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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傑人作者簡介:朱傑人,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江蘇鎮江人。華東(dong) 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曾任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董事長,社會(hui) 兼職上海市儒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hui) 會(hui) 長,朱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世界朱氏聯合會(hui) 秘書(shu) 長。著有《曆代詩經研究要籍解題》《走向21世紀的朱子學》《論八卷本〈詩集傳(chuan) 〉非朱子原帙兼論〈詩集傳(chuan) 〉之版本》《朱子〈詩傳(chuan) 綱領〉研究》《經學與(yu) 中國的學術思維方式》《道統與(yu) 朱子的新儒學》等,主編有《朱子全書(shu) 》《朱子全書(shu) 外編》《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等。 |
他山之石
——讀《〈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有感
作者:朱傑人(華東(dong) 師範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朱子學)
來源:《朱子學研究》編委會(hui) 編:《朱子學研究》第39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
宋代理學上承孔孟之學,進行了儒學文化價(jia) 值重建,其學術思想體(ti) 係走向成熟的標誌,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兩(liang) 人在武夷山寒泉精舍共同編纂的《近思錄》十四卷。該書(shu) 選輯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四先生精要之語分類編集而成,也是朱熹思想逐漸成熟的結晶,在我國長期得到尊奉。在受漢文文化圈影響很深的東(dong) 亞(ya) (包括曆史上的朝鮮半島、日本),《近思錄》及其整理本同樣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一直被奉為(wei) 理學入門要籍——“學者入道之階梯”,政府和民眾(zhong) 競相傳(chuan) 播,不斷傳(chuan) 抄、刊印,傳(chuan) 本之多是眾(zhong) 多儒學典籍難以媲美的。
近二十年來,國內(nei) 外《近思錄》研究著述不斷呈現,成果迭出,從(cong) 而成為(wei) 一個(ge) 研究熱點。近日由鳳凰出版社出版的程水龍著《〈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便是最新的一部力作。相較於(yu) 著者昔日或此前麵世的《近思錄》研究著述,此著可圈可點之處較多。
一、《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調研的集大成者
對《近思錄》版本與(yu) 傳(chuan) 播進行探究,是程水龍早年的誌向,其博士學位論文差不多將當時國內(nei) 所藏《近思錄》文獻的主要版本進行了探究,並稍做文獻傳(chuan) 播的探討。16年之後的這部新著,反映了他十幾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尋訪《近思錄》文獻版本的曆程,不僅(jin) 對中國國內(nei) 所藏《近思錄》文獻版本進行了翔實考訂,而且是對自《近思錄》麵世至20世紀40年代間700多年東(dong) 亞(ya) 《近思錄》傳(chuan) 本進行版本研究。
據程水龍此著可知,在《近思錄》誕生後的700多年間,它不斷被注釋、續編、傳(chuan) 抄、刊印,形成多種整理形式的“近思錄文獻”。存世的中國宋代至民國年間的《近思錄》原文本、注釋本、續編仿編本等有200來種,包括南宋4種、元代5種、明代34種、清代136種、民國21種;現藏高麗(li) 朝至20世紀40年代的版本約187種,其中朝鮮人的問答、劄記、講義(yi) 、續編占相當大的比重;日本現藏江戶時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版本不少於(yu) 138種,其中以日本人的注釋、講義(yi) 、筆記為(wei) 主體(ti) 。
著者通過對中國大陸及台灣、韓國、日本、美國等主要藏書(shu) 機構的實地調研,聚沙成塔式的日複一日地累積,不斷勘驗實物,拍攝圖片,反複比對相關(guan) 書(shu) 影,認真考訂,探其源流,解決(jue) 了《近思錄》文獻東(dong) 亞(ya) 版本蕪雜不清的問題,向人們(men) 展現了現存東(dong) 亞(ya) 《近思錄》文獻的全景。著者將現存東(dong) 亞(ya) 600多種版本進行分類考述,並精選幾百幅書(shu) 影插入到相關(guan) 版本考訂章節中,使其成為(wei) 圖文並茂的佳作。其背後海量版本信息獲得所花費的汗水和心血可想而知。
相較於(yu) 以往研究《近思錄》版本者,此著不論在考訂版本數量,還是在考證的係統性、準確性上,均有所超越。在某些版本的考訂上,尤能體(ti) 現著者的紮實功力與(yu) 嚴(yan) 謹細致。如“《近思錄》清代呂留良家刻本源流考”“葉采《近思錄集解》版本源流考”“江永《近思錄集注》版本源流考”等,就是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範例。又如對“古朝鮮學者的仿《近思錄》類文本”版本的考訂,可謂細致入微;對宋秉璿《近思續錄》木板本的考證,沒有大而化之,而考辨出宋氏校勘過程中出現的微異。
故而,其博士導師嚴(yan) 佐之教授不僅(jin) 誇讚程水龍多年“專(zhuan) 注而一貫”的“難能而可貴”之精神,且明確肯定程水龍“新著是在原書(shu) 基礎上的擴展,卻非一般層級意義(yi) 上的修訂與(yu) 增補,無論蒐輯範圍還是揭示力度,論說分析還是建構框架,都已麵目一新。……揭示這些曆史傳(chuan) 存的版本價(jia) 值,已不隻是比較版式形態差異、文字異同優(you) 劣的一般版本意義(yi) ,更在思想史、學術史層麵上,實實在在地反映了東(dong) 亞(ya) 朱子學者對理學核心觀念的認知差異和詮釋異同”(見嚴(yan) 佐之為(wei) 此著所作《序》)。
二、前人《近思錄》研究基礎上的總結與(yu) 提高
曆史上,注釋、講說《近思錄》者絡繹不絕,朱子學研究大家陳榮捷先生曾有揭示、肯定此類著述要比除儒道經書(shu) 之外的任何一書(shu) 為(wei) 多,且陳先生著有《近思錄詳注集評》,引述多家注釋詳注《近思錄》,評述亦翔實,對宋代理學研究貢獻巨大。近年來,薑錫東(dong) 教授從(cong) 哲學的視角對《近思錄》十四卷的思想內(nei) 容做了較透徹的闡發,撰有《〈近思錄〉研究》;張京華教授匯集南宋葉采及清代張伯行、茅星來、江永四人注解《近思錄》的文字而成《近思錄集釋》;嚴(yan) 佐之教授主編的《近思錄專(zhuan) 輯》,精選了21種《近思錄》文獻進行規範校點整理。這些都是整理研究《近思錄》的佳作。
程水龍此著爬梳了《近思錄》文獻的各種版本,考訂薈萃了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近思錄》文獻的代表性版本,采用書(shu) 誌體(ti) 的方式進行描述,且將相關(guan) 序跋類文字一一輯錄,匯集了難能可貴的第一手資料。此著在揭示曆代傳(chuan) 存版本價(jia) 值的基礎上,又從(cong) 思想史、學術史層麵上反映了東(dong) 亞(ya) 朱子學的發展變化。正如嚴(yan) 教授所言,著者鍥而不舍的學術努力,使得此著成為(wei) 《近思錄》研究史上“一樁不小的成就”。
僅(jin) 就《近思錄》版本的考訂而言,此前也有學者做過零星探討,但此著在版本考訂數量、考證的係統性、準確性上,較前人有了很大的提升。如關(guan) 於(yu) 朝鮮半島曆史上的葉采《近思錄集解》,其版本類別多樣,內(nei) 容非常豐(feng) 富,雖說韓國學者有過一些考證,但是本書(shu) 考訂的版本數目、類別遠超昔日東(dong) 亞(ya) 學者的探究,不僅(jin) 梳理韓國藏書(shu) 機構目錄書(shu) 的著錄,補正了部分著錄的錯訛,而且對韓國學者書(shu) 目著錄上籠統模糊的表述做了明朗有據的考述,填補了部分藏家尚未準確著錄的圖籍。如第七章第一節關(guan) 於(yu) 葉采《近思錄集解》高麗(li) 大學校藏本中的一種李朝木板本(C1—A79B),該校著錄為(wei) “光海5”刻本,而本書(shu) 對其進行了考辨,糾正了該校藏書(shu) 目錄的錯誤,確定其傳(chuan) 本為(wei) 李朝世宗年間木板本。
著者還敢於(yu) 麵對自己昔日研究的不足,以科學求真的精神力糾自己的偏頗,如關(guan) 於(yu) “中國”部分的葉采《集解》,著者在自己十幾年前論文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為(wei) 精細準確的描述,既彌補了昔日考證之不全麵,又糾正了幾處不嚴(yan) 謹的表述。
此著在版本考述過程中多隨文糾正了一些公私藏書(shu) 目錄的失誤。如韓國中央研究院對所藏葉采《集解》版本的著錄非常簡略,甚至將高麗(li) 刊本說成李朝木板本,本書(shu) 第七章對其藏本分別做了考訂,有理有據地闡述了各種版本的源流、刊刻時間。至於(yu) 《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上著錄的諸多問題,凡與(yu) 《近思錄》文獻相關(guan) 者,著者多能予以核驗並對錯誤加以矯正。對於(yu) 《中國古籍善本書(shu) 目》,日本的部分藏書(shu) 目錄也多有更正。總之,此著既解決(jue) 了前人的一些疑惑,也彌補了前人研究的不足,糾正了某些藏書(shu) 目錄或檢索網站著錄的錯誤。
三、古文獻研究的考論結合與(yu) 開拓創新
此著的研究方法具有開拓性,對於(yu) 相關(guan) 研究者具有借鑒意義(yi) 。一般性的古籍版本考訂,多考訂版本的時間、編撰者、版本形態等,而此著不僅(jin) 具備了古籍版本考訂的典型形態,且在古文獻研究的廣闊視野下著力於(yu) 創新發展。這集中表現在對某些重要版本背後蘊藏的国际1946伟德進行梳理論辯,也表現在考訂版本的同時,能提煉、歸納出文獻編纂的原理與(yu) 學術思想等。如“陳埴《近思雜問》版本考”,著者認為(wei) “學界若能據上述版本進行深入探研,則可考察朱子門人陳埴著述的學術思想傳(chuan) 播史與(yu) 文本傳(chuan) 播的社會(hui) 文化史,以及各朝代不斷刻抄對於(yu) 惠及後世求學者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又如著者在考述李朝學者一係列續編、仿編《近思錄》文本之後,認為(wei) “朝鮮半島在繼承理學經典《近思錄》的基礎上,已逐漸完成了本土化的‘近思錄文獻’建構,而且這些文獻得以保存並繼續發展,至今依然是韓國社會(hui) 道德軟實力的重要體(ti) 現”。此類述論與(yu) 文獻版本考證相輔相成、立論有據,頗具啟發性。
此著考論相結合的古籍版本研究思路,使得《近思錄》文獻研究既紮實又厚重。著者不囿於(yu) 一般性的古籍版本考訂,而是將曆史上的《近思錄》文獻版本研究與(yu) 曆史上東(dong) 亞(ya) 国际1946伟德相結合,以文獻版本考訂為(wei) 根本,探究其背後的各國国际1946伟德文化發展與(yu) 演變,揭示東(dong) 亞(ya) 相關(guan) 《近思錄》文獻的產(chan) 生與(yu) 各國各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發展之關(guan) 聯,闡明各地域《近思錄》文獻的本土化與(yu) 程朱理學傳(chuan) 播之概況,為(wei) 相關(guan) 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基礎文獻。例如此著各章節後所附“附論”,既探究出某些文獻版本蘊藏的国际1946伟德價(jia) 值,又補充說明一些版本延伸狀態,這為(wei) 今後《近思錄》的相關(guan) 研究者提供了極其便利的研究資料。諸如“《近思錄》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yu) 傳(chuan) 播”“《近思錄》在日本的傳(chuan) 播與(yu) 本土化”“楊伯嵒生平考”“《論清初考證學對理學經典注解之革新》”“吳訥補注《近思錄句解》版本”“《日本藏〈近思錄標題釋義(yi) 〉真偽(wei) 辨》”等考論,都以單篇論文形式編次在相關(guan) 章節之中,均有一定的學術價(jia) 值。因此,嚴(yan) 教授明確指出,此著“揭開了一個(ge) 數量與(yu) 門類均遠超以往認識的‘東(dong) 亞(ya) 《近思錄》係列文獻’的朦朧麵紗,令人不得不對朱子《近思錄》的曆史傳(chuan) 播和思想影響,再度‘刮目相看’,並也為(wei) 學術界對《近思錄》的持續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串開啟文獻資源寶庫大門的便利鎖鑰”(見嚴(yan) 佐之為(wei) 此著所作《序》)。
此著也展現了東(dong) 亞(ya) “近思之學”的發展演變。著者用條分縷析的版本述考方式串聯起東(dong) 亞(ya) 理學国际1946伟德史。此著的前五章,將中國本土宋元明清以及民國時期的《近思錄》文獻版本做了窮盡式考述,分門別類考訂闡明《近思錄》原文本、注本、仿編本、續編本等文本的編輯、注解、抄纂、刊印等,並有意以這些文本來串聯起中國700年的理學思想史。對東(dong) 亞(ya) 朝鮮、日本的《近思錄》文獻考述,也有類似旨趣。這也讓讀者看到流布於(yu) 中土、東(dong) 亞(ya) 的《近思錄》及後續著述確實具有不可或缺的學術與(yu) 資料價(jia) 值。
此著有助於(yu) 我們(men) 從(cong) 其版本考述中看到東(dong) 亞(ya) “近思之學”發生、發展、流變的過程。在分國別、分類考述《近思錄》文獻版本的基礎上,著者在“結論”部分又設專(zhuan) 節論述“東(dong) 亞(ya) ‘近思之學’的文獻構建與(yu) 學術價(jia) 值”,認為(wei) “中國古代反映‘近思之學’思想的文獻建構,堅守朱子主旨,引領著理學文本建設持續發展”,“‘近思之學’在朝鮮李朝、日本的發展與(yu) 進化,表現為(wei) 體(ti) 現學術思想的名目繁多的文本麵世”。“‘近思之學’思想對東(dong) 亞(ya) 影響至深,絕不僅(jin) 僅(jin) 表現在理學文獻建構方麵,而且浸潤於(yu)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尚儒者內(nei) 心,以致研讀者、歌詠者絡繹不絕”。著者的這些認識,可以增強《近思錄》讀者、研究者的認知與(yu) 修養(yang) ,對當下經濟社會(hui) 如何建設健康向上的社會(hui) 文化生態頗有啟發,具有現實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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