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起狗血的官員通奸案

作者：吳鉤

來源：南方都市報

日期：2014年07月06日

通奸，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性冒險了，它產(chan) 生愉悅、刺激，但又挑戰禁忌，傷(shang) 風敗俗。所以，幾乎所有的文明體(ti) 都曾經立法將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國、韓國、美國的一部分州、中國台灣。

通奸，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性冒險了，它產(chan) 生愉悅、刺激，但又挑戰禁忌，傷(shang) 風敗俗。所以，幾乎所有的文明體(ti) 都曾經立法將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國、韓國、美國的一部分州、中國台灣。

從(cong) 先秦至民國時期，中華法係也是一直設立通奸罪。如果對中國曆史上通奸罪罰的演變趨勢做一種鳥瞰式的觀察，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它恰好呈現出一個(ge) “U”形軌跡：前期重罪化，中期輕罪化，後期又重罪化。

秦漢時期，法律對於(yu) 通奸罪的處罰比較嚴(yan) 厲，又允許親(qin) 屬對通奸之人以私刑處死，《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夫為(wei) 寄豭，殺之無罪。”所謂“寄豭”，指跑到別人家傳(chuan) 種的公豬。意思是說，如果丈夫像公豬一樣鑽進別人的被窩，那麽(me) 被人殺死了也是活該，殺人者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到了唐宋時期，通奸已經出現輕罪化的傾(qing) 向，如《唐律》規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即通奸的男女雙方，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當事女性有丈夫，則加半年刑期。與(yu) 韓國現行法律對通奸罪的處罰(判二年以下監禁)差不多。

但從(cong) 元代起，通奸又開始變得非常危險，除了要受到國法的懲罰(男女剝光衣服杖刑)之外，法律還允許私刑，即捉奸在床，殺死無罪，如《清律》規定，“凡妻妾與(yu) 人奸通而於(yu) 奸所親(qin) 獲奸夫奸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隻殺死奸夫者，奸婦依律斷罪，當官價(jia) 賣，身價(jia) 入官。”

總的來說，處於(yu) 秦漢與(yu) 元明清之中間的宋王朝，對通奸罪的處置是最合乎現代文明的。宋朝的立法繼承自《唐律》，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同時又創造性地規定“奸從(cong) 夫捕”，什麽(me) 意思？即妻子與(yu) 別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見為(wei) 準。這一立法表麵看起來似乎是在強調夫權，實際上則是對婚姻家庭與(yu) 妻子權利的保護，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誣告。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比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認為(wei) 通奸罪是屬於(yu) “親(qin) 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綠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閑事了。

也許我們(men) 可以用南宋判詞輯錄《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收錄的一個(ge) 判例來說明。大約宋理宗時，廣南西路臨(lin) 桂縣的教書(shu) 先生黃漸，因生活清貧，帶著妻子阿朱寄居於(yu) 永福縣陶岑家中，給陶家當私塾先生，借以養(yang) 家糊口。有一個(ge) 叫做妙成的和尚，與(yu) 陶岑常有來往，不知何故跟黃妻阿朱勾搭上了。後來便有人到縣衙門告發，稱和尚妙成與(yu) 阿朱通奸。糊塗判官不問三七二十一，將妙成、陶岑、黃漸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予杖責，發配充軍(jun) 。這一判決(jue) ，於(yu) 法無據，與(yu) 理不合，顯然就是胡鬧。

黃漸不服，到州法院上訴。主審法官範西堂推翻了一審判決(jue) ，根據“奸從(cong) 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黃漸的意願，讓他領回妻子，離開永福縣。和尚妙成身為(wei) 出家人，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依法“押下靈川交管”，押送到靈川縣牢營服役。一審判官張陰、劉鬆則罰杖一百。

範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過這一判決(jue) ，申明了一條立法原則：“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儻(tang) 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wei) 法於(yu) 後世矣。”國家立法，必須順乎情理，否則法律便有可能成為(wei) 惡法。具體(ti) 到通奸的行為(wei) ，在當時人們(men) 的觀念中，確實是有傷(shang) 風化、為(wei) 人不齒的醜(chou) 行，但是，如果男女間一有曖昧之事，不管當丈夫的願不願意告官，便被人檢舉(ju) ，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則難免“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因此，範西堂認為(wei) ，對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從(cong) 夫捕”加以補救，將通奸罪限定為(wei) “親(qin) 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濫用。

從(cong) 這裏可以看出，宋代立法對於(yu) 民間的通奸行為(wei) ，基本上是持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的。但同時，宋政府對於(yu) 官員的通奸行為(wei) ，又主張處以更加嚴(yan) 厲的刑罰。官員與(yu) 民婦通奸，宋人稱之為(wei) “監臨(lin) 奸”，宋朝法律申明：“諸臨(lin) 臨(lin) 主守於(yu) 所監守內(nei) 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員犯奸，也不是“親(qin) 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發的公罪。一旦有官員被發現與(yu) 人通奸，往往還將受到降職、撤職的處分———這不奇怪，我們(men) 的先人認為(wei) ，官員應該身為(wei) 百姓表率，必須接受更嚴(yan) 格的禮教約束，所謂“春秋責備賢者”，所謂“禮不下庶人”，說的便是這意思。

宋神宗元豐(feng) 年間，登聞檢院的法官王珫，被人告發夥(huo) 同兒(er) 子與(yu) 大理寺法官石士端的妻子王氏通奸(口味真夠重的)，朝廷嘩然。雖然宋神宗發下批示，表示從(cong) 輕發落，但台諫官不幹了，監察禦史朱服立馬彈劾王珫：“珫父子同惡，行如禽獸(shou) ”，雖得皇上寬恕，卻不知羞恥，還大搖大擺上班。如此德性，如何為(wei) 百姓表率？必須交付有司劾治。最後，王珫父子被交給大理寺立案審訊，審理得實，王珫被罷官，放歸田裏。

這宗通奸案還出現了一個(ge) 插曲：王珫在大理寺受審時，供出宰相王珪的公子王仲端也參與(yu) 了通奸(說到這裏，我實在忍不住非常好奇那位王氏到底有著怎麽(me) 樣的魅力)。但主審法官王援害怕得罪了宰相王珪，不敢深究下去，便草草結案。

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結案未久，知諫院舒亶便站出來舉(ju) 報說，王仲端與(yu) 通奸案有涉，大理寺法官卻隱瞞不究，請重審深究。王仲端則上書(shu) 辯解，稱絕無此事。宋神宗大為(wei) 光火，任命禦史複鞫通奸案。

這時候，宰相王珪的政治對手、大理少卿朱明之想借此機會(hui) 打擊王珪的勢力，吩咐法官王援勇敢出來檢舉(ju) 王仲端的罪行，別怕王珪那老家夥(huo) 。朱明之又托人放出風聲，說皇帝欲深究王仲端之罪。企圖影響司法，從(cong) 重治罪王仲端。這個(ge) 過程比較曲折，我就不細說了，總之，案子審到最後，王仲端被處罰，朱明之等人也因為(wei) 左右司法的圖謀敗露，受到停職、處罰金等處分。

發生在神宗朝的這宗很狗血的通奸案，雖然牽涉到複雜的權力鬥爭(zheng) ，但我們(men) 從(cong) 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對於(yu) 官員犯奸這事情，是覺得不可以容忍的，是認為(wei) 應當受到深究的。官員若通奸事敗，不但不齒於(yu) 同僚，而且授人以柄。這樣的政治風氣其實是有好處的———可以給官員製造道德壓力，使他們(men) 不能不注意個(ge) 人生活的檢點。事實上，現代政治也並非不講究官員私德，2012年11月，美國中情局局長戴維即因為(wei) 婚外情曝光而被迫宣布辭職。

如果說宋代對於(yu) 通奸罪的立法態度可以給今人一些啟迪的話，我認為(wei) 最值得記取的啟示便是：輕責於(yu) 民，而重罰於(yu) 官；注意保護小民的權利，而強調官員的倫(lun) 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