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理直氣壯的文化自覺 
作者：朱傑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長）
來源：聖才學習網  
日期：2013-02-21 


 
　　（一）
 
　　“儒學”與“儒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對一個學派、一類學術、一種思想的描述；後者則是一群人對儒學所蘊含的學說、理論、價值及其所代表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認同與踐履。儒學是一門非常古老的學問，自從有了儒學，便產生了儒家。儒學在中華大地上傳承了幾千年，雖曆經坎坷，雖受到來自本土及來自異邦的各種思想文化的衝擊與壓迫，但它始終沒有被割斷。但是，儒家的命運就不一樣了，“五四”以後，所謂“新思想”的入侵，建國以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唯一合法存在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即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尤其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爆發的那一場大動亂以後，儒，已成為落後、反動、迷信的代名詞，誰還敢以儒自居?直至改革開放，這種觀念依然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不僅如此，它甚至還被加冕為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思想障礙，是中國落後挨打的終極原因。
 
　　你能想象嗎，當今中國竟然還有人以“當代儒家”自居，並理直氣壯地提出要複辟儒家思想?你能想象嗎，這一群“當代儒家”絕大多數都有海外留學或研究的經曆，有些還是以西方哲學與思想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青年才俊?是的，正是這樣一群人，勇敢地對西方思想發起了挑戰，他們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尤其是他們自詡的所謂“普世價值”提出了詰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的新書《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即是這一群勇敢的鬥士們的一次思想碰撞的實錄——2011年11月，複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場以“儒學與普世價值”為主題的學術研討，參加會議的有來自複旦、清華、人大、同濟、首都師大等高校的年輕學者們。會後，研討會的發言記錄由曾亦、郭曉東整理編輯出版。全書十幾萬字，薄薄的一冊，篇幅不算大，但其意義卻不啻是當代儒家的一個橫空出世的宣言。它宣示著消失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儒家的複辟與回歸。它的尖銳、深刻、大膽，振聾發聵。它的鞭辟入裏、以理服人，讓人刮目相看。一群年輕人，而且是經過多年西方国际1946伟德浸潤的年輕人，返歸傳統，反戈一擊，使那些全盤西化、或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的人猝不及防。
 
　　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現象，它表現出的是一種對本土文化、對中華文化傳統理直氣壯的文化自覺。這種自覺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礎之上，而這種自信又是基於對中西文明的吸納、分析與批判之上，基於對中西文化曆史的、經驗的、現實的與當今世界文明衝突與社會變革的綜合分析與研究之上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們對當今中國社會信仰、法律、文化、製度等現實問題的關切。這些年輕人由於受過很好的中西學術的訓練，所以處處顯示出學理的深邃與說理的辯證，廣征博引，言之有據，而不是說大話、罵粗口，甚至蠻不講理。
 
　　（二）
 
　　正像《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的書名所揭示的那樣，這次研討會上集中討論的即是“普世”與“價值”的問題。當代儒家們選擇了一個非常巧妙而擊中肯綮的切入點，集中火力對西方強權政治支撐下的強權文化予以抨擊，揭示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傳道士們所謂“普世價值”的虛偽性、兩麵性及意識形態性。
 
　　所謂“普世性”，最早其實是基督教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後來被抽象出自由、民主而被賦予了一種價值訴求，進而被描述為具有普世性。在冷戰時期，自由與民主成為西方社會攻擊社會主義陣營的最有力武器，並最終導致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冷戰以後，尤其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自由、民主被明確地套上普世價值的光壞而被高懸於整個人類社會的頭頂之上，成為不二法門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於是，西方強權儼然變成了人類道德的代言人和化身。順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冷戰失敗的前車之鑒，更由於西方強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強勢地位，世人對自由、民主的所謂普世性，要麽認之為理所當然，要麽心懷不滿卻不敢反對而噤若寒蟬。於是一個偽造的價值，真的被普世化了。
 
　　正因為這種觀念與認識上的錯亂，導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強權國家可以隨意發動戰爭，可以隨意製裁不聽話的個人、組織或國家，可以隨意發動顏色革命，可以隨意顛覆某個政權，甚至可以隨便使用無人機摧毀生命，卻很少有人認真地思考過，這種所謂的價值究竟是哪一家的價值，這種價值是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沒有人想過，在民主、自由之外是否還有更具普世性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人生態度?《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正是對這些問題的回應。這群年輕人不迷信、不盲從，而是從學理的角度提出了大膽的疑問與批評。在複旦大學舉行的這一場討論中，他們明確指出，任何價值都不可能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和抽象的。他們認為：“價值是有曆史性的”，“自由主義者把自由、民主、平等、法製、人權這些東西看作普世價值，但是，這些普世價值之間卻是有內在緊張的。譬如，自由與民生之間，關係怎樣?我覺得兩者對於不同曆史需要來說，是有先後順序的。”（陳明：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
 
　　他們還指出，所謂普世，其實都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比如，“當初民主和自由跑到中國來時，康有為和孫中山就對兩者有不同的取舍，即中國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換言之，在他們看來，自由與民主在西方未必是緊張的，但在中國卻是緊張的……那麽，為什麽中國不需要自由呢?康、孫認為，中國自古就非常自由，並且對於當時之中國現實來說，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無助於中國完成一個向現代國家的轉變。”（曾亦：同濟大學哲學係）討論會上，很多學者對西方強權所謂的普世價值的虛偽與雙重標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反對以一種普遍主義的話語來談普世價值……其實，我們不難看到，西方人是對外講普遍，對內講特殊。猶太人更是如此，說自己和上帝立約，因為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這種排他性亦見於基督教，更見於當今的美國人。”（陳明）“其實，歐美各國宣揚這個超乎一切民族之上的‘普世價值’，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摧毀一切異質於西方文化的文化。可見，自由、民主、人權這套普遍話語背後，其實是與民族國家的訴求一致的。”（郝兆寬：複旦大學哲學係）
 
　　這些當代儒家們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西方民主製度的內涵與本質，他們指出：“必須破除對西方民主製度的迷信。其實，現代民主製度比古希臘的城邦民主還要等而下之，隻是代議製而已，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物。我認為，政治上的主權在民，相當於經濟上的股權在民；政治上的議會，就是經濟上的董事會；政府的總理，就是公司的CEO。可以說，現代民主製度完全是經濟思維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一種商人邏輯的產物。因此，現代西方國家本質上就是一個大公司。”（齊義虎：西南科技大學）
 
　　對於西方列強利用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實現國家利益的做法，當代儒家們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們指出，所謂的“普世價值”已被意識形態化，已經墮落為西方社會強行推行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工具。由於多年的經營，他們把自己置於道德的製高點上，斥一切異質文化為妖魔，弱小者隻能接受而無法拒絕。這實在是一種真正的不民主、不平等的強權政治與強權文化。以美國為例，他們的無人機可以隨便去別國的領土上殺人，但是一旦美國的無人機殺了美國人的內幕被揭露出來，立即受到議會與輿論的指責。殺外國人可以，這是自由；殺美國人不可以，這是人權——這就是美國人的普世價值。所以，“中國必須警惕自由派的任何異動，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利比亞、敘利亞那種任人宰割的局麵，到那時‘中華民族的複興’就隻能是一句空話。”（丁耘：複旦大學哲學學院）
 
　　與會的一位學者指出，“西方人的普世價值，就是一套意識形態，是西方人全球擴張的重要手段。”他引用亨廷頓的話說“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的意識形態，這種普世主義有三個問題：第一是錯誤，第二是不道德，第三是危險。在亨廷頓看來，普世價值是大國的幻想，哪種文明都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西方的普世價值隻是狹隘的光榮和夢想，推行普世價值會帶來文明的巨大衝突和西方的最終失敗。卡爾·施米特也說過，提倡普世價值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別有用心。”（吳新文：複旦大學哲學學院）
 
　　參與研討的學者們在一個問題上有高度的共識，他們主張“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有著悠久曆史文明的大國，不能沒有自己的普世價值。”（曾亦）“站在儒學立場上，我們應當首先考慮人之為人的普世價值。”（唐文明：清華大學哲學係）“普世價值是人類與動物根本區別開來的那種東西。因此，這種東西對於東西方來說，應該是共通的、普遍的。”（郝兆寬）所以，他們認為“儒家講的禮義廉恥才更有普世價值的意義。”（郝兆寬）他們質問：“到底是人權還是人倫，才真正體現出‘人之為人’的普遍價值?”（唐文明）他們認為，普世價值應該包含了底線價值的內涵即“底線倫理”和“理想普世價值”。“儒家不僅提供了底線的普世價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道德金律，同樣也提供了大同社會這樣的理想模型。”（幹春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
 
　　理直氣壯地把儒家的價值觀拿出來與西方的價值觀等量齊觀，並毫不諱言儒家價值觀的優質性與曆史合理性，好像，這是第一次。僅就此而言，它已經宣示了中國文化的覺醒與自信。
 
　　（三）
 
　　近現代以來，關於儒學傳統的優劣存廢問題，一直是一個被不斷討論、爭論乃至被批判、抹黑的問題。曆史的事實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儒學在西方贏得的是一片讚美之聲與仰慕之情。這從西方傳教士們的著作與西方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證明。而西方文官製度的產生直接受惠與中國科舉製度，則更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故事。但鴉片戰爭後，中國的一再戰敗改變了曆史，儒學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造成中國落後的文化與道德的替罪羊。研討會上有人說了一句很令人感慨的話：“有人認為，中國百年來的積弱積貧，根本原因就在於自己傳統文化。可歎啊！這些人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老祖宗，再也沒有比這更不肖的子孫了。”（郝兆寬）
 
　　這固然是一個可悲的事實。但是，從“五四”以來的儒家遺老們，直到以後的港台“新儒家”們，卻一直在抗爭，一直在為自己的傳統辯護。但同樣可悲的事實是，他們始終無法走出“弱者”與“理虧”的夢魘。前些年，曾經發生過一場關於儒家倫理的大爭論，論辯雙方都是當今學界的翹楚。這場爭論其實不會有結果，因為雙方都無法說服對方。尤其是對儒家倫理持批判態度的一方，趾高氣昂，蠻不講理，似乎隻有他的理論才代表真理，儒家在他的眼裏簡直不屑一顧（我很懷疑他有沒有認真讀過儒家的經典。憑印象、憑感覺和望文生義就發表高論，實在是一種很無賴的辯術）。而爭辯的另一方盡管據理力爭，卻總讓人感到有點氣短。讀了《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我突然悟出了一個道理：其實這是一場不對稱的討論，爭辯雙方互以西方的普世價值為圭臬，所以代表西方的一方當然可以趾高氣昂居高臨下，而代表“不普世”另一方即便手握真理也隻能是有理也講不清。這就是秀才遇到了兵。我以為，在中西文化討論的問題上，在儒家價值觀的是否具有普世性的問題上，一定要跳出一個被預設了的窠臼——西方的價值觀，西方的普世價值。如果你預設的前提是西方的價值觀是普世的，那麽，你隻能跟著他走，縱有孫悟空的本領，也跳不出如來的手掌。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實嗎?可喜的是當代儒家們已經參透了其中的玄機，並跳出了西方列強們設下的陷進。他們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性，他們絕不隨別人的音樂起舞，於是他們有了“自說自話”的底氣和自信。
 
　　我很注意這次討論中學者們對港台“新儒家”的批評：“港台新儒家論證儒家也有普世性的東西，不過，他們對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沒有反思，純粹是簡單地接受了自由主義那套普世價值。新儒家沒有到西方世界內部考察這些東西是怎麽來的，是不是西方思想的正脈?是不是西方思想的別子為宗?更沒有想到有必要從中國文化出發來審視這些東西是好還是壞?是真是假?他們僅限於論證儒家也有這些東西，即便一時沒有，也可以‘開出來’。我認為這個做法很糟糕，沒思想，沒出息！。”（柯小剛：同濟大學哲學係）其實，這種先接受西方的“價值”，然後再來為自己的傳統辯護、辯解的做法並不始於港台新儒家，“五四”以後的儒家們也是這麽做的。當然，擺在“五四”儒者們麵前的是喪權辱國、家破國亡的慘痛事實，是西方文明把東方文明擊得粉碎的現實。他們沒有辯說的底氣，隻能退而求其次，說人家有的我家也有，沒有的可以開出來。顯然，這樣的辯解是沒有說服力的。所以從“五四”到港台新儒家，他們始終處於被動，始終處於辯護，始終處於“理虧”的尷尬境地。“新儒家表麵上聽起來很強硬，好像自由、民主、科學那些東西，都可以從自己這裏開出來。但是，這種說法卻證實了自己骨子裏的虛弱。因為按照這套邏輯，我們事先認可了西方的那套價值，然後再從儒家中引出這些東西來。這樣的話，新儒學就缺乏對整個西方的自由、民主應有的反省與批判。”（白彤東：複旦大學哲學學院）
 
　　現在，我們終於等到了儒家自我覺醒的一天，一群年輕的當代儒家掙脫了捆綁在中國文化傳統身上的鎖鏈，發出了文化主體與文化自覺的呐喊。他們說：“中國自有主體性，必須超越左右，才能回歸傳統。”（郝兆寬）“儒家首先要立足於民族複興、民族責任和天下情懷，應該以此為前提來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的普世價值。”（陳明）“現在當務之急不再是吸取外來文明的問題，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明從根柢上樹立起來，這樣才可能對中西文化有真正的融合。”（曾亦）他們認為，如果不破除對外來思想的迷信，就無法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性。“應該像日本一樣，主動地吸納自己的民族傳統，而不是排斥自己的傳統。”（曾亦）“我們講價值的時候，一定要講價值的主體性，一定要問問這到底是誰的普世價值。”（郭曉東：複旦大學哲學學院）
 
　　當然，對這批年輕的當代儒家來說，他們的道路還很漫長。在討論中有學者認為，以前的種種儒家形態“都不自覺地以西方思想為理論背景，都是在這個背景下回答普世性與本土性的問題。儒家應該主動地設置問題。而不是被動地回答西方人的問題，這是根本重要的。” “儒家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的話語體係，自己設置我們自己的議題，並讓它成為世界性的話題。這些話題既是麵對現代社會的，又是從儒家自身傳統出發的一套獨立自主的論述。” （柯小剛）是的，我們首先得有一套自己的話語體係，這就是“中國式”的。其實，我們的先人早已為我們設計了一整套中國式的哲學的、倫理學的、政治學的、法學的……話語係統。這套係統經過宋明理學的整合、再創造，已經很嚴密而係統，它也許無法（其實也無需）和西方的話語係統相對接，但它足以應對討論中國乃至世界的各種理論、學術、社會問題。隻是近百年來我們自己把它棄之深閣了而已。以前，我們一直對西方亦步亦趨，甚至鸚鵡學舌，但講來講去還是“洋涇浜”，不倫不類。你學得再像，也不會被西方的傲慢所接受。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洋人們也來學學中國話和中國式的學術話語了呢?讓中國式話語與議題“成為世界性的公共話題”，此其時也！
 
　　附識：筆者長期從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學）的研究、傳承與弘揚，但是長期以來伴隨著我的卻是江河日下與無可奈何的焦慮。不曾想到的是，當下中國還有這樣的一群年輕人，他們出入西馬，返歸傳統，有勇氣、有膽識、有學問、有擔當。讀了他們的書，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盡管西化、奴化已經積重難返了，但中國畢竟還有這樣一群如此頭腦清醒的年輕人。那麽，中國文化的複興應該是可以預期的了。
 
　　癸巳年正月初五於滬上桑榆非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