倫(lun) 理觀念同樣具有天賦性。這樣的敘述分析就將理學和心學兩(liang) 大流派的區別及其致誤原因講得清楚明白。似乎前人還沒有這樣講過。”這個(ge) 介紹很平實，講明了他的研究特點。而且，用“必然性”和“天賦性”來區別理學、心學論“理”思維的不同，在此書(shu) 之前確實並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分析，可見這一看法決(jue) 非人雲(yun) 亦雲(yun) ，而是他自己認真研究思考體(ti) 會(hui) 得來的。

對於(yu) 這幾部書(shu) 的缺限，楊天石先生晚年也承認，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著眼於(yu) 批判，故“對於(yu) 宋明理學中思想的積極因素缺少敘述分析，可以說是大缺限”。特別是後來，在他晚年幾次再寫(xie) 朱熹時，已經比較注意發掘其思想中合理的內(nei) 核。2019年他在為(wei) 《朱熹：孔子之後第一儒》寫(xie) 的序中，特別注意發掘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積極成分和今後仍可為(wei) 世所用的部分，顯示出他的學術思想在其晚年的重要改變。針對宋明理學的理欲觀，他指出，物質欲望和精神欲望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是推動社會(hui) 進步發展的力量。但人的欲望又是危險的，不可任其發展膨脹，必須加以約束限製。他說：“理和欲的矛盾是人類和人類社會(hui) 的永恒矛盾，認識和發現這一矛盾是宋儒的貢獻、中國思想家的貢獻。因此要提倡以理製欲，或以理控欲，這是人類社會(hui) 的永恒道德要求，謂之普世價(jia) 值，誰曰不宜？”這些話充分肯定了儒家哲學、宋明理學以理製欲的思想，尤其是將之視為(wei) “普世價(jia) 值”，顯示出楊先生晚年在在學術思想上的深刻變化，也說明他對宋明理學思想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ge) 新的更高的境界。

楊天石先生已屆米壽，最近他要我對他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舊著作一點評論，我就不避淺陋，寫(xie) 了以上的感想，向楊先生請教。

2024年11月8日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