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釗馨】版本學與學術史相結合研究的創新之作 ——程水龍《<近思錄>東亞版本考述》之價值

欄目:書評讀感
發布時間:2024-02-29 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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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學與(yu) 學術史相結合研究的創新之作

——程水龍《<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之價(jia) 值

作者:謝釗馨(蘇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爾雅國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近思錄》是宋代理學大師朱熹、呂祖謙二人共編於(yu) 寒泉精舍的理學著作,完稿於(yu)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子曾言“《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此書(shu) 被後世稱為(wei) “聖學之階梯”、“性理諸書(shu) 之祖”。朱子學研究名家陳榮捷先生認為(wei) ,除儒、道經書(shu) 以外,注釋《近思錄》者比任何一書(shu) 為(wei) 多。由此可見《近思錄》在學術史、理學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幾十年中國社會(hui) 漸興(xing) “研究《近思錄》”熱潮,這也是《近思錄》一書(shu) 的曆史影響所致。程水龍教授的新著——《<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鳳凰出版社2022年版),為(wei) 我們(men) 具體(ti) 形象地展示了東(dong) 亞(ya) 曆史上《近思錄》的版本盛況,既是東(dong) 亞(ya) 《近思錄》係列文獻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版本學與(yu) 學術史相結合研究的創新之作,又是古籍版本研究中考論結合的典範之作。

 

一、東(dong) 亞(ya) 《近思錄》係列文獻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程水龍教授在《近思錄》文獻整理與(yu) 研究這一學術園地已深耕二十年,從(cong) 最初的博士論文《<近思錄>版本與(yu) 傳(chuan) 播研究》,到如今的《<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作者無論是在研究廣度,還是思想深度,都有著飛躍式的發展。該書(shu) 最大的特色在於(yu) 它首次全麵調研中國、日本、韓國等地域流傳(chuan) 的《近思錄》文獻版本,考述的版本數量多達六百多種。其謀篇布局深思熟慮,脈絡縝密清晰,可謂是東(dong) 亞(ya) 《近思錄》係列文獻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一)結構布局

 

《<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一書(shu) ,結構安排合理,層次分明。全書(shu) 共三冊(ce) ,前兩(liang) 冊(ce) 分上、中、下三編,分別對古代東(dong) 亞(ya) 地區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出現的《近思錄》版本進行考述。第一章至第五章考訂《近思錄》中國版本;第六章至第十章考述朝鮮半島《近思錄》版本;第十一章至十五章考述日本《近思錄》版本。全書(shu) 將不同地域的《近思錄》文獻,又類分為(wei) 《近思錄》原文本、注本、續仿編本、問答講義(yi) 類文本等,分別予以考述。

 

書(shu) 前的緒論,簡明扼要地介紹了現存東(dong) 亞(ya) 《近思錄》版本的基本情況,以及這些版本在朝鮮半島、日本、歐美等地的傳(chuan) 播情況,向讀者揭示了《近思錄》在東(dong) 亞(ya) 的學術地位與(yu) 影響。正文章節之後多有附論,作者就其研究古籍的心得體(ti) 會(hui) ,或考究人物史實,或辨別版本真偽(wei) 。書(shu) 後的餘(yu) 論,則關(guan) 注中國、朝鮮半島與(yu) 日本之間書(shu) 籍的相互流動,總結了《近思錄》文獻在學術交流史上的重大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

 

該書(shu) 第三冊(ce) 是《圖錄》。大量精美的彩色書(shu) 影,展示出曆代《近思錄》文獻版本的代表樣式。書(shu) 中標注了書(shu) 名、版本情況及館藏信息,方便讀者了解和探究史上東(dong) 亞(ya) 地區的《近思錄》文獻。

 

(二)文本內(nei) 容

 

全書(shu) 以古籍版本研究為(wei) 主線,配以學術思想之探究,詳略得當。作者在探討《近思錄》相關(guan) 文獻版本源流、類別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程朱理學在東(dong) 亞(ya) 曆史上的傳(chuan) 播和影響作了闡發。由於(yu) 作者廣泛探究了古代東(dong) 亞(ya) 區域《近思錄》的各種傳(chuan) 本,展現了東(dong) 亞(ya) 《近思錄》係列文獻的全景,所以其分類考述,也展現了《近思錄》及其相關(guan) 文獻所代表的學術思想在史上某些地域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揭示了不同國度、不同社會(hui) 文化在不同時期對理學經典《近思錄》的接受與(yu) 創新。

 

史上東(dong) 亞(ya) 地域的《近思錄》文獻既有共性,又有個(ge) 性。作者在書(shu) 中為(wei) 我們(men) 做了區分。朝鮮半島、日本除了接受、消化中國學者的《近思錄》注本、續仿編本外,他們(men) 在《近思錄》文獻的建設上個(ge) 性鮮明。程教授全麵考察了朝、日學者關(guan) 於(yu) 《近思錄》的本土化文獻,如其本邦注解類文本,仿《近思錄》類文本,問答及講義(yi) 類文本,以及日本的訓點文本。

 

《近思錄》係列文獻版本繁多而複雜,在考訂各種文獻的版本及其流傳(chuan) 情況時,程教授也探討了各種版本之間的淵源關(guan) 係,科學分析其文獻學術價(jia) 值。《近思錄》文獻除了原文本外,尚有朱子門人後學以及後世儒者研讀衍生出的諸多著述,包括《近思錄》注釋本、續補本、仿編本、劄記、問答、講義(yi) 、釋疑、訓點等等。這些文獻是東(dong) 亞(ya) 朱子學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ti) 現了朱子理學強大而深遠的影響力。程教授整理考述這些文獻的版本,既是對相關(guan) 文獻進行全麵匯集,也是為(wei) 曆代朱子學術思想傳(chuan) 播做詮釋,為(wei) 我們(men) 深入了解史上東(dong) 亞(ya) 儒學文化傳(chuan) 播圈、朱子學的學術影響指明了方向。

 

二、版本學與(yu) 學術史相結合研究的創新之作

 

古文獻研究的學術創新,往往需發掘現存文獻中未曾被發現的問題,或提出有別於(yu) 前人的新觀點,或就現有古文獻提出新的研究思路等。《<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在古籍版本學與(yu) 學術史相結合研究上頗具創新之處。

 

(一)發掘現存古文獻中本國缺乏的新文獻

 

程教授為(wei) 了撰寫(xie) 此著,多年不辭辛勞對中國(包括台灣)、韓國、日本、美國等主要藏書(shu) 機構進行了實地調研。書(shu) 中版本均是其親(qin) 眼所見,比一般目錄書(shu) 記載更為(wei) 可信,其中有些版本,國內(nei) 學者難以識見,不曾了解,甚至有學者懷疑它們(men) 的存在。而事實上,《<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所考版本,有的可彌補中國國內(nei) 珍藏文獻的不足,因為(wei) 某些《近思錄》文獻在國內(nei) 已難得見或早已散佚,但在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卻有收藏。如南宋《近思別錄》十四卷,雖被史上的書(shu) 目著錄過,但目前國內(nei) 已無單行本存世,而韓國、日本卻有收藏。韓國高麗(li) 大學校藏有《近思別錄》寫(xie) 本,日本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有朝鮮李朝宣祖三十二年(1599)《近思別錄》寫(xie) 本,日本還存有寬文八年(1668)重刻單行本。又如明吳勉學校閱的《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盛芸閣”刻本,中國本土未見,而韓國延世大學校有藏;清汪佑《五子近思錄》清萃華堂重刻本,國內(nei) 已難尋覓,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藏。這些新發現,可使《近思錄》文獻的版本研究與(yu) 相關(guan) 學術史的研究視野增擴、更具活力。

 

(二)綜合各種文獻闡發新觀點

 

此書(shu) 對古代東(dong) 亞(ya) 中國、朝鮮半島、日本的《近思錄》文獻版本進行了綜合考察,揭示出朝鮮半島、日本對程朱理學的接受還存在微異,其不同的接受方式、民族心態及學術取向,使得朝鮮王朝的學者偏向於(yu) 尊崇中國朱子學,而日本學者對《近思錄》的解讀則更具個(ge) 性,又通過日文與(yu) 漢字的結合構建其本土化《近思錄》文獻,其獨立性、本土化重構特色鮮明。程教授指出朝鮮王朝的續仿編文本更接近中國,“客觀”色彩多一些,而日本曆代注釋者則注重溯源反思、抒發己見,多展示其“主觀”認知,自我意識較強。程教授還以朝鮮王朝、日本兩(liang) 國對葉采《近思錄集解》的解讀為(wei) 例,分析兩(liang) 國學者態度的差異。在批判性接受《集解》時,朝鮮學者多讚揚之語,肯定成分多於(yu) 否定,即使有疑惑,仍以商榷的口吻解說,文本中大量使用“恐”“似”“如何”等詞語,表達委婉揣測之意;日本學者則不同,他們(men) 對《集解》文本不是一味盲從(cong) ,而是在解說時抒發己見,表現出明顯的為(wei) 我所用之傾(qing) 向。程教授從(cong) 現存《近思錄》版本中透視史上東(dong) 亞(ya) 不同區域學者的認識差異,對我們(men) 研究東(dong) 亞(ya) 程朱理學的發展頗具啟迪。

 

(三)借助新思路詮釋學術史

 

《<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視野廣闊,立足史上的東(dong) 亞(ya) 區域,為(wei) 我們(men) 指明一條可行性的研究路徑。程教授在整理東(dong) 亞(ya) 理學文獻時,將古文獻版本與(yu) 相關(guan) 學術思想史相結合,思考《近思錄》的東(dong) 亞(ya) 傳(chuan) 播和世界性影響。

 

現存古籍是“無言”的,靜靜躺在圖書(shu) 館。程教授將《近思錄》係列文獻視為(wei) 一個(ge) 有機整體(ti) ,欲從(cong) 中窺探出程朱理學發展的脈絡,其考述之文在研究者與(yu) 古籍之間建立關(guan) 聯,力圖呈現出“活”的有學術靈性的古籍版本,從(cong) 一係列版本的考訂中,探究其中蘊含的編者、注者、刊印者所欲表達的思想文化,如注者注解語錄的用意、編者選輯語錄的原因及社會(hui) 背景、學者刊者題寫(xie) 相關(guan) 序跋的思想等等。程教授將死板的固化的古籍放在學術發展史的長河中進行考察,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近思錄》文獻串連起來,進而探析學者們(men) 思想的變化、東(dong) 亞(ya) 儒學傳(chuan) 播史的流變。

 

此書(shu) 將史上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視作一個(ge) 整體(ti) 的儒學文化圈,通過《近思錄》文獻版本的考述,揭示了東(dong) 亞(ya) 各國儒學思想文化的交流,分析了各國間《近思錄》文獻的互通有無,闡釋了東(dong) 亞(ya) “近思之學”的文獻構建與(yu) 學術價(jia) 值,闡明了東(dong) 亞(ya) 在朱學化進學路徑建構上存在共通性。因而,此書(shu) 以一個(ge) 全新視角拓寬了古籍版本研究的領域,給予相關(guan) 研究者新的啟發,正如浙江大學束景南教授所言,“該書(shu) 的學術價(jia) 值已超越了版本文獻研究的範疇,而為(wei) 研究儒學與(yu) 理學文化在東(dong) 亞(ya) 文化圈中的傳(chuan) 播、交流與(yu) 碰撞,提供了一個(ge) 典型的文化案例,具有重大的意義(yi) 。”

 

三、古籍版本研究中考論結合的典範之作

 

通過此書(shu) 中古籍版本考訂,讀者可知曉古籍版本的諸多種類、鑒別技法等,從(cong) 而提升自己的古籍版本認知。而且,程教授還試圖透過版本,挖掘其背後蘊藏的學術價(jia) 值、社會(hui) 文化。全書(shu) 考論結合,邏輯縝密,推論合理,有理有據,令人信服,可謂古籍版本研究中考論結合的典範之作。

 

(一)考訂版本糾正此前相關(guan) 研究之失誤

 

程教授用大量文字陳述各種《近思錄》文獻的版本考訂,展示出多年實地考研的成果。通過考證分辨出一些版本的刊印時間,修訂了部分藏書(shu) 目錄中的錯訛,甚至填補了部分藏家尚未確切著錄的圖籍。如第一章第二節考述《近思錄》明代版本時,引用了張元濟《涵芬樓燼餘(yu) 書(shu) 錄》的著錄:“《近思錄》十四卷,宋朱熹、呂祖謙撰。明正德刊本,四冊(ce) 。金孝章校,張文通舊藏。”此書(shu) 通過詳細考證,指出張氏斷為(wei) “正德刊本”的《近思錄》其實應該是崇禎九年張雋刻本。第二章第二節考訂了江永的《近思錄集注》版本源流,程教授者認為(wei) 南京圖書(shu) 館藏江永《近思錄集注》不是“乾隆年間刻本”,也不是他自己以前推斷的“乾隆七年原刻本”,明確指出南圖藏本與(yu) 上圖所藏嘉慶十二年刻本應為(wei) 同一版本。又如第七章第一節對於(yu) 葉采《近思錄集解》高麗(li) 大學校藏本中的一種李朝木板本進行認真考辨,認為(wei) 此傳(chuan) 本應為(wei) 李朝世宗年間木板本,而非該校著錄的“光海五”年刻本。

 

程教授還在相關(guan) 章節後的“附論”中撰寫(xie) 考論之文,增強人們(men) 對某些現存《近思錄》文獻的認識。如《日本藏<近思錄標題釋義(yi) >真偽(wei) 辨》一篇,作者將汪道昆校訂的《近思錄標題釋義(yi) 》與(yu) 周公恕的《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進行比較,發現兩(liang) 種版本的版式、相關(guan) 序文、編排體(ti) 例、卷目及文本內(nei) 容相近,認為(wei) 二者實為(wei) 同源,題作“新安汪道昆撰”的序文,極有可能是書(shu) 賈盜用汪氏之名的偽(wei) 作,並推斷後人為(wei) 何假托汪道昆之名改序、改書(shu) 名的原因。此類“附論”之作,皆結合前文有理有據進行辨析,條理清晰,觀點可信,對古文獻研究者發揮了指示門徑的作用。

 

(二)透視古籍背後的文化意義(yi)

 

程教授此書(shu) 善於(yu) 從(cong) 古籍本身出發,通過版本考述,由現象穿透本質,深入挖掘古籍背後隱藏的文化內(nei) 涵,給人以啟發。在論述朝鮮李朝學者關(guan) 於(yu) 《近思錄》的問答類、講義(yi) 類文本時,程教授指出朝鮮李朝“講義(yi) 類”文本之多,是中國元明清時代難以見到的景觀。《近思錄》流布到朝鮮半島後,朝鮮學者講論《近思錄》及其相關(guan) 著述,於(yu) 是有了學者們(men) 的研讀問答,有了相約講論說辨,還有君臣廷對問辨等等,由此形成了如李滉、樸世采、金幹、尹東(dong) 洙、金元行、趙承洙、蔡鍾植、沈鶴煥等人的《近思錄》問答類文本,尹鳳九、楊應秀、南景羲、柳徽文、李朝正祖、李源祚、李鍾祥等人的《近思錄》講義(yi) 類文本。日本朱子學者或讀者研讀《近思錄》時,也有大量類似的文本。可是,中國曆史上為(wei) 何沒有出現這種景觀呢?程教授借梁啟超之語予以說明,清代儒者不喜效仿宋明人聚徒講學,他們(men) 之間交換知識的機會(hui) 自然較少,因而需依賴函劄,“每得一義(yi) ,輒馳書(shu) 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嚐不盡其詞。凡著一書(shu) 成,必經摯友數輩嚴(yan) 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劄。”由於(yu) 清代學者獨特的治學特點,故少有朝鮮、日本學者那些相聚講論《近思錄》的情形,《近思錄》問答講義(yi) 文本在清代也就少之又少了。這便揭示出不同國度、不同時代背後的社會(hui) 文化因素對《近思錄》文獻形成的影響。

 

程教授在此書(shu) 的考論之中,甚至站在整個(ge) 東(dong) 亞(ya) 理學文獻的視野,就《近思錄》某一條語錄的注釋解讀其背後蘊藏的思想文化。如第三章第三節論及“《近思錄集解》清乾隆年間刻本為(wei) 何改換卷六第13條語錄”一事,程教授借鑒了接受美學的研究思路,從(cong) 讀者、研究者及其閱讀研究活動的視角分析,發掘背後涉及的諸多因素。關(guan) 於(yu) 孀婦再嫁的問題,宋代理學與(yu) 明清理學存在差異,而明清社會(hui) 理學家有的偏重貞操之事,也是後世讀者對程朱理學的一種偏差解讀;程教授又將其與(yu) 朝鮮半島、日本學者的解讀相比較,揭示中國儒家思想文化在東(dong) 亞(ya) 地域所具有的影響。由於(yu) 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學者對《近思錄》存在多樣化的闡釋與(yu) 解讀,故使得《近思錄》具有豐(feng) 富的思想性,擁有製約之力、教化之功。

 

結 語

 

《近思錄》集中體(ti) 現了宋儒的理學思想,是研究理學思想史的重要典籍,其重要性堪比經書(shu) ,錢穆曾指出《近思錄》是“複興(xing) 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九部書(shu) ”之一。程水龍教授認為(wei) “流布於(yu) 中國、東(dong) 亞(ya) 朝鮮、日本的《近思錄》及後續著述是值得珍視的寶貴文獻,其蘊藏的學術思想史資源,差不多串起了七百年東(dong) 亞(ya) 理學思想史。”《<近思錄>東(dong) 亞(ya) 版本考述》一書(shu) 立足東(dong) 亞(ya) ,為(wei) 讀者係統而全麵地考述了《近思錄》係列文獻在史上的刊刻與(yu) 傳(chuan) 播情況,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者提供了紮實的文獻基礎。嚴(yan) 佐之先生在該書(shu) 中序言有精確點評,肯定該書(shu) “揭開了一個(ge) 數量與(yu) 門類均遠超以往認識的‘東(dong) 亞(ya) 《近思錄》係列文獻’的朦朧麵紗,令人不得不對朱子《近思錄》的曆史傳(chuan) 播和思想影響,再度‘刮目相看’,並為(wei) 學術界對《近思錄》的持續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串開啟文獻資源寶庫大門的便利鎖鑰。”它已“不僅(jin) 僅(jin) 是比較版式形態差異、文字異同優(you) 劣的一般版本意義(yi) ,更在思想史、學術史層麵上,實實在在地反映了東(dong) 亞(ya) 朱子學者對理學核心觀念的認知差異和詮釋異同。”而“屬於(yu) ‘域外漢籍’的東(dong) 亞(ya) 《近思錄》版本,既是見證日本朝鮮儒學發展史的重要曆史文獻,也可用為(wei) 我們(men) 深入發掘《近思錄》思想資源而借鑒的他山之石。”

 

朱傑人先生曾說,“朱子的思想不僅(jin) 有補於(yu) 封建社會(hui) 之治道,也有補於(yu) 現代文明之治道。”一方麵,閱讀理學經典,可以提升人們(men) 的文化修養(yang) ,使人戒驕戒躁,積極向上,在社會(hui) 上營造良好的文化生態圈;另一方麵,中國文化傳(chuan) 播需要“走出去”,推廣和宣傳(chuan) 《近思錄》文獻,有利於(yu) 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優(you) 秀的儒家思想和精神,讓更多人領悟到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價(jia) 值。近年來,國家著力強調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大力提倡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那麽(me) ,史上東(dong) 亞(ya) 《近思錄》文獻所蘊含的豐(feng) 富思想,正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魅力體(ti) 現。研究東(dong) 亞(ya) 《近思錄》版本及其傳(chuan) 播,有助於(yu) 進一步探討朱子學思想、儒家文化對東(dong) 亞(ya) 地區乃至全世界所產(chan) 生的深遠影響,也對當今東(dong) 亞(ya) 地區進行友好文化交流、政治思想交流有積極意義(yi) ,裨益於(yu) 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的交流與(yu) 融合,從(cong) 而提升中華思想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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