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憂

——憂患意識

作者：韓星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11月13日

憂患意識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識,它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精神傳(chuan) 統之一，它體(ti) 現的是一種社會(hui) 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代表一種高尚的人格境界。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集中體(ti) 現在中華元典之中。“元典的憂患觀、憂患意識是充溢於(yu) 中華元典的一種精神。元典作者多身處橫逆，胸抱哀苦，他們(men) 胸懷對生民國的憂患，述往思來，方獲得一種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維。”“從(cong) 周初憂位、憂君，到孔孟的憂道、憂民、憂天下”，“憂患意識”充溢整個(ge) 中華民族，從(cong) 近代革命到五四精神，雖憂患意識的內(nei) 涵在不斷豐(feng) 富，但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維卻一直延續著。這種憂患意識正是中華民族居安思危，自強不息，挫而複起，窮且彌堅的精神動力之所在，正所謂“艱難玉成”，“殷憂啟聖”。 1在一定程度上說，正是中華文明孕育和包含的憂患意識，才使中華民族曆經磨難而不衰，始終屹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

憂患意識作為(wei) 一種文化傳(chuan) 統，淵源深遠。南宋思想家葉適曾經說：“自黃帝以下,聖賢之所以更履世患而身親(qin) 其憂，至於(yu) 孔子老死而不遇，其憂為(wei) 最深者。”憂患意識的真正濫觴是西周。周初統治階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等）都流露出“無疆之恤”（無限的憂慮），即對天道自然的深沉思索，對政權興(xing) 衰刻骨銘心的憂思。 2周文王能穿著卑劣的衣服，從(cong) 事荒野田畝(mu) 的工作，“自朝至於(yu) 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鹹和力民”(《尚書(shu) ·無逸》)，不敢耽於(yu) 遊樂(le) 打獵，隻是恭謹地處理政事，從(cong) 而在逐漸積累中實力越來越強大，奠定了剪滅商人的勝利基基礎。在麵對殷商先進文明的強大壓力下，周民族能山一個(ge) 落後的民族而不斷發展壯大並在文王的時候奠定了克商的新局基礎，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個(ge) 過程中，周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邁開步伐，“戰戰兢兢，如臨(lin) 深淵，如履薄冰”(《詩經·小雅·小旻》)。這便是“憂患意識”的萌芽。

周初的憂患意識主要體(ti) 現在形成於(yu) 殷末周初的《周易》當中。《易經·否》卦九五爻辭“其亡!其亡!係於(yu) 包桑”，是說危險啊，危險，命運好像係在柔弱酌桑枝草包上一樣危險。《易傳(chuan) 》對於(yu) 《周易》憂患意識有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發揮。《係辭上》說：“《易》之為(wei) 書(shu) ，……其出入以度,外內(nei) 使知懼。又明於(yu) 憂患與(yu) 故，無有師保，如臨(lin) 父母。”是說易教人要象乾坤那樣,進退出入行為(wei) 要有節製,明白盛衰生滅的分寸,外出或內(nei) 隱要懷一顆憂懼的心；同時，要明了憂愁和患難發生的原故,做到這樣,即使沒有師長的保護,也好象在父母麵前一樣踏實。《係辭下》說：“《易》之興(xing) 也，其於(yu)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是指周文王被殷紂王拘困在美裏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個(ge) 很有憂患意識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滿了憂患的智慧。《係辭下》還說：“《易》之興(xing) 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yu) 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qing)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是指文王在自身力量微弱的時候不得不事紂，不得不小心謹慎，同時又不忘克殷的大事和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卦》)麵對困厄，君子應該如履薄冰，如臨(lin) 深淵，謹慎而自強，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麵對一切挫折。這裏更多的是從(cong) 人生意義(yi) 上講憂患意識，也就是說當時憂患的對象更多的乃是人生的吉凶。王夫之曾經在《周易內(nei) 傳(chuan) 》卷6上《係辭下》具體(ti) 分析這種情結說：“死生榮辱，君子之所弗患，而況聖人乎?”他認為(wei) 文王之所以演《周易》而有憂患之辭，是因為(wei) “文王欲吊伐。則恐失君臣之大義(yi) ；欲服事，則憂民之毒痛。以健順行乎時位者難，故憂之” 3徐複觀據此認為(wei) 憂患意識“當係來自周文王與(yu) 殷紂見的微妙而困難的處境。但此種精神地自覺，卻正為(wei) 周公召公們(men) 所繼承擴大。” 4《係辭下》還闡述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思想：“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luan) 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luan)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平安的時候不能夠忘記危難，存活的時候不能夠忘記衰亡，大治的時候不能忘記動亂(luan) ，告誡當政者應當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麵無事而沉迷於(yu) 安定祥和；隻有保持頭腦的清醒，謙虛謹慎，紮紮實實地做事，這樣才能長治久安。

伴隨這種憂患意識而產(chan) 生的人的道德理性自覺，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人文精神的躍動。徐複觀先生在《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一文中提到:“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權) ,成為(wei) 新地勝利者；但通過周初文獻所看出的,並不像一般民族戰勝後的趾高氣揚的氣象,而是《易傳(chuan) 》所說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不同於(yu) 作為(wei) 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絕望……‘憂患’與(yu) 恐怖、絕望的最大不同之點,在於(yu) 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cong) 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yu) 當事者行為(wei) 的密切關(guan) 係,及當事者在行為(wei) 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表現。” 5徐複觀對“憂患意識”的闡釋剔除了宗教性的成分,開掘其出人文意蘊，突出強調人自身的發現、把握與(yu) 提升。

到春秋時期，天下無道，禮崩樂(le) 壞，諸侯爭(zheng) 霸，百姓遭殃，生靈塗炭。麵對這種“道之將廢”的混亂(luan) 局麵，孔子痛心疾首，對社會(hui) 、人生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他教育弟子：“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孔子講的“憂道”,用他的話說就是“天下無道”。“道”的失落意味著文化價(jia) 值理想的失落和價(jia) 值標準的失範，是儒者的文化良知促使孔子走到了曆史的前沿，立誌改變“道之不行”的現狀，重新恢複“天下有道”的局麵。孔子苦心孤旨要找回的“道”，就是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的文化傳(chuan) 統，它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價(jia) 值理想和最高典範。孔子的“憂道”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一)，對現實政治的憂患。孔子憂慮的是國家與(yu) 百姓的存亡生死之道，體(ti) 現的是對於(yu) 國家和人民命運前途的深切關(guan) 懷。希望真正有學問、有道德的君子不要隻顧一己之私，而要憂道之不行、德之不顧；憂國運之衰、民生之艱。（二），對禮樂(le) 文明危機的憂患。曆史上，周公“製禮作樂(le) ”，從(cong) 而使禮製得以完善，所以孔子特別推崇周禮。在《論語》中，孔子屢屢稱讚周代的禮樂(le) 文化：“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對於(yu) 周禮的製定者周公更是欽佩有加，以至於(yu) 連做夢也想著他：“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論語·述而》）但現實是“天下無道，則 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論語·季氏》）（三），對人生道德的憂患。他批評當時人們(men)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這是對人們(men) 缺乏道德修養(yang) 的深切憂慮。孔子的憂患意識後經曆代儒者的闡發，成為(wei) 儒家思想的核心價(jia) 值理念之一。

漢初賈誼時代雖然形成了文景之治，天下安定，但賈誼透過當時政治局勢的表麵穩定，看到了其中潛伏著嚴(yan) 重的危機，對此深表關(guan) 切和憂慮。他多次向文帝上疏，敲響警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也叫《陳政事疏》）。《治安策》一開頭，賈誼就大聲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勢，可為(wei) 痛哭的有一個(ge) 問題，可為(wei) 流涕的有兩(liang) 個(ge) 問題，可為(wei) 長歎息的有六個(ge) 問題，其他違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難以一一列舉(ju) 。他斥責那些認為(wei) 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認為(wei) 這種人不是無知，就是阿諛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亂(luan) 大體(ti) 的人。他形象地說：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就說平安無事。當今的形勢，同這有什麽(me) 兩(liang) 樣呢？賈誼《治安策》的意義(yi) 就在於(yu)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對此， 毛澤東(dong)  曾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yu) 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yu) 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毛澤東(dong) 書(shu) 信選集》第539頁）這個(ge) 評價(jia) ，是非常確切的。

董仲舒似乎比賈誼幸運，他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令郡國舉(ju) 孝廉，策賢良，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提出了一整套治道方案，主張更化善治，“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前德而後刑”，為(wei) 武帝所采納，但他個(ge) 人的命運則非常不濟，漢武帝一定程度上用了他的思想卻由於(yu) 諸多原因沒有重用他這個(ge) 人，他曾經因言災異被判死罪，後被漢武帝赦免， 廢為(wei) 中大夫。這樣，他一生不得誌，被排斥在權力之外，晚年“居家以修學著書(shu) 為(wei) 事”。現在流傳(chuan) 下來董仲舒的《士不遇賦》表現了他心懷憂慮，鬱鬱不得誌的心情：“嗚呼！嗟呼！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cong) 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心之憂兮，不期祿矣。遑遑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

唐初唐太宗統治集團重視以儒治國，對儒家憂患意識有進一步的闡述和實踐，他們(men) 經常強調安不忘危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yi) 。《貞觀政要·慎終》記唐太宗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luan) ，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自古人君為(wei) 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朕所有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貞觀十八年，太宗曾告誡太子李治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wei) 人主，可不畏懼！”（《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這種安不忘危的意識對於(yu) 統治者是難能可貴的。貞觀朝的大臣以魏征為(wei) 代表一再勸諫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終，為(wei) 貞觀盛世的出現做出了重大貢獻。

宋代始終麵臨(lin) 著外族入侵和內(nei) 部政治危機的雙重困擾，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都充滿各種危機，宋儒自然也就具有普遍的憂患意識。他們(men) 繼承孔子的“憂道”意識，對漢末以來中國社會(hui) 極為(wei) 嚴(yan) 重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表示憂慮，並使憂患意識與(yu) 道德修養(yang) 和人生境界結合起來，力圖通過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來超越憂患。正是這種深沉的憂患意識使他們(men) 發出了“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 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張子全集·近思錄》）壯言。歐陽修在《伶官傳(chuan) 序》中說:“憂勞可以興(xing) 國，逸豫可以亡身。”範仲淹踏入仕途後，宦海沉浮，屢遭貶謫，但他“不以己欲為(wei) 欲，而以眾(zhong) 心為(wei) 心”（《範文正公集·用天下心為(wei) 心賦》），無論身處順境，抑或逆境，都“心憂天下”，還因憂國憂民而掀起了“慶曆新政”的變革運動；王安石以“三不畏”精神頂住了頑固派壓力而實行變法；朱熹把他係於(yu) 國事、關(guan) 心農(nong) 民的憂患意識寫(xie) 進了詩歌中；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他居此瘴癘盅毒之處，魑魅魍魎之地，時刻麵臨(lin) 死亡威脅，但能夠居之泰然，原因是他勘破生死，“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

這些憂患意識對曆代仁人誌士胸懷天下，奮發進取，為(wei) 理想不懈追求傳(chuan) 統的形成產(chan) 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今天人們(men) 依然能從(cong) 中得到啟示。

【注釋】

1馮(feng) 天瑜：《從(cong) 元典的憂患意識到近代救亡思潮》，《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馮(feng) 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20頁。

3王夫之：《周易內(nei) 傳(chuan) 》卷6上《係辭下》。

4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1年，第19頁。

5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1年，第18-19頁。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