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三代理想看“儒家憲政”的動力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6月16日

一

西方史學中有一個(ge) 概念：Historiography，更注重對曆史的理解與(yu) 編訂，強調在曆史闡述中注入人們(men) 追求的價(jia) 值觀。以實證主義(yi) 或者考據學的目光來看，這樣的史學觀無疑是不夠嚴(yan) 謹的，但從(cong) “曆史學”對於(yu) “曆史”的塑造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考據與(yu) 實證則是毫無意義(yi) 的。顯然，《舊約》與(yu) 《新約》是經不起嚴(yan) 格的曆史考據的，但誰也無法忽視基督教精神對於(yu) 西方曆史演進的巨大塑造作用。

西方史學最成功的Historiography，可能要算英國的“輝格史觀”。17世紀出現的輝格黨(dang) 提倡君主立憲，他們(men) 從(cong) 自由憲政的立場出發，致力於(yu) 將英國的曆史描述成朝著今日目標（自由憲政）的進步史，自由與(yu) 憲政就在英國的傳(chuan) 統中。這同樣是經不起嚴(yan) 格的考據的，“翻閱英國的曆史，似乎並不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直到19世紀，還有無數進步的思想家在攻擊英國的普通法製度”（姚中秋《傳(chuan) 統、自由與(yu) 啟蒙的陷阱》）。然而，正是輝格黨(dang) 人講述的英國曆史，構造了英格蘭(lan) 自由主義(yi) 對於(yu) 憲政與(yu) 傳(chuan) 統的“重疊認同”，為(wei)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整理、積累了非常豐(feng) 富的憲政傳(chuan) 統資源，推動著英國乃至美國的曆史往憲政的方向演進。

在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Historiography，應該屬於(yu) 儒家塑造出來的“三代之治”。“三代”，既是中國文明之河的源頭，更是儒家追求憲政治理秩序的集體(ti) 記憶。

“三代”的治理秩序，姚中秋先生的《華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與(yu) 第二卷《封建》有非常深切、細致的剖析。這裏不贅述，如果一言以蔽之，儒家念茲(zi) 在茲(zi) 的“三代之治”就是《禮記》所述的“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我們(men) 可以用孔子評價(jia) 舜帝的三句話來概括儒家心目中的“三代之治”。

第一句話出自《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yu) 焉。”說的是權力的合法性來源。舜得天下，不是他自己爭(zheng) 奪來的（“不與(yu) 焉”），也不是堯私相授受的（參見《孟子·萬(wan) 章上》，萬(wan) 章曰：“堯以天下與(yu) 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yu) 人。”）這裏所表達的乃是“天下為(wei) 公”的主權觀。

第二句話也是出自《論語》，子曰：“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所謂“恭己正南麵”，意思跟“垂拱而天下治”差不多，也就是說，在儒家看來，君主應當作為(wei) 尊貴的權力象征而存在，並不需要管那麽(me) 多，這就是儒家式的“無為(wei) 而治”。君主要“無為(wei) ”，但國家不可“無作為(wei) ”。那麽(me) 具體(ti) 的治理權由誰掌握呢？

來看孔子的第三句話，出自《孔子家語》。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跟夫子此話可以互相參注的還有《新序·雜事三》中的一句話：“舜舉(ju) 眾(zhong) 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wei) 而天下治。”意思是說：君主尊貴而虛其位，君臨(lin) 但不統治，國家的治理權交給經由“鄉(xiang) 舉(ju) 裏選”而發現的賢能之士。這也叫做“共治”。

儒家塑造的舜帝聖王形象：“不與(yu) ”、“無為(wei) ”與(yu) “舉(ju) 眾(zhong) 賢”，實際上代表了儒家治理理想的三重涵義(yi) ：天下為(wei) 公，虛君共治，選賢與(yu) 能。這樣的治理理想即使不是憲政，也是憲政性的，指向憲政的。至少，它是談不上“專(zhuan) 製”的。今人愛說“儒家是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幫凶”雲(yun) 雲(yun) ，顯然是對於(yu) 儒家的厚誣。盡管舜帝之後，大禹之子破壞了禪讓製，但“公天下”與(yu) “共治”的治理品質還是貫穿了“三代”之世，而“鬱鬱乎文哉”的周製，則當之無愧地代表了“三代”的文明巔峰，所以作為(wei) 殷人後裔的孔子說，“吾從(cong) 周。”

至於(yu) 美好的“三代之治”是不是真實地存在於(yu) 曆史上，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直活在儒家的集體(ti) 記憶中。這個(ge) “三代”的集體(ti) 記憶，在周製被秦製代替之後的“家天下”時代，成為(wei) 了儒家反對、改造法家皇權專(zhuan) 製、追求儒家式憲政治理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與(yu) 精神動力。

二

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的“複古更化”，就是一場旨在恢複“三代”優(you) 良治理傳(chuan) 統（複古）、局部改造秦製（更化）的保守主義(yi) 革新運動，我們(men) 需要置身於(yu) 當時秦製統一天下的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這場保守主義(yi) 革新運動的偉(wei) 大意義(yi) 。

要言之，秦製的最大特點表現為(wei) ：一、皇權的“絕對專(zhuan) 製”，皇帝“獨製於(yu) 天下而無所製”；二、國家權力的“絕對控製”，以“立法的專(zhuan) 製”取代“三代”的禮樂(le) 之治。而漢承秦製，從(cong) 政製到律法，完全沿用秦代的製度，雖然漢初實行“黃老之治”，但這隻是暫時“凍結”秦製的苛嚴(yan) 條款而已，秦製並沒有改變。至漢武帝時代，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申韓法術的回流，比如酷吏政治的肆虐。這才有了董仲舒提議的“複古更化”。

“複古更化”的要旨是試圖以儒家治理扭轉秦製的皇權專(zhuan) 製與(yu) 國家控製。首先，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構想，在一家一姓的皇權之上設置一個(ge) 更高位階、大公無私的“天道”，並將“天道”的闡釋權奪回儒家手裏。這樣，皇帝雖然握有統治天下的主權，但皇權不再至高無上，而是受到“天道”與(yu) 儒家的約束。這是儒家對秦製“家天下”性質的有限修正。

其次，董仲舒提出重建禮樂(le) 之治，恢複社會(hui) 的公序良俗，“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xi)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luan) 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xi) 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這一點，我們(men) 應當從(cong) “社會(hui) 自治”的角度來理解：禮俗構成了一道有效隔離皇權滲透的屏障，有了這道屏障，社會(hui) 的自治才成為(wei) 可能。

經過“複古更化”之後，儒家在原來的秦製大框架下打造了一個(ge) “有限共治”的政體(ti) ，並發展出一個(ge) 以禮俗自治為(wei) 構架的社會(hui) 自治體(ti) 係。明末王夫之認為(wei) 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雖“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yi) 存焉”，這句話借用來評價(jia) 董氏的整個(ge) “複古更化”規劃，也是非常精準的。

三

有意思的是，在宋儒特別是理學家群體(ti) 看來，漢代的治理實踐其實並不足道。北宋的程頤說：“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liang) 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他認為(wei) 兩(liang) 漢以來的政治已經背離了“三代”的道統。南宋的朱熹也說：秦漢以降，“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chuan) 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也。”宋儒異口同聲這麽(me) 說，乃是因為(wei) “回向三代”已成為(wei) 宋代士大夫群體(ti) 的強烈抱負，他們(men) 希望宋朝接續上一度失落的“三代”道統，重建合乎儒家理想的人間秩序。宋代理學家有一套解釋“三代之治”的哲學體(ti) 係，這裏我們(men) 且不管複雜的哲學論述，隻從(cong) 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宋儒的公共治理理念。

宋儒意欲重新構建的治理秩序至少涵蓋了兩(liang) 個(ge) 層麵：一是“虛君共治”的治道重建，一是“化民成俗”的禮樂(le) 重建。

“共治”一說，最早見於(yu) 《尚書(shu) ·皋陶謨》，是舜帝開創的國家治理典範：“通賢共治，示不獨專(zhuan) ”，之後在《漢書(shu) 》上也出現過，即漢宣帝自謂“與(yu) 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也曾對群臣說：“朕與(yu) 公輩共理天下。”但我們(men) 要特別指出，漢唐皇帝所說的“共治”（共理），隻是將士大夫當成輔政之工具，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得以“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政治主體(ti) 身份，頻頻提出“共治天下”的訴求。這不僅(jin) 是宋代士大夫群體(ti) 的共識，也為(wei) 君主所承認，成了“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朱熹語）。這方麵的例子是不勝枚舉(ju) 的，如北宋文彥博對宋神宗說：君主當“與(yu) 士大夫治天下”；南宋的禦史陳淵說：“夫士大夫，天子所與(yu) 共理者也。”太常丞徐誼質問孝宗：“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yu) 共功名乎！”另一位叫做洪天錫的禦史指斥理宗：“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臣閹享有富貴耳。舉(ju) 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yu) 數十人者共天下乎？”

宋代的君臣都明白“皇權專(zhuan) 製”是不合法的，當君主企圖違背“常理”與(yu) “祖製”獨攬乾綱時，就會(hui) 受到士大夫的強烈抵製，如朱熹上書(shu) 宋寧宗：“（政令）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其事（即使）悉當於(yu) 理，亦非為(wei) 治之體(ti) ，以啟將來之弊。”

“共治”政體(ti) 的完美形式就如舜帝那樣，“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接近於(yu) 現代憲政範疇中的“虛君共和”。推崇“三代之治”的朱熹當然明白“共治”的要旨就在於(yu) “虛君”。他提出，君主的職責是“隻消用一個(ge) 好人作相”來行使治理權，再任命台諫，對宰相權力進行製衡與(yu) 審查，“有一好台諫，知他（宰相）不好人，自然住不得”。顯然，這是“虛君實相”的權力構架。朱熹的朋友兼論敵陳亮更加詳細地描述了“虛君共治”政體(ti) 的運行：君主的詔令，須經“中書(shu) 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shu) 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shu) 奉行。有未當者，侍從(cong) 論思之，台諫劾舉(ju) 之”，這樣，君主便可以“端拱於(yu) 上而天下自治”。

宋代士大夫也比之前的儒家群體(ti) 更關(guan) 心社會(hui) 禮俗的重建——也許因為(wei) 他們(men) 身處的社會(hui) 在經曆五代的戰亂(luan) 之後，原來的治理秩序已經解體(ti) ，人們(men) 真切感受到重建社會(hui) 的迫切性。於(yu) 是宋儒“有意三代之治”的理想，不僅(jin) 表現為(wei) 在朝的政治擔當，也注重在野的“以禮化俗”，“回向三代”的治理實驗“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xiang) ”（張載語）。用一位宋人的話來說，此即“士君子之生斯世，達則仁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xiang) 裏”。“仁裏”、“美俗”是儒家概念，換成今日的說法，就是地方社會(hui) 自治秩序的構建。

我們(men) 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群體(ti) 忙碌於(yu) 家鄉(xiang) 社會(hui) 的身影，範仲淹在蘇州吳縣創立範氏義(yi) 莊，建立了宗族內(nei) 部的救濟機製；呂大鈞在陝西藍田創設鄉(xiang) 約，推行村社自治；朱熹在福建五夫裏設立社倉(cang) ；史浩在浙江鄞縣成立鄉(xiang) 曲義(yi) 莊；張載還計劃在關(guan) 中購買(mai) 土地分給農(nong) 民、試驗井田製，最終雖未成行，但經過理學家對禮俗的倡導，關(guan) 中一帶逐漸形成敦厚、和睦的風俗，張載自己說：“關(guan) 中學者用禮漸成俗”。

如果說，憲政的精義(yi) 在於(yu) “限政—分權”，包括以“虛君共和”限君主之權、以“社會(hui) 自治”分國家之權，那麽(me) ，宋代儒家在“回向三代”之曆史使命感的召喚下所試圖構建的治理秩序，是指向憲政的。曆史上的宋代，也成為(wei) 政體(ti) 最接近“共治”理想、社會(hui) 自治空前發達的一個(ge) 朝代。

四

明末王夫之對宋儒的“言必稱三代”很不以為(wei) 然，認為(wei) 那是“嘖嘖之言”，他甚至將宋代跟儒家最鄙夷的王朝——秦朝並稱為(wei) “孤秦陋宋”，此為(wei) 船山先生的“孤憤”之語，不必計較；他還提出“三代”之世，“國少而君多……無異於(yu) 今川、廣之土司，吸齕其部民，使鵠麵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似乎完全解構了儒家對“三代之治”的想象。然而，當船山先生推演更合理的治理秩序時，他還是要從(cong) “三代”汲取靈感。換言之，“三代之治”其實已內(nei) 化為(wei) 王夫之的憲政記憶。

我們(men) 如果去讀明末三大儒——王夫之、顧炎武與(yu) 黃宗羲的著作，會(hui) 發現他們(men) 早在十七世紀就提出了具有憲政意義(yi) 的政治構想。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豫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yu) 有無之外，以虛靜而統天下”；“以法相裁，以義(yi) 相製，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鹹受裁焉。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這裏的“豫定奕世之規”即為(wei) “立憲”（晚清時魏源便認為(wei) 美國的憲法“可垂奕世而無弊”），“置天子於(yu) 有無之外”則是明顯的“虛君”之意。也就是說，王夫之提出的是“虛君立憲”的構想。

又如，顧炎武的《日知錄》說道：“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裏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cang) 廩皆其囷窌。為(wei) 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shang) ；為(wei) 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wei) 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我們(men) 用現代政治學解釋一下，顧炎武所表達的意思，就是實行承認地方權益的“縣域自治”。他又說，“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yu) 庶獄，而民自不犯於(yu) 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宗族與(yu) 宗法構成了社會(hui) 自治最堅實的基礎，顧炎武這裏無非是在強調“社會(hui) 自治”的意義(yi) 。

再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wei) 非是，而公其非是於(yu) 學校。”在黃宗羲的設想中，這樣的“學校”已不僅(jin) 僅(jin) 是教育機構，而且具備了近代議會(hui) 雛形的性質。

請注意，不管是黃宗羲的“學校議會(hui) 製”，還是顧炎武的“地方自治”與(yu) “社會(hui) 自治”主張，抑或是王夫之的“虛君立憲”構想，都不是來自要到十九世紀才湧入中國的西方憲政思潮，而是另有“活水源頭”，那就是“三代之治”留給儒家的憲政記憶。

我們(men) 可以證明這個(ge) 結論，王夫之提出“虛君立憲”，是因為(wei) 他相信“古之天子，未嚐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顧炎武也是因為(wei) 認為(wei) “為(wei) 天子為(wei) 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wei) ，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所以主張“地方自治”與(yu) “社會(hui) 自治”；黃宗羲“學校議會(hui) ”構想的靈感，同樣來自“古之聖王”。

可惜的是，由於(yu) 明王朝的皇權專(zhuan) 製與(yu) 政治昏暗程度遠邁兩(liang) 宋，更由於(yu) 這個(ge) 王朝被更加專(zhuan) 製的滿清政權所取代，三大儒的憲政化構想沒有付之實踐的機會(hui) ，隻能隱晦地以“明夷待訪”表達留待賢明的用心。

五

及至晚清，古老中國與(yu) 近代西方迎頭碰上，儒家社會(hui) 從(cong) 此進入一個(ge) “千年未有之變局”。許多人都認為(wei) 晚清儒家在這個(ge) 大變局中扮演了頑固的守舊角色，然而，如果我們(men) 去研究晚清頑固守舊派的構成，則會(hui) 發現，多數極端排外的守舊派都屬於(yu) 滿族官僚與(yu) 親(qin) 貴，如剛毅、文悌、載勳、載漪、啟秀、懷塔布；儒家當然也有抱殘守缺、泥古不化之人，但也不宜誇大化。事實上，最早提出學習(xi) 西方的恰恰是儒家，而且他們(men) 主張學習(xi) 西方的憲政製度，而不是洋務派關(guan) 注的“堅船利炮”，也不是後來“五四”啟蒙主義(yi) 知識分子執著的“先進文化”。晚清的儒家發現，西方國家優(you) 良的治理秩序，有如是中華“三代之治”的再現。徐繼畬、王韜、馮(feng) 桂芬、鄭觀應、郭嵩燾、薛福成等人，不約而以地都認為(wei) “西憲”的實踐跟“三代”的理想是相通的。這裏略舉(ju) 幾例：

王韜這樣描述英國的議會(hui) ：“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官吏則行薦舉(ju) 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為(wei) 民上，若非閭裏稱其素行，鄉(xiang) 黨(dang) 欽其隆名，則不得舉(ju) ，而又必準舍寡從(cong) 眾(zhong) 之力，以示無私。”

薛福成評論歐洲的虛君共和製：“秦漢以後，則全乎為(wei) 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雖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位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之說，猶行於(yu) 其間，其猶今之英、義(yi) （指意大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薛福成又認為(wei) ，“西洋各國經理學堂、醫院、監獄、街道，無不法良意美，綽有三代以前遺風。”

魏源評價(jia) 美國的民主製：“議事聽訟，選官舉(ju) 能，皆自下始，眾(zhong) 可可之，眾(zhong) 否否之，眾(zhong) 好好之，眾(zhong) 惡惡之，三占從(cong) 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ju) ，可不謂周乎！”“三占從(cong) 二”即為(wei) “三代”的民主議事原則。今人隻知道魏源首倡“師夷長技以製夷”，卻不知魏源對於(yu) “夷邦”的憲政體(ti) 製也是稱讚不已。

徐繼畬則認為(wei) 美國的“推舉(ju) 之法，幾於(yu) 天下為(wei) 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徐還將英國的下議院翻譯為(wei) “鄉(xiang) 紳房”，這個(ge) 譯法很有意思，賦予“議院”這個(ge) 陌生的概念一種中國人熟悉的意象。上引王韜對英國議會(hui) 的描述，同樣使用了原湯原汁的儒家語言。這種儒家式的描述，可以消除人們(men) 對於(yu) “西憲”的陌生感與(yu) 異己感。事實上，十九年紀的英國代議士，多為(wei) 紳士，跟中國的士紳也無太大的不同。

我們(men) 看到，在西方政治思潮湧入中國的晚清時期，儒家一下子就接受了其中的憲政思想（在時間點上不會(hui) 晚於(yu) 洋務運動）。若不是有源於(yu) 傳(chuan) 統深處的價(jia) 值認同，若不是因為(wei) “西憲”與(yu) 儒家集體(ti) 記憶中的“三代”理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晚清儒家如何能夠毫無心理障礙地采納“西憲”之說？

也許以嚴(yan) 格的學理相衡量，晚清儒家對“西憲”的理解可能有穿鑿、附會(hui) 之處，然而，從(cong) 憲政發生學的角度來看，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代”給予了儒家一個(ge) 憲政治理秩序的美好想象，現在這個(ge) 美好想象在“西憲”那裏獲得驗證。儒家治理理想與(yu) 西方憲政學說之間，並非“天人相隔”，而是“曲徑互通”。當心存“三代”理想的晚清儒家第一次接觸到“西憲”時，他們(men) 一定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熟悉感覺，有“眾(zhong) 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親(qin) 切感受。更重要的，“三代”與(yu) “西憲”共同為(wei) 晚清儒家提供了改造滿清部族專(zhuan) 製政體(ti) 、重建憲政治理秩序的藍圖與(yu) 動力，恰如鄭觀應所言，“所冀中國，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

在儒家立憲派士紳的推動下，朝廷開始試行新政，立憲列入新政日程表，國會(hui) 與(yu) 責任內(nei) 閣的誕生指日可待，地方自治的訓練次第展開，作為(wei) 議會(hui) 準備機構的諮議局（地方）與(yu) 資政院（中央）相繼設立……一個(ge) 與(yu) 皇權專(zhuan) 製大不相同的君主立憲政體(ti) 呼之欲出了。可惜由於(yu) 新政推行時機的延誤，越來越焦灼的變革訴求已經對清王朝缺乏耐心了。君憲未成，革命已起，最後，這個(ge) 打算立憲的王朝連同君主製，一塊終結於(yu) 辛亥年底。不過，從(cong) 清末到民初，盡管王旗變換，但就憲政構建而言，它是延續的，隻是從(cong) “君主立憲”換成了“共和憲政”。民國的締造者孫文也有一個(ge) “回向三代”的夢想，他說：“中國有一個(ge) 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ge) 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ge) 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六

檢索“三代”敘述與(yu) 政治實踐之間的數次互動，一條曆史脈絡是很清晰的：不論是漢代董仲舒的“複古更化”，還是宋代儒家重建人間治理秩序的孜孜以求；不論是明末三大儒提出具有憲政意義(yi) 的政治構想，還是晚清儒家對西方憲政的積極擁抱，都是“三代之治”理想在不同曆史階級的回響。“三代”構成了秦代之後儒家改造秦製的動力源，並指向憲政主義(yi) 秩序的重建，與(yu) “西憲”異曲而同工、異床而同夢、殊途而同歸。換言之，近代中國的憲政轉型具有內(nei) 生於(yu) 傳(chuan) 統的驅動力。

從(cong) 這個(ge) 視角出發，我們(men) 會(hui) 發現費正清先生的“衝(chong) 擊—回應”模型未必能精準地解釋近代中國的憲政轉型。來自西方的“衝(chong) 擊”當然存在，而且確實對當時的儒家士君子產(chan) 生強大刺激，就如明王朝由專(zhuan) 製而覆滅的命運也曾給明末士君子造成震撼性的“衝(chong) 擊”，從(cong) 而引發三大儒對於(yu) 皇權專(zhuan) 製的深切反思，但晚清社會(hui) 向著憲政與(yu) 自治的方向艱難演進，則不僅(jin) 由於(yu) 外在的“衝(chong) 擊”，更是基於(yu) 儒家自由傳(chuan) 統的積累與(yu) 擴展。西學固然帶來了“衝(chong) 擊”，乃至提供了憲政的鏡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構建憲政秩序的動力、藍圖與(yu) 經驗，晚清至民初的憲政轉型，既是開放的，也是內(nei) 生的。外來的“衝(chong) 擊”隻是加速了中國的近代轉型，並不是唯一的動力源。“衝(chong) 擊—回應”模型假設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一個(ge) 停滯、缺乏內(nei) 在驅動力的封閉型“死局”，將外來的西方“衝(chong) 擊”當成近代社會(hui) 變革的唯一動力源，這顯然是失之偏頗的。

當然我們(men) 也知道，晚清—民初的憲政轉型最終受挫了，但這並不是因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阻礙了憲政，恰恰相反，而是傳(chuan) 統的憲政積累遭到毀滅性破壞，內(nei) 生、演化的憲政進程被外來強加的“徹底革命”風暴摧毀掉的緣故。

“三代”理想對於(yu) 構建憲政主義(yi) 治理秩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是“儒家憲政”的源代碼。最早睜眼看世界的魏源說，“君子之為(wei) 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這句話，我認為(wei) 也可以給今日形形色色的“儒家憲政”論者提供啟示。蔣慶先生提出的重建“王道政治”構想，未免落下了魏氏所說“迂”之窠臼，但“三代”傳(chuan) 統所蘊含的憲政原理、憲政價(jia) 值，則具有永恒的意義(yi) 。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