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雙中心治理

作者：吳鉤

來源：新浪博客（吳鉤）

時間：2013年6月8日

我有個(ge) 看法：想了解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治理方式，與(yu) 其讀曆史學者充滿意識形態偏見的總結，不如讀讀過來人的回憶錄。我讀過幾種民國學者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都談到了他們(men) 家鄉(xiang) 的公共生活。從(cong) 中我發現，這些老輩人筆下的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幾乎都存在一個(ge) 有趣的現象，即民間權威與(yu) 官方領導並立，構成了基層治理的兩(liang) 個(ge) 權力中心。

民國學者楊懋春在一本帶有回憶錄性質的社會(hui) 學著作《一個(ge) 中國村莊》中寫(xie) 道：清末民初的山東(dong) 台頭村，村莊領袖可分為(wei) 正式的官方領導與(yu) 非正式的民間領袖。“非官方領導不是通過選舉(ju) 或任命產(chan) 生的”，“說他是領導，是因為(wei) 他受到欽佩和尊敬，並在村莊社會(hui) 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而“官方領導一般是鄉(xiang) 紳和族長的工作人員甚至傳(chuan) 令員”，如果官方領導沒有足夠的權威解決(jue) 村莊的問題，就必須求助民間領袖出麵。

所謂“正式的官方領導”，通常是當時政府委任的保長之類，即國家權力伸入社會(hui) 基層的行政末端，具有傳(chuan) 達與(yu) 執行國家政令、收稅及調解村莊糾紛的權力。而“非正式的民間領袖”主要由鄉(xiang) 紳、族長、耆老構成，他們(men) 在地方上擁有較高的地位、名望、威信與(yu) 影響力，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公認的權威，這種權威並非來自民選，也不是官授，但得到地方社會(hui) 的承認。我將這種建立在個(ge) 人威望、公眾(zhong) 承認以及習(xi) 俗基礎之上的權威，稱為(wei) “自發性權威”。一名鄉(xiang) 紳，並不是有錢有勢有國家權力撐腰，就可以獲得“自發性權威”的，他通常還需要造福於(yu) 鄉(xiang) 人，維護地方的利益，才能夠在當地民眾(zhong) 中建立聲望、積累權威。

這樣，傳(chuan) 統基層社會(hui) 便出現了一個(ge) “二元權力結構”，權力與(yu) 權威適度分離，作為(wei) 國家權力末端的保長，掌握著一部分行政權力，但缺乏權威；作為(wei) 民間領袖的鄉(xiang) 紳、族長，一般不具備正式的國家權力，但擁有權威。兩(liang) 者構成了微妙的互相製約、又相互依賴的關(guan) 係。

楊懋春描述的這種鄉(xiang) 村治理特點並不是孤例。老一輩社會(hui) 學家費孝通在《鄉(xiang) 土中國》中也說：“在鄉(xiang) 村裏所謂調解，其實是一種教育過程。我曾在鄉(xiang) 下參加過這類調解的集會(hui) 。我之被邀，在鄉(xiang) 民看來是極自然的，因為(wei) 我是在學校裏教書(shu) 的，讀書(shu) 知禮，是權威。其他負有調解責任的是一鄉(xiang) 的長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長從(cong) 不發言，因為(wei) 他在鄉(xiang) 裏並沒有社會(hui) 地位，他隻是個(ge) 幹事。”

梁啟超的自傳(chuan) 也提到，在他的家鄉(xiang) ——廣東(dong) 新會(hui) 茶坑鄉(xiang) ，政府委派有保長，是負責治理村莊的幹部，“保長有俸給，每年每戶給米三升，名曰‘保長米’，由保長親(qin) 自沿門征收”，但鄉(xiang) 村的實際治理權掌握在“自發性權威”手裏，“本保自治機關(guan) 則吾梁氏宗祠‘疊繩堂’。自治機關(guan) 之最高權，由疊繩黨(dang) 子孫年五十一歲以上之耆老會(hui) 議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亦得與(yu) 焉。會(hui) 議名曰‘上祠堂’。本保大小事，皆以‘上祠堂’決(jue) 之。疊繩堂置值理叫人至六人，以壯年專(zhuan) 管會(hui) 計，其人每年由耆老會(hui) 議指定，但有連任至十餘(yu) 年者。凡值班雖未及年，亦得列席於(yu) 耆老會(hui) 議。保長一人專(zhuan) 以應官，身扮甚卑，未及年者則不得列席耆老會(hui) 議。”

這些民國老輩人的講述可以相互印證，讓我們(men) 相信，“雙中心”的治理結構在傳(chuan) 統基層社會(hui) 可能是普遍存在的。這種治理結構產(chan) 生自國家權力與(yu) 地方精英對村莊控製權的爭(zheng) 奪。國家需要強化對基層社會(hui) 的管製，因此傾(qing) 向於(yu) 委派比較聽話的人作為(wei) 國家權力在鄉(xiang) 村的代理。而這種職役性質的工作，又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那些珍惜自身聲譽的鄉(xiang) 紳不屑幹的，他們(men) 更願意充當國家權力代理的監督者、地方社會(hui) 福利的監護人。代表國家權力的保長，手上的權力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但其地位、權威遠不及地方社會(hui) 的“自發性權威”，這就達成了國家權力代表受地方社會(hui) 代表製衡的權力均衡。

有沒有“自發性權威”的存在，是我考量社會(hui) 自治程度的一個(ge) 指標。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不管政治是清明還是昏暗，總有一群鄉(xiang) 紳致力於(yu) 社會(hui) 構建，造福地方，如北宋呂大鈞、南宋朱熹、明代王守仁、清末張謇，以及更多的沒有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尋常鄉(xiang) 紳。近代中國的社會(hui) 轉型，最大的錯誤便是摧毀了這個(ge) 鄉(xiang) 紳階層，將傳(chuan) 統基層社會(hui) 的雙中心改造成單一中心，結果，地方社會(hui) 對手握國家權力的基層幹部喪(sang) 失了製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