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人”為(wei) 目的：古代書(shu) 院的主要目標

作者：朱傑人（中華朱子學會(hui) 常務副會(hui) 長、華東(dong) 師範大學終身教授）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二月初五日癸醜(chou)

          耶穌2023年2月24日

中國的書(shu) 院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jin) 有的一朵文化與(yu) 教育的奇葩。它是一種教育組織，也是一種學術組織，更是一種化民成俗的文化組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書(shu) 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組織架構、運營模式、資金籌措與(yu) 管理規程。它甚至成了國家和地方不可或缺的社會(hui) 組織，成為(wei) 區域文化的標誌和學術層級的標杆。這樣的社會(hui) 組織形態，是中國特有的，所以我說它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jin) 有”。

中國古代書(shu) 院獨具特色之處

中國書(shu) 院的曆史十分悠久，在唐代就已經有了雛形。李弘祺說：“書(shu) 院這個(ge) 名詞成為(wei) 私人講學的代表是朱熹建立起來的，但是用書(shu) 院來稱呼私人創辦的學校則起自唐代。”（《中國書(shu) 院學規集成》序一）在唐代，書(shu) 院隻是私人的藏書(shu) 與(yu) 讀書(shu) 之所，慢慢地，發展成講學之所而成為(wei) 書(shu) 院。宋代是中國書(shu) 院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隨著理學的興(xing) 盛，以傳(chuan) 播理學為(wei) 宗旨的書(shu) 院大量湧現。據王炳照的統計，宋代的書(shu) 院近700所，其中南宋占了500餘(yu) 所。所以他把南宋稱為(wei) 書(shu) 院的“勃興(xing) ”期。南宋書(shu) 院的勃興(xing) ，與(yu) 朱熹有關(guan) 。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南康軍(jun) 任上修複了白鹿洞書(shu) 院，宋紹熙五年（1194年），他在知潭州（今湖南長沙）任內(nei) 修複了嶽麓書(shu) 院。在白鹿洞書(shu) 院他製定了《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從(cong) 此中國書(shu) 院有了一部被共同遵循的書(shu) 院學規。在嶽麓書(shu) 院，他首創了“會(hui) 講”製度，從(cong) 此“會(hui) 講”成為(wei) 書(shu) 院的必修製度。

中國古代書(shu) 院集祭祀、藏書(shu) 、講學於(yu) 一身，是一種極具特色的教育與(yu) 文化機構。朱漢民將其特色歸結為(wei) “價(jia) 值關(guan) 懷的人文精神”“知識追求的學術精神”和“價(jia) 值關(guan) 懷與(yu) 知識追求統一的精神”。這是從(cong) 精神層麵上的歸納。在物質與(yu) 管理層麵上有哪些特色呢？

第一，中國古代書(shu) 院主要是私人與(yu) 民間的社會(hui) 文化教育機構，是對官方教育體(ti) 製的補充。雖然到了明清時代，官方對書(shu) 院的管控加強，官辦的書(shu) 院多了起來，但是就全體(ti) 而言，官辦的書(shu) 院依然屬於(yu) 少數。

第二，從(cong) 教學的內(nei) 容來看，中國古代書(shu) 院不以科舉(ju) 為(wei) 主要目標，而是以“成人”為(wei) 目的。所謂“成人”，就是要培養(yang) 健全的人格，成就人的完美德性。所以書(shu) 院是對官辦教育的一種反撥。當然，明清以後很多書(shu) 院迫於(yu) 時勢，不得不把科舉(ju) 之業(ye) 納入教學，但那並非主流，主流依然是“成人”。

第三，隨著印刷術的普及，出版成為(wei) 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重要業(ye) 務，而書(shu) 院因其特有的學術優(you) 勢，成為(wei) 學術出版的重要基地。一方麵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另一方麵為(wei) 書(shu) 院提供了財務上的支撐。

第四，中國古代書(shu) 院最值得推崇和讓人感佩的是，它作為(wei) 一個(ge) 公益性社會(hui) 機構，從(cong) 來不以營利為(wei) 目的。在書(shu) 院製度中有一個(ge) 專(zhuan) 有名詞叫“膏火”。所謂“膏火”，用現代的名詞來解釋，相當於(yu) 獎學金、助學金。獎學金也好、助學金也好，都不是人人有份的，而“膏火”則是凡被錄取為(wei) 生員的，都可以得到。當然膏火有等級的分別，這取決(jue) 於(yu) 學業(ye) 與(yu) 品行的高低。膏火對出身貧寒的學子性命攸關(guan) ，所以後來竟出現有些貧困學生用膏火補貼家用，甚至為(wei) 了膏火而一再設法延續學業(ye) 的現象。當然，這是膏火製度的一個(ge) 漏洞，但總體(ti) 上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好的製度，有利於(yu) 教育的普及與(yu) 平等。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yi) 與(yu) 十年雙十節之樂(le) 觀》一文中說：“前清末年辦學堂，學費、膳費、書(shu) 籍費，學堂一攬千包，還倒貼學生膏火。”可見，這一製度一直延續至清末。這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了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公益麵貌。

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經費來源

書(shu) 院的“公益”性是需要有經濟實力支撐的，這就涉及書(shu) 院的經費來源問題。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經費來源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學田。所謂學田是指書(shu) 院擁有的田產(chan) ，書(shu) 院依靠出租田產(chan) 取得收益以供日常支出。那麽(me) ，學田是從(cong) 何而來的呢？大致有兩(liang) 種情況，一為(wei) 政府的劃撥，二為(wei) 民間捐助。當年朱熹在修複白鹿洞書(shu) 院時，曾以官府“沒入田八百七十餘(yu) 畝(mu) 為(wei) 學田”（《白鹿洞書(shu) 院新誌》卷一）。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若水曾撥“官閑田二千餘(yu) 畝(mu) ”歸石鼓書(shu) 院。到了清代，政府撥田給書(shu) 院的情況更非鮮見。民間捐助田產(chan) 給書(shu) 院的情況則更普遍。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製度設計從(cong) 一開始就突出了公益性的宏大格局。學田的設置就是一個(ge) 很好的例證。

二是官方支持。研究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曆史可以發現，書(shu) 院興(xing) 辦之際不可避免地會(hui) 有官方支持的色彩。以宋代四大書(shu) 院為(wei) 例，它們(men) 的興(xing) 建或複建都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贈書(shu) 與(yu) 劃撥學田的記載。但政府的支持僅(jin) 此而已，書(shu) 院日後的運營與(yu) 維護、發展等，政府不再承擔任何費用，完全靠書(shu) 院自己的管理與(yu) 經營能力。我們(men) 還可以發現，得到政府資助的書(shu) 院屈指可數，絕大多數的書(shu) 院完全靠鄉(xiang) 紳、官員（包括退休官員）、商人們(men) 的捐助或集資。

開明的鄉(xiang) 紳一般對興(xing) 辦書(shu) 院持開放與(yu) 支持的態度，所以他們(men) 的捐助或發起集資就成為(wei) 地方書(shu) 院經費的一個(ge) 重要來源。《紅樓夢》第九回，講到賈父送寶玉入義(yi) 學讀書(shu) 時，有這樣一段話：“原來這義(yi) 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shu) 。凡族中為(wei) 官者，皆有幫助銀兩(liang) ，以為(wei) 學中膏火之費。”可見，當時為(wei) 官者捐助書(shu) 院等教育機構是一種普遍的社會(hui) 風氣。而商人則是另一支捐助的重要力量。據《紫陽書(shu) 院誌》記載，明嘉靖四十五年至崇禎六年，曆經五次修繕；自清順治七年至康熙四十年，又經過四次修繕，每次都少不了當地富商的資助，尤其是兩(liang) 淮的鹽商貢獻猶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歙縣人戶部尚書(shu) 曹文埴退休回鄉(xiang) ，倡建“古紫陽書(shu) 院”，也得到當地徽商的積極支持。清代，徽商一時興(xing) 盛，徽商賺了錢，講求社會(hui) 責任，除了修路、建橋，一項重要的社會(hui) 回饋就是捐資辦學。

三是經營收入。書(shu) 院利用學田等的收入經營產(chan) 業(ye) 或通過金融手段獲取利息，也是書(shu) 院經費籌措的一個(ge) 來源。但這種情況需要一定的商業(ye) 運營能力，一般的書(shu) 院很難做到。像紫陽書(shu) 院這樣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書(shu) 院確實有過實踐並取得成功。《紫陽書(shu) 院誌》也有記載。

四是出版收入。出版也是書(shu) 院謀取資金的一個(ge) 途徑。一個(ge) 有名的例子就是福州的正誼書(shu) 院，該書(shu) 院編輯出版的《正誼堂叢(cong) 書(shu) 》一經出版，廣受好評，給書(shu) 院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

捐資興(xing) 學應該成為(wei) 社會(hui) 風尚

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公益性特質，給書(shu) 院的運營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從(cong) 書(shu) 院發展的曆史看，書(shu) 院因經費無以為(wei) 繼而停辦散夥(huo) 的記載固然有，大多數書(shu) 院並不會(hui) 因為(wei) 經費的問題不可持續。這其中的奧秘，除了有學田等不動產(chan) 的經濟收入外，整個(ge) 社會(hui) 對書(shu) 院經營的支持已有共識，所以書(shu) 院的捐助一般都有保證。正是有這樣一群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對國家命運與(yu) 社會(hui) 發展懷有責任感和擔當精神的人們(men) 擔起了承續傳(chuan) 統、弘揚文明、化民成俗的重擔。這是一群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信的先知先覺者和身體(ti) 力行者。這樣的人群，代不乏人，薪火相傳(chuan) ，嗬護著中華文明的火種，不使其遭戰亂(luan) 而熄滅，不使其因換代而絕種。每念及此，我們(men) 不能不對他們(men) 肅然而起敬！

公益性是中國書(shu) 院製度中最值得敬佩和弘揚的。但是現在人們(men) 在講到中國書(shu) 院時卻鮮有提及。一方麵是因為(wei) 我們(men) 對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尤其是對書(shu) 院運作、管理、製度層麵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另外，中國古代官員、商人對文化教育事業(ye) 的擔當精神和對公益事業(ye) 的責任感未被充分強調，也是一個(ge) 重要原因。所以今天我們(men) 重提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公益性問題，還是有其現實意義(yi) 的。世界幾大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ge) 傳(chuan) 承至今沒有中斷和消亡的文明。究其原因，中華民族基因中崇文、重教的精神是最根本的支撐。而這種基因的外化之一，就是書(shu) 院的發生、發展及其製度、規範和運作機製的曆久不衰。遺憾的是，近現代以來，這一基因被“冷凍”了，人們(men) 失去了對教育與(yu) 人文的熱情。書(shu) 院的複興(xing) ，重新給了中國人一個(ge) 機會(hui) ，它也許能再次激活我們(men) 崇文、重教的基因，使捐資興(xing) 學重新成為(wei) 我們(men) 的社會(hui) 風尚和生活方式。

責任編輯：近複