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zi) 中國》：中國何謂？

作者：薛超

來源：作者惠賜本站

時間：2014年1月27日

2007年5月，當時已經從(cong) 清華大學轉投複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師生們(men) 作了一堂“攬鏡自鑒：從(cong) 周邊看中國”的學術講座。4年後，根據該堂講座內(nei) 容為(wei) 基礎，經過多年的資料收集、整理和歸納，葛先生的新著《宅茲(zi) 中國》問世。

重建有關(guan) “中國”的曆史論述，是這本《宅茲(zi) 中國》的副標題。光從(cong) 這標題本身，就能看到全書(shu) 的主旨所在：“中國”，究竟是什麽(me) ？相信不光普通民眾(zhong) ，即便是知識界的主流人士，估計也沒有過多去想過。事實上，有關(guan) 中國和中國史的敘述，在國外、甚至是大陸中國以外的學術界，早已成為(wei) 了一門顯學。無論隻是純粹的學術研究，還是別有用意的解構——這在引言中均有所列舉(ju) ——都無一例外對過去揮之不去的“中國自古以來”的定式語境進行著挑戰。那麽(me) ，繼承了中國學術主體(ti) 的大陸學者們(men) ，還能夠回避對這個(ge) 理所當然卻又難以言表的概念的解析過程嗎？

書(shu) 中最為(wei) 著重的是傳(chuan) 統中國與(yu) 現代民族主義(yi) 之間的聯係。對長期處於(yu) “家國天下”體(ti) 係的傳(chuan) 統中國，“民族主義(yi) ”或者說是“民族性”這個(ge) 概念，究竟是完全由西方外來勢力在強行打開國門的舶來品，還是在某個(ge) 時間段就已經有所催發生長，是很有必要予以深入探討的。否則的話，無論是從(cong) 政治角度對邊境非漢族群的管轄合法性問題，還是從(cong) 曆史角度解說蒙元滿清兩(liang) 朝之於(yu) 中國史的“擺放位置”問題，甚至是從(cong) 國際關(guan) 係角度對包括朝鮮、日本、越南等曾經的所謂“華夷秩序”、“朝貢體(ti) 係”成員的往來交流問題，都會(hui) 讓所有人除了進行一番激動情緒的宣泄外，卻因為(wei) 無力解答所提出的問題而陷入諸如“民族主義(yi) 在中國是不是病了”問題的迷茫中。

全書(shu) 首章以近世民族主義(yi) 為(wei) 議題，並且以常人不為(wei) 重視的宋代建朝初期為(wei) 論述的切入點——這是個(ge) 頗為(wei) 意外的選擇。在比較普遍的認識中，通常會(hui) 認為(wei) 宋元和明清兩(liang) 朝交替，導致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在“夷夏之辯”的漸進式深化中孵化出“‘民族國家’中國”的雛形。而北宋時期的中國，在思想界正是宋明理學的呼之欲出。可以說理學從(cong) 建立的第一天起，也不自覺地將宣揚“民族性”作為(wei) 了自己的不二使命。

趙氏建立宋朝，雖然表麵上是統一了中原地區，但卻也繼承了五代十國時期留下的諸多爛攤子讓其動彈不得，邊境時刻麵臨(lin) 契丹及後來西夏的侵襲——政權的安全警報長鳴，國內(nei) 政見的紛爭(zheng) 難解，加之佛教和道教在民眾(zhong) 中的意識滲透，都讓那些已是平民出身出將入相的士大夫階層處於(yu) 對國家前途的極度焦慮中。範仲淹、歐陽修、韓琦、富弼、胡瑗、孫複、石介……這些宋代初中期的風雲(yun) 人物也加入其中，成為(wei) 了為(wei) 後世所追奉的代表。而《宅茲(zi) 》中所截取的石介《中國論》、歐陽修《正統論》片段，則將當時理學圈淋漓盡致發揮“內(nei) 排釋老、外抵‘敵國’”的“載道”共識體(ti) 現得淋漓盡致。而這，卻正為(wei) 了在後人猛烈抨擊的箭靶——宋儒對前朝學術近乎苛刻的否定與(yu) 抨擊，對佛老明裏排斥、暗中汲取的“兩(liang) 麵性”，以及對儒學道統繼承達到舍我其誰的自狂自傲——但若是將這些時代背景予以綜合評定後，是否還會(hui) 對因時代特殊性所造成的獨特性有所不解甚至忿然？“一切都是現代史”的思想取向並不可取。

宋元明清朝代更迭的影響，還可以從(cong) 中國與(yu) “華夷秩序”、“朝貢體(ti) 係”下諸國的交往中可見一斑——隨著兩(liang) 次中原政權易手的發生，過去處於(yu) 恭敬地位的其他成員，也逐步有意識地與(yu) “天朝中華”拉開了距離，直至形成如今的東(dong) 亞(ya) 格局。而關(guan) 於(yu) 這一點的論證，就離不開對處於(yu) 中國周邊國家曆史資料的搜索查閱。

於(yu) 是，作為(wei) 朝鮮使者出訪中國時記錄見聞的《李朝燕行記》，以及日本長崎官員詢問中國船員的《華夷變態》，成為(wei) 了該部分時常被提及的兩(liang) 部資料。也正是從(cong) 這兩(liang) 部資料中，我們(men) 看到了日韓兩(liang) 國對待滿清時期的中國的一種驚人相似的態度：不屑與(yu) 鄙夷，認為(wei) 放棄夷夏之辯、屈從(cong) 外族統治的中國，早已失去了作為(wei) 天朝上國的身份，而都將自己視作華夏文化繼承的對象。所不同的是，日本產(chan) 生這種背離之心的時代得追溯到更早的宋元更替時，加之“神風”逼退蒙古大軍(jun) 的異象，更是為(wei) 之後的倭寇犯境和壬辰戰爭(zheng) 投下了隱形定時炸彈；而朝鮮則是在明亡之後，自居孤臣孽子將明製衣冠統於(yu) 一身，並時不時在與(yu) 中國人的交談中，借追懷故朝、譏諷當下表明自身繼承的正統性。無獨有偶，日本的主動攻擊，使其在近現代曆史的發展中由弱至強並橫行東(dong) 亞(ya) ；而韓國的孤掌獨鳴，則成為(wei) 了日後的淪落淒慘形成了強烈反差。

除了以上兩(liang) 個(ge) 問題之外，接下來比較關(guan) 注的焦點，無疑是中國人對“開眼看世界”的認知了。在過去的教科書(shu) 上，中國與(yu) 外界的交往，似乎隻有與(yu) “閉關(guan) 自守”四個(ge) 字相聯係，充其量認為(wei) 鄭和下西洋隻是個(ge) 慰藉品而已。但若要無視兩(liang) 漢隋唐的絲(si) 路以及兩(liang) 宋元明的商船，又無法將所謂的“資本主義(yi) 萌芽”聯係得上。實際上在中國曆朝曆代對務農(nong) 本的強調，絲(si) 毫沒有壓抑工商行業(ye) 的壯大，尤其是隨著宋明之後出行往來的增多，國人對中國“中央地位”的意識，無論是從(cong) 地理認識上還是文化認識上都在消融——這從(cong) 當時流傳(chuan) 下來的數幅全國繪製地圖中便可見一斑。而《宅茲(zi) 》為(wei) 加強分量，又特別提到了萬(wan) 曆十二年利瑪竇向明朝呈獻世界地圖的事件對國人這種“中央”思想觀念的巨大衝(chong) 擊，也正由此開始了耶教在中華大地上的播灑。這同時也在提醒我們(men) ：那個(ge) 非常微妙的時期，可不僅(jin) 僅(jin) 是隻有《萬(wan) 曆十五年》值得成為(wei) 由點及麵對切入點而已。

縱觀全書(shu) ，中心主旨是要在曆史中理解“民族國家”中國，但若要如何去理解這段曆史，如何重新認識相關(guan) 背景下的中國各方百態，卻必須統合那個(ge) 年代的政局波動脈絡與(yu) 儒學發展走向。若要單獨自開一路分而述之，也隻能是跛腳行路而已。而關(guan) 於(yu) 這一點，研究者必須跳出西式學史和學說人物歸納的定式思維當中，以通博之識全方位地察看和結合中國的學史與(yu) 政史，才不至於(yu) 麵對“何謂中國”的疑問時，連自己都找不到說服他人的堅定理由來。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