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郵報》登出了秋風老師“你可能不認識”係列的最後一作——《你可能不認識的董仲舒》，站在憲政角度重新梳理董生的生平行事和時代價值。這樣的認知評價，雖並非破天荒之舉，然而在這個仍然是外人“陽儒陰法”、“強化封建帝王專製”等教條定性消融不能，而即便在所謂“儒門”內部也主張其“背棄先秦儒家原始教義”等判定的集體意誌下，也算是久違難得的逆向“頂風作案”。
    
    不過對於董生的褒揚文字，筆者仍不免深感“意猶未盡”。原因便在於太史公在《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中引語總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雖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但僅僅烘托董生一個人的事跡與聲名，多少還是有些不夠“盡善盡美”。
    
    事實上，這樣的“不足”在後世（主要是近現代以來）對道學史脈絡的梳理中，就變成了一種莫名的“尷尬”：無論是讚頌之辭，還是抨擊之語，似乎除了董生以外便無話可說了。如果說將人物評價比作樹立一個靶子的話，那麽連充當箭靶資格都被“剝奪”的前代儒林諸生而言，這種被後人集體付之腦後的無視感，雖說因為少挨些口水可以當作一種“萬幸”——但從中華文化而言，其實才是“淒淒慘慘切切”的大不幸吧！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不積跬步，無以致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開篇《勸學》之語中，便提到了務本奠基的重要性。儒術在漢武之後得以重煥光芒，董生自其功勞值得被銘記；但同樣的，後人不能忘記在董生之前的那一代又一代有名或無名的“守執先王之道而未悔”的儒林生徒們在這條道路上所付出的一切。沒有他們任憑世道變遷飄搖，仍以巋然不動地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去祖述憲章，道學就不會在數百年的延續中迎來她所應有的大興於世，儒生們所能集結出的能量也不可能讓時局“金石可鏤”了。
    
    翻開曆史卷章仔細去端詳，我們便可以看到：這條在後人看來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築基之路，其實到處都充滿了荊棘和坎坷，儒生們在理想與現實的糾葛中無數次的碰壁，挨受著外來的鄙視和嘲諷，有的甚至付出了血淚和生命。他們曾經在浩瀚曆史長河的存在與舉動，決不能因為史料久遠而造成的厥失為後人所遺忘，甚至是背棄和毀滅。  
    
    時光轉回2500多年前，在那個廢弛崩壞的年代，一個對七十子之徒人生而言最大的噩耗降臨了：那個教授他們研習四術六藝，如泰山梁柱般的師與父孔子離世了。而對這些沉浸在服喪悲痛中的生徒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在考驗著他們——今後的日子，該怎麽過？每個人的選擇，又將會是何去何從？
    
    最終，七十子之徒的選擇，在史書中的記載裏也很簡單幹脆：他們與鄒魯之人環繞孔子塚築家形成鄉裏，以“二百餘年不絕”“獨不廢”的始終如一去奉祠著聖人，以及研習並傳承聖賢之道學。
    
    隻不過，這樣的堅守不是沒有代價的。在一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的世道，仍然堅持“述唐虞三代之德”的儒生自然是被打上了“迂闊”的字眼，眼看著那些拿著所學技藝投世所好，一個個在富貴榮華中飛黃騰達。這還不算，那些得意洋洋者還總是喜歡纏繞在儒生身邊，拋出那些早已在惡俗熏染之下被顛倒混淆的觀點說法。如同子貢經常麵臨外人對其成就的“讚譽”，並以此來毀謗在他們看來“一事無成”的孔聖人；在孟荀的周圍，總是有人對他說蘇秦張儀是偉光正之大丈夫，告訴他們湯武革命也不過爭權奪利的篡位，譏笑儒者於國於家不能謀取必要的利益……而到了在後人看來儒術早已得到“獨尊”地位的漢昭帝時期，一場本隻應涉及國家經濟政策之爭的鹽鐵辯論，在最後被編撰成書的《鹽鐵論》中，竟然也有將近四成的內容，是在爭議洙泗之徒和先王聖賢的曆史評價！
    
    若光有外人的冷嘲熱諷，還不算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在曾經談笑言歡的學朋內部，絕對不是每一個生徒最後都始終如一地將學道貫徹下去的。正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在三千弟子被授以四術六藝而學風廣開後，其中有那麽些“多得一察而焉以自好”的人便開始將經過潤色包裝的“新學時說”推銷於世。“奇貨可居”心態下的眼球效應是巨大的，世人的吹捧，諸侯們的爭相重用，讓那些投機者一下體會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名利感，於是便變本加厲走上了與過去所學南轅北轍的道路。而沒有委曲自家學知的儒生們，則被扣上了“不能知變通、識時務”的帽子，他們所堅守的先王之道則以“過時”之論被冷落扔棄。一時間，顯耀於外的都是“執其一端而推至極”的楊墨名法之言。
    
    此時，儒林諸生們正為了生計遊散於諸侯之間，而各自處境也多有不同——“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但是，他們傳承先王先聖之道的決心和意誌卻是共通的，也從來沒有因為任何因素而改變過。一旦需要為此有所作為，他們可以立即拋下眼前一切傾力而為——隻需要等待撥開雲霧見太陽的那一刻。
    
    然而，現實還是很不留情麵的。不知不覺中，諸侯們的利益廝殺爭奪戰也的確是有了鳴金收兵的一刻，然而最終的勝利者，卻是那個曾經為山東六國所輕視的秦國！經過百餘年的蠶食積累，突然間一躍而上完成了對六國的壓倒性勝勢。對於這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成為了天下的新主，儒生們在唏噓數百年戰亂終於完結的同時，也隱隱嗅到了這個新進帝國所散發的不祥氣息。
    
    果然，自詡威名蓋世的秦始皇，以及將師說過猶不及的李斯，在赫赫權欲之下終於對一直嘰嘰喳喳以古非今的儒生們痛下毒手。借著博士們對分封郡縣的辯論，他們拋出了“焚書”之策：燒毀除秦記以外的六國史記（因為對秦之行為多有貶斥），以及民間所藏詩、書和百家語等書籍；保留的隻是不涉及思想爭辯的專業技術類書籍，所在焚書上有違抗的，無論官民皆被嚴處。不僅是《史記·始皇本紀》如此表述，《六國年表》中也以：“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的記載證實了六國史記的泯滅。詩書等典籍之所以還能流傳於今，也多虧民間不惜生命之危的藏匿之舉；而存放於周室的各國史記則因為對秦之行為多有貶斥——從這點而言，也可以看出戰國時雖然周朝之於諸國的統治力雖不在，然而對曆史記載的統合權仍然是得以存留的——於是秦將存於周室的各國史記基本銷毀，不可謂是中國曆史之一大損失。或許，那些失落於現存史籍中的諸生們的活動，就在其中被無情地給抹去了。
    
    而另一個借口（其實也是尋不死藥的盧生、侯生二人抨擊始皇專斷朝綱而天下莫不懼怕的世態選擇了逃匿）的製造，則借“妖言以亂黔首”之名牽扯出實際毫無相幹的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多名，最後悉數阬殺於鹹陽。且不提全國的震驚，連身為秦太子的扶蘇也看不過去，勸諫始皇“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可惜這些都已經不能阻止始皇的暴虐，扶蘇被流放直至最後被趙高矯旨令其自盡，算是徹底掐滅了秦朝祈願社稷萬世不倒的微弱火苗。
    
    麵對思想鉗製，麵對人身殺戮，洙泗之徒與暴秦生存不共戴天之深仇。於是，便有了那位後來投奔陳涉而英勇身死的孔鮒，在焚書令初下時與陳餘的那番對話：“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正是懷揣“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樣的謙信和使命感，縉紳先生之徒紛紛投奔反秦義軍，並最終助昔日六國子弟所集結的十八路諸侯滅秦雪恨。
    
    接下來的楚漢相爭，或有投項籍者，或有奔劉季者，或有留守鄒魯者，卻未嚐不以自己的方式來傳誦經典。即便是劉邦垓下完勝項羽後兵圍鄒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的泰然自若，還是讓這位天下新帝一方麵恪守禮義歸葬項羽，同時以太牢祭祠聖人，才使魯地開城歸降。而漢家天下既定，盡管仍然沿襲秦故，但對於諸儒而言，如今這個兵戈息寧的世道，正是將那個牽繞了幾代生徒的未了夢想付諸實施的時刻。於是才有了酈生陸賈叔孫通等人的事跡——通過各自的方式成功勸服了那位出了名厭惡儒生的劉邦，也為重新啟動修訂經書講習禮儀之進程打開了便利之門。
    
    盡管在今人甚至是部分前朝代的認識裏，叔孫通式儒生是一步步地在強權麵前淪陷原則與操守，將先王之道拱手捧到專權帝王的手中。這裏且不論中國帝製時代的“專製”特質究竟如何，其實不同朝代的表現形式也是有所分別的。至少在漢朝新立時，最為犯愁的事情不是嚴苛製法，卻是朝廷沒有一套普遍通用的禮儀模式，無法約束那幫自恃軍功甚高而無法無天的老粗功臣們，而叔孫通們對這一時機的良好利用，不僅贏得了儒生在部分政務上的影響力——盡管當時還說不上什麽實質的權力，也從側麵助推了學風的複興。而經過一番初步修飾的漢製，終究與純粹的暴秦苛政不可同日而語，使得舉國上下開始貪婪享受天下初定的祥和之境。從這一點來說，太史公“大直若詘，道固委蛇”的褒揚，不僅是送給叔孫通本人的，也是給所有在那個時期下曆經艱難抉擇的儒林諸生們——最終，他們的希世度務，以及於時於世的進退變化，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儒家學教基本義理的光輝一麵，並將其重新光大於天下。
    
    當然，盡管努力和成果都是來之不易的，但距離洙泗之徒的理想目標還是不夠的近。但在當時政權新立、各方仍亟待穩定的時局下，要徹底恢複庠序之教，依舊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完成的事情。到了漢惠、呂後時期，把持朝政的還是那些軍功武將，唯一算得上再進一步的便是自始皇焚書以來便施行的挾書禁令終於得到官方的廢止確認，終於讓那些不惜生命危險也要保住經籍原典的諸生們長舒一氣。
    
    終於，一直潛心民間進行著修訂講習工作的儒林諸生們，迎來了來之不易的發展上升高峰期：諸呂之亂為軍功將臣所平，擁立時任代王的劉恒繼位。而正是這位喜好“刑名之言”和“道家之學”的漢文帝，卻在統治期間開始征用儒士，廣開學路，以闡發學教之義：賈誼，年少成名被召為博士，頗為文帝所器重，不僅給予其破格升遷，並且將製訂儀、法、律、令等重大製度事宜的工作均交由其負責。晁錯，被文帝派往濟南府，向當時治《尚書》的大家伏生存續躲過秦火和戰亂之下《尚書》經義。若再加上言《詩》的申公、韓嬰，習《禮》的徐生等人，武帝時《五經》博士設置的基本輪廓已出。而無論是給予《論語》、《孟子》、《孝經》和《爾雅》四書解經之“傳”的地位，還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製”，甚至是漢文帝身體力行實施務農本、與民時、廢肉刑、習兵戈等舉措，不僅為為持續四十餘年的文景治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表明這一時期儒生的施展空間都有了較大的拓寬。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在當世還是後世，無論是史家的史書還是在儒生的論著中，給予這位並非崇儒起家的皇帝以極高的評價。
    
    然而，縱使在這位皇帝治下獲得了如此的發展良機，但儒林人士繼續向上發展的空間卻依舊有限。在阻礙發展繼續的因素中，軍功集團諸舊臣對儒生的藐視與猜忌，無疑是最大的致命傷。賈誼在元老們的排擠和施壓下被漢文帝放逐長沙，之後其改製削藩之言也多不采納。而置立《論》《孟》《孝》《雅》四書博士的破天荒之舉，則更是時日不長便半途而廢，以淡泊清修為理由不作修訂禮儀律曆修之意，也讓好容易略有發揮的儒生們意識到：他們心中所謂的時機，或許並沒有完全到來。
    
    漢景帝即位後，隨著竇氏一族的專權，儒生們察覺到自己的活躍度反倒不及文帝時期了——盡管如轅固生、胡毋生和董仲舒等大儒均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博士的，可惜他們自己和所提出的意見建議，都隻能被當作上位者的擺設晾在一邊。轅固生兩次與好黃老人士的“交鋒”經曆，便是這種失落的最佳寫照：與黃生爭辯湯武革命，被漢景帝和稀泥打斷，而使後學皆不能明“受命放殺”之說；譏諷竇太後讀《老子》“乃家人言”，幾乎令己陷入命喪。即便是晁錯頗為受景帝重用，但景帝也更重於其削藩之言，而晁錯自己也無暇治學，最後在“七國之亂”諸侯叛軍逼近之際，更是落得個棄市身死的下場。可以說景帝時期，儒生們除了在被征用入閣上有所建樹以外，便處於長時間的沉默當中。
    
    而即便是被後世譽為是儒術重見天日的漢武帝時代，其中經曆也是一波三折。由於武帝本人、丞相魏其侯竇嬰、太尉武安侯田蚡皆好儒術的關係，魯申公的兩位生徒趙綰、王臧分別為提拔為禦史大夫和郎中令，“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加速了儒術複歸昌明的步伐。隻是這來勢洶湧立即引起了仍然稱製的竇太後及其勢力的不滿和反彈。在趙綰提出朝廷不應再給予竇太後議政的權力後，竇太後反以趙綰、王臧的立明堂、辟雍之事，將兩人下獄並令其自盡，同時免除了魏其、武安侯的職務，諸生的苦心經營遭受重大打擊。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懲戒也絕對擴散到了所有賢良文學之士的頭上。但即便是竇太後自己心裏也明白，儒生們僅是在漢朝新立後的七十餘年裏，其誦習之風一日未定，其明禮法興學道的步伐一日未息。而此時，經曆辛苦積累的儒生勢力和同情者早已成氣候，自己所做的無非隻是暫時阻攔一下日益迫近的時代車輪而已。六年後，竇太後病逝，最後一個阻攔儒術再起的舊勢力倒下，罷黜獨尊之言既出，於是天下重歸鄒魯教習之中。
    
    看起來到了這裏，可能有人會說儒林諸生的數百年錘煉曆程總算要接近尾聲了。然而，事情的確沒有那樣的輕而易舉。如同後世史書所記載的那樣，皇帝個人的獨斷專行，上位官僚們的交相爭利，以及把學術為台階的曲學阿世之風，都成為了後世儒生在曆代朝政中所無法回避的問題，他們在顛簸行進中受盡困苦，有的依然付出了血淚與生命，然而正是憑著這一代又一代人在這條道路上的如一堅守，千年中華文化的脈絡始終延綿，根基依舊堅實，並在學知踐行的交錯碰撞中迸發出一個又一個的璀璨火花。
    
    隻是，也僅僅是隻是，在離這條曆史長河漸行漸遠的今朝，我們能否給自己一點時間和空間，把自己帶回到那段過往的時光中，多多少少向那群任憑時代變幻，仍不改其誌的儒林諸生致以敬意？正是他們的“功在不舍”，塑天地之心，立生民之道，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這樣的道路哪怕遭受他人的嘲諷羞辱，以及強權的輕蔑壓製，也從來不會有被阻斷的一天，也始終會如朝夕循環一樣，始終迎來日月星光的普世照耀。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