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宋朝發生爆燃事故

——宋朝的引咎辭職

作者：吳鉤

來源：凱迪社區

時間：2013年11月28日

有友人問我：假如宋朝發生爆燃事故，致數十人死亡，政府會(hui) 如何處理？我回答說：拿相關(guan) 官員問責是少不了的。今人念茲(zi) 在茲(zi) 的問責製、引咎辭職製，其實並不是西方舶來品，也不是新鮮事物，中國古時已經形成了比較周密的製度。在宋代，如果發生大的災害，如火患、洪澇、幹旱等等，朝廷事後通常都要對政府的責任人進行處分。責任人大致可以分為(wei) 三類：一是對事故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比如因為(wei) 瀆職而引發火災者、災害發生後救災不力者；二是對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行政長官；三是對事故負有政治責任的政府首腦。

古代的建築物多為(wei) 竹木結構，極易著火，所以宋政府對於(yu) 火政尤為(wei) 重視，不但在京城與(yu) 各州設立專(zhuan) 業(ye) 的消防隊，而且訂立了很嚴(yan) 密的火災問責製。製訂於(yu) 南宋的法律條文匯編《慶元條法事類》即規定：“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違者各杖八十。雖即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舍宅二百間（以蘆竹草版屋三間比一間），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準此。其外縣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縣同）並鎮寨官，依州都監法。”這一法條我們(men) 需要先來解釋一下，意思是說：州城失火，都監是救火的直接責任人，通判為(wei) 監督人，二人必須立即組織消防員撲滅火患，否則都處以“杖八十”的刑罰；如果大火焚毀官私舍宅200間以上，都監與(yu) 通判即使盡力救火，也要處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燒掉房屋300間以上，負有領導責任的知州也必須受罰；縣城的火災問責依照州法，問責順序為(wei) 縣丞、縣尉、知縣。

有人說了，法條是法條，實際執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舉(ju) 幾個(ge) 例子啊？好吧，我們(men) 就以南宋孝宗朝為(wei) 例，從(cong) 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瀘州、嚴(yan) 州、鄂州、合州、溫州與(yu) 臨(lin) 安府，先後發生過火災，結果“逐州守臣自劾，並放罷”，這幾個(ge) 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災之後上書(shu) 自我檢討，引咎辭職，隨後他們(men) 的職務便被罷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興(xing) 州有一場大火，燒掉了三百餘(yu) 間房屋，知州楊絳因“宴飲，不親(qin) 救撲”而受彈劾，被朝廷罷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趙大人卻“不行賑救，刻剝百姓”，很快便有“監司奏劾”，趙知州當然也被撤了官職。

再來看北宋的一個(ge) 例子。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內(nei) 的玉清昭應宮受雷擊著火，燒毀宮殿“三千六百一十楹”，隻餘(yu) “一二小殿”幸免於(yu) 難。劉太後聞訊大哭：“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不久，領玉清昭應宮判官的翰林學士宋綬被免去學士職；負責打理昭應宮的內(nei) 侍亦被停職或降級、處罰金；昭應宮的道士“杖脊者四人，決(jue) 杖者五人”；知宮李知損的處罰更重，“編管陳州”，即押送陳州看管，因為(wei) 有禦史檢舉(ju) ：昭應宮起火之前，李知損“與(yu) 其徒茹葷聚飲宮中”，輕漫神明，違反清規，可能因此觸犯天怒，引來雷火。

又有人要問：如果是單純的天災呢？是不是也要問責？沒錯。在古人的觀念中，是不存在純粹之天災的，古人相信天災乃是人事的感應，是上天給予人間執政者的警告與(yu) 懲罰。因此，當天災降臨(lin) 時，政府首先要惕厲自省。如果災害長久不得緩解，作為(wei) 政府首腦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辭職。如天聖七年的那次昭應宮火災發生後，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後罷相出守青州。王曾當宰相時候，宋仁宗年幼，劉太後垂簾聽政，她的一些姻親(qin) 想走後門跑官，都被王曾擋住了，所以劉太後對王曾有些不滿。這次王曾引咎辭職，可能正中劉太後下懷。

不過我們(men) 卻不能因此指謫劉太後，因為(wei) 發生大災，宰相請辭，以表示負政治責任，乃是宋朝的慣例。我們(men) 以宋仁朝為(wei) 例，來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辭職：皇祐元年（1049），宰相陳執中請辭，原因是當時發生洪澇之患，“災異數見”，陳執中身為(wei) 宰相，卻“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於(yu) 是台諫官接連彈劾，最後陳執中被“罷為(wei) 兵部尚書(shu) ，出知陳州”。寶元元年（1038）出現“冬雷地震”，而政府屍位素餐，諫官韓琦連上數疏，彈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副宰相）韓億(yi) 、石中立庸碌無能，迫使四名宰執同日被罷。有意思的是，後來宋神宗朝時，韓琦任宰相，禦史中丞王陶上疏彈劾韓琦專(zhuan) 權跋扈，雖然神宗皇帝並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韓琦自己還是堅持辭去宰相之職。按照宋朝慣例，君主將“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宰相團隊）”，宰相組織一個(ge) 責任政府，負責治理國家；但“一旦諫官列其罪，禦史數其失”，則宰相待罪（停止職務，等待裁決(jue) ），或者引咎辭職。

麵對嚴(yan) 重的天災，有時候皇帝也要下詔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於(yu) “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壞官私廬舍數萬(wan) 區”，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詔：“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譴，致茲(zi) 災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闕，賞罰有所不當、詔令得非未便、獄訟頗枉、賦役煩急，既民冤失業(ye) 者眾(zhong) ，則天災緣政而生。思聞讜言，以推咎罰，道有消息，誌在更張。應中外臣僚，並許實封言時政闕失，凡當時之利害、製治之否臧，悉心以陳，無有所諱，庶幾弭塞變異、召致和平。”在這道詔書(shu) 上，仁宗皇帝向上蒼、向群臣、向萬(wan) 民檢討了朝廷在賞罰、詔令、獄訟、賦稅各個(ge) 方麵的過失，請求上天原諒，並發誓改正自新，請中外臣僚進言時政闕失。

受過現代理性啟蒙的今人恐怕會(hui) 認為(wei) 罪己詔是玩虛的形式主義(yi) ，因為(wei) 皇帝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什麽(me) 處罰。其實對古人而言，他們(men) 相信舉(ju) 頭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監視著人間，皇帝下詔罪己並不是徒有形式。從(cong) 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罪己詔意味著皇權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間秩序的監察者；皇帝也承認這一點，所以要向天道表達敬畏，並自覺接受天道的約束。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