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我們(men) 的公共傳(chuan) 統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天府新論》2014年第2期

時間：甲午年九月廿三

           西曆2014年10月16日

今天我們(men) 在一起來探討“中國時刻的思想創發”，無疑包含了對於(yu) 未來理想圖景的一種前瞻和期許，寄托了對於(yu) 中國時刻的文明自覺與(yu) 思想抱負。鑒往知今，這不禁讓我想起，過去百多年來，我們(men) 一直也是在一條現代創新的道路上摸索，而這條道路的特征，可以說是一條背叛或拋離文明傳(chuan) 統的創新之路，是要在某種鳳凰涅槃的詩情浪漫中追求中國的浴火重生。

二十五年前，餘(yu) 英時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著名演講中論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yu) 保守”，慨歎現代中國思想的激進化進程，如“巨石走峻阪”，不知極止。而對此能夠形成牽製、均衡和反思的保守力量，卻微弱如絲(si) ，幾至斷絕。在餘(yu) 先生看來，中國的現代轉型之所以跌宕多厄，一個(ge) 重要緣由就在於(yu) 思想文化上要求改變乃至激進變革的力量過於(yu) 神聖不可違逆，未能有積極的保守路向與(yu) 之形成互動。

對於(yu) 全盤反傳(chuan) 統主義(yi) 的蔽障，二十多年來已經有了初步的痛定思痛。在我看來，如果未來能夠真正實現“中國時刻的思想創發”，一個(ge) 關(guan) 鍵的環節尚在於(yu) 如何擺脫五四啟蒙心態的束縛，真正地回溯文明傳(chuan) 統的理想精神，吾所謂“真機願力”者，從(cong) 而在此基礎上實現保守與(yu) 維新的良性互動。啟蒙心態中的唯理主義(yi) 與(yu) 激進主義(yi) ，曾經炮製出一種反題絕境，遺留下重重黑洞，如果沒有真正有力的解蔽和去惑，則思想創發難以展開。

所謂“反題絕境”，是指在現代轉型目標驅使下，完全從(cong) 消極視角來解構中國傳(chuan) 統的偏執心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yu) “科學”為(wei) 理想，把儒家傳(chuan) 統視為(wei) 專(zhuan) 製與(yu) 迷信的做法，是其典型表達。其悖謬，已不必贅言。當下學界，不僅(jin) 能從(cong) 二者正相關(guan) 的視角重新探討這個(ge) 主題，而且也開始對民主理想、科學主義(yi) 代表的西方現代性進行反思。

而我所說的“黑洞”，則不是幡然覺悟就能徹底走出的。如何在一種建設反思的意義(yi) 上，對於(yu) 人類道德與(yu) 政治的基本事務，諸如信念信條、道德感、德行、共識、慣例、技藝養(yang) 成溫習(xi) 的智慧？對於(yu)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的理解和把握，如何化解現代各種意識形態業(ye) 力的重構和遮蔽？其中的一大關(guan) 目就在於(yu) ，對於(yu)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的精義(yi) 與(yu) 價(jia) 值、在中國政治和文化共同體(ti) 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我們(men) 的理解是否能真正深入肯綮、窺見堂奧，而不止於(yu) 現代主義(yi) 的對塔說相輪？

例如，對於(yu) 儒家與(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我們(men) 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思現代心智所提供的宗教與(yu) 政治、意識形態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範疇？我們(men) 能夠不以西方政教關(guan) 係為(wei) 潛在模板來如實概括儒家與(yu) 政治傳(chuan) 統的內(nei) 在機理嗎？我們(men) 能夠不落於(yu) 意識形態的思維窠臼來體(ti) 察儒家的政教治理模式嗎？再如，在認識到現代專(zhuan) 製主義(yi) 敘事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諸多汙名之後，我們(men) 又能夠以什麽(me) 樣的範式來傳(chuan) 達對於(yu) 這一傳(chuan) 統的精到理解？該如何避免道德主義(yi) 的空洞想象而明了儒家的教化傳(chuan) 統、德行精神？

諸如這些問題，在學識和思想上，對於(yu) 當前的學人都是懸而未解的重要挑戰。而這些挑戰的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是學術上的。因為(wei) 他們(men) 與(yu) 基於(yu) 傳(chuan) 統認知而展開的現代實踐緊密聯係在一起，會(hui) 潛在影響到現代中國的塑造與(yu) 維新。孟子所雲(yun) “生於(yu) 其心，害於(yu) 其政，發於(yu) 其政，害於(yu) 其事”，其所關(guan) 者非小也。

因此，對於(yu) 這類問題的澄清，對於(yu) 文明傳(chuan) 統真機願力的精到闡發，是中國時刻之思想創發的根本前提，是中國在文明主體(ti) 性自覺下現代實踐的源頭活水。我對此的一個(ge) 基本看法，可概括為(wei) “古今相維下的以中化西”。

在全球化的現代浪潮下，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繼續其曆史中的開放與(yu) 包容，展開對以西學為(wei) 代表的現代国际1946伟德的吸收和消化，這一點毋庸置疑。我想要強調的，是這一開放與(yu) 吸取的主體(ti) ，自身須本根確立。我們(men) 自身須對於(yu) 這一文明傳(chuan) 統的精義(yi) 精神了然於(yu) 內(nei) ，西學的吸入轉化乃是為(wei) 了這一傳(chuan) 統的現代維新，這一轉化成功與(yu) 否端在於(yu) 是否能與(yu) 傳(chuan) 統實現良好的融合會(hui) 通。這一點，我們(men) 返觀曆史上對於(yu) 佛教文明的應對，應該有明確的判斷。這也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陳寅恪、張君勱等先賢主張現代“新宋學”的命意。在中國文明傳(chuan) 統數千年綿延積累的基礎上，“以中化西”，而非“去中存西”、“以西化中”，也不以“猶太人問題”為(wei) 中國的問題，由此確立現代轉型的基本定向。

而“古今相維”，則是這一轉型過程的重要前提。如何真正激活古今會(hui) 話的過程，認真聆聽來自古典傳(chuan) 統的啟示、領會(hui) 先賢往聖的饋贈，對於(yu) 養(yang) 成根本深厚的文明主體(ti) 意義(yi) 顯著。

這一方麵，我觀察到一些時賢表現出一種頗值玩味的態度和取向。比如意識到現代英美政治文明中傳(chuan) 統養(yang) 成的重要性，而啟發對中國法政傳(chuan) 統的類似措意。比如強調保守主義(yi) 對於(yu) 守法、變法的重要性，比如指示輝格敘事對於(yu) 英國憲政的價(jia) 值。而論者對此每每在一種政治神話和實用主義(yi) 的綜合價(jia) 值上予以處理，進而指向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類似應對，比如“編造”或“炮製”某類故國傳(chuan) 統的主張。

這種進路，在我看來，顯示出過多現代人的理智自負，而不免涉嫌於(yu) 對傳(chuan) 統的輕薄和浮見，低估了先賢的智慧與(yu) 德行。這是一種不能真正實現“古今相維”的現代心智取向，它隻懂得召喚，卻不善於(yu) 傾(qing) 聽和響應。先儒有言，“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此之謂也。

在這個(ge) 方麵，特別是“古今相維”的文明精神，堪為(wei) 現代國人取法者是以有宋為(wei) 典型的近世中國傳(chuan) 統。這個(ge) 傳(chuan) 統形成了以天理秩序觀為(wei) 核心的文明理念，其保守因革的技藝與(yu) 公共易簡的精神是我們(men) 通往現代轉化的有益指引。隻有明乎此，我們(men) 才能真正響應陳寅恪、張君勱於(yu) 天水一朝文明再轉新境的號召。餘(yu) 英時先生在回應某位大陸學人關(guan) 於(yu) 保守前提之質疑時，提出欲保守某種公民社會(hui) 或民間社會(hui) 的傳(chuan) 統，也隻有在這個(ge) 意義(yi) 下獲得落實和確證。

天理秩序觀經兩(liang) 宋儒者揭示出，為(wei) 何能成為(wei) 八百多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的正統，而塑造政俗人心甚深？要明了這一點，我們(men) 首先應對孕育它的政治社會(hui) 傳(chuan) 統有一基本判斷。而發生於(yu) 公元十一世紀的政治風雲(yun) ，尤其是圍繞王安石變法所展現出的保守與(yu) 變法之爭(zheng) ，是理解近世基本精神的關(guan) 鍵背景。

在我看來，過去一千年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起始源於(yu) 兩(liang) 種保守主義(yi) 與(yu) 激進變革之間的張力。所謂兩(liang) 種保守主義(yi) ，一種是基於(yu) 北宋立國祖宗之法的保守因循，一種乃是源於(yu) 更為(wei) 古老的三代典範而生發的保守維新。前者，以宋真宗一朝之李沆、王旦等宰執為(wei) 代表，謹遵祖宗成憲經製，凡朝野有言利害改革文字者，務為(wei) 抑罷，可稱作無為(wei) 的保守主義(yi) ；而後者，更充分挖掘出三代所代表的普遍政治原理，以此為(wei) 源泉回向，有選擇地接引、提升和推進宋代祖宗之法的規模紀綱，可稱作有為(wei) 的保守主義(yi) 。

前者雖卑之無甚高論，卻奠定近世根本，遺響深遠。王船山在《宋論》真宗一章有所論列，所謂“宋初之風”“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ti) 敬之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yu) 是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役不擾，爭(zheng) 訐不興(xing) 。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遊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誌以平”。後者在更為(wei) 廣遠博大的政治傳(chuan) 統中審視和理解宋代治體(ti) ，強調對於(yu) 三代和漢唐優(you) 良治道的尊重與(yu) 繼承，進而肯認和推進宋代政治社會(hui) 的發展。或以立國理想精神提引繼體(ti) 之君，或以三代典範填實立國紀綱，更合乎孔子提倡的因革政治，是一種在保守中實現維新的中道思維。

北宋的兩(liang) 次重要改革運動，範仲淹慶曆新政與(yu) 王安石熙豐(feng) 變法，其實屬於(yu)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政治精神譜係。慶曆新政，乃是對於(yu) 上述無為(wei) 之保守因循的糾偏，其改革格局則屬於(yu) 有為(wei) 之保守維新，側(ce) 重人事和製度的振作；而熙豐(feng) 變法，雖然同樣以回複三代為(wei) 旗幟，卻在精神指向上與(yu) 有為(wei) 之保守主義(yi) 大相徑庭，掀起了大規模變法運動。在政治法度和改革精神上，都違背了北宋立國之成憲，比如君相獨斷蔑視公論，比如理財富強與(yu) 民爭(zheng) 利，強化國家能力而削弱社會(hui) 治理機製。

包括理學與(yu) 事功學的近世新儒學提出了天理秩序觀，恰恰是對上述政治張力辨別反思的產(chan) 物。它典型地反映出有為(wei) 的保守主義(yi) 精神。它同樣以三代之法為(wei) 典範，由此確立政治共同體(ti) 的信條和精神指向。更為(wei) 重要的是，它在一種演化因革論的意義(yi) 上理解政治變遷，反對聖人“自為(wei) ”、“首造”、“造作”的建構論立法思維。如伊川言“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wei) ，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象山言“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製，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為(wei) ，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嚐加毫末於(yu) 其間”。這構成他們(men) 理解趙宋立國精神的範式，也構成反對王安石激烈變法創製的理據。對於(yu) 構成宋代國本的社會(hui) 經濟和製度秩序，他們(men) 尊重其合乎民情人性的演進，順承宋代政治實踐的成憲，予以因革提升，維係共治、公法、公論、禮俗自治，避免造成政治傳(chuan) 統的激進動蕩。這種保守維新精神，不同於(yu) 因循無為(wei) ，不同於(yu) 激進變法，也不同於(yu) 元祐溫公代表的一激一反。

這一點，是我們(men) 理解新儒學最終替代其他競爭(zheng) 者成為(wei) 近世正統的重要緣由，也是澄清現代以來諸多汙名歪曲的關(guan) 鍵。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宋學為(wei) 近世貢獻了以天理為(wei) 核心的意義(yi) 秩序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對於(yu) 規則秩序的深刻闡釋，以新穎的道統敘事化解佛老挑戰並更新中國政教相維相製的機體(ti) 邏輯，最終形成易簡從(cong) 容的儒家文明氣質。

它以一種飽含精神元氣的公共品質對三代以來的中華文明提出了創新性闡發與(yu) 規範，將對於(yu) 時代的理解和期許轉達為(wei) 係統精密的言說、話語及實踐。比如在朱子身上，我們(men) 見證到公共意識結晶暢發的曆史時刻，透過對於(yu) 天理理則的公共性解釋、對於(yu) 社會(hui) 治理的公共規約、對於(yu) 公法公論的政治實踐，將三代以來“公天下”、“與(yu) 天下公共之”的精神，賦予一種天理論的本體(ti) 根基與(yu) 道德超越視野，鋪展於(yu) 公共世界的踐行之中，成為(wei) 近世取法的文明典範。而在晚清以來的現代轉型中，我們(men) 看到的是這個(ge) 公共傳(chuan) 統的漸次流失，人心愈加隔膜，世道愈加偏執。在歐風美雨侵襲下，超越之天的隱退、曆史成憲的墜落、群己人格的晦暗、多維治理傳(chuan) 統的中斷，一步步將文化與(yu) 政治引導向世俗主義(yi) 、民主主義(yi) 、激進主義(yi) 的大浪大潮之中。

今天，在百年共和的現代傳(chuan) 統之中，我們(men) 仍有必要重溫近世因革維新的治理之道，祖述三代，憲章天水，保守我們(men) 的公共傳(chuan) 統，因承三十多年來改革損益之良訓，而予以接引，予以提升，予以轉化。這既是對於(yu) 激進主義(yi) 的真正告別，也是對中國時刻之思想創發的殷切展望。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