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鹹炘經學觀述略

作者：嚴(yan) 壽澂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6月23日

 

 

 

提要

 

劉鹹炘（鑒泉）以為(wei) ，古時學在官府，其學即六藝，古人不離事而言理，其所謂史者，記實事之稱，理即包蘊於(yu) 其中；六藝者，記六經之實事者也，故曰“六經皆史”，是謂六經本體(ti) 。孔子始以六藝授徒，於(yu) 是官學變為(wei) 師學，六藝流為(wei) 諸子，孔子遂為(wei) 儒家之祖。然孔子所授者，乃古人道術之全，儒家不足以盡之。道家出自史官，六藝為(wei) 史官所掌，故孔子者，儒家而兼道家者也。鑒泉既持此見解，於(yu) 其時經學今、古二派，皆不以為(wei) 然。古文家以為(wei) ，六經惟記事，孔子隻整齊故事者也。今文家則以六經為(wei) 孔子自撰，其所載古事皆孔子假托之寓言。鑒泉謂斯二者，一以六經為(wei) 陳年舊賬，一以欺後世為(wei) 孔子頌；致誤之由，則在不明六經本體(ti) 。孔子傳(chuan) 經，教人學做人，故治經實乃為(wei) 己之學。以此為(wei) 準論羣經之學，於(yu) 是別有一番見地。

 

 

關(guan) 鍵詞

 

劉鹹炘（鑒泉）        六經        今文        古文        漢學        為(wei) 己

 

 

一、認識六經本體(ti)

 

雙流劉鹹炘（字鑒泉，1896-1932），近世奇才，著述偏於(yu) 四部，以史、子為(wei) 最精。治學所宗，乃在會(hui) 稽章學誠（實齋），植基於(yu) 校讎，謂實齋“全部學識從(cong) 校讎出，吾學亦從(cong) 校讎出”；又謂“章先生雲(yun) ‘為(wei) 學莫大乎知類’，明言其本，故其書(shu) 首即論六藝；吾之知言論世，皆從(cong) 認識六經本體(ti) 推出”。1意謂認識六經本體(ti) ，乃治一切學問的根基。是為(wei) 鑒泉經學觀的出發點。

 

近人周予同說：“在現在，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亦即現代學者之事，乃是為(wei) 經學送終，讓經學史登場（所謂“一方麵使二千多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他方麵為(wei) 中國其他學問開一條便利的途徑”）。2近世新派學者對於(yu) 經學，大多持如此見解，所謂整理國故，所謂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來一個(ge) 總結，其意蘊皆在於(yu) 此。章實齋《文史通義(yi) 》開首即說“六經皆史也”，鑒泉既宗實齋，自然也認為(wei) 六經皆史。然而其所謂六經皆史，與(yu) 周予同諸人之說，其實是大不相同。

 

鑒泉認為(wei) ，宇宙間有三物，即天、地、生物，生物以人為(wei) 中心，於(yu) 是有“事”。人不能單獨生活，必與(yu) 他人相合。人與(yu) 人相合，便有了縱橫二事，橫者為(wei) “羣”，縱者為(wei) “史”。此三物二事，即是人所當學，所須研究的對象。人與(yu) 萬(wan) 物處於(yu) 不斷的感應之中，萬(wan) 物感應人，是為(wei) “知之學”；人感應萬(wan) 物，則是“行之學”。“知主虛理而必以實事明之，故不行不得知；行主實事而必以虛理禦之，故不知不能行。”由此可知，所謂學術者，“學為(wei) 知而術為(wei) 行”；知須以行為(wei) 目的，孔子所謂學，即兼包知行。更須知，人之所以為(wei) 人，在於(yu) 有心，“故人之於(yu) 物，雖若當周知，而宜有所輕重”。“心有知覺有情意，發為(wei) 行事者，情意為(wei) 主”，用孟子的術語來說，情意乃“心之官”，知覺則是“耳目之官”。3因此，除虛理與(yu) 實事之外，情意亦應是為(wei) 學的對象。4就人世間一切著於(yu) 竹帛者而言，其外形是文字符號，其“內(nei) 實不外三種”，即事（包括物）、理、情。5

 

字之起，“本以代語言而補其不及”。語言之不及，有縱橫兩(liang) 方麵。橫的方麵是“地之相去”，“此地與(yu) 彼地，口耳不及，代之者為(wei) 書(shu) 信與(yu) 辦事規則”。縱的方麵是“時之相去”，“前人與(yu) 後人，口耳不及，代之者為(wei) 賬簿記事冊(ce) ”。在鑒泉看來，“此即六經所由起”，雲(yun) ：

 

文辭何起乎？結繩而治，足以記事而已。聖人既出，合諸侯而一治，告語所不及，乃假文字以達之，於(yu) 是有條教號令；事多而分職不易記，人多而率行不易一，於(yu) 是乃為(wei) 法式之書(shu) ；官禮所由起也。既行於(yu) 一時，而又慮後世久而忘之，或不能變通，必記已過之事以告來者，使有所據以損益焉，所謂藏往知來也，於(yu) 是為(wei) 記事之書(shu) ，《尚書(shu) 》、《春秋》所由起也。人事盡矣，而不可恃也，必本於(yu) 天淆以降命；且人事之變，非已行者所能盡，必有虛擬之象以該其理；於(yu) 是為(wei) 卜筮之書(shu) ，《易》是也。此三者皆不得已而有書(shu) ，又皆有所用之，非憑心而立說，亦初無須憑心而立說。然而人不能無情誌，情誌不能不發而為(wei) 言，則謂之詩。“詩”字從(cong) “言”從(cong) “之”，誌之所之，皆謂之詩，非專(zhuan) 指四、五、七言有律者也。聖人慮其言之過於(yu) 禮義(yi) 也，采而定之，笵於(yu) 中正和平，使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怨而不怒，亦以法式事實雖有記載，恐於(yu) 民情有所未愜，采詩以觀風俗，乃可以萬(wan) 變之民情，斟酌一定之法式。蓋其定詩，亦有所用而然也。6

 

實事、虛理、情誌，一經文字記錄，便是所謂史。鑒泉解釋說：“此‘史’字，隻是記實事之稱，非僅(jin) 指紀傳(chuan) 、編年。《說文》曰：‘史，記事者也。’文字起於(yu) 象形指事。”7《禮》乃條教、法式種種之總匯，所記乃現在事；《尚書(shu) 》、《春秋》記載過往之事；《易》以虛擬之象說未來事，理即在事中；《詩》則以一定之法式記錄萬(wan) 變不窮的情，“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謂‘詩合為(wei) 事而作也’”。可見“凡文皆當為(wei) 事而作，故曰‘六經皆史’”。8六經之本體(ti) ，即在於(yu) 此。

 

《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就書(shu) 籍而言，謂之六經；就設教而言，則謂之六藝。鑒泉以為(wei) ，“三物二事”之教，皆包含於(yu) 六經之中：

 

《易》、《詩》、《書(shu) 》、《春秋》以言教，誦之讀之。禮、樂(le) 以事教，執之作之。知莫切於(yu) 心靈，《易》陳宇宙之大理，《詩》陳民俗而土風在焉，《詩》、《春秋》陳政事而時風在焉。行者言與(yu) 動也，《詩》教之言而禮教之動。禮範其行而以動使視焉，樂(le) 陶其情而以聲使聽焉。禮在外而根於(yu) 內(nei) ，樂(le) 在內(nei) 而達於(yu) 外。內(nei) 外一貫而養(yang) 中尤難，故曰“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9

 

同時更須知：“六藝雖皆為(wei) 教，而不皆為(wei) 教科。”古代的教科，是《禮記·王製》所謂四術或四教，即“春秋教以禮樂(le) ，冬夏教以《詩》《書(shu) 》”。其原因是：“孔子之教，全守先王之法，故刪定六藝以授其徒，未嚐別為(wei) 一書(shu) 。六藝之書(shu) 皆有官守。《易》掌於(yu) 太卜，為(wei) 天子、諸侯、卿大夫決(jue) 疑之用，齊民不得傳(chuan) 習(xi) 。《春秋》為(wei) 列國之史，學者亦無取遍觀。此猶今之讀書(shu) ，不習(xi) 卜筮，不覽邸報也。”簡言之，《易》與(yu) 《春秋》非齊民學士所須知，所得與(yu) 知。因此古時大學所教，便隻有“四術”了。10

 

上古時貴族、平民，等級森嚴(yan) ，界限分明，難以逾越。孔子授徒以前，編戶齊民大概少有受教育的機會(hui) 。故鑒泉此說，頗有語病。然而古時大學所教，惟有“四術”，則是實情。中國古代，宗教與(yu) 學術本是合而不分，如呂誠之先生所說，“吾國古代之大學，固宗教之府”，11“與(yu) 明堂同物”，《詩》、《書(shu) 》、禮、樂(le) 四者，“本大學設教之舊科”，“追原其朔，蓋與(yu) 神教關(guan) 係甚深”（“禮者，祀神之儀(yi) ；樂(le) 所以娛神；《詩》即其歌辭；《書(shu) 》則教中典冊(ce) 也。”）。至於(yu) 《易》與(yu) 《春秋》，“其原亦出於(yu) 明堂”，但不是大學設教之科。孔子取此二書(shu) ，“蓋所以明天道與(yu) 人事，非凡及門者所得聞”，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12

 

《文中子中說》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yan) 矣。”張之洞《輶軒語》雲(yun) ：“《詩》、《禮》兩(liang) 端，最切人事，義(yi) 理較他經為(wei) 顯，訓詁較他經為(wei) 詳”。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謂，觀《春秋》“內(nei) 外傳(chuan) 所載，言禮意者最多。公卿燕享，賦詩言誌，《詩》與(yu) 樂(le) 相表裏也”。鑒泉即此指出，《詩》主言，禮主行；《春秋》時，士大夫引《詩》者多，引《書(shu) 》者少；《詩》、樂(le) 本是相連，“言《詩》、禮而樂(le) 在其中”。由此可知，《詩》、禮二學乃是“四術”之大綱。《詩》、禮、樂(le) 三者，皆為(wei) 修己之事。“己之事無過心念。言行發於(yu) 情而見於(yu) 言，興(xing) 《詩》也；致於(yu) 行事，立禮也；內(nei) 德純全，則成樂(le) 也。”《詩》、禮之所以重要，厥因在此。三代以後，六藝四術之教已亡，但是“設教之原理”仍在。“存養(yang) 其心，省察其行，是即禮樂(le) 也；明理則史學，是即《書(shu) 》、《春秋》、《易》也；工文則《詩》教也。”13

 

鑒泉對於(yu) 禮，強調的是實行而非“占畢”，曰：“禮與(yu) 樂(le) 乃音聲儀(yi) 度之事，皆非鼓篋而申占畢者也。‘子所雅言，《詩》、《書(shu) 》、執禮。’禮言‘執’，明乎非占畢也。占畢者，惟《詩》與(yu) 《書(shu) 》。”14易言之，就禮而言，重要的是所“執”之“儀(yi) 度”，而非書(shu) 本上的條文。今世禮學宗師沈鳳笙（文倬）先生以為(wei) ，禮的特點在於(yu) 實行，“禮、樂(le) 在周初都不是書(shu) 。禮是貴族們(men) 舉(ju) 行的典禮，平時練習(xi) ，用時實行，不靠文字記錄而存在”，反倒在廢棄之後，有人為(wei) 保存起見，方始記錄成文。15按：此為(wei) 其數十年治禮所得的結論，與(yu) 鑒泉之見若合符節。

 

綜上所述，可見鑒泉之崇尚六經，並非出於(yu) 傳(chuan) 統的尊儒之見，而是基於(yu) 其“為(wei) 學莫大乎知類”的校讎功夫，從(cong) 中國學術的大傳(chuan) 統著眼。他認為(wei) ，一切學問都植根於(yu) “事”，“虛理”亦是從(cong) “實事”出，其總匯即是六藝；六藝著於(yu) 竹帛，便是六經。因此，“凡一切文字之體(ti) ，無不本於(yu) 六經，故六藝統羣書(shu) 。辨六藝以辨羣書(shu) ，則得其體(ti) 。因所載之殊而後體(ti) 殊，故辨體(ti) 即以辨義(yi) 。是謂校讎。”記事之文，是“《書(shu) 》、《春秋》之流”；製度、譜錄、地理書(shu) 等，則是“禮之流”；言情之文，如詩、詞、曲等，則是“《詩》之流”。“古人不離事而言理”，故六藝中無說理之文。“說理之文，蓋源於(yu) 《易》與(yu) 禮。以虛理為(wei) 體(ti) ，由《易》而衍也；變官守之行事為(wei) 私家之空言，則自禮而散也。《易》微禮顯，各走一端，天人既裂而諸子由是紛紛矣。”又指出，後世有一種文體(ti) 不在六藝之內(nei) ，即告語之文。此一文體(ti) “兼事理與(yu) 情。記事則史也，說理則子也，道情則《詩》也。雖別為(wei) 一體(ti) ，實分屬三種也”。16

 

六經不僅(jin) 是後世文體(ti) 的源頭，更可該學術之流變。後世所謂四部，依鑒泉之見，乃是“以史、子為(wei) 幹”。六藝是“幹之根”，故別立一個(ge) 經部，附於(yu) 經的傳(chuan) 、說亦在其內(nei) 。春秋、戰國以降，官學變而為(wei) 百家諸子，於(yu) 是“六藝之流則歸之史焉，別出則子焉”。文集則是“由詩賦一流而擴大之，兼收六藝之流者”，乃是“幹之末”。以人居作譬，“史為(wei) 大宗，子為(wei) 小宗，經則廟也，集則小宗而又雜居者也”。17易言之，六藝者，《莊子·天下篇》所謂古之道術也，百家皆從(cong) 此出，非儒家所得而專(zhuan) 。六經之所以當尊，經學之所以重要，即此更可以了然。18

 

二、統合經、子與(yu) 儒、道

 

六經之本體(ti) 既明，便可知後世所謂儒家，其實不足以盡六藝之全，鑒泉因此說：“儒之並立於(yu) 九流者，非儒之真與(yu) 全也。”19《說文解字》謂儒乃“術士”之稱。鑒泉解釋道：“術，道也。士者，所以別於(yu) 農(nong) 工商也。有道之士，非常士也。堯、舜不為(wei) 天子，亦術士而已。”所謂儒，本非與(yu) 名、法、縱橫諸家相對而言的“一家之名”，猶如“道”字，各家皆可用，並非莊、列諸家的專(zhuan) 利品。老子的徒裔“自別於(yu) 言禮與(yu) 法者”，於(yu) 是有了道家之稱。同理，“非儒者多，懼其無別，乃有儒家之稱”。老子不自命為(wei) 道家；“孔子但言君子儒、小人儒”，又何曾自命為(wei) 儒家？儒家之名，大概是始於(yu) 戰國時期。“周衰文勝，學者多以周為(wei) 不足從(cong) ”，遂有原壤之流，放棄禮法，可見“其時雜流蓋已萌芽”。孔子則“守先王之教以教其徒，有聖人之稱”，不逐時趨，詆毀者多，“於(yu) 是儒之為(wei) 稱，遂若孔氏一門之所獨”。20總之，“孔子本止傳(chuan) 先王之教法，其所講求，雖貫天人而未嚐別為(wei) 名也。”21

 

先王之教乃是官學，孔子用以教其徒，於(yu) 是“官學變為(wei) 師學，六藝流為(wei) 諸子”。此說發自劉向、歆父子，章學誠加以申述，鑒泉以為(wei) ，其說甚確，“不可易”，可惜劉、章諸人“皆未竟其說”，而近世附和者又大都淺陋無條理。於(yu) 是審思劉申叔（師培）之說，“而貫以《周官》、《呂氏春秋》之義(yi) ，乃始明之”。大意是：六藝原是統於(yu) 官府，即所謂王治，乃“諸流之統宗，未分之合”。官守各學之間，分工明確，各得其當，所謂“有其事則有其官，有其情則有其業(ye) 。周以六官為(wei) 統而分三百六十，各守專(zhuan) 業(ye) ，各盡所長，如耳目之不相非，函矢之各得其用”。王治既衰之後，“疇人子弟失其官業(ye) ，職廢而事缺，器亡而道隳，猶人之五官殘而不具。”這些疇人子弟或“諸官之裔”懷抱利器，散而之四方，“目睹時弊“，以為(wei) “亂(luan) 生於(yu) 己術之廢而不明”，於(yu) 是“私相講授，窮究其說，上援古帝以為(wei) 重言”。所謂九流諸子，即因之而興(xing) 。分久之後，有雜家者出，為(wei) “諸流之和會(hui) ”，此乃“已分之合”。故曰：“王治散於(yu) 六經之中，而莫備於(yu) 《周官》；雜家起於(yu) 諸流之後，而莫善於(yu) 《呂氏》。故一貫之而其分合之數可明矣。”22易言之，六經本是一個(ge) 整體(ti) ，如《莊子·天下篇》所說，六經所體(ti) 現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乃是“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ti) ”，而諸子破碎大道，“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周官》經以六官統禦百執事，各有專(zhuan) 司，又互相聯合，可見道術之全。以《呂氏春秋》為(wei) 代表的雜家，承諸子分流之後，和會(hui) 眾(zhong) 家，不執著於(yu) 一端，力圖使大道之全重見於(yu) 世，此所以為(wei) 可貴。按：如此見解，顯然已將經、子打並為(wei) 一了。

 

鎮江柳劬堂（詒征）先生，著有《國史要義(yi) 》，共標十目，其四為(wei) “史聯”，謂“紀傳(chuan) 表誌體(ti) 之積為(wei) 正史，而編年、本末體(ti) 卒莫能敵者”，關(guan) 鍵在“聯”。而史與(yu) 行政，自古以來本是相通，曰：“邃古以來，史參行政，政治組織，日進文明，因事設官，各有專(zhuan) 職，禮教兵刑，厘然不紊，而其所重尤在官聯，不聯無以為(wei) 組織也。”指出《周官》之特色，正在凡事皆有聯。23按：此一卓見，似為(wei) 向來論史學者所未及。鑒泉之尊《周官》，重《呂覽》，著眼處正在一個(ge) “聯”字。

 

孔子雖未曾別立儒家之名，然而儒家畢竟是出於(yu) 孔門。道家奉老子為(wei) 宗，老子則是周的史官。孔子所傳(chuan) 者，乃是先王之道的六經。鑒泉承章實齋之緒，以為(wei) 六經皆史，又相信孔子之學乃受之於(yu) 老子。24他聲言：

 

吾常言，吾之學，其對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經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說。吾儕(chai) 所業(ye) ，乃學文之事，非《論語》首章所謂學也。此學以明事理為(wei) 的，觀事理必於(yu) 史。此史是廣義(yi) ，非但指紀傳(chuan) 、編年，經亦在內(nei) 。子之言理，乃從(cong) 史出，周秦諸子亦無非史學而已。橫說謂之社會(hui) 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謂之人事學可也。25

 

亦即經、子皆可納入廣義(yi) 的史學或人事學之中。

 

統而言之，鑒泉的經學觀有兩(liang) 大特點：一是以經統子，一是入經於(yu) 史（廣義(yi) 的史）。如此的六經觀，不僅(jin) 越出了古文今文之紛爭(zheng) 、漢學宋學的糾葛，更是衝(chong) 決(jue) 了自漢初以來形成的經學之網羅。並世學者中，有二人可視為(wei) 鑒泉同道，一為(wei) 張孟劬（爾田，原名采田），一為(wei) 蒙文通。

 

孟劬著有《史微》內(nei) 篇八卷（外篇未成），自言“蓋為(wei) 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考鏡六藝諸子而名曰“史微”，顯然是有取於(yu) 章實齋之說，故卷一首篇〈原道〉開端即雲(yun) ：“六藝皆史也，百家道術，六藝之支與(yu) 流裔也。”26孟劬以為(wei) ，六藝是“先王經世之跡”，其書(shu) 皆為(wei) 史官所掌，乃“君人南麵之術”。27道家出於(yu) 史官，其所明者即此“君人之要術”。28儒家則源自司徒之官，掌管教化，故好學而重禮義(yi) 。孔子為(wei) 儒家之祖，而實兼道家，其弟子則皆為(wei) 儒家。29“道家先法天道，孔子則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先盡人道，孔子則本天道以律人。”30諸子百家均出王官，各明“先王經世之術”的一端。31其中雜家則是“宰相論道經邦之術，亦史之支裔”，32與(yu) 道家為(wei) 最近。鑒泉主張“排斥申、韓，修正莊周，表章淮南，和合宋儒，以完中華之學”。33與(yu) 孟劬之說相較，可謂大體(ti) 不異。

 

文通則不取“六經皆史”之說，以為(wei) “六經原為(wei) 鄒、魯所保存之古典”（按：文通將中國上古民族分為(wei) 江漢、河洛、海岱三係，三係文化不同，周秦學術亦因之而判分）。“周秦間學術思想最為(wei) 發達”，可說是“胚胎孕育於(yu) 此古文獻”，但不可說“悉萃於(yu) 此古文獻”；儒家思想與(yu) 此古文獻有關(guan) ，然而“其所成就則非此古文獻所能包羅含攝”。34（按：文通對於(yu) 史，取的是狹義(yi) ，與(yu) 鑒泉不同；對於(yu) 中國古代文化學術，雖富獨見，而多取實證，與(yu) 章實齋、張孟劬之喜推論者亦異。）中國學術托始於(yu) 此古文獻而大有發展，“始之為(wei) 托古以立言，名《太公》、《伊尹》之類是也；繼之為(wei) 依古以傅義(yi) ，則孔氏之六經出焉”。一為(wei) 哲學，一為(wei) 史學，因此孔門之六經不同於(yu) 古文獻之六經，不可說六經皆為(wei) 史。35在文通看來，秦漢之際的儒家最為(wei) 卓絕，“匯集戰國百家之言，舍短取長而以一新儒道者”，36主張建立民治、平等的理想新製度，最為(wei) 可貴。37此為(wei) “儒生之術”，遠勝於(yu) 兩(liang) 漢的“經生之業(ye) ”。38此等看法，與(yu) 鑒泉頗有差異，然而異中仍有其同，即不看重“經生之業(ye) ”。而後來一般人視為(wei) 經學正宗者，正是這“經生之業(ye) ”。

 

鑒泉以為(wei) ：

 

漢之經生，抱殘守缺，多衍陰陽術數，又慮上之不信經也，竄讖於(yu) 緯，表漢得天下之符，謂孔子為(wei) 漢製法。其所謂法，不過製度章服之事，卒亦不用，僅(jin) 稍助封禪而已。其後乃有古文經，而先立學官者排之。劉歆主古文，因附會(hui) 而為(wei) 莽佐命。後世豔稱西漢通經致用，《三百篇》當諫書(shu) ，《禹貢》行河，《春秋》斷獄，然按其實，則當時引經斷事，多引《春秋》，說近法家，此張湯所學也。兒(er) 寬以《尚書(shu) 》附湯，而張禹以《論語》作模棱之辭，皆所謂緣飾吏事以經術者耳（《公孫宏傳(chuan) 》），效可睹矣。曾是以為(wei) 經之用也歟？39

 

清儒所拳拳服膺的漢學，在此可說是一筆抹殺。而對於(yu) 宋學，則頗有稱賞之辭，雲(yun) ：“宋儒議論雖多刻而有諸子之風，考索雖無統而能文獻之守。”於(yu) 清代的考證學，則曰：“達官多奉朱學，流為(wei) 鄉(xiang) 原。不達者則用其力於(yu) 考征，標漢為(wei) 幟，反宋之論，羣經、諸子、六書(shu) 、九數，家家自以為(wei) 許、鄭，人人自以為(wei) 賈、孔，吳越華士亦複泛濫短書(shu) ，掇拾故事，以為(wei) 矜尚。”考征之風既盛，亦流為(wei) 利祿之途，於(yu) 是理學衰而“行誼殺矣”。洪楊亂(luan) 平，頗有“歸咎亂(luan) 端於(yu) 漢學”者。然而“漢學卒不能絕，考證之法既明，其流益廣”。種種“冊(ce) 籍之學”便是其所成之果，“自漢以來未有如斯之盛者”。物極必反，今文之學於(yu) 是興(xing) 起，“專(zhuan) 宗西漢，以微言大義(yi) 相尚”。“嘉、道之間，平久而窳”，士大夫“始談經濟”。鑒泉認為(wei) ，“是二流者，乃兼取宋儒”。至於(yu) 考證末流，“則版本金石，流為(wei) 玩好”，與(yu) 明代的“山人”不殊。40

 

鑒泉感歎道：“自漢以來，上下宗儒者數百年，如按其實，皆非真也。”漢高、宣二帝及明太祖，皆是刑名法家一流；漢文、光武及宋太祖，則宗黃老術。漢武帝、唐太宗，表麵崇儒，實則一為(wei) 偽(wei) 儒，一則“虛言多而實效少”，而且二人“實創科舉(ju) 之製”，誘士以利祿，“根本已謬，於(yu) 儒術不相容”，可謂“功之首罪之魁也”。科舉(ju) 一廢，孔孟即成“毀端”，其實本無足怪，原因在於(yu) “欺人之術露而久蓄之疑發也”。可以算得上真儒者，乃宋代周、程諸子，然有一大失，即“排道家”。鑒泉以為(wei) ，“自漢以來，儒之成家，往往兼道家，雖未真得合一之道，猶羈縻弗絕”。宋道學諸公“所以突過前人者，實資於(yu) 道家”，“乃極排之不與(yu) 通”，“故其流益狹隘，不能容異，得儒之嚴(yan) 而失儒之大”。因此，“今欲明真儒，當一方明精微之本，一方通廣大之末。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當合之；法家乃吾篡賊，使吾道蒙冤者也，當斥之。”41統合經、子與(yu) 儒、道的宗旨，即此可見。

 

然而鑒泉對於(yu) 漢代經學，決(jue) 非一概否定，自其對東(dong) 漢經學要籍《白虎通義(yi) 》的評價(jia) 可見。他認為(wei) “漢儒之有此書(shu) ，猶宋儒之有《近思錄》”，其長處在於(yu) “能釋先王製度，每得精意”，短處則是“穿鑿名義(yi) ，附會(hui) 五行”。所謂能釋先王製度，如雲(yun) ：“天子者爵祿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王者所以有社稷”，乃因其“為(wei) 天下求福報功”；王者“必複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王者所以巡守”，乃因“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qin) 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諸侯所以考黜”，乃“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鑒泉指出，以上所述，“凡三言重民之至”。又說道：“如說九錫次序，曰：‘安民然後富足，富足而後樂(le) ，樂(le) 而後眾(zhong) ，眾(zhong) 乃多賢，多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nei) 能正己，外能正人，內(nei) 外行備，孝道乃生。始安終孝，善先惡後。’尤極精當。凡此皆語質直而義(yi) 深至。言之若易，挹之無窮，乍觀若陳，而至今猶新。其他亦多可擬《戴記》。”至於(yu) 為(wei) 今人所詬病的“三教三綱”，鑒泉以為(wei) ，“義(yi) 本精要，而言之不明，又自為(wei) 歧離，反來後世之疑譏，亦可惜者也。”42其結論是：

　　　

近世學者盛推漢儒。漢儒不可稱，特以去古未遠，聞見多真耳。其辨證之功，實遠不及後世。考據之學，後密於(yu) 前，乃勢之自然。近儒推尊太過，乃至一字不敢非，則迷信矣。實論漢儒之功，則其傳(chuan) 存大義(yi) ，尚過於(yu) 考證。如前文之所述，雖精深不能及《戴記》，而秦以來儒道之存，亦止此輪廓矣。

 

同時又指出，漢儒之可恨者，在於(yu) 將商鞅、李斯以來“為(wei) 世所用”的法家，混入了儒道，即便是經師，亦不能免除此弊。如《白虎通義(yi) 》雲(yun) ：“誅不避親(qin) 戚者，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誅不義(yi) 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鑒泉認為(wei) ，乍看之下，此說似是合乎《禮》與(yu) 《春秋》之義(yi) ，但一究其實，便知不然，因為(wei) “強幹弱枝之分，乃聖人所不計，誅不避親(qin) ，非聖王法”，即使有不得已，如周公之誅管、蔡，其誌亦不在尊君權，而在為(wei) 民。又如此書(shu) 論“父殺其子當誅”，謂“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yang) 長而教之，故父母不得專(zhuan) 也”。鑒泉對此，大不以為(wei) 然，說道：殺子當誅，因其“賊恩不仁”，為(wei) “人道所不容”，而不是僭奪了王者之權，擅殺其子。“今不論人道而論權限”，意謂民屬於(yu) 公家，做一切事必須秉承公家意旨，不可有己私，這完全是古時商鞅及近世國家主義(yi) 之說，與(yu) “聖人禦世屬民之道，判若冰炭”。43鑒泉反對嚴(yan) 刑峻法、反對國家主義(yi) 的政治立場，在此表露無遺。他之所以合儒、道，斥法家，原因正在於(yu) 此。

 

三、經今、古文學論衡

 

清末民初，經學中今、古文兩(liang) 派之爭(zheng) 頗烈。“古文派之極”為(wei) 章太炎，“今文派之極”則是廖季平（平）。廖、康（有為(wei) ）諸人以為(wei) ，六經乃孔子所自撰，其旨在於(yu) 托古改製，故以章實齋“為(wei) 己敵，而極攻‘六經皆史’之說”。鑒泉既“主實齋，似若黨(dang) 古文者”，其實不然，自言“於(yu) 經學今、古文兩(liang) 派，皆不主之”。44其理據是：

 

古今書(shu) 籍雖多，不外記事立言子、史兩(liang) 種。集乃子、史之流，不能並立。經乃子、史之源，而或認為(wei) 子，或認為(wei) 史。章先生開宗明義(yi) ，便言六經皆史，即是認定六經本體(ti) 。今文學家謂六經皆微言，不為(wei) 顯用，是不獨認之為(wei) 子，且認為(wei) 寓言，顯然不合。然六經經孔子訂定，是孔子之學即在經中。章先生明言先有史後有子，於(yu) “六經皆史”句下隨即申明曰：“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不離事而言理。”是謂理即在事中，史即有子之用。不意古文經學家因矯今文家之誕說，遂謂六經記事，不為(wei) 化人，六籍隻是古史陳賬，與(yu) 孔子學術無關(guan) ，孔子刪定六經，隻是整齊故事，其功比於(yu) 劉歆。與(yu) 今文家言各走極端，皆不可信。

 

更申述說，章實齋論史，“尚以有子意為(wei) 貴”，何曾認為(wei) “六經全不關(guan) 孔子學術”？“古文家以夷六藝於(yu) 古史為(wei) 己功”，然而須知，史並不等於(yu) 陳年賬簿，孔子與(yu) 司馬遷雖有“聖與(yu) 非聖之別”，而六經與(yu) 《史記》，其體(ti) 本無殊異。此理既明，便知今文家以“儕(chai) 周、孔於(yu) 馬、班”為(wei) 實齋之罪，亦屬可笑。45

 

鑒泉又“設數淺喻”，以明“六經皆史”之說：言“六經皆史”，猶如言“堯舜皆人”。若謂“六經皆史”乃是“儕(chai) 周、孔於(yu) 馬、班”，那就等於(yu) 不可說“堯舜皆人”，否則便是將堯舜下同於(yu) 凡民。若謂“六經皆史”說“使孔子失其尊”，“則孟子言堯舜與(yu) 人同，亦使堯舜失其尊矣”。言“六經皆史”，亦猶如言“八駿皆馬”。不可說“六經皆史”，即等於(yu) 不可說“八駿皆馬”，否則就是將八駿等同於(yu) 駑馬。說孔子的六經必定“迥異於(yu) 史”，那就等於(yu) 說八駿一定不是馬，須是龍鳳、麒麟、螳螂之類（用柳宗元《八駿圖說》意）。《論語》本非經而尊之為(wei) 經，猶如孔子本非王而尊之為(wei) 王。就書(shu) 之體(ti) 而言，《論語》與(yu) 諸子不異，孔子並不因《論語》而下同於(yu) 諸子。六經之體(ti) 實與(yu) 諸子相同，說“六經皆史”，難道就下儕(chai) 周、孔於(yu) 馬、班了嗎？言六經皆史，亦猶如言《九歌》皆詩。“後世詩體(ti) 不盡類《九歌》，而《九歌》終非無韻之文。後世史體(ti) 不盡如六經，而六經終非諸子之流也。”總之，“後世目錄分經、子為(wei) 二部，正如集部之分《楚辭》、總集二類。倘謂經與(yu) 史有同有異，是猶謂《楚辭》、總集有同有異耳。後人自眩於(yu) 四部之目，遂視經、史二名，若人禽之區分，宇宙之對立，大可笑也。”至於(yu) 今文家堅稱經為(wei) 子而非史，“乃由建立孔教之說，推孔子為(wei) 教宗，專(zhuan) 其門戶”，於(yu) 是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便成了寓言人物。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今文家卻偏要說孔子作六經，是非如何，“尚何待多論”？至於(yu) 孔教之名，亦為(wei) 似是而非。鑒泉揭出實齋《原道》（中篇）中的精語，曰：“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yu) 立儒道之極耶？”今文家則以為(wei) ，“若六經皆史，則孔子無一椽之庇。”殊不知孔子正無須這“一椽之庇”。“道者，天地人物所共由，非一人所專(zhuan) 立。聖人自率道，又率天下以率道，固不必有著述。使孔子生周道盛時，將並《論語》而無之。無《論語》，亦聖人也。何希乎千載後人為(wei) 之爭(zheng) 此一椽也？”孔子所傳(chuan) 者，乃“無所不在，無所不容”的大道，非一家之說，故孔子“本不與(yu) 諸子並立”。今文家卻以“一椽局之”，“非尊孔，乃小孔耳”。46以上所說，滔滔雄辯，其要旨是道大，經大，孔子亦大，以孔子為(wei) 教主，乃是下儕(chai) 六經、孔子於(yu) 諸子，尊之反所以小之。

 

由上所述，可見鑒泉之不讚同古文派，在其視六經為(wei) 陳年舊賬，無關(guan) 於(yu) 化民成俗的學術。他以為(wei) ，此弊較易見，無須著力批駁，近世今文家則興(xing) 起已久，有其“前後變遷之跡”，至廖、康、崔（適）諸人而臻於(yu) 極，更為(wei) 有害於(yu) 學術。故特撰《經今文學論》，分六項以辨明其非。

 

“一論其於(yu) 古書(shu) ”：近世今文家自莊方耕（存與(yu) ）起，至龔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共經四世，“雖尊今斥古，猶止守家法，未以古文經為(wei) 偽(wei) 造，今文經為(wei) 孔子作也”。劉申受（逢祿）“始疑《左傳(chuan) 》有偽(wei) 竄”，魏默深“始以馬、鄭《逸書(shu) 》為(wei) 偽(wei) ”，邵位西（懿辰）“始以《逸禮》為(wei) 偽(wei) ”，皮鹿門（錫瑞）“始力主孔子作《易》作《春秋》”。“至康氏始謂古文經皆劉歆偽(wei) 造（《周官》、《左傳(chuan) 》、《逸書(shu) 》、《逸禮》），廖氏棄其舊說而從(cong) 之，謂六經皆孔子托古改製之作，非有其事。至崔氏則謂《穀梁》亦歆偽(wei) 造，《史記》亦經劉歆竄亂(luan) ，凡古書(shu) 不與(yu) 今文合而言及古文者，皆謂劉歆所羼。因劉歆曾校書(shu) ，而《七略》所載，今之所存，凡西漢以前書(shu) ，舉(ju) 有竄改之嫌，班固以降，則皆沿劉歆之說，更不足憑。其可信者，惟今文經，而又皆孔子意造，非實事。於(yu) 是漢前之書(shu) ，乃無一可信者矣。”鑒泉就此說道，諸人指責劉歆“偽(wei) 造古經，竄亂(luan) 古書(shu) ，使人疑經”，今文經至今不全，亦罪在劉歆。古文派巨擘章太炎“儕(chai) 六經於(yu) 古史，又取王充《知經》誤在諸子之說”，為(wei) 諸人所惡。而據廖、康諸人之說，“古事皆為(wei) 怪力亂(luan) 神”，今文經所載，則是“孔子文飾”，絕非古代事實。鑒泉對此，不禁感歎道：“於(yu) 是今之不信經者兩(liang) 取其說，非斷爛朝古書(shu) ，即儒家假托。”古文今文，立說不同，而歸趨則一。今文派諸人“尊經於(yu) 古史之上，而反使經等於(yu) 諸子”，殆非其始料之所及。

 

“二論其於(yu) 孔子”：皮、廖二氏“力主孔子作經”，以為(wei) 若未作經，則孔子“止能編輯鈔錄”，“其道何以尊，何以賢於(yu) 堯舜”？古文家主張“六經皆周公之舊典”，皮、廖諸人對此最為(wei) 反感，以為(wei) 此乃“奪孔之聖以奉周公”。章太炎說“孔子之功比於(yu) 劉歆”，亦為(wei) 今文家所惡。鑒泉指出：“廖氏亦曰：‘孔子之修《春秋》，正如劉歆之改《周禮》。’（《古學考》語）”二家一以孔子為(wei) 述，一以為(wei) 作，而將孔子比於(yu) 劉歆，則並無二致，“兩(liang) 家可以無爭(zheng) 矣”。今文學家“欲尊聖於(yu) 堯舜之上，而反使聖儕(chai) 於(yu) 劉歆”，殆亦非其始願也。

 

“三論其於(yu) 孔經”：鑒泉認為(wei) ，“世間止有事與(yu) 理，故書(shu) 亦止有史與(yu) 子”，而“今文家之所謂經，不史不子，既不自作一書(shu) ，複不直論古事，乃改前人之事與(yu) 言以為(wei) 己說，似後世之小說”，然而小說又無此種體(ti) 裁。無可名狀，隻能出之以譬況：以經學數變的廖季平為(wei) 例，如其初說，則經好似“私定製度”的包慎伯（世臣）之《說儲(chu) 》；如其變說，則好似《來生福》彈詞（“《來生福》者，一老儒畢世坎坷，乃設為(wei) 死後再生，眷屬美滿，善德福報，極人間之幸事”）；如其終說，則好似《推背圖》、《燒餅歌》。如此玄幻，“誠非馬、班之所敢儕(chai) 也”。經變成如此，關(guan) 於(yu) 孔子學術，惟一可信者就隻剩《論語》了。然而廖氏謂“經皆大法，不空言義(yi) 理”，於(yu) 是《論語》“亦必說為(wei) 製作及寓言”。鑒泉因此揶揄說，諸公“以六經盡歸孔子，孔子手筆忽焉增多”，誠可謂萬(wan) 世師表，最後卻隻能托庇於(yu) “戔戔之空言”的《論語》，“若又成寓言，則孔子其殆哉”。

 

“四論其於(yu) 劉歆”：須知“改人文字，隨其曲折，不如自作之快；竄亂(luan) 舊文，多方掩飾，不如造說之逸”。更何況劉歆所涉之書(shu) ，多於(yu) 孔子十倍，其所作之事，亦當難於(yu) 孔子十倍，非具絕大才力者不能為(wei) 。劉歆誠能如此，真是“三頭六臂”的“亙(gen) 古奇人”了，“孔子雖天縱多能，視之遠矣”。“崔氏謂《左傳(chuan) 》皆歆偽(wei) 造，前此實無其說，所傳(chuan) 師承皆虛”，歆“偽(wei) 造前此絕無影響之書(shu) 與(yu) 事，既能使同時儒者不知，又能使其仇雖攻之而不得其贓證”，那更是“具大神通”，能“七十二變”了。更為(wei) 不可思議的是：“今文家之攻偽(wei) 經，有一難關(guan) ”，即《左傳(chuan) 》製度之不同於(yu) 《周官》，“歆既改《周禮》，何不並改《左傳(chuan) 》？”廖氏解釋說：“歆愛古籍，不忍亂(luan) 之，其改《周禮》為(wei) 莽製作，亦一時好奇喜事之舉(ju) 。”據廖、康二人之說，劉歆是孔門的董卓、曹操，為(wei) 何“忽又不忍，且因一時好奇喜事而造數大書(shu) ，又遍竄古書(shu) ”。如此好奇，“毋乃太廢事乎？”

 

“五論其於(yu) 世間事理”：廖氏作《今古學考》，謂“今古如水陸舟車，自有水陸，即有舟車，皆因地製宜，自然之製”。依此說法，兩(liang) 家盡可不爭(zheng) 。既然爭(zheng) 論激烈，必有非爭(zheng) 不可者。其所爭(zheng) 者，既非“存古事之真”，亦非“明孔子之學”，而是如廖氏所謂，在於(yu) 禮製。鑒泉指出，按其“《今古學考》表之所列，其重要者不過數大端”，即“今主質而古主文”，“今主複夏殷而古主從(cong) 周”，“今有選舉(ju) 無世卿而古有世卿無選舉(ju) ”，“今天子親(qin) 迎不下聘而古下聘不親(qin) 迎”，“今刑餘(yu) 不為(wei) 閽而古為(wei) 閽”，“今田稅從(cong) 遠近分上下而古皆什一”，“今封國多止百裏而古多止五百裏”，“今山澤無禁而古皆入官”，“今社稷皆祀天神而古皆祀人鬼”。鑒泉以為(wei) ，凡此諸端，今之說確是優(you) 於(yu) 古，然而“後之人論當世製度，善察事勢合於(yu) 時宜者”甚多，豈必大聖人而後能？而且“其行之有效，當時受其福”，時移世易，不必然受其福，即使異時受其福，不必然萬(wan) 世受其福，即使萬(wan) 世受其福，亦不一定可作萬(wan) 世師。至於(yu) 徒托空言，未見實效，“則亦止可謂之智者之名言而已”。鑒泉認為(wei) ，今、古學起於(yu) 漢世學官博士之爭(zheng) ，今文為(wei) 漢製之符，古文則是王莽之資。究其實，“漢製未嚐用今文說，莽製亦未嚐盡用《周禮》”。今文家指責“古文經說啟後世某某禍亂(luan) ，某某惡逆”，皆為(wei) 深文周納之詞，為(wei) “有學心者所不聽”。（按：此論至卓。試問：若無古文經說，此等事便不會(hui) 發生嗎？不識一個(ge) 字者，便不懂得如何篡弑嗎？）廖氏謂“孔子訂製，托之於(yu) 古，當時弟子誦法，官府信從(cong) ，合口同聲，以為(wei) 古製，此孔子過化存神之妙”。鑒泉對此說道，這簡直是“以欺騙得售為(wei) 孔子頌”。而今文家一旦揭破此事，豈非成了孔子的罪人？皮鹿門以為(wei) ，“《周禮》之法，王莽、王安石行之而弊，〈王製〉則無弊可行。”廖季平的羣經凡例，動輒說“考明禮製，歸於(yu) 實用，可以施行”。鑒泉反問道：“究竟〈王製〉與(yu) 今文家所推製度，今日如何施行？”所謂製度之爭(zheng) ，既不過如此，若言義(yi) 理，則西漢經學家所謂微言大義(yi) ，其實無多，“其精深卓犖足以紹孔門而超諸子者，宋儒乃能明之，而今文家則反不措意”。總括言之，今文家所證明者，就古事而言，是“孔子以前皆怪力亂(luan) 神”，就孔子之學而言，則隻是“粗略之政論，神秘之讖語”。“諸公之成績，如是焉耳！”

 

“六論其為(wei) 學方法”：鑒泉以為(wei) ，“廖氏初撰《今古學考》及分撰兩(liang) 《戴記》凡例，持論多通，方法亦慎密”，所言“互見列國”、“不同沿革”諸例，“皆甚合讀古書(shu) 之法”。《今古學考》有曰：“漢人今古之說，出於(yu) 明文者少，出於(yu) 推例者多，後師附會(hui) ，多於(yu) 先師。”議論謹慎，故其所考釋，純據許慎《五經異義(yi) 》。其分別諸經中何者為(wei) 今學，何者為(wei) 古學，在鑒泉看來，“雖尚多疏失，要甚嚴(yan) 而不濫”，“雖亦主比例推補，然知說之交互分別為(wei) 難，未嚐強通概論也”。“其後乃一意崇今抑古，遂廣用互見之例，於(yu) 不合者皆說為(wei) 合，不複守附會(hui) 之戒，而憑肊穿鑿者十之五六矣。”鑒泉解釋說：“凡學者之用心，其所操簡少者，易於(yu) 爛熟，則平常者亦見為(wei) 奇，不相涉者亦覺其有可合。穿鑿、附會(hui) 二弊由是而生。漢之今文家大氐如是。《春秋》之旨數千，半出於(yu) 此；《尚書(shu) 》配二十八宿，亦由此見。”此即董仲舒所謂“得一端而多連之，由所言以推所不言”，乃“演繹推補之法”。學者固然不可不用，然亦“最危不可恃者”。今文家專(zhuan) 用此法，無怪“其惑不可解矣”。（按：此論甚卓，非思慮精密、深知治學甘苦者不能道。）47

 

鑒泉對今文經學的批評可分兩(liang) 部分，一是針對其宗旨，二是針對其事理觀與(yu) 治學法。第一部分可分三類：一是視今文經以外之古書(shu) 皆為(wei) 偽(wei) 物，二是以今文六經皆孔子所自撰，非古代事實。三是以為(wei) 古文經全是劉歆一手偽(wei) 造。矛頭所指，, , , 乃是廖、康、崔等近代今文家，而非西漢今文學。他對托古改製說甚為(wei) 反感，認為(wei) 這等於(yu) 說孔子是在欺騙，而對西漢今文家所謂微言大義(yi) ，則並未否定，隻是以為(wei) ，其精深卓犖處足以上紹孔門、超越諸子者，尚不及宋儒而已。易言之，仍是承認六經所載，非僅(jin) 古事，乃攸關(guan) 孔子學術，可於(yu) 漢代經說中見之（自其論《白虎通義(yi) 》可見）。

 

所謂托古改製，其實有兩(liang) 個(ge) 含義(yi) 。一是廖、康諸人之說，以為(wei) 經書(shu) 所言古事，皆非史實，全由孔子杜撰，為(wei) 其改製理想而設。二是呂誠之、蒙文通諸人之說，以為(wei) 六經所言，固是古事，孔子借此等古事以發抒其政治與(yu) 社會(hui) 改革的理想。依鑒泉之見，古人不離事而言理，孔子所傳(chuan) 述之理即在古事之中。呂誠之謂六經皆古籍，孔子取以立教，又自有其義(yi) ，不必盡與(yu) 古義(yi) 合，然不可謂其不本之於(yu) 古，漢儒之重六經，以其為(wei) 孔子微言大義(yi) 之所在，非以其為(wei) 古代之典籍。48與(yu) 鑒泉的看法，其實並無根本上的不同，隻是誠之用“托古改製”一語，鑒泉謂史有子意而已。不過鑒泉與(yu) 呂、蒙二家，還是有殊異處，即二家均以為(wei) ，孔子之教有進於(yu) 古義(yi) ，而鑒泉心目中的孔子，乃是中國文化大傳(chuan) 統的傳(chuan) 述者，其精卓處本是從(cong) 古義(yi) 而來，並非革故鼎新。

 

至於(yu) 鑒泉對今文家批評的第二部分，從(cong) 中可見其治學特色：一是洞悉事理，不盲從(cong) 盲信，駁斥論敵，重在舉(ju) 證事實，並剖析其說的矛盾不通處。二是重視方法，雖才辯縱橫，但深知演繹推理不可過度。雖於(yu) 今、古兩(liang) 學，皆不主之，而其駁難主要針對經今文學，原因正在近世今文家於(yu) 世間事理及為(wei) 學方法，皆大有缺失。

 

四、治經要略

 

鑒泉論學，力主“為(wei) 己”（“學之大要，非一言所能盡，要之曰為(wei) 己而已”）。為(wei) 己之學，可以四字概括，即博、精、通、約。認為(wei) “博、約二字，開古今門戶”。所謂博，“以窮理為(wei) 準，非泛騖雜考也”；所謂約，“以反身為(wei) 要，非師心自用也”。（按：此亦即朱子所強調的居敬窮理。）鑒泉又於(yu) 博、約外，增精、通二字。指出：“短書(shu) 小說，一字萬(wan) 言”不是博；“偏鋒陷入，穿鑿旁出”不是精；“略知大概，多識書(shu) 冊(ce) ”不是通；“求之事物，不明性本”不是約。以為(wei) 此四字的正解是：“博者能旁通大義(yi) 也，精者能深入微言也，通者能見大本破除習(xi) 氣也，約者能反於(yu) 一身無浮長也。”又申述說：“一經而通，雖不讀他經，而他經之義(yi) 已具，雖謂之博可也。一史而精，雖未究古今，而義(yi) 例大明，雖謂之通可也。”此乃鑒泉治學的自我期許，重在博通，而博通則由精約而來，兩(liang) 者相輔相成。博、通、精、約四者合，方能成就為(wei) 己之學。此乃治經的終極目的。49故曰：“要之，經義(yi) 深切著明，本以見諸行事”，不在多言也。50

 

鑒泉治經，正是依此而行。他認為(wei) ，六經是後世一切學術所自出，並非僅(jin) 是記古事，而是中含微言大義(yi) ，乃道之體(ti) 現。其《學略》一書(shu) ，開首即雲(yun) ：“經之訓常也，六藝皆常道不刊之典。”“經所以為(wei) 常道不刊”，乃在其義(yi) 。亦即經之重要，絕不在其中所說的典章製度，製度因時而異，義(yi) 則不變，乃“不常之常”。此理既明，便可知治經之根本在明義(yi) ，不在考據。51

 

有關(guan) 漢儒經說，鑒泉說道：

 

漢儒經傳(chuan) 注，今存者少，其訓說皆至簡。康成多所駁辨，猶不繁碎。然兩(liang) 漢奏疏，援據經義(yi) ，類能旁通引申。蓋其師師相傳(chuan) ，皆有微言大義(yi) ，特不著之竹帛，是其慎也。經義(yi) 旁通，本無一定，推而衍之，複滋蔓濫。故僅(jin) 存訓詁，使學者不至茫昧，其義(yi) 蘊則聽其各具淺深之見。董子曰：“《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此正漢人超卓處。52

鑒泉以為(wei) ，漢儒此一治經之意，宋儒程、朱能知，然而宋儒末流“則專(zhuan) 衍義(yi) 理，流為(wei) 講章”，詞費而不得要領，導人於(yu) 膚淺。清代漢學家“矯其漫衍，專(zhuan) 求訓詁，一若漢儒但通名物”，亦為(wei) 可笑。簡言之，漢學家之“博辨名物”與(yu) 宋儒之“空漫”，“同為(wei) 繁衍”，同屬亂(luan) 經。53

 

至東(dong) 漢，“博士傳(chuan) 習(xi) ，漸多異論”。而《白虎通義(yi) 》一書(shu) ，“折衷十四博士之說，亦頗嚴(yan) 栗簡要，無泛衍之病”。魏晉時期，清談起而玄言興(xing) ，經學卻並未衰，“始為(wei) 疏義(yi) ”，議禮之作尤為(wei) 細密。“疏說既多，詳密之功固勝，而支離之弊以滋。瑣屑為(wei) 長，微言大義(yi) 遂疏。”唐人說經，沿此六朝餘(yu) 習(xi) ，“詳密有餘(yu) ”，然“已無新異”。於(yu) 是啖助、趙匡諸人，“始變古說，而自用之端起”。故曰：“六朝及唐，乃經學之衰時也。”鑒泉因而強調，明經義(yi) 本是旨在躬行實踐，“行敏則言自訥，言多則行必疏”。是為(wei) 治經之根本。54宋儒承此弊，大為(wei) “變古”，開自劉原父（敞）、歐陽永叔（修）。至程、朱，“反諸義(yi) 理，掃除瑣屑繁衍之病，可謂大功”。其時說經諸家，“亦皆詳慎，多所獨得”。然而鑒泉對於(yu) 宋儒孫（複）、胡（安國）諸人沿啖、趙之緒以說《春秋》，“流為(wei) 苛酷”，則大不以為(wei) 然。統合儒道、貶斥法家的宗旨，於(yu) 此可見。55

 

清初諸儒，“承明季猥雜之習(xi) ，始專(zhuan) 考訂”，然而並未昌言反宋儒（如閻若璩、顧炎武）。“其所爭(zheng) 者，亦多在大義(yi) （如朱鶴齡、陳啟源）。”“惠（棟）、戴（震）、紀（昀）、錢（大昕）諸家起，力表漢儒，排斥蔡（沈）、陳（澔）、胡（安國），始言家法，以密實為(wei) 尚”，專(zhuan) 注於(yu) 音訓、名物，流為(wei) 瑣屑。至嘉、道間，習(xi) 尚已成，又為(wei) 貴人之所好，於(yu) 是學人“引類書(shu) 以改字，附古義(yi) 以昧心，所謂寧道孔孟非，必言許鄭是”。以改字而論，“此讀為(wei) 此，彼讀為(wei) 彼，假借之例本寬，聲音之變尤廣”，彼此皆有證據，是非難定。鑒泉詰問道：“其憑肊與(yu) 宋儒何異？”總之，“宋儒雖訓詁不精，其繁衍隻在義(yi) 理”，清代漢學家“直並經文而歧異”，使人無所適從(cong) ，六藝大道，“從(cong) 此裂矣”。56語氣之間，頗帶感慨。

 

物極而反，學者漸厭，今文之說於(yu) 是興(xing) 起，“謂漢重家法，貴微言大義(yi) ，亦用考訂，而不流於(yu) 瑣屑”。其變之實，則是“避難就易，改實為(wei) 虛”，可謂與(yu) 宋儒“貌異心同”。然而鑒泉承認，其“搜索之中，亦多有得”。如莊存與(yu) 、宋翔鳳、龔自珍、魏源諸人之說，並非全屬“虛誕”，而且諸人“根據緯書(shu) ，於(yu) 鬼神之旨間有所得”，於(yu) 前儒所不敢言者，“昌言不忌，亦頗精卓”。（按：此一見解，有異於(yu) 當時多數學者，當與(yu) 其家世淵源有關(guan) 。其祖槐軒，名沅，以內(nei) 丹功法、齋醮法會(hui) 等授徒傳(chuan) 教，世稱劉沅道或劉門教，有《槐軒全書(shu) 》傳(chuan) 世。）對於(yu) 此諸人之缺失，鑒泉亦未忽視，即“空論《易傳(chuan) 》，奇談無極”，簡直“視六經如隱語”，而且彼等“又無宋儒力行之意，故弊尤深害尤大也”。然而鑒泉並不同意當時論者之見，即“今文家蹈虛之病，過於(yu) 考據家征實之病”，認為(wei) 治經乃為(wei) 己之學，貴在自得，“考據末流，考一字，證一事，輾轉裨販”，又何與(yu) 乎自得？鑒泉對於(yu) 當時今文家所謂通經致用，亦頗不以為(wei) 然。說道：所謂“漢儒以《三百篇》當諫書(shu) ，《禹貢》治河，《洪範》說災異，《春秋》斷獄”等等，“特就其已效者言耳”。其實漢之儒術，當時稱之為(wei) “緣飾”，“本非以經為(wei) 根柢”，張湯、公孫弘之學《春秋》，雜以刑名，如何可說是通經致用？須知諸經大義(yi) 本是相通，如何能“分別諸經，各有其用”？“以此言用，隻覺經之器小耳。”57

 

至於(yu) 清代漢學家所謂不博考名物則義(yi) 理不明，鑒泉更是大表反對。指出彼等之“言形聲訓詁，白首不能盡通，待何時乃明義(yi) 理耶？”又說道：“陸象山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固是“妄誕”，而“漢學家之瑣瑣於(yu) 一名一物，不憚繁稱，以圓其說”，豈不是“六經鑿我我鑿六經乎”？58按：此說與(yu) 朱鼎甫（一新）之說相合。鼎甫曰：“以小學疏通經訓則可，以小學穿鑿經訓則不可。支離蔓延，沈溺其中而不知返，非惟虛耗日力，抑亦大害經義(yi) 。”59二人最致憾於(yu) 漢學家者，即是其喜穿鑿而失大義(yi) 。鑒泉因此說：“吾謂古今言經學者，大都借經為(wei) 門麵，宋學欲自圓其虛鋒，漢學欲自矜其醜(chou) 博。不自甘為(wei) 虛鋒醜(chou) 博之學，乃依附於(yu) 經而自命經學。弄話頭，豈經義(yi) 耶？考名物，豈經義(yi) 耶？”在他看來，治經的正途應當是：“涵泳經義(yi) ，勿先存成見。……不特不當有家法之界，亦不當先有立說之心。”依此標準，對陳蘭(lan) 甫（澧）之治經，大為(wei) 稱賞，以為(wei) 蘭(lan) 甫“專(zhuan) 治注疏，極平正可法，其為(wei) 學和會(hui) 鄭、朱而不輕自立說，尤超卓”。60易言之，治經當破門戶，重心得，誌在躬行，不在立說。

 

鑒泉既以躬行實踐為(wei) 治經鵠的，故以《論語》為(wei) “羣經綱領”，輔之以“兼明六藝，歸之大本”的《孟子》。認為(wei) “漢學家之鮮治《論》《孟》，蓋以二書(shu) 鮮名物，而又為(wei) 宋儒所尊”，實為(wei) “舍本逐末，不足與(yu) 辨”。61依此明大義(yi) 、歸大本之見，對諸經自有一番見地。茲(zi) 分述於(yu) 下。

 

（一）《易》：主張象數、義(yi) 理兼取。曰：“義(yi) 理無窮，象數亦無窮，因象求理，固不可偏主。”同時又揭出《禮記·經解》“絜靜精微，《易》教也”一語，謂據此可知，《易》“非止象數”。引清儒強蕘叔（汝詢）言“聖人作《易》，隻以教人改過”，以為(wei) “一語破的，象數紛紛，皆末矣”。又認為(wei) ，所謂先天《易》的《河圖》《洛書(shu) 》，雖傳(chuan) 自道士陳希夷（摶），“無所援證”，而“實有至理，漢學家力辟之，皆徒執書(shu) 冊(ce) 以明其無本，而未審其義(yi) 也”。62

 

（二）《書(shu) 》：其症結在於(yu) 今、古文之紛爭(zheng) 。自閻（若璩）、惠（棟）諸家出，“偽(wei) 古文”三字成了定案。鑒泉卻說：“《孔傳(chuan) 》固偽(wei) ，而經文要不得加以‘偽(wei) ’字。無論不能指為(wei) 假作”，即使如諸家所言，乃枚賾“所綴輯”，然而所謂綴輯，豈非原是從(cong) 本書(shu) 而來？漢學家考今文，豈非正是如此？彼等“輯古書(shu) 逸文成卷”，亦仍用本書(shu) 之名，“不聞稱以偽(wei) 《倉(cang) 頡篇》，偽(wei) 《舊五代史》也”。“即言枚氏於(yu) 篇章不免混亂(luan) ，語句多非本書(shu) ，漢學家輯古書(shu) ，隻字詞組皆收，即其考《今文尚書(shu) 》，亦隻爭(zheng) 字句之異同，一字異文必錄，又豈皆成篇乎？諸儒訓說，雜引以改經文，又豈皆本書(shu) 乎？”漢學家自身於(yu) “古書(shu) 逸文，則字句必錄”，而對於(yu) 《尚書(shu) 》逸文，則說成是“出於(yu) 後人綴輯”，因而是偽(wei) 書(shu) 。鑒泉感歎道：“何其自恕而厚責人也！”其結論是：“要之，謂《孔傳(chuan) 》偽(wei) 必也，謂枚氏綴輯則可，謂非原第亦可，不讚枚氏之功而以溷亂(luan) 為(wei) 罪，亦無不可，要不得加經文以‘偽(wei) ’字。”更認為(wei) ：“漢學家之欲廢此經，特惡‘人心道心’四語為(wei) 宋儒宗旨耳，其偏謬不足辨也。”又說，自《四庫提要》駁毛西河（奇齡）《古文尚書(shu) 冤詞》以後，百年以來無人敢言其非偽(wei) 。“近人吳光耀乃作《正辭》以明其真，舉(ju) 考據家之說，一一摧拉之。毛氏說經，叫囂武斷，本未可盡信。吳氏遍讀考據家言，糾摘細密，非毛之比。其不憚繁詞以翻此案，可謂勇矣。吾雖不敢謂其說之皆當，要不敢斥古文為(wei) 偽(wei) ，則有同心焉。”63較鑒泉年輩為(wei) 早的益陽陳天倪（鼎忠，1979-1968），與(yu) 鑒泉持論相似，雲(yun) ：“清光緒十年，王懿榮疏請芟去《尚書(shu) 》中古文，洪良品嚴(yan) 劾之，議遂不行，著《古文尚書(shu) 辨惑》十八卷，《析疑》、《商是》、《剩言》各一卷。吳光耀與(yu) 之同時，又著《古文尚書(shu) 正辭》三十三卷，較洪氏尤為(wei) 精博。數百年之狂焰，一掃而空，六藝賴以不墜。”64按：今日地不愛寳，簡帛古書(shu) 紛紛出土，對於(yu) 古書(shu) 真偽(wei) 問題，有了與(yu) 昔日今文家頗為(wei) 不同的看法。《左傳(chuan) 》與(yu) 《周禮》乃戰國時代真古書(shu) ，已成定案。對於(yu) 《古文尚書(shu) 》究竟是否偽(wei) 書(shu) ，亦有學者以為(wei) 尚可研究。65鑒泉與(yu) 天倪，可謂孤明先發。

 

（三）《詩》：《詩》之為(wei) 物，“溫柔敦厚，婉而多風”，最宜於(yu) 立言，故孔子曰：“不學《詩》，何以言？”《詩》既備人情物理，故春秋時即已“斷章取義(yi) ”。漢代齊、魯、韓三家外傳(chuan) ，“亦能旁通，原非拘守訓詁而已”。有關(guan) 《詩》的本旨，鑒泉有取於(yu) 班孟堅（固）之說，以為(wei) 《魯詩》為(wei) 近之。“《毛詩》晚出，流傳(chuan) 至今，其訓詁簡遠，誠西漢說也。”鄭玄申毛《傳(chuan) 》而多有異同及誤會(hui) 處，故毛、鄭及孔穎達《疏》，當分別以觀，不使混雜。至於(yu) 〈詩序〉，鑒泉以為(wei) 《四庫提要》之說“塙不可易”，即“定《序》首二語為(wei) 毛氏以前經師所傳(chuan) ，以下續申之詞，為(wei) 毛萇以後弟子所附”。又曰：“朱子最攻《序》，然朱義(yi) 勝毛者，往往與(yu) 《序》首二語合，續申語大都望文生義(yi) ，且與(yu) 毛多不合。”結論是：“《序》文簡古，遂啟穿鑿，故《序》首多可信，而續申不可信。據〈序〉首以合毛，乃無滯礙。”宋儒多反毛、鄭，朱子兼取齊、魯、韓三家，“呂（祖謙）、嚴(yan) （粲）複守《序》說，各有短長，不可偏取”。至於(yu) “朱子說鄭、衛淫詩”，鑒泉以為(wei) “尤不可從(cong) ”。清代漢學家多反朱而宗毛、鄭，“極詳於(yu) 陳（奐）、胡（承珙）”。“今文家起，始索三家以傾(qing) 毛”，大成於(yu) 魏默深（源）之《詩古微》，“雖不免門戶之見，而斥毛多當，擺落繳繞訓詁，獨詳篇章，亦可謂卓矣”。總之，“《詩》意深微，體(ti) 本主文，故隨人立說，易致紛紜，然字句詞氣要不可掩。說之不圓，罅漏易見。學者當詳觀眾(zhong) 說，勿先存是非，然後涵泳經文以折衷之。字句定而章句定，可得十七八矣。”66此為(wei) 鑒泉治《詩》綱領，平正通達，切實可行。

 

（四）《周官》：鑒泉取《七略》之說，認為(wei) 是書(shu) “本官法而為(wei) 禮之一端”，稱之為(wei) 《周禮》，乃“以小冒大”，當正名為(wei) 《周官》。今文家皆以此書(shu) 為(wei) 劉歆所假造或所竄亂(luan) ，因而是偽(wei) 書(shu) 。“《四庫提要》據《大司樂(le) 》定為(wei) 真，而謂春秋時不無附益”。鑒泉讚同其說。有關(guan) 此書(shu) 作用，則謂“官法本以致用，則非名物訓詁徒考證而已”。事過境遷，其法固不可行，而其意則可師，故“推求義(yi) 理”為(wei) 不可緩。又謂：“《周官》博大，不觀全體(ti) 不得道原，而取一節一支以為(wei) 說，則適成為(wei) 囂誇而反足以害事。”昔日王安石如此，近世新學家亦然。“專(zhuan) 治此經，集漢學家之成”的孫詒讓，著有《周禮政要》，鑒泉認為(wei) ，此乃“媚時”之作，所謂《周官》害事，其罪實在附會(hui) 者，不在經文本身。67

 

（五）《儀(yi) 禮》：鑒泉對此經評價(jia) 甚低，以為(wei) 乃是“周末文勝之書(shu) ，非聖人手定”。又謂：“徒便考據精博而無益大義(yi) 者，甲部中莫如是書(shu) 。學者不可不知其流弊。”68

 

（六）《禮記》：認為(wei) “《小戴記》實禮之要，專(zhuan) 明義(yi) 理，可以時中。陳數求義(yi) ，因而精義(yi) 變量，用莫大焉”。以為(wei) 是書(shu) “雖漢儒綴輯，實七十子之遺文”。（按：此言頗有見地。近年郭店出土及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緇衣》公布，可見《禮記》諸篇，其流傳(chuan) 遠在漢代以前，謂其乃“七十子之遺文”，甚確。）又謂朱子“強配以《儀(yi) 禮》為(wei) 經，此為(wei) 記，實多未通”。對於(yu) 此書(shu) 中各篇，評曰：“《大學》、《中庸》，大道所存。《緇衣》、《坊》、《表》，出公孫尼子、子思子，亦聖門微言也。《禮運》、《禮器》博大。《昏義(yi) 》、《問喪(sang) 》深切。”謂“漢學家徒知搜求儀(yi) 節”，所見者小。對於(yu) 宋人說此書(shu) 之作，亦不排斥，謂“此書(shu) 本明大義(yi) ，不可徒尋瑣屑”，然而又認為(wei) ，宋人之說“蔓衍”，頗為(wei) “迷目”，故“擇精為(wei) 難”。又引清儒陳左海（壽祺）之說，謂“人徒知《左氏》為(wei) 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敘事，其詞多專(zhuan) 對所施，否則戰陳之謀。不如《禮記》，書(shu) 各為(wei) 篇，篇各為(wei) 體(ti) 。微之仁義(yi) 性命，質之服食器用，擴之天地民物，近之倫(lun) 紀綱常，博之三代之典章，遠之百世之治亂(luan) ，其旨遠，其詞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le) 喪(sang) 祭，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le) 之感浡然不能自已”。以為(wei) 此乃“讀《禮記》之大要也”。69

（七）三禮總：以為(wei) 《白虎通義(yi) 》“薈萃禮製，綱目明晰”，六朝人“崔靈恩《三禮義(yi) 宗》最備”。朱子則作《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江永繼之，“為(wei) 《禮書(shu) 綱目》”。至徐幹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而大備，“皆貫穿經傳(chuan) 史籍者也”。又謂六藝之中，“惟禮切於(yu) 行”，“動則由禮，靜則為(wei) 仁，二而一”，是為(wei) 孔子之教。指出人之所以有異於(yu) 禽獸(shou) ，“以其不倍死忘生也”，故“禮首喪(sang) 、祭”。聖人為(wei) “人倫(lun) 之至”，人倫(lun) 則“始於(yu) 父子”，故“喪(sang) 以三年為(wei) 本”。“本撥則性澆而仁無所推，倍死而忍人，所以亂(luan) 也。”古時喪(sang) 禮儀(yi) 節，固然“不可行於(yu) 今”，然而其意則不可不講明。總之，治禮當“求其義(yi) ”，必須切於(yu) 日用，同時又不可過言通俗。70

 

（八）《春秋》：在鑒泉看來，《春秋》畢竟是史，“作《春秋》之法，亦通史法”，“因世變行事而後有是非向背”，不可“預造理論之郛郭而引事以證之”。然而《春秋》未修之時，已有國史直書(shu) 其事，若無指意，何貴乎有《春秋》？故《春秋》自有其例，隻是不可推論過當。“因例意之紛而遂謂例意可廢者，是考證家之謬也。”71此理既明，便可知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互有短長，皆有難通”，其過在“拘於(yu) 例”。《左傳(chuan) 》的長處是“詳於(yu) 事實，文詞甚美”，“《公》《穀》義(yi) 例，較《左氏》闊大，資談論”。今文家說《公羊》，有所謂三科九旨，鑒泉認為(wei) ，其說有旁通處，但“泥於(yu) 讖緯”，則不可從(cong) 。對於(yu) 後世說《春秋》諸家，最期期以為(wei) 不可者，則在宋儒孫複、胡安國責人太深，“遂成苛酷之風”。72按：此一看法，乃鑒泉統合儒道、貶斥法家題中應有之義(yi) 。

 

（九）《四書(shu) 》《孝經》：既重為(wei) 己之學，以《論語》為(wei) 羣經綱領，故於(yu) 《四書(shu) 》甚為(wei) 重視，以為(wei) 《大學》《中庸》“實為(wei) 宏至”，雖本在《禮記》中，“原可裁篇別出”，程、朱以前，梁武帝、司馬光“皆曾單說《中庸》”。汪中謂“《大學》非至德要道”，鑒泉反駁說：“然則小學乃為(wei) 至德要道耶？門戶之見，失其本心矣。”於(yu) 《四書(shu) 》注釋，謂“自以朱注為(wei) 長”，“然朱注圈外所引上蔡（謝良佐）、橫浦（張九成）、龜山（楊時）諸說，則大有弊”，原因在“論聖門弟子太苛”。漢學家“矯過高空虛之病，又未免庸淺瑣屑”，以為(wei) 劉寳楠《論語正義(yi) 》、焦循《孟子正義(yi) 》二書(shu) ，“徒以考據為(wei) 長”，“則不免買(mai) 櫝還珠矣”，謂“漢學家不長《四書(shu) 》，亦猶宋學家不長《詩》《禮》”。然而對漢學家的《四書(shu) 》學，亦並非全盤否定，特別舉(ju) 出近人黃鶴《四書(shu) 異同商》一書(shu) ，以為(wei) “薈萃宋、漢二家之說，頗詳密”。於(yu) 《孝經》則謂“語短而義(yi) 實恢宏，與(yu) 《禮運》同美”，意謂此乃孔門社會(hui) 理想之所寄。73

 

綜上所述，可見鑒泉治經，猶如治其他一切學問，最難能可貴處在知類與(yu) 通識。

 

 注釋：

 

1《認經論》，《中書(shu) 》卷二，《推十書(shu) 》（成都：成都古籍書(shu) 店，1996年，影印原刊本），第一冊(ce) ，頁23（原書(shu) ，頁一上）。

 

2皮錫瑞《經學歷史》《序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頁6。

 

3按：《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yu) 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4《一事論》，《中書(shu) 》卷二，頁14-16（原書(shu) ，頁十四——十八）。

 

5《文學述林》卷一《文學正名》，《推十書(shu) 》第三冊(ce) ，頁1810（原書(shu) ，頁二上）。

 

6《認經論》，頁24（原書(shu) ，頁二下——三下）。

 

7《〈文史通義(yi) 〉識語》卷上〈內(nei) 篇〉，《推十書(shu) 》上冊(ce) ，頁696（原書(shu) ，頁一下）。

 

8參看《認經論》，頁27（原書(shu) ，卷八上）。

 

9《一事論》，頁19（原書(shu) ，頁二三下）。所謂時風、土風，鑑泉解釋道：“縱爲時，橫爲地。《漢書(shu) ·地理誌》曰：‘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誰5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此言土風時風之異也。二者互爲因果。”見《治史緒論》，《推十書(shu) 》第三冊(ce) ，頁2390（原書(shu) ，頁九下）。

 

10《認經論》，頁27（原書(shu) ，頁九）。

 

11《呂思勉讀史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上冊(ce) ，頁498。

 

12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昆明：雲(yun) 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63-65。

 

13《認經論》，頁28-29（原書(shu) ，頁十上——十三下）。

 

14同上，頁27（原書(shu) ，頁九下）。

 

15見其《蔣莊問學記》及《學術自傳(chuan) （片段）》，見所著《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06年），下冊(ce) ，頁978，1030。並參看《從(cong) 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liang) 漢今文《禮》的傳(chuan) 授》，載上書(shu) 下冊(ce) ，頁503-558。

 

16《認經論》，頁29-30（原書(shu) ，頁十三下——十四上）。

 

17《續校讎通義(yi) 》上冊(ce) ，《推十書(shu) 》第二冊(ce) ，頁1586-87（原書(shu) ，頁一下——二上）。

 

18沈鳳笙先生探索宗周禮樂(le) 文明，功夫精密，成就卓著，從(cong) “學”字的含義(yi) 入手，指出周代“學在官府”，所教所學的是“官府執掌的事務”，故“宗周王官之學不是局限於(yu) 胡適氏所說的學術思想”，而是“指國家在當時所能涉及（廣度）和所能達到（深度）的百科之學”。見《略論宗周王官之學》，《菿闇文存》，上冊(ce) ，頁426-436。足可爲鑑泉的論斷作佐證。

 

19《本官》，《中書(shu) 》卷二，頁36（原書(shu) ，頁二六上）。

 

20《左書(shu) 》卷二《《儒行》本義(yi) 》，《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頁53（原書(shu) ，頁二上）。原文謂“儒家之名，蓋不始於(yu) 戰國”，“不”字顯爲衍文。

 

21《子疏定本》上冊(ce) ，《孔裔第二》，《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頁800（原書(shu) ，頁十九上）。

 

22《本官》，頁34-35（原書(shu) ，頁、二三上——二四下）。

 

23《國史要義(yi) 》（臺北：臺灣中華書(shu) 局，1984年，影印1948年中華書(shu) 局原刊本），頁67-68。

 

24《子疏定本》下冊(ce) 附《學變圖贊》雲(yun) ：“老、孔之傳(chuan) 居中，其餘(yu) 遞傳(chuan) 而去中漸遠，左偏虛，右偏實，終爲儒、法、道三家。”掖875（原書(shu) ，頁六七上）。

 

25《認經論》，第32頁（原書(shu) ，頁十八下——十九上）。

 

26黃曙輝點校《史微》（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6年），《凡例》，頁1；卷一，頁1。

 

27上書(shu) ，卷一，《百家》第10頁；同卷，《史學》，頁4-5。

 

28上書(shu) ，卷二，《原道》，頁25-26。

 

29上書(shu) ，卷三，《原儒》，頁55。

 

30上書(shu) ，卷四，,《徵孔》，頁82。

 

31上書(shu) ，卷一，《百家》，頁10-13。

 

32上書(shu) ，卷二，《雜家》，頁36。

 

33《子疏定本》上冊(ce) ，《老徒裔第三》，頁810（原書(shu) ，頁三九下）。

 

34《論經學遺稿三篇·丙篇》，《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5年），頁150。參看拙作《經通於(yu) 史而經非史——蒙文通經學研究述評》，《中華文史論叢(cong) 》第九二輯（2008年），頁235-284。按：呂誠之先生亦持相同看法，曰：“六經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yi) 。孔子之義(yi) ，不必盡與(yu) 古義(yi) 合，而不能謂其物不本之於(yu) 古。其物雖本之於(yu) 古，而孔子自別有其義(yi) 。儒家所重者，孔子之義(yi) ，非自古相傳(chuan) 之典籍也。此兩(liang) 義(yi) 各不相妨。”見《先秦學術概論》，頁71。

 

35《論經學遺稿三篇·甲篇》，頁146；《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shu) 社，1987年），第189頁。

 

36《論經學遺稿三篇·甲篇》，頁146。

 

37《論經學遺稿三篇·丙篇》，頁151-152。

 

38《論經學遺稿三篇·甲篇》，頁146-147。並參看《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頁188-195。

 

39《中書(shu) 》卷二，《流風》，頁47（原書(shu) ，頁四九）。

 

40同上，頁48-49（原書(shu) ，頁五一下——五二下）。鑑泉有《明末三風略考》一文，謂“明末有三風，爲他時所無，一曰山人，二曰遊俠(xia) ，三曰紳矜橫恣。”引述錢謙益《列朝詩集》所載屠隆、陳鶴、陳繼儒諸人小傳(chuan) ，以見山人情態。見其《右書(shu) 》卷七，《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頁351-352（原書(shu) ，頁十上——十一下）。按：明季時人嘲陳繼儒詩有雲(yun) “翩然一隻雲(yun) 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正是此類山人的寫(xie) 照。

 

41《流風》，頁50-51（原書(shu) ，頁五四下——五六上）。

 

42《左書(shu) 》卷二《評《白虎通義(yi) 》》，《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頁107（原書(shu) ，頁四八上——四九下）。按：“樂(le) 而後眾(zhong) ，眾(zhong) 乃多賢”，原書(shu) 奪一“眾(zhong) ”字。

 

43同上，頁108（原書(shu) ，頁五一）。

 

44《經今文學論》，《左書(shu) 》卷二，《推十書(shu) 》第一冊(ce) ，頁109（原書(shu) ，頁五二上）。

 

45《《文史通義(yi) 》識語》卷下《辨惑》，頁726-727（原書(shu) ，頁六上——七上）。

 

46同上，頁727（原書(shu) ，頁七上——八下）。

 

47以上所引，皆見《經今文學論》，頁109-112（原書(shu) ，五二上——五八下）。

 

48《先秦學術概論》，頁71，55。

 

49《學略》七《總略》，《推十書(shu) 》第三冊(ce) ，頁2300（原書(shu) ，頁二上）。

 

50《學略》一《經略》，頁2269（原書(shu) ，頁二上）。

 

51同上，頁2268（原書(shu) ，頁一上）。

 

52同上。按：鑑泉對漢儒的這一看法，與(yu) 錢子泉（基博）之論相通。子泉曰：“譚漢學者，多誦訓詁而昧理學。不知宋儒有理學，漢儒亦有理學。而治漢儒理學，尤不可不讀《春秋繁露》、《白虎通義(yi) 》兩(liang) 書(shu) 。”見其《古籍舉(ju) 要》，黃曙輝編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44（卷十四）。

 

53《學略》一《經略》，頁2268（原書(shu) ，頁一）。

 

54同上，頁2268-69（原書(shu) ，頁一下——二上）。

 

55同上，頁2269（原書(shu) ，頁二上）。

 

56同上，頁2269（原書(shu) ，頁二）。

 

57同上，頁2269（原書(shu) ，頁二下——三下）。

 

58同上，頁2269（原書(shu) ，三下）。

 

59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頁143（卷四）。

 

60《學略》一《經略》，頁2270（原書(shu) ，頁四上）。

 

61同上，頁2269-70（原書(shu) ，頁三上——四下）。

 

62同上，頁2270-71（原書(shu) ，頁五下——六下）。

 

63同上，頁2271-72（原書(shu) ，頁六下——八上）。

 

64《六藝後論·清儒復古》，收入其《尊聞室賸稿》（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年），上冊(ce) ，頁208。

 

65見李零《簡帛古書(shu) 與(yu) 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4年），頁234-237。其論説之理路，與(yu) 鑑泉略同。

 

66《學略》一《經略》，頁2272（原書(shu) ，頁八下——九下）。

 

67同上，頁2273（原書(shu) ，頁十）。

 

68同上，頁2273（原書(shu) ，頁十下——十一上）。

 

69同上，頁2273（原書(shu) ，頁十一）。

 

70同上，頁2274（原書(shu) ，頁十二上——十三上）。

 

71《左書(shu) 》卷二《《春秋》平論》上篇，頁92（原書(shu) ，頁十九）。

 

72《學略》一《經略》，頁2274（原書(shu) ，頁十三上——十四下）。

 

73同上，頁2275（原書(shu) ，頁十四下——十五下）。

 

（刊載於(yu) 《史林》2011年第4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