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鑒泉校讎學述論

作者：嚴(yan) 壽澂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6月7日

摘要：雙流劉鑒泉（名鹹炘）學博而思深，著作遍於(yu) 四部。於(yu) 校讎目錄之學，亦深造自得，有《續校讎通義(yi) 》、《校讎述林》、《目錄學》諸作行世。辨經傳(chuan) 之體(ti) ，推子書(shu) 之原，明文集之流衍，論小說之名實，皆有獨見。於(yu) 《漢誌》部類條別、辨章學術之義(yi) ，尤三致意焉。於(yu) 章實齋言公之說，引其端而加詳；於(yu) 互著別裁之義(yi) ，則闡發其精義(yi) 而匡救其太過。以爲天下之文，以內(nei) 容分，不外事、理、情三者，事爲史，理爲子，情爲詩；以體(ti) 性分，則不外記載與(yu) 著作，史爲記載，子、詩則著作。天下之學惟事與(yu) 理，其學在史與(yu) 子，集則情文而兼子史之流，經者三者之源。明乎此，則知四部之中，史子爲主，經在上而集在下。以此統禦一切學術，則能執簡以馭繁，通古今成一貫，時有新見卓識。論明末三風、子學流變，即其例也。

關(guan) 鍵詞：劉鑒泉（鹹炘）    校讎    七略    四部    輯佚    辨僞

一、序說

雙流劉鹹炘（鑒泉）近世通人，學博而思深，著述遍於(yu) 四部，勝義(yi) 繽紛，抽繹難盡，雖博涉多方，其根基實在校讎之學，有《續校讎通義(yi) 》、《校讎述林》、《目錄學》諸作行世，自謂：

無論治何書(shu) ，必先知校讎法，不獨爲繙書(shu) 也。校讎者，乃一學法之名稱，非但校對而已，不過以此二字表讀書(shu) 辨體(ti) 知類之法。章實齋先生全部學識從(cong) 校讎出，吾之學亦從(cong) 校讎出。章先生雲(yun) ：“爲學莫大乎知類”，明言其本。故其書(shu) 首即論六藝。吾之知言論世，皆從(cong) 認識六經本體(ti) 推出。[1]

實齋以爲，校讎非僅(jin) “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而是爲學之法，即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2]鑒泉取其說，並更進一解，雲(yun) ：“章先生之書(shu) ，至精者一言，曰：‘爲學莫大乎知類。’劉鹹炘進以一言，曰：‘爲學莫大乎明統。’明統然後能知類。類族辨物，必本於(yu) 四象兩(liang) 儀(yi) 也。”[3]此所謂統，不僅(jin) 是羣書(shu) 的綱領，而且是宇宙之大統，所謂四象兩(liang) 儀(yi) ，亦即是道。鑒泉認爲，這宇宙的大統體(ti) 現於(yu) 六藝，故曰：“統莫大於(yu) 六藝。六藝者，《七略》之綱，老之所傳(chuan) ，孔之所定。”孔、老如此，莊周與(yu) 太史公亦然：“子莫超於(yu) 莊周，而《天下》一篇，首論六藝；史莫工於(yu) 馬槍，而《序》論《易》《春秋》之隱顯。故章先生之明六藝，其功偉(wei) 矣。”又曰：

學譬如屋焉，諸學專(zhuan) 門之精，猶之楹柱欂櫨，各有其用，蔽不自見。苟見其各有所安，不飾其短而沒其長，不強所不知而自大所知，如居屋中而目周四隅，大體(ti) 俱見，已爲通矣。若通乎六藝之流別，乃升屋極而觀，上下四旁方圓之至，皆定於(yu) 一。又譬之行禮樂(le) 焉，諸學專(zhuan) 門之精，譬如鍾師磬師；通於(yu) 六藝之流別，則小宗伯辨位讚儀(yi) ，指揮羣工，各從(cong) 其類者也。[4]

其爲學之所祈向，即此可見。

《推十書(shu) 》以《中書(shu) 》二卷爲首。“《中書(shu) 》之名，對《左》《右書(shu) 》而言也。《左書(shu) 》曰知言，《右書(shu) 》曰論世，如車兩(liang) 輪。《中書(shu) 》則其綱旨也。”[5]鑒泉認爲，人間世的一切，都在不斷的變動之中，任論一事，皆須論其世，論世的目的，即在“禦變”。禦變之際，切不可“偏於(yu) 一端”，應當“執其兩(liang) 端而用其中”，以免太過與(yu) 不及之弊。論世爲縱，以“通古今之變”；知言爲橫，“以兩(liang) 觀之”，“用中正偏”。就四部分類而言，論世爲史，知言爲之，二者相輔相成：

不論其世，無以知言，故讀子不讀史，則子成夢話。不知其言，無以知人，故讀史不讀子，則史成賬簿。學如讞獄，論世者審其情，知言者析其辭。讀書(shu) 二法，曰入曰出。審其情者，入也，虛與(yu) 委蛇，道家持靜之術也。析其辭者，出也，我心如秤，儒者精義(yi) 之功也。入而不出，出而不入，昔儒之通弊，儒道末流所以流於(yu) 苛蕩也。二法具而無不可通之書(shu) ，書(shu) 亦無出子史之外者也。雖然，不見全，不知偏，不知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ti) ，何以解蔽而見始終哉？故必先明統，統莫大乎六經，知六經之形分神一，則知兩(liang) 矣。校讎者，辨分形也。體(ti) 器明而旨可求，各得其當，無泥拘誣鑿之弊。永終知弊，必類族辨物也。

讀書(shu) 治學，必當論世與(yu) 知言，如車之兩(liang) 輪，不可或缺。車行不可無禦，治學亦不可無統，統之最大者乃“形分神一”的六經。形既分，則必須知其如何分，何以分，此即“知類”，爲“明統”所必由。故曰：“知言論世，總於(yu) 明統知類。”[6]

二、以七略法治四部

鑒泉著有《目錄學》一書(shu) 以授徒，指出所謂目錄學，即是古時所稱校讎學，“以部次書(shu) 籍爲職”，“而書(shu) 本真僞，及其名目篇卷亦歸考定”，更須知“古之爲此者，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yu) 西方所謂批評學者相當，中具原理”，校勘異本等，衹是其末務。“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關(guan) 諸羣學”，其中的原理，乃“辨論所聚”，並非“僅(jin) 有考證成例而已”。羣書(shu) 須分部，“部中分類，類分子目，明揭之中，複有暗敘，支條流派，繁密過於(yu) 律例”。因此，“部類一事，於(yu) 目錄學中，最爲重要”。[7]部類一事的關(guan) 鍵，則在“以七略法治四部”。[8]劉歆以七略部次羣書(shu) ，後世代之四部，乃勢之所趨，不得不然，章實齋知之甚明，故主張“存七略之意於(yu) 四部”。然而其自撰《和州誌》，“一用七略舊法”，進退失據，徒增紛擾。須知七略與(yu) 四部，部次雖不同，而大義(yi) 本無殊異。四部的大義(yi) 是：

以史子爲幹。六藝者，幹之根也，別爲經部，但收附經之傳(chuan) 說。六藝之流，則歸之史焉，別出則子焉。文集者，由詩賦一略而擴大之，兼收六藝之流者也，則殿焉，是幹之末也。譬之於(yu) 人居，史爲大宗，子爲小宗，經則廟也，集則小宗而又雜居者也。經、史者，七略之六藝；子者，七略之諸子、兵書(shu) 、術數、方伎；集者，七略之詩賦。如此，則四部猶七略也。

此說與(yu) 前人之不同，乃在“昔之視四部爲平列，今之視四部，則史、子爲主，經在上而集在下”。其依據是：天下一切文字，以內(nei) 容分，不外事、理、情三者，“事爲史，理爲子，情爲詩”；以體(ti) 性分，則不外記載與(yu) 著述二類，史爲記載，子與(yu) 詩則是著作。“詩不關(guan) 知識，知識之所在，則史與(yu) 子而已。天下之學，惟事、理，故天下之書(shu) ，惟史、子弟矣。集則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經則三者之源也。”[9]

經的內(nei) 容即是六藝；經爲羣書(shu) 之源，正是指六藝可統一切學問，與(yu) 紹興(xing) 馬湛翁（一浮）之說桴鼓相應。然而二者於(yu) 相同之中，自有其異。湛翁以爲，六藝不但統諸子與(yu) 四部，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六藝之所以能“該攝一切學術”，不在諸子出於(yu) 王官（此說“不可依據”），而在“六藝本是吾人性分內(nei) 所具的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來”。如此議論，顯然是出於(yu) 理學家之見。[10]而鑒泉則有取於(yu) 章實齋“六經皆史”說，雲(yun) ：

凡文不外理、事、情三字。《禮》記現在事，《書(shu) 》、《春秋》說已往事，《易》說未來事。古人不外事而言理，理即在事中。《詩》則情也，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謂“詩合爲事而作”也。凡文皆當爲事而作，故曰：“六經皆史。”[11]

既知經乃最古之書(shu) ，古人不離事而言理，於(yu) 是便可說：“史之於(yu) 經，如子之於(yu) 父；子之於(yu) 經，如弟之於(yu) 師。”《書(shu) 》、《春秋》、《禮》之流而爲史，明白易見。至於(yu) 《易》，“雖言理而意在藏往知來”，《詩》則“雖言情而意在觀風俗”，“其用皆與(yu) 史同”。若就體(ti) 裁而言，則《易》“流爲術數”，《詩》“流爲詩賦”。詩賦之“別爲一略”，乃因“情文與(yu) 事理並立”之故。術數與(yu) 方伎、兵書(shu) 不入諸子類，主要原因則是“通理與(yu) 應用之分”：“蓋諸子皆言大理，舉(ju) 一義(yi) 以貫眾(zhong) 事（即陰陽家亦非止言術數之理），兵書(shu) 、方伎、術數，則局於(yu) 一事者也。”是爲“七略之大義(yi) ”。[12]

七略與(yu) 四部之大義(yi) 既明，即可“以七略法治四部”了。其法共四項：“一曰尊經，二曰廣史，三曰狹子，四曰卑集。”經部所收，“當限於(yu) 經之傳(chuan) 、說”。律呂之書(shu) 不可“入於(yu) 樂(le) ”，如宋人鄭寅所說，“儀(yi) 注、編年，不得附於(yu) 《禮》、《春秋》，則後之樂(le) 書(shu) ，固不得列於(yu) 六藝”（鑒泉以爲，“此論甚卓”）。同理，後世所謂通禮雜禮之類，亦不可“附之於(yu) 禮類”。此即所謂尊經，其要在於(yu) “去禮樂(le) 之妄附”。[13]所謂廣史，則是“苟非詩賦、子、兵、方伎、術數，無不當入史部”，史部不可僅(jin) 限於(yu) 《春秋》類。因爲史本指“記事”，故“記實事者，皆史也”，譜錄、雜記因此不當入於(yu) 子部。鑒泉解釋說：

謂史出《春秋》，特見史部首紀傳(chuan) ，而遷書(shu) 《七略》附《春秋》耳。官禮流爲政書(shu) ，禮經流爲儀(yi) 注，軍(jun) 禮、司馬法流爲軍(jun) 政，《尚書(shu) 》入於(yu) 《春秋》而爲雜史之原，何一不入於(yu) 史？使就《七略》之書(shu) 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藝所附，無一不在史部也。獨《易》流爲術數，《樂(le) 》流爲樂(le) 律，《詩》流爲辭賦，下流浸廣，別專(zhuan) 部耳。故明乎六藝之流而史廣矣。

而章實齋撰《和州誌》，其《藝文書(shu) 》“全用七略法，以詔令、奏議入《尚書(shu) 》，琴調譜入樂(le) ，儀(yi) 注入禮，年曆、紀傳(chuan) 入《春秋》，而別立記載一門，分地理、方誌、譜諜、目錄、故事、傳(chuan) 記、小說、傳(chuan) 奇八目”。鑒泉以爲，此爲泥古而不通今。曰：“從(cong) 吾之法，經部爲源，史部爲流，申明源流，眾(zhong) 知史部之皆出六藝官守，奚必附六藝爲一部而後明？”[14]

所謂狹子，其理據是：能成一家言者，方得謂之子。“九流既衰，成家之學已少，兵書(shu) 、術數、方伎合並，後世子部已廣，何爲乎譜錄、雜記、類書(shu) 皆入子部乎？”子、史之別，其實甚爲明顯，即“實事與(yu) 虛理、記載與(yu) 著述之分”。然而一書(shu) 之中，實事與(yu) 虛理、記載與(yu) 著述，往往兼而有之，因此史與(yu) 子，頗有相出入者。如政書(shu) 中有議論，亦有應用之術；刑法之書(shu) 屬於(yu) 製度一類，而其中亦有律學；禮屬製度，而亦有禮學。處置之方，在於(yu) 辨明一書(shu) 以何者爲主。如禮學、律學，雖有說理者，但畢竟是以製度爲主，固當入之史部。兵書(shu) 雖與(yu) 兵製相出入，“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與(yu) 編製營伍之法，終不相同”，故可分別列入史、子。術數、方伎，雖有官守，實則都是民間相傳(chuan) 的專(zhuan) 門技術，官書(shu) 衹是“因而定之”而已，與(yu) “禮、刑之爲儒者通講者不同”，終究以技巧爲主，自當入於(yu) 子部。至於(yu) 樂(le) 類之書(shu) ，“亦有製度，然其狀實與(yu) 兵、術、方同，而不與(yu) 禮、刑類”，因此亦當入於(yu) 子部。“由是以談，禮學律學，附禮、律而入史部；樂(le) 與(yu) 兵、術、方及諸藝術（書(shu) 畫、篆刻之類）竝立於(yu) 子部，仍次九流之後，以示純理與(yu) 應用之分。兵之製度在史，樂(le) 之製度入子，斯亦皎然不混矣。”[15]

集部乃後起之物，《漢書(shu) ·藝文誌》、《隋書(shu) ·經籍誌》撰定之時，集部並無子、史專(zhuan) 書(shu) ，後世集部既盛，“爲下流所歸”，“已成萬(wan) 不可反之勢”。章實齋“欲條其能成家者著於(yu) 敘錄以杜濫”，其意固是甚善。而其撰《和州誌·藝文書(shu) 》，“竟以儒者文集入之儒家，其餘(yu) 入之雜家，自謂能明古者立言之旨”，實則甚謬。九流既衰之後，人人“皆貌儒術”，而“不成家者十之八九”，與(yu) “兼儒墨合名法”之古雜家不同。即便是成家者，“亦未易別其爲儒、道、法、縱橫也。必強定之，則皮相”。於(yu) 是後世文集，便以“儒、雜二家爲龍蛇之菹”。而且後世文集雖甚雜，終究以詩賦之流爲多。“既用七略法，則不得不列詩賦專(zhuan) 集，而詩賦多者反以爲文集而溷入雜家”，顯然是行不通。總之，“集本卑名，非複《七略》之舊”；其名既已卑，不妨多容，何必強附於(yu) 諸子？[16]

明於(yu) 七略義(yi) 例，固然是大有助於(yu)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然而後世書(shu) 籍日增，非四部所能容，“強編四部之中，而四部以蕪，七略以亂(luan) ”，“收之不可，棄之不能，惟有別爲外編，使與(yu) 四部竝立”。依章實齋之見，此等書(shu) 籍難於(yu) 位置者，有鈔輯、類書(shu) 、評點三類。鑒泉由增三類：雜記、考證書(shu) 、蒙求，以爲除評點外（鑒泉以爲，實齋將評點書(shu) 盡附於(yu) 詩文評類，太過籠統，“專(zhuan) 論文者宜附文評，兼考論者仍宜依本書(shu) ，各歸其部”），“餘(yu) 五者當統爲外編，以別於(yu) 四部”。類書(shu) 門類衆多，“所該甚廣，非專(zhuan) 於(yu) 典章與(yu) 藝文”：“或主益辭章，搜求秀艷；或取便繙檢，網羅數名。其體(ti) 甚大，不比鈔摘之短書(shu) ；其用亦宏，不比考史之譜錄”。顯然不是四部所能賅括，非別立一門不可。鈔書(shu) 與(yu) 類書(shu) 不同，鑒泉列舉(ju) 三種：“鈔輯羣書(shu) ，刪爲簡本，如《羣書(shu) 治要》、《說郛》之類，一也。纂錄雜記，依類分編，如潘永因《稗類鈔》之類，二也。摘比華采，略分門類，鈔一書(shu) 如洪邁《兩(liang) 漢博聞》，鈔羣書(shu) 如《儷(li) 府字錦》，限一體(ti) 如《詩賦四六》之類，三也。”此等書(shu) 既無現成門類可歸入，自當如實齋所說，別立一門以位置之。所謂雜記，乃指“劄記、隨筆之書(shu) ”，“記事論文，考古談今，大或關(guan) 於(yu) 經史，細或涉於(yu) 市井”。自宋代以來，此類書(shu) 籍日出而不窮，“目錄家強附之子部，又分其多記事者入史部”；《四庫提要》則“於(yu) 雜家中立雜考、雜說二目，又以記事大者入雜史，小者入小說”。然而須知，古時所謂雜家，於(yu) 儒墨名法兼收並蓄，其宗旨雖不純，卻自成一家，“非雜說之比”。雜史本指“紀傳(chuan) 、編年二體(ti) 外之成體(ti) 者”，小說則“揚厲多風，意存諷勸”，此等書(shu) 籍，歸類爲難，處置不當，便“子、史二部皆亂(luan) ”，故不可不入之於(yu) 外編。考證與(yu) 蒙古求二類之書(shu) ，亦非四部所能該，故亦當入於(yu) 外編。至於(yu) 叢(cong) 書(shu) ，乃“匯刻之書(shu) ”，必須分別處理，“簿錄卷帙，則當別爲一目/條別種類，則當散歸各門”，亦即藏書(shu) 之時，別置一類；著錄之際，散歸各門。[17]

綜上所述，可見鑒泉治校讎之學，以建立標準爲先務，雲(yun) ：“凡分類必有標準。若標準歧出，則類例不通。”然而世間事物，“介在兩(liang) 歧、出入二類之事，則恒有之。雖物質科學歸納所成之類例亦然”，更何況部次羣書(shu) ？“書(shu) 籍之質素，本多混合”，校讎學中著錄之事，“以一書(shu) 爲單位，又不能如治物質之隔離分析，其所分類例，不過論其大體(ti) 而已”。章實齋因而有“別裁、互著之法”，以濟其窮。即以一篇文章而言，“敘事之文豈無論議之語，抒情之作亦有記述之辭”，然而一切文字分爲事、理、情三大類這一基本事實，並不因此而破。由此可知：“部類之標準，配隷之界畫，不能極其嚴(yan) 明，固勢之必然，而非學者不精之咎也。”但是這並不等於(yu) 說，部類可以無標準，配隷可以泯界畫，祇是無法“極其嚴(yan) 明”而已。此所謂標準，鑒泉列出二項，即體(ti) 與(yu) 義(yi) ：體(ti) 乃“著述之體(ti) 裁”，義(yi) 則是“學術之統係”。除此二者之外，“一切分類之標準皆不可用”。昔之著錄家於(yu) 此懵然莫辨，“往往歧據他端以亂(luan) 部類”。“如《四庫提要》以官定儀(yi) 注入政書(shu) ，私儀(yi) 注則附經部，是以作者之官私爲斷也。律呂之學入樂(le) 類，謳歌弦管則入藝術、詞曲，是以論者所定之雅俗爲斷也。記事大者入雜史，小者入傳(chuan) 記、小說，是以事之大小爲斷也。別傳(chuan) 在傳(chuan) 記，而明高皇後傳(chuan) 則入雜史，是以人之貴賤爲斷也。”凡此皆是標準不明，徒以自擾之例。[18]

鑒泉又指出：“條別著述，雖以義(yi) 爲主，而分別部居，則以體(ti) 爲主。”易言之，校讎之職，本是“分別部居”，由此而“條別著述”，達致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鵠的。若不知分別部居，便談不上校讎目錄之學。將一切書(shu) 籍分爲史、子、集三類（經則是三者之源），便有了所謂四部，正是就大體(ti) “分別部居”的結果。史、集二部的小類，是“以體(ti) 分”；其細目，則“或以義(yi) 分”，然而亦祇是“其所究而非其所立”（按：所謂所究，乃指窮其流，所立則是就源頭處而言）。兵書(shu) 、術數、方伎三者，亦是如此。惟有九流，纔是依照“所立之旨義(yi) ”而分。子部雖是以義(yi) 而分，然而子之所以爲子，卻是就“體(ti) ”而言（“其體(ti) 固異於(yu) 史、集矣”）。以《史記》、《漢書(shu) 》而言，其義(yi) 豈是有合於(yu) 《春秋》？又如《太玄》，乃擬《易》而作，若用七略之法，當附於(yu) 《易》類，但“四部既分，又非官書(shu) ”，便祇能歸入子部了。若僅(jin) 以義(yi) 而分，則“六藝同出於(yu) 聖人，亦無庸分爲六門矣”。然而“後世不知辨體(ti) 而執辨義(yi) ，往往以義(yi) 混體(ti) ”，子部收書(shu) 之濫，正坐此弊。釋、道二家書(shu) 之部類，“尤爲不可解”。“釋家有經、律、論，道家有經、誡、科籙、語錄、丹訣”，自當屬於(yu) 子類。然而《佛祖通載》爲雜史，《釋迦譜》、《，三藏法師傳(chuan) 》爲別傳(chuan) ，《高僧傳(chuan) 》、《列仙傳(chuan) 》、《神仙傳(chuan) 》爲匯傳(chuan) ，《眾(zhong) 經目錄》爲小學，《法苑珠林》爲類書(shu) ，《宏明集》乃總集，《開元釋教錄》、《道藏目錄詳注》則是目錄，一概歸於(yu) 子部，如何說得通？晁公武《郡齋讀書(shu) 記》謂“《神仙》、《高僧傳(chuan) 》應係傳(chuan) 記，以其猶《列女》、《名士》”，鑒泉以爲，“其見卓矣”。法顯《佛國記》乃遊記，昔人入之於(yu) 地理類，而張之洞《書(shu) 目答問》“謂其書(shu) 主佛教，入之佛家”，若以“意主”而論，“則《文士傳(chuan) 》意在辭章，可入總集乎？”《良吏傳(chuan) 》意在政績，可入政書(shu) 乎？又，“馬遷宗道，班固宗儒，未聞有入之儒、道者也。”可見著錄之際，決(jue) 不能“以義(yi) 混體(ti) ”。[19]

三、條別著述之體(ti) 裁以明學術之統係

校讎家著錄之時，固然當以體(ti) 爲主，然而鑒泉研治校讎的目的，決(jue) 不僅(jin) 是部類羣書(shu) ，而是旨在“明統知類”，亦即經由“著述之體(ti) 裁”以明“學術之統係”。在鑒泉看來，六經或六藝之重要，不在其爲聖人所教，亦不在馬一浮所謂“出於(yu) 吾人性分”，而在其爲後世學術的源頭。[20]章實齋以“六經爲史，爲政典，爲典章製度”，鑒泉對此，不表讚同，謂“不如直謂之爲正書(shu) ”，曰：“《詩》、《書(shu) 》、《禮》、《樂(le) 》謂之四術，《易象》、《春秋》、《周禮》斯在此，固皆當時所尊以爲正本者也。即不經孔子之裁，雖無經名，而已可名爲經矣。無論經之名爲孔子以前所已有，或爲儒者尊之之詞，要其所以爲經，固不因聖裁。”故實齋所謂“六經初不爲尊稱”，其說甚是，而其“義(yi) 取經綸”之說，則不免“稍褊”。總之，“經者，書(shu) 之正，傳(chuan) 者，書(shu) 之副也”。孔穎達所謂“凡書(shu) 非正者，謂之傳(chuan) ”，最爲簡要。鑒泉對此解釋說：

蓋經之本訓爲織之縱。絲(si) 織物先立縱絲(si) 爲本，而後加橫絲(si) ，則名爲緯。經緯之名，因含正副之義(yi) 。傳(chuan) 之爲義(yi) ，則本爲傳(chuan) 述、因述之義(yi) ，而引申爲佐助之稱，遂爲非正之名。傳(chuan) 名之立，本對經體(ti) ，而欲明經體(ti) ，必以緯體(ti) 對觀。本爲經，則加爲傳(chuan) 。故本文爲經，而注、說、附記爲傳(chuan) ；大綱爲經，而委細爲傳(chuan) ；其義(yi) 一也。本者爲正，正者爲尊，於(yu) 是經爲官書(shu) 、正書(shu) 之稱；本者，不變也，故有經常之訓；於(yu) 是經爲大道、聖書(shu) 之稱；皆其引申也。徒執官定之一義(yi) ，故有私史之矛盾；徒執聖書(shu) 之一義(yi) ，故有改製之謬說；皆忘其本、正之原義(yi) 者也。明乎此，則六藝經傳(chuan) 及史子之稱經、傳(chuan) 者，皆通而無礙矣。[21]

這段話賅本括末，條理秩然，最見鑒泉“明統知類”的功力。

傳(chuan) 、記既是經之副，則六經以外亦有傳(chuan) 、記（以製度而言，“其正文爲經，附記爲傳(chuan) ，若會(hui) 典之有事例，律之附例案是也”）。於(yu) 是便有了內(nei) 傳(chuan) 、外傳(chuan) 等名目，“六經之傳(chuan) 記非一體(ti) ，內(nei) 傳(chuan) 依經，外傳(chuan) 旁衍，皆述其義(yi) 也”。如“漢人引《論語》，多稱爲傳(chuan) ”，《孝經》亦視爲記。“若《禮》之記，則或記儀(yi) 數，以補正文；或記異禮，以爲參證”，猶如“律之有例案”。“《尚書(shu) 》之傳(chuan) ，亦取經外之事以補經也。”《春秋》之傳(chuan) ，體(ti) 例尤嚴(yan) ，“經爲綱略而傳(chuan) 具其詳”。鑒泉更指出，古時經、傳(chuan) 二者別行，“至唐而經史正文與(yu) 注疏猶未合並，正書(shu) 、副書(shu) ，各爲一本”。經與(yu) 傳(chuan) 一正一副之義(yi) ，此爲明證。六經乃記事之正書(shu) ，“此外有傳(chuan) 說故事，亦名爲傳(chuan) ，與(yu) 附經之傳(chuan) 同取傳(chuan) 述之義(yi) ”，“其言多不雅馴，史遷所謂厥協六經異傳(chuan) ，整齊百家雜語，載籍極博，考信於(yu) 六藝者，即以六經正一切傳(chuan) 記也。百家之所傳(chuan) 述，即六經之異傳(chuan) 也。諸子書(shu) 中，即有傳(chuan) 記之文，不必遠征，即《新序》、《說苑》之所采可見矣”。[22]

按：呂誠之先生以爲，六經乃相傳(chuan) 古籍，“而孔子取以立義(yi) ，則又自有其義(yi) ”。孔子之義(yi) ，不必與(yu) 古義(yi) 盡合，但不可說不本於(yu) 古。而儒家所重者，乃孔子之義(yi) ，非自古相傳(chuan) 之典籍。與(yu) 經相輔而行者，大略有三類，即傳(chuan) 、說、記。“傳(chuan) 、說二者，實即一物。不過其出較先、久著竹帛者，則謂之傳(chuan) ；其出較後、猶存口耳者，則謂之說耳。”傳(chuan) 與(yu) 說皆附庸於(yu) 經。記的本義(yi) 是史籍，與(yu) 經乃同類之物，亦爲相傳(chuan) 古書(shu) 。“傳(chuan) 、說同類，記以補經不備，傳(chuan) 則附麗(li) 於(yu) 經，故與(yu) 經相輔而行之書(shu) ，亦總稱爲傳(chuan) 記。”大義(yi) 則存於(yu) 傳(chuan) ，不存於(yu) 經。傳(chuan) 、說、記三者，以說爲最可貴，因其多保存孔門遺說。[23]蒙文通亦持類似看法，以爲儒家學說之根柢固然在六經，然而其大義(yi) 主要保存在傳(chuan) 記之中。此類傳(chuan) 記“爲書(shu) 之多，蘊義(yi) 之富，爲後來學術之結集”，乃是戰國秦漢間新儒家融會(hui) 諸子百家而成。經學之精卓處在此，不在經文本身。[24]此三家治學，自有異同，然而旨在鑒泉所謂“知言論世，總於(yu) 明統知類”，則並無二致。誠之有進於(yu) 鑒泉之處，乃是指出傳(chuan) 、說、記，尤其是說的重要性；文通獨具的手眼，則在貫通經學與(yu) 諸子學，揭示秦漢間新儒家創辟之功。

鑒泉以其校讎的功力，推子書(shu) 之原，亦頗有創獲。以爲“子書(shu) 萌芽於(yu) 春秋，盛於(yu) 戰國，而衰於(yu) 東(dong) 漢，原出於(yu) 古傳(chuan) 記而流衍爲文集”；而前人對此，“未有原本而論之者”。他本人以此自任，以章實齋“言公之義(yi) 爲考論諸子書(shu) 之鈐鑰”，“旁推於(yu) 經生傳(chuan) 記”，“上溯於(yu) 《國語》、《周書(shu) 》”，俾由源至流，本末粲然。首先揭示一義(yi) ，即欲明戰國諸子之宗旨，必先研治其書(shu) ，而欲治其書(shu) ，必先知如何成書(shu) 。昔之論者，不明“言公”之義(yi) ，“大氐渾舉(ju) 全書(shu) ，惟恃考檢年代”。“其根本之誤”，在於(yu) 以爲諸子書(shu) “皆出自作”，於(yu) 是“考辨益密，而糾紛益多，竟至無書(shu) 不僞”。實齋所謂言公，指古人不自著書(shu) ，未嚐離事而言理，所注重者不是一己著作之名，而是其學說大明於(yu) 天下。鑒泉據此言公之義(yi) ，強調說，諸子之書(shu) 本非一人的文集，書(shu) 中記言兼記事，足見其書(shu) 乃是“一人之史，而非止一人之言”；又兼記古書(shu) ，更可見此乃“一家之書(shu) ，而非止一人之書(shu) ”。亦言之，諸子書(shu) 乃是“徒裔記錄”而成。顯而易見的證據有兩(liang) 項，一是“多重複而零條不貫”，二是“皆稱某子曰”。《論語》、《老子》二書(shu) ，均有“重條”、“重文”；《荀》、《莊》、《管》諸子中，“皆多大同小異之處”；《墨子》則一篇而載有三種版本；凡此可證諸書(shu) “言非一人，記非一人”。以《莊子》一書(shu) 而論，“首尾一貫者，僅(jin) 《駢拇》、《馬蹄》、《胠篋》、《刻意》、《繕性》、《說劍》、《漁夫》、《天下》八篇耳”。“《荀子》書(shu) 不止《大略》以下五篇爲短節也，即《禮論》、《非相》、《非十二子》、《性惡》諸篇末，皆有與(yu) 篇題不類之條段。”治諸子者對此，多忽略而不加分析，“而治傳(chuan) 記者尤甚”。如《老子》，“八十一章相傳(chuan) 已久，就章作詁，多有難通。至近世而始有破其分章，認爲輯成者”。究其實，《老子》本與(yu) 《論語》相類似，“一句兩(liang) 句，亦可爲章，其不可通，惟有從(cong) 闕，不必強說也”。若是“編《老子》者皆標‘子曰’，則無惑矣”。又如《禮記》，“條段長短不齊，求其原本而校之，則連綴之跡，居然可尋”；《周易》中的《文言》、《係辭》，亦正此類；而“說者分章分節，亦多未安”。總之，“凡稱某子，即是弟子之詞，莊周書(shu) 中且稱夫子，其尊崇先師，或加子於(yu) 某子之上”。總之，“唐以前，未有自著書(shu) 自稱某子者”。更須知，說理之書(shu) 而爲徒裔所集錄者，不僅(jin) 華夏爲然。“釋迦之經，集於(yu) 阿難；耶蘇之約，書(shu) 於(yu) 使徒；遞相傳(chuan) 衍”，一如七十子之於(yu) 孔子，而且亦如《論語》、“言行兼顧”。又，“希臘哲人，多傳(chuan) 格言”，其體(ti) 裁猶如《老子》；“蘇格拉底之語在柏拉圖書(shu) 中，猶鬼穀子之爲蘇秦書(shu) 也”。可謂“異地皆然”，足證此乃說理文初興(xing) 時的常例。[25]

“諸子書(shu) 之非自作”，唐以前人所共知，《漢書(shu) ·藝文誌》與(yu) 《隋書(shu) ·經籍誌》“於(yu) 古書(shu) 皆不題某人著”，即爲明證。《史記》“於(yu) 諸子皆雲(yun) 著書(shu) ，又稱子思作《中庸》，孔子以曾子通於(yu) 孝道，故授之業(ye) ，作《孝經》，孟子與(yu) 萬(wan) 章之徒序《詩》《書(shu)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對此又當作何解釋呢？鑒泉答道：“著本渾詞，而古者每稱述爲作（如《左傳(chuan) 》稱召穆公作《常棣》），且審史公之言，亦止謂孔、曾授受，《孝經》因是而作，孟子與(yu) 萬(wan) 章之徒講論，七篇因是而作，正與(yu) 〈書(shu) 序〉之言作某篇相同。”自唐以後，此義(yi) 漸不明。宋《崇文總目》以來，“始於(yu) 古書(shu) 一一標明某人撰”。明人則於(yu) 古書(shu) 傳(chuan) 本原無作者題名者，“更妄增之”。至近代，諸子之學漸爲人所重，加之考據之學興(xing) 起，於(yu) 學者便“爭(zheng) 言辨僞”，一見年代不合，則“舉(ju) 全書(shu) 而僞之”。謬誤如此，可說是其來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因此，欲講明諸子之學，必須認清其書(shu) 原是“集錄”，“不必手著”。於(yu) 是可“祛一弊而得一善”，即祛“時代不合之疑”，從(cong) 而“分別以觀其旨”。[26]

諸子書(shu) 的源頭既明，便可探究其流變了。西漢之時，諸子與(yu) 詞賦“各爲門戶，不相混淆”，子家的體(ti) 裁則與(yu) 戰國時相同。至西漢末季，“杜欽、穀永之徒以書(shu) 記稱，體(ti) 承諸子，法兼詞賦，而雜文之流成；劉向、揚雄以博學著，雖名儒家，實近雜家，而專(zhuan) 家之學衰”。東(dong) 漢作者承繼劉、揚一派，“桓譚《新論》兼有記載、辨證，首開後世雜記之體(ti) ；王充《論衡》有諸子之意，而亦以上書(shu) 、奏記爲貴；王符《潛夫論》則多爲華采；應劭《風俗通義(yi) 》則鋪陳名物”。“至三國，而又有評論時人時事之體(ti) ”，如陸景《典語》，特爲劉知幾所稱賞；“傅玄《傅子》，竟可以當野史”。“戰國西漢之風，於(yu) 是大變。”晉、宋以降，雖有名理之學，而子舒畢竟稀少，“加以詞章益盛，濫及史、子，記事說理，皆尚華藻”；以至葛洪《抱樸子》、劉晝《新論》，“竟成駢文”；梁元帝《金樓子》，“遂似類書(shu) ”。凡此之類，“名雖爲子，而實已非子矣”。鑒泉概括說：

綜上所述，發源於(yu) 傳(chuan) 記之記言，初述古而後成一家言（由重言而立言）；初由徒裔記集，而後爲自作。其文體(ti) 則初簡渾而後詳析，初短促而後暢遂，初零碎而後條貫。至於(yu) 漢世，則一家之書(shu) 變爲一人之作。於(yu) 是支分爲別傳(chuan) 而衍變爲文集焉。此其大略也。[27]

專(zhuan) 家之學的子書(shu) ，既流變而成內(nei) 容龐雜的文集，校讎之法自須有相應的改變。從(cong) 形式來看，“古之子即後之集”；就內(nei) 容而言，則二者頗爲不同。內(nei) 容既殊，讀法不得不異。集之形式固然是由子書(shu) 衍變而來，然而集並非“代子而興(xing) ”。“集之內(nei) 容，實由《七略》詩賦一略而擴大之”。梁昭明太子〈文選序〉雲(yun) ：“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而《文選》的標準，則是“能文”，即所謂“事出於(yu) 沈思，義(yi) 歸於(yu) 翰藻”。鑒泉指出，王儉(jian) 撰《七誌》，“改詩賦爲文翰，即因無韻之文，亦多本詩，故廣其名爲翰，即昭明所謂翰藻也”。阮孝緒《七錄》，“改翰爲集，然其時之集，仍止詩賦一流，未嚐濫及子、史。論事論理之文，皆入子中。史、子成書(shu) ，仍自別行”。如嵇康《養(yang) 生論》，爲《文選》所收，而其全書(shu) 三卷，《隋書(shu) ·經籍誌》仍然別出，即爲其例。“至於(yu) 唐世，乃漸混濫，不惟論理 [事] 記事皆入集中，乃至成書(shu) 亦混入集。”韓愈之《順宗實錄》，柳宗元之《非國語》，止是附於(yu) 各自的文集，而非入集。“劉禹錫之《易九六論》、《因論》，皮日休之《春秋決(jue) 疑》、《鹿門隱書(shu) 》，則皆編於(yu) 集中矣。”後世之著錄者，昧於(yu) “別裁”之法 [ 按：所謂別裁之法，爲章實齋所倡，其大意爲：“蓋古人著書(shu) ，有采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采取成說也。）其所采之書(shu) ，別有本旨，或曆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yu) 全書(shu) 之內(nei) ，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內(nei) ，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shu) ，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隷於(yu) 本類，亦自兩(liang) 不相妨。”見其《校讎通義(yi) ·別裁第四》 ]。專(zhuan) 門之學因之而沈晦，至爲可惜。[28]

由此便可推論治集之法。唐以前，子與(yu) 集未混，表見其自成一家言者，較爲容易。唐以後，經、史之流皆混入於(yu) 集，當以如下三法治之：“一曰別裁其經、史、子之成書(shu) 混入者。二曰表其有宗旨能成一家言者。三曰表其有得力之處者。”鑒泉同時又指出，治唐集與(yu) 治宋集之法亦應有不同，其原因是：“若其自成一家，則唐多於(yu) 宋；表其得力，則宋多於(yu) 唐。”宋以後，“應酬牽率之風尤廣”，可謂“無家不備眾(zhong) 體(ti) ”，非但“不能依其所得力之處以爲編次之甲乙”，而且多存“不足存之文”，故“言集之雜，至宋乃極”。然而宋集有一個(ge) 長處，即“考證記述加詳”。“凡經、史、子部之不成書(shu) 者，悉在其中，且有本足成書(shu) 而不克成書(shu) ，集反可代其成書(shu) 者。”“張耒、方孝孺之集，皆可當子，邵廷采集可當一史”，即爲其例。[29]

鑒泉明統知類的功力，又可見於(yu) 其裁論小說。中國昔時文人以小說爲小道，現代學者受西方影響，視小說甚重，然而於(yu) 小說之名實，則往往不甚了了。鑒泉對此，探本溯源，裁斷精審。《漢書(shu) ·藝文誌》有“小說家”之目，鑒泉就此說道，所謂家，指必須自成一家之言；所謂說，則意謂“傳(chuan) 說故事，口耳流傳(chuan) ，異於(yu) 史職之書(shu) ”（此處用“說”字的狹義(yi) ，其廣義(yi) 乃是“諸子百家之通名”），此類傳(chuan) 說因而“不必覈實，形容鋪張，而多甚溢之詞”。由此可知，凡無旨意者，不得稱爲小說；“質直記事之書(shu) ”，亦不得稱爲小說。“說家”之所以加一“小”字，則以其爲說之小者，與(yu) 儒、道、墨、名、法諸家相較，其說“短淺叢(cong) 碎，不能成統係”，“非真能成一家言”，然而還是有其宗旨，故“附於(yu) 九流而不入九流之數”。史流與(yu) 小說，有各自的“誌”。史書(shu) 所載，雖或失實，然而其誌畢竟在於(yu) 求實。“敘述之態，揚厲而尚飾”，以求表述其宗旨，是爲小說家之誌。二者之別，猶如“官廳報告”與(yu) “市肆評話”的不同。同時須知，所謂有旨意，並不一定能“述一義(yi) 成一家言”，衹是“有意旨而已”；小說敘述之失實，亦並非“全爲虛造及有過誤”，衹是“增飾不顧實而已”。[30]

以此標準來衡量，《世說新語》便不是真小說，因其“書(shu) 中毀譽之詞，皆世之所說，非作者之意”。易言之，此乃“集說”，“止客觀敘述，而非主觀之抒寫(xie) ”。小說與(yu) 傳(chuan) 記相混，正自此始。又如六朝時，“明因果報應”的“鬼神之書(shu) ”，其意雖在“勸懲”，而作者“本以此爲征驗，欲生人之信”，“觀者雖或不信，而作者固以爲信，非采取傳(chuan) 說，揚厲文飾以道己意之比”，故亦不得謂之真小說。[31]在鑒泉看來，真小說在唐代是傳(chuan) 奇，宋以後則是平話。傳(chuan) 奇文體(ti) ，“不外乎描寫(xie) 纖委而文詞艷麗(li) 。凡敘事，纖則必增，麗(li) 則必飾，煒曄揚厲”。此乃說之所以爲說，即使實有其事，實有其人，如此敘述，“便是小說，不必定幻設”，而且唐人小說也不一定盡是“幻設”。至於(yu) 平話或話本，雖爲舊日“論文者所不取，而實真小說”。宋代曲劇止有韻文，且情節簡略，後來“采話本以爲賓白體(ti) ”，纔得以大成。故曰：“話本不獨爲小說正體(ti) 之複興(xing) ，且旁啓曲劇。”[32]

當時西洋小說的譯本，鑒泉瀏覽者亦不少。認爲西方小說“於(yu) 人生無所不談”，而中國向來的小說，“乃僅(jin) 述仙鬼勇俠(xia) 艷情之事”，兩(liang) 相比較，“斯爲陋矣”。然而可說中國長篇小說不發達，但不可說短篇亦不發達；可說中國小說大多不如西方小說描寫(xie) 之細，但不可說“無如其結構之精”。此處所謂中國小說，指的是敘事詩。中國詩本兼敘事，《詩·大雅》《文王》諸篇，及《焦仲卿妻詩》、《木蘭(lan) 詞》等，猶如西方之史詩。後來中國詩“局於(yu) 寫(xie) 感抒情”，敘事之風漸衰。“及至中唐，承樂(le) 府之緒而恢擴之，七言歌行廣說人事，實與(yu) 彼之短篇小說同其體(ti) 用。”敘事詩興(xing) 起，“傳(chuan) 奇遂衰，而零條雜記之小說，遂亦僅(jin) 述奇事，不廣說人事矣”。鑒泉列舉(ju) 漢樂(le) 府《羽林郎》、《董嬌嬈》以下，直至清人金和、江湜諸人之作爲例，證明此類敘事詩與(yu) 西方短篇小說，作法並無殊異。[33]按：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綜上所述，可見鑒泉以校讎法辨經傳(chuan) 之體(ti) ，推子書(shu) 之原，明文集之流衍，論小說之名實，皆有卓見。

四、論輯佚與(yu) 辨僞

古籍時代久遠，不能無逸失，實爲勢之必然。清人好古善疑而重考據，輯佚與(yu) 辨僞之事隨之而盛。鑒泉以其校讎的功力，對此亦多有獨到見解。以爲輯佚者因類以求，取資最多者，有三注與(yu) 四大類書(shu) 。三注爲《三國誌注》、《水經注》、《文選注》，四大類書(shu) 則是《北堂書(shu) 鈔》、《藝文類聚》、《太平禦覽》、《太平廣記》。不過這僅(jin) 是犖犖大者，讀書(shu) 廣而目光如炬者，可越出“因類以求”之外。如孫詒讓於(yu) 陸淳《春秋集傳(chuan) 纂例》趙匡說中，輯得《竹書(shu) 紀年》遺文共七事；繆荃孫於(yu) 《蘇詩施注》中，輯得馬總《意林》逸文二條；“皆他人輯本所未采”。又如趙聖傳(chuan) 輯《左傳(chuan) 》服虔注（按：書(shu) 名《左傳(chuan) 服義(yi) 述》），“謂《公羊》、《周官》、《儀(yi) 禮》疏，皆六朝舊本，所引《左傳(chuan) 》多是服注”，鑒泉以爲此乃“得之於(yu) 無形，尤爲巧矣”。同時又引明人胡應麟之說，指出唐宋時類書(shu) 編纂者，往往並非直接引用原書(shu) ，而是從(cong) 以前的類書(shu) 抄出。如馬總《意林》所引書(shu) ，考之《隋書(shu) ·經籍誌》，存者不過十之三，“自餘(yu) 皆梁世所有，隋一不存”；馬氏《意林》所錄，自是從(cong) 庾仲容《子鈔》纂出。鑒泉更指出，類書(shu) 的這一弊病，《太平禦覽》尤甚，凡輯佚者不可不知。總之，輯佚絕非易事，“非通校讎，精目錄，即差舛百出”，“近世此風大盛，而佳者實少”，章宗源、孫星衍、馬國翰、黃奭諸人，皆有此類疏誤，以馬、黃二人爲甚。[34]

第一是漏。鑒泉以爲，“此弊人人知之，而能免者實少”。如馬國翰輯顔延之《庭誥》，“泛采逸文，而不錄本傳(chuan) 所載長篇”；輯《古今樂(le) 錄》，“於(yu) 《樂(le) 府詩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實爲不可解”。[35]

第二是濫。凡有二端，一曰肊斷附會(hui) 。如“馬驌《繹史》載《呂覽》《農(nong) 書(shu) 》四篇，謂蓋古農(nong) 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詞”，而馬國翰遂采用之，以當《野老書(shu) 》。又，“《別錄》稱《尹都尉書(shu) 》有《種瓜》《芥》《葵》《蓼》諸篇，馬遂采《齊民要術》《種瓜》諸篇爲《尹都尉書(shu) 》。”凡此肊斷附會(hui) 之弊，黃奭較少，然而如顔真卿《韻海鏡源》“逸文無存”，“黃氏乃以《幹祿字書(shu) 》分韻以當之”。《幹祿字書(shu) 》爲真卿從(cong) 父元孫所撰，二人雖叔姪，而字書(shu) 、韻書(shu) 體(ti) 裁不同，如何能斷定爲彼此相同？二曰本非書(shu) 文。東(dong) 漢以後，“書(shu) 皆自作”，而馬氏“乃以《魏誌》所載王肅對問當《正論》，王基對問當《新書(shu) 》”，此等本是“隨口之語，非如他書(shu) 答問之成文”，如何能以之當書(shu) 篇？又如“《三國誌》裴注引陸氏《異林》載一怪事，雲(yun) ：‘從(cong) 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意謂此乃口說，“而馬氏遂以入陸雲(yun) 《新書(shu) 》”，直是欺人之談，更爲可笑。又有本不是專(zhuan) 書(shu) ，亦不見於(yu) 目錄，“而徒誇多種，遂妄力名目者”，“如束皙校《汲塚(zhong) 書(shu) 》，撮敘大略，而馬氏遂名爲《汲塚(zhong) 書(shu) 鈔》”，並以諸書(shu) 引古文《竹書(shu) 紀年》者皆入之。凡此種種，“無乃太張皇乎！”[36]

第三是誤。鑒泉認爲，“此弊生於(yu) 不考”。亦有二端，一曰不審勢時代。如“《史記索隱》引《魯連子》，下雲(yun) ：‘共，今衛州共城縣。’”此乃司馬貞所加按語，而馬氏遂連帶鈔入《魯連子》。《藝文類聚》引劉向《別錄》“《尹都尉書(shu) 》有《種蔥篇》”，下雲(yun) ：“曹公既與(yu) 先主”雲(yun) 雲(yun) ，顯然是引另外一書(shu) ，馬氏亦連帶鈔入《尹都尉書(shu) 》。又如《宋書(shu) ·州郡誌》連引稱《太康地記》與(yu) 王隱《晉書(shu) 》，“蓋合二書(shu) 言之，而黃氏輯《太康地記》，悉鈔入之”，於(yu) 是太康三年之書(shu) ，有了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爲寧浦”之事。此等皆爲不審時代而致混淆之例。二曰據誤本俗本，如《意林》中，“傅子與(yu) 楊泉《物理論》互譌”，孫、黃二氏輯《物理論》，據此誤本而不察於(yu) 《傅子》遂入於(yu) 《物理論》了。鑒泉特別指出，“《太平禦覽》傳(chuan) 寫(xie) 多譌，尤不可恃。”[37]

第四是陋。“此弊生於(yu) 無識，凡有三端。”一曰不審體(ti) 例。如《藝文類聚》引董仲舒“說上重粟”語，“閻若璩《困學紀聞箋》以爲是《春秋決(jue) 疑》遺文，馬氏從(cong) 之”，然而《春秋決(jue) 疑》遺文，“皆設甲乙之事”，與(yu) 此體(ti) 例不合，此自是《春秋繁露》諸篇佚文。另一例是“馬輯何承天《禮論》，以《通典》所載承天《駁難》入之”。二曰不考源流。“馬輯譙周《五經然否論》，以諸書(shu) 所引譙周《禮祭集誌》及諸論禮之文入之”，不知譙周曾繼蔡邕、董巴而撰《漢誌》，凡此或是《漢誌》之文，未必皆出於(yu) 《五經然否論》。三曰肊定次序。如餘(yu) 蕭客《古經解鉤沈》，“以褚少孫引《春秋大傳(chuan) 》說社語屬莊公二十五年‘鼓用牲於(yu) 社’下”。鑒泉以爲，“按古傳(chuan) 說多依經起義(yi) ，不必專(zhuan) 說某句”，如此“強配”，是謂不知體(ti) 例。汪繼培輯《屍子》，嚴(yan) 可均輯桓譚《新論》，皆未加詳考，“望文而定其屬何篇”，亦所未安。[38]

汪繼培輯《屍子別錄存疑》一卷，葉德輝輯《傅子》，別爲《訂誤》一卷，鑒泉以爲，此二書(shu) “最爲慎密”，當以爲法。又指出，欲爲輯佚之事，必須了然於(yu) 古書(shu) 的存佚，不可名實相混。鄭樵《通誌·藝文略》直接鈔錄《唐書(shu) ·經籍誌》與(yu) 宋代《崇文總目》，明代焦竑撰《國史經籍誌》，“又並鈔舊目”。二人“皆兼取佚書(shu) ，而不著‘佚’字”，於(yu) 是宋世已亡之書(shu) ，似乎至明代猶存，因而招致後人不信其書(shu) 。其結果是：“欲使佚者如存，而反使存者如佚矣。”[39]

總之，“羣書(shu) 之中有逸書(shu) ，存書(shu) 之中有逸文，經子有逸篇，史或有錄無書(shu) ”，此爲人所共知。“至於(yu) 版刻既盛之後，子史專(zhuan) 行之書(shu) ，宜若不當有逸”，然而“書(shu) 之有足本不足本之異者”，仍然不少。原因在於(yu) “篇簡有完闕，版刻有先後，初刻或非定本，重翻或據殘書(shu) ”，故輯佚“必憑多本，乃克補完”。更有“行本皆同，而亦有逸文者”，如司馬光《涑水紀聞》、蘇轍《龍川略誌》，若“校以《八朝名臣言行錄》，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可見“徒憑異本，不足爲功”，欲求完備，“更當廣采”。若論篇卷之闕，則當“旁求他書(shu) 以補之”，如孫星衍《廉石居藏書(shu) 記》所謂，“曹學佺《天下名勝誌》可以補《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之闕卷”，即是一例。又，宋、明以降，諸書(shu) 題跋“陳言累牘，人多厭而刪去”，然而對於(yu) 稽考版刻源流等，頗有助益，可謂“其重要不下於(yu) 書(shu) 文”。[40]鑒泉見解之超卓與(yu) 條理之密察，於(yu) 此等處可見。

古書(shu) 辨僞之事，二百年來，盛極一時。鑒泉最爲推重者，乃明人胡應麟《四部正譌》（收入其《少室山房筆叢(cong) 》）及清儒閻若璩《古文尚書(shu) 疏證》。至於(yu) 姚際恒《古今僞書(shu) 考》，雖爲世所稱，鑒泉則以爲乃是“依附閻氏”，且“詳亦不逮，尤多武斷未究之說”。其時古文家，如姚鼐等，沿韓愈、柳宗元之論，亦喜辨僞書(shu) ，“而多以詞氣爲斷”。今文經學家末流，則“謂六經皆孔子所造”，使孔子成了“作僞之宗”，以致古書(shu) 幾乎無一不僞。鑒泉於(yu) 此二派，皆所不取，以爲今文經學之論乃是“偏畸”，古文家以詞氣爲斷，亦是“虛幻”，“皆不如考證之可憑”。然而“考證者不皆詳慎，而又不皆有校讎之識”，其考證的結果往往是於(yu) 不僞者疑其所不當疑，而於(yu) 僞者則證其所不必證。可說是前代之患是“誤僞爲真”，今日則是“誣真爲僞”；前代之失是“考證太疏”，今日則是“考證太密”。[41]按：此爲鑒泉對於(yu) 當時學界辨僞之風的大判斷。近三四十年來，地不愛寳，大量簡帛古書(shu) 出土，其中多有過去視爲僞書(shu) 者。“走出疑古時代”的呼聲由之而起。[42]鑒泉在辨僞之風盛極一時之際，獨能不逐時趨，講明古書(shu) 體(ti) 例，與(yu) 餘(yu) 季豫（嘉錫）、呂誠之諸先生桴鼓相應，可謂孤明先發。[43]

鑒泉指出，“欲變僞書(shu) ”，須先界定何謂僞書(shu) 。“僞者，不真之謂”，故所謂僞書(shu) ，當指“前人有此書(shu) 而已亡，或本無此書(shu) ，後人以意造僞書(shu) 而冒其名，實非其人之作”。若於(yu) 此定義(yi) 不合，即不當列爲僞書(shu) 。然而“昔之論者，多囫圇不析，往往以非僞爲僞”。所謂以非僞爲僞者，大體(ti) 可分六類。[44]

“一曰事之乖謬。”嚴(yan) 可均《書(shu) 《說苑》後》指出，劉向此書(shu) 所記諸事，與(yu) 《左傳(chuan) 》及諸子所言，“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liang) 說三說並存”，《韓非子》所載諸事亦是如此，此乃“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致。生於(yu) 二千年後，實應多聞闕疑，不當少見多怪，畫一看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亦謂，諸子書(shu) 往往借重古人來宣揚己說，“年歲舛謬，事實顛倒，皆所不計”，甚或虛造故事以證成其說。鑒泉因此強調，“事雖僞，而書(shu) 則非僞”，切不可“以所言之誤，而疑其人之非”。[45]

“二曰文有附益。”凡一書(shu) 的流傳(chuan) 寫(xie) 刻，經曆不止一手，注語、識語等每每誤入於(yu) 正文，還常有續書(shu) 之作（如《史記》續書(shu) ），或原本殘缺，寫(xie) 古者掇拾遺文，他書(shu) 之文因而誤入，或好事者妄以己意改竄原文。凡此種種，皆使書(shu) 中有僞，但不等於(yu) 書(shu) 本身即是僞物。[46]

“三曰傳(chuan) 述。”章學誠謂“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而語言文字未嚐私其所出”；“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諸子著述成書(shu) 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乃至“師之所詔”與(yu) “徒之所衍”渾而莫辨。（《文史通義(yi) ·言公上》）孫星衍、嚴(yan) 可均二人，亦有相似之論。鑒泉據此說道，凡漢以前諸書(shu) ，皆是如此，“雖有主名，而本非所作，無所謂冒”；本是一家之言，非一人之作，亦無所謂僞造。論者以時事與(yu) 詞氣作判斷，好比“認家譜爲始祖之著述”，其謬顯然。[47]

“四曰依托。”章學誠謂，“百家之學，多爭(zheng) 托於(yu) 三皇五帝之書(shu) ”，其書(shu) 固然是出於(yu) 依托，其宗旨則未必絕無師承；又說，“古未嚐有著述之事”，兵、醫、農(nong) 諸術之書(shu) ，托於(yu) 太公、黃帝、神農(nong) 野老，看似僞撰，實則未盡然，因爲此等術數，本是出於(yu) “官守師傳(chuan) 之道”，不可以文字斷其真僞。（《文史通義(yi) ·詩教上》）鑒泉補充說，此類書(shu) 以術數家言爲最多，“至今猶然”，“雖本無其書(shu) ，而旨有所出，言有所承，無所謂造，亦無所謂冒也”。若以時事、詞氣作準繩，則猶如“認詞狀爲告者之親(qin) 筆”。[48]

“五曰補闕。”“惜古書(shu) 之闕，而以己意補之，豈惟書(shu) 非其書(shu) ，亦且言非其旨”，當然難逃作僞的罪名。“然明稱曰補，補者有人”，既不是冒名，如何可目之爲僞？[49]

“六曰托古。”己意不直說，而假托於(yu) 古人，不但本無此書(shu) ，而且本無此說，豈非是僞？然而既不諱言借名造說，顯然不是故意作僞以欺世。若以此爲僞，則《莊子》中有假托盜蹠之語，盜蹠豈非成了莊周之失主？[50]

鑒泉總結說：“凡此六類，最宜詳察。知坿益則知真中有僞，知依托則知僞中有真，辨析及此，斯爲善讀書(shu) 矣。”又指出，第一、二兩(liang) 類，人所共知；五、六兩(liang) 類，人雖知而多忽略。三、四兩(liang) 類，“則章氏特發，孫、嚴(yan) 略窺”，其他諸人，於(yu) 此皆不了然，“而世之稱僞書(shu) 者，此二類乃獨多”。致誤之由，“在不明古人著述之情狀”。須知“古所謂某人之書(shu) ，止是某人之說，即稱某作；亦或止是某所發明，非即某屬其詞而書(shu) 之簡也”。若執後世著述之例以論古書(shu) ，“疑僞遂多矣”。因此，“凡論古書(shu) ，必以辨宗旨爲先，而時事、詞氣次之，不獨古子爲然也。”“考據家以核時代爲良方，而不知辨宗旨；古文家以審詞氣爲長技，而不知辨體(ti) 例”；故其結論不可靠。鑒泉更指出，考據家視以爲證而其實不足爲證者，凡有三端。“一曰史誌不載。”當知《七略》校讎，所據者衹是中秘書(shu) ，叔孫通之禮、蕭何之律，皆所不載，豈可以此爲證，認爲二者均是僞撰？唐、宋以後的史誌，“遺闕尤多，豈得以修史者一時所見爲備哉？”“二曰篇卷不同。”須知唐時通行卷子，“卷短而多”，宋以後通行葉卷，“卷長而少”，“或分或並，歧異多矣”，豈能據此判定一書(shu) 之真僞？“三曰他書(shu) 雷同。”然而“諸子、傳(chuan) 記，每多互存，或傳(chuan) 述同源，或裁證己說，雜家本屬兼收，古言不私一己”，豈可“據以定真僞”？[51]

胡應麟曾揭示，書(shu) “有非僞而僞者”。[52]鑒泉以爲，此乃“冒名之事”。冒名有兩(liang) 類：一是“竊人之書(shu) 以爲己有”。以近世事言，如“秦嘉謨竊洪貽孫之《世本輯》，李調元竊屈大均之《廣東(dong) 新語》而改其名爲《南越筆記》”。二是“假人之名”，“近代有勢者多屬其賓客著書(shu) 而自居其名”。如納蘭(lan) 成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實爲陸元輔撰（據方苞說）；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實爲徐倬撰（據鄭元慶說）；“畢沅之書(shu) ，大氐其賓客所爲”。又，“集眾(zhong) 編書(shu) ，始於(yu) 唐武後”，“近世所編書(shu) 首，具列銜名，雖著錄者皆用總裁之名，猶可知《周易折中》出李光地，《詩義(yi) 折中》出孫嘉淦，《三禮義(yi) 疏》出方苞、吳紱輩。然纂修之人不一，《通鑒輯覽》楊述曾之力爲多，則非觀其墓誌不知矣。《四庫》分纂，則銜名類列，不知何類屬何人，惟正史類出邵晉涵，禮類出任大椿，子部出周永年，佚見他說耳”。私撰之書(shu) ，亦有類似情形。著錄羣籍之時，於(yu) 此等處不可不加以注意。[53]按：今日撰寫(xie) 學術論文，強調所謂國際規範，每引一書(shu) ，必開列作者名，對於(yu) 竊名、假名等不加注意，對於(yu) 古書(shu) 不題撰人，更是懵然不知，於(yu) 是《舊唐書(shu) 》撰者爲劉煦，《宋史》撰者乃脫脫（按：脫脫不識一丁字，能撰《宋史》乎？），《孟子》作者題爲孟子，《管子》作者題爲管子。食洋不化，一至於(yu) 此，令人不禁失笑。

胡應麟《四部正譌》於(yu) 僞書(shu) 之事，有一總結，謂“凡四部書(shu) 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僞，《易》爲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僞，雜傳(chuan) 記爲盛，瑣說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竄匿甚眾(zhong) ”。（《少室山房筆叢(cong) 》，第322頁）鑒泉對此解釋說：

經之《易》爲盛者，以《易》流爲術數，而術數之書(shu) ，本多傳(chuan) 述依托之體(ti) 也。史之雜傳(chuan) 記爲盛者，以其挾恩怨也。子之道爲盛者，子本多傳(chuan) 述依托，而道家之流最廣也。大氐經有傳(chuan) 授，史本實事，皆不易僞爲。子家多古書(shu) 術數，止重所言之法訣，而二類又本傳(chuan) 述依托之體(ti) ；說理之文，可恣己意；故僞者獨多。至於(yu) 文集，則人人可爲，不必作僞，然亦有僞者，則書(shu) 賈假本，以應搜求。宋以後文集繁多，熟悉者稀，故其欺易售。如盧文弨所說，以劉過集爲蘇過集，以吳師道集爲蘇舜卿集，此類甚多，頗難察覺。然止改名冒充而已，固非作僞之例也。[54]

按：古往今來，於(yu) 書(shu) 籍作僞一事，辨析精詳，至於(yu) 如此，可謂大體(ti) 無遺憾了。鑒泉的校讎功力，即此可見。

五、後案

近人汪辟疆（國垣）有《目錄與(yu) 目錄學》一文，將目錄學分爲四類：一爲“綱紀羣籍簿屬甲乙之學”，二爲“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三爲“鑒別舊槧讎校異同之學”，四爲“提要鉤玄治學涉徑之學”。第一類乃目錄家之目錄，第二類爲史家之目錄，第三類爲藏書(shu) 家之目錄，第四類則是讀書(shu) 家之目錄。辟疆主張，目錄學家應斟酌於(yu) 一、二類之間，“由綱紀羣籍範圍，而略涉辨章學術範圍”；所謂目錄學者，“非僅(jin) 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別源流，詳究義(yi) 理，本學術條貫之旨，啓後世著錄之規，方足以當之”。[55]以此爲準繩，則鑒泉者，可謂目錄學家之翹楚也。

鑒泉治學，沿鄭樵、章學誠之緒，植基於(yu) 校讎，重視統類，然而對於(yu) 鄭、章二家之說，亦多有糾正。鄭樵著《校讎》、《藝文》二略，“斤斤於(yu) 謹類例”。“類例本於(yu) 《七略》，原於(yu) 六藝”，鄭氏卻“不知《七略》之意”，於(yu) 目錄著述中七略法如何演變而爲四部，亦不予考究，唯知“碎分子目”，繁瑣糾葛，謬處甚多。究其原因，乃在“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而“未嚐講明源流，整理統係”。[56]鑒泉於(yu) 章氏，備致敬意，曰：“章先生發明七略，功越鄭樵，近古以來，未嚐有也。”於(yu) 其“別裁、互著二法”，尤爲推重，以爲此乃“不刊之論”，同時又指出，實齋不免“持論太過，致傷(shang) 體(ti) 義(yi) ”。校讎之學，貴在分別門類，窮原竟委，而實齋於(yu) 此，未能詳究，一如鄭樵。鑒泉認爲，章氏之誤，凡有五端。一是“主張互著太過”，以致太零碎而輕重失宜。二是“主張別裁太過”，以致大似編類書(shu) ，往往“裁所不當裁”。三是“收《七略》所無，位置未當”，其故則在不知“以六藝統羣書(shu) ”。四是“持源流之論太過，顛倒虛實，混淆部次”，其原因亦在未能深明學術之統係。五是“誤譏班氏”，不知劉向別錄羣書(shu) ，“以辨章學術爲主，故以《輯略》冠首”，而班固所撰，乃是史誌，“以記錄掌故爲主，故分散《七略》，附於(yu) 各目之後”。[57]

從(cong) 以上所述可知，鑒泉治校讎，條理之密察，統係之分明，不僅(jin) 遠逾鄭樵，且亦邁越章氏。鄭氏雖言謹類例，其實並不真知類例，因其昧於(yu) 統係故也。章氏能知類，然於(yu) “明統”一事，畢竟未精，與(yu) 鑒泉相較，史識終覺不逮。鑒泉孜孜於(yu) “明統知類”的校讎法，目的是論世知言，即陳寅恪先生所謂“在史中求史識”。[58]玆以其論明末三風與(yu) 子學流變二事爲例，以見一斑。

《明末三風略考》開首雲(yun) ：

明末有三風，爲他時所無，一曰山人，二曰遊俠(xia) ，三曰紳衿橫恣。三者互爲因果，而皆原於(yu) 士大夫之驕侈，沿唐人科第之風而怙權勢，襲宋元名士之習(xi) 而好玩戲，招納門客以遂其欲，而山人遊俠(xia) 皆出其中。士大夫中複分爲二，曰鄉(xiang) 紳，曰士子。而遊俠(xia) 之劣者則爲棍徒。鄉(xiang) 紳淩虐平民，民或起而抗之，士子棍徒則或佐鄉(xiang) 紳，或佐平民。至於(yu) 將亡，其鬬爭(zheng) 益顯。社盟門戶鬬於(yu) 內(nei) ，外國盜賊攻於(yu) 外，而內(nei) 複有此病，故魚爛而不可收拾。世惟知明之亡由門戶流寇邊患而不察此。此爲史所不詳，而小說詳之。觀《萬(wan) 曆野獲編》，已見其端矣。[59]

此外還引用多種子、集二部之書(shu) ，如錢謙益《列朝詩集》，馮(feng) 時可《兩(liang) 航實錄》，李栩《戒庵漫錄》，王士禎《池北偶談》，劉鑾《五石瓠》，張履祥《近鑒》、《近古錄》，顧公燮《消夏閑記》，趙吉士《寄園寄所寄》等；《實政錄》（呂坤撰）及《明儒學案》亦見引用；真所謂“廣史”也。（鑒泉認爲，凡記實事者，皆當入於(yu) 史部，此之謂廣史。又，此處所謂小說，乃取通常用法。依鑒泉之見，小說須有宗旨，無旨意而質直記事者，皆不得謂真小說。）以此“廣史”觀念治史，視野便大爲開闊，能用不難得之書(shu) ，發人所未發。

鑒泉推子書(shu) 之原，甚有見地，前已述及。另有《子疏定本》一書(shu) ，以其校讎之法論諸子學，以《莊子·天下篇》、《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序意篇》及《七略》諸子類敘爲依據，由總論而分論，條別至爲清晰，時有獨見。以爲“凡物皆始渾而後析”，古之道術“本合一而後分化”。[60]“大道散而後有子術，未散則止有官學；空論興(xing) 而後有子書(shu) ，未興(xing) 則惟有記載”。又謂子術、子書(shu) 非無因而突生，“子術未興(xing) ，已有道家之大概，但止稱爲道，而不與(yu) 後之道家同耳；子書(shu) 未興(xing) ，已有說理之書(shu) ，但止名爲語，而不與(yu) 後之子書(shu) 同耳。”所謂道術，“乃人之生活法，有人而即有之，古初之時，自有其原始之理學，雖粗俗，而大體(ti) 有所成”。此“立身處世之道”，即是後世道家之所始。道術之托始於(yu) 黃帝，原因正在於(yu) 此。子書(shu) 未興(xing) 之前，“僅(jin) 有老人所傳(chuan) 之成訓格言”，“此類成訓守於(yu) 史官”，而史官乃“當時獨能多見典籍，通知故事之人”。道家出於(yu) 史官，此爲原因之一。“華夏學術以儒、道二家爲主幹”，道家最爲源遠流長，“變遷亦最大，支派亦最多，深如數理，淺如田父野老之人生觀，皆不出道家範圍”。道家可分爲“言超”與(yu) “言逆”兩(liang) 派：一爲“宏大而放蕩”，“自莊子以來，至東(dong) 漢而盛，至六朝而和會(hui) 佛說，乃成文士娛老之清談”；一爲“平實而淺薄”，“自西漢以來，流傳(chuan) 民間，與(yu) 儒術無形調和，成爲尋常格言”。“道家形上之說，則至隋唐而入佛學（天台、華嚴(yan) ），複流入儒（程、張）”。[61]

至於(yu) 儒家，則如《說文》所謂，乃“術士之通稱”，亦即明六藝者。“降及孔子，以六藝施教，其學遂以儒家名。”（據劉師培說）鑒泉更強調，孔子“止傳(chuan) 先王之教法”，其所講求，本是“貫天人而未嚐別爲名”。[62]（按：此說與(yu) 張孟劬[爾田]所謂孔子乃“儒家而實兼道家者”，頗可相通。[63]）諸子百家之興(xing) ，則在儒、道既分之後。鑒泉對此，有簡要而清通的敘述，雲(yun) ：

儒家以仁行禮，荀卿失其本而拘禮之跡，謂性爲惡，故專(zhuan) 以強齊爲務。道家以靜體(ti) 道，慎到失其真，而以勢爲道，謂己當去故，專(zhuan) 以齊物爲務。強齊必以法，法不定則如無法，故必嚴(yan) 刑賞以勝法。刑賞之權必有所歸，故必陰用術而亢君威。溯其初誌，亦在齊一無爲，而既失其道，又據惡性輾轉推求，遂與(yu) 初誌大相反背。發自慈而終於(yu) 酷，發自平而終於(yu) 酷，發自靜而終於(yu) 煩，發自虛而終於(yu) 固。流與(yu) 源反，事固多然，莊周所謂“始乎陽常卒乎陰”也。

若以申、韓歸罪於(yu) 黃、老，猶如以商、韓歸罪於(yu) 周、孔，豈不荒謬？[64]按：此一梳理，由源達流，愜心貴當，非精於(yu) 校讎者不能道。

《子疏定本》寫(xie) 畢，鑒泉撰《稿本題記》一篇，謂：“吾初記此，不意其成就條理如斯。每讀一書(shu) ，輒能綜其綱要，疏通證明，初不費力，而覺其詳碻反過於(yu) 前人，此通校讎之效也。”[65]此雖自喜之言，然確是實情。如鑒泉者，固“推十合一”之讀書(shu) 種子也。校讎之功偉(wei) 矣。

（刊於(yu) 東(dong) 吳大學《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台北：聖環圖書(shu) ，2010年）

【注釋】

[1]《中書(shu) ·認經論》，收入其《推十書(shu) 》（成都：成都古籍書(shu) 店，1996年影印本），第一冊(ce) ，第23頁（原書(shu) 卷二，頁一上）。

[2]《校讎通義(yi) 》卷一，葉瑛《文史通義(yi) 校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下冊(ce) ，第945頁。

[3]《中書(shu) ·三術》，《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第8頁（原書(shu) 卷一，頁二下）。

[4]同上，第9頁（原書(shu) 卷一，頁三）。

[5]《中書(shu) 》卷首，《推十書(shu) 》，第7頁（原書(shu) 頁一）。

[6]《中書(shu) 》二《學綱》，《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第9-10頁（原書(shu) 卷二，頁四下——五上）。

[7]《目錄學》上編，《推十書(shu) 》第二冊(ce) ，第1729，1752頁（原書(shu) 頁一上，四七下）。

[8]《續校讎通義(yi) 》，《治四部第二》，《推十書(shu) 》第二冊(ce) ，第1587頁（原書(shu) 上冊(ce) ，頁三上）。

[9]上書(shu) ，《通古今第一》，第1586-87頁（原書(shu) 上冊(ce) ，頁一上——二上）。

[10]《泰和宜山會(hui) 語》，《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冊(ce) ，第12-24頁。

[11]《中書(shu) 》一《認經論》，第27頁（原書(shu) 卷一，頁八上）。按：“古人不外事而言理”，原書(shu) “人”作“文”，顯爲手民之誤，玆改正。

[12]《續校讎通義(yi) 》一《通古今》，第1587頁（原書(shu) 上冊(ce) ，頁二下）。

[13]上書(shu) 二，《治四部》，第1587頁（原書(shu) 上冊(ce) ，頁三）。按：鄭寅此語，見於(yu) 陳振孫《直齋書(shu) 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9頁（卷十四）。

[14]《治四部》，第1587-88頁（原書(shu) ，頁三下——五上）。

[15]同上，第1588-89頁（原書(shu) ，頁五下——七上）。

[16]同上，第1589頁（原書(shu) ，頁七）。

[17]上書(shu) 三《外編》，第1589-92頁（原書(shu) 上冊(ce) ，頁七下——十二下）。

[18]上書(shu) 四《定體(ti) 》，第1592頁（原書(shu) 上冊(ce) ，頁十二下——十三下）。

[19]同上，第1592-93頁（原書(shu) ，頁十三下——十五下）。

[20]參看《認經論》三《六經可該學術之流變》，《中書(shu) 》二，第30-34頁（原書(shu) ，頁十五下——二二上）。

[21]《校讎述林》卷一，《經傳(chuan) 定論》，《推十書(shu) 》第二冊(ce) ，第1647頁（原書(shu) ，頁二下——三下）。

[22]同上，第1647-48頁（原書(shu) ，頁三下——五下）。

[23]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昆明：雲(yun) 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80頁。

[24]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丙篇》，載所著《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5年），第150-151頁；及蒙季甫《文通先兄論經學》，載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shu) 店，1993年），第72頁；參看拙作《經通於(yu) 史而經非史——蒙文通經學研究述評》，《中華文史論叢(cong) 》第92輯（2008年4月），第264-265頁。

[25]《子書(shu) 原論》，《校讎述論》卷一，第1649-53頁（原書(shu) ，頁七上——十四下）。

[26]同上，第1653-54頁（原書(shu) ，頁十四下——十六下）。

[27]同上，第1655頁（原書(shu) ，頁十八下——十九下）。

[28]《文集衍論》，《校讎述林》卷二，第1656-58頁（原書(shu) ，頁二十上——二五上）。按：“不惟論理記事”，原刊本“理”作“事”，顯爲排印之誤，玆改正。

[29]同上，第1662-63頁（原書(shu) ，頁三二下——三四上）。按：張耒有《張右史文集》（《四部叢(cong) 刊》初編本），卷五十二至五十七共六卷爲論議類，論法論治論禮，論晉唐，論曆代人物，足可別裁爲一總子書(shu) 。方孝孺有《遜誌齋集》，鑒泉以爲，是書(shu) “有一貫之旨，複能極辨論之勢，疏達成理，足以超葉正則 [適]、陳同甫 [亮] 而上繼張文潛 [耒]，雖師景濂 [宋濂 ]，蓋出藍矣”。見所著《舊書(shu) 別錄》卷六，《推十書(shu) 》第二冊(ce) ，第997-98頁（原書(shu) ，頁三上——五下）。邵廷采有《思複堂集》。近人張舜徽著《清儒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謂廷采平日“留心讀史，於(yu) 明代掌故，考索尤勤。特別對明末遺事，注意搜訪”；其文集卷九有《略》十二篇，分論田賦、戶役、國計等，又有《史略》六篇，分治體(ti) 、兵製等。（第163頁）此即所謂可當一史。

[30]《小說裁論》，《校讎述林》卷四，第1705-06頁（原書(shu) ，頁一下——三下）。

[31]同上，第1709-10，1711頁（原書(shu) ，頁九下——十下，十三下）。

[32]同上，第1713，1714，1717頁（原書(shu) ，頁十七下，十九下，二四下）。

[33]同上，第1723-26頁（原書(shu) ，頁三七下+四二下）。

[34]《目錄學》上編二《存逸》，第1737頁（原書(shu) ，頁十七上——十八下）。按：胡應麟原文見其《少室山房筆叢(cong) 》（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1年），第37頁（甲部卷三《經籍會(hui) 通》三）。

[35]《目錄學》上編二《存逸》，第1737頁（原書(shu) ，頁十八）。

[36]同上，第1737-38頁（原書(shu) ，頁十八下——二十上）。

[37]同上，第1738-39頁（原書(shu) ，頁二十上——二一下）。

[38]同上，第1739頁（原書(shu) ，頁二一下——二二上）。

[39]同上，第1739-40頁（原書(shu) ，頁二二上——二三下）。

[40]同上，第1740-411頁（原書(shu) ，頁二四上——二五上）。

[41]《目錄學》上編三《真僞》，第1742頁（原書(shu) ，頁二七）。按：呂誠之先生（思勉）的見解與(yu) 此相同，其《論讀子之法》一文謂，讀諸子書(shu) ，宜留意求其大義(yi) ，而近人辨諸子真僞之術，實不甚可信。其術大要有二：一是“據書(shu) 中事實立論，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斷爲僞”；二是“就文字立論”。“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專(zhuan) 恃”，因“子爲一家之學，與(yu) 集爲一人之書(shu) 者不同”。見所著《經子解題》（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102頁。

[42]李學勤著有《走出疑古時代》（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主張“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以求“學術史的再認識”（第19，8-10頁）。李零近著《簡帛古書(shu) 與(yu) 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4年）全麵描述近年來對簡帛古書(shu) 的研究，主張學術史的改寫(xie) 。

[43]季豫先生有《古書(shu) 通例》之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於(yu) 古書(shu) 體(ti) 例及辨僞問題作全麵的探討。誠之先生著《經子解題》、《先秦學術概論》（二書(shu) 重印本甚多），於(yu) 先秦學術之流別、經子古籍的體(ti) 例諸事，亦有獨到的見地。

[44]《目錄學》上編三《真僞》，第1742頁（原書(shu) ，頁二七下——二八上）。

[45]同上，第1742-43頁（原書(shu) ，頁二八下——二九上）。按：餘(yu) 嘉錫《古書(shu) 通例》卷二〈古書(shu) 多造作故事〉節列舉(ju) “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造爲故事，以自飾其非”；“因憤世嫉俗，乃謬引故事以致其譏”；“心有愛憎，意有向背，則多溢美溢惡之言，敘事遂過其實”；“諸子著書(shu) ，詞人作賦，義(yi) 有奧衍，辭有往複，則設爲故事以證其義(yi) ，假爲問答以盡其辭，不必實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問”；“古人引書(shu) ，唯於(yu) 經史特爲嚴(yan) 謹，至於(yu) 諸子用事，正如詩人運典，苟有助於(yu) 文章，固不問其真僞”；“方士說鬼，文士好奇，無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虛構異聞，造爲小說”等七端，可參看。（第76-91頁）

[46]《目錄學》上編三〈真僞〉，第1743頁（原書(shu) ，頁二九上）。按：《古書(shu) 通例》卷四專(zhuan) 辨附益（第119-130頁），頗詳備，可參看。

[47]《目錄學》上編三《真僞》，第1743頁（原書(shu) ，頁二九上——三十上）。按：參看《古書(shu) 通例》卷一《古書(shu) 不題撰人》節，第23-26頁。

[48]《目錄學》上編三《真僞》，第1743頁（原書(shu) ，頁三十）。

[49]同上，第1743-44頁（原書(shu) ，頁三十下——三一上）。

[50]同上，第1744頁（原書(shu) ，頁三一上）。

[51]同上，第1744頁（原書(shu) ，三一上——三二下）。

[52]《四部正譌》上，《少室山房筆叢(cong) 》，第290-291頁。

[53]《目錄學》上編三《真僞》，第1745-46頁（原書(shu) ，頁三三上——三四下）。

[54]同上，第1746頁（原書(shu) ，頁三五）。

[55]《目錄學研究》（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0頁。

[56]《續校讎通義(yi) 》上冊(ce) ，〈糾鄭第九〉，第1609，1611頁（原書(shu) ，頁四六下——四七上，五一上）。

[57]《續校讎通義(yi) 》下冊(ce) ，《匡章第十六》，第1641-43頁（原書(shu) ，頁五八下——六二下）。

[58]見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文，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頁（卷上）。

[59]《右書(shu) 七》，《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第351頁（原書(shu) 卷七，頁十上）。

[60]《子疏定本》上冊(ce) ，《子疏先講》，《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第794頁（原書(shu) ，頁七下）。

[61]同上，《老徒裔第三》，第810頁（原書(shu) ，頁三八上——三九下）。

[62]同上，《孔裔第二》，第800頁（原書(shu) ，頁十九上）。

[63]《史微》，黃曙輝點校（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6年），第81頁（卷四）。孟劬曰：“六藝未歸孔子以前，君人南麵之術根據於(yu) 道家；六藝既歸孔子以後，君人南麵之術皆折衷於(yu) 孔子。夫孔子，儒家也，以司徒一官上代舊史之統，則儒家而兼道家矣。”

[64]《子疏定本》下冊(ce) ，《法家第八》，第851頁（原書(shu) ，頁十九上）。

[65]同上，第874頁（原書(shu) ，頁六五下）。

作者惠賜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